三、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
当代中国史学有一个继承传统和革新传统的问题。这在中国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上，尤为突出。
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基本上是一种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的线性结构。这种构架，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已初见端倪，中经发育与完善，到50年代末基本定型并由此逐步形成一整套研究规范，前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
1 初见端倪的近代通史体系
任何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形成，乃至新的学术体系出现，本质上都是社会现实需要的产物；而每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则又凝聚着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心态。自辛亥以来，中国政局纷繁复杂，人民生活在社会动乱和连年混战之中，这就迫使人们把观察政局变幻作为观察国家治乱兴衰的主要动因。于是以政治史作为”资治”的史鉴，也就成了社会共识。1930年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了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起戊戌维新，下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和东北军易帜，叙述了30年来中国政局政情转换变化的历史。
李著出版后。在社会上影响颇大，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它反映了当时人们渴望从历史上寻求社会安定之方的心理，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一批以政治斗争的因果关系为主线的近代史或近百年史，如颜昌峣《中国最近百年史》、魏野畴《中国近世史》、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李鼎新《中国近代史》等等。其中在学术界影响较著的是1935年商务版的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下二册。此书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英雄史观为核心，记述了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政坛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旁及中西文化交汇，学术思想流变、典章制度更易、内外战争过程、各项主要条约内容等诸多方面。史料丰富，议论多有个性，成了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的中国近代史构架在萌生时期的第一个代表性作品。
迨至抗日战争起，救亡再次成为历史主题。人们从对国家治乱的一般观察，转向对民族命运的深沉思考。从而，使初见端倪的近代通史以政治史为主线的构架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而结束不久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也促使学者们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及其走向进行研究。于是从30年代后期起，不少学者对中国近代史上限的界定，由往昔西学东渐的追溯，一变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把视野更多地丛集于反对外来侵略的研究，表现了寻求救亡之道的责任感。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成了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代表作。蒋著《中国近代史》围绕着中华民族能否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论析了自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夕的中国历史，许多论述表现了作者的识见和眼力。若撇开作者的历史观与论点的当否，单就全书的构架而言，那么这部仅5万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响，根本上就是这一构架所体现的史学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这一政治需要。
2 “毛-范近代通史体系”的崛起
抗战时期，解放区的史学工作者正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近代史诸问题。1939年，毛泽东和在延安的历史学家合作编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作为干部读本，此书就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领导阶级、革命的对象、动力、前途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论述。这部著作不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尔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最早阐发毛泽东阶级斗争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这本半部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为基本线索，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动力，上起1840年鸦片战争，下迄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它的出版，标志着阶级斗争史观为指导的”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开始崛起。
新中国成立后，毛-范体系进入了充分发育的阶段。1954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大讨论和1956年全国高等学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产生，确立了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同时，也使上述毛-范体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研究规范和近代通史的系统框架。它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旁及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力图揭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近代80年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显然这个研究规范和通史框架，既是对以往近代通史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的线性结构的继承和扬弃，又是完全对毛泽东的历史观和研究方法的诠释与阐发，是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发育成熟的表现。
反映这一体系的第一部代表性著作，是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编著的《中国近代史》，而真正使这个体系得以形成社会共识的，则是出版于1981年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在此期间和以后出版的数量众多的中国近代通史著作和教材，只有肥瘦的不同，在体系结构上没有明显差别。
这样，由毛泽东奠定，经范文澜阐发，到胡绳最终完成的中国近代通史体系，成了当代中国近代史的传统模式，由此建立的系列近代通史研究规范，也逐步得到学者们的认同和遵循。
3 历史新时期中的史学改革潮流
我认为在近代通史中重视政治史研究，既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阐明历史发展脉络所必须。一部”二十五史”，本质上都是从国家兴亡治乱中寻求历史教训和借鉴，即所谓”以史资治”、”以史为鉴”，所以政治斗争和政局变幻，一直是历代史家注目之所在；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说，政治斗争不仅关系到社会阶级力量的消长配置，而且也直接间接地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在通史研究中重视政治斗争，尤其是阶级斗争对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是应该而且必需的。
问题在于以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势必忽视其他社会力量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以阶级分析代替一切，容易忽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以”三次革命高潮”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既难涵盖革命以外的社会改革运动，又难反映丰富多彩、万象杂陈的历史内容。所以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之缺憾，一是太重政治而轻其他，结果是只见国家没有社会；二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结果是多元发展的历史成了一元化的线性公式。
传统的近代史体系中上述两方面的缺憾，涉及到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首先在历史观上，究竟历史发展的动力只是阶级斗争一种还是社会合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一观点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其次在方法论上，究竟历史发展是一元化的线性运动还是多元化的发展道路？历史发展有没有所谓基本线索？再次是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是不是革命？由此引伸出什么叫革命？戊戌维新是改良范畴还是革命范畴？由此引伸出改革与革命的界限及两者的关系：”三次革命高潮”作为近代80年历史发展的基本框架，如何估量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立宪运动等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
上述传统体系存在的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思想解放潮流下，都被学者们尖锐地提了出来。这就是：
1979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史学版发表了有关”历史动力问题”的讨论，到1983年底，各种报刊共发表了300多篇文章，围绕着一元化动力还是多元化合力、各种动力的相互关系中阶级斗争是不是最根本的动力、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是否可以作为动力这三大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对传统体系以阶级斗争为唯一动力和由此而来的大力歌颂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的研究现状提出了质疑。
1980年李时岳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中，提出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阶段”说，强调了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在近代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并以此对”三次革命高潮”说作了修正，结果由此引发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旷日持久的大讨论。
1981年，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一文中，主张以加强经济史研究为突破口，作为弥补单纯把政治史作为主线的缺陷。
1984年，黎澎在《历史研究》第5期上发表《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它》一文，对长期以来被奉为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说法提出质疑。认为这是苏联哲学家对《联共布党史》中某些观点的引伸和误解，始作俑者是尤金；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对之深信不疑，而且一变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未说过这种话，他们只说了”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所以只讲英雄创造了历史固然不对，提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有片面性。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
所有这一切质疑、争论，汇成了一股史学改革的潮流，反映了学术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新的历史时期中，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重新审视传统体系和研究规范的成就与不足，希望建立与新时代相适应的，真正能够反映近代历史全部面貌的通史体系。
4 《新陈代谢》是以社会史会通近代史的代表作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正是上述史学改革潮流的产物。
早在1979年，陈旭麓先生发表了《农民起义与人口问题》，把中断了几十年的社会史研究率先引进近代史研究领域。1980年，他在为《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所作的序言里，第一次以”新陈代谢”的命题来概括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演变。1986年他又在《略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一文中，对传统的近代史体系之成就与不足发表看法，提出了”通史总是社会史”的著名见解。
“通史总是社会史”，显然是针对”通史总是政治史”，”通史总是事件史”，”通史总是阶级斗争史”，”通史总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说的。此说一出，使学术界深为振奋，意识到就反映近代社会的全貌言，加强社会史研究对突破传统体系的结构框架不失为一种新思路。从1979年起，经过将近10年的思考、研究和教学实践，陈先生终于写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初稿。先生谢世后，经由门弟子杨国强、周武整理，于1992年正式出版面世。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以社会史会通近代史的代表作，也是史学改革潮流中出现的第一个近代通史的新体系。
重视社会史研究，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国古代史学典籍中就有大量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记述，至于文集、笔记、宗谱、日记等私家著述，更不乏此类内容。自本世纪初到40年代末，不少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做过专门研究和专题调查，出版了有关家族社会、宗法制度、官僚政治、行会组织、会党教门，乃至婚姻、服饰、风俗、礼俗、妇女、娼妓、农村生活、村社组织等大量著作。但是，以往的社会史论著，既未与通史研究融汇贯通，又偏向于诸如衣食住行等琐碎问题，迷失了历史学整合的本性，不仅不能反映历史变化的根本，而且看不出社会变迁的脉络，难以反映一个逝去了的时代的社会面貌。
《新陈代谢》第一次把社会史的内容与通史研究汇融于一炉，着眼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在重大政治事件和外来侵略、东西文化碰撞冲击下的转轨、变异与回应，既复原了重大事件之外诸如宗族、行会、人口、移民、帮会、教门、习俗、风尚、城乡人民的生活状况等被传统体系所忽视而为通史所应有的内容，又把这些内容连同经济结构、文化学术、价值观念、社会思潮，置于中国被轰出中世纪后，怎样通过”外来变为内在”的自我更新机制，艰难而有限度地一步步推封建主义之陈，行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之新的嬗变过程中，考镜其源流，寻绎其流变，分析其性质，论述其影响。这样，社会生活藉社会性质的巨变而显示出不同于中世纪的变易；社会结构因重大事件的冲击而显出了震荡的深度；社会意识在中西文化两极相逢中，怎样结合出了不同于传统又包涵着传统的价值取向、思想主张、奋斗目标、社会心理。原本琐碎的社会史内容在重大事件的整合下成了社会变迁的血肉，近代通史不再只是偏枯干瘦的骨架；社会史特有的结构研究被引进通史研究，近代史不再是只见阶级斗争而无其他社会层面的活力，其中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组织，以工商业为基础的行会组织，以游民阶层为主体的帮会组织这三种社会结构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脉络清晰可辨；学习西方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历史事件的正负作用不再是只用阶级分析的一种方法作出价值判断，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立宪运动乃至清末新政中假维新包含的真改革，都在”外来变为内在”的思辨体系中占有一席历史地位；历史发展不再是一元化的线性运动，”三次革命高潮”被多元化的合力所取代，革命与改良各自在合力的矛盾运动中得到了正确的定位。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长卷。
5 《新陈代谢》与近代史传统体系
《新陈代谢》作为以社会史会通近代史的一种新通史体系，仍然包含着传统体系的合理成分而有所拓展革新。
从历史观的统绪上说，它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观和阶级分析方法并没有被抛弃，只是扬弃了以往研究中的简单化、片面化和公式化的幼稚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学说，仍是全书分析近代社会经济推陈出新通向近代化的理论根据，只是克服了以往片面强调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只有阻碍作用，揭示出它同时有着自我调节机制、有限度地容纳甚至促进新生产力的一面，进而说明先进的生产力被纳入旧体制后就会以其特殊的能量在旧体制内”发酵”而为突破旧体制奠定基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被运用来分析欧风美雨影响下社会思潮、社会文化心态怎样走出传统又反映传统的特点和表现。所以《新陈代谢》的新体系本质上又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从方法论说，它既承袭了传统史学固有的因果联系分析方法又借助”辩证思维”，以历史辩证法的思辩方式把历史逻辑和哲理思辩完美地结合起来，对近代史上诸如爱国与卖国、革命与改良、西化与化西、新学与旧学、中体与西用、专制与民主等重大问题作了精到的分析，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揭示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两者的范畴、矛盾、交融和转化，从而真正写出了近代社会形态的特殊性和过渡性。
从体系的构架看，它没有忽视政治史和重大事件在历史进程中具有阶段性的界标意义，而是进一步把这些阶段性的事件和由此引起的社会结构、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的变化整合而成一个反映社会全貌的整体，从而突破了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的传统模式。它以中国社会从古代封建社会到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型和走向近代化的艰难过程为近代史的主线，以重大事件（包括政治斗争）冲击影响下的社会结构，诸如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社会意识，包括社会思潮和思想主张、社会价值观念和文化心态，社会生活，包括社会习尚、城乡差异、生活样式等的变迁为辅线，组成纵横结合、前后呼应的构架；突破以重大历史事件描述为主的写作方法，采取史论结合、融文史哲为一体的思辩方法，从宏观上展示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面貌。
由此可知，《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所建构的近代通史新体系，基本上是个介于传统与革新之间的体系。它既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传统一脉相承，又以社会史会通近代史而显出了自己的特色。作为回应历史新时期史学改革呼声的第一个代表性的作品，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参照甚至可以选择的新思路、新体系和新框架，而且在于昭示：一个新体系的诞生和传统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学术上的民族虚无主义是不可取的，只有在真正理解传统之后超越传统，革新才有生命力。这就是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路向。
作者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承顾卫民教授提供有关蒋廷黻的传记资料，谨致深切谢意。
注 释
[1]《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收录了1822年（清道光二年）至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外交涉的重要文献共799篇。1931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上卷，1934年11月出版中卷。下卷未见出版。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69年、1970年分别再版上、中卷，也未见出版下卷。估计蒋廷黻在1935年弃学从政后，已无时间与精力编完下卷。
[2]陈旭麓：《重印前言》，《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页。
[3]、[6]蒋廷黻口述、谢钟琏译：《蒋廷黻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第一章：《我的先人和老家》，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该回忆录是蒋廷黻于1965年退休后，应美国哥伦比亚”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之邀，口述生平经历的结集。原稿系英文。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从哥大购得英文原稿，约请谢钟琏译成中文，在该杂志分期连载，并于1979年出版单行本。
蒋廷黻传记，迄今为止惟有陈之迈著《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书，但写得过于简略，这使我在写作本文时深感棘手。幸好有他的回忆录可资利用，才多少感到踏实点。这也是本文在涉及蒋廷黻经历及家世等时，经常使用《回忆录》及陈之迈《志事与平生》的原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能做中国文化人的口述历史，真是件大好事；类似蒋廷黻这样的《回忆录》，还有《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出版）等。据唐德刚先生说，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曾访问中国名流十余人，”因为受访者的教育背景、工作习惯、故事内容均各有不同，加以受派前往工作的访问人员的教育背景亦悬殊甚大，所以各个人的’口述历史’的撰录经过也人人不同。其中纯洋式的则采取西人’口授’（dictation）的方式；纯中国式的，则几乎采取一般茶余酒后的聊天方式。介于二者之间的，则往往是受访者以中文口述，访问人员直接以英文撰稿。”（见《胡适口述自传》第三章第[12]注释，华东师大版第46-47页）
三年前，笔者与复旦历史系若干同仁通过余子道教授的联络，也曾接受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委托，做过中国现代史上的几个课题，如《日伪时期上海的”跑单帮”》等。采取的方法是请当事者座谈、同步录音，然后根据录音整理成中文，并作该专题的中文历史报告（有如座谈会综述）。完成后即将座谈会录音带、音带的中文整理稿及综述报告都交给了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1996年，笔者参加在广东召开的”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见到吴相湘教授时，吴老先生希望复旦历史系继续参与这项有意义的工作。
[4]《回忆录》第二章：《家人和邻居》，第11页。
[5]蒋廷黻说：”大伯父为人很文弱。他早年就吸鸦片烟。我常看到他一榻横陈，喷云吐雾。”见《回忆录》第一章，第6页）
[7]蒋在《回忆录》中说：”家父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他认为经商是一种很好的职业，因为经商可以过正经而快乐的生活。如果他说话能算数的话，他就会要我哥哥和我到店里去当学徒，将来做个生意人。”（第一章，第5页）
[8]蒋的继母是位寡妇，娘家颇富有。嫁过来后曾生过一个女孩，3岁时夭折了。蒋对继母的称颂在第三章中有好几段内容。
[9]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4页。
[10]事见《回忆录》第四章：《新学校、新世界》，第27页。蒋的二伯父十分了得，从《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比蒋的父亲更见多识广，也更关心侄辈的功名。没有二伯父对蒋学业的关注，蒋廷黻不可能有今后的发展，充其量只能进私塾读点书后终老乡里。
[11]蒋廷黻加入基督教，并非因为宗教狂热，而是有感于教徒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热忱关怀。他在《回忆录》中说过自己做基督徒的经过：”我应该再补充一下，在湘潭美国教会学校念书时的最后一段生活。信基督教的问题我是从未考虑过。我当时十六岁，对基督教的教义知道得很少，而且成为基督教的倾向也很小。但我在湘潭参加长老会的聚会已有五年之久。凯卜勒博士、杜克尔博士、温德堡博士（沈案：凯卜勒是位传教士，后两人是湘潭长老会医院的医生），特别是林格尔夫妇，他们的热心以及对社会福利事业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于是我想一个对人类深具影响力，又能使很多教士热心公益的宗教必然是一种好宗教。经过这一番推理，我最终答应林格尔夫人受洗，这就是我做基督徒的经过。”（《回忆录》第五章：《教会学校时期》，第43-44页）
[12]《回忆录》第五章，第38页。
[13]蒋廷黻自述去美留学的想法，有一段令人费解的文字：”林格尔夫人对学生们说，恐怕革命后要有一段混乱时期，为了安全，她决定关闭学校。她要我们暂时回家，她也要暂返美国。当时我才十六岁，如果说参加革命，又太年轻，如果说静止不动，又嫌太大。我当时回忆麦尔斯通史中所述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我想：难道说要我枯等七年或者甚至二十五年，静待革命过去才读书吗？不，这样不行。我想：最好的主意是随林格尔夫人到美国去读书，待革命过后再回中国。我认为我的想法妙极了。当我告诉林格尔夫人我的想法时，她问我：’你家人同意你随我到美国去吗？他们能供给你必需的费用吗？’我非常高兴她这一问，因为这说明她同意我的计划。”（第五章，第42-43页）这段文字的费解在于他赴美留学和当时的中国革命有何关系没有说清楚。从字面意义看，好像他怕革命从动乱到成功的时间太长，迫不得已才去美国读书的。其实是，他在教会学校中对美国早已有强烈向望。正如费正清所说：”在实际进程中他终于美国化了。他的老师，即林格尔夫人（Mrs. Jean Lingle），几乎成为他的养母，他也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怀着极为强烈向往西方的愿望。”（[美]费正清著、陆慧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既然是早已向望去美，为什么又要与辛亥革命乃至法国革命、美国革命扯在一起呢？我们当然不敢说他隐瞒了原始思想，但至少可以说回忆录常常会有太理性化的特点。这也是我为什么把大段原文放在注释里而不作正文的原因。
[14]蒋廷黻去美经费是从靖港的店铺中向二堂兄借的。从《回忆录》的叙述内容看，他去美国并没有告诉父亲与二伯父。最初，他和林格尔夫人一起从湘潭顺流而下到上海。但到上海后，林格尔夫人突然变卦，不再返回美国而要回湘潭继续办学，并要蒋同回湘潭。蒋当时认为已经走了将近一半的路程，不能半途而废，”不论林格尔夫人回不回湘潭，我都要去美国”。于是在林格尔夫人安排下，他从上海出发，只身赴美。以上均见《回忆录》第五章。
[15]《回忆录》第六章：《留美初期》，第54页。
[16]他的女儿蒋寿仁在《欣慰与回忆》一文中写道：”我在纽约读大学时，父亲常回忆他在美国读书的情形。他初到美国，在一个小城的中学半工半读，一切没上轨道，就生了一场大病。那时候，他英文会话还有困难，又没有钱，是小城的社会力量照顾了他，因此父亲很看重他们，这也是父亲在青少年时代对基督教教义发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见岳麓版《中国近代史·外三种》，第198页。）
[17]蒋廷黻在大学期间修过化学、生物学、植物学以及心理学、进化论等课程。
[18]、[20]《回忆录》第七章《四年美国自由教育》，第62页及第59页。
[19]《回忆录》第七章，第62-63页。俾斯麦（1815-1898），德国政治家，曾任普鲁士王国首相和德意志帝国首相。推行”铁血政策”，发动丹麦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统一了德意志。1871年参与镇压巴黎公社。推行大陆政策，确立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1890年去职。著有《回忆录》。
加富尔（1810-1861），意大利政治家。曾任撒丁王国首相和意大利王国首相。1855年联合英、法、土耳其发动抗击沙俄的克里米亚战争。1859年又联合法国发动对奥战争，收复伦巴第，但又将尼斯等地割让法国，换取意大利北部的统一。1861年合并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成立意大利王国。
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民族独立运动领袖。早年曾加入”烧炭党”，后被驱逐出国，1831年在法国马赛创立”青年意大利党”。策划并领导1848年意大利革命，成为1849年罗马共和国三头政治的领导人之一。意大利革命失败后，仍积极为意大利统一而坚持斗争，并支持加里波第对西西里与那不勒斯的远征。著有《论人的义务》等。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早年当过海员。参加过”意大利青年党”。1843年起义失败后流亡南美，参加巴西共和党人起义和维护乌拉圭独立的战斗。1848年回国后领导保卫罗马共和国的斗争。1860年率领”红衫军”解放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后将两地与撒丁王国合并。曾两度组织反对教皇统治罗马的军事斗争，都告失败。著有《加里波第自传》。
[21]、[22]、[23]《回忆录》第七章：《四年美国自由教育》，第62-63页。
[24]欧伯林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人有20多名，在当时算是留学生较多的学校。蒋廷黻说：”在欧伯林的其他中国学生，大部分均较我年长，中文也较我好，但对自然科学不感兴趣。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认为实验室工作困难。”（见《回忆录》第七章，第60页）
[25]《回忆录》第八章：《赴法插曲》，第65页。
[26]、[27]蒋廷黻说：”我对一向主张全世界人民自决的威尔逊，实在不解，何以他竟违背了他自己的原则”；又说：”不过，我想威氏此举必有不便公之于世的充分理由，也说不定。”（均见《回忆录》第八章，第72页）前一句是他对威尔逊的怀疑，后一句明显是为美国政府的弱肉强食外交辩护。
[28]1917年北洋政府决定参战后，按照与协约国达成的一项协议，招募了十五万劳工前往法国，有的在兵工厂工作，有的配属盟军担任兵工。其中隶属于英军的有十万人，法军的有四万人，美军的有一万人。蒋廷黻加入由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哥伦比亚骑士队”，到法国战地中国劳工营中去鼓励士气。
[29]《回忆录》第八章，第72页。蒋廷黻在巴黎期间，国内已经发生”五四运动”。对此，蒋在《回忆录》中并未提及，也未作评论。
[30]《回忆录》第九章：《哥大研究与华盛顿会议》，第73-74页。
[31]詹姆斯·鲁滨逊（1863-1936），毕业于哈佛大学。1890年在德国弗赖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在德期间深受该国”新史学”思潮影响，回美国后竭力宣传”新史学”主张，成为美国”新史学派”开山祖。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1895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后又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1919年，在纽约创办”社会研究新书院”，编辑《美国历史评论》杂志。著有《西欧历史导论》、《文明的考验》，编有《新史学》论文集等。其中《新史学》书，我国商务印书馆于1964年出版中译本。蒋廷黻就读哥大时，他正忙于创办社会研究新书院，所以没有能听他的课。
[32]关于美国”新史学”派的基本主张，可以参见张广智教授的著作《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3]《回忆录》第九章，第78页。
[34]、[35]、[36]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三章：《自强及其失败》；《总论》；另见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7页。
[37]、[38]、[39]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4页。
[40]同上书（五）、《传记文学》九卷一期，第26页。
[41]同上书（三），《传记文学》八卷五期，第43页。
[42]、[43]罗家伦：《坛坫风凄》，《传记文学》八卷一期，第31页。关于”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的活动，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一书中也有回忆，但文中没有提及蒋廷黻，就像蒋的回忆录中也未提及陈翰笙一样。见陈书第2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44]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五），《传记文学》九卷一期，第25页。蒋廷黻五岁时，由母亲作主和邻村贺姓之女订婚。在美攻读大学期间，他一再写信给家里要求解除婚约，直到临近毕业时婚约正式解除。蒋在大学里有过一位名叫凯塞琳的美国女友，但最终没有结秦晋之好。蒋廷黻和唐玉瑞的婚姻在抗战胜利后不久便告破裂。与唐离婚后，他与沈恩钦女士在纽约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45]蒋廷黻在私塾里曾读过《三字经》、《四书》、《五经》等典籍，后来一直没有接触传统学问，所以他自知”国学基础很差”，便从六岁时在乡间所读的书开始温习，重读《四书》、《五经》。
[46]马士（1855-1933）美国人，生于加拿大。1917年入英国籍。187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后考入中国海关。1877年任天津海关帮办，次年调北京总税务司署任职兼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1879年调任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帮办，1883年回华任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助手。1885年后曾一度脱离海关帮助李鸿章整顿轮船招商局。1887年回海关，历任上海副税务司、北海副税务司、淡水副税务司、龙州、汉口、广州税务司。1909年退休。著有《中国泉币考》、《中朝制度考》、《中国公行考》、《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卷）、《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五卷），《太平天国纪事》等书。其中《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出版于1910年，第二、三卷出版于1918年，是美国各大学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最风行的教材之一。此书已由张汇文等译成中文，于1957-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1963年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7]、[51]《回忆录》第十章：《革命仍须努力》，第95页；第97页。
[48]据陈之迈说：哥大设有历史研究法一科，为历史研究生所必修，主要内容是教导学生如何判别、使用史料；在写作博士论文时指导学生怎样选择、编排史料。蒋廷黻在哥大时受过这种严格训练，回国后即应用于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见《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5页。
[49]早在1914年，上海华昌印刷局就曾出版过刘彦编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一书。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曾友豪编著《中国外交史》，1928年南京外交研究社出版王正廷《中国近代外交概要》，都比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出书早。
[50]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5页。另见李济：《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传记文学》八卷一期，第28页。
[52]《回忆录》第十一章：《国内游历》，第119页。
[53]清华大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09年（清宣统元年）8月建立的游美学务处肄业馆。这个机构是为利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款，选取学生赴美留学前进行训练而设立的。1911年改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成立正式大学，校长仍由外交部委任。1928年改为国立，由外交部与教育部双重领导。
[54]罗家伦：《坛坫风凄》，《传记文学》八卷一期，第32页。
[55]参见[美]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第八章《学术界的发展》，第4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6]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6页；《回忆录》第十二章《清华时期》，第124页。
[57]《回忆录》第十二章，第124-125页。
[58]《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6页。
[59]、[60]、[61]《回忆录》第十二章，第130页；131页；121页。
[62]有关蒋廷黻在清华期间收集史料的情况，《回忆录》第十二章中有详细、生动的描述。
[63]、[119]见岳麓版《中国近代史·外三种》第124页；第9页。
[64]、[65]《回忆录》第十二章，第129页。
[66]、[67]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六），《传记文学》九卷二期，第31页。
[68]清华教授住宅集中于三处：北院、南院、新南院。蒋廷黻住北院，与蒋同住北院的有哲学系金岳霖，政治系张奚若、钱端升，物理系萨本栋、周培源等人。北院七号为物理系教授叶企孙和经济系教授陈岱荪两家的住宅，是清华教授常于饭后小聚之处。蒋廷黻称之为”非正式的俱乐部”。
[69]《回忆录》第十三章：《”九一八事变”与〈独立评论〉》，第139页。
[70]、[71]、[72]、[73]《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37-139页。
[74]《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38-139页。
[75]蒋廷黻：《我所记得的丁在君》，《蒋廷黻选集》，第6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再版本，第1085页。
[76]《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39页。
[77]关于创办《独立评论》一事，胡适在其所著《丁文江传》一书中有一段文字：”《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发起要办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
在君（沈案：丁文江字在君）和我都有过创办《努力周报》的经验，知道这件事不是容易的，所以都不很热心。当时我更不热心……”（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119页）
可见，胡适最初对办《独立评论》既非首倡，也不赞成。除胡适外，丁文江也是不热心者之一。但蒋廷黻在《回忆录》中称第一个给他的提议”浇冷水”的是陶孟和，胡适也反对，但没有陶那样激烈。蒋廷黻不仅没有提到丁文江，而且说他是个支持者：”过了一周，任家约我和另一些人到他们家中去吃饭。我又提出办刊物的想法，他们又和过去一样表示反对。但出我意料的，丁文江倡议：为了测量一下我们的热忱，不妨先来筹募办刊物的经费……他提议我们每人每月捐助收入的百分之五……”（《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39页）
[78]、[79]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122页。
[80]、[84]、[85]《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40页；141页；142页。
[81]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6页。
[82]《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44页；《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6-7页。
[83]蒋廷黻：《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独立评论》第83号（1933年12月31日）。
[86]、[87]、[89]蒋廷黻：《国民党与国民党员》，《独立评论》第176号（1935年11月10日）。
[88]蒋廷黻：《陈果夫先生的教育政策》，《独立评论》第4号（1932年6月12日）。
[90]胡适：《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独立评论》第17号（1932年9月11日）。
[91]《大公报》，1902年6月（清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创刊于天津。日报，创办人为英敛之。社址设于天津法租界狄总领事路。1916年由安福系财阀王郅隆接办，1925年11月27日停刊，是为早期的《大公报》。1926年9月1日起，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合作接办，在中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曾增出上海、汉口、长沙、重庆、桂林、香港等版。1949年2月天津解放后，《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上海版《大公报》则仍继续出版。1953年元旦，《进步日报》与上海《大公报》合并为天津《大公报》。1956年10月1日迁往北京。1966年9月10日停刊。
[92]、[93]、[94]、[95]《回忆录》第十三章《〈九一八事变〉与〈独立评论〉》，第145页；146页；146-147页；148页。
[96]关于蒋廷黻访苏一事的前因后果，石源华教授所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有很好说明。见该书第520-5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97]、[99]、[100]《回忆录》第十四章：《赴俄考察与欧洲之旅》，第153页；155页；156页。
[98]《苏联外交文件》第17卷，第641页。转引自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第520页。
[101]鲁森伯（通译罗森堡，1893-1946）生于勒伐尔（今爱沙尼亚塔林），曾就学于莫斯科大学建筑系，1917年离校，翌年去德国，1919年参加纳粹党，参与啤酒店暴动。后长期从事新闻出版事业。1930年成为联邦议院议员。希特勒上台后为其制定外交政策。1941年起担任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积极推行日耳曼化政策。德国战败后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著有《未来德意志对外政策指南》、《二十世纪的神话》等书多种。
[102]韦伯斯特（1886-1961），英国历史学家，曾任不列颠学院院长、历史科学国际委员会副主席。
泰奈（通译托尼，1880-1962），英国经济史学家，伦敦大学教授，参加工党，并为费边社社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圈地运动、英国乡绅阶级的兴起等均有著述。所著《中国的土地与劳工》一书，其最后一章为泛论中国的政治与教育。蒋廷黻将这一章全文译出，分两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
汤因比（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历史形态学派的代表人物。牛津大学教授，一度任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研究部主任。著述甚丰，代表作为《历史研究》12卷本，阐述世界文化演变历史，在西方有广泛影响。
[103]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共发表了9篇《欧游随笔》，其中《经过”满洲国”》（第123期）、《车窗中所看见的西比利亚》（第124期）、《观莫斯科》（第125期）、《观列宁格勒》（第128期）、《赤都的娱乐》（第132期）、《出苏俄境》（第138期）、《俄德的异同》（第139期）等8篇，收入由李敖主编的《蒋廷黻选集》，台北文星书店1965年版。本文所引原文，见《回忆录》第十四章，第170页。
[104]蒋廷黻参与善后救济工作早在1943年即已开始。该年10月5日，行政院议决由蒋廷黻任出席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议代表。11月30日，蒋廷黻当选为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远东区委员会主席。1944年4月任善后救济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但这些都是兼职，直到行政院于12月设立善后救济总署时，蒋廷黻才真正从政务处长转任救济总署署长。
[105]蒋廷黻于1961年调任”驻美大使”时，仍兼任”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直到1960年才停止兼任。
[106]据蒋廷黻在《回忆录》中说：他在益智学堂读小学时，”念书之外，同学和我常作白日梦，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救中国。我们幻想许多使中国富强的方法，为了神圣的救国使命我们还把工作分配好。就回忆所及，我常任军事领袖，目的是训练军队打败入侵的外国人。其他同学有的从事教育，有的从事财政，有的从事农业。”见第五章：《教会学校时期》，第40页。
[107]《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45-146页。
[108]沈怡：《〈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序》，《传记文学》九卷五期，第8页。
[109]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六），《传记文学》九卷二期，第33页。
[110]《回忆录》第十五章：《行政院政务处长时期》，第173页。
[111]胡适雄诗两句：”寄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还比在山清。”因这两句诗，后来蒋廷黻曾用过”泉清”的笔名。见《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6页。
[112]蒋廷黻：《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0号（1933年12月10日）。
[113]参见《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49页有关对蒋介石南昌行营的军事、政治、财经措施的描述，费正清指出：在蒋廷黻看来，”问题不在于懂得做什么，而在于把该做的事做完。他宣称支持一个强有力的、甚至是独裁的领袖，这样的人物只有蒋介石才能当之无愧。”（《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101页）
[114]据《胡适的日记》（手稿本）所记，1933年3月3日，因热河危机，胡适约丁文江、翁文灏致电蒋介石，望蒋能亲临指挥、挽救热河；3月13日，胡适与丁文江、翁文灏、刘子楷等去见蒋介石。参见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趋向》，《史林》1998年第1期。
[115]、[117]《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
[116]有关行政院政务处的职掌，蒋廷黻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他说：”行政院是中国最高的行政单位。由于蒋委员长兼任院长，所以需要秘书人员辅佐他。秘书人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以秘书长为首，下有秘书十名。另一部分以政务处长为首，下有参事十名。就理论说，秘书长是协助院长执行政务的，而政务处长是替院长拟订政策的。”（第十五章，第172页）当时，地质学家翁文灏担任秘书长。虽然作为政务处长的蒋廷黻，在公事上是与翁平行的，但翁年长于蒋，在经验声望各方面都是”老大哥”，所以蒋廷黻”一开始就把政务处作为翁的附属单位，尽量采纳他的意见。”（同上，第173页）
[118]参见《艺文丛书总序》第1页。
[120]郭廷以编：《近代中国史》第1册《引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1页。
[121]同上书、册，《例言》第1页。
[122]这里所说蒋廷黻一生著作不多，是指他的学术论著不多。1965年，台北文星书店在蒋廷黻逝世不久，即出版《蒋廷黻选集》1-6册（李敖作序），共收录蒋廷黻文论167篇。1978年这套选集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再版，除删去李敖序文外，其余均照初版排印。笔者所据即传记文学出版社版本。
[123]《蒋廷黻选集》，第1册，第45页。
[124]《回忆录》第十二章：《清华时期》第126-128页。
[125]陈师这篇《重印前言》，先以《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为题，发表于1986年6月16日《文汇报》。
[126]、[127]、[130]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章》：《总论》，岳麓版第13页；第11页。
[128]同上书，第36页。以下节叙各章内容的引文均见蒋著《中国近代史》岳麓版，不另注明。
[129]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七节，第127页。
[131]、[13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版第24页。
[133]、[136]、[137]同上书第58页；第17页；第30页。
[134]李群：《杀人篇》，原载《清议报》第88期。转引自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2页。
[135]陈旭麓：《重印前言》，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版第5页。
[138]那是道光帝在嘉奖广州反入城有功人员的上谕中说的话：”夷务之兴，将十年矣。沿海扰累，糜饷劳师，近年虽略臻静谧，而驭之之法，刚柔不得其平，流弊以渐而出。朕深恐沿海居民有蹂躏之虞，故一切隐忍待之。盖小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见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五，《鸦片战争》资料丛刊本，第6册，第100页。又，关于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对外方针由抚转剿的变化，可参阅拙作《1843-1847年广州与上海对外关系的探讨》，《现代与传统》第二辑，1994年。
[139]《软尘私议》，《鸦片战争》资料丛刊本，第5册，第529页。
[14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9页。
[141]《户部进呈江南司郎中汤鹏为敬筹善后事宜三十条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378-396页。
[142]有关汤鹏的奏议内容及其在当时的影响，可参见拙作《〈南京条约〉与中国士大夫散论》，《史林》1997年第3期。
[143]见拙著《论陈宝琛与”前清流”》，《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
[144]李敖：《蒋廷黻选集序》，文星书店1965年版，第14页。
[145]引自刘凤翰：《蒋廷黻博士对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见解》。《传记文学》七卷六期，第27页。
[146]郭廷以编：《近代中国史》第一册，”例言”，第2页。
[147]李济：《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传记文学》八卷一期，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