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运动是美帝和台湾说法。 天朝的说法是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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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政治和总理衙门
自强运动在北京得到了总理衙门的支持,恭亲王任其领班大臣直到1884年(除了中间一段短暂的时期被名义上夺去全部职务外)。起初,总理衙门负责有关 通商事务的谈判,但到后来成为整个“洋务”的主要协调机构;“洋务”是清政府的一种新型活动,它包括对外交、外贸收入以及与贸易商人和传教士有关的一切事 务的处理,也包括涉及西方事物的新计划,如外语学堂、军队训练、兵工厂、造船厂、开矿、商船和海军等事宜的管理。总理衙门或者直接制定这些计划,或者在朝 廷上予以提倡。因而对于自强运动努力的成败,至少是部分地取决于总理衙门的政治势力。
从1861年总理衙门创设以来的大约二十三年中,人们把它 与军机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军机处的一个机构。总署大臣的人数不断增加:1861年为七人,1869年为十人,1876年为十二人。从 1861年到1868年,五名军机大臣中有三人兼领总署大臣;从1869年到1875年,五军机中有四人兼领;1876年到1881年,全部兼领(从 1880年起,军机大臣的人数增至六人);而从1882年到时局大变的1884年,其中仍有四人兼领总署大臣。[1] 由于军机处是清帝在处理重大政策和关键性人事问题方面的主要谘询机构,所以,总理衙门对实现清帝的政策和政纲就处于一种战略地位了。
当然,所有重要的提议仍然必须由清帝亲自批准。恭亲王和文祥(他在1876年死之前一直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两处兼职)享有权势的大小取决于这时行使着 君权的慈禧太后的喜怒。最迟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慈禧(她的锋芒超过了与之共同摄政的慈安太后)靠在朝廷高级官员和皇族中提拔对立派来设法削弱 恭亲王的权力。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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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洋务运动期间,有一批西方人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社会生活。他们中有的掌握了税收大权,如总税务司一职及各海关的主要负责人,长期以来都由洋员担任。有的则担任军事顾问、教官,帮助中国组建近代海陆军;英国军官琅威理甚至受任为北洋水师的副提督(副司令)。而当时被称为洋务的各重要建设项目——造船、机器制造、铁路、电报等,也几乎都离不开西方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中为数更多的人则活跃在文化教育领域,其中多数是传教士,但又分别充任各类学堂的教习,或长期从事翻译出版等活动。简单地说,洋务运动与在华西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海内外学人对此已作了大量研究,但仍有许多重大问题有待进一步弄清。问题之一是如何从总体上恰当地评价他们的活动?这是个不太容易回答的难题。这些外国人流品不一,地位各异;而每一个人的活动又是多方面的,其思想在不同时期往往有变。不过,这并不等于没有轨迹可寻。本文拟对其中的一些方面作些探索,也许对全面回答这个问题有所助益。
《局外旁观论》与洋务思潮的形成
翻检历史资料,人们不难发现一个历史事实,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西方在华人士在重要的历史关头曾一再向中国政府提出许多重要的建议或忠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改革中国内政外交的建议,是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作)和署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新议论略》。两个文件于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递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奉上谕交各地督抚详慎筹划,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湖广总督官文斥之为“包藏祸心。”江西巡抚刘坤一则认为“断不可从其所请”。《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四十一卷第42、44页,中华书局北京。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抚蒋益澧则说:“自强之道,不待外求”,“毋庸变其法”。闽浙总督左宗棠则认为只学西方的造船便可;洋人的来福枪还比不上广东的鮝枪,包括电报在内“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观而不适用”。同上四十二卷,第59、62、47页。他们在清代大吏中不是以顽固著称的人物,尚且如此反感,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甚至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大陆有些史家仍认为他们的建议负面价值是主要的,他们不过是“要求清政府遵守不平等条约,举办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的事业。”《中国近代史词典》第73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那么,他们究竟说了一些什么呢?
第一,由于虚文粉饰和腐败成风,中国已陷入非常危险之境地。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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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这个人是研究清朝很重要的一个人。 这人闲着没事经常写blog写email的。留下的东西很多。
《中国海关密档》呀。 当然,英文的资料很多。
http://digitalcollections.qub.ac.uk/digital-image-gallery/hart/
http://digitalcollections.qub.ac.uk/digital-image-gallery/hart/browse/index-vol-31/
闲着没事看看日记。还被分类,还被ocr了。
不然我真的看不懂。
经常能看到李鸿章和恭亲王的名字。 总理衙门啥的。 拿出当年看msdn的尽头看这丫的日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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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看重这本《孤独的外来者》。我用了三年的时间,看了大概一千五百万字资料写的这样一本书。据我知道大部分人对赫德不太了解,其实赫德在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解放以前,上海的常德路就叫赫德路。北京也有一条赫德路。解放以后都改名了。赫德是清朝末年中国的海关总税务司,海关当然是代表国家非常重要的主权。中国海关怎么会让一个英国人来做总税务司?总税务司就是海关总署署长。理所当然就认为我们是丧权辱国,这个人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很简单地把赫德从中国的历史上就抹掉了,我们过去读书上历史课根本就不谈这个人。
我接触这个人也是非常偶然,偶然发现了一套书《中国海关密档》,一共有九本,五百万字。全上海唯一找到一套是在上海图书馆。《中国海关密档》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赫德这个人在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四十多年中间和一个朋友叫金登干的通信,金登干是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主任。赫德是学文学的,他在中国非常孤独。经常写信而且写得非常长,非常具体。像找个人聊聊天一样,他会讲得很具体,比如今天是除夕外面在放鞭炮。清朝末年的很多事情记录得非常详尽。我发现这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但是没有人看,中华书局就印一千五百本,上海图书馆就一套,我看这书发现很多地方都黏住了,很多地方没有裁开。看了以后觉得特别有意思。发现赫德这个人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人,重要到什么程度,我们大家学历史都学过,清朝晚期有一个中法战争。中法战争结束时候会谈,我们只知道中法谈判是李鸿章签约的,后来发现整个谈判完全是赫德在谈判。赫德派了朋友金登干到巴黎跟法国总理谈判,每天赫德电报指示该怎么谈。过去完全不知道,没有一本历史书说过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人在中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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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找一个外国人赖特写的书《赫德与中国海关》,找不到。只好个这个文章凑数了。我认为这篇文章,史料可以看,史论不要看的好。
给父亲聊天说赫德管理了中国海关半个世纪,父亲说国家的财政掌握在外国的人手中,那不是很合理。我说如果从史料中看,似乎中国在吃亏。但事实上中国还算占了一点光。 分析很多历史事件,不能把中国看成整体,也不能把英国看成整体。
中国随便能分n中势力,朝廷,百姓,参与事件的官,跟事情没关的官。 英国也能分为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以外的商人,合法的商人,不守法的商人,英国议会, 强硬派和保守派等等。
每一件事都不是那么单纯,看着赫德在收中国海关的钱,其实,结果是中国能收到钱。 事实上中国国库以前几乎收不到钱。原因很多人家洋人牛x,不给。 洋人不牛x给中国那些人行贿。不给又分为大爷就是不给你能拿我怎么办, 还有就是偷偷的不给。或者给只给一小步。或者说给拿其他名义上值钱的一些金融东西,缴税 。其实不值钱。
在英国的矛盾是那些不交税的,少交的人。 给那些守法的英国商人之间的矛盾。 不交税成本就低, 成本就低。打价格战不会吃亏。这就那啥不正当竞争了。 英国似乎正值的人和不正直的实力差不多。 正直似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那些不守法的人,也敢明目张胆。 所以,东印度公司很多地方还要扭扭捏捏,还要偷偷摸摸的做坏事。也不容易呀。
不能指望大清的官清廉,也不能太指望大英帝国各个商人都是善男信女。 让赫德官海关似乎是个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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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赫德(RobertHart)1861年署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1863年被清政府正式任命为总税务司至1908年,长达45年之久。中国近代海关制度的创立和发展,赫德是直接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近代史和海关史的研究者大多将赫德管理下的中国海关,界定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称它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随着近些年来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发生了由原先认定“洋务运动反动”到“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的转变,我们也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将推动洋务运动发生和发展的赫德与中国海关关系的评价,置放在一个比较正确的位置上。
下边这篇文章我觉得带有较多的意识形态。如何取舍其中的观点,靠自己吧。我说的未必是的对,但我可以保证下边文章,错的观点不少。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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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海军始自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役后, 1856年英法海军以65艘蒸汽铁甲战舰对清廷水师300艘以上的旧式木船,清军除了海岸炮台稍能发挥拒敌的功用外,旧式水师在海战中完全无用,一出击就几乎被全歼;让清廷在鸦片战争后再一次见识到西洋船坚炮利的威力,也让朝廷中产生了一批主张「师夷之长」的洋务派,开始进行长达30多年的洋务运动;中国近代海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萌芽的。
接续李泰国任清 廷总税务司的赫德
因”阿思本舰 队”事件而去职的李泰国
原為抵禦外辱而起的船堅砲利思想卻因太平天國的內亂而落實,同治元年(1862)清廷風聞太平軍將自美國購買新式砲船來華而大為恐慌,立刻委託當時正在英國休假的總稅務司李泰國(英人Lay Horatio Nelson 1832 ~1898)向英訂購兵輪七艘,由於當時中國缺乏現代海軍將領人才,李泰國於是推薦英國總兵阿思本(Lay Osborn)為總統(艦隊司令)。原为抵御外辱而起的船坚炮利思想却因太平天国的内乱而落实,同治元年(1862)清廷风闻太平军将自美国购买新式炮船来华而大为恐慌,立刻委托当时正在英国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英人Lay Horatio Nelson 1832 ~1898)向英订购兵轮七艘,由于当时中国缺乏现代海军将领人才,李泰国于是推荐英国总兵阿思本(Lay Osborn)为总统(舰队司令)。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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