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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史纲》罗尔纲

admin — Mon, 26 Jul 2010 05:51:16 +0000

民国二十五年本。

关于太平天国历史，一般都是清朝官方写的。自然就是粤匪，发匪，长毛了。

后来，还有湖南文化人写的，自然也是站在湘军一边。

再后来，孙中山那丫拿着太平天国说事，说他们是革命先烈，折腾出来书，自然赞扬他们是民族英雄，反抗满清。

再后来就是民国二十五年，罗尔纲的这本书。

有吴晗先生写序，很牛啊。

还有汤显龙。我对吴晗比较熟悉，汤先生不甚了解。不过听着耳熟。说他是研究经济史的奠基人。

这几个人都没到台湾，没到美帝。但是，这个时候是民国二十五年，这本书的还是很少受意识形态影响的。

到后来六七十年代，有太平天国学热。拿着辩证法，拿着马克思主义套太平天国历史。想看的人自然可以去看。看那时候罗尔纲的书，可以你对了解六七十年代中国历史很有帮助的。

乾隆十三年，乾隆觉得粮食价格涨的太快，通货膨胀。不利于国家稳定，问大臣怎么回事？湖南巡抚这样说的。

建国初期，地多人少，地有余，慢慢的没有余，再后来人有余地不足。穷了只有卖地。地的价格一直涨。有地的人买更多的地方，土地兼并啥的。他种地得到粮食再卖高价。

安得不贵呼！不说多了，说多了那就是借古讽今了。

郝氏一族占国家土地七百分之一。很强大。

出现银贵钱贱的情况。大量白银外流，银子少了更加值钱。

以前也有篇文章讲过银贱钱贵。那篇文章很有意思。

我觉得意思就是很多土地兼并，旗人占了大量土地，人口曾经。太平天国的起因一百年前都已经种下了。

土地兼并，人口增加，鸦片战争。加上道光二十九年灾害。

这样再不多难兴邦，那就不正常了。

咸丰黄河改道。

http://www.qingchao.net/lishi/1855xianfeng/

http://www.qingchao.net/lishi/huanghegaidao/

基本上就是茶几了。

水灾旱灾的。能从上谕看到河南不下雨，悲剧啊。今年河南下了那么多雨。

小民颠沛情形不忍设想。还忧愁的差点睡不着！道光帝真是人民的好皇帝。

丙午，丁未年，古代有个说法，那叫红羊劫。看到丙午有感而发，这本上上没讲。

红羊劫，后人还说那是洪秀全，杨秀清。谐音也是红羊。越传越邪乎。

再过几年，红羊劫，鸿雪跟那谁？也是红羊劫了。哈哈。

2027年丁未年，那时候等着鸿雪的红羊劫。

“红羊劫”乃是一种历史谶纬之说。南宋理宗时，有一位算命先生柴望,以《丙丁龟鉴》上书提请朝廷注意:每逢丙午、丁未之年，社稷必有祸患。以天干“丙”“丁”和地支“午”在阴阳五行里都属火，为红色，而“未”这个地支在生肖上是羊，每六十年出现一次的“丙午丁未之厄”,后便被称为“红羊劫”。宋人最惨痛的记忆“靖康之耻”,就发生在丙午年（1126年）。据其统计，自秦昭襄王五十二年丙午（公元前255年）,至五代汉天福十二年丁未（公元947年），共经历二十一次丙午、丁未之年，均发生了动乱或天灾。近代的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并未发生在这两个年份，但由于挑旗者洪秀全与杨秀清的姓氏关系（洪、杨），亦被附会为“红羊劫”。文革”发动之年（公元1966年）正值夏历丙午，也被认为是“红羊劫”；杨绛就有《丙午丁未纪事》专为之记。
红羊劫”一说，古已有之。指的是值逢丙午、丁未年，国家会遇大的动乱及灾祸。后人以丙丁属火，色红，未肖羊，故名“红羊劫”。据闻宋朝理宗年间柴望在他所著的《丙丁龟鉴》中说：“丙午丁未者有一，其年皆值中国有浩劫战乱之年。”认为“红羊”年是国家发生灾祸浩劫的年份，说是依据我国战国时代到五代时期的历史统计得出来的。自秦昭襄王五十二年（丙午，公元前255年）至五代汉天福十二年（丁未，公元947年），这期间有一千二百六十载，二十一个丙午、丁未年，其年皆值中国动乱之年。从五代到现在又过了一千多年，历史经过了若干个“红羊劫”，这些年代是不是都有动乱，没有作过统计。上一个世纪，中国经历过两个丙午、丁未年。二十世纪初期的丙午、丁未年间(1906年-1907年)正值辛亥革命暴发的前夕，是否算劫难，众说纷纭。我辈出生也晚，没有遇到过更多的“红羊”，但对唯一的丁未(1967年)记忆犹深，这是典型的、全球公认的、盖棺定论的“中华民族的大浩劫”！

这本怎么说，不能说没有意识形态，只是很轻罢了。

没想到清代也有百年不遇这一说，我以为只有天朝才能，年年遇到百年一遇的事情。没想到万恶的清朝也能有这样的事。

奏请带兵北上靖夷氛折咸丰十年九月初六

admin — Tue, 18 May 2010 04:05:45 +0000

这个奏折有种说法还是李鸿章写的。李鸿章是曾国藩幕僚。这封奏折跟一年后《参翁同书片》一样经典。都是李鸿章代曾国藩所写。

这个奏折经典之处，在于不想给领导办事，还要做出一副为领导全心全意办事的态度。

敷衍的最高境界。

不可忽视的历史记载误差——《清朝柔远记》鸦片战争清军战绩考订

admin — Tue, 11 May 2010 08:23:11 +0000

找这个文章并不是说《国朝柔远记》这本书不好，而是书你看有用的地方就好，别老看着没用的地方较真。

这本书不错，值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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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犁清历史真相，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中西近代关系史虽逝去不久，然有许多史实存在盲区或误区，须进行上下求索、中外比照论证。只有真实的历史，才有真实的意义。拙文仅就《清朝柔远记》有关鸦片战争清军战果的“统计”情况作一些简单的对照分析，以求正方家。

关键词：鸦片战争；《清朝柔远记》；清军战绩；比照考订

一、《清朝柔远记》及其作者简介

十五世纪末，时值明朝中叶，随着葡萄牙人的首次来到中国澳门，东西方的海道大通。西方国家为了寻求商品市场和殖民地，纷纷踏海而至，中西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清代，道光年间爆发的鸦片战争，对中国国家生活的影响，远非历朝历代的战争所能比拟。对此，有关中外关系的记述和论著空前增多。其中王之春的《清朝柔远记》[1]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部。

王之春，字爵棠，湖南清泉人。他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的后裔，曾追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镇压农民起义，以文人兼武事的才干受到湘淮大吏的赏识任用。因此在他的书中，他所持的立场基本都是站在清政府一边的。但也不乏对琦善、奕山等“奸臣”的批评及地主乡绅中义勇人士的褒扬。

《清朝柔远记》共分二十卷，其中十八卷为整篇，以编年体的形式撰写，条目清晰，文字精炼。本书初稿的编成当为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年）前后。书中比较全面地记述了光绪以前清代的中外关系，特别是欧洲列强的侵华活动。该书对鸦片战争的过程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记录。书中有关鸦片战争史料，综合自《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等早期的著作以及清朝官方的文档记录、名臣撰述和各类私家笔记见闻等。相比以前更为真确。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及总结性的。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清朝官方及士人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以及对其战败经验的总结。

遗憾的是，该书对有关鸦片战争的记述存在太多的错漏，以及甚多不实之处。特别对清军战绩的夸大非常严重。造成这样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由于王之春所能掌握的材料多来自官方记录，其中有太多虚夸战绩的记载，而得诸见闻的记录不乏哗众之浮词；另一方面由于作者没有对照西文材料，且有意偏向于采信清军的武勇。

《清朝柔远记》以及《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这些著作对中国人如何看待鸦片战争造成了长期的影响，也引起了长达百余年的误解。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不实的记载被引用或因为某些政治目的而被歪曲地解读。这就使得国人始终没能正视鸦片战争的败因以及正确地总结经验，而是把失败归结为一些肤浅的原因，或将全部罪责简单地推到一些本不应该受责的个人身上。

二、鸦片战争中清军战绩考订

《清朝柔远记》对鸦片战争的记叙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进行的。战争首先爆发在广东地区。

1. 广东防御战[2]

《清朝柔远记》记录的第一场中英冲突是1839年9曰3日（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爆发的九龙之战，即所谓“赖恩爵败英人于九龙山”。战果是“参将赖恩爵挥兵发炮，沉其双桅船一”。但英方的资料记载的却只是受伤数人而已[3]。此战清军损失也不大，因此可谓胜负难分。

接下来记叙的是穿鼻海战。在这里《清朝柔远记》沿用了林则徐的奏报的说法：“断其（‘窝拉疑号’）船头鼻，又坏其柁楼。英兵多落海死”，对己方的损失则避过不谈。然而按照义律的报告，英船在这一战中击沉了3艘清水师战船，重创多艘。

接下来的两场战斗发生在1840年2月29日（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七日）和6月8日（五月九日）。前一场战斗声称广东游击马辰在长沙湾焚烧“英匪船二十余…焚溺无数”，后一场磨刀洋之战“焚英杉板船二，毙英弁目数人…延烧大小匪船十余”。关于这两场战斗，前一场英军记载的是没有损失，而后一场则未能找到相应英方材料对照。可见这两场战斗只是骚扰性质，战果也绝无所称之大，不然何以两场歼灭敌船都在十艘以上的激烈战斗英军的记录或是无损失，或是难获相关记载？

以上几场战斗都是发生在广东，不久英军主力到齐，并决定北上去更直接地打击清王朝的中心地带[4]。只留下“都鲁懿号”、“拉恩号”、“海阿新号”、“哥伦拜恩号”四舰封锁珠江口，余舰北上[5]。英军的这一行动结果被国人解读成了 “英人见粤防严密，徘徊旬月无隙可乘，遂启碇乘风东北去”。有关鸦片战争的三部史著《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皆用此说，《清朝柔远记》自然也沿袭了这种说法。

2. 厦门“大捷”[6]

英军北上后，在厦门试图向中方递交一份检讨两国关系的书信，当地守军因为看不懂英方来使所挂的休战白旗，发炮轰击，发生了冲突，结果是中国方面遭到了相当损害[7]。《清朝柔远记》却将厦门的冲突，记成了邓廷桢厦门击败英军的战绩：先是乘夜偷袭，“歼敌数十，焚其帆桅二艘”；其后固守炮台，“轰破其兵舰一”。

我们看看其焚毁英船的方法：“驶近英舰，以火罐喷筒攻其柁尾”。事实上，这种方法根本不可能得手。当时英军战舰多采用取自波罗的海的高级橡木作外壳，舰体非常牢固，不少战舰还外包铁皮，对于这样一艘排水量2、3000吨的巨舰来说[8]，清军的火炮即使击中也难以对其构成损伤[9]，而火罐喷筒更是难伤其皮毛了。特别是投掷火罐，英军大型战船一般都有5、6层甲板，且《清朝柔远记》记载的攻击部位还是船身最高的柁尾，火罐是绝难投掷其上的。因此这类一而再击沉英军战舰的战绩只会出现在虚报战果的奏折上。

3. 第一次定海之战[10]

厦门大捷两天后，即7月5日（六月七日），定海便失陷了。《清朝柔远记》对定海之战的叙述不可谓不悲壮。描写了知县姚怀祥等人如何大义拒降，苦战不屈，最终力战殉国的英勇场面。然而在这份悲壮后面却有作者不愿去书写的窝囊：整场战斗不到一天便结束了（事实上鸦片战争中面对英军的攻坚，清军几乎没有能撑过一天的），英军毫无伤亡。清军陆军在英军第一轮齐射后便行溃逃，英国海军军医爱德华·H·克里在他的游记中这样描述当时清军溃逃的情景：“在（舰炮的）烟尘中，中国陆军竭尽所能地向各个方向拼命逃窜，消失在山后…刀枪箭簇旗帜丢得满山都是。”水师也只是稍微放了几炮便遭覆没[11]。

8月6日，钦差大臣伊里布到任。由于他不用为定海的失败负责，因此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反而没有为这场一边倒的失败进行什么粉状修饰，反较后来《清朝柔远记》更如实描绘了战败的惨况[12]。

4. 沙角、大角炮台之战[13]

定海之战数月后，战场又回到了广东。《清朝柔远记》记述了七月广东副将陈连升、游击马辰击败英军的事迹：“炮沉其数小舟，伤英兵数十”，又“炮破英帅船头鼻…英军多溺”。但在英方的资料中却依然看不到有关这些损失的任何记载。

这些战斗论其规模只能算是一些小的冲突，但清军将领却多喜欢将之夸大以报功。而面对真正的大败时，则以夸大敌方的实力作为开脱或将责任推到汉奸的头上，再对己方的英勇加以渲染，歼敌数目加以夸张。于是一场场一边倒的失败便成为了虽败犹荣的悲歌。这样自欺欺人的做法一再上演，而对于战败的原因却因此得不到正确的总结。

陈连升的胜利没能持续多久。1841年1月7日（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英军大举进攻沙角、大角炮台，虎门大战爆发。沙角、大角两炮台同样只抵抗了不到一天就告陷落。

《清朝柔远记》记述的战况可谓悲壮异常：“陈连升兵六百，英船炮轰其前，而汉奸二千余梯山攻其背。连升以地雷、扛炮击毙英兵四百余，而火药已竭，援兵不至，英人并力攻炮台，陷之。连升及子举鹏、千总张清鹤皆力战而死。”

的确，沙角、大角一战清军打得异常英勇，而且死伤很大，有近三百人英勇牺牲。他们战前也做过非常充分的准备。但是他们的战果真如文中所言毙英兵四百余吗？

据英方的记载，他们仅有38受伤。战死：无[14]。

而且“二千余汉奸”并非真的是汉奸，而是登陆从路上对炮台进行迂回攻击的英国海军陆战队。

对于清朝的文臣武将来说，他们很难接受这样一个战果，于是只有通过将这场失败修饰成为一幕英勇抗战的悲剧方能为自己的失败开脱。而清代的文人同样无法相信一个这样一边倒的失败，无法接受一个败得如此之惨的英雄。于是无论是《清朝柔远记》，还是之前的《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都接受了清朝官员的说法。

5. 虎门大战[15]

2月26日（二月六日），虎门失陷，提督关天培战死。关于这一场鸦片战争中最激烈的炮战，《清朝柔远记》却没有太详细的记述，只说是输在“众寡不敌”，也没有采用琦善“接仗四时之久”，“共计绞杀夷逆汉奸六百余名”之类的说法[16]。事实上这场战斗清军共投入了8500多人的兵力，在人数以及火炮数目上是要超过英军的[17]。清军的损失约为500人，另有1300人被俘。相比之下，英方的损失仅仅是受伤数人[18]。这样的战绩，恐怕是再难让人相信吹嘘杀敌600名之类的虚话。是故《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均未采信。

5. 广州之战[19]

虎门失陷后，英军乘胜进攻广州城，沿途运用少量兵力摧毁大量清军炮台和舟船。这些都为《清朝柔远记》略去了不谈。该书随后记载的一场战斗是5月21日（四月一日）清军对英军的夜袭。书中对这场战斗的记载不可谓不激烈：集兵数万，驾船夜袭，携火筒喷筒分路伏击，用大量火筏进攻敌舰，“焚其二桅船二、杉板小船五，英兵焚溺死者数百…英船入碇十三洋行前，河南兵御之，杀伤相当…”。

而事实上，英方尽管也有许多关于遭到火筏攻击的记载，但均不见有人员大量伤亡或战船被毁的记载。其实当时英军已经找到了有效对付火筏的方法：将船锚用缆绳挂在三角帆上，将其丢在火筏上，然后将火筏拖到一边去[20]。火筏被认为是在海战中唯一能摧毁大型战舰的小艇。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70年代的俄国人、19世纪30年代的缅甸人都使用过火筏进行水面作战[21]。而作为没有大型水面舰只的清军水师，火筏攻击是唯一赖以寻机给敌人造成损失的战法。而现在火筏也失去了效用，清军水师事实上已经再没有能够有效杀伤英军舰只的方法了。

清军对英军的反击没有达到任何效果，相反，英军随之而来的进攻却将广州的外围给攻了下来。从5月21日清军发起进攻到25日英军反击结束，英方记载的损失仅仅为死亡9人，负伤68人[22]。这与《清朝柔远记》中所记载的毙敌数百显然相去太远。

7. 三元里抗英[23]

一直以来，鸦片战争中有关三元里抗英的事迹被捧为一个英勇抗英的神话。有关该场战斗歼灭英军的数目史书的记载也从百余名到200、300名不等。而《清朝柔远记》显然采取了最夸大的说法。按照该书的记载，三元里民众围困英军截战，“英军终日冲突不能出，死者二百余，歼其渠帅伯卖、月霞毕，获其兵符、黄金剑、双头手炮…三山村民亦击杀英兵百余…佛山义勇三百亦围攻英兵于龙冈炮台…歼英兵数十，又击破应援之杉板船… 新安县武举庾体群，于初四日以火舟三队…攻其后…毁其大兵船一…大船有胶浅者，乡民复将截而火之…”

《清朝柔远记》记述的广东民众这一系列的战果，共歼英军三百多人，还火烧英军舰两艘，真可谓辉煌。而事实上有关三元里抗英英军方面真实的死亡人数，通过参看外国资料可知道，实为不足十人[24]。而美国学者魏斐德在他的专著《大门口的陌生人》一书中所载的损失人数不过16人，其中仅一人死亡[25]。

和许多清朝的史家们一样，王之春对三元里抗英战果的夸大显然是希望能够从鸦片战争的屈辱军事失败中，找出一个士绅和民众的伟大胜利来，让人们相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不是清朝打不赢，而是个别贪生怕死、欺上瞒下的官员的暗中破坏，以此来为实际应该负主要责任的清廷开脱。

8. 厦门之战[26]

《清朝柔远记》中类似的乡绅带领民众奋勇杀敌的记载还出现在接下来的厦门之战中：“乡民陈姓以五百人抗英五千众，英用车炮，民用抬枪，英兵死者百、伤者千，陈姓死者三人、伤者十三人耳。英人遂不敢久驻，大帮驶赴浙江，惟留数艘驻鼓浪屿。”

鸦片战争中英军远征军一共只有两万余众，而陈姓乡民五百人既已抗击来犯英军的四分之一，且毙伤过千。这样的记载可说是近乎神话了。

而书中所记载的两次厦门之战共击毁英军轮船五艘、大船一艘的战绩在英方史料中亦找不到任何记载。

9. 第二次定海之战[27]

英军在两次攻陷厦门之后，随即展开了对定海的第二次进攻。《清朝柔远记》中描绘了定海三总兵以四千残师当二万巨寇，鏖战六个昼夜，屡却强敌，最终不敌失城的英勇情景。

可事实上英军参战的兵力不过四五千人，而当时定海守军实际应该有5600人。所谓血战六昼夜，实际上：前五天只是英军进行一些战前侦查部署时与清军发生的一些偶然交火。而真正的战斗只是在最后一天。至于英军的战死人数也只有区区的2人[28]。《清朝柔远记》中所描绘的葛云飞孤军巷战，临死仍手刃数敌的情景显然只是文人对英雄大无畏气概的艺术化想象罢了。

同样的英雄主义想象在书中还有多次出现，如在慈溪之战中，副将朱贵“卓竖所执大旗于垒，怒马驰赴，斩数十级，身受重伤，马踣复跃起，夺敌矛左右冲荡，复中火枪乃踣，子昭南以身障之，格杀数人，被创无完肤…”[29]；又如乍浦之战中佐领隆福“御贼于天尊庙…掣佩刀奋杀数人，力竭自刎…[30]”。

10. 江南沿海的败局[31]

定海之战后，英军又连下镇海、慈溪、乍浦、宝山、上海、镇江等地。

镇海之战“击杀英兵数百”。然因主帅刚愎自用，“以三镇敢死之将，而置于必不可守之城，以庸碌无能之人，而授以险要必争之地”，因而失败。

浙东之战失败的原因则被归于“师期泄，英人知之，反令汉奸勾结乡勇倒戈相向”，后朱贵部清军在慈溪死命抵挡，“英兵伤亡三四百”，但“战方酣，乡勇乱窜，或反拒官兵”，导致英军乘机抄袭而失败。

乍浦之战的失败也被归因于“汉奸纵火内应，城遂陷”。

宝山之战，陈化成率军力战，“沉其二艘，又折其二艘之桅，毙英兵三百余人”，而失败的原因，则是由于主帅牛鉴“为一飞炮惊退，滁州兵在后者走，河南、徐州兵皆溃，总兵王志元亦走”，导致陈化成前后受敌，中炮身死而败。

总结这些败因，不是归于汉奸出卖就是主帅贪生，似乎只要没有这些令人切齿痛恨之徒，战事就能转败为胜。

且不说汉奸之事多为虚有之言，事实上主帅即使不贪生，战事也绝难持久：镇海之战，清兵阵亡数以百计，而英军仅亡3人，伤16人；浙东之战，清兵据报战死540人，英军仅亡3人（一说16人）；乍浦之战清军战死230人，另有无数军属平民身死，而英军仅9人死亡，55人受伤；宝山之战，陈化成及手下88人殉国，英军仅亡2人，伤25人[32]。这样的战局，已经不是靠主帅舍身、部卒用命就可以挽回的。

三、鸦片战争失败原因分析

战争是体系的对抗。就当时大清帝国的军队而言，与大不列颠军队在组织、训练、装备、兵员素质、作战思想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代差，而整合起来的军队体系的实力则差之更远。作战思想背后是制度文化，由此就注定了大清帝国这个拥兵百万的陆上封闭帝国必然会败于英国远征军的区区二万之众。

长期的海上贸易经济制度，使英军是一支海上劲旅，一贯信奉着夺取海上霸权的理念。其主力战列舰队的总吨位在1840年已经达到了257000吨，比法国(84000吨)、美国（29000吨）、荷兰（16000吨）、西班牙（5000吨）、丹麦（16000吨）、瑞典（19000吨）几个海上强国的海军战列舰总吨位加起来都要多[33]。

海军最为一个天然进攻性的军种，具有能够时刻把握战场主动权的优势。它可以随时集结起大量的兵力，用以攻击陆上的薄弱环节，也可以用舰炮火力为陆战部队提供对岸火力支援；另对海洋及河流航路的控制更具有优势。如鸦片战争中英军舰队对京杭大运河入口的封锁，导致南北漕运不济，从而给清政府在经济上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其效果不亚于英军一场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正如后来的美国学者马汉在总结海军的优点时所说：“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掌握了世界”[34]。

海军所拥有的优势都体现在英军其对清军的作战上。

清军空有百万之众，却始终只能分散驻守在漫长海岸线的各个炮台上，彼此不能兼顾，只能任英军一个一个地敲打。就拿沙角、大角炮台的失陷来说，关天培的虎门守军近在咫尺，却不能过去支援，只能看着其在英军的轰击下陷落，毫无办法。

英军在对清军的进攻中动用了两栖作战，海路配合的模式，即用强大的海上炮火对清军进行火力压制，掩护陆上进攻。这种新式的近代战法是清军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因此极不习惯，逢战必输。

英军攻城作战比较例外的一战发生在最后的一场对镇江的作战中。英军在这一战中并没有为陆战部队提供海军舰炮的支援。结果强攻的陆战队遭受了较大的伤亡，共计有39人阵亡，130人受伤[35]。镇江的守将海龄在这一战中打得十分英勇，守军死伤也很大。但由于海龄在战前多有劣行，名声不好，因此《清朝柔远记》中并没有像对其他将领那样给予歌颂，对其不屈战死只以“为（英军）所杀”一笔带过。较以前诸战，镇江之战非常具有对比性，从中可以总结一些对英军作战的经验，但在《清》书中被王之春一笔带过了。

关于鸦片战争，在军事上最应该总结的有两点：首先是武器装备和战术思想的落后。这是双方外在的最明显的差距。

19世纪初的西方兵圣约米尼在其《战争艺术》一书中便这样阐述武器的作用：“武器的优越…是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最近20年的新发明已使军队的组织、装备、战术都有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可能…不可固步自封，不求长进…对于军事科技的研发应给予奖励…科学人才应受到尊重。”[36]西方各国对武器装备的更新都很看重。然而清政府却始终不曾关心武器的进步。数百年来清军的装备始终不曾换代。

武器的进步同时也会导致新战法的出现和旧战法的改进。而清军武器装备的落后也导致其在战术的运用上存在极大错误。如清军在战前准备中居然一再地希望拒英军的炮火于土墙和石壁之下，而清军制定的在广州和浙东的两次对英军反击计划更是不切实际，白白葬送了大批兵勇的生命。

除去在武器装备和战术思想上的差距，另外更大的差距却是体现在战略层面上。在战略思想的演进上，东西方战略思想的兴衰趋势恰好完全相反。在中国为先盛后衰，而在西方则为先衰后盛。中国的战略思想在先秦进入黄金时代后，其后便陷入停滞，再少有所突破。而西方的战略思想则在16世纪开始复兴，此后进步日益迅速，远非中国所能及。

19世纪初始西方战略思想进入了全盛期。自拿破仑战争后，诞生了约米尼、克劳塞维茨、沙恩霍斯特等战略思想家，以及以《战争艺术》和《战争论》两部巨著为代表的近代战略学著作。对比西方，此时中国军政系统的官员可谓无知。[37]

中西战略思想最大的差距还体现在决定这场鸦片战争成败的海权思想上。

约米尼在《战争艺术》中指出：“海洋的控制十分重要，假使一个国家拥有较长的海岸线，而又享有制海权，或能与享有海权的国家缔结同盟，则其抵抗力可以增加数倍以上。因为一方面，海洋可使补给来源永不匮竭；另一方面，利用制海权的弹性，可以到处袭击敌人”[38]。这本1838年出版的战略思想著作极有预见性地总结了几年后在遥远东方的清军对抗英军失败的原因。

中国数千年的农耕文化与闭关自守政策，只在陆上称霸，对海洋缺乏关注。即使是明代强大的郑和舰队，出海也只是为了伸张一下国威而已，丝毫没有海权控制思想，发展海外商业和贸易的机制；反作用于国内，也就未能在社会经济体制上有所进步影响。

大清帝国的“海权思想”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无论是《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还是《中西纪事》，对于海军在进攻战中的重要作用均无着重提及。

王之春在《清朝柔远记》卷十九“修船政”一篇中提出了他的一些“海防思想”。他总结中国诸多战争失利的原因为“（洋人）恃有兵船，谓彼能来而我不能往耳”，因此他认为“方今要务，全在战守，兵船为急”，他在文中提倡多造军舰，并主张选派人员出国学习操舰之法，可见他对军舰作用的重视。他还注意到美国南北战争中所使用的铁甲舰，主张加以修造，可见他对新的海战利器还是有一定的重视的。但是在战略上，他只主张将军舰分置沿岸各口以作守备，只作单纯被动的海上防御，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海权思想。

海军作为进攻性的军种，正如19世纪的英国军官菲利普·柯隆布在他的著作《海军战争》中所阐述的，其唯一的目的是用来争夺制海权，即要将海洋作为其国家的领土，海上交通线作为其国内道路，而敌国的海岸作为两国的边界[39]。清朝的军政人士有海防无海权的思想状况一直延续到了北洋水师时都没有得到改变。因此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被错误地作为一只防御性的力量来使用，将黄海、渤海的制海权拱手相让。这样即使坐拥着强大的镇远、定远铁甲舰又有什么用呢？这只舰队最终在日军海陆两军的共同夹击中全军覆没，成为了陈腐战争观念无情的陪葬品。

《清朝柔远记》中对英军损失的数十倍夸大，让人们看不到中英军队之间存在的真正差距。近代以来的战争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打赢一场战争不再是单纯凭借着勇敢顽强就可以办到的。需要科学的战备，精良的武装，以及更为重要的先进的战略思想。这三者在当时那些包括《清朝柔远记》在内的有关鸦片战争的书籍中都没能够得到很好的总结，反而导致了许多误解，直到现在这种误解依然存在。（本文承蒙章文钦教授悉心指导，在此深表谢意）。

2008.7.3.于中山大学隅园

The Error of Historical Records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Qing Army’s Millitay Successes in Opium War which record by QingChaoRouYuanJi

Yang Xinghe

(Sun Yat-sen University History Department Guangdong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Historical research to a large extent is the re-plow-truth of history. Even in the research of the modern history of sino-west relations there exist many blind spots and errors. We should put sufficient courage and perseverance into the textual research, return the truth to the history. Only the true history can bring the true meaning. This paper does some preliminary textual research on Qing Army’s millitay successes in Opium War which record by QingChaoRouYuanJi in order to corrected some views of this war.

Key Words: the Opium War; QingChaoRouYuanJi; Millitay Successes of Qing Army;Textual Research on Compa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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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幸何（1984-）男，湖北人。中山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关系史。联系电话：020-31872457　 15989116568 E-mail:yangxinhe6617@tom.com

家庭通讯地址；510405 广东省广州市广园中路麓景路427-302 信箱

[1]原名《国朝柔远记》，又名《国朝通商始末记》或《中外通商始末记》

[2]参看[清] 王之春著赵春晨点校《清朝柔远记》（以下简称《清》）第188-19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3]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四期，第8-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4]严中平《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行动》，选自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四期，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5] E.C.Bridgman and S.Wells Williams，Chinese Repository， Vols.9，P.107 。

[6]《清朝柔远记》，第191页。

[7] [美] 马士著，张汇文等合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29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8] [英] 安德鲁·兰伯特著，郑振清译《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第30-3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9]鸦片战争中没有一艘英舰被清军火炮击沉。

[10]《清朝柔远记》，第191-193页

[11] Edited by Michael Levien， The CREE JOURNALS The Voyages of Edward H Gree,Surgeon R.N.,as Related in His Private Journals, 1837-1856，ppP56-56.1981年。

[12]见《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110-113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13]《清朝柔远记》，第197-198页。

[14]奥塞隆尼著、　译，《对华战争记》，第97页。北京：中华书局，※※ ※※年。

[15]《清朝柔远记》，第203-204页。

[1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第8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7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8]茅海建著《近代的尺度》，第286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19]《清朝柔远记》，第205-207页。

[20] Edited by Michael Levien The CREE JOURNALS The Voyages of Edward H Gree,Surgeon R.N.,as Related in His Private Journals, 1837-1856 ，P.83.

[21] [英] 安德鲁·兰伯特著、郑振清译《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第3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22]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3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

[23]《清》第207-208页

[24]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330、333、346、405页。

[25] [美] 魏斐德著，王小荷译《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第1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26]《清朝柔远记》，第208-209页。

[27]《清朝柔远记》，第209-211页。

[28]关于第二次定海之战的研究，请参看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五章第三节《定海的土城》。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29]《清朝柔远记》，第220页。

[30]《清朝柔远记》，第226页。

[31]《清朝柔远记》，第211-233页。

[32]资料参考自炎明主编《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上）第二章第三节、（下）第三章第四章，宁波：宁波出版社，1997年；姚宏敏《浙江三城反击战》，乐承耀《论清军浙东反攻失败的原因》，徐萍《乍浦之战》，选自炎明主编《浙江与鸦片战争新论》，宁波：宁波出版社，2000年；《吴淞之战新探》选自茅海建著《近代的尺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33] [英] 安德鲁·兰伯特著、郑振清译《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第2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34] Captain A.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London,1889.

[35]Chinese Repository Vols.12 ,P.352.另有说法是约有200人死亡，见The CREE JOURNALS The Voyages of Edward H Gree,Surgeon R.N.,as Related in His Private Journals, 1837-1856, P.106。

[36]参看[瑞士]约米尼著钮先钟译《战争艺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37]参看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38]参看[瑞士]约米尼著钮先钟译《战争艺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39]Philip Colomb Naval Warfare,Its Rul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Historically Treated, ，London,1891.

鸦片战争对中国经济的破坏和社会动荡的加剧

admin — Sat, 20 Feb 2010 02:46:26 +0000

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军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境内肆意进行破坏、抢劫和勒索；战争结束时，又敲诈了大量赔款。这些，都对中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一战时英军的破坏、抢劫、勒索和战争赔款

这次战争前，英国鸦片贩子在中国沿海早就泊有全副武装的鸦片走私船。一八三九年三月，英国驻华代表、商务监督义律(C．Elliot)命令英商缴出鸦片后，随即退居澳门，组织鸦片走私船队，多次进行武装挑衅。

一八三九年十月十八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H。J．T．Palmerston)训令义律，称即将派遣海军封锁珠江和白河。十一月四日，他又在给义律的训令里说，英国发动战争的目的，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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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录自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出版，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

1840—1894》上册，第二章第一节。收入本集时文字略有改动。

“不列颠君主所派官员个人所受的暴行，从而也就是对不列颠君主所受的侮辱要求道歉；其次，对于以暴力囚禁不列颠人民而以其生命勒索去的赎金必须要求偿还；由于被中国政府当作赎金收取去的特种物品不能归还回来，陛下政府必须坚持那种物品所值的价值应由中国政府给还；要中国政府偿还行商所欠某些不列颠商人的债务；为索取补偿而派遣远征军到中国，将支出庞大的开销，中国政府必须支付其一部分”①。英国的这些要求，后来都据《江宁条约》而得到了。

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四日，巴麦尊致英国海军部的咨文里提出英军的战略方针：“占领中国沿海的某处岛屿，以之作为供应与行动基地”；“相信舟山群岛的一个岛，似乎很合乎这样的要求”；“立刻对中国沿海的某些场所实行严格的封锁”，“有理由相信监视四个或五个主要地点就够了，例如珠江、厦门、台湾、舟山群岛附近沿海、黄河口、白河”。“海军司令同时应该捕捉或扣留一切找得到的悬挂中国旗帜的商船，不管是政府的或其臣民的，都是一样。”“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双重的：首先，是以截断沿海贸易来困扰中国政府；其次，尽可能多多掌握中国人的财产，用以保证中国政府答应(我方)提出来的要求。起初可能有大量的商船落人陛下巡逻艇之手，接着为了避免被捕捉，其余船只就会留在港内，帝国所有沿海省份都会痛切感受贸易停顿的影响的。”②英军在华的前期行动方针，就是根据这个训令进行的。后来，英国政府又训令英军深入长江，进军南京，从而英军又在长江沿岸执行同样的行动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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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严中平编译：《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56—57页。

②同上书，第58—59页。

巴麦尊训令英国皇家海军，“尽可能多多掌握中国人的财产，用以保证中国政府答应(我方)提出来的要求”。这是出自外交大臣之手的正式文件的提法，当然并不妨碍英国人将“尽可能多多掌握中国人的财产”装进私人的腰包。人们不会忘记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是具有悠久海盗传统的民族。一八四一年五月三十日，英国海军大臣明多勋爵(Lord Minto)在发给英国侵华军海军司令巴加(w。Parker)爵士的送别信中说：希望在他们旧雨重逢时，巴加“多少总比现在富裕些；大致三年以后，料想你就会满载从中国抢得的东西回到我们身边来的”。①以如此身份的人物向如此身份的将领发出如此这般的送别词，不难想象英国侵略军到了中国，将会怎样对待中国平民的财产!

从一八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起，所谓“东方远征军”的英军舰队陆续到达中国海面。海陆军分别归伯麦(Bremer)和布耳利(Burrell)指挥。六月二十二日，伯麦宣布，从二十八日起封锁珠江海口；另遣一个小分队北犯。七月五日，英军陷定海，同月二十八日封锁甬江口至长江口沿海。同年八月底，英军到达大沽口外，随即进行封锁。从此，中国的绝大部分领海，便都在英军的封锁掳掠之中。

英国最初战略，是对中国北部施加压力，迫使清政府屈服。所以它的舰队在封锁珠江口后，即行北上，攻占定海，作为基地。英军在定海洗劫官库。②它的水兵，“成群结队，或数十人，或百余人，凡各乡各岙，无不遍历；遇衣服银两、牲口食物，任意抢劫；稍或抵拒，即被剑击枪打”。③八月中，英国舰队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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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费力谟尔：《舰队司令巴加传》(A。Philimore，The Life of Admiral of the Fleet，Sir William Parker)，第2卷，第427页。

②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以下简作《鸦片战争》)第5册，第316页。

③《鸦片战争》第3册。第34l页。

于天津大沽口外。直隶总督琦善奉旨相机办理，前往大沽与英方全权代表英军总司令懿律(G。Elliot)会晤，琦善劝其回粤办理。当时定海英军大批病倒。挨到九月中，懿律南返广东。十二月初，中英双方开始谈判。懿律旋因病离去，改由义律负责，并在十七日“索赔洋银六百万元”；①一八四一年二月十三日，义律宣布与琦善达成初步协议，即所谓《穿鼻草约》，包括割让香港、官宪以平等地位交往和广州开市贸易等项。②但英国政府对这个协议不予承认。二月二十七日，英军攻占虎门；四月中旬，兵临广州城郊。在这里，英军“打破门扇，抢夺耕牛，搜索衣物，淫辱妇女，发掘坟墓，祸及枯骨”；③向来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的广州十三行，则被抢掠一空。清靖逆将军奕山派商入伍绍荣与广州知府余保纯为代表，前往英军营地，要求停战。四月二十六日，双方达成协议(即《安善章程》)，奕山除同意于六日内率部退至离广州城六十英里以外的地方、广州不设防等条件外，又应允赔偿军费六百万元(折银四百二十万两)；④另赔偿所谓英商“损失”六十六万九千六百一十五元。⑤

一八四一年五月上旬，英军陆续从广州、虎门退出，转行北犯；在沿海、沿江每攻破一个中国城邑，于破仓取粮之外，掳掠一切金银财货。英军究竟掳掠多少财物，详细数目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里简列一些事例如下。

一八四一年八月底，英军一部分占领厦门，掳得“价值大约两万元的金银条”⑥。另一部分于十月陷镇海，把铸炮所的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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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日文)，第37、43、8l—82页。

②同上。

③《鸦片战争》第3册，第32—33页。

④刘长华：《鸦片战争史料》；《鸦片战争》第3册，第149页；第5册，第223页；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第107、108页。

⑤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235—236页。

⑥《鸦片战争》第5册，第316页。

吨存铜，全都装到运输船上①。按时价银一两换铜四斤计，这些铜值银十万两，约合十五万元。英军溯甬江占领宁波，“每日搜取人家财物”②，对“可供两年之用的仓库存谷和价值十七万元的白银，以及丝绸无数，掳为已有”③；“市肆积钱数万缗，银数万两，尽取之”；“掠大户”，“资累巨万”；“墙根地窟，靡有孑遗”④。总之，“一城皆空”⑤。他们到郊区，“四出骚扰，烧毁房屋，抄掠银钱……强夺牲畜……一切耕种买卖，皆不能做”⑥。他们到了余姚，也“大掠而去”⑦。十二月三日，英军人慈溪，恣意焚掠；“张贴伪示”，“勒令慈溪殷户付给银四十万两”(未给)⑧。一八四二年四月，英军在退出宁波前夕，索犒军银一百二十万元⑨，有确数可计的至少付给了二十五万元⑩。五月中，英军占乍浦，“杀掠之惨，积赀塞路；或弃尸河中，水为不流。其最可惨者，尤莫如妇女”⑾。

一八四二年六月上旬，英军占吴淞，“抢掠商船”⑿。六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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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鸦片战争》第5册。第316页；卫三畏：《中国总论》卷二，第527页。

②《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565页。

③《鸦片战争》第5册，第316页。

④《鸦片战争》第4册，第406页。据署名“战地军官”在《去年在中国》一书中说，英军对其掳掠行为，自我美称为“奖品采办团”(Prize Agents)，在“武装保护”下，进行抢夺。单举被抬走的制钱，即价值十六万元(参见邓嗣禹《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的军纪问题》，黄培、陶晋生编：《邓嗣禹先生学术论文选集》，第317页)。

⑤黄钧宰：《金壶七墨》卷二，第9页。

⑥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第302页。

⑦《鸦片战争》第4册，第422页。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清代档案抄件(以下简称“清代抄档”)：慈溪县知县王武学禀报，转引自《浙江巡抚刘韵珂片》，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

⑨《鸦片战争》第6册，第68页。

⑩清代抄档：《两广总督革职留任祁<土贡>片》，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

⑾朱翔清：《埋忧集》卷一○，《乍浦之变》，转引自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卷一，第47页。

⑿清代抄档：《德珠布兴伦奏》，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九。

九日，英军占上海，大掠四天；又出卖“护照”，进行搜刮。在该城四郊，“持械破门……每人室翻箱倒箧，凡一切银钱首饰，细而软者，虽微必攫”①。七月五日，英国侵略军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恩(H。Gougn)照会江南提督、苏松兵备道，勒索赎城费一百万元(实给五十万元)②；另一方面，英军向浏河居民索牛一百头、鸡一千只、鹅一百只、鸡蛋一万个，并蔬菜等物③。过常熟白茆港，英军向居民勒索银十万元(未给)④；七月二十一日英军至镇江，劫取官库所藏纹银六七万元⑤，向当地居民索黄牛二百头、鸡一千只、鸭二百只、火腿一百只、鸡鸭蛋一百石，果三百石、菜四百石；并“向殷[实]户宅逐次搜索”；或者对“本地人出城者”，搜身数次，“如有物件，即便夺去”⑥。其杀戮破坏之惨，致镇江城里“妇女尸满道上，无不散发赤体”；“无市不空，无家不破”；“重垣峻宇，尽成瓦砾场”。搜索“城内店铺典[当]，富家现银，不下千余万，城内为之一空”⑦。英军撤出镇江时，把“瓜洲至仪征之盐艘巨舶，焚烧一空，火光百余里”；⑧“其各商之籍隶镇江者家产资财，半遭掳劫”；⑨又拦劫漕船。八月一日，英军胁迫扬州绅商交银一百万元，作为不攻扬州的交换条件，实际被诈去五十万元。⑩八月四日，英军前锋迫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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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鸦片战争》第3册，第131页。

②《鸦片战争》第5册，第451、465页；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第223页。

③《鸦片战争》第3册，第99、100页。

④同上。

⑤欧脱罗尼：《中国战争》，第423页。

⑥《鸦片战争》第3册，第162页。

⑦同上。

⑧《鸦片战争》第6册，第132页。

⑨清代抄档：《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潘世恩奏》，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六日。

⑩《鸦片战争》第4册，637页：第6册，第76页等。

京，勒索赎城银三百万元。两江总督牛鉴被迫应允先行筹措交银五分之一，即六十万元。①

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中英间签订《江宁条约》，其中规定清政府向英国赔偿军费一千二百万元，“价补”被缴鸦片烟价六百万元，支付广州行商所欠债务三百万元，共计二千一百万元。

据一八四一年五月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致英国驻中国全权代表璞鼎查(H。Pottinger)训令估计，这次“远征”中国的军费不少于一百万英镑。②按当时每元合四先令十便士折算，③约合四百一十三万七千九百三十一元。英国实际勒索到手的先后两次赔款，共计一千八百万元，估计是军费的四点三五倍。《江宁条约》中赔款项的所谓“商欠”，指的是广州经营进出口贸易的行商所欠英国商人的债款。在鸦片战争前，外国商人、特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便于对广州行商实施经济控制，常用商利放款，使中国商人成为外商的债务人。这里的“行欠”，具体指的是一八三六年破产的兴泰行商人所欠英商的二百二十六万余元，和一八三七年破产的天宝行商人所欠英商的约一百万元。这些都是商行私人的积欠，和清政府无关；且早经中、英有关商人协议解决，分期偿还，并在一八三八年十一月至一八三九年二月间，归还过三次；只因战争爆发，才中止支付。如今英国政府竟推翻原定协议，增加利息，强制清政府接受，作为赔款中的一项。至于所谓补偿鸦片烟价，则是把清政府合法没收和销毁了的走私毒品，也作价索赔，订人国际条约，堪称国际关系史上的空前丑闻。

《江宁条约》第六条规定：“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即一八四一年八月一日]以后，英国在各城收过银两之数，按数扣除。”实际上，英军在各地勒索的银两，只扣除了在上海、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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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鸦片战争》第5册，第468、469、470、477、480—48l页等。

②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43—344页。

③同上。

和宁波三笔中的银一百二十五万元抵作赔款；英军在各地劫掠官库各项，都没有算在抵付赔款数之内。

《江宁条约》签订后，英军南下，广州人民激于义愤，于一八四二年十一月火烧十三行，延及英、美商人。英方又行索赔。次年五月二十六日[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被索去银三十一万四千零七十七点七五元；其中赔英商六万七千三百九十七点二五元，余下的二十四万六千六百九十点五零元赔给美商。①

英军在各地劫掠的财物，难以数计。单就镇江一地说，英人自己就承认“大为可观”。②英军军人讳言掳掠，把所得财货，说作是“缴获”(Captured)的、“找到”(Found by)的，并称之为“合法的战利品”、自己“采办”得来的“奖赏金”(Prize Money)，而大量落入侵华海陆军人的手里。这些财货经变卖后，有一部分在这次侵华战争结束后上交英国国库；在英国国会文件中，沿称“奖赏金”的名目，开列了一张长长的单子。单就在厦门、舟山、镇海、宁波四地掳掠所得，扣去上面已经提到的，即值六万英镑，约合银二十四万八千二百七十六元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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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第239—240页。

②“在[镇江]政府的官库中，我们只发现价值六万元的纹银。当时凡是携带财物出城而被认为掳获品的，都由我们扣留下来。由这批财物出售所得的现银，加上库存六万元……就大为可观了。”柏纳德：《“复仇神”号轮船航运作战记》，第三十五章，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第101页。

③一八四一年八月在厦门劫得的银元暨其他银器，变卖值九百二十二英镑；同年十月在舟山劫取的财物，变卖值八千零四十九英镑；同月在镇海劫取的社仓谷、粮储、油等，变卖值一万四千七百六十英镑；同月在宁波劫取的铜钟三口，重十二吨，加上其他零星物件，变卖值三万五千八百零六点三英镑；加上一八四二年七月在镇江掳掠的金银首饰尚未售出的部分，合计作六万英镑。按当时汇率，折合银二十四万八千二百七十六元。见“英国国会文件”(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 XXXl，448)，转引自邓嗣禹《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的军纪问题》，见黄培、陶晋生编：《邓嗣禹先生学术论文选集》，第317页。

总计军事赔款、鸦片烟价、商欠、抢劫和勒索各项之有数可查的，列如上表。赔款、掳劫和勒索的直接结果，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至少达银二千八百八十万元，或折银二千余万两。

鸦片战争期间，英军的破坏和掳掠，直接对中国平民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其军事行动的影响所及，也对中国的经济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据当时文献记载，从一八四○年“六月以后，英逆夷船在洋游弋”，追逐劫掠商船，“海洋不靖”；尔后，封锁的海域日益扩大，由华南珠江口经华东的闽江口、长江口直至渤海湾，“南北商船……观望不前”， “宁波、乍浦、上海等处……商贾难以互通”，“南北各省”“赴浙商船，因之甚少”，“赴苏商船，亦皆闻风裹足”。总之，整个东南沿海的贸易，几乎全部停顿，致商民、水手，大量失业。如浙江沿海，“半系捕鱼为业，煮海为生之户”。商渔船只，多经定海出海，英国侵略军“占据定城，各船已裹足不前”①，舟山渔场的“渔船不得出海”②，严重地影响了浙江的渔业、盐业。英军人长江后，向来从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省运至长江下游各商，多“畏避”歇业；镇江失守后，南京戒严，使“江路梗塞，凡南北一切商船，并竹木簰筏，俱成绝路”。芜湖关“以每年之旺月，直成无税之空关”。

遭到英军侵扰的中国地方，广大居民，转徙流离，耕耘失业，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遭到破坏，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难以估计的损害。一八四二年战争结束后，有人记上海情况说：“自防堵后，百用腾贵，米价每石六千”；“本年洋人人扰，邑人之远飏，无论乡人亦不知其底极。洋人至时，正农功吃紧际也，亦概弃而不治；去后仍然。”有人说：“患定后，人各复初……若云复元气，固根本，则必连稔三载，庶家给户足耳!”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良好愿望。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用度浩繁，上下交困。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沿海、沿江各地广大居民遭到战争的打击，或被抢掠一空，或 “失业废时”弄得“民穷财尽，殆不可支”。③其他各省在清军征调所过，为保障供给，尽力输将，“民之贫者愈窘，民之富者亦贫”，④绝不是三年所能恢复元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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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代抄档：《浙江巡抚刘韵珂奏》，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

②《清实录》，宣宗朝，卷三六二，第20页。

③《鸦片战争》第6册，第77页。

④吕贤基：《吕忠节公奏议》(简称《奏议》)卷一，第l—2页。

而是“国脉自此伤也”。①

一八四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广州，英军迫奕山赔偿六百万银元，奕山以期限迫促，紧急张罗，先由行商交出二百万元，其余四百万元，由广东藩司、盐运、海关三库垫支。②奕山奏明，这笔垫支款项，由行商在今后四年内，“在生意估价行用内，按数摊出”，“全数归补”。③另赔偿英、美商人损失两笔(六十六万九千六百一十五元和三十一万四千零七十七点七五元)，但不知此款自何而出，估计也取自行商。

按照《江宁条约》规定，赔款在签约时立即交银六百万元为第一期，余额由清政府从一八四三年六月起至一八四五年十二月每半年一次，分六期共七次交清。若未能如期交足规定的数额，加年息百分之五。英国以交清赔款作为撤军条件，即交清首期六百万元，英军退出南京、京口等处江面，并从镇海的招宝山撤军。定海的舟山和厦门的鼓浪屿，则待赔款全数交清并五口开港后，方行撤退。

清政府偿付第一期六百万元(折银四百二十六万两)，除了扣除英国侵略军在战争期间向扬州、上海两地勒索到手的各五十万元，共折银七十万两外，分从(一)运库提用银五十四万两，(二)部拨和山东解拨江苏军需银中提取银六十五万两，(三)江宁藩库和江安粮道及龙江关库共提取银五十万两，(四)苏州藩库和浒墅关库提用银四十五万两，和(五)浙江、安徽两省运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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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董宗远奏中语，见《鸦片战争》第6册，第77页。

又，本段及上一段中引语未加注者，均转引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简称《财政与经济》)，第18—l9页。

②《鸦片战争》第5册，第235—236页；第6册，第42页；亨特：《广东番鬼录》，第45—46页。

③《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九，第29页。

库共提用银一百四十一万两，凑足付给。①上述第一笔系从商捐项下动支，第二笔归军需案内报销，其余三笔，清政府责成各省地方官府设法使商民捐输来充数。但遭到民间的抵制，地方当局认为“剿夷之银可劝捐，而赂夷之银不可劝捐”②。一时从民间的“捐输”所得，只银一百八十二万两。这期赔款实际出自官库的是一百一十九万银两。一八四三年六月应交付第二期赔款为三百万元，清政府迫使广东行商认缴，作为抵还赔款中的“商欠”部分。③同年十二月间应交第三期赔款银三百万元，除去扣还英军前在浙江向宁波士民索取的二十五万元外，由广东地方当局从藩关各库筹拨付给。④一八四四年六月应交付第四期赔款银二百五十万元，仍由广东地方筹措。同年十二月应交付第五期赔款银二百五十万元和一八四五年六月、十二月应交付的第六与第七两期赔款各二百万元，则都从粤海关税银中提取支付。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一役，英国从中国榨去赔款银二千八百万元，折合银一千九百六十万两。这笔巨款，直接取自商民的，约计一千五百一十万元，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四；余下的一千二百九十万元，取白宫库，占百分之四十六。

英国以赔款之名所实施的赤裸裸的暴力掠夺，除了直接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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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洋银每元含银七钱二分，且成色不足，签约过后，双方即“议定以库纹七钱。折算。可是交付赔款时，英方节外生枝，以洋银市价增昂，“藉口索增”，“酌定每元以纹银七钱一分折”。清政府百计张罗，付给四百二十五万银两，以“大约足数”了结。见清代抄档《伊里布等片》，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②夏燮：《中西纪事》，卷九，附录，刘韵珂：《致金陵三帅书》。

③第二期交付赔款三百万元，由怡和行伍绍荣缴一百万元，行商公所缴一百三十四万元，孚泰行易元昌、广利行卢继光等九家，合缴六十六万元。此外，由于“尾数逾期四日”，加息二百零九元。

④广东地方当局从藩库存款和寄存粤海关税款及运库可动拨银两中共集款一百二十八点七万两，从广东盐课中提取拨补广东兵饷银五十五万两，又从粤海关新征税银中提用八点八万两。

商民，而取自宫库的又何尝不都是敛之于民!

二银贵钱贱的严重化及其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

清代币制，银两和铜钱(或称制钱)并用。小额买卖通用铜钱，大宗交易以纹银收支；完粮纳税，银、钱搭配。清初规定银与钱的法定比价为银一两合制钱一千文(云南例外，钱一千二百文作银一两)。这个比价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此后，外商以鸦片抵补贸易逆差，使白银大量外流。据时人黄爵滋估计，每岁外流银两数，从一八二三年前的“数百万两”，经一八二三年至一八三一年间“一千七八百万两”、一八三一年至一八三四年间的“二千余万两”、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三八年间达“三千余万两”。这还只是单计广东地区说的。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所外流的白银，还没有计算在内，“合之亦数千万两”。①银价因白银大量外流而上升，钱价大幅度地下跌，到一八四○年鸦片战争爆发时，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与法定比价相较，涨了百分之六十!

鸦片战争期间，鸦片仍有走私进口。从战争结束至一八五○年间，贸易情况发生变化，鸦片走私进口量“续有增益”，但同时期中丝茶出口“激增”。出现了在前五年白银外流仍多；到了后五年日趋减少，而渐趋向平衡。在这十年里，白银每年外流究有多少?据林则徐估算：“岁去五千万有数可稽，其以洋银人者不及一也”②，则该在四千五百万两上下。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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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鸦片战争》第1册，第463页。按另一估计，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白银流出，每年不在一千万两以下(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8页)，黄爵滋的估计似偏高。

②吴应麒：《林文忠公年谱》。第191页。

代初叶以后，随着出口丝茶的增长，对外收支平衡才有所好转。

上述由贸易逆差而外流的白银，还没有包括西北陆路贸易和边境贸易上的纹银“出边”量；其数究有多少，无从查考，估计也不少。

中国产银原本不旺。在一八○○年前后，年产银不过四十四万两。鸦片战争过后，每年在采厂数，虽仍有二三十处，但“地宝之泄日甚”，“矿砂有时或竭”，产量更趋衰萎。清政府鉴于国内存银日少，银源日竭，在一八四四年几次密谕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督抚，鼓励民间“自为开采”。一八四八年，清政府再次谕令各省督抚，“如有(银矿)苗旺之区，酌量开采，断不准畏难苟安”。尽管在云南楚雄府属龙潭地方新开一些银厂和<石曹>硐，但截至一八五○年，都未“大臻成效”。①

清银货的流通量，据当时一个外国人估计，约合五亿银元。②为支付赔款、平衡国际贸易逆差而大量输出的结果所造成的“银荒”越来越严重。一八四七年，英国下议院特别委员会调查对华贸易所获得的印象是，在中国，“现银差不多全部流出[去]了”。③白银越缺，银价越贵，制钱越贱。下页表是根据河北省宁津县大柳镇一家杂货店的账册所统计的银钱比价。

当时还不存在全国的统一市场。银钱比价的变动，在各省市场上，反应不一。除了云南、贵州较稳定，在一八四五年前后，维持在“每银一两均易制钱一千六百数十文”④外，其他各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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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彭泽益《财政与经济》，第26—27页。

②马丁：《中国》(R。M。Martin：China)，第1卷，第176页。

③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简称《外贸史资料》)第1册，第518页。

④清代抄档：《贵州巡抚乔用迁奏》，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十一日，《云贵总督李星沅奉》，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

第二次鸦片战争杂记

admin — Sat, 20 Feb 2010 02:19:28 +0000

最近文章质量太低所以抱歉，考虑这里是否要无限的停止更新。自己找点别的事情去做吧。

从2月16号记录心脏病以来，似乎每天都有心脏病，还不止一次。以后记录恐怕要记录，哪天心脏病没犯，那天心脏病轻一点吧。

看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的军舰在大沽炮台的大沽口之战。其中一个悖论很有意思。

英国拿着天津条约去换约，换约的内容就是给他权利让他去北京，条约不签字他不能去北京，不去北京又不能去签那个让他去北京条约。

当然有解决办法，学美国整个马车进北京。不过在那个时代，这应该不是英国能容忍。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清朝已经败了。他依然让英国人要去跪拜皇帝，英国自然不去跪。英国要以国与国之间来谈事，中国非要以国与部落的形式来谈事。

英法攻进了北京，变成主战派和求和。人家一走立马强硬派。

僧格林沁曾经在大沽炮台打了一场胜仗，似乎是唯一一场胜仗。

全国欢欣鼓舞，觉得也是可以打赢的。僧格林沁买了外国的炮防守。

在一则中国资料这样说，清帝有意指示僧格林沁去挑起点事端。找了点乡勇团练去惹事。有事打算说那是临时工干的。

惹点事情，然后，英国人那么高傲，一定开战。

运气不好登陆的时候船搁浅了。也没有意识到中国海防能力加强了。就败了。

曾国藩当年对这件事评价，好像是说未必是福呀。

后来，第二次人家到大沽口，有备而来。瞬间拿下，僧格林沁也是大败。

当然对第一次的评价一般都是这样的。

此次作战，僧格林沁指挥有方，使联军13艘参战舰艇有6艘丧失战斗力，4艘被击毁击沉，参战官兵1200余人死伤过半。而清军仅32人伤亡，炮台轻度受损。这是q中清军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

似乎史书从来原因记录杀了几个敌人，不愿意主要的记录以后死了几万人。

不愿意记录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死几千人，上万人，人家死了几个人。

更不愿意知道，因为此次作战，英国的强硬派才崛起了。本来英国议会是温和派老大。杀人家公使，打这个船。

双方都这么卖力的开战。

一个评价说中国是傲慢和无知，英国狂傲和野蛮。折腾成了这场战争。

最后，打到北京。咸丰爷被“北狩”。其实，很早都能回来。

他在躲避一件事，就是外国公使会去到北京见他。他想让人跪，人家不愿跪。

跪与不跪才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爷最关注的问题。别的割地赔款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再随便记下两个小事

admin — Tue, 16 Feb 2010 12:52:25 +0000

鸦片战争的时候，有个人说那些种鸦片，卖鸦片的人该杀是不够的。那些抽鸦片的也要抓。另一个说，怎么判断谁抽鸦片，谁没抽鸦片呢。

以现在人的想法自然就是，查一下不就不出来了。有这种想法的一定是未成年的的90后。

另一个人接着说，如果实行抽的人要被抓，唯一受益的就是衙役和胥吏。他们可以敲诈那些不抽鸦片的人，不给钱就抓他们。

一看第一个人就是读孔子圣贤书的文化人，第二个一定是经常在基层混的干实事的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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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唐德刚先生说当年到日本到外国那些留学生，我一直以为那些人都是天才呀。学西方先进的东西。

原来很多人都了日本上了几年的学，回来连日语都不会。很多人上的都是那些日本人为了赚中国人，而办的补习班。

跟现在大街上那些所谓的xx补习班，收你丫几千块钱。教你几十个课时的差不多。

那些真正考上日本好的大学，又获得不错学位的。或者军校获得军衔的人。寥寥无几。

但是，他们回来一般都是超级牛人。原来，留学也分三六九等。跟现在也是一样的。

当然可能胡适先生的庚子赔款出去的人，好学生多一点。还有当年容闳折腾出来的人，是认真的学习。

鸦片战争之前

admin — Tue, 16 Feb 2010 12:39:28 +0000

还有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英国人觉得。中英一旦开战，中国人民会支持英国以及英国人。因为，商人备受地方官府的压迫，不能直接给外商交易。他们是自由贸易之战。

当然，清朝当年也有一个比较弱智的想法，就是从来没有想战争。只是觉得是去解决一下鸦片的小问题。打仗胜负是毫无悬念的。考虑的都是如何生意，利益的问题。战争都没有在考虑层面上来。

当然，也在一则史料看到英国登陆的时候，确实有一两千人给英国军队送粮食啥的。当然往那些人身上贴个汉奸的标签很容易。但是，我不想这样的说。也不想解释，知道就行了。

鸦片战争之前五十年，中国和英国有很多种的改变，看了后才知道为什么战争不可避免。如果哪位天才要能早看到危机，似乎可以化解战争的。

当年剿灭三合会，白莲教很多钱都是出资商行。

清朝初期需要行商，也就是公行才能做生意。后来，英国有了港脚商，属于死人性质的小商人，需要得到东印度公司的授权。以前，东印度公司买中国的东西，需要付定金，提前一年还要付一大半，后来，中国大面积种植茶叶。东印度公司慢慢的拒绝了定金一类的预付款。大量进口中国的茶叶导致英国没银子。当时，美国也是在南美洲折腾银子到中国买茶叶，然后，再贩卖到英国。交了关税，还能比东印度公司的茶叶价格低。这样下去世界的财富都流向中国。

洋人必然不高兴，才开始慢慢的贩卖鸦片，但是，东印度公司不敢卖。他怕卖了会影响跟中国政府的关系，怕朝廷不卖给英国茶叶了。

1827-1828年世界金融危机，又再折腾列强门，西班牙在南美折腾不出来白银，白银枯竭了。美国也撤回国内。折腾出来银行什么的，那个时候刚好又出来鸦片。

大量的中国人没事贷款，大量购买鸦片。

当初鸦片在澳门登陆，后来又跑到浙江和福建那边。

记得很早看到一个史料，说长沙鸦片战争之前，有三千个烟馆，还是那句话，禁烟谈何容易。禁烟之后这些人到哪里去。这是社会问题呀。

在十九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的国际收支结算大约盈余二千六百万元。从1828到1836年，从中国流出了三千八百万元。使国际收支逆转的正是鸦片烟，结果就资助了英国加速使印度殖民地化的大部分活动。1830年，东印度公司的总稽核宣布，每年至少有四百万镑得从印度运回英国。印度的这笔盈余的大部分首先要变成鸦片在广州卖掉，然后购买茶叶运到国内，这又为英国政府增加了三百三十万镑关锐。在经过几个世纪的贸易之后，西方终于发现中国会大量购买的东西了。正人君子们在想到这种产品的性质时也许会感到内疚，但这种麻醉剂不正是港脚贸易的重要商品吗？港脚贸易不又是那个时代每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评价很高的那些价值——自助、自由贸易、商业主动性——的缩影吗？因此，心有内疚者被忽视，正人君子被藐视，怀疑主义者被嘲笑。如果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自由贸易者认为应更多地归功于他们。曼彻斯特如日方升，港脚商对监理委员会几乎视为当然的限制感到恼怒。查顿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英国的大人先生们除去对于茶叶和从茶叶得来的税收而外，再也不想到有关中国的事情，只要安安静静得到这两样，任何屈辱都甘心忍受。”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难道不是吗？1833年，即经过了四年的请愿、公众演说、群众集会和院外活动，自由贸易者看到，通过议会终于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中国这时也对英国的自由贸易实行开放。

鸦片战争（1839—1842年）前夕，清朝的对外政策以三个长时期以来遵循的假定为依据：即中国在战争中占优势；它善于使外来民族“开化”；它有贵重商品可使外国人接受纳贡地位。这三个假定在当时都错了，而且最后一个假定到1839年尤其过时得厉害，因为它只适用于工业时代以前的商业往来的情况。那时外商来华只是为了购买中国货物。而此时西方制造商开始来寻找中国市场了。曼彻斯特商会在1836年2月交给外交大臣的一份呈文中指出，广州提供了年达三百万镑印度商品的出路，“这使我们的印度臣民能够大大增加对我们制成品的消费量”。英国人要扭转一千年来欧洲和东亚之间的供求关系，他们想的比实际做到的更多，但是坚决要求取消中国为防止西方商业入侵而设立的壁垒，这呼声中还悦耳动听地夹杂着十九世纪辉格党自由主义与曼彻斯特企业的共同要求，这就是不久人们所说的“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的代言人，如主张侵华的一些时文小册子作者和院外活动者，完全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民族主义，他们异口同声地要求贸易特权和平等的外交往来。

道光十三年，英国管事的人被命令，也是保持现状，又想进一步夸大自己自由贸易的权力。当时，发生了个律劳卑事件。

道光十六年，义律当头后。才真正有所改变。打算以武力来解决问题。好像道光十五年，英国议会换了老大，强硬派上台。

以前东印度公司拥有在印度和中国的垄断权，后来英国政府拿走了他的垄断权。大量的人涌入。

很多人都以为东印度公司跟英国政府一起的。其实，也是有矛盾的。

鸦片战争前一年，印度舰队的两艘船都到南海。

义律这时认为他已有了一些成绩，但谁也没有受骗。中国人认为他们已揭穿了英国人的虚张声势，而港脚商却知道，只是舰队的访问绝不会引起他们所希望的战争。早在1835年他们就已懂得，英王陛下政府只要能从对华贸易得到源源不断的税收，就不会发动战争。但是如果鸦片（英-中-印贸易的货币催化剂）减少，巴麦尊势必会作出自由商人迫切期望的决定。因此，主动权操在中国当局手中，而中国当局早已开始比较强有力地来打击鸦片贩运了。

道光十六年有1500万的吸烟者。

有的外国学者说0.65%，林则徐说1%，几十年后1890年光绪十六年有百分之十，也有说3%-5%。

每年铸造的铜钱是一百年前的八倍。铜钱贬值，白银外流。

那些走私鸦片的中国帮派，每条船每月叫三万六千两白银，就永远不会被抓。

道光十年，道光帝也下令禁烟，折腾不少办法，保甲制度啥的。逮捕那些走私鸦片的商人。

结果还是没用。

道光帝后来妥协，打算国家垄断，不让走私，加大管制。提高关税。

瞎折腾几年。林则徐出现。两方都是强硬派。想不打都不行。

鸦片战争前

admin — Wed, 10 Feb 2010 15:48:52 +0000

主管对外关系的中国官员虽然从贸易获得了利益，但表面上却矢口否认他们有任何贪图私利的动机。历朝清帝也假装不关心贸易收入，实际上却强迫海关监督为他们弄到这笔收入。皇帝私人之所得就是帝国公益之所失。因为海关监督为了向皇帝上缴关“余”，常常不能完成向户部交纳规定的关税定额。到十八世纪末，这种营私舞弊行为恶性发展，每个海关监督在三年任期内所能作的一切就是尽量饱其私囊。一个“广州利益集团”形成了，它逐渐把从贸易吮吸来的款项变成了与外商或公行有关连的所有大、小官吏的资财。

行商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于1775年建立一种秘密基金（即后来东印度公司所称的“公所基金”，公所即行会，具体称公行），公所的每个成员要把他贸易利润的十分之一交作基金，在必要时用来应付官吏的勒索。到1780年公所基金始公开并正式规定向外国进口货征收百分之三的规礼，这是一笔附加税，名义上是要保证行商能偿还外商的欠款。

公所基金的设立，开始了广州贸易的最后一个重要阶段（1780—1833年）。公所基金本身是保护行商的一种方法，它之所以成为定规，是因为可以用它来对付散商早期在垄断范围外投资的增长。但是公所基金的运用，却是1796年以后席卷中国的社会混乱的标志。在乾隆时代的最后几年，出现了传统王朝衰败的最初迹象：几袋珍珠就可买一高级爵位；军队虚报名额；地方税款被侵吞。中原地区的大多数农民在连遭水涝灾荒之后，又经白莲教叛乱（1795—1803年发生在四川和湖北交界地区）的丧乱。这一叛乱在1802年以三合会起事的形式扩展到广东，并成为海盗袭击沿海一带。广东海盗因有在恢复东京阮朝斗争中失败的冒险家纷纷加入而人数激增，他们从1804至1809年实际上包围了珠江三角洲。清帝试图以传统方式缓和社会混乱和减轻饥荒，同时为镇压叛乱而开销一笔必需的非常军费，于是要求官吏和富商“捐”款。事实上，对于每一级官职都干脆定有捐款数额，各商会也有定额。公行的负担是从公所基金开支的。

例如，在1807年，公所向皇帝纳“贡”银55，000两；为帝国的军事行动捐银61，666两；为黄河水灾善后和镇压沿海海盗捐银127，500两；向户部官员馈银5，400两；为购置钟表和打簧货（即百音盒和机械玩具，当时这些东西是“官吏向其京城上司行贿的公认的手段”）付银200，00O两。行商确切付出了多少款项已无从知悉，但东印度公司经查明者，在1807和1813年之间从公所基金中至少公开支出了总额4，988，000两银子。这些款额并没有对公行中较富有的潘喜官等成员起到任何保护作用。有些个人捐款一次高达100，000两，也是向个别人士征收的。

浅谈明清税收制度

admin — Mon, 08 Feb 2010 15:48:13 +0000

清朝的赋税很早都已经永久的定在的一个地方。

后来折腾的税收可以超过五六倍，说明中国人的智慧真是无穷的。

自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实行以为，明朝似乎中兴了一下。

明朝以前的税，那是相当的相当。虽然征收人家东西，人家种水稻问人家要米，人家中小麦，可以收面。人家打渔可以问人家收鱼干。叫人随便的去做差役。国家修啥东西，比如说修鸟巢水立方这样的大项目，叫老百姓去修，不给钱，不管饭。你不好好干还拿皮鞭打你。当然，看看现在我们的政府多好，让农民工去修，还给的工资挺好。说明我们现在的政府很伟大是吧。

张之洞香帅写过一篇经典的文章《劝学篇》，都论述到关于税负的问题。因为文章过于伟大，我还特意翻译了《劝学篇》一部分。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让政府不收那些乱七八糟的米小麦，鱼干，柴火，丝绸。统统转化成钱。

这样避免地方官说你这的优质大米，是二三等的米。让你多交。说你的东西是残次品，让你多要。你给国家修长城了，领导说你干的认真，要多干一个月。等等。

这样问你收钱了，又定了比较不错的把东西转化成钱的标准。主要还是当年张居正把社会风气转的比较好。

很多说法说万历末年又有三饷，一条鞭法不彻底啥的。之后多了更多的税赋，这关张居正什么事情。他都死几十年了。至少我敢说，他活着的时候，靠一条鞭法。把明朝财政赤字减少了很多，甚至扭亏为盈都有可能。

期望一条好的政策，可以实行几十年。这种想法本身都很傻很天真。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不废除就不错了。一条鞭法从新丈量土地，让有钱人，地主，多纳税，穷人少纳税。挽救了明朝，已经很伟大了。

缺点很多，但是，似乎那些完美的办法，对国家的效果不及他的十分之一。一个看上去往往非常正确的东西，用在国家政策上。可能会出现一个悲剧的结果。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真实。一个看似很多缺点的东西，他就可以用，就可以拯救国家。

这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的常识中有太多的地方是错的。我们以为是对的东西，他却是错的。

明朝用一条鞭法，把下边的官员折腾的没有办法多收钱了。自然是很心痛呀。

当然，可能方法是有的，不过大形式所迫他不敢去贪。

到了清朝，还是用的一条鞭法类型的收税。地方官可以调整一斤粮食转换到银子的比率。

调换这个比率，自然不会向着纳税人有利的价位调了。

在《天朝田亩制度》也讲过太平天国的税收和清朝的一些税收问题。

林则徐不明白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银贱钱贵”现象

http://www.qingchao.net/lishi/yinqian/

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过一段，银贵的情况，也出现过银贱的情况。

银贵的时候，老百姓交的是铜钱要折合成银子。银子汇率贵了一倍，老百姓等于多交了一倍的税钱。

国家更加贫困，我说为什么有太平天国呢，原来原因在于此。清政府可能也会知道自己收税的价值，远超过应该收税的价值。他为什么不调整税率，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呢。是个问题。

一下转自我翻译的劝学篇一文。

http://www.qingchao.net/lishi/quanxue-2/

告诉老百姓，我大清是对老百姓最好的朝代。

“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于我圣清者也。请言其实：三代有粟米、布缕、力役之征，盛唐有租、庸、调三等之赋，最称善政，已列多名。以后秦创丁口之钱、汉行算缗之法、隋责有司以增户口、唐括土户以代逃亡，唐及五季、宋初有食盐钱，中唐、北宋有青苗钱，宋有手实法，金有推排民户物力之制，皆出于常例田赋、力役之外。明万历行一条鞭法，丁、粮尚分为二，明季又有辽饷、剿饷、练饷。至我朝康熙五十二年，奉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旨；雍正四年，定丁银并入钱粮之制；乾隆二十七年，停编审之法。于是历代苛征，一朝豁除。赋出于田，田定于额，凡品官士吏、百工闲民，甚至里宅货肆、钱业银行，苟非家有田产、运货行商者终身不纳一钱于官。”

说三代有各种粟米、布缕、力役之征。

唐朝。

租庸调
中国唐代前期主要的赋役制度。经过隋末的大动荡，唐初人口锐减，土地大片荒芜，唐王朝为了恢复农业生产，采行前代曾实行过的均田制。对每一男丁授田百亩。其中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在这基础上实施租庸调法，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2石，为租；输绢2丈、绵3两（或布2丈4尺、麻3斤），为调；服役20日，称正役，不役者每日纳绢3尺（或布3.6尺），为庸。若因事增加派役，则以所增日数抵除租调，“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并限定所增日数与正役合计不得超过50日。这些规定，承袭了北魏以来对赋役制的改进，租调负担比前代略有减轻，并订有水旱灾减课办法；在服役与纳绢之间有一定的灵活性。
租庸调法既以均田制为存在的依据，而均田制自始既未能保证百亩授田，土地买卖之风又使均田制趋于瓦解，加上安史之乱以后的动乱局面，均田制至大历年间已无法继续下去。租庸调法遂于德宗建中元年（780）为两税法所代替。

丁口
所謂「雜變之賦」，又稱「沿納」，起源於唐末以來，官府除了向百姓按田徵收兩稅之外，又增取他物，再改折為納錢。宋朝沿襲了這種雜稅，故稱「沿納」。雜變之賦包括了農具稅、牛革筋角稅、蠶鹽錢、軍租、斗耗、頭子錢等名目。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江南轉運使陳靖奏言：五代十國的南唐，「於夏稅正稅外，有沿徵錢物，曰鹽博紬絹、加耗絲棉、戶口鹽錢、耗腳斗面、鹽博斛斗、率分紙筆錢、析生望戶錢、甲料絲、鹽博棉、公用錢、米舖襯、面腳錢等」，到了宋朝，「上件沿徵，准前輸納」，亦即宋朝繼續徵收這現雜變之賦。

所謂「丁口之賦」，也是唐末五代以來「沿納」的雜稅之一，亦即以「丁」為徵收對象的人頭稅。五代十國的南唐，有「丁口鹽錢」，吳越則有「身丁錢」。宋朝建立之後，雖常有減免丁米的詔令，但許多地方仍然繼續徵收丁米。南宋時期，甚至「一丁認三丁之賦」，地方官府「例將寬剩人丁，不行注籍，暗收丁錢，以資他用。」也就是增加的人口不登錄於戶籍中，卻私下徵收丁錢，將所得的丁錢移作他用。

汉朝的算缗告缗

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而进行的经济改革之一。元狩四年（前119年）开始实行算缗。算缗就是向工商业主征收财产税，令商贾、手工业者、高利贷者向官府自报资产价值，每值2000钱则纳税一算（120钱）。并鼓励知情者检举揭发，规定凡揭发者，奖给所没收财产之一半，叫做“告缗”，当时揭发者极多。

青苗呀，手实法，明末的三饷不解释了都是政府想名目收钱的理由。想知道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

至我朝康熙五十二年，奉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旨；雍正四年，定丁银并入钱粮之制；乾隆二十七年，停编审之法。于是历代苛征，一朝豁除。赋出于田，田定于额，凡品官士吏、百工闲民，甚至里宅货肆、钱业银行，苟非家有田产、运货行商者终身不纳一钱于官。

说完前面的朝廷是如何收税的，开始夸清朝收税是如何的少，如何的爱民。“永不加赋、历代苛征，一朝豁除。”“行商者终身不纳一钱于官。”

又皇帝哪一年有减免老百姓多少的赋税。哪个皇帝什么好政策啥的。

又讲蠲租，说以前朝代免税都是一个县一个小地方而已，我朝皇帝免天下的税八次之多。

地方有灾了，我清朝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宁愿当官的吃亏，也要给老百姓过上安定的日子。

这简直是“宽民、仁政”呀！

看了张之洞的文章，我比汶川地政还感动，泪流满面！

接着说以前朝代干什么大型项目，都不给老百姓的工钱。长城呀，驰道，这玩意相当于古代的高速公路吧。汴河呀，相当于铁路吧。都是把老百姓拉去干活也不给钱。

你就是站到长城烽火台上，说工头不给钱，我就跳下去，人家照样不给，你就是站在汴河河边，说不给工钱我跳下去，也是没人理你的。

以及汉凿子午、梁筑淮堰、唐开广运、宋议回河，民力为之困敝。本朝工役皆给雇值，即如河工一端，岁修常数百万，有决口则千馀万，皆发库帑。沿河居民，不惟无累，且因以赡足焉，是曰惠工，仁政四也。

讲了十五条仁政，说明大清对子民是多么好。

听的我如痴如醉。

佐久间象山

admin — Sun, 31 Jan 2010 12:45:12 +0000

听名字就知道是日本人，我稍微有点印象。不过我对佐久间盛政比较了解，织田信长的手下。不知道他是不是佐久间家的后代。懒的考证。

今天一个资料，说当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日本当年不少不明真相的日本鬼子，捕风捉影中英战争的事情。似乎当时很多人的看法，思想都很先进了。超越了那个时代应该有的思想。

当时日本也是闭关锁国，对外有外交的只有中国和荷兰。

出来个名字叫风说书。唐风说书，唐船风说书，荷兰风说书。

这是一本研究风说书的的书。我的日文水平，看现在日文都吃力不要说古代日文了。
阿蘭陀風說書の研究 / [板澤武雄].

http://searchworks.stanford.edu/view/4215820

又是俺母校的链接。

http://edb.kulib.kyoto-u.ac.jp/exhibit/ishin/kanren/sonjo_index_sakuma.html

还有不少事情，被浙江商人误传到日本，日本人竟然会相信，说俘虏了英王的第三女。很多中国商人去扯淡竟然称为日本幕府的机密，老板还不能看。

有人说什么有周公孔子的国家，还被英国欺负很大。都有点觉得中国文化是否在世界之巅。

佐久间象山的几个学生，为日本明治维新出了不少力，很多人以前还在德川家混，倒幕之后还能混个官。真是佩服。

天保4年（1833 年）に江戸に出て、当時の儒学の第一人者・佐藤一斎に朱子学を学び、山田方谷と共に「二傑」と称されるに至る。ただ、当時の象山は、西洋に対する認識は芽生えつつあったものの、基本的には「伝統的な知識人」であった。天保10 年（1839 年）には江戸で私塾・「象山書院」を開いているが、ここで象山が教えていたのは儒学だった。

儒学，象山是陆九幽的字。跟王阳明齐名的人。

他是个武士，思想家，军事家吧。

这家伙也做过牢。呵呵，原因竟然是想坐船到美国。当年，日本不让随便出国。

另一个人嶺田楓江写了本『海外親話』。

海外亲话是一本综合性讲甲午战争的书，综合了很多不同版本。

整本这书，跟王闿运的《湘军志》郭嵩焘的《使西程记》待遇一样，都被刻的版都被毁掉，他岭田枫江更杯具，坐牢了。

我一直都觉得清朝都够那啥了，没想到日本更甚。

http://www.daito.ac.jp/~oukodou/gallery/pic-959.html

http://porta.ndl.go.jp/service/servlet/Result_Detail?meta_item_no=I000117815&meta_repository_no=R000000008

http://opac.ndl.go.jp/articleid/9520432/jpn?ref=rss

得出个小结论，日本明治维新的阻力，感觉不比中国戊戌变法的阻力小丫。

发现这些人都是汉学家。中文书法都不错。儒学水平还很好。

虽然说是朱子学派，我老觉得他是陆王学派。

很多说法，竟然说甲午战争，英国屈服了中国，愿意给中国纳贡。

还有一个学者，一句经典话，邻国之事也是我国之鉴。说的就是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虽为外国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

不少大官，也就是大名。很早能说出这样的话，真是佩服。当中国鸦片战争几十年后，才有人能说出类似的话。

似乎咸丰中期不同的思想启蒙，也就是鸦片战争十五年。日本上层的思想有些松动了。这可能就是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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