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中后期言官的蜕变
蔡 明 伦
（湖北师范学院 历史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湖北 黄石，435002）
[摘要] 明中后期，言官群体发生严重蜕变，其表征主要有四：一，察劾失实，渎职敷衍；二，趋炎附势，明哲保身；三，贪污腐败，枉法残民；四，身陷门户，党同伐异。言官的蜕变对明中后期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对明朝的衰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词] 明中后期；言官；蜕变
言官是明代官僚集团中负有言责、司职监察的一个特殊群体，又称台谏官、科道官。言官在明前期政治较清明、言官整体素质较高等情况下，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即使到了明中后期，在皇帝“德荒政圮”、吏治渐趋腐败的状况下，仍涌现了一批坚持原则、忠于职守、勇于直谏的忠正言官，他们为维护日渐衰弊的明王朝殚精竭虑，舍生忘死，体现了言官的价值和作用。然而，当明王朝统治机构的整个肌体不可避免地渐趋腐败时，无法自外于统治集团的言官也相应地发生蜕变，各种腐朽败落的恶习纷纷暴露出来，使明代言官从整体上由澄清吏治的“去污剂”，蜕变为腐朽堕落的“催化剂”，对明中后期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中后期，言官蜕变的表征林林总总，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察劾失实，渎职敷衍
明代建立了历史上最为完备的言官制度，赋予言官考核和廷推、弹劾和纠察百官等职权，并有严格的要求和纪律以保证其职权的正当行使。但是，到了明中后期，随着言官制度不断崩坏，考察不实、举劾不公的情况随即滋生蔓延。按规定，考察时，四品以下官员由吏部尚书和都御史负责，而吏部、都察院对地方官的考察又完全依赖于派出的巡抚、巡按这些言官。每当巡按考满，都要将所属大小官员的政绩填注考语揭帖呈送吏部。但按臣填注考语，往往敷衍塞责，多有不实之处，“京官考满，河南道例书称职。外吏给由，抚按官概予保留”，致使“劾者不任其怨，举者独冒为恩”[1]（卷226，丘橓传）。究其由，首先是耳目太偏，信息失实。有的言官不亲自巡历，或假托他人，“风宪不能以自知也，而惟取之委官，委官不能以自知也，而复凭之于吏卒。毁誉多出于爱憎之口，伪妄率由于体访之疏”[2]（卷251，王邦直：陈愚衷以恤民穷以隆圣治事）。或托之有司，而“有司则不顾是非，侈加善考” [1]（卷226，丘橓传）。有的即使下去巡按，也渎职敷衍，要么“但坐公馆，召诸生及庶人之役于官者询之，辄以为信”[2]（卷178，张孚敬：重守令疏）；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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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明伦（1971－），男，湖北仙桃人，湖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明清史。
“所恃以通民情者，投文放告而已。风俗之盛衰，闾阎之疾苦，邈不相关”[2]（卷399，管志道：直陈紧切重大机务疏）。结果，考语和本人政绩大相径庭。其次是受贿徇情。随着整个吏治的腐败，官场上请托成风，贿赂公行，以致“御史巡方，未离国门，而密属之姓名，已盈私牍。甫临所部，而请事之竿牍，又满行台。以豸冠持斧之威，束手俯眉，听人颐指” [1]（卷226，丘橓传），颠倒是非、徇情舞弊的现象纷纷出现。既然考核不实，举劾必然不公。举劾官员时，一些言官以偏概全，而朝廷却据之以处置有司，自然不免是非倒置：有司贪酷者，言官却徇情滥举，而务实求绩者，“或以刚直见忤，或以悃幅启侮，多置之下等” [2]（卷399，管志道：直陈紧切重大机务疏）。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举荐地方官吏时不讲原则，不辨贤愚，全凭个人好恶，完全丧失了原则公道。
而且，随着世风的败坏，言官的这种举劾不实逐渐形成两种倾向：一是举大劾小，举多劾少。嘉靖初年，唐顺之在吏部供职，对言官的举劾不公有较深的体会。他分析道：“彼举大而劾小者，无乃大官足以树恩，而小官无伤于任怨也欤！又无乃势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难拔也欤！而其所举所劾之多与少，又无乃厚市恩而薄怨引也欤！”[2]（卷261，唐顺之：与李中豀论举劾书）一针见血地点出了言官举劾不公的原因所在。荐举纠劾，秉公办事，本是言官的主要职责，而言官却谋算私利，欺软怕硬，此流弊一生，便积重难返，至万历年，这种倾向有增无减，言官“所劾罢者大都单寒软弱之流。苟百足之虫，傅翼之虎，即赃秽狼藉，还登荐剡” [1]（卷226，丘橓传）。二是宽进士，严举监。隆庆时，吏科给事中贾三近指出：“抚按诸臣遇州县长吏，率重甲科而轻乡举。同一宽也，在进士则为抚字，在举人则为姑息。同一严也，在进士则为精明，在举人则为苛戾”[1]（卷227，贾三近传）。这样，在举劾上必然厚此薄彼，偏重进士，一切是非标准都在出身、资历、背景、势力面前化为乌有，这种情况下举劾的公正性从何谈起。
在弹劾的原则上，本来是要求言官实事求是，其弹劾奏疏“要明著年月，指陈实迹，明白具奏”，“不许虚文泛言”[1]（卷209，都察院）。但是明中后期，许多言官在弹劾大臣时，却捕风捉影，信口雌黄。隆庆间，海瑞在巡抚应天时，“锐意兴革，民赖其利”，但由于触动了一些大地主阶级的利益而遭到怨恨，于是一些言官从私利出发，妄劾海瑞。御史房寰诬蔑海瑞“矫情饰诈，种种奸伪，卖器皿以易袍，用敝靴以易带”，这种连“公孙弘布被中梦想所不能到者”的妄劾甚为时人所不齿[3]（卷19，房心宇侍御）。万历时，这种捕风捉影的诬劾就更多了。明代“异端之尤”李贽在麻城、黄安一带访友讲学，因多发惊世骇俗之论，引得一些假道学纷纷侧目，于是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弹劾李贽，疏中极尽诬蔑之能事，其中最为耸人听闻的一段话是：“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于庵，拉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4]（卷369，万历三十年闰二月乙卯），简直是一派胡言。张问达的信口雌黄道来容易，却就此害死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言官在弹劾方面的蜕变失实，其害大矣！
言官在履行考察、举劾职能时的渎职蜕变，不仅辜负了国家对言官的重视和厚望，使明中后期官员的素质得不到保证，并使一些正直人士蒙不白之冤，而且严重地败坏了地方士风。一些官员为了求得荐举，百般巴结按臣，造成官场谄媚成凤。万历时叶春及生动地描绘了地方官对巡抚的媚态：在按院门口：“东方明矣，卑屁而候于门，屏斥盖舆，摒弃锦绣，雁行避影，鹄立临厕，伛偻唯诺，口呐呐如有吞。则大官莫不皆然，况小官乎！何者？祈举而免劾也。”按臣出巡，又是一番景象，只见：“使车至矣，喘汗而迎于途，抱杌视膳，望尘展拜，羞品极水陆，供张拟王者。凡所以悦耳目、娱心意者，纤悉具备，则进士莫不皆然，况举人以下乎！何者？祈举而免劾也。”[2]（卷366，叶春及：决资格策）如此一来，谄媚之风也就越刮越烈了。言官蜕变至此，欲其澄清吏治，岂非痴人说梦！
二、 趋炎附势，明哲保身
明代言官之所以在历史上声名卓著，是因为言官在规谏君德、弹劾权奸中涌现了许多刚正不阿、无惧权势，具有铮铮铁骨的硬汉子。明中后期，这样的硬汉子虽屡见不鲜，但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在这些言官高大形象的背后，更多的言官却抛弃了“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1]（卷73，职官志二）的职责，丧失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直谏勇气，蜕变到开始尊奉“随沉随浮，以敢言为轻率，以缄口为得体”[2]（卷122，范珠：修政弭灾疏略）的人生哲学，变得趋炎附势，明哲保身，从而使言官扮演的封建国家“獬豸”角色的作用大打折扣。
明中后期言官在气节上的蜕变，首先表现在言官阿顺、迎合皇帝意旨，见风使舵，不敢直言抗命。嘉靖中期，面对鞑靼的侵扰，三边总督曾铣议复河套，世宗起初也大力赞赏支持，左都御史王以旂在廷议此事时也“力主铣议”。不料世宗主意突变，“严旨咎铣”，令廷臣再议，“以旂等惶恐，尽反前说”[1]（卷199，王以旂传），不敢坚持原则，结果曾铣被杀，收复河套的动议也流产。当曾铣最初被逮下狱时，世宗并没有杀他的意思，而给事中齐誉等“见帝怒铣甚”，不仅不出面相救，反而见风使舵，纷纷上疏，无耻地要求将曾铣“早正刑章”，结果被世宗责为“党奸避事，镌级调外任”[1]（卷204，曾铣传）。马屁没拍成，反受其辱，真是自作自受。隆庆时，给事中曹大野弹劾高拱十大不忠，而高拱此时正为穆宗所重眷，其他言官估计高拱肯定不会去位，就随风纷纷弹劾曹大野[3]（补遗卷2，参高新郑疏反覆）。可见这些言官心思根本没用在规谏君德、匡正国是上，而是窥测帝意，随时迎合，言官的正直傲骨荡然无存。言官对皇帝的迎合还表现在言官想方设法谄媚皇帝，以博欢心。嘉靖时，世宗喜好祥瑞，以此粉饰太平，于是言官中阿谀奉承之徒争先恐后进献麦穗、甘露甚至白兔等祥瑞，“迎合意旨，纷纷讳饰，具表称贺，导谀贡媚，相习成风，几不可胜责。”[5]（卷60，世宗嘉靖三十二年）世宗贪恋女色，兵科给事中朱隆禧就绞尽脑汁，向世宗献房中术，“自进太极衣为上所眷宠”[3]（卷21，士人无赖）。由于阿谀奉承、趋炎附势比直言强谏的结果要好得多，因而谀风弥盛，而正气式微，言官的蜕变趋势不断强化。
蜕变的言官除了阿顺、谄媚皇帝外，对朝中权臣也一意谄附，乃至不顾廉耻，丑态百出。嘉靖时，张璁执政，权势熏灼，都御史汪鋐对张璁“始终附丽”，并不断受到重用。后因一小事失欢，张璁拒不见之。汪鋐无计可施，竟然“赁其邻空室，穴以入其庭，伺其将出，扶服叩首泣于阶下”[3]（卷21，佞人涕泣）。堂堂言官首领，为趋附权臣竟无耻到作出老鼠钻洞之举，弄得张璁也骇笑不已，虽待之如初，心底里却十分鄙薄他。万历时，张居正秉政，威权震主，“科道皆望风而靡”[6]（卷35，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趋媚附势之徒比比皆是。张居正一次卧病，举朝士大夫建醮祈祷，御史朱琏为了表示自己对张居正的忠心耿耿，在烈日下骑着马，头顶香盒，驰诣寺观，“已而行部出都，畿辅长吏例致牢饩，即大惊，骂曰：‘不闻吾为相公斋耶？奈何以肉食餽我！’”[7]（卷4，相鉴）并笞责部吏。其谄媚之态一至于此。礼科给事中邱岳为讨张居正欢心，乃以自己的姓名献一对联给张居正：“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3]（卷13，邱侍郎献谀），极尽肉麻之能事。于慎行抨击此等鲜廉寡耻、趋炎附势之徒“甘心如此，人奴厕养不足为污矣” [7]（卷4，相鉴）。一些言官在张居正生前极尽阿谀之能事，而在其身后又极尽诬蔑之能事，正所谓“其与人甚巧，其叛人甚速”，其人格的卑劣其实都围绕着“权势”二字在演绎，趋炎附势是这些言官蜕变后的必然结果。
在谄附之风盛行、趋炎附势者得宠的情况下，言官们自然会做出明哲保身、趋利避害的举动来。因职责所在，一下言官在参与朝政时也不能完全当哑巴，于是就避重就轻，尽提些不痛不痒的建议。如嘉靖时，京师大明门御道两旁，商贩云集，百货罗列。因发生地震，礼科中一些言官就上疏建议用禁御道商贩的办法来消灾，疏中所具尽鸡毛蒜皮之事，被时人讥称为“鹅鸭谏议”[8]（P34）。此等“鹅鸭谏议”，万历时也屡有发生，如万历后期因亢旱祷雨而禁屠宰，给事中胡汝宁竟上疏请求禁止捕杀青蛙，认为这样可以感动上苍而降雨，被汤显祖讥之为“虾蟆给事”[3]（卷19，虾蟆给事）。在此不良习气蔓延之下，“台谏习为脂韦，以希世取宠。事关军国，卷舌无声，徒务不急之务，姑塞言路。延及数年，居然高居卿贰，夸耀士林矣”[1]（卷220，赵世卿传），从而使士习更为败坏。另外，言官的趋利避害还突出表现在言官的迁转上。给事中的升迁，内则两京太仆寺、光禄寺等衙门的正卿或少卿，外则为布政司的参政和参议。六科每年例出二人，一般是一内一外，由于内外升对以后的发展前途大异，外官事物繁剧，还要受京官的勒索和欺压，再要升迁也难，而京官则无上述之难。所以在升迁时，言官都不欲外而思内，想方设法营内避外。许多言官为了避免外迁的命运落到自己的头上，在任时就不敢直言无忌，以免得罪当途，影响自己的前途，只求敷衍塞责混满年限以求内升。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言官风节的蜕变，突出表现在许多言官起初还是正直敢言、颇具直声的，但在遭受一些打击和挫折后，就开始变得明哲保身，虚与委蛇。嘉靖初年，户科给事中孙应奎曾“屡犯权贵，以风节自厉”，可惜晚节不保，“晚年计曹，一切为苟且计，功名大损于前”[1]（卷202，孙应奎传）。给事中吴时来因抗疏直攻严嵩而下诏狱。在狱中，他遭到严刑拷打，几濒于死，后被谪戍烟瘴地区。万历十二年起复后，风节大变，先是在礼部尚书杨巍乞休时，“谋代之，忌户部尚书宋纁声望，直疏排挤”[1]（卷243，赵南星传），不择手段干进求禄。随后又卷入党争的漩涡，在蜕变的泥淖里越陷越深。“时来初以直窜，声振朝端。再遭挫折，沉沦十余年，晚节不能自坚，委蛇执政间”[1]（卷210，吴时来传），最终这位当年有直声的言官被罢免归藉。与吴时来几乎同时的御史詹仰庇，居言路仅八个月，“数进谠言”，触怒穆宗，被廷杖除名。神宗嗣位后，录先朝直臣，却以詹仰庇曾为商人居间而未加起用。詹仰庇家居十余年后，才被召用为左副都御史。经过此番磨难，原本正直的詹仰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史载：“仰庇初以直节负盛名，至是为保位计，颇不免附丽。”[1]（卷215，詹仰庇传）当时言官饶伸以科场事弹劾有劣迹的大学士王锡爵，吴时来与詹仰庇为谄媚王锡爵，反过来攻击饶伸。不久，詹仰庇为谋升迁吏部侍郎和兵部侍郎，“踪迹颇著”，被言官交章论列而被迫致仕归藉。 隆庆、万历间这样的例子也不少。给事中李已在隆庆朝时因谏阻穆宗市珍宝而得祸，神宗立，荐起兵科都给事中，依然耿直不改，结果得罪神宗，被贬为常州同知。经过这两次打击，李已就起了变化，“初，已与（陈）吾德并敢言，已尤以直著。两遭摧抑，颇事营进”[1]（卷215，陈吾德传），开始一意阿顺权臣。这些言官与前述在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下，本身素质不高，进而趋炎附势、明哲保身的言官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毕竟他们曾经展示过他们的铮铮铁骨，但最终却未能免俗，还是蜕变为他们先前批评、鄙夷的那类人。这些前后判若两人的言官的大量涌现，表明明中后期言官在整体上已发生蜕变，昭示着明王朝由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言官构建的坚强堡垒正在大片倒塌。
三、 贪污腐败，枉法残民
明中叶以后，士风日下，官场贪墨成风，吏治遭到严重败坏。虽然一些有责任的言官深表忧虑，以自身的清正廉洁和恪尽职守来惩贪纠墨，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吏治的进一步腐化。但是，在整个社会陷入了腐败的泥淖难以自拔的大背景下，言官群体也未能免俗，一大批贪污腐败、枉法残民的言官在明中后期纷纷涌现。
由于言官负有考察举劾等大权，权势熏灼，而“贿随权移”，在私有制社会里，权力是贪欲的催生剂，言官贪污受贿便难以避免。按照规定，御史出巡，负有振肃纲纪之责，并有严格的纪律约束，但到嘉靖时期，许多成规被破坏殆尽，“都抚莅任，例赂权要，名‘谢礼’。有所奏请，佐以苞苴，名‘候礼’。及俸满营迁，避难求去，犯罪欲弥缝，失事希芘覆，输贿载道，为数不赀” [1]（卷209，杨允绳传），因此，许多言官赃秽狼藉。嘉靖末年，都御史陈志先按江西，收贿“不下数万”。穆宗初年，淮扬盐御史孙以仁，“侵匿盐银千余两”。万历时此类贪赃言官更多，御史沈汝梁在巡视下江时，“赃贿数万”。御史苏鄼“按滇，贪肆，赃盈巨万”[3]（以上均见补遗卷3，御史墨败）。至于言官利用职权，通关节，走后门，从而获取形形色色的馈赠好处的做法也很普遍。如言官在荐举官员时，被举者往往“尊之为举主，而以门生自居，筐篚问遗，终身不废，假名扬之典，开贿赂之门。”[1]（卷226，丘橓传）言官在贪污受贿后，生活上必然奢侈腐化。嘉靖时右佥都御史阮鹗贪赃后，“帷帟盘盂率以锦绣金银为之”[1]（卷205，阮鹗传），极尽奢腐之能事。万历时给事中杨文举利用奉诏办理荒政的机会，“征贿巨万”，抵达杭州时，“日宴西湖，鬻狱市荐以渔厚利”[1]（卷230，汤显祖传）。对于言官的这种贪污腐败的行为，万历末户部主事李朴积愤不平，说：“朝廷设言官，假之权势，本责以纠正诸司，举刺非法”，哪知言官却自身不保，蜕变腐化，“广纳赂遗，亵衣小车，遨游市肆，狎比娼优；或就饮商贾之家，流连山人之室”[1]（卷236，李朴传）。言官作为风宪官，自身作风不正，作为澄清吏治的“去污剂”自身污秽不堪，澄清吏治真比澄清黄河还要困难。
与此同时，贪赃必然枉法残民。言官所得赃贿之物，皆刮之于民。嘉靖时阮鹗之所以生活极度奢靡，是因为他利用巡抚浙江的机会，“敛括民财动千万计” [1]（卷205，阮鹗传）。御史胡守中为了搜刮钱财用来“贿赂中官，密通诚恳”，从而获得升迁，也是大力“威劫百姓财力”，还纵容儿子“横索人财物”[9]（卷7，权势纪）。至于督学御史胡明善更是一个败类。他不仅贪赃，而且横行乡里，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欲啖其肉”[9]（卷1，宦游记）。“台省诸人身任国家之重，今分受几车白银黄鼠，即不顾朝廷利害”[10]（卷8，史四），不仅严重背离职守，败坏了吏治，加重了人民负担，而且使社会经济受到摧残，如嘉靖后期都御史鄢懋卿在经理淮盐时，因“肆为蟊盗”，就提高盐税赋额，导致“商渐困，至有雉经（上吊自杀）者，不则亦鸟兽匿”[11]（卷2，政事），使盐商遭受重创。
四、 身陷门户，党同伐异
身为言官，本应是心地光明磊落，处事端正无偏的，如此才符合言官的身份，才能尽到其职责，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到明中后期，许多言官追求公允刚正的政治原则和职业道德渐渐扭曲蜕变，往往为一门私利而“意气用事”，“结党求胜”[6]（卷35，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身陷门户，以致党同伐异，朋比为奸，“求胜朋，挤异己，……将清平世界化为戈矛角斗之场”[12]（卷1，忧危竑议前纪），对明中后期社会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明中后期言官卷入党争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首先，从内容上看，言官在争论时，表面看起来很激励，仔细琢磨，却观点模糊，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学术见解，往往是私利之争，意气之争。言官通常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来决定政治行为，利益不同，争论自然蜂起。这种争论首先发生在言官内部的科、道相争上。本来明代已开始科道合一的进程，科道的职责远比前代接近。明前期双方在很多事情上还能和衷共济，但至明中后期矛盾则日积月累，彼此在气势上都想压倒对方。从定制看，御史为正七品，给事中为从七品，御史地位稍高。而实际上，因为给事中常在皇帝左右，得参预机密，地位并不比御史低，这一点在选用时已经表明，考选之例，优者授给事中，次者御史，所以给事中和御史经常为坐次礼仪、考察主考等事情纷争，以私忿搅扰朝政。万历时，一次朝廷派给事中主考乡试，而“御史不甘文柄之见夺，每科必有争执”，以至双方“纷纷互讦愈不休”[3]（卷15，科道争为主考）。除科、道外，言官之间还存在巡抚、巡按之间的争斗。明代设巡抚，挂都察院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衔，但并不由都察院差出，所以与巡按御史不相统属。明前期以巡抚为尊，巡按的任务往往由巡抚加以区划和督促执行。嘉靖以后，巡按权势渐重，抚按关系失调，渐少和衷共济，而往往彼此攻讦，甚至酿成仇隙。 嘉靖时王廷相对此深表忧虑：“巡抚、巡按两相和协，则能开诚布公，以成往事。近年以来，辄因小忿，遂成嫌隙，互相讦奏，安望其同戮力有益地方乎？臣等尝求其故，皆巡按御史无礼不逊致之”[13]（卷154，嘉靖十二年九月辛丑）。这种情况到万历时期依然存在。到了明代后期，朋党势成，各有所主，科道、抚按集团的圈子被打破，而代之以朋党的界限了。
除了言官内部的争权夺利外，言官为争私利，往往把攻击的矛头对准自己不满的人。如嘉靖时，御史金灿巡按四川时，曾荐举过李中，而李中守官清廉，没有送礼答谢，金灿就耿耿于怀，“憾之，至是摭他事诬劾”，报复李中[1]（卷203，李中传）。此类争议由于从私利、意气出发，因而缺乏固定的价值标准，往往以个人恩怨来决定政治主张、臧否人物。既然认识不能统一，那么争论便在所难免。
这一时期言官卷入党争第二个明显特征，是在形式上，争斗常围绕着内阁展开，即所谓“明中叶以后，建言者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依阿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争。比者不容于清议，而争则名高，故其时端揆之地，益为抨击之丛，而国是淆矣”[1]（卷230，赞）。而凡为首辅大臣者，总是竭力控制言路，任用亲信，打击异己，而言官则纷纷趋附某一阁臣，充当阁臣争权夺利的工具和鹰犬。嘉靖时，给事中陈洸劣迹斑斑，“罪至百七十二条”，但由于他阿附张璁、桂萼，而任职如故，“璁、萼辈遂引以击异己”[1]（卷206，叶应骢传），打击镇压了一大批反对他们的廷臣。隆庆前后，徐阶、高拱、张居正“更用事，交相轧”，言官更是在争斗中充当急先锋。隆庆初，徐阶与高拱争权，徐阶占上风，于是给事中徐应嘉、欧阳一敬等附徐阶以攻高拱。其他言官也操纵言路，“论拱无虚日，南京科道至拾遗及之。”[1]（卷213，高拱传）后来高拱复出，“以内阁掌吏部，权势煊赫。其门生韩楫、宋之韩、程文、涂梦规等并居言路，日夜走其门，专务搏击”[1]（卷215，汪文辉传），将徐阶、赵贞吉、李春芳等政敌一一打倒。张居正当首辅时，“操臣下如束湿，异己者率逐去之”[1]（卷218，申时行传），御史刘台弹劾张居正胁制言官等罪状，居正愤恨不已，于是御史于应昌、王宗载等“希居正意”，打击陷害刘台致死[1]（卷229，刘台传）。阁臣权重时，言官纷纷趋附，充当打手，而当阁臣势衰，言官则纠集小集团围攻执政。张居正死后，申时行为首辅，“言路为居正所遏，至是方发纾”，乃至言路势张，导致“阁臣与言路日相水火” [1]（卷218，申时行传）。由于这一时期宣党、昆党以及齐、楚、浙三党先后势成，而李廷机、赵志皋等阁臣又魄力不够，因而被言官肆意攻击。可见，言官既可为依附某阁臣而充当其鹰犬，也可因厌恶某阁臣而寻端攻击，完全搅在个人或小集团的好恶、利害的漩涡之中，全然不顾国是。言官本是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但至万历中后期，由于言官与内阁或勾结，或反目，不仅削弱了言官对朝政的影响，葬送了言官们本当有所作为的事业，使言官司职监察的作用流于形式，而且由于一些言官成为党派的骨干，党争的核心，从而扩大了朋党斗争的规模和范围，加剧了斗争的惨酷、激烈程度，加快了整个封建官僚集团腐败的速度，使得本已混乱不堪的朝政愈加淆乱，对明朝的衰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综上所述，明中后期言官集团已发生严重分化和蜕变，在整体上丧失了其进步性，违背了明初统治者建立和完善言官体系的初衷。言官群体的蜕变不是偶然的，而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明代的言官制度是历史上最完善的，但这套制度在明中后期却日趋崩坏；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变化，使言官的信仰发生极大动摇；日趋惨烈的党争使许多言官心灰意懒；特别是皇权对言官的无情摧抑和打击，更是促成明中后期言官蜕变的罪魁祸首[14]。言官的蜕变对明中后期社会产生了严重影响，使得士气衰陵，人心涣散，吏治败坏，各种矛盾激化，国是日非。蜕变言官的所作所为不仅冲淡、吞噬了部分正直言官力挽狂澜的努力和作用，而且对明中后期社会的进一步腐朽衰败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尤为可悲的是，作为统治集团中最富气节的一个群体，言官的蜕变标志着挽救明朝危亡的最后堡垒的沦陷。
[参 考 文 献]
[1] 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Z]．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 周延儒等·明神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5] 夏燮·明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 赵翼·廿二史札记[M]．上海：世界书局，1936．
[7] 于慎行·谷山笔麈[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 叶权·贤博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7．
[9] 张翰·松窗梦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 焦竑·玉堂丛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 刘若愚·酌中志[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13] 张居正等·明世宗实录[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4] 蔡明伦·明中后期言官蜕变的原因[J]．贵阳：贵州社会科学，2005（2）．
On Supervisors’ Transmuting During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CAI Ming-Lun
(History Department of Hubei Normal University,Huangshi,435002,China)
[ Abstract] During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there was the serious dividing and transmuting in supervisor group. Its performance primarily reaches four: Firstly, supervisors turn to be perfunctory and irresponsible and their inspection is inaccurate; Secondly, they play up to those in power and wise about personal survival; Thirdly, they turn to be corrupted and decayed ; Fourthly, they indulge in overt and covert struggle . Supervisors’ transmuting produce bad influence in late Ming Dynasty and accelerate the declining and falling of Ming Dynasty.
[Key Words] In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Supervisors; Transmuting.
（此文发表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