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袁世凯临终感觉到最对不住的人是严修与张一麟。作为翰林的严修与袁世凯的关系亲密，并一度成为袁氏的家庭教师，哪怕在1909年袁被迫以“足疾”开缺，他是唯一上疏保袁，后又到火车站为袁下野送行的人士之一。民元，袁当上了总统，多次邀他“入阁”，他都婉拒，始终保持“不仕”且独立的人格，并不断规劝袁认清形势，顺从民意。洪宪失败袁亡，严修亲自去吊丧，他与袁世凯可谓“君子之交”。此文为青年学者秦燕春即将出版的《袁氏左右》之一节。
全文约8.7千字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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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袁世凯非常尊敬的“君子之交”，严修虽然绝不涉足官场，但经常以朋友身份入京看望袁世凯，尤其逢年过节。如1913年1月8日，严修专程抵京由张一麟陪同，“入见总统，谈约两小时，款茶点。五时半辞出”。作为“家庭教师”的严修更是事必亲躬，不辞劳苦。1914年严修自欧洲游历返回，除6月25日进京谒袁、大概是面陈欧游体会也算“交差”之外，8月15日、16日两天，严修更在京亲自查看袁氏三兄弟归国后的读书处“卍字廊”。8月20日严修再见袁世凯，为三袁读书事商定细则，“谈约六刻钟”。9月16日严修又与已经归国的规庵兄弟等四人前往新墅所在地的北海静心堂查看，然后再至卍字廊，与袁世凯“谈约一小时”。11月8日严修在京“观袁氏弟兄课业”，又见袁世凯，为子弟课业如何“谈约五刻”。
而一国总统袁世凯，同样对布衣素人严修毕恭毕敬，极尽“西席”的礼遇。1914年7月严修嫂嫂病故，袁世凯不仅令“王承宣官达奉大总统命来吊，送祭席一桌，奠仪千元”，更在开吊之日，令袁克文与袁乃宽来吊，“表示代表个人”，绝不以官样文章对待严修。1915年1月1日严修进京贺年，1月6日公宴于怀仁堂，袁世凯在国务卿与文武各官中为严修专门安排的座次，看上去很是礼敬体面：“余在总统左侧第一席，首席为国务卿，旁坐侗将军（宗室溥侗，红豆馆主）、润贝勒、余及杨左丞（士琦）。”
1915年1月，严修在袁世凯故居附近的辉县花费千元买山，“长十余里，阔约七里，有老松八十余株，有橡、柿等树，有地二顷余”。同年4月17日严修和袁氏昆仲等人赴辉县百泉游玩，住在袁世凯下野隐居的彰德养寿园，这是严修第三次来到此地了，发现此园“花木之盛过曩日”。根据4月19日的日记推断，严修这次于辉县购置地皮，可能是想用来在此地建立大学之用。
这次南游之后，本年7月8日，严修又到北海新塾查看在此读书的袁氏兄弟四人，他这个“家庭教师”的确尽心尽力、不稍松懈。这天下午袁世凯在南海和严修谈了三个小时，亲自送他到福华门。仅仅时隔一天，7月10日袁世凯就派专车又来接严修进京，两人见面，再谈一个多小时。
笔者推算，这两次谈话的内容，在袁、严交往中，最值得推敲。
这之后不足一个月，1915年8月3日，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洪宪帝制之谋正式粉墨登场。
确如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所言，刘禺生之《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其中事实有不详尽者，有出入者，亦有全非事实者”。例如如上所引之“冷笑话”，年龄小袁一岁的严称“袁四弟”就不大可能。因此，如下刘禺生引征的洪宪改制前后严修与帝制诸人的过节，也是掺杂夸张想象、需要辨析真伪的。
《纪事诗本事簿注》之七十六如此记载道：“筹安会气焰方张，一日严笵孙先生修，由津东入京谒袁，座谈竟日，笵孙先生道德学问素为项城敬礼，力陈时局国势，筹议帝制，有百害而无一利。”又谓张一麟与严修平时关系甚善，因见袁世凯有心称帝，曾专请严修劝谏。据说严修于“正式劝告外”，还“痛述帝王子孙朝亡祀绝杀戮之惨”，又陈“共和制度，深入人心”，如果你袁世凯想当皇帝，为何不在四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