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一直都想说这个问题。 西方宗教 文化对东方的影响。 过几年我花了太多时间研究中国的宗教以及古典哲学。试图从中了解现在的社会。 当时以为现代社会虽有西方社会之表，内在主要还是中国儒教与道法释之影响。
少有西方在文化进入国人的思想。 去年才觉得西方文化习惯，在大大的影响天朝。 从iphone和ipod科技，以及电影。阿凡达，盗梦空间。 以及twitter微博。在加速的影响着当今之中国。
读起三四年，都不读的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尼采 ，笛卡尔，维特根斯坦，罗素，佛洛依德，马克思韦伯。 不知读这些是否是浪费时间，是否该多读一些中国的经济史。 多读一些传统历史。
有些纠结中思考自己该学些什么。该看些什么书。 是否有些功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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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注意到，正当十九世纪旧的意识形态终结之际，第三世界正在兴起新的意识形态，如现代化、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这些新的启示、新的认同，如贝尔所承认的要对之进行辩论是困难的，因为这恰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是现代性的后果。贝尔看到了这些国家“牺牲掉现有一代人的风险”，“新权贵所进行的新剥削”，但是这仅靠西方式的民主是否能解决问题？毕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主义市民社会同步发展只存在于极少数发达国家，而在经济发展中的垄断结构、权力市场化和市场权力化则是一种经常性的情况。没有经济上的民主，政治民主也会流于形式，反而会合法化权贵的特权和社会阶级结构。贝尔认为在这些社会里，“大众是冷漠的易于被操纵的”，真的是这样吗？如果这样，没有大众的积极参与，所谓的民主又能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资本主义的扩张使其它国家被迫走上现代化之路，但到头来却是虚幻之路。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我们的视野还陷在现代化的陷阱中，没有看到现在这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种划分，以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掩盖了两者实际上处于一个中心与边缘、主宰与从属的不平等关系中。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要政治民主，而是要让大多数人都有平等权利参与到社会生活所有主要方面的全面民主，包括经济和文化上的民主，而且要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形成全球性的民主规划。
把特殊的说成普遍的，把虚幻的说成真实的，以道德的名义行不道德之事，在这种意义上对意识形态的指责是正确的，意识形态确实应该终结，但由此否定整个社会主义运动本身则好像因噎废食，否则意识形态的终结就成了“终结”的意识形态。民主政体、福利国家、复合经济、多元主义这些听起来很好，似乎我们只要按部就班就可以进入天堂。然而在这些幻象的背后却是危机重重、触目惊心。历史并没有终结，德里达在专门批驳福山的《马克思的幽灵》中，历数我们这个“新世界秩序”的十大祸害，如全球性的失业、公民参与权的被剥夺、全球大多数人的饥饿、核武器扩散、恐怖主义和贩毒集团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德里达所说，我们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
意识形态被看作是世俗的宗教，但是当尼采说出“上帝死了”这句话时，谁能够领会他那悲愤交集的语气？上帝虽然死了，但我们这个星球上被剥削、被异化和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仍在探寻拯救之路。“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不值得一瞥的。”贝尔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叫“乌托邦的衰落”，我的题目是“乌托邦的复兴”，这并不是我要针锋相对，而是贝尔自己在结语中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乌托邦的终结，甚至有可能我们只能通过留意意识形态的陷阱，才能重新开始讨论乌托邦”，“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乌托邦。不过通往上帝之城的阶梯再也不可能是‘信仰之梯’，而只能是一把经验之梯”。把乌托邦看做脱离现实的东西是对乌托邦的最大误解，正是在这种误解中，乌托邦成了意识形态的教条。乌托邦产生于对现实的超越冲动，正是在这种不断超越中，我们不断创造新生活。这种超越冲动、这种生命激情正是人性本身。乌托邦的复兴就是人性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