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治朝中后期到光绪帝继位的最初几年，大清国对外没有遭遇大的军事冲突。中央一线工作，主要靠倡导变革的恭亲王奕訢来主持。洋务派树起“自强”的大旗，一场“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恭亲王奕訢
恭亲王奕訢（1833–1898），道光帝第六子。自1862年至1884年，主持朝政22年，洋务运动的领导者。
1874年，发生了日本侵略台湾的事件，海疆告急。李鸿章以台湾孤悬海外，必须修筑铁路、架设电线，方可血脉畅通、防外安内。可惜，这种论调因闻者“鲜不咋舌”，如泥牛入海。这年底，同治帝驾崩，李鸿章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进京面见恭亲王时，李再次力陈铁路建设之急之重。恭王倾向于修路，但直言此事反对者众，恐“无人敢主持”。李不死心，寄望于恭王能说动慈安、慈禧，争取两太后的支持。恭王也如实相告，称“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可见当时修筑铁路的阻力之大了。
因为《里瓦基亚条约》的签订，朝廷于1880年初严惩了对俄交涉的特使崇厚。俄国不干，派兵恫吓，战争一触即发。这场危机，虽然最终因清廷宽减崇厚而改派曾纪泽、重开谈判而化解，但全国性的防务问题，再次被摆到了清政府的台面上。奉召进京筹议战事的淮军将领、后来当上台湾第一任巡抚的刘铭传，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正式提议修路，并具体提出了从北京分别到清江浦（今江苏省淮安市）、汉口、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甘肃四条线路。但是经费紧张，不能四路并举，建议先修清江浦至北京线。边疆军事的紧张和刘折说理的透彻，朝廷的立场似乎也有松动，著担任南、北洋大臣的刘坤一、李鸿章就修路“妥议具奏”。
实际上，刘铭传的折子，也正是出自李的授意。这时距离1872年李鸿章因俄国侵占伊犁而首倡“改土车为铁路”，已经过去8个年头了。这年的最后一天，即1880年12月31日（光绪六年的十二月初一日），李回奏了洋洋洒洒近四千字的《妥议铁路事宜折》。指出现在修筑铁路，就好比古人作舟楫以济不通、驯牛马引重致远一样，是大势所趋。他说：
盖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犹居中古以后而屏弃舟车，其动辄后于人也，必矣！
紧接着，李用大段篇幅，论述了修路有增厘金、便运兵、卫京师、利救灾、转物资、促邮政、兴矿务、易招商、安行旅“九利”。对刘铭传“四路以为根本”、“先造清江至京一路”的方案，明确表示赞成。李鸿章一一批驳了顽固派攻击铁路的种种立论：对于资敌一说，他提出只要“坏其一段，扣留火车”，就能“路亦无用，而全路皆废”。对于“夺民生计”一说，他援引英国之例，指出有力者可充任工丁杂役、有财者可开旅店购股份，正是“扩民生计之明证”呀！对于毁民田庐坟墓一说，则提出高价购买（优给价值）或绕道而行（纡折避之）的解决措施。
李鸿章还颇有远见地写到：
惟是事端宏大，经始之初，宜慎之又慎，俾日后勿滋流弊，始足资程式而行久远。
出于这种考虑，他不惜笔墨，坦陈“造路需坚实耐久”。对于修路所需的巨额经费，李提醒朝廷借债“兴大利”不同于“济军饷”，须“由我自主”，否则宁可不借（不如是则勿借也）——他的借债是有条件的。其余如所拟办法应“徐议”、选派“素有名望”的监理人员以“取信于人”、特派“督办大员”统筹兼顾、铁路与矿务“二者相济为功”……所有这一切，都显出了李鸿章超出常人的眼光和超越时代的认识。
一场以是否该修铁路为焦点的大争论，在清政府内部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支持修路的洋务派，主要是地方大员；反对修路的顽固派，大多是中央廷臣。由于缺乏事实支撑，双方基本是以唇枪对舌剑，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守旧派因此得势。一个半月后，也就是1881年2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裁定“铁路断不宜开”；对刘铭传所奏，“著毋庸议”。
另一方面，李鸿章是直隶总督，深谙官场路数。对看似热烈的论战，其实并不抱多大的幻想。他悄悄地动手了。动工地点，则选在由他直接控制的直隶地面。
醇亲王奕譞
醇亲王奕譞（1840–1891），道光帝第七子、光绪生父。能力、水平均不如恭王，但为人谨慎，深谙“明哲保身”之道。
自打6年前的重修圆明园事件后，和慈禧一系列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交锋，已经使恭亲王的政治地位大为动摇。而另一位举足轻重的中枢角色——醇亲王奕譞，此时羽翼渐丰、久静思动，成为太后倚重的对象和外援。李鸿章改走醇王的门路，争取到了醇王的支持。1881年5月，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动工，公开的理由是为了方便运输开平煤矿所产之煤，实际是李鸿章推动全国开筑铁路设想的第一步。唐胥铁路于当年11月修成，总长10公里，是为中国第一条铁路。
1884年4月的“甲申易枢”事件，醇王正式从幕后走上前台。两年后，当醇王到天津巡视北洋海口时，李鸿章再提修路。奕譞建议，如果再修，还是从唐胥路修起，仍以运煤招商为名，以减小阻力。同时，路修于由李鸿章所管辖的直隶，也更易办成。由于有醇亲王做后台，李卯足劲头，把唐胥路先延至芦台阎庄，又延至大沽、天津，到1888年，硬是一点一点修出了总长130公里的唐津铁路。
李鸿章还亲身体验了一把自己主持的工程。坐火车从天津到唐山的260多里地，只走了一个半时辰，令他大为满意。兴头上的李有点儿忘形，于11月借海军衙门（由奕譞主持）的口，提出再把路延到北京通州。好嘛，万岁爷头上动土，大不敬！沉寂多时的守旧势力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时弹章蜂起，掀起了第二次的铁路大争论。这一回合，由于唐津线用事实证明了铁路的优越性，再加上有醇亲王做后台，洋务派也可以“挺直腰板说话”了。湖北巡抚张之洞提出缓建津通线，而另建京城到武汉的卢（卢沟桥）汉线。清廷最终批准了张的建议，也标志着大争论以洋务派的胜利，而告结束。
然而，卢汉线代表了洋务派的胜利，却不能算是李鸿章个人的胜利。谁都看得出，这是朝廷“扶张抑李”的把戏。李鸿章在给其兄、两广总督李翰章的家信中，猛批卢汉线长三千华里，张之洞“大言无实……终要泄底”。对先期修筑卢沟桥到正定府一段，也称自己“年衰力薄，不获目睹其成”，袖手旁观，大泼冷水。
恰逢此时俄国和日本争夺朝鲜、觊觎东北的野心愈发明显，清廷遂于次年宣布缓建卢汉路，改修通达东北的“关东铁路”，仍著李鸿章督办。李大喜过望，不见了“年衰力薄”，立即筹划起直隶境内、从滦州林西镇到山海关的线路来。
到1894年（甲午年）春，至山海关的铁路建成通车。这期间，醇亲王奕譞于1891年去世。由于前线战事失利，加上后来《马关条约》的天价赔偿，清廷终于无力再修建“关东铁路”的关外部分了。
……
1905年9月，京张铁路开工。四年后通车。这是第一条完全由中国人设计、建造的铁路，其设计师詹天佑为后人所景仰。
又过了两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此前，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激起四川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迫使清政府将湖北的大批新军调入四川。这在客观上成为武昌首义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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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刘铭传的时候，刘铭传多次因为朝廷不同意他修铁路，坚决在家不出山。
当然是李中堂授意的， 李中堂是他靠山，就是想去当官李中堂不让他去，他也不能去。
后来李中堂修的唐山铁路，被说影响了清东陵风水， 上纲上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