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与石达开》

by admin on 二月 3, 2010 · 1 comment

in 人物, 太平天国

应该是五六年前论坛的文章吧,当年,我还是某论坛斑竹。太久没泡过论坛了。我不同意某些观点,很多观点还是不错的。

自序:记得头一回来纪念馆,在讨论区里看到的头一个帖子就是“太平花&寒山的讨论”,让我大呼过瘾,心跳加速,遂以此地为家。如今讨论区里人迹寥寥,无复当日气象,思之黯然。前日我转贴“吴三桂”一文后曾与小寒有过短暂通信,今日整理邮箱时偶然翻出,起兴贴在下面,也算对她的怀念(看清:不是哀思,否则小寒有日回来定掐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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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山)

头一回给你写信.希望你回答我几个问题(这会脑子有点乱,冒昧了.)
1. 你对翼王,到底如何看待?
2. 对你选的那篇文章,你自己到底有几分同意?

<吴三桂和石达开>,很早就在网上看过,看过之后,脑子很乱,(一直乱到了今天,西西.)其中提到的问题,的确超出了我智力的范围,我只有一个感觉,很高兴能看到这样的文章,在有人歌颂苏武的时刻,我希望有人也能记得李陵.文章中提过的问题,也许我永远也想不明白.我只是高兴,有人,有勇气, 这样写.汉奸和叛徒,总是一个没有下限的雷区,在这里,唯有詈骂,绝对安全.

(我心目中的翼王,是浔阳楼上意气风发的三军统帅,是辗转万里艰苦备尝的侃烈丈夫,是险恶风涛之间决意以死的大屈辱来惩罚自己的不屈的灵魂,看到这你肯定要笑我低级趣味,不错,这并不是他,但是,这是我能记住他的唯一方式.海一样的时间背后,已经没人能看清他的真实面容.野心家?政客?分裂者?叛徒?伪君子?——英雄?数不清的面具当中,我只不过做出了我的一点选择.)

青史沉默,看客无情,对于百年之前的逝者,我们到底有权力说些什麽?

太丧气了,缓和一下气氛,给你说说我们同学的事,大一的时候,<还珠>正火的不得了,我们同学啐道:”呸!小燕子有什麽好的?”后来过了不到两个月,大报小报纷纷开贬,都说肤浅啦媚俗啦误人子弟啦,这时我们这位同学咦了一声:”啊——?她有那麽不好吗?”

很多时候,历史的论战与此别无二致,我对我自己的唯一希望,就是有一点我们这位同学的脑子,或者说,冷静;再或者说,良知.脑子很乱,我自己也不知说清了没有.回马欲走,身后那人朗然一笑:”小君儿,待到神州光复,四海承平,我们还有相见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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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飞)

那篇文章,说实话我也晕,当时为文章收集资料在网上看到觉得新鲜就存了下来,近来重读却又仿佛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越想越晕,就丢出来大家看看,其实自己本不准备多说,可是我不喜欢把什么都一棒子打倒,话就多了,今早还在后悔呢,你又提这碴儿。

对它的第一感觉,与你相似,是欣慰,它说明在我们身边还有不同的声音存在,可以思考,可以批评,我讨厌众口一声。其他,可以肯定的是:“在历史课本上,选择理智的人远没有选择感情的人吃得开,历史是有阶段性的,除了一些主动投怀送抱,以求苟且偷生的懦夫,我们还是少把人一棍子打死的好。”宽容,是高尚的。

云飞以为,人生最重要的自由是自由选择的权利,最紧要的是所有选择不能背弃自己内心的准则或者说良知,有所不为,有所必为,任何人与团体都没有权利以任何理由甚至於国家民族大义强迫个人作出无法说服自我内心的决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固然是大义,可真的每个人都必须为大义放弃个体存在的价值?让我想起了文革。

吴三桂的问题我比较赞赏《中国小历史》中的这段话:“吴三桂无疑是汉奸。可从我们的常识上来讲,在核武器发明出来的三百多年前,一个人不可能使一个一亿多人口的民族被另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民族统治上三百年的。能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这两个民族自身不懈地努力。
……
为什么一个在人口,赋税,军械,科技,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的大帝国会被一个尚未完全开化的劣势民族征服呢?尽管这个征服的过程中每一步的军事行动都有合乎逻辑的结果,我们还是不能从感情上解脱。归咎于几个人甚至某个阶层的处置失当或者失节叛变,无助于给后世人提供借鉴。”

《吴》一文中对善恶的立论不错,而汉奸一论的立场就走远了,故事批的不错。但对于“汉奸”窃以为也不必一概论之,李陵与吴三桂,汪精卫与周作人毕竟是不同的。世间大多事情都没有100的真理,除了人性,东史郎也许被称为“和奸”呢?

关于翼王,不会因为一篇文章的标题把他与吴并列就怀疑我的立场吧?在我直觉中,他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因为执着理想,不肯片刻屈从,他一次次被现实惩罚,也许曾经消沉,却从没有动摇过内心(别要求我考证,我们俩都不是搞历史的料,大哥莫说二哥)。

潘旭澜对他的评价大多是公允的,除了说他应该代洪自立一节,如果他这么做就违背自身的道德准则了,或许有人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那是说政客,不是他。“野心家?政客?分裂者?叛徒?伪君子?”天呐!谁发明那么多形容词,都是给他的?我只有嘿嘿冷笑了!

自此一役,我不敢往纪念堂里乱丢东西了,怕打扰他(却有见不得太过冷清,真是矛盾),有空我们多聊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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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山)

我最近脑子不太好使,有话说不出.我想到哪说到哪行不行?那天回你的帖子,有点辞不达意。尊重人,尊重人选择的权利,说来简单,一旦身处俯瞰之势,一旦有了控诉的权利,肯原谅的人,实在寥寥.这样的事,在现实中我们无能为力;不过,一个人要是想写出真正感动的文字,没有一颗宽恕之心,是做不到的.(气死我了我怎麽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你上回对翼王的评价,教我很高兴,弄不明白为什麽仅仅这个论坛里就有那麽多看不上他的人(还都是一些讲道理的朋友啊!)在我心中,翼王,忠王,英王,每个人都是另起一行,我不敢也没把握将他们来做横向的比较.你同意吗?

我看历史,总是像在看小说,这个人该怎麽写,那个人又相当于谁,因为我开始看太平天国就是因为和朋友玩故事接龙,不是正路出身,没法子.(不知道你是怎麽开始看的?我很想知道;)後来才正经地去看名家的评论,——–很为陈玉成不平,高阳那麽罗嗦的一个人,到他这里居然惜墨如金,或者是根本懒的写他;大陆那些文革枪手的狗屁文章,又根本就没法看;潘旭澜够前卫了吧?但我看来,他还是没有写尽他的精神.

怎麽说呢?张爱玲说成名须早,但他的生命,毕竟和那些少年才子的太不相同,我总觉得他的成功要更难得一些;我决不迷信,但他应该是那种苍天垂顾的人物,你只要看看当时人有关战场残酷的种种纪录就会明白我指的是什麽;而他的辉煌终于恍若流星,他的部下把这归于运气,我们同学说:”谁叫他自己不长脑子?”我觉得该是性格使然,总喜欢拿他和圣女贞德相比,有一种性格,不是为了绵延,而是为了爆发;有一种性格,不能长生,注定要赴死.———太不客观啦,是不是?

到这会你可能也看出来啦,我是在套你的话,西西.云飞同志,咱们谈谈英王好吗?要是你不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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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飞)

看你的信时很兴奋,脑子也乱,等不及理清思绪再给你回信了,你就将就着看看吧。

太平花说:爱英王、爱翼王、爱忠王,是人生的三重境界。我宁可以为,他们是我黯淡人生中三面明窗,让我看到身边的生活中没有的景色。那句话是怎么说的?英雄不能用一把尺子量。(张笑天难得说两句这么有水平的话,得记住)如果他们三人都只有一种性格,如果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英雄人物呈现给我们的只有一种绚丽的色彩,我们冗长的生活中不是会更加寂寞?对某些人物原谅着实不易(有的人云飞从情感上永远也无法原谅,毕竟感情这东西从来都不讲道理),但至少可以尝试去理解,或者说愿意去了解他们内心属于个人的理由。

我接触这段历史倒是从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开始的(石达开的事很小的时候就看过电视剧,但那不算,直到从文字中接触才有立体的认识),但云飞生性偏文,看到林启容、李秀成这些名字就忍不住揣摩他们人生中有怎样的故事,历史学家要被我气死了。

出于文人相轻原则,以那段历史为背景的小说能看的真没有几部。那时候听说寒波出了《天国悲歌——石达开》兴奋得很,费很大的劲找来看,看着看着不对了,当写到石出走前后,有多少可以表达的,他竟然把笔墨尽用在……唉,看他对洪宣娇的——嘴脸(原谅我用这个词,那个“他”已经不是我心目中的翼王了)

还好有浔阳楼头提诗的意气,有《致骆秉章书》可略见他的精神:“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大丈夫生即不能开疆报国,奚爱一生;死若可以安将全军,何惜一死。”据说,这些居然都是后人的伪作,只恨这种伪作为何不多写才好,为考证累煞皓首穷经的学者关我何事,嘿嘿!

现在看来,小说中最耐看的竟是唐浩明的《曾国藩》,翼王、英王、忠王身后有知,不知如何感受?他书中有一段:洪秀全又大讲天话,指着圣经说:“此***即朕也……”英王愈加佩服,忠王觉得莫名其妙,洪仁干心里来了一句:“荒唐!”不是说英王宗教狂热,私下觉得或许他就是这么一个对自己崇敬的人、热爱的事物可以毫无保留的相信(或者说轻信,别砸我),内心中不容伪饰,这样一种坦荡的个性。

说实话,各种文字中对他的描写着实太少,过去我确实从未留意过他的一生,直到来到纪念馆,看到你和太平花的讨论文章,我方才惊叹:还有这样一种人生!你说:“有一种性格,不是为了绵延,而是为了爆发;有一种性格,不能长生,注定要赴死”,思之再三,我还能再说什么?

最后,多一句嘴:如果那场革命成功了,他们……?让生命的火焰熄灭在最辉煌的刹那,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更不客观)

附:晕眩 《吴三桂与石达开》

吴三桂与石达开,是中国历史上极具争议的两个人物,一般对他们的评价都是反面的,这是站在现今的立场上,我们无法深入到历史人物的内心深处,只能跟据他的形为判定他的忠奸,既便如此,也不能说是全对了,抛开研究历史所必须摈弃的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色彩,在真象没有浮出水面之前,对吴三桂和石达开这样的人物,还是不要盖棺定论,真理与谬误往往就在一线之间,一念之差,足以把人变成鬼或把人变为神,还他们以人的本来面目,这才是历史研究的正确方法。

吴三桂,祖籍高邮,生于辽东,武举出生,袭父职,官至辽东总兵,封平西伯明末时驻防三海关。在崇祯年间,面对满族的强大压力,吴三桂对于明王朝而言可谓安危系于一身。实际上他在降清之前,也一直兢兢业业,力保北京的北大门不失。他旗下的辽东兵团,是明王朝最精锐的部队,面对比李自成更加凶悍的满州铁骑,崇祯始终也不敢调动吴三桂的一兵一卒来保卫北京。吴三桂本人参加过明王朝与满清的最后一次大战——-松山之战,那次战役几乎使明朝的全部精锐丧失殆尽,吴三桂也是在那次大败饶幸脱逃后地位大增的。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吴三桂面临三条路,一是投降李自成,二是降清,三是做明朝的忠烈之士,既不降李,也不降清,打着明朝的旗号继续固守山海关。很显然第三条是一条必死之路,而且除了会给吴留下一个忠臣的名声外,对于驻守山海关的十几万辽东将士将会是一个灾难,对抗清与剿李的大局毫无作用。吴是行伍出身,他基本不会考虑这条路,假如换成袁崇焕或史可法,也许就会以一种书呆子气甘心做崇祯的殉葬品,吴决不会做如此选择。那么剩下来吴就只有两条路可走,降李或降清,这对吴三桂而言无疑是一个难题。一边是异族鞑子,一边是乱臣贼子,这种两难无疑使他无论选择那一边都注定要留下千古骂名,当然他不是圣人,无法预料他以后北年的历史,只能在两者之中择其善者而从之,这是很难判断的。李自成进北京之后的所作所为,使吴三桂看到了降李之后的某种下场,北京城明朝遗臣的遭遇无疑使他产生了恐惧心理,当一个人无法判定好坏时,个人的利益也就成了唯一的价值取向,这应是吴最终选择降清的理由。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只不过是文人附会的书生之见。

实际上吴三桂的选择是对的,抛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冷静地看,从吴自身的命运来说,降李后的结局几乎是注定的,忠诚如李岩尚不能幸免,何况是一个亡明的降将?而从国家的命运来说,李自成真成了正统,不过是继承了明王朝的衣钵,继续抱残守缺,难免不腐化堕落,这在当时是无法和充满活力和野性的满族抗衡的,最多不过推迟清军入关的时间表而已,假如李政权果真抗拒了满清,则更是中华的一大悲哀(虽然这种可能微乎其微),要知道今天的中国超过一半以上是满清挣来的。

吴三桂的结局是一个悲剧,他最大的不幸是身为汉人,这是最不可饶恕的。但他无法决定自己的出身,他只能在当时做出他所理解的最好的选择,从他手下将士的反应来看,并未出现大规模的逃亡和反抗,也可以证明他的决定的合理性。石达开则是另一类型的悲剧人物,他是决定太平天国兴衰的关键人物。天京事变时石达开是拥兵二十万的栋梁式人物。洪秀全和杨秀清的恩怨本来不关他的事,但在韦昌辉杀了杨秀清后,洪秀全感到了韦对他的严重威胁,于是派人招他进天京以清君側,不料进京后韦反制住他,石达开在感到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后在一天半夜越墙而去,石达开进天京本是为了平息事端,韦昌辉的做法不能不使他连带对洪秀全也产生了疑虑。应该说作为最初起事的伙伴,他对洪秀全之流是相当了解的,杀杨秀清也在某种程度上让他看到了未来的下场,险些命丧天京更让他进一步坚定了这一想法。后来洪秀全很轻易地解决了韦昌辉,说明韦的力量并不大,洪秀全借刀杀人的嘴脸也就暴露无遗。此时的石达开由于战局的不利,更由于天京事变的影响,恐怕已对太平天国这一政权完全失望,并且已失去洪的信任,作出决定已是迫在眉睫。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洪既然有了杀石之心,他留下来就过不了这一关。此时的石达开面临和吴三桂同样的选择,他也无外三条路。一是降清,二是留下,三是自立门护。这对石而言同样是难以决策。但显然他不会留下,可能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选择了出走。

石达开的出走客观上宣告了太平天国的失败,他带走了最精锐的二十万大军,但这决不是天朝失败的决定因素,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现在看来他的出走并非最佳选择,降清可能是最好的。如果他不出走,天朝还可支持几年,这将对社会造成更大的破坏,太平天国十几年,最后灭亡时江南一带几成废墟,六朝古都毁于一旦,石如果降清,将大大缩短这一进程,减少无数的灾难。吴三桂与石达开的悲剧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在历史课本上,选择理智的人远没有选择感情的人吃得开,历史是有阶段性的,除了一些主动投怀送抱,以求苟且偷生的懦夫,我们还是少把人一棍子打死的好。再谈善恶与吴三桂善的标准之一是真,假如是假的东西,那无论他有多么崇高或多么看上去真实,那他必然是丑的,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中国的历史,现实到目前为止我看还是虚假的东西居多,既便是对丑恶的东西也不敢暴露他真实的一面(且不论这种真实是丑的还是美的),对于公认的所谓善的东西,就更加讳莫如深,一定要使它变成善之善者,恶之恶者,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我看有很多观点还是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太大,所谓善者自善,恶者自恶,这是中国传统的整齐划一律,这样的传统是否就是善,其本身也是值得怀疑。正因为要摈弃一些形而上学的影响,才有善恶要有一定的转化和与时代挂钩的说法,这个时代有多长,没有一定的限制。很多事是要靠一定的需要和固有想法来确定的,这就难免会带上一些功利和神圣的色彩,这样一来,善恶自明,也就用不着再讨论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两天在说吴三桂,自然我不说吴就好到那去,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一提他就骂汉奸,罪人之类,中国历史上吴三桂似的人物并不少见,几次民族大融合年代的事且不提,就是在民族尖锐对立,矛盾激化的战争年代,也不乏吴似的人物,比如汉代的李陵,无论你用那种观点,他都是不折不扣的汉奸,但后人对他却宽容得多,再比如在春秋战国年代,多国并列,人员频繁流动,说他们都是汉民族是现在的说法,事实上起码有两个国家的主体是和汉关系不大的,一是楚,一是秦,要说汉奸,商央,李斯,白起简直数不胜数。所以说历史是变化的,进步的,民族融合是一个长期困难的时段,把吴三桂,李陵等人说成是卖国贼,那是站在汉本位立场上的一种看法,确切地说是深受几千年中国士大夫文化的影响后形成的惯性思维。另一个问题是何为汉奸?我认为搞清这一点非常重要,所谓汉奸泛指汉族的败类,现也特指出卖国家利益,投靠外国的人。这就很清楚了,按第一种解释,可以说吴是汉奸,但汉族的败类很多,岂独吴为然?就明时来看,搞得民不聊生,亡国灭种的朱家是不是败类?杀人如麻,腐化堕落的张献忠,李自成之流是不是败类?何以不称其为汉奸?是了,前者有正统之名,所谓率天之下,莫非王土,我朱家自己的天下,我爱怎么糟蹋就怎么糟蹋,后者有英雄之誉,揭竿而起,敢笑黄巢,农民起义英雄的光环早已挥之不去。原来如此!按后一种解释,吴三桂是汉奸无疑。看似在劫难逃,实则漏洞多多,概念混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国家等于汉族耶?非也,等于中华民族是也,中华民族者,五十六个兄弟民族是也,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汪精卫,陈公博之流是汉奸,因为他们出卖的是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华民族是在满清以后形成的,在此之前,是一个叫明朝的朱某人做主子的小朝庭,自然满清也是爱新觉罗的家天下,可他毕竟是留下了中华民族的现实,说吴三桂是明奸,朱奸则可,说汉奸就大谬。如说他是汉族的败类,出卖汉族的利益,是为汉奸,那好,朱由检,李自成之流为何不见称奸?有一种说法,吴三桂是引满入关的罪魁,没有他就没有满清。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大家忘了是谁在松山大败,丧师十三万,朱明就此一撅不震?是谁杀了袁崇焕,自毁长城?是谁啸聚山林,功城掠地内耗不止?又是谁横征暴敛,贪婪无度,以致民怨沸腾?又是谁任人唯亲,畏敌如虎?还是谁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到底谁应负更大的责任?打个比方,贪污的人,是掌管全局的人责任大,还是那个去银行把钱取出来交到贪官手上的出纳责任大?不言自明。善是真实的,美好的东西,恶是虚假的,丑陋的东西,可我们长期以来不以善为善,不把恶当恶,统治者如是,民众也如是,西谚有云:人民都是愚昧的。信夫。中国人是不是真的明白了善,我看一直是胡涂的,以前认为三从四德是善,女子无才是善,二十四孝是善,贞节牌坊是善,西洋鬼子肺有四叶是善,裹小脚是善,天父地师是善,君要臣死是善,吃斋念佛是善,不食周黍是善,后来认为造反有理是善,打倒一切是善,大鸣大放是善,万寿无疆是善,再后来全民下海是善,金钱万能是善,未婚同居是善……呜呼,善之善者,善其如哉!真正的善是要有基础的,一个民族的整体愚味是不会有善的,美学的一个种要发展就是从整齐划一到多样性的转变,可我们今天对善恶的理解还处在整齐划一的阶段,这里有历史的原因,更有现实的原因,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什么?难道不是一种善恶不分,真假难辩的模糊教育?列宁说过:愚味的人将被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个人如是,民族如是,国家也如是,没有整体民族素质的提高,就不会有善,可能也不会有恶,就象一潭绝望的死水爽性在泼些残羹剩饭,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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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hidakai 八月 30, 2010 10:48:05

思想都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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