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鸣
从1875到1885年，是清末海军建设的重要准备时期。针对海防建设，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发起了多次讨论，并在舰队编成、购舰造船、军港要塞建设、军事教育等各个环节展开了探索实践。对这一时期的海军发展，近年来学术界予以了较多的关注和研究。
这一时期，清朝政坛经历了由恭亲王奕訢主政到醇亲王奕譞主政的交替，而在此期间极为活跃的政治力量“清流”，也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转变。
在这个历史时期，“清流”与海军建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未见研究成果。以往谈论“清流”，大多使用《花随人圣盦摭忆》、《梦蕉亭杂记》、《翁同龢日记》、《越缦堂日记》等笔记日记，谈论的多是军机处内“南北派”的斗争。这些材料，虽然不乏精彩之处，但仅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一个局部，尚不足以反映多维的历史真相。比如说，“清流”代表人物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与军机大臣李鸿藻、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真实关系，就一直没有予以清晰的揭示；对于张佩纶乃至“清流”重要人物都参与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几乎毫不知情。自然也就无法探究晚清政局中的许多秘密。
台湾学者高阳曾在《同光大老》之《杀贼书生纸上兵》一节中说：“有一点铁样的事实，似乎研究近代史的人，尚未谈过(不敢肯定，读者中倘知有人谈过，千乞见告)；此即李鸿章早就选定了张佩纶为衣钵传人。这一个念头，甚至在张佩纶获严谴后，亦未放弃。”[1]近年来，笔者致力于李鸿章、张佩纶关系研究，从两人通信中发现大量新鲜而重要的内容，为学术界从未关注和研究的，在2002年修订版的《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中，笔者曾作部分披露。这里，进一步介绍李鸿章、张佩纶在建设近代海军时的交流、探索和付诸的行动。[2]
一、张佩纶与李鸿章关系的渊源
“清流”是晚清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一般认为，在甲申年（1884年）以前，一批在翰林院、詹事府供职为主的京官，以儒家传统观念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诉求，以奏疏为工具，议论时政、搏击权要。这批人，以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宝廷、黄体方、邓承修等人为代表，奉北派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领袖，在参奏之前常有谋划，搏击中互相声援，形成一股能量巨大的政治势力，对光绪朝前十年的政局，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力。
研究者也几乎一致地指出，“清流”的见解或搏击，每常有个人或团体的利害恩怨纠葛其中，没有严密的组织与共同政见的标举。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集团中的朋党，几全是缺乏严密组织的概称，是以能否以现代所谓“党”或“政党”的明确性来检视历史上的朋党，是大有疑义的。”[3]
传统认为，“清流”政治观点趋向保守，不太熟悉国际事务，但“清流”中坚分子，比如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等人物，其实并不迂腐，在策略应用上甚至更加生猛和不择手段。他们不仅奉李鸿藻为圭臬，与封疆大吏李鸿章、左宗棠，也有广泛的接触，建立起深厚的人脉关系，甚至在许多重大事件中互通信息，协同行动。在这些活动中，各人之间，并无所谓“清流”派系的约束。人们注意到，这批言官，因尚未掌握国家机器运作实权，对于老派官僚的颟頇、庸碌、腐败，极为不满，他们采用的主要武器是撰写奏章，但在实际中，他们还运用自己掌握的上层信息，周旋于各种政治力量中，为实权人物出主意，搭关系，作斡旋，以图介入政治和军事谋划，从中实现人生抱负，同时寻找自己的出路。这部分作用，往往为后世研究者忽视。作为“清流”主要代表人物，张佩纶就是晚清政治舞台上的一位写弹章和作策划相结合的青年精英，通过对他与李鸿章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加深对“清流”的了解。
张佩纶，字幼樵，号篑斋、绳庵，直隶丰润县人。其祖父张灼有二子：印塘、印坦。印塘字雨樵，嘉庆己卯科（1819年）举人，曾任浙江各地县官。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题补温州府知府，旋补授安徽宁池太广道。咸丰元年（1851年）五月，因盐务督缉出力，经两江总督陆建瀛保奏，奉旨交部从优议叙，兼署安徽按察使。二年任云南按察使，三年改任安徽按察使，同年被革职，四年病逝于徽州。[4]
印坦字信斋，曾任江苏丹阳知县。印坦子张钧，字泽仁，江苏华亭知县。张钧有二子，即张寿曾和张人骏。人骏在清末官至两江总督。
印塘人生的最后几年，一直在安徽与太平军作战。他与回乡办团练的李鸿章结下了友谊，后来，鸿章在为张印塘撰写的墓表中说：方江淮鼎沸，独君（印塘）与鸿章率千百羸卒，崎岖于忧攘之际，君每自东关往来庐州，辙过予里舍，或分道转战，卒相遇矢石间，往往并马论兵，意气投合，相互激厉劳苦。余谓古所传坚忍负重者，君殆其人。[5]
印塘死时，佩纶年仅6岁。其后，张家流寓杭州。同治九年（1870年），佩纶22岁，赴京参加秋闱，中举人。次年连捷进士。授庶吉士。十三年七月，佩纶娶大理寺卿、曾多年担任领班军机章京的朱学勤之女朱芷乡为原配夫人。光绪元年（1875年）升翰林院侍讲，次年署理以原衔充署日讲起居注官。年底开始上奏言事。三年起，因奏“谨献升袝大礼议折”及“昭穆位次片”、“考证异同片”而声名鹊起，张之洞因此而与他订交。[6]又上“请广开言路折”、“请禁内监演戏片”主张听取批评，肃清贪腐。又奏“扼要筹边宜轨久远折”，谈新疆、台湾防务。批评丁日昌担任闽抚，往来福建台湾之间，主张专驻，言论开始涉及海防。“论劾陕抚谭钟麟复奏失实折”，为外官不喜，而为清议喝彩。[7] 四年，因山西大旱，上“法祖修省折”，请诚祈、集议、恤民、省刑。又奏“请上下交儆折”，提出请恭亲王振刷精神。次日上谕，命在廷臣工凡有言事据实陈奏，恭亲王尤当竭忠尽诚。[8]接着，御史张观准弹劾内务府大臣称宫闱一切应用之物无可裁减，是“显揣摩尝试之私，阴逞浮冒侵吞之计”，请立予罢黜。又参侍郎庆福不通文义。奉旨著将张观准传旨申饬。黄体芳弹劾户部尚书董恂贪鄙欺罔，举止卑谄，请立予罢斥，奉旨黄体芳以传闻无据之词信口诋毁，著交部严议。佩纶再上“请宽言事之咎折”，称黄体芳以论劾董恂交部议处，张观准亦传申饬，深恐与求言初意未符，请将黄体芳应得处分特旨宽免。[9]佩纶后来又弹劾钦差大臣崇厚、工部尚书贺寿慈、户部尚书董恂、左都御史童华、江西巡抚李文敏，直至弹劾军机大臣王文韶，成为名震朝野的“直谏”人物，被誉为“青牛角”。此时，其年龄不过三十四岁。
佩纶堂侄张人駿，同治戊辰科（1868年）进士，佩纶与人骏的许多同年由此结识，他说：佩纶兄子人骏以同治戊辰先佩纶入翰林，故戊辰诸前辈多昵就佩纶。佩纶初识吴县吴君清卿，与讲求民间疾苦，所见辄同。……清卿之弟亦官翰林，……又识闽县陈君伯潜，朝夕以文章道义相切。……最后识长沙陈君伯平，每讨论政治得失，意气相许。……三君皆戊辰翰林，有道君子也。”[10]
佩纶与陈宝琛（伯潜）、吴大瀓（清卿）、陈启泰（伯平）等人友善。这批人，加上张之洞、宝廷、黄体方、邓承修，正是晚清“清流”的中坚。
光绪五年四月至七月，佩纶生母毛太恭人、张妻朱夫人、女儿韵苏相继去世。佩纶丁忧。七月，他出京去苏州迁庶母李太恭人及先妣田淑人之灵柩，落葬丰润老家。途经天津时，拜访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其日记称：“相国初有书与张霭青，欲邀余入幕，至是面订，辞之。与论事，颇承实可，而忧谗畏讥之心正复不免。闻高阳师以余南下，嘱合肥加意相待，可感也。”[11]二十四日又记李鸿章答拜张佩纶，承假白金千两为营葬之需，并委四兄充津捐局绅士，月领三十六金。“先世交情之耐久如是，孤儿真感德衔悲也。”
故人之子，翰苑新秀，清流健将。李鸿章有意笼络，李鸿藻从中搭桥，张佩纶愿意联系，张佩纶与李鸿章就此订交。京津道上过往的大小官员天天都有，李鸿章自称“阅人无数”，[12]但他对翩翩才子张佩纶青眼有加。佩纶涯岸甚高，对再大的官员都敢直言弹劾，但他对鸿章始终怀有尊敬之心，对于军事、外交也有参与意见的雅兴。他愿意通过与李的接近来学习熟悉洋务，这是两人之间订交的基础。佩纶对于不是私交密切人士的金钱馈赠，从来都是璧还的，但他接受鸿章的银子。李鸿藻以“理学”著称，却为手下头号大将向李鸿章作书引见，也说明清流首领李鸿藻与洋务首领李鸿章之间的沟通，超出旁人的一般想像。
二、张佩纶对于李鸿章发展海军的支持
光绪六年初春，张佩纶再次出京，回籍营葬。张之洞为他送行时说，此行可至大沽北塘各海口一览形势，蚊子船碰船式样亦宜留意。[13]二月初五日，佩纶抵天津。鸿章立即约他午后面谈。张向李广泛询问了海防及东北两路情形。[14]三月初六日，佩纶从丰润返津，鸿章邀其入住北洋大臣节署前后二十来天，亲自陪他观看收发电报，安排他参观大沽炮台，游览海光寺天津机器局，让他亲手试放水雷，还与他讨论水师将才。根据张佩纶记载，李鸿章对他点评了新购蚊子炮艇“镇东”、“镇西”、“镇南”、“镇北”管带邱宝仁、邓世昌、刘步蟾、林泰曾，说刘步蟾最优。佩纶还记载，陈宝琛向李鸿章推荐严复器宇闳通，天资高朗，鸿章已往闽调之来津。[15]这里透露出另一位“清流”骁将陈宝琛，其实在私下也与鸿章走得非常密切。也就是从这次天津之行起，佩纶私下对李鸿章向鸿章执弟子礼，以“师”相称。[16]
在李鸿章衙门里，张佩纶读到盐道盛康所写的“密陈防务疏”，建议南北洋二路，每路铁甲二、快船兼碰船四号、水雷船八号、自造根炮船八号，再益以蚊船鱼雷，护守各口炮台，以为后路水师。就外海水师挑选宿将二人为统帅，延有名洋将为教习，优其廪禄，毋重其事权，其余参用出洋学生。北洋以大连湾为坐营，南洋于福州厦门之间，凡船坞、炮台、水雷阻椿皆须筹备。疏中云：“局中则拘守成法，局外则轻议朝章，事来则仓促震惊，事过则因循中止 ”。张佩纶认为，盛康之子盛宣怀官直隶，故于北洋事论之独详，天下唯老吏之议论不可忽也。[17]在津期间，佩纶给李鸿章写便条索要资料：
九卿会议疏 仅见香涛原稿，改本亦未见，望饬检示。
左恪靖复奏 乞检示。
北洋有无详细图？直奉及山东各海口，有，乞见示。无，宜设法绘图，以备将来设立水师及料敌应变之用。
西人近事 黄寿翁云系由上海道呈送者，督辕有十分，望将来见给一分，在此阅之，不至隔膜。到京亦可与有志者谈论。都人之×陋者多，亦由少见故也。[18]
显然，张佩纶对于海军的研究是当真的。他博闻强记，善于学习，进入角色极快。据其日记记载：三月二十六日欲还京前，“夜请合肥定北洋水师规模以阻浮议、戒因循。合肥遂以相属。谈次及进退人才事，余以此本朝强弱之机，未可委诸天数。合肥瞿然。”[19]此处“相属”，似乎是委托佩纶为其考虑发展规划。
在津期间，佩纶看到朝廷命杨岳斌保举水师宿将，私下评论说：“此君全不知兵，可叹也。”[20]他注意到李鸿章安排许钤身统带北洋水师，坚决反对。指出当年曾国藩创建长江水师，文用彭玉麟，武用杨岳斌，现在李鸿章创建北洋水师，“欲以许当彭，以丁汝昌当杨，虽在妇孺必不谓然”。他说鸿章“以巨饷购洋船，以孤忠排众议，以群策植将材，而付之少年躁妄、热中不学、中藏叵测之小人，甚为吾师不取也。”[21]次年秋天，佩纶再至天津时，获悉“镇北”各船均归提督丁汝昌管带。“阴夺许钤身之权”，认为鸿章采纳了他的意见。
回京之后，七月十三日，佩纶致函鸿章：“海防闻购置铁甲四艘，此为日后计，目前尚缓不济急。然藉此邀允，实为得时。佩纶窃思中国海战，断不能与泰西争长。铁甲四艘即尽归北洋，亦只能牵缀贼势，若欲狎浪乘风，与之搏击，殊未可恃。证之西事，法国水师雄视欧洲，而布人蹂其国土实由陆路。花旗战事，船入内河，亦往往复舟折将，……有明中叶备倭，唐荆川诸公均以战海中为上策，扼海上为中策，战陆地为下策。卒之谭（纶）戚（继光）诸将，实以陆师成功。今西人船炮百倍于倭，即陆军亦非倭之钞掠可比。然主客劳逸，理似相同。自林文忠公僧忠亲王创议防海，均以扼之海上为得策。然船炮大而台炮小，又舟多台少舟活台呆，均犯兵家之忌。我以炮台为孤注，前敌一摧，全军溃散，非特强弱之殊，抑亦自蹈于阱耳。妄意中外，如有战事，似宜加意陆战，而不可孤守炮台，俟有铁船之后，则以水军为牵制后路之计。”[22]这是张佩纶对于海战与陆防问题开始了思考。
此后，鸿章邀佩纶到天津问津书院讲学，以解决佩纶丁忧期间的经济收入。佩纶也积极为鸿章谋划海防诸事。起始之作，是对琉球问题的建言。
琉球是一个位于西太平洋的岛国，历史上曾为中国藩属，明清两朝均向中国朝贡。光绪元年，日本逼迫琉球放弃对中国的臣属，将其变为日本的冲绳县。琉球国王派人向中国求救，李鸿章和清政府均认为没有能力帮助琉球国王复国，但对日本并吞琉球，也拒绝承认。光绪五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来远东游历，允诺为中国调处琉球问题，据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报告，格拟方案，将琉球北岛归日本，中岛还琉球，南岛归中国，[23]六年，中俄因收回伊犁问题，两国关系急剧紧张。俄方宣称要派军舰袭击中国海岸和港口，同时，日本趁火打劫，再次建议中日两国分割琉球。七月二十三日，鸿章函总署：“查竹添（进一）三月十一日函内详言琉球北部诸岛久经割隶日本，兹其所并者乃中、南二部，若议将南部宫古、八重山二岛改属中国，已居琉球全部之半。其书曾抄呈台览，谅非杜撰。此事中国原非因以为利，如准所请，似应由中国仍将南部交还球王驻守，借存宗祀，庶两国体面稍得保全。”[24]
正是在此背景下，总理衙门同日本驻华公使在宍户玑开始谈判琉球问题。九月二十五日，恭亲王向朝廷报告，拟在修改《中日通商条约》时，准日本人人中国内地通商，加入“一体均沾”条款。同时签订条约，自光绪七年正月起，将琉球冲绳岛以北归日本，南部宫古、八重山诸岛归中国，中国如何存球，日本无从置喙。[25]消息传出，清议立即反对。二十六日，陈宝琛奏“论球案不宜遽结倭约不宜轻改折”。[26]如何处置球案，成为朝廷争议的焦点。
十月初一日，佩纶致函鸿章，把延缓谈判琉球案，作为发展海军的政治策略：
佩纶之见，欲留日本，生一波折，使内外不即解严，以开自强之基，而公得因间以行其志。闻公近有致译署书，深以与日本结案改约为非。译署惮更成议，仍以入告，置公书罔闻。……自粤捻削平，曾胡继逝，而吴江入柄大权，为阳极阴生之象。津案起而文正损望，台案结而文肃亦少损威。滇案因不善维持，几成巨衅，致我公冒单骑见虏之险。使当日无懦相，何致如此！十年以来，外侮纷起，无岁无之。自今以往，有其极乎？佩纶每私忧窃愤，谓中国大局，虽中原无事，宵旰勤劳，而中外人才消乏，风气颓靡，已覆尽道光季年之习。其流极或可过之，所恃者公及恪靖二人，湘淮各营，支柱于外耳。倘再不藉攘外以为修内计，宴安粉饰，如厝薪火上，自以为安，一星终后，不堪设想矣。如倭事不结，彼不足为边患，而我得藉之以理边防，因时制器，破格用人，凡所设施，或免掣肘。今年因俄事危迫，购铁舰、设电音，久不得请者一旦如愿以偿，是其明证。北洋防军散而无纪，谅难持久，公但慨然以倭事自任，则朝命必将以北洋全防付公，然后及是闲暇。立水师、储战舰，汰冗弱之防兵，罢无用之将吏，蒐军简器，与倭相持，……以公之才，左提右挈，效可立睹也。……佩纶妄意欲公全力经营，一当倭以取威定霸，可为海防洋务作一转捩，作一结束，地球上下万国会同，开千古未有之局。[27]
这是佩纶出手做的大谋划。信中他说，留日本来生一波折，将来朝廷“必将以北洋全防付公”。信中他还直斥沈桂芬误国（“吴江入柄大权，为阳极阴生之象”云云），也让我们领略这位“清流”骁将对朝局的判断立场。此后，佩纶初三、初四、初九日连续致函鸿章，继续出谋划策，而另一位著名“清流”宝廷，也上奏反对对日让步。清廷旋命李鸿章统筹全局，详议球案应否照总署所奏办理，此外有无善全之策，切实指陈。[28]鸿章于十月九日上“妥筹球案折”，提出“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29]主张速购铁甲，船械齐集，水师练成，纵不跨海远征，日本嚣张之气当为之稍平。至于琉球案，原定御笔批准，三月内换约，可探俄事消息。若俄事三月内已议结，则不予批准。在中外矛盾交集、清廷内部“清流”与沈桂芬一系激烈争论的复杂环境下，李、张联手，将争论焦点转移到发展海军的话题之上。
事定之后，代李鸿章起草“妥筹球案折”的薛福成自谓：“伯兄抚屏云：‘骏迈闳通，爽朗缜密，最为奏疏中出色之作。此文与前编“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论援护朝鲜机宜书”，均能斡旋时务，裨补大局，功用非浅。有志之士，勿谓经济与文章可歧为二也。”[30]而佩纶则在给友人的信中潇洒地说：
弟北游塞上，略抒闷怀，秋杪欲归里一行，适合肥以书见招，到津小住数日，略陈药石，乃极为然。会译署与倭定约，结中山案，倭以南岛归我，我许其内地通商。（伯）潜、（孝）达上言极论，合肥亦龂龂称其不便。要津颇疑。弟从中主持，可谓不虞之誉。经济素未讲求，洋务尤未涉历，而世忽以此归之，不得已则日日写黄山谷，混充名士。人则曰，此闭门种菜也。[31]
这是鸿章与“清流”在官场中默契配合的第一个案例。丁忧在籍的张佩纶，“闭门种菜”，“日日写黄山谷，混充名士”，居然能将政坛老手们如此调动，玩弄于股掌之中，心中不禁怡然自得。从中也可感受到张佩纶的霸气和手腕，感受到“清流”势力的不可一世。惟张、李设计了“延宕之法”，作为发展北洋水师的藉口，但后来，李鸿章并不主张对日动兵，随着时间流逝，清政府失去了与日本人继续讨论琉球归属的机会
三、张佩纶四次策划的海军发展方案
张佩纶在介入海军建设的过程中，高度关注海军的区域编成和管理机构设置。多次策划海军发展方案。可引起重点关注的，有四个事件。
1、策划使用刘铭传主持北洋水师
同治十三年（1874年），因日本侵略台湾所引发海防大筹议，在籍守制的前江苏巡抚丁日昌，通过广东巡抚张兆栋，转呈其在1868年所拟《海洋水师章程》。早在1867年，丁日昌担任江苏布政使时，便考虑改革水师旧制。他认为，鸦片战争证明中国水师不能御敌，沿海炮台也呆无所用。建议制造中等炮艇30艘，分别由北洋提督、中洋提督、南洋提督统帅。北洋提督驻大沽，下属直隶、盛京、山东各海口；中洋提督驻吴淞口，下属江苏、浙江各海口；南洋提督驻厦门，下属福建、广东各海口。无事出洋梭巡，习劳苦、娴港汊、捕海盗；有事则一路为正兵，两路为奇兵，飞驰援应。那是最早提出的三洋水师构想。在《海洋水师章程》中，丁日昌又建言将“三洋水师”构想作出调整。主张北洋以山东益直隶建阃天津，东洋以浙江益江苏建阃吴淞，南洋以广东益福建建阃南澳。每洋各设大兵轮船6艘，炮艇10艘。三洋提督，半年会哨一次。[32]日昌的构想，引发了清廷内部关于海军区域部署的广泛讨论。后来，恭亲王奕訢综合各方意见，奏请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择要分布。而上谕则表示，南北洋地面过宽，界连数省，必须分段督办，以专责成。着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33]也就是说，北洋并没有如同恭亲王所要求的，获得优先发展的特权，所谓三洋海军的设想，也未被采纳实行。而是采用了南北洋分洋、分任，齐头并进的格局。此后，由于海防经费常年不到位，关于海军区域建设的讨论被雪藏起来了。
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二日（1880年12月3日），内阁学士梅启照提出整顿船厂十条建议，其中有关于设立“外海水师提督”一节，梅启照认为，从前镇压太平军和捻军，采用募勇办法，事平之后即予裁撤。“若海防则终年累月不可弛防，总以经制之师为正办。上年松江提督李朝斌，统领轮船会操于上海，浙省允之，而闽省驳之。盖以上海为总汇，似乎以提督节制提督，非所愿也。”建议“宜将现在轮船统领照添长江提督之例，改为外海水师提督，节制沿海各镇。按照旧例，四季巡洋会哨，则畛域不分，可收师克在和之效。”奏上之后，朝廷命李鸿章、刘坤一悉心筹商梅启照奏议，妥议具奏。[34]
此时，因中俄伊犁交涉，北京充满紧张的备战气氛。十一月初八日，奉召入京的前淮军宿将刘铭传在京拜会张佩纶。铭传途经天津时，李鸿章嘱其将北洋幕僚班子策划撰写的“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带往北京上奏，引发清廷关于兴建铁路的第一次大讨论。张佩纶认为，在当时条件下，建造铁路难以被清廷接受。建议鸿章坚持海防话题。他告诉鸿章：“省三偕蔼青入都，昨始晤谈。老于兵事，多审时务之言，可云智将。惟于铁路，矜为创获，志在为将作大匠，而不愿为度辽将军，殆非吾党相期之意。”[35] 所谓“吾党相期”，其实是指用刘主持北洋水师。
十五日，佩纶再函鸿章，建议他借遵旨议复梅启照奏折的机会，正式提出设立北洋水师，由刘铭传担任提督。佩纶曰：
闻圣谕中论及水师，佩纶之愚，欲请公先将此事酌复，奏设北洋水师提督，令其巡阅三口，勘定炮台形势，……参定水师额缺天津本有满洲水师，乾隆间裁，嘉庆间复设绿营水师，总兵驻新城，旋亦裁并。登莱旅顺忽分忽合，忽裁忽设，似三省各宜设水师总兵一员，归提督节制，而提督归北洋大臣节制。沿海炮台兵弁，必提督可以钤辖，方可一气。提督驻扎当在旅顺，可以安顿省公，且与春间原议相合。海防定为经制，则买铁舰、设炮台、裁营汛、立舟师皆有主者，不至中止。省公得之，亦隐然如湘军之彭侍郎，九万培风、中流击楫，何必自局于轮人小技哉？提督初设，必得勋望卓著者。省公于外洋水师未尽谙习，而中兴诸将年为最少，见事敏捷，可学而能。……此举在我公为本谋，在海防为急务，实不专为省公计也。[36]
从佩纶提及的“春间原议”看，他与鸿章在建设海军事务上早有策划。十七日，佩纶又函鸿章：“省公上疏过急，微指为时相所窥，有心人曲意护持，终当一历挹娄九梯，徐图骋步。金人译辽为镔铁，安知铁路不创始于辽耶？惟是俄事垂结，倭约不改，入春后纷纷为撤防节饷之举，何时再议自强？故妄意欲公及时奏设水师提督，立不拔之基，为久大之业，不然省公即暂管辽防，要亦不能暖席也。”[37]
十九日，鸿章复函佩纶：省三回津，日趣覆奏铁路事。此乃鄙意所欲言而久未敢言，幸于吾党发其端，闻都人士今日讲求洋务者多亦不甚以为纰缪，殆国运中兴之几耶？惟事体重大，非独棉力不能胜，即省三慨然自任，亦恐穷年毕世不易卒业。时政苦文法拘束甚矣，庙堂内外议论，人心皆难画一。无真能主持之权，即断无通力合作之日。……北洋水师提督终当议设，宿将竟无谙习此道之人。省三亦尚隔膜，即资其威望，其如性不耐官，何如？[38]
在李鸿章看来，刘铭传并非水师提督的合适人选。不仅铭传，即便从前湘军水师首领彭玉麟，也不是统领新式海军的人才，彭玉麟此时奉旨每年巡阅长江水师，鸿章反问：“雪老之巡视舢板师船，耄不倦侵，固自可敬，究于大局何裨哉？”[39]
二十五日，佩纶再次致函鸿章：廿三日奉十九钧答，……清议知边防难恃，均有适可而止之心，得寸思尺，乃由吴江独断。劼侯既无出疆专命之节，而又轻泄密论以启狡谋，料敌则不智、谋国则不忠，此诚画蛇添足之楚人矣。电复甚密，外不得闻大要，必恐惧悚惶而已。执政如此，使才如此，事事儿戏，处处机心，鲁其何以为国乎？……铁路亦廑数人不以为谬，佩纶知省公非其人，今日非其时，即属蔼卿劝阻，比闻子腾学士以三大弊驳之，内廷作此，必有授之者。来教谓议论人心皆难画一，以是徘徊审顾，诚大臣之心而老成之见也。不然，佩纶固不畏事，不逢时者胡独齗齗于此乎？变法当有次第，愿公姑于水师矿务，勿遽言铁路耳。[40]
十二月十一日，李鸿章上奏议复梅启照条陈。除江南机器局已专造枪弹药，海运总督无庸添设外，同意其他八条。关于梅奏请设立外海水师提督，鸿章说：从前丁日昌有设立北洋、中洋、南洋水师提督之议，与前督臣曾国藩所陈沿海七省、沿江三省归并设防之说大旨略同。北洋俟铁甲二船购到，海上可自成一军。拟请添设水师提督额缺，其体制应照长江水师提督之例，节制北洋沿海各镇，按期巡洋会哨，以专责成。南洋船只亦尚未齐，或如梅启照所议，暂将统领轮船之松江提督，改为苏浙外海水师提督，节制苏浙沿海各镇。拟请敕下南洋大臣察酌情形，随时妥办。惟闽、粤、台湾与松沪相去甚远，势难兼顾，且福建统领轮船之提督彭楚汉与松江提督李朝斌望均势敌，难相统摄，似应与广东联为一气耳。[41]
后来，鸿章告诉佩纶：“前承示北洋水师提督须早议设，极中机要，业于覆梅阁学疏内详及，钞稿附呈，又奉留中，想待南洋交卷。”[42]
此事商议，与前述暂缓分割琉球，借机发展海军的谋划恰好同时。以往史学界看到了梅启照条议海防和李鸿章奉旨奏复，却不知道张佩纶参与其中，在十条建议中，抓住设立北洋水师提督这一重点，与李鸿章多次书信往返，认真讨论。从战略上，佩纶独具慧眼，看得很准。惟此奏及南洋大臣刘坤一的上奏后，朝廷未见回应，谋划被搁置了。
2、提出海军发展战略构想
张佩纶一直在思考海防问题。光绪八年正月初八日，他发出著名奏折“保小捍边当谋自强折”，标志其对于海军发展的思考开始形成。
在奏折中，佩纶首先把应对日本未来的挑战，作为发展海军的主要目标想定。提出“借琉球为名以罢日本，即借日本为名以固海防。”“驭倭之策，虽无伐之之力，当有伐之之心；虽无伐之之心，当有伐之之势。欲集其势，则莫如大设水师。”“我有楼船横海经制之师，可以靖边，亦可以及远，泰西各国庶存忌惮，亦绸缪牖户之谋，声东击西之策也。”
在海军区域发展规划上，佩纶认为：“论者谓水师当以北洋为一军，江浙为一军，闽粤为一军。臣以为北洋三口可自为一军，江南可自为一军，浙与闽可合为一军，而粤似宜异军特起者也。”
关于北洋，他建言“宜参用前制，设北海水师提督一员，以直隶天津、通永，山东登莱，奉天金州为四镇属之。提镇师船当分驻旅顺、烟台、大连湾以控天险。”
关于江苏防御，他认为“上海为洋商窟穴，南北喉衿，一隅实委天下之重，故论今日江南形势，当先海而后江。乃长江于提督之上又简大臣巡阅，则节制五省，水师之权已分；而江流入海，脉络钩连，门堂夹锁，狼山一镇，虽隶长江，崇明、福山沿海水师，仍归江南提督统辖，新创轮船水师，亦奏归江南提督统带，是节制一省水师之权，亦不能合。李朝斌本以水师建节，近亦深居简出，巡海不过至佘山而止，且于上海造提镇行馆，尤非水师所宜。”在中俄交涉，准备作战时，江苏巡抚吴元炳曾建议请彭玉麟兼管江海，以抑朝斌。但佩纶认为，“玉麟以七十之年，巡江有暇，复令操海，非所以体恤劳臣，此特一时权宜，岂经久至计乎？”建议“改长江水师提督为江海水师提督，驻上海吴淞口外，狼山、福山、崇明三镇均隶之，专领兵轮出洋聚操。淮扬水师与瓜州镇亦宜改用西式江船，演习棉药水雷以为后拒，责大臣以巡江兼顾五省，责提督以巡海专顾一省，移江南提督治淮徐、辖陆路，以为裁汰漕标之地，”
关于浙江防御，佩纶认为“定海为夷人始事之地，与瓯海皆毗连闽中，闽浙又同一总督辖境”。“故以浙隶江，不如以浙隶闽，”“宜改福建水师提督为闽浙水师提督，割浙江之定海、海门两镇并隶之。浙江提督仍治宁波，专辖陆路。三军立，而南北两洋之势振矣。”
此外，张佩纶还对船制、军律、训练等海军发展中的具体问题提出看法。本日奉上谕：“该侍讲所陈各节，即著李鸿章、左宗棠、何璟、张树声、彭玉麟等将海防事宜通盘筹画，会同妥议具奏。其滇粤边防即著张树声、刘长佑等各就地方情形实力妥筹办理，以期绥边弭衅，永固疆圉。”[43]
一月二十四日，佩纶函告鸿章：他已将“保小捍边当谋自强折”寄出，水师本公专家，故北洋置论独略。此大举动，断非一人之见所能周币，复奏时幸勿奖借。盖佩纶与公行迹过密，已几几上上达天听矣。”[44]
二月初三日：鸿章复函佩纶：前读寄谕，抄示大著，精骛八极，目营四海，卓然可行，佩服无既。北洋本有创设水师提督之议，惟津、通、登三镇、金州副都统虽各有陆兵，与无兵同。节制兼辖，似只空文，而无实际，此须稍加斟酌者。南洋改并各处，精凿不磨。恪靖情形既生，意见各别，恐未能降心相从。旨令会商具奏，彼不欲会，则亦无从相商耳。……振帅有志整备师船，而财力不足以副之，终成画饼。前徐建寅自德国来，译呈该国新创《海部述略》一书。德滨海仅千余里，规模如此闳远，可见西国治兵本末兼备，以中土视之，殆如霄壤。又，长崎理事余中翰近来有条陈，言多可采，照抄二折附览，以资考镜。”[45]
这一阶段，张、李沟通极为密切，李鸿章不断向张佩纶提供各种最新资料，比如上揭徐建寅翻译的德国《海部述略》，驻长崎理事余乾耀设立海军衙门的建言，这些都有助佩纶扩大视野，逐步形成全局性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佩纶告诉鸿章，他们之间“行迹过密，已几几上上达天听”。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鸿章预见到左宗棠对于海军“情形既生，意见各别，恐未能降心相从。旨令会商具奏，彼不欲会，则亦无从相商耳”。这个见解，后来被验证了。
3、创设总理衙门海防股
光绪九年十一月初四日，清廷诏命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佩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46]
进入总署之后，佩纶即迅速阅读历年对外交涉的资料，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搬进总署居住。对外交事务提出多项建议。在现存张佩纶书信中，有两封是在总署工作期间致恭亲王的，一封谈论海防，一份建议总署内设海防股。以往关于总理衙门与近代海防建设的关系，资料极少，语焉不详。通过这两封信件，对于总署与海防股的关系，可以略见端倪：
《涧于集·书牍》中收录张佩纶第一封“上恭亲王”函，要点是谈论中法战争即将爆发前的沿海防务。关于北洋，佩纶认为山东登莱一线“尚虚”，建议任命淮军将领郭宝昌、曹克忠募集军队，驻扎烟台，与沽塘、旅顺互成犄角。关于长江防线，左宗棠原先主张以白茅沙为扼要，佩纶认为设防至白茅沙，即已到常熟一线，崇明被孤悬海外，“兵力单薄，一旦有警，征调难赴事机，必须预筹备御。”他还指出，浙江“定海島屿孤悬，乍浦口门深阔，並应与宁波、镇海设法筹防，使苏浙首尾銜接，以期巩固”。有意思的是，佩纶在信中特别提到福建防务：闽省远連粤海，近蔽浙洋，尤宜镇辖得人，以杜日本乘间窥伺。现在总督何璟、巡抚张兆栋，治务安静，不甚知兵，而亦不讲求兵事。台湾镇道不和，防务一切阁置。一旦海波偶扬，恐台、澎、厦、澳尤不足恃。虽易置疆臣非本署所敢妄议，而事关切近之害，理难茹默不言。应请随时入告，或别简贤臣以为更代，或起用宿将以建军屯，均宜从速施行，俾得从容展布。
佩纶没有料到，数月之后，他将与何璟、张兆栋为同事，共同防御福州和马尾，他原先的担心，全部变为现实，而他本人的政治生命，也将在马江之战后断送。在信的末尾，佩纶专门谈到总理衙门在海防方面的职责：海防之说，创自十年以前，中外纷如聚讼矣。然购船购炮，所费不下数千万，而临事仍无甚把握；防倭防俄所费亦不下千余万，而沿海仍无甚规模。疆臣以部臣惜费为解，部臣以疆臣浪费为词，终之迁就因循，则本署实执其咎；即众论不咎本署，而本署与于筹海之责，问心亦难以自安。窃谓本署职掌，商、防为两大端，防务不能日强，商务必且日困。拟自今伊始，亟图海防以规久远，由殿下酌定后，或奏明开办，或通咨开办，为今日防法之虚声，即为他日防海之实用。本署应将海防条议提归总办章京管理，遇事讲求，一面查核沿海要隘，博考外洋船式，与户部议经费，与兵部议营制，与疆吏议将材，务期变通尽利，切实能行。虽遽难立可大可久之规，亦当使成能战能和之局，庶几建威销萌，有备无患乎。[47]
十一月十八日，总理衙门以张佩纶致恭亲王信为底本，略加增删，形成“筹办海防折”上奏。这封奏折，也由佩纶执笔。故收入《涧于集·奏议》。[48]十九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海防紧要，宜毖近患而豫远谋一折览奏均悉。法人侵占越南，外患日亟。沿海设防，必须综览形势、统筹全局，为未雨绸缪之计。”上谕提到,“台湾久为外人所觊觎，镇将是否得力，兵勇是否足恃，何璟履任多年，责无旁贷。张兆栋曾经渡台，于该处情形，亦应周悉。务当同心筹画，备豫不虞。[49]
张佩纶进入总理衙门之时，法国扩大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前线糜烂，北京朝廷却一筹莫展。十一月二十六日。佩纶奉慈禧命前往天津，晤鸿章商越事。翁同龢记载：“友樵呼余，告以将赴天津与李相商事，匆匆入，慈谕：张某自请与李某谈论，鼓舞其气，此人奋勇能办事，汝等有所见，不妨告之，令与李鸿章商酌也。”[50]显然，佩纶是在找机会与鸿章交换对政局的看法。十二月初三日，李鸿章函告张之洞：“蒉斋来此，商筹意见相合，已即日回京矣。”[51]显然，他们也讨论了海军问题。
张佩纶第二封“上恭亲王”函，是建议在总理衙门设立海防股。总理衙门自1860年设立之后，共设英、法、俄、美四股，海防事务附设在俄国股内。佩纶建议专设海防股，他对恭王说：敬启者。俄为大股而海防附之，自同治十三年筹办海防一疏起，至近日法越事宜积牍纷繁，非专设海防一股不可。海防之事，分门别类，一曰海防经费船政局及机器局经费附焉，一曰沿海要隘各属国海岸付焉，沿海炮台若干、式样如何亦付焉。一曰外海师船，一曰各省局厂，一曰各种枪炮外国枪炮有我军所未有者付焉，一曰沿海防营。此外中外臣工条奏，分省分军，巳布置者，备查末施行者，备采务令条分件系，了如指掌，庶各省阨塞各军情形，不至隔膜。叙录既详，考究始切，其议论前后不符，见解彼此回别者，即不难参考互订，据理折衷。惟纂辑之始，头绪较繁，凝请酌定，添传记名汉章京四员，以两员分派各股，于股中替出两员，以两旧两新，办理海防事宜，而于总办中，派定一员专司其勤惰。每日除例行海防文牍外，分查档案，旁采图志，咨核户兵两部饷数及兵数勇数，与各省军营营制军火一切详章细目，应增者增，应改者改，汇辑成编，删繁就简，以便观览，不独译署办理海防醒心豁目，并可录副以备枢廷赞昼机宜，指挥诸将之一助。佩纶初意颇以额缺有定，思于各股中抽调数员办理此事，但每股中当差勤而用心细者，不过一二人，势难兼顾。再四斟酌，此添传四员，作为学习，并不占额外之缺，量予津贴薪水，所费无多，以岁均拟传汉员者，满员兼司行走，不日即管要差，恐未能专心致志耳。四员不占额缺，保举并不得与于，章程并不更改，在通署并不偏枯，该员等本巳记名先行学习，若其有志上进，藉岁详求掌故、博究时宜，亦复有益身心，似此海防设立专股，于暑中要务颇觉有裨，是否可行，伏祈裁夺。 [52]
第二函所写日期同样不详。但十二月十七日佩纶致鸿章函中，提到：“海防已设专股。”[53] 此时距其进入总署，不过一个半月。显然，张佩纶获得恭亲王和李鸿藻的支持，在成立海防股一事上，办事效率极为高速。
4、筹划设立海防衙门
进入总署后，张佩纶在行政部门的话语权大为扩展，他成为沟通李鸿章与中枢，尤其是同军机大臣力李鸿藻之间的重要桥梁，开始与鸿章谋划，设立酝酿已久的统一全国海军指挥机关一事。光绪十年正月，鸿章幕僚袁宝龄密函张佩纶，提到了这个计划：
岁除日展奉赐教敬聆……海防事权归一，乃克有济，公与合肥、高阳搘危局，探本源，在此一举。合肥欲会中外之通，亦老于世变之言，朝右以为何若？下走与参末议，辄就狂瞽为篇，已交卷而未誊录，敢将初稿秘呈，乞良友舆吾师共教之，勿遗外人知。此间同心者，章琴生、周玉山耳。他人颇河汉之，亦不值一哂。台肥志力未颓，而夹辅亦赖众贤，倘得若章、周者数辈布满北洋，当可日起有功。[54]
袁宝龄函中提到的章琴生、周玉山，指章洪钧和周馥。均为鸿章的幕僚亲信。鸿章在给朋友的通信中，每每诉说不愿统领海军，理由是经费难以筹措等等，从宝龄密信中，可以看到真实的情况未必如此。而宝龄提供给佩纶阅看的，即为他“与参末议，辄就狂瞽为篇，已交卷而未誊录，敢将初稿秘呈，乞良友与吾师共教之，勿遗外人知”的《建海军衙门议》草稿。这个草稿，可以视作李鸿章方面对未来新海军管理机构大致构想。
袁宝龄“建海防衙门议”所提建议共有六条，曰重事权、定经制、建军府、简船械、筹用费、广储人才。其核心是“重事权”和“定经制”。关于“重事权”，宝龄指出：
国朝定制，漕运总督有提督八省之例，近设长江水师提督，所辖亦及五省，似宜仿此意，设海防衙门大臣一人，凡沿海七省，无论水陆马步防军、旗绿制兵，在海口二百里以内者，文自司道以下，武自都统提督以下，均归节制。所部各军，仍令各食原饷，无事则简阅察验之，定其分防汛地之责成，黜陟用舍，均以海防大臣一言为衡，有警征调，违者按以军律。各省关道有海防之责，宜照各粮道属于漕督之例，以海防大臣为专辖，而以通商大臣本省大吏为兼辖，俾各联络防营，勤求兵事，不徒以榷算为长论者。或曰海防大臣未宜专任一人，恐精力或未周给，七省水陆防军均归节制，将有兵权太重之嫌，独不思时局艰危，至今极矣，此策若行，或可收蓄艾三年之效，用而不当，与无策同，况膺斯任者，必为国家股肱心膂之臣，忠贞弼亮，宏济艰难，尚复何嫌疑之有？且七省防军逐渐整顿，次第措施，非一旦尽取而改易之也。若其事繁置，辅合群策群力以谋之，固自有策以处此。
关于“定经制”，宝龄认为：
海防衙门大臣，似宜由部颁给关防，体制皆同六部。其次，宜设参赞官一员，秩视四五品卿，海防大臣驻北洋，参赞驻南洋。凡海防大事皆赞画焉。秩视卿贰，则督抚提镇不至掣肘。驻南洋则闽粤江浙之水陆统将，禀承较近，呼吸易通，倘虑一时不得其人，或暂置左右翼长，一驻渤海，一驻南洋，二员赞画戎机，稽查防务，加之卿衔，崇之体制。别设南洋水师统领一员，畀以整理南四省师船之任。海防大臣，勋隆望重，不能责以出入风涛，则岁时查阅防营之得失，师船之勤惰，与夫制器考之良楛利钝，皆惟参赞。若翼长职之，每岁周历数省，归报海防大臣。而课其殿最全局。所系斯为重焉。又次则设四司：曰军政司，掌水陆将领功过，戎机营制、图籍案牍之事；曰船政司，掌稽核接济各船煤油、篷械及船厂船坞修造之事；曰度支司，掌用款银钱之出入，而筹备句稽之；曰考艺司，掌军械机器、工作煤铁各矿之考课，而程第指授之。每司额设总办、郎中二员，员外郎、主事各数员，仪制均同六部。其始则由海防大臣及中外大臣秉公遴荐。京秩郎中以下，外官道府以下，均准调往。到衙门后，由海防大臣考定，上者充补额缺，次者留衙门学习，均如六部司员学习之例，其已补实缺者，二年而拔其尤，保举悉与总理衙门、军机处无异。每届会试用主事，分部时由吏部添配。[55]
而在同时，张佩纶在给顾肇熙的信中透露：“近议定专立海防衙门，欲将师船、机局全归一人经画，专任而责成功”。[56]显然，李、张之间，关于海防衙门设立的构想，正在被反复探讨。
二月初六日，李鸿章致函张佩纶，再次表示不愿主持海军事务：
北洋虽负虚名，数年来就款筹办洋枪炮，铁舰，蚊、快各船，魚雷小艇，水师、电报各学堂，旅顺、威海水师，口岸虽多，未竟之绪，实緣仅有二三中材奔走其间，万分吃力，鄙人心血、头发已耗枯矣。若不自揣量，好为大言，以七省水师自任，必致颠蹶，而为众射之的。平生不善取巧，然亦不敢不度势量力，力所不足，岂可妄应。明知执事可为同调倡和，第恐权力亦有弗及，且无贝之才、有贝之才均少，而无贝者尤要，阁下其奈之何邪?今欲大办水师，必须事事以西洋为法。船政二十年，而无一船可战，恪靖、文肃师心自用，误之也。日本兵船无华船之多，规制却甚闳远，由于肯学西洋也。海部必应在京添设，而京员习气离道太远，乃欲改设天津，以外僭内，谤争蜂起，必不得已，仍由总署兼理，敝处会办，仿照日本东京建海部衙门，横滨、横须贺分建东西两镇衙门之意，或稍经久耳。少迟拟以此略复总署也。[57]
十三日，鸿章函总署，答复征询沿海七省专设一海防衙门事。主张仍由总署兼辖，暂不另建衙门。他本人可倣外省督抚兼京衔故事，予以海部兼衔。随时随事商榷。推荐张佩纶在海部任事。[58]
三月初一日，鸿章函佩纶：建议缓设海防衙门，理由是中法交战在即，德国不同意帮助中国铁甲舰驶回，“无铁船则水师何必专设耶?”[59]初二日，鸿章因接到佩纶二月二十八日去函，见其中提及因广西巡抚徐延旭前方战败，作为推荐人的张佩纶准备上奏自劾。“惟鄙人所不甘者，火器水师两事，龂龂极论，舌敞唇焦，枢府疆臣终不我納，此为憾耳！”[60]旋即再次致函张氏：
昨复一缄到否?顷奉二十八日手示，敬悉一一。晓山（徐延旭）作地方官自是能吏，乃竟以关系洋务、军务大局之事轻相委任，在执事为失言，在朝廷为失人，不独鄙人不谓然，天下皆不谓然也。执事为言官，论列贤否，向无严谴之例，枢辅壹意信任，则不可解。观其历次奏报，铺张如同梦呓，识者早知其必败，当轴漫不加察，由于不知兵又不小心也。仆与高阳及执事皆至交关切，不得不深痛惜之，以后望益虚衷体察，勿愎谏自是为幸，自劾万不必也。火器、水师两事，关系日后自强远计，在位一日当争论一日，仆必引为同声，但不可求速效耳。[61]
从鸿章复信可见，他对佩纶极为关切。初四日，佩纶回李鸿章：“水师疏巳拟出，须乐道上陵归，定期入告，似不必缓。”[62]此信是说，关于筹划统一全国海军管理的奏疏已经备妥，现因恭亲王（乐道）去东陵主持慈安太后去世三周年祭奠归来之后，即可上奏。然而未曾料到，三月初八日，左庶子盛昱以张佩纶“滥保匪人”唐炯、徐延旭，上奏弹劾军机大臣。由此引发“甲申易枢”的政局重大变故。十一日，慈禧太后尚未将盛奏发下，谣言已在上层政治圈中流传，张佩纶将流言密告李鸿章：
此间自徐、唐逮问后，言者纷纷。可庄之介弟旭庄，遍诣其相识之人，力诋鄙人。其意以论者多咎振轩，而张王之交方睦，故归狱鄙人以为振轩解纷。日来盛庶子、赵侍御均有封事，盛文并及香老，至今不下。盛自云历诋中外有名人为一网打尽之计，公及清卿均不免，因唐及香帅深文周内，不解何意。真伪不可知，其自言如此。朝局一纷，越事更无结煞。鄙人安往而不得贫贱！以白简相诒，所谓班门弄斧耳，一笑。[63]
张佩纶还在信中提到，“海防衙门（改为水师衙门）如奏准，似可以新城一署当之，此事须乐道归定局。鄙人幸而得罢，则此举亦即中缀。”[64]说明他已做好海防衙门方案流产的准备。
十三日，慈禧太后懿旨发下，以恭亲王为首的全班军机大臣都被开缺，但对于佩纶没有给予处罚。四月十四日，张佩纶被任命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四月二十五日，临近出京的张佩纶，上“请设沿海七省兵轮水师折”。他在折末声明：“此折本系译署与李鸿章反复函商拟稿待奏之件，现在面奉懿旨，改为微臣条奏”，总署关于统一沿海水师的方案，依然还在推进之中。
“请设沿海七省兵轮水师折”指出：“则欲求制敌之法，非创设外海兵船水师不可，欲收横海之功，非设立水师衙门不可。”其本质，不再是分洋设立海军，而是“以水师一军，应七省之防，即以七省供水师一军之饷”，“著应请特派大臣将沿海七省水师改用兵轮，垂为经制，俾各省船厂、机局均归调度，以专责成。”“应如何筹定饷项、建立衙门、请派大员之处，伏恳饬下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会同户部妥议具奏。”这个奏折的提法，与袁宝龄“建海防衙门议”中的观点十分接近。
四月二十八日，上谕著李鸿章，曾国荃先行会议具奏。原折均著钞给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65]
五月初九日，李鸿章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张佩纶奏设水师衙门，特请派重臣经画一事，先是张佩纶在总署创发此议，恭邸、李鸿藻多韪之，遂欲以兹事委之，鄙人实苦才力不及，曾于二月十三日详复总署，请仿东西各国之例，在京添设海部，我襄助商榷，嗣闻枢意不以为然，仍拟奏请在外设水师衙门。正缮奏间，朝局忽更，因而中止。佩纶赴闽召对时又奏，奉懿旨饬陈，乃下南北洋先行会议，俟复奏后，想仍饬枢、译会同户部妥议。各省兵船散漫，必须统一，但非北洋所能遥制，即南洋兼管闽、粤洋面，亦恐鞭长莫及。若在京设海部，又无熟悉情事之人堪膺是任，此建置之难。各省防饷竭蹶，断难猝集千万巨款，若如德、倭之制，分年筹款，逐渐添船，俟海防少松，略裁营勇，或可勉力为之。张之洞、张佩纶及吴大瀓、陈宝琛心精力果。愿分赞斯役，应否由你我合力肩承，乞详示。[66]
五月十八日，醇亲王致函翁同龢，询问“幼樵濒行，条陈创立水军，局面甚大，已由南北洋妥议。而旁观之论，又谓徒费无益，仍以陆路置伏为宜，海×听其浮沉，说各有理，究竟当如何耶？”[67]
同日，李鸿章致函军机大臣、户部尚书阎敬铭：“幼樵整练水师之议，实为自强要务，第饷需竭蹶，取精用宏，非克期所能集事，似须时局大定，各省新募不得力之勇营酌量裁遣，腾出饷额，分年筹出有著之款，逐渐经营。即不能遽与英、法兵船抗衡，当可驾日本而上之，称东海劲敌，公其有意提倡乎？”[68]
张佩纶五月出京，闰五月十一日到达福州。七月初三日，马江之战爆发，从此张佩纶身败名裂，退出政坛。
一年过后。光绪十一年六月初九日 ，李鸿章致函到达流放地张家口的张佩纶：“公是有心人，惟矜气过重，視事太易，致此蹉跌，海内先后进求如执事之敏果有志略者，戛戛难之。”“附上《海战新义》一书，望悉心参詳，较胜于故纸堆中寻生活。以水师败者，必以水师求胜，非空言大話所能济事也。”[69]
七月初二日，李鸿章遵旨筹议海防各条。主张建立北洋、南洋、闽台、广东四支海军；请设立海部。[70]不久，鸿章入都陛见。与慈禧太后、奕譞、奕劻及军机大臣商讨海防，论及海部及铁路、银行之事。决定设立海军衙门。
九月初五日，懿旨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派庆郡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兵部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支以为之倡，此外分年次第兴办。北洋练军伊始，责成李鸿章专司其事。其应行创设筹议各事，统由该王大臣筹画拟立章程，奏明办理。[71]这个方案，其实回到光绪元年恭亲王主持海防筹议时的观点。经过十多年的风风雨雨，物是人非，恭亲王、张佩纶，都不再参与其事，而对海军发展一直迟疑不定的醇亲王，却来主持海军事务。李鸿章，需要重新打点精神，来做各种说服沟通工作，这是造化弄人吗？
四、张佩纶认定追随李鸿章的例证
张佩纶虽为“清流”健将，但他与李鸿章交往的密切程度迅速超过李鸿藻。除了前辈世交这层关系之外，这是他自己做出的选择。其中光绪八年李鸿章丁忧，返回合肥处理母亲丧事，他拒绝了继任者张树声父子邀请其帮办海军，明确追随李鸿章，就是一个明证。
是年三月初二日，鸿章因母亲病重，上奏请假探望，是日上谕准假一月，以两广总督张树声调署直隶总督。同日，李母病故于湖广总督李瀚章武汉寓所。
初三日，佩纶致函鸿章，问候李母病情。特别提到“振帅暂肩重任，自能规随。至于海防窥要，淮部经营，公牍私函，尚宜分春晖寸草之心，为曲突徙薪之计，度公高瞻远瞩，必有秘谋。尤所望祷严装待发，当在何时，可属琴生示我。”[72]
初九日，上谕以李鸿章久任疆畿，筹办一切事宜甚为繁重。“近复添练北洋水师，规模创始，未可遽易生手。”要鸿章以国事为重，在穿孝百日之后，回任署理直隶总督。鸿章恳请终制，准予开缺。三月十四日，朝旨援用雍正、乾隆间大臣孙家淦等人，近今如曾国藩、胡林翼夺情特例，再予挽留，并令鸿章“毋得再行固辞”。[73]
二十日，鸿章函告佩纶老母去世事。交代其丁忧期间各项事务。其中提及“北洋水师，振公自应接办，条绪太繁，一时未易就理。”[74]
二十八日，鸿章致函佩纶：“顷奉二十四、五日手书，娓娓数千言，所以为鄙人谋者，不啻其自谋。非相爱之深，何能肫切至此?感泣殆无穷期。二十一沥陈疏上，乃得十八日赐函，差幸鄙言之已有印证。”张函所谈何事，不详。但从李信行文可以略见端倪：“二张恐琅琊之来夺据此席，劝鄙许任通商，我躬不阅，遑恤其后，仍持初议，坚请婉谢，与尊恉正同。在京备访问一节，某老矣，不能再从诸大夫后俯仰淟涊，以自取咎辱。居乡久处固难，然葬事未毕，亦断不能出山。万不得已，似仍以丧葬毕后，察度时势，再行复奏为是。目前即求星使代为覆命，承允拟稿寄交，祈速藻赐下，以便酌办，署督未必肯代陈也。”意思是说，张树声父子恐怕王文韶觊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职务，要李鸿章同意署理北洋通商事务大臣。鸿章不愿署理，表示将再次陈情守制，请佩纶代拟文稿。[75]
二十九日，军机大臣王文韶奉旨到天津，慰问鸿章，传达慈禧太后旨意，要求李办完丧事后复出，不允其终制。鸿章当天向佩纶通报，“荆公云，两鄂无人，意以振帅仍即回粤，不知畿督果属何人，似有自荐之几耶？约明日再谈过。”[76]
四月初四日，鸿章又函佩纶：已请王文韶代奏陈情。这封代奏，采用佩纶所拟文稿为底稿，称“如百日假满后，海上或有警报，畿疆亟须保卫，鸿章累叨殊遇，具有天良，何忍以居丧守礼为名，遂其偷生避难之计，定即遵旨赴津，筹办一切。若托圣主洪福，海波不扬，中外无事，届期如营葬需时，再行续求赏假，稍遂乌私。”[77]鸿章对佩纶坦言：“好在‘海上有警、中外无事’等虚活之笔尚在，届时或尚有词可展。惟直、粤两席虚悬，朝廷与鄙人实皆放心不下耳。”[78]对于李鸿章在进退问题上的忸怩作秀，佩纶其实心照不宣。
十一日，鸿章在给佩纶的信中，还询问了张佩纶与张树声父子的关系：“蔼青、琴生自春初屡请执事帮办海防，鄙人久在军中，阅历较多，踌躇未敢遽发，恐致它日进退两难。顷渠等又似怂恿振帅，颇为所动，又就鄙虑略陈一一，未知果行与否？若于事有济而于公出处大计有裨，则鄙早乐赞其成矣。蔼青独谓尊处并无不愿，何也？”[79]
张佩纶随即答复李鸿章，表示早在辛巳（1881年）就与李鸿章约定，从公练习，不会转随张树声，张华奎未“免视署督太重，而视吾辈太轻”：
振公覆武功一书，深乖物望，以况稺老之于贵介，令人有为善不卒之叹。畿甸逼近辇下，事事听命要津，何以自立，振向荆公言，因言路汹汹，不得××，微员塞责，此是何言，不值齿冷。恐此席难以久处。商务防务必须与地方联为一手，方能骨节通灵。近贵宗人检录湘北相公传，意欲呈览，留揆席相待，恐百日后并畺符一并奉还，亦未可定。企秘之，勿洩于乡人，展转达振公耳。但今年未能复土，处置殊难。姑俟六七月间，再行酌度可也。鄙初恐振公资望尚新，遇事太少担当，未尝不欲出而自任。然言路太觉无人，深虑无益于津，有损于内，是以密属寿丈代辞。且微疑我公向日推诚，此事不应反由蔼青申意，故始终未一白之于公。嗣闻武昌之耗，知公必沥辞恩命，拟留孝侯以填淮部，起越石以助振公，实委曲维持，欲公忠孝两全，而商局淮军相安如故。其时，汝南致书宗人，忽有欲鄙出襄北防之说。幸鄙平日憺定，为人所信，否则于津事竟不能开口矣。既力向宗人陈其不可，复向霭青申誓，乃日内尤呶呶不已，岂非欲败乃公事呼？言之恨恨。我公于鄙人相爱至深，彼此无不吐露肝鬲，尤记辛巳四月舟中纵谈，公意颇以相属，鄙且不愿以无事随防，从公练习，而转愿为振公署纸尾耶？霭青未免视署督太重，而视吾辈太轻矣。晴生不知鄙人性格，随声附和，其意甚诚，殊不知在内转于海防有益也。[80]
这是佩纶与张树声父子反目的第一封信，值得重视。信中“贵宗人”指李鸿藻，“湘北相公”指康熙年间武英殿大学士李天馥，康熙三十二年，天馥以母忧回籍，康熙帝谓：“天馥侍朕三十馀年，未尝有失。三年易过，命悬缺以待。”此时，留揆席、疆符以待鸿章，是李鸿藻做出的决策，通过张佩纶准确地传递给了李鸿章，李鸿藻是否有更大的谋划，目前还缺乏史料证据，但这肯定是张佩纶最终决定紧紧追随李鸿章的主要原因。
十三日，佩纶又给鸿章去信，解释他与树声父子的关系：
蔼青与佩纶初无深交，嗣见其人颇直爽，在贵游中不可多得，又以公处事宜时闻机密，亦遂与倾肝鬲。渠去年保定归来，述公言亲老多疾，欲以替人属振轩，以襄助属佩纶。时鄂事扰扰，佩纶于公不能无感恩知己之私，即答以如朝命相属，却亦难辞，时有舍侄在坐，渠云其尊人亦不敢担当，故答语云耳，但北人究非所宜等语。春正，念及此举实可不必，因托寿丈婉辞，并兼属蔼青请缓，亦冀太夫人可臻康复。而我公爱之至深，必不至草草从事，使其进退维谷也。嗣蔼青得其尊人署督之信，复行商及，佩纶即峻词复绝，并累函拒之，誓以皦日，不料复以并无不愿之说，轻溷公听渠致鄙书则以我公属其补荐为言，特将原书奉览，并将此次致蔼书奉览。腐鼠之吓鵷雏，已属可鄙，不且厚诬佩纶乎？幸佩纶昨已有书详复，否则大谬矣。彼盖以平日倾心我公，纵论国事，断非无所为而为也。已再致书蔼青，止尼其事，并详陈颠末，以释公疑。总之以此为利耶？终南别有捷径；以此为事业耶？大海初不扬波，乡党自好者亦不为也。公处之事无不宣泄，昨属秉星廖穀士书来，均知之，不知何故。此书幸阅即付之祝融，勿示一人也。示一人则青蝇传语矣。[81]
佩纶还将他给张华奎的两封答书抄录给李鸿章看：
致蔼青第一书（摘）
北洋欲某襄助，排难解纷，原无不可，上书乞外殆非夙心，前者面谈已倾肝鬲。嗣后累函峻拒，然非皦日讽诗。犹复例诸殷誓，此自阁下相信不深，引为疚愧。若再披陈肺腑，度亦不足以入尊听。然鄙人自爱其鼎，决不令津门志中与丁雨生作前赵后王也。
第二书（全）
昨布一函，力辞襄助之议，当已察入。佩纶以阁下平日爽直，遇事竭诚相告，此举初因合肥亲老，亦颇游移，迨经详细推求，委曲维持，实不待以身入局，于台从赴津之日，促膝深谈，属勿再理前说。此情此景，依依如昨。其后，子久致书要津，仆函力辟其议，晴公屡谑复书，欲与绝交，并与阁下申皦日之誓，既其人足重，其言当不可轻，若云小让如伪，何以合肥前。又托寿丈代陈。朋友五伦之一，岂有诈虞倾阴者乎？在尊见或以佩纶辞色和平，于淮部北防，仍相关注，故辄以并无不愿之说，陈之合肥，告之尊甫，亦知仲连排难解纷，天下固有无所为而为之人，殆非六舟菊圃诸君可比也。方今畿辅安谧，初无军事。佩纶不才，忝直起居，似守疆大臣，未宜奏调。北洋一席仍属合肥，即直督亦仅署任，主峰未定，点缀他山，恐亦未谙画格。愿趋庭时勿轻参大议，佩纶补行并×，即临以朝命，亦必不入笯笼耳。因合肥书来，再行函致，无轻渎我。[82]
鸿章在母亲去世，即将返乡奔丧之前，与张佩纶通信，查证张与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张树声的关系，显然是高度看重此事。而佩纶复信，用大量文字作表白，也可说明他对李的询问丝毫不敢怠慢。四月十四日，鸿章自天津起程，乘“保大”轮回籍奔丧。十五日，忽有上谕：张树声奏请派员帮办水师事宜并请加卿衔以示优异一折，帮办大员及赏加卿衔向系出自特旨，非臣下所得擅请。张树声所请派翰林院侍讲张佩纶赴津帮办北洋水师事宜仿照吴大澂赏加卿衔之处，著毋庸议。钦此。
上谕档中，还有一份军机大臣的奏折：蒙发下折报，臣等公同商阅，张树声奏北洋创设水师，请派侍讲张佩纶来津襄理并请照吴大澂吉林成例，将该员赏加卿衔折，查帮办大员及赏加卿衔向系出自特旨，非臣下所得擅请。拟请旨将所请均毋庸议。如蒙俞允，遵缮明发，谕旨呈进，其余折片单拟 擅行奏调，未允所请。兹据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琛奏，张树声擅调近臣，实属冒昧，请照例议处等语。张树声著交部议处。寻奏，罚俸九个月。得旨，准其抵消。[83]
同日，佩纶又致函鸿章：振公不待佩纶复书，遽拜疏请诸朝廷，想暂摄畿疆，自谓眷注已隆，即可挟贵慢士矣。佩纶以蔼青书振公无书也致高阳鄙以振公署任起居近臣佩纶北人立说，高阳大不以为然，以为鹘突，商定命下必辞，能驳尤妙。初尚恐间平之是之也。十五日章下，间平亦拂然，谓此举若出自吾师尚可，否则侍从近臣何得听外吏品题擅调？想张某闻之亦必大怒。本拟寄信驳斥，后竟改为明发，振公疏未发抄。其中虽有公意见相同一语，人皆不信。其赞语有“讲求时事，学识日进，并云责某以坐言起行之效，俾臣收集思广益之功”等语，是俨然如老成之奖借后进，并非贵人之敬礼贤才，集思广益，乃武侯与群下教。振轩固非诸葛，如佩纶者亦岂刘表坐谈客哉？引喻不伦，知其举趾，高心不固矣。振公学浅才短，承乏畿郊，当裹极盛难继之惧，惟当一切守旧，方为萧规曹随。乃到任未及十日，便思罗致清流，眩惑观听在粤年余，于水师全不措意，到直十日，便急不能待，如此可笑也。此乃吞刀吐火，左道旁门，并非真实本领。津防至重，似此屋大柱小，令人寒心也。降旨之日，适考差之日，劻贝勒监试，绕殿大呼鄙字，告以此事。适佩纶并未入试，于是众皆愕然，颇滋口实。佩纶付之一笑，窃恐恨佩纶者不免借端生事。潜公有书，略劾振公意在戢争止沸，不知能定浮言否。此所谓天下本无事也。然振公一唯贤郎之言是听，如此举，蔼青不当大杖三百耶？[84]
由此看到，佩纶为了向鸿章澄清张树声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连军机大臣李鸿藻也动用起来。张树声调人事件，真正确定了李鸿章-张佩纶结盟。这种结盟，超越了北派“清流”拉拢李鸿章的层面，对佩纶后半生的影响甚巨。而佩纶，是否也正是在这次“路线站队”之中，真正获得了李鸿章的信任？
五、李、张交谊中的争执龃龉
在张李交往中，张佩纶为李鸿章出来许多主意，为其平息了诸多“麻烦”。但彼此间也常闹矛盾。比如光绪八年，李鸿章丁忧离开天津未久，六月初九日，日本策动朝鲜壬午之变。壬午之变为李鸿章夺情起伏创造了条件，但李鸿章并未按照“清流”的策划，发起对日本的军事行动，从而与张佩纶产生剧烈冲突。
六月二十二日，张佩纶连写两封密信，报告李鸿藻，
夫子中堂阁下：今日闻方冕甫言，日本×高丽構兵，译署已得探报十九日报，昨日吾师何尚未知？冕甫人极谨慎，确信陈话断不先泄也。以通商维持朝鲜，本合肥之议得闻此事专使已至高丽，丁、马亦往，断难中止。是以成事不×，在洋务家以为秘诀，而实则蹈越南之覆辙，此事本在意中。不知中朝何以处之，恐非酋胡可能了矣。平日不修战备，到此各证全出，沈文定可杀也！敬叩
钧安 佩纶叩上 廿二日
随即又函：
我军水路究未训练，丁提督将略无闻。中外不战久矣，并非言战即得法，正须战而能胜耳。清卿一军已成劲旅，宜令分数营，出陆路，较有把握。南洋以蚊船数艘，奇兵欲出袭流求，似此虚张声势，可以和解作结也。日本非夙谋朝鲜，×××此事宜了，难了仍是越事耳。明午当趋×，藉闻嘉谟，以释杞人之忧。敬复夫子中堂。 功佩纶顿首
合肥如此可出矣。[85]
本年四月，朝廷以中越交涉，局势紧迫，要李鸿章办完丧事，夺情复出。李鸿章恳请终制，张佩纶为他代拟的奏稿中，早有“如百日假满后，海上或有警报，畿疆亟须保卫，鸿章累叨殊遇，具有天良，何忍以居丧守礼为名，遂其偷生避难之计，定即遵旨赴津，筹办一切”的伏笔，现在，百日未到，即有事变，张佩纶毫无掩饰地对李鸿藻说出“合肥如此可出矣”，显示当初鸿章夺情，就是他和二李的共同谋划。
果然，六月二十四日，朝廷命张树声酌派水陆两军迅赴朝鲜。并以朝鲜事急，著李鸿章克日起程驰赴天津。接着，张树声派吴长庆、丁汝昌分帅水陆大军前往朝鲜，平定事变，扣留大院君李昰应。将其解送中国，安置于保定。而朝鲜大臣李裕元、金宏集与日本公使花房义质签订济物浦条约，允赔款五十万日元，并派使谢罪。在赔款未付清前，由日军千人留守使馆。日本声称与中国有同样出兵权利。七月二十二日，丁汝昌率军舰回国，二十三日抵烟台。李鸿章亦于是日返回天津，会晤张树声，商谈朝鲜局势。并在当晚会见了回籍葬兄，恰好也在天津的张佩纶。[86]
张佩纶对于壬午之变的最后处置不满，当晚即与鸿章争执，次日在返回芦台的舟中给鸿章写信：“存朝鲜当自折服日本始，折服日本当自改仁川五十万之约始。乱党杀日本十三人，日本亦杀乱党二十人，杀伤之数倍之，理不当议偿。乱党杀日本人，亦自杀其王妃、翁主、大臣，日本第为池鱼之殃。朝鲜方迫萧墙之祸，与国之谊，吊灾可也，定乱可也，因以为利，不可也。”他坚决要求李鸿章责成朝鲜改约，“倭既不退，我军不能遽撤，倭亦终不能久持。不过如流球之约，悬而不结耳，何至启衅招祸哉！”他说：“公之威名达于四夷，夫其所以达于远人者，岂以公习于条约哉？”他建议南北洋派出军舰，与日本交涉，修改朝鲜和日本签订的条约。[87]
八月上旬，张佩纶应李鸿章之邀请，再次前往天津密商，十二日回京之后，给李鸿章写了一封重要密信：
朝鲜之役，清议深以为诈力为非，众口一词，询其所以，当由辟疆铺张过盛使然。幸内意得视为奇功，赏必不薄耳。暂缓之说可以急矣，邺侯关念，甚至询眠食丰采，详挚殷勤,答以忧居以来，面目憔悴，壮心颓唐，以受恩深重，不得已而×，恐治葬后仍拟终制，邺侯瞿然。大约宣麻之命，渠必力让，而征南一役，仍当属之振公。……公过坦白，幸勿泄之振公及僚属也。琴兄×知，汝南勿告也。惟邺侯云，当此众论纷纭，深恐浮论一起，公且愤而去位，惟经营日本。则合于金革无避之义，可以内副众论，外张国威，鄙人拟即建言，幸即因鄙言覆上，此事敦厚者意亦相同，足徵鄙人推许，并非少年气盛耳。三数日内，邓君文字上，勿即驳，亦勿即复，稍候鄙作。二三知己均极力为国，亦极力为公，幸勿游移。盖朝鲜之亟亟献俘，内亦赏其功而疑其心。邺侯云，非公创设水师，张某亦望洋而叹耳。然吾辈所以期朝之者，故不在朝鲜也。总之，日本之役，宸谟已定，众议亦平，公以夺情视事之元，臣主兼弱，攻昧之上策，亦与移孝作忠之意为合。[88]
信中邺侯为唐朝宰相李泌，此处指李鸿藻。张佩纶在信里告知，张树声将安排南下，李鸿章以经营日本之名义重新出山。近日邓承修有奏折，请李鸿章既勿驳，亦勿复，待张佩纶另有奏疏。张佩纶还告诉李鸿章，周围几位朋友极力为他着想。连李鸿藻都说，若不是李鸿章创建北洋水师，张树声只能望洋兴叹。信中提及“邓君文字”，系指给事中邓承修奏“朝鲜乱党已平请乘机完结琉球案折”[89]，邓折建议特派大臣驻扎烟台，厚集南北洋战舰，待布置已定，责日本擅灭琉球、肆行要挟之罪。
八月十六日，李鸿章未按张佩纶嘱咐，上奏议复邓承修驻军烟台折，称中国海军实力，惟“超勇”、“扬威”较为得力，其余军舰，扼守海口，难以战大洋。日本兵船，“扶桑”号称铁甲，“比睿”、“金刚”亦半铁甲，以与中国较短长，不甚相让。然华船今驻数省，号令不一。似不若日本兵船，统归海军卿节制，可以呼应一气。万一中东有事，与我争一旦之命，胜负之数，尚难逆料，非策之上者。若向德定购之铁甲舰来华，再添购新式快船以为辅助，朝臣、枢臣、部臣、疆臣合谋一气，使水师成局，不战屈人，自为最善。否则声罪致讨，较有实际。若待移驻烟台，并非自强之实。[90]
也在同日，张佩纶上“请密定东征之策折”。请南北洋大臣简练水师，广造战船；山东、台湾疆吏宜治精兵，蓄斗舰，与南北洋成犄角；分军巡海，绝关绝市，召使回国；责问琉球之案，驳正朝鲜之约，使日本增防耗帑，再大举乘之，一战定之。是日上谕：“翰林院侍读张佩纶请密定东征之策，以靖藩服一折。据称日本贫寡倾危琉球之地，久踞不归，朝鲜祸起萧墙，殃及宾馆，彼狃于琉球故智，劫盟索费，贪婪无厌。今日之事宜因二国之名，令南北洋大臣简练水师，广造战船，台湾、山东两处宜治兵蓄舰，与南北洋犄角，沿海各督抚迅练水陆各军，以备进规日本等语，所奏颇为切要。著李鸿章先行通盘筹画，迅速复奏。”[91]
十七日，佩纶致函鸿章：告知所拟“请密定东征之策”已专寄鸿章处。“上意以鄙言似尚切要，而公于前覆流求两岛疏中，慨然以攘倭自任，故舍左（宗棠）彭（玉麟）而专问公。……窃惟设水师、图日本皆公夙志，佩纶之为是言，譬诸幼常攻心之言，偶符诸葛茂先平吴之策，密叩羊公耳。今圣母环顾勋臣，独叩公以至计，投袂而起，此其时乎。”佩纶提出要达到三个目标：一是请寄谕驻日公使黎庶昌改正朝鲜之约；二是日使榎本武扬到津后，要峻词责问琉球事；三是请将已购之两艘铁甲船奏归北洋训练，并饬部臣及沿海疆吏大购师船，倡立水师。张佩纶强调：
于此则上可副斧钺专征之命，下亦协金革无辟之文，为公为私皆合于义。如有创和戎之说，主自守之谋者，非庸懦即奸佞，愿公塞耳而拒之也。内意检李文定、胡文忠故事，留揆席、返疆符以示恩礼，固由高阳之让贤逊位，亦由朝廷之笃旧褒功。惟圣人恐时论纷纭，公转激而×位，故覆瓯相推毂，命将德音须同日涣颁，殆候此次覆奏，东征定议，是不独措置日本，藉我公以奉天威，即倚注我公，且藉日本镇浮论也。截肝掬腑，特贡此言，实非说士谲辞，少年盛气，幸秘之审之，余意缠绵，百不尽一。[92]
这封信中，佩纶还透露，鸿章丁忧期间，文华殿大学士的位置（揆席）是保留着的。协办大学士李鸿藻没有依缺递补，是他“让贤逊位”，也是朝廷“笃旧褒功”的意思，李鸿章必须记住这份交情。
十八日，张佩纶得悉李鸿章没有按照他去信的嘱咐，上疏议驳邓承修折，十分气愤，致书李鸿章质问：
朝鲜之事，此间清议均以诱获兴宣为非。然论功论过，均意在乖厓，并未涉及公一字。似与公无所增损。唯政府言路则颇以改约望公耳。鄙见欲大举东征，先多方误之，多方误之，又须先设水师，设水师又须先购船械，是则以金革为名，而目下亦并无金革之事。似于洋务、军务及我公出处都有斟酌，或不致于铁案并翻耶？我公所以上承主眷，下慑群僚，究在威望。若必以老不生事为上策，却恐还有遗议，谅公壮心未已，忠悃拳拳，必当有以处之耳。不待烦言也。年来交谊已固，所以为公代筹者，并非尽执古义，而颇参以时宜，若遂不见纳，鄙亦敬谢不敏矣。[93]
佩纶这封信，说你李鸿章复出，是以金革为名，其实现在并无金革之事，难道要把这个说法翻掉吗？又说“年来交谊已固，所以为公代筹者，并非尽执古义，而颇参以时宜，若遂不见纳，鄙亦敬谢不敏矣。”语近要挟，对李鸿章极不礼貌。张佩纶随即又函：
黄寿丈书来，谓我公以金革起，必须大有为乃足自解。属鄙力规并以远道所论难×事情，令再同来津面启一切。再同一幼子将殇，置之不顾，拟日内水道到津上谒，止之不可。见时乞屏去左右，俾竟其说。寿翁及门下所以拳拳于公者，恐非徒执迂拘，实亦古道时宜，兼权并审。且高阳大让无名，诸事从中调护，夫岂私交，亦欲结平勃之欢以利国耳。公若以大故之后，凡事颓唐，西洋主和，东洋亦不主战，则人人能之，一生勋望，亦不可为政府所窥测也。一二知己于公善则扬之，过则隐之，……恐天下之人爱公者，不尽如吾辈二三人耳。[94]
信中黄寿丈指黄彭年，道光丁末进士，为鸿章同年，此时为湖北安襄荆郧道。在同，为彭年子黄国瑾。光绪二年进士，此时为翰林院编修。为佩纶密友，亦与鸿章友善。二黄似乎即为张佩纶所称“一二知己”、“吾辈二三人”中之人物。张佩纶强调，他们拉李鸿章入伙，胁迫他准备对日作战，全是处于对李鸿章的爱护。
当晚，张佩纶又作函：“贵宗人云宣麻之事，夔不谓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亦又自为）。今拟仍以授公。俟辞表上，改援湘北故事，三年悬缺，却自情理兼尽。”[95]古人以宣麻代指拜相，佩纶再次告知鸿章，李鸿藻欲保留其大学士位置，王文韶不以为然，但最终仍拟仿李天馥旧事，虚位三年，以待鸿章。
十九日，张佩纶再次致函李鸿章：“创水师攘日本乃公夙志，比圣心专任，朝野深期元老壮猷，当孚物望。王阿童之舟师，戚少保之兵纪不足数矣。再同编修以父命来津，愿延之密坐，俾参大议。”[96]
二十一日，张佩纶第五次致函李鸿章：
累书不得手答，令人怅惘，若有所失。近想道体静适为颂。再同到津，当已××。高阳处前已代达意，不知近已通问否？渠×见颇关切也。恭邸小愈，销假尚未定，或云朝鲜事大定方出，有避嫌畏祸之意。今日盛伯希以疆臣措置失当论奏，系由掌院代递，故外间颇有传闻。大约内城议论于此事尤致不满。蔼青闻已赴津，当得其详矣。妖星又见，或以为蚩尤旗。周少詹有封事，所论兼内外而言，不知其详也。[97]
从书信内容看，张佩纶见对李鸿章多次胁迫未成之后，不再央求，改致问候，兼带通报京中政治动静。前面所拟发动的军事行动不再提起。
八月二十二日， 李鸿章上“议复张佩纶靖藩服折”云：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第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张佩纶谓中国措置洋务，患在谋不定而任不专，洵系确论。
李鸿章还说：练兵莫急于饷源，昔年户部指拨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岁共四百万两，设令各省关措解无缺，则七八年来，水师早已练成，铁舰尚可多购。无如指拨之时非尽有著之款，各省厘金入不敷解，均形竭蹶，闽、粤等省复将厘金截留，虽经臣叠次奏请严催，统计各省关所解南北洋防费约仅及原拨四分之一，岁款不敷，岂能购备大宗船械。今欲将此事切实筹办，可否请旨敕下户部、总理衙门，将南北洋每年所收防费核明实数，并闽省截留台防经费由南洋划抵外，再拨的实之岁款，务足原拨四百万两之数，如此则五年之后，南北洋水师两枝当可有成。[98]
这场以“筹备东征日本”开头的讨论，张佩纶呼风唤雨，李鸿章却不为所动。最后，以慈禧太后亲笔朱批：“练水师必须购船炮，购船炮必须拨巨款，试问五年后果有成效否？日本蕞尔，包藏祸心，已吞琉球，复窥朝鲜，此不可不密防也。尔其慎之毋忽！”而告结束。[99]平心而论，张佩纶等人充满激情，以民族和道德正义为底线，夹袋里藏有无数方案，随时可以贡献出来，在谋划方案之时，完全不受一般规则束缚，出手常有出人意料之举，正是张佩纶的长处，但思维过于理想化，有时不考虑实际操作，则是其明显短处。本节所举事例，即算一个经典案例，在对于整个形势的判断中，佩纶确实给人过于草率和即兴的印象。在谋划中，时时搬出李鸿藻，似乎也有拉大旗作虎皮之嫌疑，鸿藻本人是否知情，大可质疑，起码，鸿章就不吃这一套。最重要的是，佩纶手中本无实权，用悲情做武器去搏击腐败、庸碌尚能取得成效，用悲情做武器去设计实际工作，则难以被决策层所采纳。
也在此时，张佩纶读到两江总督左宗棠和彭玉麟回应他年初所奏“保小捍边当谋自强折”所上的“会商海防事宜折”。在奏折里，左、彭对张佩纶提出的海防建议毫不理会，公然提出“有海防无海战”之说，声称“与其购铁甲重笨兵轮争胜于茫茫大海之中，毫无把握，莫若造灵捷轮船，专防海口扼要之地，随机应变，缓急可资为愈。”只是彭玉麟早在光绪六年冬就奏请建造小轮船十只（每只合工料炮价银八万两），专防海口，不争大洋， 奉旨准照办在案。后因经费维艰， 至今尚未开造。现在应当赶造此类小轮船，“不争大洋冲突，只专海口严防”。并称这种说法“与张佩纶原奏江南可自为一军之说，适相符合。”[100] 显然，南洋方面对于佩纶谋划统一海军毫不理会，党同伐异，印证了鸿章前说“旨令会商具奏，彼不欲会，则亦无从相商耳”[101]的判断。所以鸿章对佩纶说：左、彭“意专办江防，不出崇明海口一步，创为自古有海防无海战之说，批旨‘该衙门知道’，未敢驳斥一语。而（你）专责（要我）绵力以东征，诸公责望亦太苛矣。”[102]
张佩纶心情大坏而无奈。这个烦闷的八月，他一面谋划军国大计，一面“葬先兄于先大夫墓侧，南中尚有一兄一弟一姊三柩并同时葬之。姊柩廉氏不问，亦暂浅葬于吾乡。伤心惨目，踽踽涼涼之况，无人可告。且债负亦因之日增，所以一一料理，草草毕事者，伤逝亦且自念耳。”回京以后，“月有一疏，大抵修内攘外，均切于时，不近名故，亦不愿人知。”他愤愤然地说：
此种世界，即隐逸，亦须乞怜，不如倔强，世间作一碍物矣。[103]
不要以为张佩纶的谋划没有成功，他就把心中怨气咽了下去，其时，张佩纶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正是只手遮天的厉害角色。敢于招惹他的人实在凤毛麟角。就在八月二十四日，因御史洪良品奏,云南报销一案,户部索贿八万，军机大臣景廉、王文韶均受贿巨万，余皆按股朋分，著派惇亲王奕讠宗、翁同龢确查。无处出气的张佩纶连上三折，将姻亲王文韶硬生生地赶下台。
而在八月二十六日，李鸿章致书张佩纶，将他前半月收到的函件一次回清：
连奉十二，十七、八，九、二十一等日手书，所以期勗而调护之者甚厚，感佩奚涯。伯道疏须会覆商定，即应缮发。适大文同日上陈，廷寄已即抄示，故敝疏至而留中以待，嗣又遵旨速覆，而再同乃于次日至津，出示两稿，谓于尊旨不甚纰缪，比当上澈青览矣。……旋阅二十四日邸抄，洪侍御劾景、王受贿遗巨万，语近荒唐，而拙疏同日见面，知诸公昭雪私忿，不暇致详于军国大计也。练水师，图倭人，此执事与仆夙志，正可因此发明，所少异同，不过迟速之间。若必如此，乃为金革毋违，藉塞悠悠之口。则鄙人此行，本为朝廷所迫，实非得已。若梢有厌弃，不待葬期即先请假归，进退固绰有余裕耳。朝倭之约，他人无从改正，虽百黎使何益？……高阳昨曾通问，恳于来春企假时，曲全其志，不及他事。大院处置颇当，内城尚不免疑议甚矣，今日任事之难也。[104]
以鸿章回函的气势，显然流露出对内城“清流”的不以为然。在以往军机处的南北党争中，李鸿章作为一个为高权重的大员，总是左右逢源，并不明确站在某个方面。但此次复函，用语如此坦率，亦可算是古人所谓“君子之交”的诤言。在李、张的多年通信中，此类龃龉争执，还有数次，双方观点鲜明，但从未造成伤害，过后依然书翰密切。张佩纶认为要告知李鸿章的，照样滔滔不绝地讲述；李鸿章认为不需理会的，照样一概不理。但张佩纶绝对不找事由上奏弹劾李鸿章，此种“各自表述”的高潮部分，是李鸿章在马江备战中，对张佩纶的呼救压根不理，几乎是坐视其败。而在张佩纶流放归来后，竟将爱女嫁之，将张佩纶收为东床，这里面的关系，外人实在难以说清。
光绪前期，李鸿章、张佩纶的关系，李鸿章和“清流”其他人马的关系，与“清流”领袖李鸿藻的关系，实在是一个复杂有趣的新课题，笔者囿于时间，囿于史料，囿于功力，只能在此先做初步报告，尚有许多课题需要加深研究。现谨从张、李二人信件中选录一句表白作为结尾：
张佩纶对李鸿章说：“师门父执而知我者，仅公一人”。[105]
李鸿章在马江之败后，对张佩纶说：“此次声名之裂，鄙所痛惜，……公会办实系貶謫，只合浮湛，乃如此勇于任事，又任必不可任之事。为中外众射之的，能毋痛惜耶？天下知公者无如鄙人，惟知之深故责之备。”[106]
[1] 高阳：《同光大老》，华夏出版社，2006年，北京，第18页。
[2] 关于张佩纶的史料，主要有《涧于集》和《涧于日记》。《涧于集》包含“奏议”、“文集”、“诗集”、“电稿”、“译署函稿”、“书牍”六个部分。为丰润涧于草堂刊本。此外，上海图书馆保存有张佩纶与李鸿章、李鸿藻等人的一批往来书信原稿。这部分书信，李鸿章致张佩纶部分，先披露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历史文献》的第九、第十辑，后又收入安徽教育出版社版《李鸿章全集》，大部分内容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中未曾刊载。张佩纶致李鸿章部分，大部分收入《涧于集·书牍》，但部分内容有删节。比较麻烦的是，《涧于集·书牍》将所有书信的发信日期全部删去，就使得研究者使用时发生困难。本文为方便读者，在使用张佩纶致李鸿章函件时，只要《涧于集·书牍》中曾经刊载，就使用该书卷、页，信中日期从原件引出。《涧于集·书牍》未刊的，使用原件内容。又，以往大陆史学界，在研究“清流”，研究张佩纶时，很少使用《涧于集·书牍》部分，而台湾学术界，据说在台湾找不到《涧于集·书牍》（见苏启昌：《张佩纶与晚清清流集团》，私立东海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7年，第7页），这就使得张佩纶研究一直没有深入地开展起来。
[3] 参见苏启昌：《张佩纶与晚清清流集团》，第11-14页；林文仁：《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这个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5年，第103页。
[4] 张印塘履历，见《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上海，第3卷，第329页；《清代职官年表》第3卷，2156-2157；《通议大夫安徽按察使张府君墓志铭》，《涧于集·文》上，页63
[5] 李鸿章：《原任安徽按察使司按察使张君墓表》，《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合肥，第37卷，第48-49页。
[6] 张之洞即因读到这两封奏疏，叹曰:不图郑小同、杜子春复生于今日！遂造庐与张佩纶订交。见《大清畿辅先哲传》，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下册，第864-865页。
[7] 张佩纶：“论劾陕抚谭钟麟复奏失实折”，光绪三年十一月十一日，《涧于集·奏议》卷1，页25-27。对此函，左宗棠致函原陕西巡抚刘典称：“陕赈办有成效，张侍讲佩纶仍于赈务外议及辩折，不值一哂。文卿中丞心气和平，与人无忤，不解此次何以屡致人言？幸朝论明晰，不致为蚍蜉所撼耳。”“答刘克庵”，《左宗棠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6年，长沙。第12卷，第322页。李慈铭则谓：“侍讲张佩纶疏劾陕抚谭锺麟覆奏措辞过当，请旨申饬。张君丰润人，庚午辛未联捷进士，今年未三十也。此疏侃侃劲直，可为香茗生色。余自见谭抚疏，深歉外吏态睢，朝官闻茸，而台中受其诟斥，竟无敢反唇相稽者，赖侍讲此疏少存朝廷之体，特喜而录之。张君，仁和朱修伯大理之婿也。”《越缦堂日记》，光绪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转引自《近代人物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北京，第243页。
[8] 张佩纶：“法祖修省折”，光绪四年二月初一日，《涧于集·奏议》卷1，第29-43页，又见《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北京，第2册，第1343页。
[9] 《涧于集·奏议》卷1，页44-45
[10] 张佩纶：“陈母熊太夫人六十寿序”，《涧于集·文》上，页44。
[11] 《涧于日记》己卯下，页2-3。张霭青为张树声儿子张华奎。
[12] 李鸿章在与张佩纶结交之初，即对潘鼎新说：“幼樵人甚伉直，所言未必能尽行，若谓敝处因彼增重，乃朋党之论，吾亦阅人阅世多矣。”“致潘鼎新”（光绪五年四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第32卷，第430页。
[13] 《涧于日记》庚辰上，页3-4。[14] 《涧于日记》庚辰上，页5。
[15] 《涧于日记》庚辰上，页17
[16] 见光绪六年三月初七日，张佩纶在日记中记“夜合肥师来话”。《涧于日记》庚辰上，页15。
[17] 《涧于日记》庚辰上，页14。
[18] “张佩纶致李鸿章”，（光绪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图书馆藏未刊稿。
[19] 《涧于日记》庚辰上，页21。
[20] 《涧于日记》庚辰上，18-19。
[21] 《涧于集·书牍》1，21-24。
[22] 张佩纶：“致李肃毅师相”，《涧于集·书牍》卷1，页32-34.
[23] “总署奏日本废灭琉球一案美国前总拟加调停事已中变请派大员商办折”，《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1987年，北京，卷21,页25-27。
[24] 李鸿章：“复总署 论商改俄约兼论球案”（光绪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全集》第32卷，第586页
[25]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与日本使臣议结琉球案折”（（光绪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页8-9。在对日谈判期间时，总理衙门曾事先征求南北洋大臣意见，刘坤一表示，“以南两岛重立琉球，俾延一线之祀，庶不负存亡继绝，初心且可，留为后图”，见总理衙门前引奏折。李鸿章则改变原先赞同的态度，他说派天津海关道郑藻如询问去年来津求救的琉球国紫巾官向德宏，获知“八重、宫古二岛，土产贫瘠，无能自立；尤以割南岛另立监国，断断不能遵行。”李鸿章对总署建议：“尊处如尚未与宍户定议此事，似以宕缓为宜。言者虽请速结球案，究未深悉其中曲折。即使俄人开衅，似无须借助日本。而日本畏忌俄人最深，其隐衷亦难与合从．中国之力实不敌俄，宁可屈志于俄，亦何必计及日本之有无扛帮耶?若照现议，球王不复，无论另立某某，南岛枯瘠，不足自存，不数年必仍归日本耳。若由中国另行设官置防，徒增后累，而以内地通商均沾之实惠，易一瓯脱无用之荒岛，于义奚取。”见“复总署 请球案缓结”（光绪六年九月十六日），《李鸿章全集》第32卷，第621页。
[26] 陈宝琛：“论球案不宜遽结倭约不宜轻改折”（光绪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沧趣楼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上海，第780-783页。
[27] 张佩纶：“致李肃毅师相”，《涧于集·书牍》卷1，页42-44。
[28]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第1册，第992页。
[29] 李鸿章：“妥筹球案折”（光绪六年十月初九日），《李鸿章全集》第9卷，第198-200页。
[30] 薛福成：“代李伯相筹议日本改约暂宜缓允疏”，《庸庵文续编》光绪乙亥孟春版，卷上，页1-8。
[31] 张佩纶：“致顾皡民观察”，《涧于集·书牍》卷1，页47-48。
[32] “广东巡抚张兆栋奏呈丁日昌拟海洋水师章程”（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一日），《筹备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页23。
[33] “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奏”，《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上海，第1册，第146-153页。
[34] “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二日内阁学士梅启照奏”，《洋务运动》第2册，第489-495页。
[35] 张佩纶：“致李肃毅师相”，《涧于集·书牍》卷1，页50-51。
[36] 张佩纶：“致李肃毅师相”，《涧于集·书牍》卷1，页51-52。
[37] 张佩纶：“致李肃毅师相”，《涧于集·书牍》卷1，页52-53。
[38] 李鸿章：“复佩纶”（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李鸿章全集》第32卷，第637-638页。
[39] 李鸿章：“复佩纶”（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李鸿章全集》第32卷，第638页。
[40] 张佩纶：“致李肃毅师相”，《涧于集·书牍》卷1，第53页。
[41] 李鸿章：“议复梅启照条陈折”（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李鸿章全集》第9卷，第261页。
[42] 李鸿章：“致张佩纶”（光绪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李鸿章全集》第32卷，第645页。
[43] 张佩纶：“保小捍边当谋自强折”（光绪八年正月初八日）《涧于集·奏议》卷2，页1-12。
[44] 张佩纶：“致李鸿章函”（光绪八年正月二十四日），上海图书馆藏原稿复印件。
[45] 李鸿章：“致张佩纶”（光绪八年二月初三日）《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117-118。
[46] 张佩纶：“谢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折”，（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五日）《涧于集·奏议》卷3，页61。
[47] 张佩纶： “上恭亲王”，《涧于集·书牍》卷3，页16-19。
[48] 张佩纶： “筹办海防折”（光绪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涧于集·奏议》卷6，页1-2。
[49] “上谕”，《涧于集·奏议》卷6，页3-4。
[50] 《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1791页。
[51] 李鸿章：“复山西抚台张”（光绪九年十二月初三日），《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339页。
[52] 张佩纶：“上恭亲王”，《涧于集·书牍》卷3，页28。
[53] 张佩纶：“致李肃毅师相”，《涧于集·书牍》卷3，页25。
[54] 袁宝龄：“致绳盦”，《阁学公集·书札》，宣统辛亥夏清芬阁编刊，卷2，页43。
[55] 袁宝龄：《建海防衙门议》，《阁学公集·文稿拾遗》页29-39。
[56] 张佩纶：“复顾皞民观察”，《涧于集·书牍》卷3，页27。
[57] 李鸿章：“致张佩纶”（光绪十年二月初六日），《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366-367页。
[58] 李鸿章：“复总署，请设海部兼筹海军”（光绪十年二月十三日），《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368-369页。
[59] 李鸿章：“致张佩纶”（光绪十年三月初一日），《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374页。
[60] 张佩纶：“复李肃毅师相”，《涧于集·书牍》卷3，页34。
[61] 李鸿章：“致张佩纶”（光绪十年三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375页。
[62] 张佩纶：“复李肃毅师相”，《涧于集·书牍》卷3，页34-35。
[63] 张佩纶：“复李肃毅师相”，《涧于集·书牍》卷3，页35-36。信中徐、唐指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可庄指王仁堪，旭庄指王仁东，振轩指两广总督张树声，盛庶子指盛昱，赵侍御指福建道监察御史赵尔巽。从后来公布的盛昱奏折内容看，其实没有涉及张之洞、吴大澂和李鸿章。
[64] 张佩纶：“复李肃毅师相”，《涧于集·书牍》卷3，页36。
[65] 张佩纶：“请设沿海七省兵轮水师折”（光绪十年四月二十五日），《涧于集·奏议》卷4，页2-6。
[66] 李鸿章：“致曾沅帅”，《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393-394页。
[67] “醇亲王致翁同龢函第五十一”，《翁同龢文献丛编之四：中法越南之争》，艺文印书馆，2002年，台北，第105页。
[68] 李鸿章：“致阎中堂”（光绪十年五月十八日），《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395页。
[69] 李鸿章：“致张佩纶”（光绪十一年六月初九日），《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513-514页。《海战新义》，奥地利阿达尔美阿著，天津机器局印行。
[70] 李鸿章：“筹议海防事宜折”（光绪十一年七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第11卷，第147-151页。
[71]《清德宗实录》卷215，页四，光绪十一年九月庚子条。
[72] 张佩纶：“致李肃毅师相”，《涧于集·书牍》卷2，页2。
[73] “上谕”，《李鸿章全集》第10卷，第66-67页。
[74] 李鸿章：“致张佩纶”（光绪八年三月二十日），《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147页。
[75] 李鸿章：“致张佩纶”（光绪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147页。按，信中提到张佩纶二十四、二十五日复函均未见到。
[76] 李鸿章：“致张佩纶”（光绪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147页
[77] “王文韶代奏陈情折”，《李鸿章全集》第10卷，第68页。关于张佩纶代李鸿章所拟稿，见李鸿章光绪八年四月十一日“致张佩纶函”：“初五奉初三日手示，敬承挚念。……咨文虽大稿点窜涂改，事非得已，日内计已代奏，照抄奉览。”《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148页。
[78] 李鸿章：“致张佩纶”（光绪八年四月初四日），《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149页。
[79] 李鸿章：“致张佩纶”（光绪八年四月十一日），《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150页。
[80] 张佩纶：“复李肃毅师相”,《涧于集·书牍》卷2，页3-4。信中寿丈指黄彭年，
[81] 张佩纶：“复李肃毅师相”《涧于集·书牍》卷2，页3。此函《涧于集·书牍》刊载至“乡党自好者亦不为也”，后面“公处之事无不宣泄……”据上海图书馆藏原稿复印件补录。
[82] 张佩纶致张华奎两封书信，藏上海图书馆，张佩纶是一起抄录给李鸿章的。《涧于集·书牍》卷2将其分拆，均单独起标题“致张蔼青郎中”，刊于第2页和第4-5页。中间还插入一封张佩纶致李鸿章的信件。
[83] 《清德宗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北京，第54册，第55页。
[84] 张佩纶：“致李肃毅师相”，《涧于集·书牍》卷2，页6-7页。信中加深部分在《涧于集·书牍》刊出时被删去，现据上海图书馆藏原稿复印件刊出，并确定写信时间。信中“间平”指恭王。又，张信中提及“降旨之日，适考差之日，劻贝勒监试，绕殿大呼鄙字，告以此事。适佩纶并未入试，于是众皆愕然，颇滋口实。佩纶付之一笑”云云，李慈铭日记中亦有提及：“张树声奏请派翰林侍讲张佩纶赴津帮办水师，谕毋庸议。张佩纶与树声之子赀郎某交甚狎，故有此请。佩纶遂不与考差以待旨，而不意其不行也。次日陈宝琛劾张树声擅调近臣，谕交议处。陈与佩纶日相唱和，此疏以掩外人耳目也，然太难为树声父子矣。”《越缦堂日记》光绪八年四月十五日条。
[85] 张佩纶：“致李鸿藻函”（光绪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上海图书馆藏未刊稿。
[86] 据张佩纶称，其“七月间乞假回籍，将两兄一弟两姊之柩均买地分葬。”见“致致陈弢庵学士”，《涧于集·书牍》卷2，页14。
[87] 张佩纶：“致李肃毅师相”，《涧于集·书牍》卷2，页7-9。
[88] 张佩纶：“致李鸿章函”（光绪八年八月十二日），上海图书馆藏。惟信中称“三数日内，邓君文字上，勿即驳，亦勿即复”，而邓承修的折子是八月初二日上奏的，中间之时间差，待作进一步详考。
[89] “给事中邓承修奏朝鲜乱党已平请乘机完结琉球案折”（光绪八年八月初二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4，页1-2。
[90] 李鸿章：“议复邓承修驻军烟台折”（光绪八年八月十六日），《李鸿章全集》第10卷，第81-83页。
[91] 张佩纶：“请密定东征之策”（光绪八年八月十六日）《涧于集·奏议》卷2，页59-61。
[92] 张佩纶：“致李肃毅师相”，《涧于集·书牍》卷2，页9-10。信中加深部分，在《涧于集·书牍》刊出时被删去，现据上海图书馆藏原稿复印件刊出。文中李文定，即李天馥，胡文忠，指胡林翼。
[93] 张佩纶：“致李肃毅师相”，《涧于集·书牍》卷2，页10。按，此为光绪十八年八月十八日张佩纶致李鸿章第一函，收入《涧于集·书牍》。下引二封，为上海图书馆藏未刊件。所谓“金革”云云，典出《礼记·曾子问》：“子夏问：“三年之丧，卒哭，金革之事无避也”意谓打仗可以不守孝三年。
[94] 张佩纶：“致李鸿章函”（光绪八年八月十八日函第二），上海图书馆藏原稿复印件。
[95] 张佩纶：“致李鸿章函”（光绪八年八月十八日函第三），上海图书馆藏原稿复印件。
[96] 张佩纶：“致李肃毅师相”，《涧于集·书牍》卷2，页13。
[97] 张佩纶：“致李鸿章函”（光绪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函），上海图书馆藏藏原稿复印件。
[98] 李鸿章：“议复张佩纶靖藩服折”（光绪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全集》第10卷，第88-89页。按，此奏为薛福成代拟。薛在《庸庵文续编》中加注云：章琴生云：“看似与张侍读之论无甚异同，疏中亦声明大致不谋而合，实则隐驳侍读东征之策，却又绝不费手。观其识议明豁，辞旨隽永，是汉唐以来奏疏中有数文字。中间自昔多事之秋一段，与侍读原疏针锋相对，所谓持矛刺盾也。读者不观侍读之疏，不知此文用笔之妙。”《庸庵文续编》卷上，页28-31[9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书局，1995年，北京，第64辑，第821页。
[100] 左宗棠：“会商海防事宜折”（光绪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左宗棠全集》，第8卷，第134-137页。[101] 见前揭李鸿章：“致张佩纶”（光绪八年二月初三日）《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117-118页。[102] “致张佩纶”（光绪八年九月十三日）《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172页。[103] “致顾皞民观察”，《涧于集·书牍》卷2，页11-12。[104] 李鸿章：“致张佩纶”（光绪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167-168页。
[105] 张佩纶：“复李肃毅师相“，《涧于集·书牍》卷1，页70。
[106] 李鸿章：“致张佩纶“（光绪十年八月二十八日夜），《李鸿章全集》第33卷，第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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