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12月10日，在 《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提出了“暂弃新疆”、专务海防的主张。他认为，在新疆叛乱、东南多事的情况下，与其以有限的财力去填西北这个无底洞，不如专务海 防，“备东南万里之海疆”。毕竟，与华北、长江流域相比，新疆不过是“数千里之旷地”；作为遥远的边陲，“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复，则腹心 之大患愈棘”。
不仅如此，李鸿章认为，新疆可有可无，乃至得不偿失：“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 费三百余万……已为不值。”何况，兵危战凶，在阿古柏叛军兴风作浪之际，谁敢说新疆一定能收复呢？何况沙俄政权虎视眈眈，“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 守”。又何况，在“一国生事、多国构煽”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此举会不会引发列强的连锁反应呢？“论中国目前的力量……尤虑别生他变”。
这份洋洋洒洒长达9000余字的奏折，完整地展现了这个洋务派领袖的个人风格：重实利，诫意气，视“维持”为大局。那么，李鸿章有没有意识到，在他视新疆如鸡肋，而东部是“肢体”、“腹心”的话语背后，包含了中国人“天下观”的一种千年错位？ “中国”和“天下”
这种千年错位表现为“中国”与“天下”的混沌叠合，官方话语与普遍感受的长久割裂。自从公元前11世纪周人在陕甘渭河流域崛起后，就没有间断地宣扬着自 己的“天下观”和“天命观”：一方面，不仅农耕文明区，那无穷无尽的丛林、大漠、草原、雪域，那些或采集、或狩猎、或游牧乃至茹毛饮血的部族，同样是周天 子的臣民，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另一方面，作为天下的正统，农耕民族有着天然的使命，去教化、同化、归化那些未开化的人群。 而在未开化之前，这些部族只能被视为“非我族类”，无论“东夷”、“西戎”、“南蛮”还是“北狄”，均如此。
这就是“大一统”的观念， 这就是“华”、“夷”之辨。它不仅是话语的，它还是历史的：几乎立国之初，仅有六七万人口的周人，就向广袤区域四面进发，进行前所未有的武装拓殖。他们一 路出潼关，过河洛，经营黄河下游，势力直抵海边。他们另一路过武关，向江汉，影响蔓延至江淮流域。他们开辟山林，推行农耕，建立城郭，同化土著……周初封 建的诸侯国，大致囊括了后来千余年的农耕文明区。
在300余年的拓殖后，“东夷”变成了“三晋”、“齐鲁”，而“南蛮”也同化为“荆楚”。一个延绵3000余年的东方大国渐渐成形了。然而，向西、向北的两路扩张，不仅从来没有着手过，而且几近无人提及。
这涉及到西、北两路特殊的地理状况：燕赵以北、秦国以西的广漠土地，不仅地广人稀，而且降水量太少，无法种植庄稼，无法推行农耕。如果说周人之所以自居 为天下正统，是因为农耕、农业象征着历史的主流的话，那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以封建为形态的政治制度以及以周礼为核心的生活方式，自然也无法推行 到那里。
不仅如此，这个现实还催生了万里长城。后人已经发现，秦长城的各处旧址，都在降水量400毫米的分界线上，而保存至今、因为植 被破坏而南移近千公里的明长城也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长城是这么一种象征：它不仅是此后几千年“华”、“夷”的分界线，是农耕文明区与非农耕区的物化区 隔，它还意味着农耕民族接受了无力扩张的现实，而转为内向的防御了。
“中国”与“天下”概念的混沌叠合、中国人 “天下观”的千年错位正是由此而来的：在后来的年月里，农耕民族仅仅向南部继续扩张，然而周人的“天下观”，却依旧以“抚有四海”的字眼代代沿袭。帝王们 不关心长城以外的世界，却宣布拥有它。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划定过自己的边界，然而在一些古代中国人的心中，真实的疆域，仅限于汉字的、礼乐的、衣冠的、祖先 崇拜的、文官制度的……一句话，是根植于农业并仅限于农耕文明区的。
在这个意义上，李鸿章“暂弃新疆”、专务东部的主张，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作为讲求实际的重臣，即使他没有意识到这种天下观的错位，他也厌倦着“名”与“实”的分离，话语与现实的对抗。
然而，对李鸿章的说法，左宗棠并不认同。 “边疆”与“腹心”
在左宗棠看来，新疆绝非可有可无，它同样关乎天下气运。1874年冬天，从《统筹新疆全局疏》开始，他反复强调着新疆的战略意义，由此开启了长达半年的 “海防”、“塞防”之争。
如果说李鸿章的“海防”主张强调的是英国、法国的海上威胁的话，那么左宗棠认为，沙俄觊觎西北同样不能掉以轻心。在《统筹新疆全局疏》中，左宗棠谈道： “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不可不预为绸缪者也。”他说：“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 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安眠之日……”
换而言之，新疆是东部、“腹心”的屏障，“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 以卫京师”。不仅如此，他还不无讽刺地指出了李鸿章对新疆的无知：“新疆全境，向称水草丰饶，牲畜充牣”，特别是有“富八城”之称的新疆西北部，“土肥泉 甘，物产殷阜”，决不是什么“数千里之旷地”……
那么，海防怎么办？
左宗棠认为，英法诸国重在通商牟利，与阿古柏叛 军、沙俄政权相比，轻重缓急不可同日而语。何况，福州船政局已经开工，“彼挟以傲我者，我亦能之”；又何况，改买船为自行造船之后，“购船之费可省……无 需别筹者也”。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而对此，李鸿章嗤之以鼻，他认为“二者并重”的结果，只能是“皆无成而已”……
就从这里开始，奕、文庆、王文韶、丁宝桢、钱鼎铭……越来越多的王公大臣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然而，在沸沸扬扬的争论中，一个重大问题再次被大多数 论者忽略了：如果说李鸿章的说法重在“腹心”，那么左宗棠的视新疆为屏障、以边疆保内地的观点，在根本上也没有什么区别。传统的“天下观”是如此完整，如 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民族国家”概念渐渐兴起、旧有的中国与天下秩序不断坍塌之际，照样没有人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该如何界定包括新疆在内的西部边疆的 地位？“中国”与“天下”的区分，又该如何厘定呢？
这是不可承受的历史之重。在西方工业文明狂飙般崛起，农耕与农业人群日渐边缘化的年 份，没有人觉察到，既然时世演替、斗转星移，那么基于农耕优越性的旧边疆、旧“中国”与旧“天下”的观念，也该彻底修正了。在那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 头，历史依旧捆绑了活人，过往仍然拖住了现在，它折射了这个政权的惊人颟顸，一个巨大民族的无比惰性。毕竟，“抚有四海”的话语已彻底沦为自欺欺人的说 法。毕竟，在一次又一次的勘踏边界、订立条约中，这个古老国家已经丧失了太多本该属于它的领土。 “郡县”和“藩服”
在持续了近半年的争论后，1875年4月12日，左宗棠先后呈递《复陈海防塞防》及《遵旨密陈片》两折。它使原本摇摆不定的“两宫”态度渐渐明确。同年5月3日，紫禁城以“（左宗棠）所见甚是”、“着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上谕，宣示了收复新疆的决心。
新疆的战事颇为顺利：1876年设立西征军大营后，同年8月17日古牧地首战告捷，次日收复乌鲁木齐，并收玛纳斯北城；1877年春天，左宗棠部攻克达 坂、吐鲁番、托克逊3座坚城，并迫使阿古柏自杀。到当年年底，除了控制在俄国人之下的伊犁外，西征军已收复了大部分新疆领土。
索还伊犁的谈判，断断续续地进行着。然而，在大功告成之际，左宗棠又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该如何明确中央政府对新疆的主权呢？
长久以来，东部行郡县，包括新疆在内的西部因地制宜，但总体上“不理民政”，这是这个国家的政治传统。以新疆为例，自从汉代设立西域都护府以来，它长期 沿袭“军府”制度；以苗疆为例，即使在改土归流后，它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土司官”；以蒙古为例，部落化的旗、盟依然控制着军队；而在西藏，中央政府更只派 驻了一个象征性的驻藏大臣……正是这种迥异于东部的政制，使西部成为“边疆”而非“郡县”。但也正是这种管辖模式，使贪得无厌的西方人一次又一次地宣称， 西部不是中国的领土，紫禁城对它们拥有的最多是宗主权。
正因此，1877年冬天，在《遵旨统筹全局折》中，左宗棠提出了新疆“设行省、改郡县”的主张。它再次引发了朝廷的纷纭议论。
地荒人少、“难成一省”是反对者的主要理由。以翰林院编修刘海鳌为例，他认为“改设官制，亦为虚名”；以八旗名士李云麟为例，在列举“八不可”后，他表 示“西陲建省之说亦可废”、“不待再计而决矣”。即使是以开明著称、被认为当时最了解西方的洋务派重臣郭嵩焘，也认为此举不过是左宗棠好大喜功的手笔。而 李鸿章也谈道，“新疆各城之郡县暂难改设”……
在沸沸扬扬的争议中，新疆建省整整拖延了7年。直到1884年，又一轮的边境危机才改变了这一切。
在农耕区、“边疆”之外，北京还拥有从朝鲜到廓尔喀、从琉球到爪哇的庞大朝贡体系。这个近乎周礼、混合着天下观念与国防需要的制度，曾在明成祖的时候达 到了它的顶峰。即使时过境迁，在那个夕阳晚照般的年代，北京依旧保留着对十几个国家的宗主权。在古老的天下观念里，这些遥远、陌生的土地，也属于紫禁城。 而在“民族国家”的观念谱系中，这种以文明向化、贸易需要为出发点的古老而平和的臣服，比之西部边疆更值得质疑……
这就是独特的、没有 边界的中国体系。它以农耕文明区为中心，以控制下的广袤西部为边疆，以礼仪纽带中的诸国为“藩服”，并在观念层面上，顽强地保留着自己“君临天下”的假 想。如果说1860年西方各国在北京设立公使馆是这一体系在观念层面上的噩梦开端，而1879年日本的吞并琉球是朝贡体系瓦解的起点的话，那么，这一年法 国殖民越南，次年英国染指缅甸，则意味着这个体系的全面崩溃……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是李鸿章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提出了“宁失藩服、毋损郡县”的主张。
所谓“宁失藩服、毋损郡县”，指的是接受朝贡体系崩溃的现实，但要尽快按照西方认可的《国际公法》，划定边界，以确保实际控制区域的完整。为此，不仅旧 有的郡县、原先的农耕文明区，包括新疆、蒙古、西藏以及苗疆在内的边疆，也要尽快推行内地政制，或尽快勘定边界。李鸿章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中国的边 疆……
这个主张罕见地没有引发争议。1879年冬天及次年春天，这个国家的版图上又增添了两个行省，新疆和台湾。 从“边疆”到“西部”
又何止是新疆和台湾？这一年，在紫禁城的授意下，蒙古、西藏和西南边陲也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以回应西方的图谋。以苗疆为例，当年夏天，在张之洞的主持 下，中越边界开始会勘立碑；以西藏为例，1886年7月，僧俗领袖们在布达拉宫大举集会，并联名签署了《抗英卫教神圣誓言书》，决心阻止一切外国人跨越边 境……
在40余年的回避、丧土失地以及顽强地捍卫旧天下谱系的挣扎之后，这个国家终于采取了更为现实、更具弹性的态度，即使这个态度充 满了屈辱，并意味着长达3000年的中国时代的结束。在此后的年月里，伴随着年复一年的勘界、订约与谈判，由郡县、边疆、“藩服”和“远夷”构成的那个天 下图景，日渐斑驳着，消退了，并一去不再复返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西部”、“中国”和“世界”，是那些崭新的、更现实的地理视野。
在后来的年月里，尽管蒙古分裂，而英国也曾煽动西藏独立，日本试图吞并满蒙，但由旧郡县和旧边疆组成的那个现代中国，毕竟深入人心。它构成了延续至今的中国疆域。在这个意义上，划定西部边界，或者说从“边疆”到“西部”，也就是现代中国的开端。 【编后】 从“远夷”到“心腹”西部艰难获“名分”
长久以来，中国大一统的“天下观”是一种混沌不清的观念。一方面，入主中原的各个王朝无不秉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认为不仅农耕文明区，那无 穷无尽的丛林、大漠、草原、雪域，那些或采集、或狩猎、或游牧乃至茹毛饮血的部族，同样是天子的臣民；另一方面，又极力鄙视那些非农耕区域的族群，认为他 们是未开化之民，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都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错位的“天下观”使农耕区域的王朝很难对疆域有一个完整 统一的概念。国力强盛时，可以“抚有四海，拓及八荒”，而当国力衰微时，则仅仅冀望“保障京畿”。
19世纪中期之后，随着西方各国对中 国边疆地区的觊觎，西部问题开始凸现。对官方而言，随着军事压力的加大，中国随时有可能丧失大片西部领土，放弃还是据守的争论使得西部被真正纳入到行政化 管理的视野当中。而在民间，随着国外探险家、传教士、科考队对中国西部的深入探索，国人对西部的好奇心和好胜心逐步加剧。一个全然不同于过往的西部观念开 始形成。过去那种遥不可及的化外之地，被一种色彩斑斓的西部图景所替代。广袤的雪域、草原、戈壁，多彩的宗教、文化、文明，丰富的生物、矿产、文物……所 有这一切，都完全打破并更新着国人对西部的理解和想象。
如果说对西部的地理发现是早在张骞时代就完成的话，那么，这一次则是对西部的全新发现，是一次博物、考古、民族、语言、艺术等方面的大发现。正是在这一发现过程中，一个由“藩服、边疆、郡县”环绕构成的老大帝国轰然坍塌，代之以一个“世界—中国”观念下的现代中国。
也正是在外力的刺激下，西部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的地位日渐突出，遥远的、化外的西部一步步被摒弃，后方的、心腹的西部一步步被认同。当抗日烽烟燃起之 时，西部竟成为这个国家唯一可资凭借的容身之所。如果说西部作为华夏民族的诞生地，以其包容、宽广、融合、混杂孕育了这个国家的形成的话，那么，这一次， 它仍旧以其海纳百川的气度，混合了数千年来被农耕与游牧、农耕与狩猎的不同文明形态而割裂形成的隔阂。这一次，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西部不仅见证了一个国家 的延续，而且见证了一个混合多元的中华民族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