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清代的盐政还是继承了明代的制度，实行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专卖制度。这种专卖商的数量是严格的限制不随意增减，只有造名在册的人才能够做盐的生意，简单的说就是政府特许垄断经营，而且可以世袭，只要按年缴纳费用就可以了。具体的说就是将专门从事煮盐的专业户称之为“灶户”编入盐籍，他们出产的盐由盐商即“垣商”收购，垣商收购后转卖给“运商”。运商首先要到官府去购买盐引也就是专卖许可证，根据盐引指定的盐场买盐，再运到指定的销售区域批发给零售商。盐引是很重要的凭证，购买了它，就相当于给政府纳了税；盐商没有盐引或者所贩食盐与盐引所注不符，则会被当做贩私盐的；谁要是敢跨区买卖，也就是现在说的串货，也以私盐论处，轻的“杖一百，徒三年”，重则斩不赦。 [阅读全文…]
{ 2 comments }
吏治这把火没点着就熄了，道光同学也有点沮丧，当皇帝看来还要学习很多东西，老爹守着爷爷留下的“持盈保泰”的四字方针过得也挺好。本来道光同学也不是个爱折腾的人，索性消停了好好体悟“守成”的含义。但是形势迫人呐，有的火不用道光点，自己就着了，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被改革。
具体说来，这把火和漕运有关。说起漕运，自古都是一等一的军国大事，在清代其实就是一句话：南粮北运。因为中国大部分王朝定都在北方，养活这么多的官员、士兵单靠北方地区的供应有点困难，唐宋以后政府就把南方江淮地区的田赋通过水运送到京畿存储分配，这个水运过程称为漕运。这些粮食从南方通过水运送到北京，一般都是通过内河航运来进行的；但是也不只局限于内河，秦代就有海运，到了元代由于运河经常堵塞，开始大规模的海运，运量达数百万石。
到了嘉庆时，漕运的运河水路时常的淤塞，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疏通，很是费劲。但是道光同学遇到的问题不是淤塞那么简单，而是高家堰大堤决口，直接结果就是大运河的水位急剧降低，漕船搁浅了。换句话说，漕粮可能无法按时运到京城，有人要饿肚子了。当时负责此事的孙玉庭提出了一个方案：借黄济运，简单说就是把黄河水引来，有水船就能走了——因为黄河河床高于运河河床。这个方案遭到了当地地方官员的强烈反对：黄河水泥沙多，漕船走的方便了，泥沙肯定会留下堵塞河道，后患无穷。但是本着地方服从中央的精神服从大局，这个方案还是勉强通过了。1825年3月，正式开始借黄济运工程：开闸放黄河水，这天据说有个官员哭倒在大堤上——兴一利生百害，吾民多难矣。不幸言中，3月是黄河的缺水季节，水没下来多少，泥沙提前沉淀了，漕船还是没走成。孙同学这下也没招了，干脆给道光同学发邮件告诉他：我打算盘坝接运，把粮食运过去。什么叫盘坝接运？说白了就是在运河上人工筑坝，把别的地方水弄到运河里，这样水位抬高就能走船了。这个工程诸位想想都头大，更何况要花多少钱呀？但是咬牙也要办，只为了不让皇上挨饿。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也没有把这事解决了，粮食终究没有按时运到京城。道光恼火了，孙玉庭同学倒霉了：勒令退休，并且赔偿这次治理漕运费用的70%，大约一百来万两吧。损失追偿，这一点道光同学做的还是不错的，现在的官员们可真的要感谢党和政府呀。
诸位也许会问为什么不考虑陆路运输呢？原因很简单，成本太高。用陆路运输主要是车载，但是那时候的车辆运量有限，而人和牲畜都要吃，一路上人吃马嚼的，估计到京城运的粮食也剩不下多少了。干嘛不收钱呢？哥儿们，市面上也得有那么多粮食可以买呀，当时河北东北可不像现在，不一定有那么多的粮食出产以供销售。而官员们认为如果只收银子，可能造成谷贱银贵，而且又给陋规开了一个门：农民本来交一石粮食就够了，换成银子以后肯能要多交很多——这样做是得不偿失。海运呢？大堤决口后不久的确有人提出在上海买米用商船运到京城，但是被驳回，因为担心会影响当地的粮价。顺带说一句，当时的南北海运技术上已经相当的成熟，每年南方人把南方的茶叶布匹运到北方，回来再把北方的小麦大豆运回南方，船不走空获利无数。
不过大伙别急，没过多久道光同学的脑袋也转过弯来了，主动要求漕运相关的官员讨论漕粮海运事宜。官员们总是保守的，对新事物总是惧怕，怕得不是新事物本身，而是担心自己无法掌控它最终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影响前途就不好了。于是大伙讨论以后，还是告诉道光：内河运输风险小。 [阅读全文…]
{ 0 comments }
道光四年（1824年），洪泽湖决口，河漕受阻。协办大学士英和指出，要解决漕运危机，唯有“暂雇海运”，得到道光帝、琦善和陶澍等人的支持，于第二年将江苏漕粮全部海运，由此开始了清朝历史上的首次漕粮海运，但仅实行一次即宣告停止；直到二十余年后，漕粮海运才再次启动。因而，道光初年这次漕粮海运的利弊得失、是非曲直，值得思考。
一、漕粮海运的争论及筹措
唐宋以来，经济重心南移，南粮北运，成为历代统治者最为关注的问题。清承明制，额征漕粮，每年经运河运抵京通二仓的，约300万石，供皇室、官员消费及八旗兵丁口粮，因而在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清中叶后，随着吏治的腐败，漕政日趋败坏，交仓粮额日减，质量下降，弊端渐多，各种问题牵连纠葛，整个漕运体系成为一个大的贪污网，使得河运漕粮再也难以维系下去，从而使得海运在清代的漕运体制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阅读全文…]
{ 2 comments }
如果说晚清时代的大佬们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张之洞，彭玉麟等等。
那么他们之前的时代，也有大佬。
林则徐，穆彰阿，陶澍，琦善，伊里布，耆英等等则是上个时代的大佬。
陶澍的名字我觉得可以摆在曾国藩的位置上。不说别的看过他的家谱就会知道。
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女儿嫁给了牛人胡林翼。 大儿子找了左宗棠的女儿当老婆。 一个孙女跟彭玉麟的孙子当老婆。 [阅读全文…]
{ 4 comments }
我也一直都觉得清朝的衰落在于乾隆中期。问中提到几个十多年后可以呼风唤雨的人物。穆彰阿 陶澍 琦善。
费正清
政府的省一级新官员上任时带着皇帝的诏书，要他们在自己权限内改革官僚行政。可是，中央政府的改革办法在省一级遇到了和珅时代流毒的干扰。由于这种干扰，产生了在对待平定白莲教叛乱和对待地方政府腐化问题上的冲突。第三方面的冲突是漕运制度的行政问题。
漕米是中央政府在省里经管的三大要政之一（其余两件是盐务和黄河的河道管理）。漕米之政是征集中国南部和中部八个省份的租米，然后运来北京用以供养京师的宫廷成员和贵族，并储积在仓廒中以待在中国北部分配。这种征集和运输制度有它自己的主管部门，它与正规的省级官制相平行，并且与河道总督衙门相重叠。它的主管叫“漕运总督”，衙署设在江苏省的淮安。漕运总督之下设省一级漕官，担负漕米之省各设一人，这些漕官直接向漕运总督负责，不向他驻在省的总督负责。漕官则监管征集漕米的体系，其人员大部分是非官制的人员。这些人员中多数是由住在运河边的屯田的世袭船户“旗丁”组成。雇用这些船户的运粮船组成了多达一百只船的船队。漕运衙门也有它自己的用于护卫运粮船的民兵，沿运河的河闸有它自己的检查员和检查站，也有它自己雇用的肩夫，后者把粮米从县的征集站运往运河上的仓库中。
[阅读全文…]
{ 3 com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