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发生在山东有其历史原因，山东人强悍好斗，其俗尚武。历史上西汉赤眉军和元末韩山童起义就爆发于此。在民间，农余之时，青壮多半习武为乐，结社聚会。明清以来，政府的精锐部队多数由山东人组成。山东的地位仿佛西汉时的陇上，但是这种地位也给山东带来了非常的灾难。在明初的靖难之变和明末清初时，山东的多数村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太平天国的北伐军，捻军都曾与清军在山东境内交战，也造成了山东人口骤降。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情况有了新变化。
中国古代集权统一的政府，一个庞大的上层机构之下，联系着无数个小的地方势力，中央的命令有效下达到县一级，再往下传就必须要中央派来的代表，即县令与地方有势力的士绅谈判，经过双方适当的妥协才能打折扣的实施。地方士绅一般掌握着地方上的经济命脉，比如说占有大量土地。是极有政治话语权的。他们的身份多数是有功名的地主，或是退休的官僚。他们与国家机器有微妙的关系，这个阶层可以说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是维护地方稳定的主要力量，但是这个阶层也有自己独特的，不同于上层官僚的利益需求，即保护并扩大自己的财产和势力，这种利益需求使他们平时维护上层统治，但是在上层过于倒行逆施的时候，坚决的与底层站在一起。改朝换代的斗争大都是由士绅领导或以士绅集团为后盾的。
士绅的出现，需要几个条件。一是社会稳定，二是家境殷实，有闭余读书考功名。山东境内连遭兵祸，山东西部地区，土地贫瘠，多为盐碱地，这地方的地主与江苏浙江是无法比的，有时难免还要亲自下田。困此鲁西的读书人较少，士绅的力量薄弱，地方治安也就较为差劲了。鲁西的曹县，一度被称为“贼巢”，这里的农民忙时种田，农闭时就结伙出行打劫。他们兔子不吃窝边草，不在省内犯事，而是往较为富裕的苏浙两地输出犯罪，得了财物回来分散乡邻，因此在官府来查问的时候就会得到乡亲的庇护。如果当年有旱灾或黄河发水灾，在山东南部，豫鲁皖交界处，往往齐集了来自鲁西各地的罪犯，由于地方官府之间缺少合作，并且效率低下，这个地方成了个三不管地区。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烟台也成了开放口岸。外国的传教士更大范围的在山东传教。在此之前，早已有数十名传教士在山东传教，最早的在康熙年间就已开始。最初的传教士进行的仅止宗教活动，借用的也只是宗教手段，他们远离故国以极度虔诚的信仰支撑自己的精神，在贫苦的中国农村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但是直至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老死，他们的传教成果极微，里面的原因是中国人都料想得到的。虽然他们的传教几乎是以失败告终，但这些人是值得敬佩的。
他们的后辈则是以另一副嘴脸来到中国的，这些新贵已不带殉道者的气质，他们乘着军舰，以征服者的姿态踏上这块土地，准备用在非洲拯救黑人的方法拯救中国人。他们马上发现中国人对“主的福音”不感兴趣。于是他们一面怂恿本国的军队开进中国协助自己崇高的事业，一面绞尽脑汁招揽教徒。茫茫中国，什么人都有，况且时逢变世，造就了许多边缘人，这些边缘人有被通缉的盗贼，穷困无路的贫民，秘密宗教的信徒。传教士向他们保证，只要他们入教，就能确保安全温饱。于是乎这些人入了教，清政府不敢得罪洋人啊，只好枉法不办。而那些教民见有了靠山，就与平素里不太合协的平民邻居为难，邻居气不过闹到衙门，就有外国传教士以保护教民为由给官府施压，官府只好妥协，曲断讼诉，使那领居受屈，怨气结在心中。另一方面教民更加无所忌惮，更多的平民为了保身也入了教，而有些传教士也跛扈横行亲身做一些欺压良民的勾当。在世间流传着种种有关传教士的吓人的传言，民愤越集越多，终于爆发，因此发生了多起教案。这些教案往往由教民和非教民之间的生活琐事引起，后来传教士护短，激起公愤，引发了大规模对传教士的建筑设施的破坏。教案发生后，地方传教士照例夸大损失上报主教，主教再报以该国大使，大使通过总理衙门向中国高层抗议，高层赶紧加压地方官使其做出对教民有利的判决。如些一来，恶性循环，冲突是难以避免。
1897年，愤怒的中国农民冲进了山东巨野的一传教士家中，打死了三名德国传教士中的两名。这就是有名的“巨野教案”，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德国强行租借了胶州湾。德皇威廉二世早就盯上了胶州湾，眼红了好久苦于没有机会，结果机会自己送上门来了真是喜从天降。他马上派军舰奔赴山东，理由是“保护传教士”。清政府刚被一向看不起的日本人打败，签了耻辱的《马关条约》，听见洋枪洋炮就心里打颤，对于这既成事实无心无力。但是事情还没完，甲午战争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孬弱，列强之所以没有动手瓜分，全在于顾虑会破坏均势。所以当初日本开大口要割辽东半岛被俄法德三国施太退还。现在德国切了蛋糕的第一刀，俄法英唯恐落后，纷纷在中国东部沿每驻长江流域划分势力范围。这瓜分的浪潮引起了年轻的光绪皇帝的忧虑，他召见了康有为后，决定仿效俄国彼得一世与日本明治天皇，实行新政。
当昙花一现的维新变法在北京城内前景惘然的实施的时候。山东的农民遭受到罕见的水灾，黄河三处决口，淹没鲁西，鲁东三十多个县城，受灾人数在百万以上。而前年，即1897年，苏皖鲁豫粮食欠收，无力赈灾。由水灾产生的难民流窜直隶，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各地治安压力陡然增加。早前清政府为了支付《马关条约》的巨额赔款，压缩军饷，精简部队。德国人来了以后，山东的精兵都调去防备列强，各地方剩下的兵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万一这时发生大规模的民变，清政府根本无法可施。
义和团就是这时候发展壮大的。义和团缘于一种类似民团的非官方组织，（这是本书作者与同内学者的最在分歧观点，国内的说法是，义和国是贫民的组织。）是由当地一些青壮年组成的武术团体。主要作用是对付盗贼与教民，但不像民团一样有政府授权。义和团发生在山东冠城，前生是一个叫梅花拳的武术团体，首领赵三多，又名赵洛珠。梅花拳在当地很有势力，赵三多也比较有影响力。因此在1897年，附近一起民教冲突，那民受了委曲，投到赵的门下，请为出头。赵三多答应了，但是梅花拳里的其它长辈不同意。他们迫赵三多脱离梅花拳，赵于是自立为义和拳。在此之后，义和拳吸收了社会上的许多不同特色的人，内部十分复杂。同时官府也注意到了这团体，地方要员如山东巡抚等同情拳民，因为他们的权威受到了传教士和教民的挑战，而且清政府内占半数以上的官员趋向保守，他们对于洋人的一切东西带有仇视的心理。清政府对于类似于义和团的组织的顾虑主要在于担心他们会受某些秘密宗教或者某些对政权有野心的人教唆，聚众反抗朝廷。在义和团之前，十八世纪中期发生在四川的白莲教起义，发生在新疆的回族叛乱以及十九世纪初近在京畿的八卦教起义，都使清政府心存余悸。因此若有民间团体牵涉到秘密宗教，无论是否有反抗的意图或能力，一律视为异端加以打压。不过民间的秘密团体多如牛毛，彼此之间又有说不清的千丝万缕的关系，难以分清是否犯禁。中央的指令虽然严正而明确，但到下级官员实施就显得含糊，难以做到正本清源和公平公正。因此秘密团体一直存在，并形成一种风气。在官府缺位的时候，民间团体就起来担负直官府承担的责任。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各开发口岸附近民教冲突严重，民愤极大而官府无能为力的情况，一些小团体或公开或秘密的结成，他们之间弥漫着排外的气息。
在鲁西，曾成立过威名远播的“大刀会”等组织。“大刀会”的成立本意是防盗，由当地的地主富农与他们的佃户组成，组织严密，防备流窜到该地的流寇。到了后来民教矛盾加剧，“大刀会”也加入其中，以其在地不弱的势力揽护农民。终于在1896年与在山东的德国天主教正同冲突，烧毁了九十四座教民的住房，这件事的结果照例由传教士通过系列中间过程迫使山东地方官惩办“大刀会”，具体施行者是时任山东按察使的满人毓贤，他的方法简单而有效：诱杀“大刀会”的首领。因为“大刀会”是个由地主富农组成的团体，这一阶层一会轻易反抗政府，而且这个组织在原有首领失去后不易产生替代者。所以显赫一时的“大刀会”树倒弥猴散。
1998年，毓贤做为山东巡抚张汝梅处理冠城教案的主要谋士，准备用两年前对付“大刀会”的方法对付义和团。时任冠县县令的曹倜向赵三多施压，迫使后者当众宣布义和团解散。不过“大刀会”和义和团大不相同，义和团吸收了大量赤贫，这些人无所失去就无所畏惧，赵三多的权威是要打折扣的，而且义和团结构松散，仪式简单，极易另创分社，另立新主。赵三多把冠城的义和团解散后，义和团民四散，把火种带到直隶安徽河南等地，特别是直隶，义和团大大兴盛。而在毓贤等地方官员心中，义和团的作为是忠君爱国，巡抚张汝梅为增强军力，大力吸收团民入民团，作为提防德国人的力量。其时德国传教士在山东专横跛扈，教民违法不遵，德国的军队滥杀无辜，民心所向就是驱逐洋人。这些被吸收的义和团就是日后义和团的中坚。从1898年到1899年，义和团扩散整个华北，已成燎原之势，清政府一直在“抚”和“剿”上举棋不定。朝中两派，保守派认为义和团顺应民心，可以加以利用。洋务派则认为义和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慈禧太后心里恨洋人，不过也对洋人的利害忌惮三分。因此中央是不鼓励义和团，也不过分反对。这一模糊的政策要实行就看地方官的喜好了。1898年底张汝梅应治河不力被撤职，取而代之的是毓贤，他的原则是义和团可以发展，但不可滋事，这被群众看为是对义和团的鼓励。虽然他也数次派兵镇压义和团，但是义和团还是越演越烈，教案急剧增多，且性质恶劣。德国人迫使清政府撤换了治拳不力的毓贤，接着上任的袁世凯也没多大办法。实际到了1899年底，义和团遍布华北，清政府根本无力剿灭，这时发生了“廊坊大捷”。
这场所谓的大捷背景是德国等列强看清政府无力保护教众，就直接派部队北上，同时美英德意四国的军舰抵达大沽口，做出攻击的架式，向清政府加压，这一军事举动引起了清政府的误解和恐怖。而这时京津铁路上布满了义和团，他们在廊坊伏击了列强的联军，迫使联军退回天津。其实这只个小胜，打死的外国人不过百，但是经过官僚们的夸大处理就成了一次大捷。慈禧太后本来还在“抚”和“剿”之间摇罢，受了这次大捷的影响，错误的认为义和团是有力量可以依靠的。这时是 1900年春，以后北京的态度就向“抚”上转变，料想有不少官僚以为可以出一口郁结了半个世纪的恶气了。义和团就是在这前后大举入就的，这个组织本来就缺少统一的领导，各分坛间各自为政。尔后又吸收了各色人等，入京后又染上了市侩间的种种恶习。在得到朝廷认可后暴得的地位和权势使这些习惯于于生活在底层的做惯了弱势群体的人忘忽所以，各种私心恶性澎涨，于是野蛮残忍愚蠢种种丑剧悲剧在京城上演。
当时凡是所有携带西洋物品与西洋有关的人都是义和团的斗争对象，处置的方法往往是杀，甚至是身边带了一支铅笔一块橡皮，被搜出来后会被看为二毛子杀掉。真正的老毛子却没杀掉几个，二毛子死了不知有多少，而且手法极其残忍。至此义和团的进步意义消亡殆尽，而清政府却指望倚靠这群乌合之众击败军律严明设备先进的外国联军。事实上大多数义和团一遇到列强正规军就做鸟兽散，一遇无力的教众教民就如狼似虎。义和团的下场众所周知，义和团运动的直接产物就是《辛丑条约》，总的来讲它是一场下层民众自发的爱国运动，（虽然我在打这字的时候有点别扭）不过它夹杂了太多杂质，最后虎头蛇尾。它的正面意义就是显示了中国民众的力量，终止了列强的瓜分。同时清政府也意识到过去的一套已经过，于是转而求诸变法，实行新政。但是这场运动也使当时的先进分子看到了中国农民野蛮愚昧的破坏力，进而更加看不起农民，将农民看作是被拯救者，而不加于自救者考虑。
《义和团的起源》周锡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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