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好大的題目，我是寫不了。
顧炎武說，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
道光說。 汝試思之，詞章何補國家，但官翰林者，不得不為此耳。
龔自珍說。 一祖之法無不蔽，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
道光也想過改革，鴉片戰爭失敗。 敗了古代有句話，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道光進一切可能去學習。 有件洋人的機會，抓到人。 見有關的人員都是去想法瞭解西方。
不過都是皮毛而已，沒有任何深入研究。 在洋務運動之前，也有過一些改革。這些改革比洋務運動更為不徹底。根本無法實施。
逮著兩個洋人在吐蕃，弄到幾張紙，幾本書。 無人認識，從川督到湖廣，沒人認識。換個幾個地方，半年後才有人知道那是幾封家信和聖經。 這就是那個時代。
效率之低下，見識之淺薄。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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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专门研究过清代漕运问题。 还看过几本清代漕运的书。 现在几乎都忘光了，最近打算复习一下。
都知道海运，但是，当年有大清国情，不能因为漕运弊病多就废弃，不能因为海运好处多就推广。 要建设具有大清特色的天朝上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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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道光四年（1824年），运河要冲清江浦决口，河运漕粮不畅，苏松常镇太4府1州的漕粮160余万石，于六年改由海运，由此开始了清朝历史上的首次漕粮海运。魏源等人为此次海运归纳了特点：其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1]，并达到了“六善”（“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便、漕便”）[2]的“众善”目的。他的观点又进一步得到后来研究者的传播，即如当代的许多学者，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这些观点[3]。具体情况果真如此吗？本文即仅就其中的几个问题做一简单梳理，以陈管见。
一、“雇商海运”
贺长龄在此次海运结束后曾说：“汉唐有漕运无海运；元明海运矣，而有官运无商运；其以海代河、商代官，必待我道光五年，乘天时人事，至顺而行之”[4]。他将“雇商海运”作为此次海运的一个重要特征。对此，史学界几乎没有任何异议。
此次海运经商人承运，并由政府直接向船主发放耗米和水脚银：每运粮1石给银4钱；按糙粮和白粮，分别给食耗0.8斗和1斗；并且还有其他的一些奖励措施和优惠政策，也就是说，的确是做到了“雇商”，而没有任意勒索商人。
但问题在于“雇”是可以分为很多种情况的，如公平协商的“雇”，不请自来的“雇”，或勉为其难的“雇”。那么，此次海运，清政府采取的是一种什么方式的“雇商”呢？ 道光五年九月初二日，两江总督琦善、漕运总督穆璋阿和江苏巡抚陶澍向道光帝上奏声称，此次雇商海运，经过了精心的策划。他们特派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赶赴上海，由他召集当地的牙行、船户，向他们“开诚晓示”，各商船也“均知踊跃急公，陆续投具承揽”，此事“本未假手吏胥，且仅止招徕”，“并未封雇”，所以他们非常自信地向道光帝保证：绝对不致有“藉端勒索之事”[5]。
由奏章可知，贺长龄等人的“雇商”，完全采取了自愿和公平协商的原则，所“雇”商人，也很“踊跃急公”。岂料仅仅过了三个多月，即十二月十五日，贺长龄却严令江苏的厅、州、县各处官员，迅速选拔精干人等，分派家丁，“务须不动声色，在于沿海各口，水陆要隘处所，严密分布稽查”，不得让任何船只“私揽停泊偷越”[6]，分明是一种见船就抓、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式。他们的政策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呢？
在九天后的下行公文中，贺长龄给出了答案。原来，按照当初他与牙行、船主等人所订立的规矩，此次承运江苏省漕粮海运的船主，要于道光五年的最后三个月，全部聚集上海，以备第二年二月份的受兑新漕。但即使是到了十二月中旬，驶回上海的沙船也只有700余号。尤其奇怪的是，经过明察暗访，贺长龄发现竟然有些船主将已经开到上海的船只，又偷偷驶往通州、海门、赣榆等处，“剥卸货物”；而宁波等地的船主，也有把内河货物运往沿海地方，或者“潜赴关东等处贸易”的。迫于无奈，贺长龄只好要求官员们秘赴沿海，逐细确查，如有沙船在境，“立即押令速赴上海，受兑漕粮”[7]。
地方官很快就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道光六年正月十五日，经过证实，他们发现了18只沙船，其中11只船装满了棉花、纸货、药材、茶叶等物，另外7只则系空船，均欲北上赴关东等处运货。7只空船理所当然地被全部押往上海受兑；而另外的11只船，尽管已装客货，但贺长龄认为，本年雇商海运，既给水脚，又准议叙，而这些船商竟然不激发天良，急公报效，“未具揽者裹足不前，已具揽者又逗留在外，殊属可恶”，当此海运吃紧之际，如令其往北卸货回南，再行受兑，恐致迟误，于是他责令地方官将船上的所有货物卸空，“押运赴上海，一体装粮”。另外，据崇明县的报告，上海县船商蒯炳串通牙行主朱通裕，偷偷将3条沙船“潜泊海洪”，私自用小船把花衣布卷剥运上船，被上海县巡捕当场“拏获”[8]，也被责令径赴受兑地点。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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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玉平
《明清史》2008年第6期
摘 要：晚清漕运的主体方式是海运，在60余年的海运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祭祀海神、修建会馆和撰写诗歌为特色的海运文化。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出现，既是清代漕粮海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时社会风尚的合理延伸。
关键词：清代／漕粮／海运／文化
所谓“文化”，按照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的说法，即“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①。这一定义至今仍然受到广泛认同，并成为人们判断文化的重要标尺。清代最初的两次漕粮海运出现于道光六年(1826)和二十八年(1848)，自咸丰以后，海运成为漕运的主体，一直持续了60余年。笔者以为，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祭海神、组建船商会馆和创作大量海运类诗歌的局面，使得漕粮海运文化蔚然兴起。本文即欲就此问题做一简单分析，以求正于方家②。
一、祭祀活动兴盛
宗教信仰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天后、风神和海神关系海运安危，故祭祀活动历来受到重视，其中尤以人们对天后的祭礼为重要。清初，政府对加封天后之事即颇为关注。康熙十九年(1680)、乾隆二年(1737)、二十二年、五十三年及嘉庆五年(1800)，清廷曾先后对天后加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孚显”、“神赞顺垂”之神的名号，以示推崇③。
道光六年(1826)，清廷首次推行漕粮海运，祭祀活动立即被提上工作日程。二月初一日，是海运船只初次放洋的时间，江苏巡抚陶澍随即赶到宝山县漕运船只的出海口处，祭风神、海神，并前往上海县黄浦江岸的天后庙敬香，以祈求海运平安④。此次海运分为两批进行，在第二批漕粮交兑结束后，陶澍又上疏道光帝，奏请加封海神。他声称，第一次海运船只行经黑水大洋时，迭遇风暴，“危急时若有神助，并未损失一人。即有遭风断桅，各船米石毫无漂失，利漕安澜”。六月十七日，道光帝降谕：“览奏实深钦感，著发去大藏香十柱，交陶澍祗领遣员诣各处神庙，敬谨祀谢……并发去御书匾额，交该抚敬谨悬挂，以答神麻。”⑤道光帝还为天后加封号“安澜利运”。通过君臣的互动，以强化神灵保佑漕粮海运的印象。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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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一则史料说起
在研究道光六年（1826年）漕粮海运、上海运输业发展状况及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时，《见闻续笔》一书被研究者引用频率极高[1]。其中，尤以下面一则史料最有代表性：
“查上海沙船底册，除小船不计外，其中大中两号沙船，自千石以上二千石者，不下一千三四百号。”此条史料出处的说明，不少学者均注明为：“齐学裘：《见闻续笔》卷二”。有人还特意在这段话之前，标明“道光时齐学裘在上海调查沙船”字样，以显示资料的真实性。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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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四年（1824年），洪泽湖决口，河漕受阻。协办大学士英和指出，要解决漕运危机，唯有“暂雇海运”，得到道光帝、琦善和陶澍等人的支持，于第二年将江苏漕粮全部海运，由此开始了清朝历史上的首次漕粮海运，但仅实行一次即宣告停止；直到二十余年后，漕粮海运才再次启动。因而，道光初年这次漕粮海运的利弊得失、是非曲直，值得思考。
一、漕粮海运的争论及筹措
唐宋以来，经济重心南移，南粮北运，成为历代统治者最为关注的问题。清承明制，额征漕粮，每年经运河运抵京通二仓的，约300万石，供皇室、官员消费及八旗兵丁口粮，因而在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清中叶后，随着吏治的腐败，漕政日趋败坏，交仓粮额日减，质量下降，弊端渐多，各种问题牵连纠葛，整个漕运体系成为一个大的贪污网，使得河运漕粮再也难以维系下去，从而使得海运在清代的漕运体制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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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了一下道光二十九的年灾害，和咸丰元年，咸丰五年的黄河。 这个两个问题都是对清朝影响很大的两件事。没有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很大。
上海县志
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重阳前后，连月不雨，久旱成 灾，花谷无获，年底饥荒严重。
府县夏秋大雨。《江苏通志稿》载：上江宣（城）高（淳）大水，圩民盗掘东坝，撬石放水，苏、松、常、镇诸府皆成泽国，灾害甚于道光三年（1823年）。丹徒、江阴潮溢。
江阴大水，城陷数十丈，五月至六月淫雨数昼夜，海潮溢，田禾淹没，居大饥。金坛大水，二麦朽坏，稻被淹，积潦不退，斗米五百余钱，民大饥。苏州秋大水，岁大饥。常熟、昭文夏五月大水，城市街衢多支木板以便行人。吴县夏大水，平均水深一二尽，田庐没漂。吴江大水，视道光三年有加，四五月连雨，田尽没，饥民死者无算。溧阳夏淫雨，田麦尽没，两月始平，水乡饥。昆山、新阳夏五月大雨倾注，昼夜不息，河水暴涨丈余，田庐街巷在巨浸中，水甚于癸未年，高下田无收。宜兴荆溪夏大霖雨，五月水大涨，溢圩岸数百里，田禾尽没，逾两月始平，秋七月水发，人有溺死者。太仓夏大雨，自四月至五月不止，平均水深如（道光）三年，岁大饥。松江、华亭二月淫雨，连绵至五月，高田皆水，民食粃。娄县春二月大雨，昼夜不息，至五月方晴，时田未插秧，南北东西汪洋无算，是岁大荒。上海夏四月二十九日历时五十余日方晴，三江两湖皆成水灾，棉田淹没，米价腾贵。奉贤春淫雨，自闰四月至六月，岁饥，秋大疫。南汇春多雨，交五月连雨五十余日，至重阳又连日不雨，花谷无获，民大饥，疫复大作，饿殍载道。平湖夏五月淫雨浃旬，水溢。嘉兴、桐乡禾田淹没无存。海盐夏大雨连旬，平地水深数尺，比道光三年高三尺许，民削树皮为食。青浦夏四月丁卯大雨，历五旬乃止，水骤涨丈余，田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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