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大北公司的中国地区总办恒宁生（J. Heningson）是丹麦方面的谈判代表。这个人颇有来头，清朝打算修筑福台电报线路时，正是恒宁生与闽浙总督李鹤年交涉（参看第一节），后来他长期担任天津电报学堂的教员，与李鸿章一直关系密切，还得过御赐三等第三宝星，算得上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他跟盛宣怀也是旧识。当初朝廷计议修筑江南线时，本来是交给胡雪岩来干的。李鸿章和胡雪岩的靠山左宗棠不对付，暗中授意盛宣怀破坏此事。盛宣怀找来恒宁生，提出以三倍价格购买大北公司本来供应胡的材料，让他们卖给胡雪岩次品。结果胡刚修到三分之一，线路就不堪使用。李鸿章在朝廷借机参了胡雪岩和左宗棠一本，这条线路遂落入盛宣怀的囊中。
恒宁生觉得凭借自己在中国的资历和这份交情，盛宣怀应该不会太为难自己。可他刚一坐座，一看谈判对手还有一个郑观应，心中立刻暗暗叫苦。
大北公司和中国电报打过多年交道，恒宁生耍过的中国官员不计其数，但唯独糊弄不了这位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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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洋务运动期间，有一批西方人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社会生活。他们中有的掌握了税收大权，如总税务司一职及各海关的主要负责人，长期以来都由洋员担任。有的则担任军事顾问、教官，帮助中国组建近代海陆军；英国军官琅威理甚至受任为北洋水师的副提督(副司令)。而当时被称为洋务的各重要建设项目——造船、机器制造、铁路、电报等，也几乎都离不开西方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中为数更多的人则活跃在文化教育领域，其中多数是传教士，但又分别充任各类学堂的教习，或长期从事翻译出版等活动。简单地说，洋务运动与在华西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海内外学人对此已作了大量研究，但仍有许多重大问题有待进一步弄清。问题之一是如何从总体上恰当地评价他们的活动?这是个不太容易回答的难题。这些外国人流品不一，地位各异；而每一个人的活动又是多方面的，其思想在不同时期往往有变。不过，这并不等于没有轨迹可寻。本文拟对其中的一些方面作些探索，也许对全面回答这个问题有所助益。
《局外旁观论》与洋务思潮的形成
翻检历史资料，人们不难发现一个历史事实，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西方在华人士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曾一再向中国政府提出许多重要的建议或忠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改革中国内政外交的建议，是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作)和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新议论略》。两个文件于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递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奉上谕交各地督抚详慎筹划，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湖广总督官文斥之为“包藏祸心。”江西巡抚刘坤一则认为“断不可从其所请”。《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四十一卷第42、44页，中华书局北京。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抚蒋益澧则说：“自强之道，不待外求”，“毋庸变其法”。闽浙总督左宗棠则认为只学西方的造船便可；洋人的来福枪还比不上广东的鮝枪，包括电报在内“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观而不适用”。同上四十二卷，第59、62、47页。他们在清代大吏中不是以顽固著称的人物，尚且如此反感，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甚至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大陆有些史家仍认为他们的建议负面价值是主要的，他们不过是“要求清政府遵守不平等条约，举办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的事业。”《中国近代史词典》第73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那么，他们究竟说了一些什么呢?
第一，由于虚文粉饰和腐败成风，中国已陷入非常危险之境地。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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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道最近在研究十二五计划。
从前天的视频来看，精英们还是啥都懂的，需要高层的利益再分配。也知道垄断的问题有多重。
在前面一个明治维新的文章，我就提到日本，把很多国有企业卖给老百姓。 有些当官的辞官经商。 现在朝廷太强，企业太弱。很像一百年前洋务运动。
什么轮船招商局、安庆内军械所、香帅的汉阳铁厂，李中堂的江南制造总局，铁路，煤矿，电报。
朝廷办了厂，的确半场得到的利润是自己。 以为这样可以增加财政收入。 把赚钱的都做了。 老百姓怎么办？ 国家应该让老百姓来做工业，国家只收税。没办法谁让人家伊藤博文在欧洲流过学。 李鸿章不懂这些，不过李鸿章有几个不错的幕僚。
应宝时、刘瑞芬、李凤苞、伍廷芳，冯桂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 。
当年在轮船招商局，当年徐润、郑观应、唐廷枢、容闳。 这几个人要MBO 轮船招商局。 李鸿章反对，通过盛宣怀把他们都给赶走了。 让偶像李鸿章了解资本主义有点难。 无可奈何啊。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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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1842.7.24—1922.5写的《盛世危言》，我觉得这本书值得一看，看了几十页。扯挺有意思。
郑观应这个十多岁科举没考上，做生意。 还是在上海这地方，学了不少洋人的科学文化知识。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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