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心脏病，外加心情较差。今天更新点文章。
看了不少清朝历史发现，很多时候皇帝的圣旨是未必有用的。光绪的圣旨没用的是必然，因为有老佛爷。但是，貌似其他很多皇帝的圣旨，也有不少都是执行不了的。
很多时候官府的政策根本是无用的。不能通过留下个条文，去看那个时代的历史。
重要的是执行情况，是否被执行，结果是否相反。
【第一种意见：官吏不执行】
光绪急于变法，官吏不予配合，以致他愤概地说“大臣无一可用”，而疆臣皆西后所擢用，不知有皇上，皆置诏书于不问。
【第二种意见 官吏大多还是在不同程度上执行的】
中枢官员，反对的很少，态度积极为数也有限，多数是跟着形势。尽管各省推行新政情况有别，但表明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全国已普遍进行。值得注意的是占了五分之二的洋务派督抚积极主动。
【第三种意见：官吏执行也有客观困难】
光绪新政诏书频频下，可是每一项要落实都有许多实际问题，需要时间，光绪责备督抚，对客观困难估计不足。
【梦史氏按】
源于《戊戌变法记》的第一种意见，流传很久了。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显示的却并非如此，实际情况复杂得多。特别是第二种意见，给我们描绘的是另一幅图景：变法已在全国推开。由此，就关系到戊戌变法是否必然失败，除革命外当时是否还有改革（或曰改良）的路可走。余以为，既然关系到这么重要的问题，那么，第二种意见所依据的史实，是否可靠？还须慎重细究。可惜，以前在这方面多笼统的概括，缺乏如此逐个人逐个人的考察，或许有而未发现，余将继续搜寻，或可能在将建的“人物”栏目中细察。 《戊戌政变记》（梁启超）
《北京戊戌变法史》（刘高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1）
《戊戌变法史述论稿》（蔡乐苏、张勇、王宪明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晚清七十年》（唐德刚 岳麓书社 1999）
执行新政上谕的困难
蔡乐苏等谈执行新政上谕的困难
“《戊戌变法史述论稿》第六章·第四节”摘要
但任何大的变法都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有理论宣传、组织人事、财政经费等多方面的准备，而所有这些都要有充分的时间和经费上的保证。百日维新开始时，除中央最高层人事安排方面作了应急调整外，其他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没有系统展开。……急于求成的光绪皇帝每发一道变法诏令，都要求限期复奏或数日，或一个月，最多不超过两个月，但变法中所涉及的任何一项事业，如办学堂，修铁路、开矿山、设工厂等等，都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这就迫使地方各级大员不得不筹划对策，有的认真筹办，实事求是，办好以后如实奏报；有的按限复奏，塞责了事；有的先奏报实施设想，更慢慢具体落实；有的既不筹办，也不复奏，对变法诏令置之不理。
唐德刚谈新政上谕执行的困难
“《晚清七十年》【叁】·八”摘要
……
再者，新政的施行和步骤当然亦有它本身的困难。就以“废八股改策论”这一考试新政来说吧!八股是空话，策论还不是空话?然写八股文要读圣贤书，还有个“帖括”(英文叫format)可循。写“党八股”式的策论则并此而无之。所以在戊戌夏季有个老实的浙江学政陈学棻上奏说：“改试策论，阅卷艰难，不如八股之易。”光绪览奏不悦说：“陈学棻既不会看策论，可无庸视学。”就把他撤差了。其实如把康有为放出去作学政，以他那一点点的所谓西学知识，恐怕他对策论考卷的批阅，也没个取舍的标准呢!
……
再说改庙宇办学堂吧!当时那几十万座庙宇，几百千万佛道各教的神职人员，也都非等闲之辈。哪能只凭一纸上谕、两页公文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庙门，结婚还俗呢?纵使能废庙办学，则经费、师资、课程、学童哪里来，也非朝夕之功。至于康氏所想像的“举行地方自治”，更属空中楼阁。君不见，我们搞地方自治，搞了大半个世纪，还不是连个半调子的“自治”也未搞出来。光绪爷要在100天之内就可以改旧换新，搞出个奇迹，岂不是痴人说梦?
刘高谈地方官员执行新政上谕
【简说】
晚清当时的行政区有直隶、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台湾及奉天、黑龙江、吉林(此三省设将军管理)等省，除极个别省份未向朝廷上奏推行新政的进展情况外，绝大部分省份都作了回奏。尽管各省推行新政情况有别，但表明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全国已普遍进行。
全国各地区地理环境、文化、经济情况等等各不相同，致使改革面各异。如内地各省改革面宽，边远偏僻省份则改革面窄。
百日维新中，洋务派督抚在力行改革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隶总督荣禄、山西巡抚胡聘之、安徽巡抚邓华熙、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陕甘总督陶模和陕西巡抚魏光焘，皆属于洋务派人物。这8个人占到全国各地督抚总数的五分之二，同时这些人所在省份又多是富饶之区或京畿重地，他们实施改革的面很宽，而且对改革较主动、积极，因之其意义又自非寻常。
【梦史氏按】详说各省督抚执行情况，则文字颇多，但也很有史料价值，扫描校对尚须时日方可饷读者。
清中枢各部执行新政情况
【简说】
清中枢21位任要职的官员中，如刚毅、许应骙始终反对变法，敌视康有为的究系少数。支持变法、赞成推行新政的也为数有限。余者有人对变法认识模糊，对西学所知有限。余者有人对变法认识模糊，对西学所知有限，只好跟着改革步伐慢慢走，缺乏主动精神。还有一些人习于官场权力角逐，见风转舵，对变法采取灵活手腕，善于观望，随时变化。另一些人思想僵化、麻木，对变法又抱有疑问，于是既不表示支持又不表示反对，抱着漠不关心的姿态。
【详说】
《北京戊戌变法史》摘要
中枢包括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六部。百日维新中，这几个重要机构中的主要官员执行新政情况，分别叙述如下：
1．军机处的几位大臣：
礼亲王世铎，对变法新政既不钻研，也不关注，只知作宫、贪财，但不揽权。对光绪帝的新政谕旨采取人云亦云的态度。
刚毅：典型的守旧派，反对变法新政。
廖寿恒：支持并拥护光绪帝推行新政。
王文韶：支持洋务变法。光绪帝任用他，是使其与刚毅抗衡，如、刚毅反对修铁路、开矿等，而王则力主之。因此，王对新政的推行起了一定的作用。
钱应溥：乙末(1895年)后任此职，多病，性拘谨，对变法态度不明朗。
裕禄：接近慈禧与荣禄，变法期间无反对新政的言行。
2．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署)的几位大臣：
奕劻：奕訢病故后，受到慈禧重用。胶州湾事件及俄国强租旅大后，光绪帝极思变法图强，通过奕劻向慈禧要权，他在帝、后之间作传话人。变法开始，举凡官员所呈条陈，光绪帝欲推行的新政皆交总署审议具奏，总署与军机处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在推行新政方面，他对康有为提出设制度局的建议逐条批驳，但对其它有关文教、农工商、军事等改革奏疏，则尚能予以支持。当守旧派感到新政触动其利益联合表示反对时，奕劻又充当了联络者，并随时向慈禧举报情况及出谋献策，“政变全由庆王布置，最关筋节”。①
张荫桓：全力支持光绪新政。
李鸿章：是洋务派中最早提出变法的官僚，由于连年遭受清议，在谤言的压力下，只可闲居贤良寺里，不再过问政事。七月十四日(8月30日)，诏裁詹事府等衙门，又谕令大学士、六部尚书等妥速筹议。李鸿章等奉诏于9月5日上折回奏：查会典所载，詹事府归并翰林院；通政司归并内阁；光禄寺、鸿胪寺归并礼部；太仆寺归并兵部；大理寺归并刑部。并提出“归并之后，事既更张，有同新创”，“应由各该衙门移取职掌文卷，悉心校阅”，根据情况办理。同日，又奏：有关各衙门裁并后，对人员的安置提出建议，“所有裁汰之应升应转各员，应由吏部查明，照例题奏，听候录用。其各项属员亦由吏部酌量分别补用，以免向隅”。①光绪帝看到李鸿章等人的奏折，于9月8日谕内阁：“现在裁撤各衙门，业经分别归并，所有各该衙门裁缺各官，未便听其闲散。现当振兴庶务，规画久远，应于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酌设大小官员额缺，以备将来量材任使。著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吏部妥速详议具奏。”②在裁衙门汰冗员问题上，李鸿章并没有像徐桐等守旧人物那样，或是表示反对，或是置之不理听之任之，而是以大学士身份负起责任。办理具体事物，按章查典，分门别类，该裁则裁，应并则并，颇为谨慎，既执行了皇帝的谕旨，又避免了骚乱。
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在百日维新中共呈折、片39件(参阅《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其中包括荐举新政人才、文武科举改制、筹设文武学堂及游学章程、练新军、办团练、农工商务、开矿筑路、设报馆和译书局等。其中除有两折是反对康有为改革官制的条陈外，对其它方面的新政尚能遵行办理。
3。六部尚书(满、汉各一人)：
吏部：徐桐，思想守旧，反对西学。在变法的大形势下也奉谕旨办事，未敢公开表示异议。如9月1日，遵旨上《删定简明则例办理情形折》(见六章四节)；19日上奏《复议广德请将八旗官学改为学堂折》。③对于8月30日上谕裁撤闲散衙门和汰冗员，他表示不能接受和执行。
吏部：孙家鼎，事见前文。
户部：敬信，9月1日呈上《删定则例办理情形折》和《请简派堂官专司勘定则例底本折》(附清单)。前一折中他提出以一年时间完成户部则例的修改。按照实际情况，六部中户部是重要的大部，其管理范围较广且繁琐，尤其是经过乙末新政之后，在收税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若改定则例必牵连很多方面，短时间完成任务是有困难的，因此对敬信的请求，光绪帝并未加以指责。后一折是户部要求专派一员大臣勘定则例底本，被光绪帝驳回。对裁衙门汰冗员，敬信也表示反对。
户部：王文韶，事见前文。
礼部：怀塔布，6月23日诏停八股，改试策论，他代表礼部草拟新的考试章程，并于附片中提出：清宗室乡试和繙译会试也应当改革。①之后，对其它新政并末表示过异议，至王照上书受阻，光绪帝震怒下将其革职，才开始仇恨新政成为反对派。
礼部：许应骙，对康有为等维新派一直持敌对态度，反对重用康有为，反对废八股，反对保国会活动，是个典型的守旧派。
兵部：刚毅，事见前文。
兵部：徐郙，对新政态度不明朗，百日维新中没有反对新政言行。
刑部：廖寿恒，事见前文。
刑部：祟礼，是个恪尽职守的官吏，对变法没有表示过明确态度。
工部：钱应溥，事见前文。
工部：凇溎，生平事迹不详。1897年底，康有为上第五书时，他不肯代递。此外，在变法期间，史料无其它记载。
综如上述：清中枢21位任要职的官员中，如刚毅、许应骙始终反对变法，敌视康有为的究系少数。支持变法、赞成推行新政的也为数有限。余者有人对变法认识模糊，对西学所知有限。余者有人对变法认识模糊，对西学所知有限，只好跟着改革步伐慢慢走，缺乏主动精神。还有一些人习于官场权力角逐，见风转舵，对变法采取灵活手腕，善于观望，随时变化。另一些人思想僵化、麻木，对变法又抱有疑问，于是既不表示支持又不表示反对，抱着漠不关心的姿态。
梁启超谈各级官员抵制变法
《戊戌政变记》第三篇·第一章、第二章摘要
……今综全国大臣之种类而论之，可分为数种类，其一瞢然不知有所谓五洲者，告以外国之名，犹不相信，语以外患之急，则曰此汉奸之危言耸听耳，此一种也。其二则亦知外患之可忧矣，然自顾已七八十之老翁矣，风烛残年，但求此一二年之无事，以后虽天翻地覆，而非吾身所及见矣，此又一种也。其三以为即使吾及身而遇亡国之事，而小朝廷一日尚在，则吾之富贵一日尚在。今若改革之论一倡，则吾目前已失舞弊之凭借，且自顾老朽不能任新政，必见退黜，故出死力以争之，终不以他年之大害，易目前之小利也。此又一种也。呜呼，全国握持政柄之人，无一人能出此三种之外者，而改革党人乃欲奋螳臂而与之争，譬犹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也得乎。
……皇上自四月以来，屡次所下新政之诏，交疆臣施行，而疆臣皆西后所擢用，不知有皇上，皆置诏书于不问。皇上愤极而无如之何。至6月初十日诏严责两江督臣刘坤一、两广督臣谭锺麟、直隶督臣荣禄。又将督抚中之最贤而能任事之陈宝箴，下诏褒勉，以期激发疆臣之天良，使有所劝惩，稍襄新政，不意各疆臣怨望益甚，谤□纷起，而顽固之气，卒不少改，惟嫉视维新之臣若仇敌耳。
【梦史氏按】近年已有专文论证梁氏此著不足为信史（梁氏自己后来也曾表示过不尽可靠之意），关于各级官吏是否无一执行新政上谕，近年也有多种研究成果显示梁氏所说不尽属实。即便当真如此，阅读此段文字，也还很有意义，至少可以看到康梁派当时是怎样认识和对待各级官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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