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运动是美帝和台湾说法。 天朝的说法是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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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政治和总理衙门
自强运动在北京得到了总理衙门的支持，恭亲王任其领班大臣直到1884年（除了中间一段短暂的时期被名义上夺去全部职务外）。起初，总理衙门负责有关 通商事务的谈判，但到后来成为整个“洋务”的主要协调机构；“洋务”是清政府的一种新型活动，它包括对外交、外贸收入以及与贸易商人和传教士有关的一切事 务的处理，也包括涉及西方事物的新计划，如外语学堂、军队训练、兵工厂、造船厂、开矿、商船和海军等事宜的管理。总理衙门或者直接制定这些计划，或者在朝 廷上予以提倡。因而对于自强运动努力的成败，至少是部分地取决于总理衙门的政治势力。
从1861年总理衙门创设以来的大约二十三年中，人们把它 与军机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军机处的一个机构。总署大臣的人数不断增加：1861年为七人，1869年为十人，1876年为十二人。从 1861年到1868年，五名军机大臣中有三人兼领总署大臣；从1869年到1875年，五军机中有四人兼领；1876年到1881年，全部兼领（从 1880年起，军机大臣的人数增至六人）；而从1882年到时局大变的1884年，其中仍有四人兼领总署大臣。［1］ 由于军机处是清帝在处理重大政策和关键性人事问题方面的主要谘询机构，所以，总理衙门对实现清帝的政策和政纲就处于一种战略地位了。
当然，所有重要的提议仍然必须由清帝亲自批准。恭亲王和文祥（他在1876年死之前一直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两处兼职）享有权势的大小取决于这时行使着 君权的慈禧太后的喜怒。最迟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慈禧（她的锋芒超过了与之共同摄政的慈安太后）靠在朝廷高级官员和皇族中提拔对立派来设法削弱 恭亲王的权力。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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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Paul A.Cohen 的一篇论文，讲了美帝汉学家的学术史。从西方中心论到天朝中心论。 反对他老师费正清的impact—response。但是不能反对费正清的所有的观点。 就像逻辑经验主义的那谁反对形而上学，但是并不清楚形而上学是什么？不过他反对的方法很好。 很多时候方法比对错更重要。
在义和团看来，1900年夏天的战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冲突。从根本意义上讲，它是一场比试法术的竞赛。进一步说，他们是要和洋人、教民比试一下谁的神法力更大，能占得上风。因此，当义和团遭受挫折时，不是把失败原因归于对方的先进武器，而是归于对方更有效力的法术。
我常说一句话那啥不分国界。 Paul A. Cohen是费正清的学生，这篇论文有些韦伯的风格。我不认为宗教对此事有太多的影响。
有意思的是，义和团的对手——教民们也如此行事。在直隶东南的中国天主教教民认为：他们能在1899年12月到1900年7月间逃脱义和团的无数袭击，是因为圣母玛利亚(义和团所指的”白衣妇人”)显现在教堂，保佑了他们
提要 义和团与基督徒都是从宗教的角度理解1900年夏天他们之间的冲突的。双方都以宗教来解释旱灾，以宗教来解释战争，也都攻击对方的宗教及法术宣扬。能够得到史料证实的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观点，都包含在宗教语言里，以宗教关于世界运行的前提为基础。因此，只有把主导双方成员的宗教假设放在更中心的位置，才能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这场冲突。
关键词 义和团 基督徒 宗教冲突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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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n从历史文学转向了学术。挺好。 我只翻过他的《洪业》说实话看着挺迷茫不知所云。但是通过引用和注释能看出功底之深。
读了这篇文章才稍微明朗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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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7月7日的《光明日报》刊登了戴晴对魏斐德（1937—2006，Frederic E. Wakeman Jr.）的专访，最末的问题是关于中美两国学者研究“文化”的差异，魏斐德答曰：“文化是一个很空泛的概念。你要解释一个现象，可以列出种种原因，而最主要的一个，不能解释的东西，几乎不可改变并且谁也不必承担责任的，就成了文化。至于中国的文化热，我想原因之一是文革对文化的暂时中断；此外，文化是全球华人认同的最普遍的基础；再有一点，近代以来中国人遇到的最大困难也可以归结到文化——‘体用’问题，如何吸收异族先进的思想、文化来阻止并支持自己的制度”（《谁出钱支援社会科学研究——访魏斐德》）。
这是历史学家对“文化研究”的看法，或许没能隐藏对所谓“文化热”的不以为然，不过已经透露了魏斐德研究作为“现象”的中国近代史的态度。对于近代中国的转型，无疑有很多解释，然而，那个原因才是那“最主要的一个”？魏斐德的师友与同行已经提出不少答案，如费正清、列文森以直观的“挑战-回应”标举的“西潮冲击论”，如芮玛丽、费维凯对保守主义充满复杂情绪的的“传统障碍论”，如史华慈、萧公权、瞿同祖诸人细绎史乘後不无同情而揭示出来的“内在动力论”，如孔飞力强调中外互动的“民族觉醒论”，如柯文因反对欧洲中心观而创意的“中国中心观”，如余英时体贴入微而保持批判的“内在理路说”。那么，如果可以这么问的话，魏斐德的态度是什么？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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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国在十九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所发生的回民大叛乱特别难于研究，因为有关回民方面的可靠的文献资料太少。这几次回民叛乱不论就种族-宗教觉悟程度，或者就所处环境及地理位置来说，都各不相同。在中国本部，云南的回民叛乱（1856—1873年，又称为班赛[Panthay]叛乱）和陕甘的回民叛乱（1862—1873年，又称为东干之乱）都有其种族世仇的背景。它们起因于回民这个少数民族不论在与外界隔离的农村或聚族而居的城镇，都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保持着他们的宗教习惯和特殊习俗。但新疆回乱的特点主要是外国的入侵，即清代前的六城地区伊斯兰教统治者的后裔玛赫杜姆和卓从浩罕打回了新疆；因为在六城地区喀什噶尔附近，此人的祖先坟茔仍然是回民信仰的圣地。新疆暴乱也引起了俄国侵占伊犁地区，以及英俄两国激烈争夺清属突厥斯坦至少达数年之久。
虽然中国本部的回民从来没有明确的、文化上得到支持的基础，以便向北京皇帝的权威矢志效忠，但他们已在中国生活了许多个世纪。他们的典籍里虽然保持着对真主的特殊尊崇，但也赞助儒家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1］ 在传统上，回民也受到历代清朝皇帝的相当优遇，回民能参加科举考试；许多人也能在文武两途出仕，尽管其职位通常并不很高。但从1762年起，清帝颁发了歧视他们的严厉的法律。例如，陕西和甘肃的回民犯了盗窃和抢劫罪必须充军到云南和贵州，有时还处以终生戴枷，这比其他中国人在犯同类案件时轻科的笞刑要重得多。［2］ 这种反回民的法律要比清代最早的重大回民叛乱早约二十年；当然，这些回民叛乱又加剧了清朝官员对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会的疑惧。汉民由于十九世纪初年的生活日益困难，就更加把回民看成是土地占有和贸易方面的对手。汉民和回民打官司的时候，裁决很少对回民持平正态度。汉族官员本人有偏见，满族官员又通常左袒汉民。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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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清朝统一南疆，继1757年平定准噶尔收复北疆后，最终完成了对今天新疆地区的统一。清代疆土始与中亚诸部毗连，双方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而对中亚的政策也开始成为清朝对外政策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于中亚诸部，清政府一般视其远近及重要性将其分为两类：哈萨克和布鲁特为一类，其余为一类。正如魏源所言：“新疆南北二路，外夷环峙，然其毗邻错壤作我屏卫者，惟哈萨克、布鲁特两部落而已。”也就是，清朝视哈萨克、布鲁特二部为其西疆屏障，与其之关系相较其他中亚部落更为密切和重要。本文所探讨的清朝的中亚政策，其中亚范围主要指的是第二类，即哈萨克和布鲁特之外的其他中亚各部。
一、清朝的中亚政策：朝廷的意图
清朝统一新疆后，中亚诸部迅速向清朝遣使入觐，表示归服之意。清政府对此也予以积极的回应，对这些“远处边陲，诚心向化”的中亚诸部“赉敕书赐物”，并派出使臣远赴痕都斯坦、布哈尔等地，其对中亚的政策亦产生于这一时期。至于清朝之中亚决策的原动力，下文中便试以析之。
首先，对“礼仪”的追求。在中国的传统治边观中，“华夷观”和“天下观”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一统观念则可谓影响中国历代中原王朝治理天下最重要的因素。在这样的观念下，中原王朝乃为宗主国，边远之四夷则为藩属，藩属须尊中原王朝统治者为天下共主。对于中原王朝而言，这自然意味着其对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化境地的追求，对确定君臣从属关系、地位尊卑、等级高低的一种追求。归根到底，这是一种对传统“礼仪”的追求。清朝的中亚决策显然受此影响颇深，如同历代中央王朝，其对礼仪的追求已经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只要能换来藩属的“恭顺”， 使“人心益附”，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是可以接受的。正如潘志平所言，“以儒家礼义来治国安邦的中国各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强化，中国与‘四夷’的关系，俨然成为森严的君臣关系。……在中国封建统治者看来，此上下尊卑有序的礼义延续或中止，乃是王朝生死攸关的大事。……也就是说，礼义第一，其它都是枝节小事。”为了坚持、捍卫这种礼仪，“中国封建统治者竭尽全力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此论可谓精辟。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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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是明清时期的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它不仅具有人们所公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享有特殊的生活方式，而且“踞于无数的平民以及所谓‘贱民’之上，支配着中国民间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扮演着“纲常伦纪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者先后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绅士的特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笔者先已介绍了日本学界的明清绅士研究情况[①]，兹再将西方学界的明清绅士“绅士论”赘述于此。
一
西方学术界对明清绅士的考察大体经历了一个由一般性、附带性介绍到专门性、系统性研究的演化过程。
早在16、17世纪，随着西人东徂，作为科举制产物的绅士阶层便进入西方人的视野。1570年，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德·达·克鲁兹在其《来自中国行省的报告》中简要地介绍了举人和进士的考取情况。1585年，西班牙传教士贡萨莱斯·德·门多萨在其《幅员辽阔的伟大王国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中描述了中国科举考试的程式及中式者的封职授官情形。[②]此后，又有一些关涉明清绅士的著述相继问世。如范礼安的《关于日本使节朝拜罗马教廷的对话》（1590）、利玛窦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21）、曾德昭的《大中国志》（1642）、卫匡国的《中国历史》（1658）、基歇尔的《中国图志》（1667）等，均或详或略地述及科举制下生员、举人和进士的社会流动及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这些关于绅士的描述主要来自传教士的经验观察，虽然不免感性和浮浅，但为后来的理性分析研究提供了素材。
18世纪，在“中国文化研究热”中，欧洲学者对中国绅士也予以较多的关注。伏尔泰认为，通过科举制选拔出来的官员绅士，是形成中国政治制度良性运作的基础。魁奈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用专节介绍了科举考试的程序、官员录用过程、科举考试的社会影响等。孟德斯鸠在《地理》一书中也极为详尽地记述了科举制，诸如乡试、殿试、秀才、进士，以及试题、监考、考生中榜后的录用分配等。
从19世纪开始，西方学者对中国绅士的考察开始由一般性评介转向专门化探析。1847年，法国学者毕欧（Edouard Biot）发表《论中国公共教育史和儒生之社》一文，描述了中国古代的教育机构及藉以产生的社会组织，初步探讨了家族组织和绅士阶层在社会中的地位，被誉为“探讨中国社会固有特征的先锋之作”[③]。1894年，厄提艾讷作《中国科举制度之实践》一文[④]，阐述了科举制与绅士的关系。20世纪初，英国社会学家沃纳E.T.C.Werner采用斯宾塞《描述社会学》一书中的方法，解析了“士”的基本构成（官僚与绅士）及其社会作用[⑤]。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考察中国何以没有象西方那样成功地发展出理性资本主义的命题时，也对作为“士人阶层”进行了专门论述。其基本认识是：（1）士人是“中国的统治阶层”，享有免除徭役、免除笞刑和俸禄三项基本身份特权。（2）士人虽与基督教的教士、犹太教的经师、印度教的婆罗门以及古埃及的祭司的社会位置相类，但缺乏宗教色彩，它全然是由“一种高贵的俗人教育”培养出来，不具有世袭或封闭性。（3）士人以出仕为理想，总体上服务于君侯，受制于君侯，其“精神的自由活动也就停止了”。（4）士人他们所代表的正统的价值体系是“儒教”。儒教“纯粹是俗世内部的一种俗人道德”，它要求人们去理性地适应世界，而不是理性地支配世界，因而适应不了理性资本主义的各种要求。[⑥]
1946年，费孝通在美国发表《农民与绅士：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嬗变的解释》一文[⑦]，探讨了绅士的社会性格及其与政治、财富、农民之间的关系。该文的立足点虽然在民国，但论域则上溯中国传统社会。其基本观点是：（1）绅士是一个闲适的寄生阶级，依靠地租为生，在下层民众眼中高高在上，“象征着政治和财政的权力”。（2）绅士地位的维持一靠经济上有地，二靠政治上做官。拥有土地既可以使其维持闲适的生活方式，也可以使其有足够的条件接受参加科举考试所必须的教育，而拥有官职则可以使其家族免受专制权力侵犯。（3）与农民不同，绅士具有亲族群体性。为了维护特权和扩大社会影响力，绅士着力于家族组织建设，因为家族组织有助于家族成员进入国家机构，也有助于在保持家庭政治权力在较大社区内的影响。（4）绅士是统治者的代理人，能够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进行调解，充当社会变化的安全阀。（5）绅士不同于西方的贵族，从未组织过自己的政府。“作为一个阶级，他们从未背离过任何一个能够夺取政权，并承认地主权利的君主”。绅士参与政治不是为了政治权力本身的目标，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亲属乡邻。绅士的理想是在官方的庇护下，享受闲适的生活，因而不具有革命品格。“秩序和安全是他们唯一的兴趣”。
1948年，费正清的经典著作《美国与中国》问世，其中专门论述了绅士的社会特质。他认为，绅士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绅士是指通过考试、捐纳等途径而取得功名者及其家族成员，狭义的绅士则仅指取得功名者。从社会特性看，绅士与官职和地产联系紧密，“他们构成以地产为基础的家族阶层”，作为个人的绅士是公家官员，掌管政权和行政事务，但也是处在家族关系中的成员，并依靠家族关系来维持他们的生计。从社会角色看，绅士一方面在乡里担负着诸如主持水利、交通、教育、防卫、赈济等公益事业的社会职责，填补了官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真空；另一方面也充当着联络官民的中介：“旧中国的官吏以士绅家族为收捐征税的媒介。同样，士绅也给农民作中间人，他们在执行官吏压迫农民的任务时，也能减轻官员的压迫。地方官吏在应付水灾、饥荒或早期叛乱以及众多的次要刑事案件和公共建筑工程时，都需要士绅的帮助。他们是平民大众与官方之间的缓冲阶层”。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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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通訊29卷2期
本書作者羅威廉（William T. Rowe）為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 John and Diane Cooke中國史講座教授，受哈佛大學出版社「帝制中國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書系主編卜正民（Timothy Brook）之邀，撰寫此一中華帝國兩千年歷史的最後篇章。作為一位學術史意識濃厚的資深專業史家，作者在其〈導言〉中為美國清史研究的演進歷程，提供了一幅從無到有的全景。自美國的中國現代史研究之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1950 和60年代提倡以1842年為界，將清史腰斬二分為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開始，此一領域已經歷了三波「大海般的變化」（借用王汎森語）。
第一波是1970 和80 年代社會史的轉向，由於年鑑學派研究歐美歷史注重「結構」的影響，加上二戰後日本學者發表大量的社會經濟史研究成果，以及海峽兩岸庋藏清史檔案逐步開放的推波助瀾，造成「在中國發現歷史」（柯文［Paul Cohen］語）的呼聲高漲（相較於著重「中國對西方的反應」）。同時，東亞四小龍（香港、新加坡、臺灣和南韓）及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之崛起，也逐漸打擊原有清代經濟發展的失敗敘事，從而使清史作為一個連貫整體的時代分期重新獲得重視。
第二波內亞的轉向則以「新清史」為號召，有取於文化史強調「再現」甚於「事實」等去本質化的取徑，以滿人族群認同的歷史建構為焦點，企圖修正過去的漢化中心論，乃至於現代的（漢族）民族主義史學。
第三波歐亞的轉向除了繼踵第二波的探詢以外，尚有來自世界史與生態史等次領域的影響，關注17世紀的世界性危機與明清鼎革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是將清朝納入對於歐亞大陸上的幾個近代早期帝國（包含鄂圖曼、蒙兀兒、羅曼諾夫，甚至拿破崙等帝國）的比較研究。極其所至，無論含括明清兩代的「帝制晚期中國」（late imperial China）或「近代早期中國」（early modern China）等既有成說，皆不足以適切地說明清朝異族統治在中國史上的獨特性。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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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費孝通先生生平，覺得很是有趣。 費先生重要的著作都是48年以前寫的。 而費先生2005年去世。活到了九十五歲。
費孝通先生認為中國農村是一個倫理維繫的社會。 這些從費正清和秦暉書中有所瞭解。費孝通經常引用孔子和孟子，用來解釋社會現象的本源。
其實鄉村的還是靠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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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 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 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
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配轴虽
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 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 我所谓
普通的感情是和纪律相对照的。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求效率就得讲纪律；纪律
排斥私情的宽容。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亲
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这些都是事业社群里的特色。
不但在大户人家，书香门第，男女有着阃内阃外的隔离，就是在乡村里，夫妇之间感情
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我在乡间调查时特别注意过这问题，后来我又因疏散下乡，和
农家住在一所房子里很久，更使我认识了这事实。我所知道的乡下夫妇大多是“用不着多说
话的” ， “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的” 。一早起各人忙着各人的事，没有工夫说闲话。出了门，
各做各的。妇人家如果不下田，留在家里带孩子。工做完了，男子们也不常留在家里，男子
汉如果守着老婆，没出息。有事在外，没事也在外。茶馆，烟铺，甚至街头巷口，是男子们
找感情上安慰的消遣场所。在那些地方，大家有说有笑，热热闹闹的。回到家，夫妇间合作
顺利， 各人好好的按着应做的事各做各的。 做得好， 没事， 也没话， 合作得不对劲， 闹一场，
动手动脚，说不上亲热。这些观察使我觉得西洋的家和我们乡下的家，在感情生活上实在不
能并论。乡下，有说有笑，有情有意的是在同性和同年龄的集团中，男的和男的在一起，女
的和女的在一起，孩子们又在一起，除了工作和生育事务上，性别和年龄组间保持着很大的
距离。这决不是偶然的，在我看来，这是把生育之外的许多功能拉入了这社群中去之后所引
起的结果。中国人在感情上，尤其是在两性间的矜待和保留，不肯象西洋人一般的在表面上
流露，也是在这种社会圜局中养成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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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读费正清先生的书，对边疆史感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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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朝视国内的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以及境外的国家为“外藩”，这可以划分为“内属外藩”和“境外外藩”两大层次。清朝针对内属外藩，创建了边疆民族首领朝觐年班制度; 针对境外外藩，清朝延续前代实施了朝贡制度，两者有本质的区别。
关键词：清代；外藩；朝觐年班；朝贡制度
众所周知，以美国费正清教授为代表的中外学者对中国古代朝贡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众多成果。[1]就目前来看，有关朝贡制度的研究侧重于中外关系层面。实际上，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涵盖对象主要包括国内边疆民族以及境外国家两大部分。但是，中外学者很少区分国内边疆民族与外国遣使朝贡的性质。当然，中原王朝与国内边疆民族的隶属关系随着朝代的不同经常发生变化，并不利于总结概括朝贡关系的特点。就清代而言，清朝对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民族地区实施了有效的主权管理，建立了军府制度、盟旗制度、伯克制度、土司制度、噶厦制度等等。其中，清朝创建的朝觐年班是管理边疆民族上层首领的行政制度，既有朝贡制度的特点，又与对境外国家实施的朝贡制度有显著的不同，独具清朝特色。
从西周到清代，华夏 (汉) 民族往往笼统地称其他民族为蛮夷戎狄，有民族、文化、地理等含义，当然还有匈奴、鲜卑、突厥、女真、蒙古等等民族称谓。此外，中原王朝还从天下中国的角度出发，赋予其他民族地区为外藩、内藩、藩国、属国、藩服、藩部等政治称谓，泛称臣服的边疆民族或外国，内涵既大致相同又有细微区别。在清代，“外藩”则是称呼边疆民族及境外民族或国家的政治词语，含义丰富、层次分明，是重要的政治概念，又与朝觐年班制度和朝贡制度有密切的关联。[2]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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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的意義──中國現代化的第一階段：講授方式、評量方式與參考書目
柯保安著，李榮泰等譯，《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聯經，費正清著，薛絢譯，《費正清論中國》正中，民83李國祁，〈導言〉，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商務，民國74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1979）
天朝體制下的對外貿易：行商制度、「廣州制度」馬士（H. B. Morse）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上海書店，2000）第一卷，頁71-105張哲嘉，〈「大黃神話」─乾隆年間對俄禁運大黃的事件經緯與文化意涵〉，中研院近史所討論會論文
西人對天朝體制的挑戰：早期中英的接觸劉鑒唐、杜文平，〈馬戛爾尼使華原因、目的與南京條約內容的關係探討〉，見張芝聯主編，《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6郭廷以，〈中國近代化的延誤──兼論早期中英關係的性質〉《近代中國的變局》，聯經，1987
中英的磨擦與衝突：鴉片戰爭（一）費正清等編，張玉法等譯，《劍橋中國史（晚清篇）》南天，民國76。第四章：廣州貿易與鴉片戰爭。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第二章：西力的衝擊（上）
中英衝突的擴大與影響：鴉片戰爭（二）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三聯，1997），〈緒論：由琦善賣國而想到的〉，頁1-32蕭致治，《鴉片戰爭與近代中國》（武漢，湖北教育，1999），〈怎樣評價鴉片戰爭中的林則徐與琦善〉，頁265-279
天朝體制的徹底瓦解：不平等條約的束縛王爾敏，〈五口通商初期上海地區暴亂事件所反映秘密會社之生機及適存環境〉，《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二費正清等編，張玉法等譯，《劍橋中國史（晚清篇）》南天，民國76。第五章：〈條約體制的建立〉頁286-316
天朝的內在危機：大清帝國的中衰湘軍與哥老會──試析哥老會的起源問題，《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86），頁389-400李國祁，〈明清兩代地方行政制度中道的功能及其演變〉《近史所集刊》3上，1972-6
近代中國體質的檢驗：太平天國及捻回之亂陳仲玉，〈太平天國的婦女政策〉，《大陸雜誌》42-8柯文（Paul A. Cohen）著，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江蘇人民，1994），第二章
內亂的平定：湘淮軍勇營的崛起賈熟村，《太平天國時期的地主階級》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第十一章，頁349-375王爾敏，〈胡林翼之志節才略及其對於湘軍之維繫〉《清季軍事史論集》台北聯經，1980
動亂的影響：地方勢力抬頭劉廣京，〈晚清督撫權力問題商榷〉《清華學報》新10:2，1974李宇平，〈劉蓉在陝西巡撫任內的表現──湘系人物出任督撫的個案研究〉《教學與研究》4，1982/6
動盪時局的主政者 ：辛酉政變寶成關，《奕訢慈禧政爭記》（吉林文史，1990），頁161-195鄺兆江，〈慈禧形象與慈禧研究初探〉《大陸雜誌》61-3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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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志刚先生开始做思想史研究，研究过郭嵩焘，晚清一些重要人物的思想。后来跟着刘广京先生混。
刘广京那可是跟费正清一起的人。 是最好的研究李鸿章的学者。 都是搞经济史研究的。
录音我上传到土豆了，还在审核。
还说到有人拿马克斯韦伯研究轮船招商局。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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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宗藩关系的存废之争是《马关条约》签订前东亚地区国际政治斗争的焦点之一。中日双方各自运用条约手段围绕着中朝宗藩关系的存废问题展开斗争。除了中朝日三国之外，俄、美、英、法等欧美强国亦程度不等地参与或卷入这场斗争。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十九世纪末叶东北亚国际格局的重新整合过程。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斗争中，清廷积极用条约来强化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其具体表现为中国指导朝鲜与欧美国家订立条约和中朝订立双边条约。中朝宗藩关系的瓦解是晚清中国外交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国内外史学界对中朝宗藩关系的解体成因、过程及其影响都有着详细的论述。2笔者以朝鲜与欧美国家立约和中朝立约的基本过程为研究视点，探讨清廷以条约体制维护宗藩体制的失败原因。
一 中朝传统宗藩关系的非成文契约性及其相对稳定性
宗藩关系是东亚地区特有的非现代国际关系范式。关于这种非现代国际关系范式的性质、运作特征及文化内涵，中外学术界已有多人进行过论述，主要观点可以按照考察角度的不同归纳为如下：
（一）从文化层面上考察。香港学者黄枝连的“天朝礼治体系”说即从这种角度考察。该解释认为：“礼治主义”是宗藩制度的文化内涵所在，即中国儒家礼治思想在处理对外关系特别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的运用。通过礼治来建构这种上下从属分明的国际关系秩序。通过礼治主义的运用，在国际关系上建立礼治体系，从而在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地区形成“礼义世界”。3无疑，中朝宗藩关系就是这种“礼义世界”的体现。大陆学者李扬帆也指出，天朝礼治“实际上是将文化理想主义的普遍原则，用以代替政治现实主义的普遍原则。”而这种替代的后果，势必造成制度与实际变化的脱节甚至冲突。为此他指出：“由于现实的时势变迁，最终会导致现实原则的突出，理想主义的原则将因失去使用的环境乃至载体而过时。”4
（二） 从地缘关系来考察。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s）的“朝贡制度”说即从此角度考察。此说可以代表欧美学术界对宗藩关系的主流认识。费正清认为：“……中国的外交关系也像中国社会一样，是等级制和不平等的。”5他根据这种外交关系的等级性，把与中国交往的国家分为三大圈：第一是汉字圈，由几个最邻近而文化相同的属国组成，包括朝鲜、越南和琉球。第二是亚洲内陆圈，包括亚洲内陆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如浩罕、廓尔喀等。第三是外圈，由地理上隔绝的‘外夷’所组成，包括日本、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以及阿拉伯和欧洲。如此看来，以朝贡活动为外在表征的宗藩关系也只有在费正清所说的“汉字圈”的范围内才能建立并长期维持。台湾史学家陈志奇认为中国的宗藩制度体现了中国的“势力范围”，但是，中国对藩属的册封“仅止于形式上的意义” 6，并不是行使统治权力的所达，因此，宗藩体制与国际法中领土主权原则之间存有难以调和的矛盾。
（三 ）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角度考察。日本学者依田熹家的“册封体制”说即归于此类。依田熹家指出：“册封体制”的维持“是以中国比周边各国更具实力为前提的”，7 “册封体制”的尊荣性也使得清朝统治者迟迟不愿接受近代外交观念。另一位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提出“华夷秩序”说，信夫清三郎认为“华夷秩序”是若干个国家的联合体制，但是各国相互之间并不发生直接关系，而是完全由对“中华帝国”的直接关系规定的一元化上下秩序构成的，因此，这种国际秩序本身并不能由周围各民族国家相互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来扩大。秩序的扩大和缩小，完全取决于“中华帝国”皇帝“德化”力量的大小。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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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王尔敏
今日有幸，承中国社会科学院贺照田先生的摧毁引介，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郑纳新先生的厚爱宠重，得使拙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论》能在中国大陆地区刊行，以与学界朋友有观摩交会的机会，真是欣幸与兴奋之至。
我做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资料俱是普通常见，人人可作覆按。而研治之道，略加排比，可有四端：第一，我将尽量以当年名 谓、词旨表状当时人之思想，不将今世流行词汇强加于前人头上。第二，深入研探当时言论之时代用心，不批判对与错，但表暴其新创意旨。用现今的话说，要掌握 当时人的动机、智能、心向与目的。第三，比较新旧词意之不同，得出其时思想之新意。第四，把握这一时代思想之内涵，指出思想流趋之动向。总之，像这样条目 标举，无非为使读者稍能看出我治思想史的做法，其实仍很难供承我的治学方法，得其大略而已。
我一生研治史学，在二十世纪之学风下，未尝不受外国史学风气与理论的影响，但未大肆标榜洋人理论而吓诈学界，绝无此纪 录。当然我是默默地应用英国大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所创说的“Calleng and Responose”和美国汉学费正清（John King Faribank）两位大师的影响，同时在治学门径的选择上言，也确信其有助于研究中国近代史上各类问题。特别是中国近代思想制度以及外交这些领域，自是 我入手研究方便的管钥。再作补充说，我当然是谨慎选择，决不轻易接受他人鼓吹的种种理论，那些耍把戏的洋人理论学说，我是一定拒斥。
我在此述说往日经历，绝对无意向国人推介什么治学理论，那是一定有局限的，不要跟随他人，也不要跟随我，学者有充分权 利，自定有利用价值的方法途径。像我所依信的费正清的理论，只能用来处理十九、二十世纪之中国近代史，向上稍推，自无用处。而汤因比的理论，经其立旨，即 在用于解析古往今来历史现象，是完全概括了外力挑战与内部挑战，周顾宽广，探讨深彻，自是西方史家卓越创说。
虽然说长道圆，各现理论精义，然史事复杂万端，切要审慎使用，决不可以史料、史实牵合理论，等于削足适履，且必贻误后世。我以过来人所见，二十世纪此类治史人才，充斥士林，以标榜为能事，特忠告今世纪学者，务要扬弃此弊。
研治近代思想，是既复杂又突出，很具有研磨趣味，当然很有特色。很有追考的价值。我生平在这一领域致力最多，在我一生的研究项目自最有实绩，有一点心得才敢于向学界暴白拙见。我有论著，皆可覆按作为验证。
中国近代思想内涵，庞杂多样，却自具清楚界域，与前代不同。显著的特色，表现横面的外力冲击，这是其一；多半跟随重大史事爆发而有立即的思潮反映，此其二。研治近代思想，这两点最能表达思潮起伏段落。自是鲜明表现特色，亦必并入思想巨流之中。
近代思潮展放，重大历史事件，创造启发契机，实例俱可明见。若鸦片战争，于一八四二年结束，鲜明的“师夷之长技以制 夷”之睿见即为魏源提出。这一观点，正为开启中国现代化的前道，直到今日，仍是国人努力坚持重心。再如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于一八六O年而其时朝野于一八六 一年即启步“自强运动”。此一运动至今仍在延续。在此举例，可以比对各个重大史事后之展放新创思潮，此自代表中国近代思想特色。吾之研究亦即要抓住各不同 段落所进发的思想概念。
何以重视探索近代思想？主要在考察其时的中国知识人物的应变智慧，虽然面对西方强敌帝国主义者之大举侵略，也要估断其因应世变的能力与方法。如果不是昏庸麻木，当可判断并期待有醒觉恢复的时会。此点自足引带我去不断的追考判析，也就不期然作了种种论著。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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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关于清代军机处和满汉尚书秘折的问题，我看着挺眼熟原来我也看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
本文怎么说呢，看到标题都有标题党， 吸引眼球的意思。 我也讨厌爱新觉罗，但是我绝对不说那些话。
文中有些观点挺对，讲明清后皇权越来越强，似乎说的有点过了。 不说清朝，就是明代虽无宰相，那时候有内阁啊。 内阁首辅不就是宰相吗？ 还有司礼监秉笔掌印的太监，那东西两厂锦衣卫的，不比汉唐宰相权利小。
明代内阁票拟的权力也是很大。 某些层面甚于唐宋。 唐宋一些中书省、门下省、翰林院的权力，都归了内阁。
清朝什么鳌拜大爷、和珅大爷，肃顺大爷。 什么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的。 其实也是宰相。 还有摄政王， 恭亲王。 老佛爷。 也有制衡的。
当然，可以说这些人是权臣什么的？不过，他们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的。
文章最后，还有错误。 他说自太平天国以后， 权利转向湘军集团，后到淮军集团。
自从甲午战争失败以后， 淮军势力也不行了。 也是光绪二十年后。 离大清灭亡还远着呢。 满清势力抬头，后来的皇族内阁。 李鸿章从直隶总督卸任，被出国，光绪二十六年后到两广总督。
同治七年到九年，曾国藩直隶总督。
同治九年到光绪八年。李鸿章直隶总督。
光绪十年到二十一年。李鸿章直隶总督。 其间李鸿章母亲去世。
再后来王文韶接任，干一两年。 错了干三年。
荣禄接任直隶总督。 满人。
再后 袁世凯干直隶总督。 干了三天。杯具啊。
再后裕禄。 满人 。
廷雍 还是满人。
那桐啊。 端方的都干过。 其间也有汉人当直隶总督。 都是满人。
这说明一个问题？
直隶总督由汉人还是由满人担任，这就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
从同治七年之前的直隶总督是谁？ 官文，崇厚。 都是满人。 都干了很多年。再往前n个都是满人。
有兴趣的自己去查一下，直隶总督的年表。
能说明什么自己想吧。
除了我驳斥的这些，这篇文章还是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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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异族的爱新觉罗王朝，而是同族的什么王朝，那么，在社会转型当中就少了一项种族间的猜忌与倾轧，也许比较容易实施像日本那样的立宪步骤。”著名学者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曾这样评价过清王朝爱新觉罗“部族”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满驭汉，中央驭地方，是清王朝“部族政治”的基础。这两个基础的崩坏，构成了王朝的衰竭。而尤其是后者的改变，清晰地决定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形 态：王朝不是被革命派中央军、民众义军或者外族军队推翻，而是在各省宣布独立的革命形态中退出历史舞台。蓄积于民间的“一省之力”的壮大、成熟和独立，在 王朝部族集团自身衰败的同时，从另一个方向揭示了帝国政治走向革命立宪的独特的中国道路。
皇帝的独裁路径
在美国梦之前，大抵无数人有过“中国梦”。中国美梦，就是做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个国家，皇帝最大，乃至大过一切梦想，可以制约一切梦想。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传统政治，皇帝独裁。不过，如果你想做一个独裁者的美梦，我建议你把梦境放在明清两朝；在汉、唐、宋诸代，你并不是那么为所欲为的，那时还有一个宰相，相权与皇权，是制衡政治的二元。
你说宰相不过就是你的小弟？不不不。就拿唐代来说，宰相可能是你的“一群”小弟–唐代的相权，分赋于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合体，才相当一个宰相。宰相不是一个人，这叫委员制。在汉代，宰相是领袖制，那时候，相权才由一个人掌握。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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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斐德 《洪业——清朝开国史》
最近在讀這本書。 好久沒看清代的歷史了，看此書並非想看清朝歷史才拿來看的。 而是讀柳如是的詩，想到柳如是的老情人陳子龍。 看陳子龍時發現魏斐德先生一本書中竟然提到了陳子龍。
魏雯德和費正清一樣都是著名的漢學家。
本文先寫到這，有空再接著寫。 這本書不錯推薦都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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