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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研究中的一件怪事：慈禧竟大规模地向侵略者授勋

admin — Fri, 22 Jul 2011 04:11:37 +0000

老佛爷是英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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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入侵自己国家的军队将官如此大规模地予以奖励，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少见的。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只要能保住皇位不动摇，他们当然要“量中华之物力，结舆国之欢心”，尤其要结日本之欢心。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悲壮的一幕。然而，清朝统治者惊魂稍定之后，并没有像他们在煌煌上谕中所许诺的那样，“将来事定后，再行加恩”。相反，慈禧一伙出尔反尔，恩将仇报，对参加义和团运动的民众，“痛加剿除”，“不留根株”。更出人们意料的是，慈禧和清王朝的高层人士，居然筹划着大规模地向侵略者授勋。这的的确确是一件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怪事。

日本先占户部银库

八国联军耀武扬威地开进北京城后，杀人放火，干出了最卑鄙的事情。在这场野蛮的趁火打劫的过程中，日本兵力占进攻北京的八国联军总兵力的很大比例，气盛势壮，穷凶极恶。

据史料记载，1900年8月14日，由山口素臣中将率领的日军第五师团从东直门、朝阳门一带攻入北京。他们不但疯狂屠杀义和团民众，而且还肆意抢掠，无论是王宫府第，还是百姓民宅，都不放过。数日后，各列强开始对京师划分区域，分地而治。日军因为入城较早，所占据的北城，地面广阔，宫殿星罗棋布。日军较早设立了所谓安民公所。日军警务长《安民告示》称：“东自东四牌楼以北，西自北堂后身，直至阜成门城根以北，为大日本帝国所管辖。尔等良民，务宜各安本业，不可惊惶……倘若无故惊惶，纷纷奔窜，恐反不能分别良莠，自取横祸也。如有不法匪徒，身藏兵器者，一经查出，即照军法惩治，勿谓言之不预也。”发布者署名柴，即柴五郎，是日本陆军最早的中国通。柴五郎长期住北京，对使馆的兵力指挥得当，事后得到了各国政府颁发的勋章。

列强入侵京师，毫无例外均是明火执仗，疯狂掠夺财富，但德国占领区情况最糟，“性情暴恶，专以杀人为能事”。相对来说，“日本最安谧”，显得比其他列强侵略者狡猾。史料记载“洋兵入城后，日本先占领户部银库，以库内尚存银三百万两之数。此次日本劫得公私两款，较他国为多焉”。

朴笛南姆威尔所写的《庚子使馆被围记》则称：“银子一物，在今日已成市间滞积之货，盖人人均有之。初以为日本人之纪律最佳者，亦踵为之。彼将户部所存之银，一取而空，其数在百万磅以上。彼矮小之人，最为灵巧，不过取其多者而已。”日本政府还在《辛丑条约》赔款中，获得了三千四百多万两白银。

清政府奖赏侵华日军将官

可是，清政府还是觉得对日本过意不去。因此，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未久，即着手考虑如何感谢日本侵略者。

当时出使日本大臣蔡钧，向日本外务省呈递照会，转达光绪皇帝的谕旨说：“上年拳匪变乱，禁门以内，日本兵官严饬弁兵，极力保护，洵属睦谊可风，深宫甚为感悦。著蔡钧转达日廷外部，传旨向日皇伸谢。”

庆亲王奕劻是这一事件的策划与执行者。早在清政府正式通知驻日使臣蔡钧之前，奕劻已经开始为奖励日本在北京的驻军做准备工作，曾经致函日本驻北京军队指挥官师团长山口素臣，向他索取“各将官职务资格，以便分别赏给”。奕劻的举动，使这位日本军队的头目也感到莫名其妙。故而山口素臣答复庆亲王只是“谦谢”，并没把奕劻所提之事真当一回事。直到驻日使臣蔡钧将清政府的煌煌上谕和奕劻的亲笔信函送交日本外务省之后，日本人才真的相信，清政府的的确确要奖赏义和团时期的侵华日军了。于是，日本外务省便通知陆军省，开列当时驻北京的将官之官衔与姓名，并且很快由军方开出了一份包括90名将官的名单。

日本军方所开列的受赏名单，于1902年3月15日由日本外务省送交公使蔡钧。紧接着，日本陆军大臣素内正毅于4月20日又附送了第二份名单，其中包括步兵曹长笠井常一等109人。日本政府又把这些名单寄给日本驻北京公使内田康哉，征求他的意见。内田认为军方开列的名单，以山口素臣为首的第五师团人数过多。这与义和团期间，攻占北京的日本军队比例不协调。因此，内田对由日本国内寄来的名单作出修改。经反复交涉，日本政府最后确定了一份199人的名单。

（作者单位：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

帝国主义在边疆地区和朝贡国扩张的加速

admin — Mon, 13 Jun 2011 11:24:43 +0000

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加紧扩张的时期。经历了“实利主义的一代”的欧洲，受着民族主义、福音传道派和资本主义的推动，在亚洲、非洲和中东更加活跃了。工业化引起了对原料和海外市场的需求，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又承认扩张是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宗教热情激发了信徒们向异教徒传布福音的神圣使命感。除了这一切，更有表现为“白种人的义务”［1］的那种妄自尊大和自以为是的种族优越感。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划时代事件——即美国内战的结束、日本的明治维新、法国第三共和国的兴起以及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解放了向国外活动的能量。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建成进一步助长了欧洲的扩张，新近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最突出的是日本和德国——加入了帝国主义的行列。与此相反，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在自强和复兴方面的进展甚小；经过同治朝（1862—1874年）的短暂的振兴之后，清王朝的国势则是江河日下。外国列强便利用中国的衰弱，对边疆地区和朝贡国进行蚕食。

台湾和琉球

日本在明代（1368—1643年）曾做过中国的朝贡国，那时的将军足利义满为了通过经商来增加他的国库收入，接受了朝贡国的地位。但在十六世纪中期以后，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日本政治家们觉得这种关系不体面，便中断了与中国的官方来往。1644年清王朝建立以后，官方关系仍未恢复；满洲统治者与明代诸帝不一样，从未想过要把日本纳入朝贡制度中。

随着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和日本的开放，日本商人搭乘英国和荷兰的船只来到上海。到了1870年，明治政府决定和清王朝之间建立官方关系，便派遣柳原前光来北京，要求订约。总理衙门虽然有意通商，却不愿签订正式的条约。保守的官吏们反对与一个先前的朝贡国结成条约关系，因为这样做会为朝鲜、安南等朝贡国开了先例。他们还引用日本人在中国沿海进行过海盗活动的历史事实，以及日本人在天津教案期间的到来作为证据，说明他们想在中国捞取好处。与此相反，进步的官吏们如李鸿章和曾国藩赞同建立条约关系。李鸿章说，虽然日本是明代的朝贡国，但它从来不是清朝的朝贡国；因此，它的地位根本不同于朝鲜和安南。日本要求建立官方关系并未受某一个西方强国的指使或帮助，这就表明了它的独立性和善良愿望，所以中国不应当对它的要求置之不理。何况，在日本有众多的华侨，中国每年要从日本进口大量的铜，而且日本又是近邻：这些情况又促使李鸿章提出应与日本建立平等条约关系的建议。曾国藩赞同他的上述观点，并且着重指出中日贸易的互利性质，它与中国-西洋之间大部分只是一方有利的贸易相反。他赞成建立条约关系，但是建议不要给予最惠国待遇。

在这些建议的推动下，清廷于1871年7月24日批准与日本缔结一项通商章程，其中规定的部分内容是：（1）不侵犯对方领土；（2）在和第三国发生冲突时互相给予帮助；（3）彼此享有领事裁判权；（4）只准在通商口岸，根据海关税则进行通商；（5）不任命日本商人在中国当领事。

1873年，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来到北京，表面上是为了交换批准书，实际上是参加觐见同治的活动，并探测中国在台湾事件上的态度。1871年后期，有五十四名航行遇难的琉球水手被台湾土著民杀害，日本想借机试图维护它代表琉球人发言的独占权利。两个半世纪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琉球的地位问题，便这样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

自从1372年以来，琉球一直是中国的正式朝贡国。在清代，它每两年纳贡一次，与朝鲜和安南，同为最重要的朝贡国。1609年，日本的萨摩藩背着中国征服了琉球，将琉球北部置于它的直接管辖之下，南部则仍由琉球国王治理。琉球作为一个藩属，每年向萨摩藩主纳贡，还定期向设于江户的幕府纳贡。但是萨摩藩主渴望在与大陆的贸易中获得好处，所以他还是让琉球继续当中国的朝贡国。萨摩藩主决定琉球的王位继承权，但又允许中国派使去执行册封典礼。清代共有八批这样的使者出使琉球，最后一次是在1866年；当这些使者逗留琉球期间，萨摩藩主小心翼翼地不让岛上的日本人被发现。虽然中国使者也能觉察到有日本人影响的迹象，但清廷并未正式知道琉球的双重地位，把它看作只是向中国朝贡的一个藩属。［2］

因此，当副岛种臣在1873年说他有为琉球代言的权利时，总理衙门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由于琉球群岛是中国的朝贡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琉球水手遭到台湾土著民的杀害一事与日本毫无关系。何况，中国从来就不干涉土著民的内部事务，因此，中国不能对土著民的行为负责。副岛种臣争辩说，对某一领土的主权是以对这一领土的有效控制为根据的；既然中国未曾控制过台湾的土著民，他们就不受中国管辖，日本惩罚他们的一切行动也就不会侵犯中国的管辖权。随后，日本政府便决定派出远征军，并于1874年4月成立远征军统帅部，由大隈重信任统帅，西乡从道为远征军总指挥。这一行动与效尤西方帝国主义路线的明治时代对外扩张的外交政策是紧密配合的，它转移了国内提出要实行代议制议会的要求，并且满足了原来的武士们吵嚷着要远征朝鲜的要求。

面临着日本的入侵，北京命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防守台湾。沈葆桢明白不可能进行有效的防守——例如，金陵制造局铸造的大炮只能鸣礼炮，如果实弹射击就会使炮身爆炸。起先曾试图和平解决，但是由于西乡从道拒不遵守协定，这一企图失败了；1874年9月10日，内相大久保利通抵达北京主持这项谈判。

大久保一再争辩说，中国在台湾岛上没有实行有效的治理，这便证明中国没有主权，因而日本人在台湾登陆不能看作是侵犯中国的领土。恭亲王坚持，中日关系不应以国际法的总的准则为依据，而应以规定彼此不得侵略对方拥有的领土的1871年条约为依据。大久保反驳说，1871年条约谈到的只是中日关系，而不是不受中国管辖的台湾土著民。接着外交上陷于僵局，英国公使威妥玛表示愿意出面调停。这事的最后解决办法是中国同意赔款五十万两（合75万美元），其中以十万两赔偿琉球的受害者，以四十万两用来收买日方在台湾岛上构筑的营房。此外，中国还同意对日本的行为不加谴责；这一让步含蓄地承认日本对琉球的主权。驻日本的英国公使巴夏礼爵士对此事作了讽刺性的描述：中国心甘情愿地对它受的侵犯付出报酬。这件事明显暴露了中国的软弱，并招致了外国的进一步侵略。1879年，日本并吞了琉球，将它更名为冲绳县。

伊犁危机，1871—1881年伊犁，俄语称作固勒扎，是中国的一个府，下辖与俄属突厥斯坦边界相邻近的北部新疆境内的九个城市（参见上卷第二章）。伊犁河谷不仅农业发达，矿藏丰富，而且在战略上有其重要性；它的木扎提山口是通往南疆的要津。取得了伊犁就便于控制整个新疆，因此，西方的军事专家们将伊犁说成是中国突厥斯坦的堡垒。如此重要的地方自然会引起所有强邻的注意。1851年，俄国人如愿以偿地缔结了伊犁条约，他们获准可以在伊犁以及蒙古边境上的楚呼楚（塔尔巴哈台）建立领事馆和进行免税贸易。伊犁的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同时俄国人在中亚的不断扩张使他们日益向伊犁逼近。俄国人利用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新疆发生的一次回民暴乱，准备进入这一重要地区。

新疆回民之乱的根源在于清帝国地方行政当局的腐败（参见第四章）。自1759年乾隆帝征服新疆以后，新疆便象一个军事殖民地那样由驻在伊犁的将军统辖，辅以一些副将军、皇室代理人以及驻在各重要据点的大约21 760名士兵。担任高级文武官员的几乎全是满洲人和旗人，他们通过称之为伯克的当地首领统治老百姓，这些老百姓大都是讲突厥语和缠头的维吾尔族穆斯林。满洲征服者将这些穆斯林臣民看成是不开化的土著，对他们征收重税，强迫他们交纳贡品以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穆斯林的不满酿成了叛乱，而那些被清帝国驱赶到浩罕去的、原为世袭并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者（和卓）则一直热中于恢复他们失去的地位。在清帝国征服以前，玛赫杜姆家族的阿法其（白山派）系的和卓们曾一度统治过喀什噶尔（新疆南部）。他们怂恿新疆境内同一宗教的教民发动叛乱，他们自己则组织入侵。在清帝国征服以后的一个世纪，起义和入侵不下十二次之多。1864年，当清王朝衰落和中国西北部发生一次回民之乱之际，新疆境内的穆斯林再度发起了攻击。清政府的地方当局过分软弱，无力将它镇压下去，而北京的中央政府这时又正全力对付太平军、捻军和其它一些叛乱，腾不出手来采取惩罚性的措施（参见上卷有关章节以及本卷第四章）。［3″>徐

在这动乱之际，浩罕的一个将军——阿古柏伯克（1820—1877年）——于1865年侵入新疆，经过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后于1870年自立为喀什噶尔以及部分北疆的统治者。印度境内的英国人为了遏制俄国影响的扩张，便鼓励他建立帝国，并派遣使团前往修好和提供武装。

俄国人对这些事态的发展表示关切。他们认为阿古柏建立的帝国意味着英国势力的扩张，而如果从英、俄在近东和东亚对抗的更广泛的背景来看，这一扩张就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了。不仅如此，新疆境内的骚乱已经对俄国的商业活动带来了不利，并在俄国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其它少数民族中造成了动乱。俄国的军人、官僚和资产阶级报刊全都吵嚷着要求长期占领伊犁，但是政府决定占领它到中国在新疆恢复政权时为止，然后把它交还给中国，以换取通往中国西部的几条新商路和某些“边界的调整”［4］ 1871年7月，俄属突厥斯坦第一任总督考夫曼将军派兵占领了伊犁。

圣彼得堡试图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俄国人在这动乱之际监管伊犁是对中国的一种友好行动，但是，俄国显然认为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再也不会恢复它在新疆的统治了。为了使动乱持续下去，同时也为了使他们能无限期地占领伊犁，俄国人于1872年和阿古柏签订了一项商约；一年后，英国人也起而效尤。俄、英两国都承认了阿古柏的政权，由此换得了一些商业特权。

清政府必须先将陕、甘两省回民之乱平定以后，才能过问阿古柏的问题。1866年，清廷特派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以镇压陕、甘的叛乱者。可是在他率军出征之前又被调去平定捻乱。1868年捻乱平定以后，左宗棠才真正负起了这项重任，并于1873年，以他干练的领导、巧妙的战略和艰苦的战斗扑灭了这两省的叛乱。当左宗棠的军队正准备进击新疆时，上面提到的与日本之间的台湾危机突然爆发；中国从事变结果中暴露出来的弱点表明它亟需加强海防。中国这时面临着一个伤脑筋的问题：它是否能够既实行一项大胆的海军计划，同时又进行一场代价高昂的新疆战事。紧接着便展开了一场大争论。

海防与边防之争

经过了十年自强运动之后，恭亲王和文祥首先对海防力量不足的状况感到惊慌。他们发出警告说：“如果我们还是这样随波逐流，而不急起直追，则更难对付将来的麻烦。”沿海的高级官员们提议建立一支拥有四十八艘舰只的海军，编为三个海军中队，分驻在中国的北、中、南部海岸。他们认为日本的威胁比俄国的更为直接。这个集团的领袖人物李鸿章大胆地请求清廷取消新疆之役的计划，将它的费用转移到海防上来。

海防派的论据有五：（1）边防不如海防重要和紧迫，因为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则离京师远；（2）由于财政拮据和新疆之役的胜算毫无把握，这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此役是否可行；（3）新疆土地贫瘠，不值得花这样高的代价去收复它；（4）新疆的周围都是强邻，不能长期固守；（5）缓期收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这片列祖列宗经过百战所得的土地，只不过是保存实力以待他日大举的一项明智办法。

另有许多官员虽对海防的重要性不表异议，但他们力主不应当用牺牲边防的办法来办海军。如果中国不能将新疆的叛乱者平定下去，俄国人就会继续前进，西方列强也会从沿海进攻作为呼应。俄国与日本或西方列强相比，其威胁更大，因为俄国和中国有共同的边界线：俄国既可由陆路，亦可由海路进入中国，而日本和西方国家却只能由海上进入中国。他们将俄国的侵扰喻为心腹之患，而西方国家的威胁只是肢体之病。该集团的领袖人物左宗棠强调说，西方列强通常为了商业特权而开仗，而俄国除了追求商业的让步外，还有领土要求。

边防论者也提出了五点论据：（1）新疆是西北防务的第一线，它守卫着屏障北京的蒙古；（2）西方列强尚未造成直接入侵的危险，而俄国人在新疆的推进已经成为主要的威胁；（3）不应将边防军费转用于沿海防务，因为对沿海防务已经拨给固定的军费；（4）列祖列宗百战经营的土地不应放弃；（5）象乌鲁木齐和阿克苏这样的战略要地应首先收复。左宗棠警告说，如果现在中辍此役，就会招致外国人对新疆的统治。［5］

这两个集团提出的论据都剀切中肯，言之成理。但是，此时沿海还未有直接的纠纷，新疆却正在经历着一场叛乱，同时伊犁为俄国人所占据。因此，虽然没有放弃办海军的计划，清廷却于1875年4月23日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为准备这次战役而殚精竭力，最后采取了“缓进速战”的策略。到1876年初他已作好了出击的准备，3月间便移节肃州。刘锦棠将军在猛攻之下迅速进入新疆，到11月便征服了北疆。这时还守在新疆南部的阿古柏越来越惊慌不安，便于1877年春末遣使前往伦敦以寻求英国的调停，同时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属国的地位。但是，左宗棠军队的前进速度比在伦敦进行的讨论要快。阿古柏遭到了彻底失败，于1877年5月29日自杀身死。他的儿子们继续作战，但是，阋墙之争使一切抵抗归于无效。到1877年底，除了伊犁这块小飞地仍为俄国人占领外，整个新疆已被收复。

清帝国既然恢复了新疆的统治权，中国就具备了俄国所答应的归还伊犁的条件。但是，由于驻北京的俄国公使一再拖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总理衙门便责成它新近派驻在俄国的公使馆就归还伊犁问题进行交涉。率领使团的崇厚被授予一等钦差大臣衔，也就是说这个使节有便宜行事的权力。

崇厚和里瓦几亚条约

俄国人决心要从伊犁局势中捞取最大好处。俄国政府一直受到中部各省和乌拉尔的工、商业者的压力，他们要求取得通往蒙古、甘肃和陕西的新商路；这些地方还没有英、美的货物和竞争。这种贸易前景以及在中国西部（这里盛产贵重金属）的采矿权，据说足以解除1873—1876年间业已明显暴露的俄国经济危机。在陆军大臣的指导下，一个制定俄国对华政策的特别委员会组成。它决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交还伊犁的代价：俄国商队有权进入中国的内地；割让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给俄国；大赦固勒扎居民；以及其他几条要求。不过考夫曼将军索赔一笔巨款以抵偿中亚铁路建筑费用的建议还是被否决了。［6″>纳

崇厚（1826—1893年）是一个颟顸无能的满洲贵族，他对于这次出使全然没有准备。他抵达圣彼得堡时对国际外交上的错综复杂情况和伊犁的地理状况一无所知，而这里的俄国人的阿谀逢迎显然把他弄得晕头转向，失去了戒备。此外，他看来还有点畏惧那些可怕的俄国人，并且急于回国以料理紧迫的家务。崇厚匆匆地就缔结了里瓦几亚条约，名义上是将伊犁交还中国，实际上却将十分之七的土地割给了俄国，其中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它使俄国得到五百万卢布赔款，有权在七个重要地点设置领事馆，并且可以沿松花江航行直至满洲的伯都讷。当这些条款电告北京时，惊讶的总理衙门电令崇厚不要在条约上签字。崇厚荒谬地回电说该条约已经缔结，文本业已誊清；改订或重新谈判条约已不可能。1879年10月2日他擅自在条约上签了字，未经奉旨就擅自回国。

这消息使中国官场惊愕莫名。总理衙门认定，用这种方式将伊犁交还中国还不如不交还为好。左宗棠则担心他辛苦经营新疆的战果会因崇厚的愚蠢行为而付诸东流。他竭力说服朝廷：“就事势次第而言，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7］另一方面，李鸿章无论是对新疆的战事，或是对迫使俄方交还伊犁的政策，都不支持；他只是表面上批评一下这一条约，但并不主张将它撤销，他说：“惟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与全权便宜行事之谕，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8］

李鸿章当时是少数派，不得人心。士大夫中都有求战雪耻之心，毫不计及国家是否有备。无数奏疏象雪片飞来，要求严惩缔约人和撤销条约。这些奏议中的佳作是年轻的詹事府洗马张之洞（1837—1909年）所呈，他奏称：“俄人索之，可为至贪至横；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然臣以为不足惧也。必改此议，未必有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他要求将崇厚处斩，以示中国拒不承认该约的决心，纵然诉诸战争亦在所不惜。因为张之洞说出了士子文人和官员们心里的话，他马上便出了名。［9］

清廷任命曾国藩的儿子、当时驻英驻法公使毅勇侯曾纪泽，作为第二次出使俄国重新商订条约的首席代表。与此同时，判处崇厚死刑的事遭到了英、法、德、美各国外交代表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对这样一位外交官同事受到的不人道的待遇不能置若罔闻。后来维多利亚女王亲自给慈禧太后写信求情，这才于1880年6月26日宣布崇厚的死刑暂缓执行，不过在第二次出使未获结果以前仍予囚禁。俄国对这局部的让步仍表不满，声称只要崇厚未得到完全赦免，就不与曾侯谈判。

被中国的行动所激怒的俄国派了二十三艘战舰驶往中国炫耀海军威力。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人们耽心俄国海军在沿海发动进攻，来配合从西伯利亚派兵通过满洲直逼北京的行动。清廷并不想加剧冲突，但是在士大夫的激情的推动下，只好违心地采取了强硬立场。为了预防万一发生战争，清廷起用了几名有平定太平军战功的湘军军官充任要职，另外又通过赫德请戈登来中国帮助御敌。

戈登曾担任过前常胜军的首领，自1880年春一直担任印度总督的秘书；但是他发现文牍生涯是“活受罪”，便辞去该职，不料两天以后就收到赫德的邀请电。戈登抓住了这一机会；他在天津和李鸿章会见以后表示同意李的看法，认为中国不应轻启战衅。他提出警告说，只要政府设在北京，中国就不能和任何头等强国开战，因为大沽炮台很容易失陷，使北京门户洞开。他说，如果中国一定要打仗，朝廷就应当迁往内地，准备进行长期的消耗战。这种直言无隐的劝告在充满好战气氛的北京是不受欢迎的，但戈登却立论有据，认为战争不可取。李鸿章则利用他一方面向主战派泼冷水，要他们不要自取咎殃，另一方面又向俄方显示，中国在危难时刻并不是没有朋友的。①

曾侯和1881年的圣彼得堡条约

当戈登劝告中国采取和平解决办法时，曾侯则在为出使圣彼得堡进行准备。为了避免重犯他的前任的错误，他通盘地筹划了这次出使的外交策略，并详尽地研究了伊犁的地图。他决定在边界争端上丝毫不让，在贸易问题上讨价还价，在赔款方面妥协；曾侯启程赴俄时，又从英国外交部取得非官方协助的保证，伦敦还指令英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帮助他出主意。

俄国人内心里实在也害怕在此时引起战争，但表面上拒绝在圣彼得堡开谈判，而坚持将谈判地点移到北京，作为对中国好战态度的惩罚。清廷命令曾侯无论如何要使谈判在俄国进行。俄方终于默许，但谈判进展缓慢。由于1876—1877年土耳其战争后的经济困难和1878年柏林会议以后俄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俄方无力进行一次远距离战争。圣彼得堡政府还害怕国内会爆发革命，同时耽心战争对贸易带来的不利后果可能促使欧美站在中国一边，因而更有所克制。此外，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报刊以及一批汉学家都主张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10］政府愿意和平解决，但是未能从困境中找到一个体面的出路。经过近半年的毫无效果的谈判以后，沙皇终于决定同意将伊犁全部交还中国以结束这场纠纷：交还中国的土地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和木扎提山口，只是西部的几个村庄因收容不肯回中国的穆斯林难民，才不在此限。俄国领事馆减为两个（设在吐鲁番和肃州），而赔款则美其名曰“兵费”，增为九百万卢布（约合五百万两白银）。这些条款全都载于1881年2月24日签订的新条约——即圣彼得堡条约中。

这次和平解决通常都被说成是中国的外交胜利，其重大后果有二：首先，尽管曾侯曾警告不要自满、乐观和傲慢，但是，从西方一个强国那里赢得第一回合的胜利的想法激发了中国的自信心和保守性。那些妄发清议的文人更加相信，这项胜利是靠他们的战争喊声得来的，因而对他们解决中国对外关系问题的能力产生了过分的自信。

第二个重要后果是新疆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新疆历来被看成西域，从来不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一直是边疆地区，当中国隆盛时便领有它，衰落时便丧失它。圣彼得堡条约以后清廷采纳左宗棠的建议，于1884年将新疆改为行省，并任命在收复新疆中功绩卓著的年轻杰出将领刘锦棠为第一任巡抚。这一制度革新成了中国边疆史上的里程碑。［11］

争夺安南（越南）的中法战争，1883—1885年

伊犁危机解决之后接着出现了法国侵略朝贡国安南的问题。安南古称越南，它最早受到中国影响的时期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它的北部在公元前111年——即汉武帝时（公元前140—87年）——已被征服。它的中文名来源于唐代（公元618—907年）所设的安南都护府。虽然唐王朝灭亡后越南获得了独立，但它仍然受到强大的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影响，而在明清时期它是一个重要的朝贡国。

西方的影响是1615年由耶稣会士带进越南的，但是在这个以儒教为主的国家里，教会的活动进展缓慢。法国东印度公司企图与越南进行贸易的尝试失败了，但是到十八世纪末法国的影响开始抬头，因为阮福映（1788年旧制度被推翻后的唯一幸存者）那时在法国军官的帮助下，重新控制了这个国家。他被立为阮朝的嘉隆帝（阮朝的统治从1802年起到1945年止）。

嘉隆帝及后继诸帝都是保守的儒家，他们支持仇洋暴乱，以反对传教士和本国教徒。路易·拿破仑因急于要建立一个法属印度支那帝国和把自己打扮成在海外传播天主教的旗手，便在1859年派军前往西贡去惩罚反教会的越轨之徒。1862年强使越南接受的条约使法国获得赔款四百万美元，同时获得贸易权、传教权和控制越南对外关系权，另外还获得了称为交趾支那的南部三个省。1874年签订的新约又确认法国对交趾支那的占领和对越南（这时已称为法属安南）对外关系的指导，并批准法国在北部东京的红河的航行权。这项条约表面上承认安南独立，实际上已把它降为法国的保护国。这时中国正全力对付台湾危机和处理马嘉理谋杀案，没有采取积极措施阻止法国前进，只是根据安南是中国的附属国这一理由，拒绝承认1874年的条约。［12］

法方在安南加紧其活动，到1880年已在河内和海防港驻上了军队，并在红河沿岸建立了一些要塞。安南政府为了抗拒法方的推进便加强同中国的联系，既向中国进贡，又请求驻在中国和安南边界上的非正规中国军队——黑旗军——给予援助。到1882年黑旗军已开始与法军作战，次年，清廷又悄悄地派遣正规军进入东京。

这时天津总督李鸿章反对在完成中国海军建设和沿海防务计划以前和法国开战。他极力主张中国只有在遭到进攻时才可应战，而且即使如此，其为害也不可胜言，因此他主张以谈判促解决。当时还是总理衙门首席大臣和首辅军机大臣的恭亲王也表示同意，认为中国不应在时机未至时向一个西方头等强国挑战。

清流党的兴起

李鸿章和恭亲王的审慎态度遭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官吏的攻击和嘲笑，这些人虽然是些优秀的学者，但在外事和军事上既无实际经验，也无真知灼见。他们在奏疏中慷慨陈词力主好战的行动路线，因而博得了公众的拥戴和皇帝的注意。他们自称为清流党，藐视法国为“强弩之末”，谴责姑息的态度会纵容贪得无厌的敌人提出日益众多的要求。他们坚持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人在勇敢和美德方面的素质，而不是取决于武器，因而将李鸿章鄙夷地比作臭名昭著的宋代奸臣秦桧（公元1090—1155年）。［13］

清流党强调中国的道义力量，李鸿章却着重指出了它的物质上的弱点。而曾侯则表现出他全面了解当时的形势的能力。他根据对法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地位的了解得出结论说，法国是经受不住一场劳师远袭的战争的。他提醒李鸿章和法国人打交道时不能示之以弱，因为：（一）他们欺软怕硬。中国备战的决心越大，争取和平的可能性也越大。优柔寡断、拖延不决以及妥协退让都只会给法国人带来好处，并使中国在以后难以收回这些利益；（二）法国垂涎于广东的煤矿和云南的金矿；放弃安南并不能满足它的胃口，反而会削弱中国南部的边防；（三）丧失东京会纵容英、俄两国觊觎西藏和朝鲜；（四）法国国内的政治不稳以及在欧洲政治中的孤立地位不允许它对外作战。根据这种种理由，曾侯告诫他不要过分谨小慎微，而力主采取强硬态度。［14］

清廷在和、战之间举棋不定。荣誉要求捍卫一个朝贡国，可是畏惧心理却不允许它去和一个西方头等强国打仗。赫德驻伦敦的代理人金登干发来的一份报告使清廷相信，安南的法国军队不会贸然投入大规模战争，只要开放河内和红河的贸易和航行便可消除争端的根本原因。于是清廷指令李鸿章和法国公使进行谈判。第一次达成的协议规定安南为中、法两国的共同保护国，但巴黎反对，接着法国便派远征军来安南。由于中国军队在东京吃了败仗，同时又害怕法国进攻中国本土，慈禧太后一怒之下免去了恭亲王和其他四名军机大臣之职，并命令李鸿章寻求解决办法。随后，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上校福禄诺于1884年达成协议，它要求中国承认法国和安南所签订的全部条约，撤退中国在东京的驻军；而法国则应允不要求赔款，不侵犯中国，并同意在将来与安南缔结任何条约时不使用有损于中国威望的字眼。这一协定激起了清流党的忿懑，朝廷收到四十七份要求追究李鸿章的责任的奏疏。处于困境的李鸿章因此不敢将李-福协定中关于中国军队撤离安南的日期奏报朝廷。［15］

驻东京的中国军队未奉到撤退命令，因此拒绝了法国要他们撤离的要求，于是重新爆发敌对行动。巴黎谴责中国失信，在1884年7月12日发出最后通谍，索偿大笔赔款，并要求立即执行李-福协定。清廷由于害怕法国发动进攻，将清流党的两位领袖张之洞和张佩纶分别调往防御要地：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张佩纶会办福建海防。8月23日，法国海军将领孤拔率船舰袭击福州，在一小时内沉毁十一艘中国兵船，将1866年以后由法国帮助建造的福州马尾船厂全部摧毁，张佩纶率先脱逃。他向朝廷谎报军情，致使北京还以为中国曾在这场海战中取胜，可是后来弄清真相后张佩纶被充边，清廷则向法国正式宣战。

和平解决

慈禧太后从1884年8月至11月，支持了三个月的战争，到12月份她由于以下几件事而心烦意乱，最后又产生了动摇：东京战局的胜负难料，法国对台湾的封锁，以及法国有阻挠中国南方漕运的企图。预期英、德两国的援助并未兑现；同时还出现了俄国在北部边疆卷土重来和日本在朝鲜发动侵略的威胁。法国也同样希冀和平，因为法国的政局的不稳和打远距离战争的困难，也开始使法国政府不胜负担。赫德驻伦敦的代表金登干秘密在巴黎斡旋和平，加上法国在谅山大败，这些事实给北京提供了一个体面的争取和平的机会，也对法国的好战精神泼了一瓢冷水。1885年6月，李鸿章和法方驻中国公使签订了一项正式条约：中国承认法国和安南缔结的一切条约，法国则将撤走在台湾和澎湖的军队。中国不付赔款，但它为战争花费了一亿多两白银，并欠债约两千万两。［16］

事实证明，清廷的优柔寡断和举棋不定造成了灾难。坚定的作战政策本来可能制止法国的侵略；如果坚持和平政策，本来也可以保住福建舰队和马尾船坞。可是，庸碌无能的领导层却毁了这二者，而且还丧失了安南这一朝贡国。清流党意气用事，无补于实际，因此它对这些后果应负大部分责任。

安南的丧失标志着经营了二十年之久的自强运动的失败。外交、政治和技术上有限的现代化，未能使这个国家强盛得足以抵御外国帝国主义。中国的软弱无力诱使英国起而效尤法国，于1885年入侵缅甸，使缅甸脱离了中国。1886年它迫使中国订约让缅甸沦为自己的保护国，不过条约允许缅甸继续向北京每十年纳贡一次。随着南方的这些朝贡国的丧失，中国东北的主要属国朝鲜的命运，现在也跟着处于千钧一发之势。

［1］海斯：《1871—1900年实利主义的一代》；兰格：《帝国主义的外交，1890—1902年》。

［2］境健次郎：《作为萨摩藩封地的琉球群岛》，陈大端：《清代对琉球诸王的册封仪式》，均载费正清：《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112—134、135—164页。

［3″>徐中约：《伊犁危机：1871—1881年》，第18—22页。

［4］纳罗契尼茨基：《1860—1895年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207、210—213页。

［5］徐中约：《1874年中国的海防与边防政策大论战》，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5（1965年）第212—228页。

［6″>纳罗契尼茨基：《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227、231—233页。

［7］《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38页。

［8］《清季外交史料，1875—1911年》，卷17第16—19页。

［9］《清季外交史料》，卷18第18—22页，1880年1月16日。关于张之洞的生平，可看威廉·艾尔斯：《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又见贝斯：《1895—1905年的张之洞与新时期的争执问题》。

［10］纳罗契尼茨基：《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第235—236页。这些汉学家包括V.瓦西里耶夫、M.I.维纽科夫和V.拉德洛夫。

［11］徐中约：《伊犁危机》，第189—196页。

［12］关于法国进行活动的详情，可看卡迪：《法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根基》，第十六章。

［13］伊斯特门：《十九世纪清议和中国政策的形成》，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4第4期（1965年8月）第604—605页。

［14］参看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册第1070—1071页。

［15］伊斯特门：《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第4—5章。

［16］参看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

清朝政治和财政结构

admin — Thu, 09 Jun 2011 16:54:26 +0000

自强运动是美帝和台湾说法。天朝的说法是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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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政治和总理衙门

自强运动在北京得到了总理衙门的支持，恭亲王任其领班大臣直到1884年（除了中间一段短暂的时期被名义上夺去全部职务外）。起初，总理衙门负责有关通商事务的谈判，但到后来成为整个“洋务”的主要协调机构；“洋务”是清政府的一种新型活动，它包括对外交、外贸收入以及与贸易商人和传教士有关的一切事务的处理，也包括涉及西方事物的新计划，如外语学堂、军队训练、兵工厂、造船厂、开矿、商船和海军等事宜的管理。总理衙门或者直接制定这些计划，或者在朝廷上予以提倡。因而对于自强运动努力的成败，至少是部分地取决于总理衙门的政治势力。

从1861年总理衙门创设以来的大约二十三年中，人们把它与军机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军机处的一个机构。总署大臣的人数不断增加：1861年为七人，1869年为十人，1876年为十二人。从 1861年到1868年，五名军机大臣中有三人兼领总署大臣；从1869年到1875年，五军机中有四人兼领；1876年到1881年，全部兼领（从 1880年起，军机大臣的人数增至六人）；而从1882年到时局大变的1884年，其中仍有四人兼领总署大臣。［1］由于军机处是清帝在处理重大政策和关键性人事问题方面的主要谘询机构，所以，总理衙门对实现清帝的政策和政纲就处于一种战略地位了。

当然，所有重要的提议仍然必须由清帝亲自批准。恭亲王和文祥（他在1876年死之前一直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两处兼职）享有权势的大小取决于这时行使着君权的慈禧太后的喜怒。最迟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慈禧（她的锋芒超过了与之共同摄政的慈安太后）靠在朝廷高级官员和皇族中提拔对立派来设法削弱恭亲王的权力。

慈禧策划的1861年宫廷政变，当然应该感谢恭亲王的合作。在随后的年代里，她作为一个仍然缺乏经验的统治者，不得不在外交和军事上大大地依靠恭亲王。恭亲王的确享有相当大的权势，但在1865年，慈禧对他的地位给了一次打击。4月初的一道朱谕，是由慈禧亲笔用带有别字的汉文起草并交大学士们润饰后下颁的，［2］它列举了言官对恭亲王的一些指责，如目无君上，挟制圣意，以及暗使离间。其他宗室及大臣都为之辩护。不过十日，慈禧决定恢复他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职务。她担心恭亲王的去职可能会在地方以及中央政府内部引起恐慌，也许更担心列强的态度，因为它们被认为对恭亲王有着特殊的信任。慈禧怕欧洲人会再来找麻烦，从而失去对形势的控制。

虽然恭亲王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复职了，但他的声望和权势并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他被永远地夺去了1861年所封赐的“议政王”头衔。朝廷的命官们这时也都知道他并不总能邀得太后之宠眷，而且慈禧开始提拔那些以学识高深驰名的官员，他们的清议能力可以抵销恭亲王无视祖训的倾向。在恭亲王被剥夺权力的十天期间，慈禧专与谘询的是周祖培、倭仁，这两名大学士一直在妒忌军机处的权势。1865年冬，内阁学士李鸿藻，由于担任侍讲，得以经常觐见慈禧，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署户部右侍郎。李鸿藻的为人在思想上骄横傲慢，在政治上圆滑狡诈，所以不久就成为宫廷中一派的领袖：这一派包括倭仁（直到他在1871年死去时为止）和后来十分出名的顽固派如徐桐和翁同龢等人在内。李鸿藻派普遍地批评恭亲王对欧洲人的怀柔政策，特别是仰仗倭仁为思想楷模的青年御史们，对采用西方技术的必要性持怀疑态度。在1870年“天津教案”的余波中，李鸿藻及其朋友们保护了在天津曾经助长暴乱的官员，并批驳了对法国采取象恭亲王和曾国藩所提倡的那种迁就态度。［3］

在1865年以后新的宫廷联盟中，慈禧的妹夫，即恭亲王的弟弟醇亲王也站到了反对恭亲王的一方。他在情绪上是敌视西方的，据说他在煽起“天津教案”中曾起过作用；总之，他猛烈地攻击恭亲王在解决教案时所采取的态度。在1871年3月呈递慈禧的密折中，他指责恭亲王和另一总署大臣董恂“一味媚夷”。醇亲王对总署大臣又可以任军机大臣一事极为不满。“办夷之臣，即秉政之臣……常有万不可行之事，诸臣先向夷人商妥，然后请旨集议。”［4］慈禧认为这一密奏不宜公开，但她设法使以后的一切有关外交和防务政策的事项都要在醇亲王和与他意见相同的官员以及宗室诸王共同参加的宫廷会议上商讨。总理衙门的决策权就这样被削弱了。

恭亲王很自负，并不掩饰自己的不满，他继续冒犯这位皇太后。1869年他和其他军机大臣们进行策划，使慈禧别无选择地被迫授权山东巡抚丁宝桢逮捕和处决了她宠幸的太监安得海，因为他违制私自离京南下，一路穷奢极侈，极为招摇。安得海因向慈禧密告许多高级官员而臭名昭著；此时慈禧因安得海之死而迁怒恭亲王。1873年同治帝到了成年并开始亲政后，恭亲王反对这位年轻的君主为慈禧的享乐而重建圆明园的计划。恭亲王的奏疏慷慨陈词，象一个大胆的御史那样刚正，它规劝清帝不要行为失慎（包括微服出游），并力谏他少浪费国库财富，指出这首先要从停止重建圆明园工程开始。1874年9月，清帝无疑是根据他母亲的示意，将恭亲王革职降级——至少达一天之久。第二天的谕旨宣布按照皇太后的旨意，恭亲王的职务和爵禄都予以恢复。这种既表明宽容又显示权威的两面三刀做法，为的是让恭亲王出丑。［5］

1875年1月，同治帝没留下一个继承人就死了。慈禧选择了醇亲王的儿子载湉当新皇帝，以光绪为年号。向新统治的过渡显然进行得比较顺利，尽管有少数官员确实提出过规谏，要求遵从祖制从下一代人中选出新皇帝，以维护孝治的礼教。载湉只有四岁，他的母亲是慈禧的妹妹。两位太后（慈安和慈禧）第二次摄政；慈禧将长期不间断地成为实际的统治者。

新皇帝的父亲醇亲王暂时引退。但有关重大事务，他都以亲王的身份参与廷议，而且他的主张比以前受到了更大的重视。 1876年，靠着秉性和机敏在宫廷中赢得各派尊重的文祥病死，恭亲王的处境进一步恶化。

通商大臣：李鸿章的兴起

在实际筹划和督办自强新政的过程中，分管南洋和北洋的两名通商大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五口通商大臣之职建置于鸦片战争之后，原任大臣已于1859年调往上海。 1860年以后它被称为南洋通商大臣。原来的五个通商口岸以及在长江和南方新开放的口岸都归这位大臣管辖。1860年，江苏巡抚薛焕兼领该职，甚至在 1862年4月他离任巡抚之职后仍继续担任此职；从1863年初到1866年底，江苏巡抚李鸿章兼领南洋通商大臣之职。1866年底曾国藩转任南京时，他就成为通商大臣。此后，该职始终由两江总督兼领。

北洋通商大臣之职最初设于1861年天津开放之时，由于直隶总督不能经常在那里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的各种问题，恭亲王的帮手崇厚被委派为通商大臣（通常称为〔北〕三口通商大臣），驻在天津，处理在天津和牛庄、芝罘发生的涉外事务。不象南洋通商大臣，崇厚没有钦差大臣的身份；重大事情他都要会同直隶总督、山东巡抚，或者奉天府府尹，一起采取行动。然而，当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决定他以钦差大臣的全权地位负责有关对外贸易和畿辅海防等事务。〔北〕三口通商大臣的职衔被取消后，李鸿章的兼职被总称为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住在大津，只有冬季住在直隶首府保定。

由于两名通商大臣负责处理在各通商口岸与西方交往时发生的一切事务，所以1862年的一道谕旨授予了他们监督其辖区内各分巡道员的权力，这些分巡道员分管的地区包括各通商口岸——例如，福州道台和宁波道台要向在南京的南洋通商大臣禀报“洋务”。［6］南、北洋通商大臣的权限还扩大到包括督办所有利用西方知识和人材的新兴事业。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薛焕以及他之后的李鸿章，监督执行了雇佣外国教官的专门军事训练计划。1865年李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1867年崇厚创办了天津机器局。1866年末，曾国藩转到南京任两江总督之职后，他就督管了李鸿章创办的各个兵工厂和外语学堂。1870年曾国藩得到清帝的批准，设立了江南轮船操练局，并调给它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建造的军舰，甚至还有几艘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军舰。南洋通商大臣此时是大部分自强计划的实际协调者。然而福州是一个独立的中心。闽浙总督左宗棠1866年底调任西北后，福州船政局就由他保举的沈葆桢经办，为此沈葆桢被钦命为福州船政大臣。但是，沈葆桢在争取新任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的合作方面存在着困难。

从1870年随着李鸿章成为北洋通商大臣以来，自强新政的领导权就被这个强有力的人物所掌握。李鸿章取得了曾国藩的合作（后者以前曾接受了李鸿章关于考虑江南制造总局各项新计划的建议，并与李鸿章联名上奏，得到敕准选派青年学生赴美受训）。李鸿章对华北以外的事务也有所干预，这在行政管理方面有词可托，因为通商大臣的体制并无明确规定。由于北洋通商大臣有保卫畿辅重地的职责，李鸿章可以直接同上海道台联系，商讨有关防务乃至贸易事务，尽管上海不在李鸿章的管辖之下。还由于江南制造总局是李鸿章1865年奏请批准创办的，所以他被公认为对这个兵工厂的事务有发言权，虽然最后的决定权属于南洋通商大臣。还由于赴美留学使团是根据曾国藩、李鸿章1872 年的联名上奏批准的，所以它就受南北洋通商大臣的共同监管。［7］曾国藩死于1872年3月，其后不论谁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和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都尽可能设法与他们合作。两江衙门掌管着漕粮，而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1873年初期成立）却依赖着它所享有的漕粮北运的特权。更为重要的是，江苏省的厘金不断为淮军提供大部分的年度军费开支。尽管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淮军驻扎在五个省份（而且在直隶只有一万五千人），但建立这支军队的李鸿章却被清帝视为它的协调者。

1872年1月，福州船政局以及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计划都遭到朝廷大臣们的攻击。这时，李鸿章、曾国藩二人都出来为之辩护。李鸿章本人与福州船政局的船政大臣沈葆桢联合起来，特地向军机大臣们呼吁继续对福州船政局给以财力支持。在1874年与日本冲突而发生的台湾危机期间，李、沈二人都上疏为自强运动提出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其中包括一个新的海军规划，用洋机器采矿，以及改革现行的人事制度（沈重申他以前提出在考试中增设算学新科的倡议；李则提议在沿海和长江各省会设立讲授西学的学堂，毕业生授予文职官衔）。［8］虽然最后的这些提议未受朝廷重视，但新的海军规划却得到批准，并且有两项采矿工程被授权进行。最使李鸿章高兴的是，在他的保举下，沈葆桢1875年5月被委任为两江总督和南洋通商大臣，同时李、沈二人又分别被特加为北洋和南洋防务大臣。1876年9月，李鸿章保举的另一个人丁日昌被委任为福州船政局（此时划归在南京的通商大臣管辖）的督办船政大臣。丁日昌不久又被任命为福建巡抚，并负责改进台湾的防务。李、沈和丁三人合作得很好，而且在自强活动中——例如，在海军计划和派遣学员到欧洲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协作。

虽然李鸿章和沈葆桢作为通商大臣享有相当大的权力，但显然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归根到底还要依靠北京的支持。总理衙门热心地支持了李、沈的某些建议，但对他们的另一些建议要么不关心，要么感到办不到。例如关于资助福州船政局的问题，李鸿章在1872年就已提出要一律停建军用驳船，并把拨给传统水师的经费转用于火轮军舰；［9］这一提案没有得到总理衙门的支持。1875年5月当朝廷讨论沿海防务时，文祥对李鸿章关于铁路、电报乃至在各省会设立讲授西学学堂的想法持同情态度。但是，两名顽固派的汉族官员，对李鸿章的建议猛烈攻击，致使它们得不到进一步的讨论。是年冬，李鸿章赴京师谒晤恭邸，请先试造在江苏一地到北京的铁路，以确保重要物资的转输。李回忆说：“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10］在朝的顽固派显然已经形成一股不得不加以认真考虑的力量。虽然如此，李鸿章仍然发展了与恭亲王、文祥的工作关系，而且也增进了与沈桂芬和宝鋆两位军机大臣的关系，所以他的某几项计划确实得到了朝廷的支持。这时，他才发现为了推动其兴建海军和发展工业的计划，必须与醇亲王联合，以便赢得慈禧本人的欢心。

虽然李鸿章和沈葆桢都是钦差大臣，但他们却没有管辖其他督抚的权力。丁日昌是一个亲密的同盟者，但他受到了京官们的猛烈攻击并在1878年决定辞去巡抚职务。部分是由于有李鸿章的荐举，才使三名前淮军将领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成为巡抚：1872—1874年张树声任江苏巡抚，1874—1878年刘秉璋任江西巡抚，1876—1877年潘鼎新任云南巡抚。李鸿章经常写信给这些人和在各省与之友好的其他官员，力主建造兵工厂和用洋机器采矿。许多人在建造兵工厂方面向李鸿章求助，以此作为响应；但在采矿，特别在开办讲授西学学堂等方面，除非北京本身积极支持鼓励，否则各省官员很少有人采取行动。［11］

赫德和关税

尽管自强的倡议必须由开明的满汉政治家提出，但在中国的某些洋人对推动和促进这些活动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英国外交官阿礼国和威妥玛以及被清朝雇佣的赫德给总理衙门提议的内容，不仅涉及处理外交关系的技术问题，而且还谈到采用有利于中国的各种西方新技术的问题。有名的1865— 1866年的威妥玛-赫德备忘录，由总理衙门转呈清帝研究并供各省官员讨论。备忘录建议实行某些内政改革，并特别强调必须派遣外交人员出国和采用包括铁路、电报以及机器采矿在内的西方新技术。然而赫德和威妥玛又提出，这些新技术应靠西方的企业引进，并应鼓励在这些领域内进行中西合作。赫德-威妥玛建议中的这一部分在当时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特别害怕这些由西方控制的企业。甚至连了解这些新技术内在价值的李鸿章也反对外国人向铁路、电报和采矿业投资。在谈到西方提出关于修改中英条约的要求时，他只建议中国在自己的铁矿和煤矿中雇佣外国工程师。［12］

赫德对清政府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组织的高效率的海关服务工作。中国传统的关税管理每年必须为内务府提供“盈余”，所以因贪污行贿而声名狼藉。自1861 年因李泰国请假回国而由赫德接管以来，各通商口岸的新海关事实上是由他创办的。1865年，海关总税务司由上海迁到北京。根据清帝批准的“关于招聘洋人协助海关税收管理规定”，赫德继续享有管理海关全体职员的大权。外国职员——从各通商口岸的税务司到帮办和潮汐观测人员——以及华人帮办和职员，都根据赫德制定和认真执行的业务条例归他调配管理。赫德再三提醒他的部属，他们从中国政府领取薪金，因此就是“中国政府的雇员”。征收的关税都解往由华人海关督办（大都是各通商口岸的道台）管理的中国海关银行。但关税的估算以及帐目和报告的编制都由赫德的部属来进行，他们在成功地防止走私和确保帐目准确无误等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截至1875年，海关的洋员增到408人，华人职员增到1，417人，而在十年之后，则分别为524人和2，075人。其间，海关总税收不断增加，从1865年的八百三十万两增加到1875年的一千二百万两，而1885年增加到一千四百五十万两。［13］

如果没有赫德的有效的海关机构，各通商口岸的贸易和航运不会那样有条不紊地发展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主要贡献是促使中国商业的发展，大批的华洋工商界都从中得到了好处。但清政府仍然是最大的受益者。由于北京深知海关收入的利益，并且责成各通商口岸的道台来负责，所以朝廷就控制了这笔日益增加而又可靠的税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为北京所确认的清帝国的总税收，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内，计约六千万两。虽然最大部分的收入仍然来源于田赋，但厘金仍达到一千八百万两（占30%），关税仍达到一千二百万两（占20%）。［14］由于旧税源乃至厘金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几乎完全被指定作为既定的和不能机动的开支，所以关税对政府的一些新办事业以及紧急需要来说，其价值就无法估量了。关税基金提供了一些新办事业（如京师同文馆、神机营，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赴美留学使团、驻外使馆和1875年以后的新海军计划）的一部分或全部经费。［15］

由于关税的分配是由北京控制，所以清帝对上述每一项事业的批准是保证其经费供给的关键。于是出现了下面的做法，即把百分之六十的关税分拨给有关各省，部分用于中央所辖的活动，例如用作驻扎在各省的新军的军费，或者解往北京用于清帝的兴建事业。余下的百分之四十首先被指定用作对英法战后向英法两国的赔款。赔款在1866年年中付清后，这百分之四十就归在北京的户部掌管，不过动用这项资金须经特别申请，经常要得到清帝的批准。1874年李鸿章提出每年应从这笔款项中拨出四百万两作为海防经费。这笔开支得到批准，但清帝不久又认为别的用途有优先使用这百分之四十款项的权利——特别是左宗棠在西北用兵的军费和清帝在北京周围的兴建。左宗棠在军事上之能够取胜，是靠着从几家英国银行借得的五笔为数一千四百七十万两的贷款：它们由关税作担保，并且最后由关税（部分来源于百分之六十的款项，部分来源于百分之四十的款项）来偿还。［16］

由于总税务司赫德要负责确保征收的关税不断增长，所以他的工作必然被当成是清朝政府财政的主要支柱。在他这一方面，赫德完全控制着海关机构。清帝批准给税务司花销的巨额津贴（1876年增至每年一百万两），使得海关的洋员能够过上豪华的生活，这为许多中国官员所羡慕，并常常引起英国领事们的妒忌。总理衙门对赫德的信任，是多年来他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而形成的：首先他是作为海关机构的全权管理者，其次是作为按总理衙门指令行事的雇员，第三是作为英帝国在各通商口岸处于领导地位时期的英国人。事实上，赫德成了总理衙门的主要外国顾问，并且能够不时地对政策产生某些影响——例如，推动以1866年半官方的斌椿使团为开端的各种使团出国，扩充同文馆使其包括算学和科学学科。赫德关于对外政策的意见和他在外交谈判中的帮助，得到了总理衙门的高度赞扬；有几次他的调停对清政府与欧洲各国的关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尽管赫德很想看到中国变得强盛起来，但他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自强政策的直接影响是有限的。他试图劝说清政府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造币厂，但这一设想既未得到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支持，也没有被清朝的官员认真考虑过。赫德提议建立全国性的邮政局，但仅仅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得以建起一个属于海关总税务司的邮政司，限于有限的一般性营业。［17］赫德发现，他不能争取清政府采纳他关于实现中国所需要的教育和文官制度改革的意见，这就象李鸿章和沈葆桢不能使他们的考试制度的建议引起重视一样。

从1863年李泰国-阿思本舰队流产以来，赫德一直希望帮助中国组织一支现代化的海军舰队，由在华的英国侨民担任一定的职务，负责舰艇、船员和提供训练等事项。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赫德帮助李鸿章和其他官员从英国，主要从英国的阿摩士庄厂购买海军舰艇。赫德的代理人金登干是他派的驻伦敦海关办事处的税务司；金登干可以代表赫德购买船只和其他物资，甚至还可与英国当局进行半外交性质的接触。即使中国第一任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在1877年于伦敦开设使馆之后，赫德和金登干利用邮件和电报进行密切联系，仍能多方面地在专业问题上效力：例如，在中国沿海建立灯塔和气象预报设施；代表中国出席在巴黎、维也纳和其他地方的国际博览会；以及为同文馆聘用教授等。由于身居这样一种中介人的地位，既与恭亲王接触密切，又能单独接近伦敦，赫德看到了许多改革的良机。他甚至一度希望清帝国政府能够委派他担任总海防司的新职。 “我要使中国强大起来，我要使英国成为它最友好的朋友。”赫德深信如果有一个与他创建的海关相似的海军组织，中国在五年之内就会有一支难以对付的海军。他并不认为英、中两国之间有什么战略性的利害冲突，但他还是很谨慎的，并始终意识到他只是一个顾问，他之所以受到信赖是因为他的工作取得了成果。他忠实于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守，并介入了几项冗长的诉讼，在这些诉讼中他针对英国政府就条约规定的海关事务，为中国的权益辩护。他达到了他的一个主要目的，即确定了如下原则：在华的英国雇员为中国办理公务时，必须首先把自己当作是中国官员，而不是在华的英国侨民。然而外国雇员总是有他们的局限之处的。1879年9月，赫德提出一项备忘录，拟请任命一位总海防司，清廷对此本已有所考虑，但一经李鸿章和沈葆桢评头品足，即被搁置起来。［18］然而，在这些忠心耿耿的中国官员和英国国民之两种人之间，不管相处得如何圆通和如何相互合作，但清帝国政府的选择是非常清楚的。很显然，把估算和上报关税的职责委托给外国顾问是一回事，而让他们去经管军事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1］孟思明：《总理衙门的机构和职能》，第53页。

［2］关于影印的慈禧手诏原件，见吴相湘的《晚清宫廷实纪》，图版10。

［3］见李宗桐和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第144—146、171—174页。

［4］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21—124页。

［5］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册第661—664、672—674页。李宗桐和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第164、214—216页。

［6］王尔敏：《南北洋大臣之建置及其权力之扩张》，载《大陆杂志》，卷20第5期（1960年3月），第15页。关于这一要求被其他外港道台们所实际遵从的程度，还需要进行研究。

［7］见肯尼迪：《李鸿章与江南造船厂的计划》，载《香港中文大学汉语研究所杂志》，卷4第1期（1971年），第215页。刘广京：《李鸿章在直隶》，收于费维恺等编的《中国近代史考察》，第84—87页。

［8］沈珂编：《先文肃公政书续编》。奏折的日期是1874年12月。刘广京：《李鸿章在直隶》，第96页。

［9］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年》，第68页。刘广京：《李鸿章在直隶》，第85页。

［10］刘广京：《李鸿章在直隶》，第101页注78。《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第13页。

［11］关于京官们对丁日昌的攻击，见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44—245、361—362页。在李鸿章自己一派中有一人在改革政策上与李有分歧，并被他批评为虽然“端谨”，但回避实际责任；关于这一突出的例子，见李在1875年2月给巡抚刘秉璋的信，载《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5第3—5 页。

［12］毕乃德：《1867—1868年的秘密通信：中国的主要政治家关于进一步向西方势力开放门户的观点》，载《近代史杂志》，卷22（1959年），第132页。

［13］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325页和附录4。关税数字来源于瓦格尔的《中国的财政》附录B，它包括对往返于中国各通商口岸之间、悬挂外国旗帜的船只所征收的关税数字。

［14］罗玉东：《光绪朝补救财政之方策》，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卷1第2期（1933年5月），第190—191页，其中提到了几种不同的估算方法。

［15］陈文进：《清代之总理衙门及其经费》，同上，卷1第1期（1932年11月），第49—59页。陈文进：《清季出使各国使领经费》，同上，卷1第2期（1933年5月），第270—310页。

［16］见斯坦利：《清季的财政革新者胡光墉》，第48—52、81—84页。

［17］见弗兰克·金：《1845—1895年中国的货币和货币政策》，第222页。郑英还：《中国的邮政通信及其现代化，1860—1896年》，第70—77页。

［18］《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8第37—38页；卷19第1页；《译署函稿》，卷9第37—38页。参阅9月4日赫德致金登干的信，见费正清等编：《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07年的中国海关》，第1册第301页；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特别是第478页。

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

admin — Thu, 31 Mar 2011 10:47:21 +0000

一篇八十年代的文章，却很少看到八十年代的痕迹。、

文章有一句话以为水平最高。

义和团其实和义和团无关。就跟土地改革其实跟土地改革无关道理一样。还是光绪爷那句话好，拿百姓生命当儿戏。

旧党既胜，尚有余恐，乃举新党而殄灭之，又误以为新党皆外人所嗾使，乃并外人而殄灭之，积此思想，乃组织出义和团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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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是义和团运动八十周年。人们应当记得，这次被称作近代三次革命高潮之一的义和团运动，在“文化革命”高潮中，曾经近乎戏剧性地成为一时舆论注视的中心。今天，人们已有可能冷静思考：戚本禹为什么要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作题目来为当时的“批判”点火?人们更有理由向历史的深处探究;究竟应当怎样认识义和团运动?中国是一个有长期封建传统的农民众多的国家。

近代中国的农民是戴着封建主义的沉重镣铐，在反侵略战场上同帝国主义搏斗的。这种情况的存在，使义和团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封建蒙昧主义色彩，从而也使它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不可能起到如某些论者所夸大的那种伟大作用。因此，研究封建主义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是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个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试图就此作一点粗浅的探索，期望能得到史学界的批评。

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面前，义和团诚然是一支巨大的反抗力量，但却远不是真正觉醒的革命力量。由于封建迷信色彩浓厚，使整个运动显得格外蒙昧落后。义和团运动不能持久，终归失败，封建迷信造成的蒙昧主义，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为了避“诬蔑革命群众运动”之嫌，这个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早已成为禁区。其实，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运动之前，农民不可能认识自己的力量。他们手握刀矛农具，面对着用快枪大炮武装的帝国主义者，把克敌制胜的希望寄托于冥冥中的神仙上帝，是不足为奇的。义和团就是这样依赖神仙符咒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

时人记述：“京城演习义和拳者，童子居多……经师传授符咒，即有某仙附体，或某神附身。立即武艺精通，身体灵爽。1”若练到“功候满足，即能枪炮不入，刀箭不伤”2。义和团的保护神颇杂，质诸其咒语可见：“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叱木叱哪叱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3”义和团所请诸神中，尚有“封炮王”之称。“封炮王”名号不见经传，应是大师兄造神的结果，因为需要封住洋人大炮使之不响。此外，玉皇、如来、姜太公、诸葛亮、关羽、周仓等等，也都是义和团的保护神。

红灯照因系女性组织，保护神则是观音、樊梨花、刘金定之类。义和团的保护神大抵可分三类：一、道教神;二、佛教神：三、小说戏曲中的人而神者，或武艺高强者。中国农民一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其所能接触到的思想文化除宗教外，大多是通俗的小说戏曲。对文盲充斥的中国，民间戏曲影响更大。义和团受戏曲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原怀来知县吴永，曾叙述他同义和团打交道的情景;“俄而拳众蜂拥至，人数约在三四千以外，前行者八人，自称为八仙，已到阁下，均止步序立，一一自唱名通报。甲曰：‘吾乃汉钟离大仙是也。’乙继声曰：‘吾乃张果老大仙是也。’以次序报，如舞台演戏状。拐仙并摇兀作跛势，仙姑则扭捏为妇人态。4”有的大师兄在公开场合走路都模仿戏剧台步，互相对话也“装腔弄态，全是戏场科白”5，有人干脆“小结束，戴英雄帽，如剧台所扮黄天霸者6”。

但是，反帝斗争的流血战场毕竟不是戏剧舞台，用机枪大炮武装起来的外国侵略者也不是西天路上可以用佛法扫除的妖魔。中国农民不得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铺平这条斗争的悲壮道路。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分析戚文以及其他一些论著都交口称誉的那种义和团的勇敢精神。我们无法回避，这种勇敢精神尽管本质上来源于对侵略者的仇视，但很大程度却是靠封建迷信来维持的。

当时电讯报道：拳众“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竟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皆中弹而倒，西人皆深悯其愚7”。我作为中国人，骨髓里也难免有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阿Q精神”，但看到这类“勇敢”被论者津津乐道，仍感到这与办丧事时听人喊“恭喜”实无区别!义和团中作战最勇敢的是青少年;牺牲最多，在戚文中备受吹捧的也是他们。他们“年长者约念岁，最幼者只十二三龄，前被官军联军击死，皆是辈者也”8。这是因为青少年单纯，对迷信的虚妄更少怀疑，更容易相信神咒可以使他们刀枪不入。但是，念咒敌不过枪弹毕竟是现实，老师师兄经过实践是懂得的。“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于为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9”究竟奥妙何在?义和团解释说：“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这种解释之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但“人多信之”。

而实际的情况是：“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10”所以，尽管义和团死伤惨重，首领张德成却直到天津沦陷前才为流弹打伤胳膊，而且同曹福田一样，败即隐匿，以不若清军将领罗荣光争大沽，风翔守瑷珲，慷慨赴死，更不若慑士成扼天津，“肠胃洞流”，七伤殉难。但我们中国人一向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张、曹是“群众运动领袖”，是需要为“革命”讳的。关于义和团的纪律，时人记述不一。大抵主剿者一般都说他们是打砸抢抄杀，无恶不作的“乱民”、“土匪”;主抚者则又把他们描绘成“秋毫无犯”的义民。

实际上，义和团初起时的纪律是严明的，但不是如有些论者所说的自觉纪律。加入义和团，老师师兄一般都要戒之以不贪财，不犯法，如违犯戒律，神不保佑，就会被枪炮打死。可见，义和团的纪律是靠封建迷信与死亡的恐惧来维持的。有资料记载说，拳众“一中枪炮辄死，死必抢回”，“其受伤深重而不能复活者，大师兄遍搜其身，或偶携有他物，则曰是爱财，曾抢藏人物，故致死，万不能活矣。故多不敢辄抢，以此每日三白饭，夜间席地而卧，最苦11”。

但是，用这种办法来维持纪律是不会长久的。加以后来参加者良莠不齐，农民又不可能无私，抢教民财产自是常事，坐地卖所抢之物亦有之。“见店铺招牌用铜片晶莹，则呼为金，辇之而去。见牛膝，则以为人参，大肆嚼啖。12”而且对贪财即死也发生了怀疑，团中有人甚至责问：“老师师兄抢劫最多，何以不死?”这种蒙昧的约束一经怀疑，不仅纪律难以维持，而且“自此党类多暗中解散者矣13”。在义和团运动中， “红灯照”的封建迷信色彩就更为浓厚。

“文化革命”前研究义和团的涉及“红灯照”者甚少。“红灯照”实际是由于戚文鼓吹而大行其时的。此后即有文章称女红卫兵为“毛泽东时代的红灯照14”，而且“盛赞红灯照誓把头号野心家批倒批臭”15。且不说戚本禹始作俑是要把青少年引上邪路，就史实说，“红灯照”也不全然如某些著作所说是什么劳动妇女武装反帝的战斗组织，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义和团首领们用来鼓舞人心的迷信工具。“红灯照”参加实战的直接记述资料甚少，有一些也多是文学资料。有的文章说“红灯照”“不梳头”、“不裹脚”去杀洋人。其实不确。

事实是：“团忽出令，凡铺户居民之有妇女者，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立门外，七日盘膝坐炕上，足不可履地，七日不可梳头洗面，七日不可缠足……”且歌曰：“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16”要妇女不出门，甚至脚不沾地，坐在炕上，是担心妇女出来会冲破义和团的法术，哪里是要妇女去杀敌!相反，有关“红灯照”的资料，大多说明是借迷信神术来使人保持必胜信心的。如：“又取十八岁以下到十二岁以上之闺女，身穿红布衣履，手执红巾一，手持一小红灯笼者，名曰红灯罩，言能上法后，用扇一煽，便能起空驾云至半空，若大红星者。或一煽而大炮自闭不响，或一煽而轮船在海中自烧，或一煽而城楼坚固石室俱焚。只见有此种人，从未见其一上法。17”

但当时狂热愚昧的人们，对此则是只会感到鼓舞，而不会怀疑的。红灯照的首领黄莲圣母被说成神通广大，“能治枪伤，应手即愈”，而她用以治伤的药却只是香灰。因此如治疗无效，就只好怪“此人生平有过处，神仙不佑”18。她还曾用手巾包许多小螺钉示人，说是“吾暗中从洋人大炮上盗来者，于是皆惊为神”19。但实际是从铁铺买来的。迷信和谣言结合起就更能鼓舞人。“是时谣言，且谓大师兄已遣红照罩飞往各国，阻其来兵，然后从事中国，租界不难一扫而平。20”又云红灯照能“步行水上”，习此艺“可以远赴东洋，索还让地并偿二万万之款。”甚至可以把外国京城烧毁。

正因为如此，团中“红灯照”地位甚高，虽然“袨服利屣，皆十五六好女子也21”，但男子汉反“自谓不如”22。实在是他们不仅需要冥冥中的众神保护，而且还需要在现实的生活中制造出具有超人神术的人物来使众人相信自己必胜。《清史稿》称：又以红灯照荧众，每入夜，家家悬红灯，谓“迎仙姑”23，当是如实的反映。

由于这类迷信的蒙昧作用，义和团付出了重大的血的代价。初起时那种死不旋踵，在近代军事科学技术面前还是打了败仗，当然也就无法持久地保持原先的勇敢精神。先是找理由搪塞;“团每战必败，或问故?团曰：每战辄见洋人队中，有赤身妇人立于阵前，致法术为其所破。24”

回后来发展到有意避战：“裕(禄)日促张 (德成)出督战，张皆以时未至辞。强之，不得已，始一行，然亦惟率众出东门，绕从北门入，极不敢越城东南一步也。而归则张大其词以惑众。25”甚至还出现杀良冒功的现象。如此情形，不能不失人心。义和团初起时，人民踊跃支援，供应食物。但后来就发生了变化。“各处居民，多往前敌与练军、毅军送白糖饼、绿豆汤、西瓜、冰水等食物。途遇拳匪，问向何处送，民等因众拳匪只能吃大饼，不敢临敌。乃对曰，请老师前敌去吃。26”

于是“团中人不复得汤饼矣”27，加上乱杀“与洋教无干涉者”，“大失商民之心”，“人心益形怨咨，敢怒而不敢言”28。不仅不能取胜，封建迷信的无效和农民的无组织纪律更使得义和团的组织涣散解体，成为不可避免。运动的前期，就出现团民因“伤亡既众，多不服且骂其师无术，徒伤人命”29的情况。

天津6月8日义和团冒雨出战，练军以三炮相助，“洋人果出，仅三人。各执枪向团，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30”。

封建蒙昧主义与小生产的习性使义和团根本无法觉悟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后来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面前迅速崩溃瓦解的命运。如：天津团民“闻宋军杀团，始各惶惧，有在路隅暗泣者，有向人自白其误听者，有遇逃难船过，即上船泣求携带回里者，有将红巾、红带暗投河中而行者……风声远播，近津各村镇，亦皆偃旗息鼓，惟城内各团，尚自称随大军出战，然亦无几矣”31。

北京的情况也是如此。除董福祥的甘军在广渠门、东直门一带进行过抵抗外，城破之日，并未发生真正的巷战。义和团的微弱抵抗与它的人数极不相称，联军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有人计算，义和团当时在北京“城内设坛到八百余所，每坛以百人计，过八万人”，但是，“城破皆不知所之，唯于溷上、井中得刀剑红巾无算”32。

京外义和团虽然进行了一些微弱的抵抗，也不过是强弩之未了。义和团起时如烈火燎原，散时如瓦解冰消，应当说不是偶然的，而是旧式农民运动悲剧性的必然归宿。但是，戚本禹为了给“文化革命”的群众运动磨盘注水，不仅需要为历史上的这个群众运动隐讳他认为不光彩的一面，而且还需要给它抹上现代群众运动的理想色彩，需要把迷信当革命性吹嘘。对戚本禹之流来说，历史只是现代政治运动的婢女，与科学是无涉的。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最根本的原因无疑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而大多数斗争的爆发，则直接是由于教士野蛮凶残的压迫与教民的跋扈欺凌所导致。

教士教会作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早已为中国人民所痛恨。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教堂遍布各地。“直如一国之中，有无数自专自主之敌国者。33”外国教士在中国土地上甚至可以以巡抚自称，动辄挟持地方长官，霸占田产民房，包揽词讼，甚至直接杀人。在教士的纵容包庇之下，不少教民“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或租项应交业主延不清偿，或钱粮应交公廷抗不完纳，或因公事而藉端推诿，或因小忿而殴毙平民，种种妄为，几难尽述”34。

但是地方官怕得罪洋大人，对教士教民总是曲意维护，小民冤痛无处伸诉，不得不奋起反抗。所以，《东平教案记》的作者柳堂虽称团为“匪”，也不得不承认“庚子拳匪之乱，固百姓怨气所致，亦地方官有以酿成之也”35。

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的产物，决不是如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胡诌的那样是毫无来由的乱民暴动。他们的反抗是正义的，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是，如果把义和团斗争的一切行为一概都赋予爱国主义的性质，像戚文那样，对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主义也大加煽惑性的“赞扬”，那只能是别有用心。无疑，义和团的笼统排外同它的反帝斗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反帝中把斗争扩大到对“外洋”事物一律加以排斥，那就是一种落后的表现，是并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这种笼统排外，是一种历史的惰性力量，是封建蒙昧主义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一个突出表现。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应当说是一种自发的反抗。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文化方面的愚昧以及彼此之间缺乏联系，使他们对世界大势茫然无知，对自己的斗争目标也是不甚了了。

有人记述山东的情况：“时德人方将布铁路，插旗买地，土人喧传，凡铁路所经若干里内，禾稼皆死，将为联庄会，齐向洋人拼命云。”铁路是帝国主义向中国进行经济、军事侵略的重要工具，但农民不惜拼命反对的着眼点是担心铁路会使沿线“禾稼皆死”，影响其直接利益，“然路矿大利，交通大权，被德人夺去，士入毫不能解”。所以目击者预料： “他日见禾稼不死，即为悦服洋人之日矣。36”

这种估计，是不能全然视为谬说的。当时农民群众的思想是如此的落后。而煽动盲目排外和蒙昧主义以诱使义和团运动走入歧途的顽固派士大夫的思想就更加落后、反动了：“此派之人仇视西人，时时有杀尽之想”，表面看来似乎反帝很坚决。但“渠之仇视西人，并非真知西人将割裂我版图，奴隶我子弟，骏(马旁改月旁)削我脂膏而恶之也，不过怪其所不习耳，与狗之吠生人，一理也”37。

农民与顽固派排外的不同之点在于，一者因受到更深重的灾难被迫反抗，一者则是要杀尽洋人“而后闭关而治，复我太平”38，一者是梦想恢复小农的牧歌式的田园生活，一者是要恢复腐朽反动的而且是闭关的封建统治。也许是历史的无情捉弄，使如此对立的两个阶级在特定的条件下走上历史的汇合点来共同排外，它们之所以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走到一起来，那是因为它们有同一性，它们对帝国主义缺乏了解是如此的一致，就是一个例证。大学士徐桐见义和团杀洋人即大喜，谓“中国当自此强矣”39!中国要强盛是如此之容易。在义和团看来要战胜外国侵略者也并不困难：

“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40”

认为只要破使馆，烧教堂，杀使臣，毁铁道，就可以保住腐朽的爱新觉罗王朝，这当然是不会达到反帝目的的。拥有强大国际资本、拥有近代工业和近代军事科学技术的帝国主义列强根本不会害怕这种所谓的反抗，八国联军的铁蹄与《辛丑条约》的枷锁很快就证实了这一点。可惜，长期以来我们有些研究工作者对这种蒙昧却是备加赞赏的。

似乎经常被人忽视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封建蒙昧的作用，义和团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新的生产方式引入中国都是极其仇视的。所以，他们在同“洋人”入侵对抗时，对于异乎封建主义的一切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都统统采取打翻在地加以横扫的态度。如：“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宇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41”

又如：“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身带铅笔、洋纸被团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某“有洋书两箱”，亦被团众用刀斫42。“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43。再如：义和团以揭帖声称，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44”。至于铁路、火车、电线、机器，更是首先攻击对象，而这并非全是出于军事斗争的需要。

同时，为了表示同“洋”决绝。义和团也发挥了我们民族在修辞学方面的爱好，掀起了一阵改名风。如洋药改称土药，洋货改称广货，东洋车改称太平车，洋钱改称鬼钞，洋炮改称鬼铳，铁路改称铁蜈蚣，电线改称千里杆，交民巷改称切洋鸡鸣街，改洋字为“(洋+火)”，“其意盖谓水火交攻也”，改清字为“提手旁+清”，“其意盖谓扶清也”45。

义和团称洋人为大毛于，当然要不加区别地杀完，“以至华人之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用洋货者，其间分别差等，共有十毛之目”。十毛之人，“必杀无赦”46。对于侵略先锋的传教士以及为虎作伥的教民，义和团给他们应有的惩罚，那是完全正当的.但如若认为被杀者都是外国侵略者或中国的奸刁恶棍，却似乎是缺少分析的。有统计说，庚子被杀教士男女七十八名，他们的二十九名小孩就同遭池鱼之殃47。教民被杀者相当多也是无辜的。如太原被杀教民李保儿十三岁，王春元十岁，王富元六岁，王福元未满一岁，张多默十一岁，其弟六岁。太原近郊杨家堡被杀教民王扁牛(女)九岁，王保小八岁，李洗柱十岁，王福小未满一岁48。甚至连“西天主堂墓地”也“悉遭发掘”49。

马克思曾说，东方农民那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50。这好像也是针对义和团而写的。义和团的笼统排外和蒙昧主义，实在难以用那种被曲解的群众运动的主流支流理论来解释，更不能如戚本禹那样用义和团反帝斗争的革命性来概括，应当说它正是具体反映了封建蒙昧主义给这个运动带来的落后性。帝国主义用炮舰侵略东方国家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给这些国家。马克思称帝国主义的这种作用，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51。

它一方面执行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亚洲的旧式社会;另一方面又在执行建设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这种物质基础是东方落后国家在近代历史条件下最终摆脱侵略、取得独立并跃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根本性的前提。所以马克思写道：“不列颠的教练班长组织训练出来的印度人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侵略者就被征服的必需条件。在亚洲社会里第一次出现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强有力的因素。”“从那些在英国人监督下在加尔各答勉强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的土著居民中间，正在成长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接触了欧洲科学的新阶层。蒸汽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来往……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52”

这一切，对近代中国摆脱停滞状态和被奴役地位，也是最根本最必须的条件，但它却遭到义和团的殊死反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新的生产方式是同侵略者的炮舰一起强加给中国的。而要摆脱外国炮舰的侵略则又必须使外来的新的生产方式在中国生根，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出新的阶级和新的革命，才有可能完成使中国获得独立的历史使命。但是，如黎澍同志所说：“中国的政治权力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以后，不仅没有认识改变封建生产方式的必要性，积极为之倡导，而且进行了长期的、坚决的抵抗，以维护封建生产方式使之不致发生改变。53”

处于小生产地位的农民，由于“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54，他们为维护生存，也会对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行坚决的抵抗和排斥。义和团烧铁路火车，“顺属州县中穷民，失车船店脚之利，而受铁路之害者，遂蜂起应之，约四万余人”55，就是很必然的了。

李大钊在义和团爆发后二十年写道：“义和团虽发于仇教之心理，而于西洋人的器物一概烧毁，这都含着经济上的意味，都有着是几分是工业经济压迫的反动，不全是政治上、宗教上、人种上与文化上的冲突。56”这应当说是非常深刻的见解。正是因为这些，就注定了中国人民走向独立和自由的道路，必然是漫长而痛苦的。因此，对于《清官秘史》这样的电影和它反映的复杂时代及人物，根本不应简单地武断地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去作判决。光绪皇帝的勇敢改革，对于新生产方式引入中国是一个积极的倡导，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无疑是起积极促进作用的，但在当时却被义和团目为“二毛子”，新中国成立后又再次被赠以“卖国主义”的恶谥，义和团的农民们本来就遭受封建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新生产方式的出现，对他们无疑是雪上加霜。

如马克思所说，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看到这勤劳的、宗法制的农民丧失古老的文明与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不过从冷静的历史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对新生产方式和新生活方式的反抗，却并不能成为历史前进的积极推动力量。但义和团在当时却被慈禧们崇以“义民”，六十七年后又被戚本禹笼统冠以“爱国主义”的美名。这真是现代中国历史的莫大之悲剧!

与此相联系的是义和团的反“贪官”问题。戚文及其他一些论著都提到义和团的口号：“先砍洋鬼头，后把贪官揍，杀尽洋和官，百姓有盼头。57”因而断定他们是反贪官反封建的。但史实却是另一回事。实际上义和团要杀的贪官，是指改良派、洋务派以及与他们有关联的官员。这些人当中固然多有既贪污又卖国者，但他们遭到义和团的仇视，却主要是因为此辈主张改良，或者提倡搞洋务，某种程度上提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主要并不是因为贪污卖国。而如慈禧、荣禄、载漪、李莲英等封建顽固派，即使他们再贪污，再卖国，义和团并没有着重加以反对，相反却受他们的愚弄和操纵。且不说义和团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58，是载漪等出自宫廷权力斗争需要的创造，当时山东民间流传“李鸿章卖江山”、“光绪爷奉教”、“袁世凯造反”、“康有为封六国圣人”59，也并不是他们比慈禧、荣禄、载漪、李莲英更恶劣，而是因为他们同改良、洋务有关。

史料云：“候补侍郎胡谲(言旁改火旁)棻治铁道，侍读学士黄思永尝请行昭信股票，通永道沈能虎与李鸿章有连，皆号为习洋务，拳匪欲杀之。60”官小如涿州车站站长，“一家均被杀害’，也是因为铁路是洋务的重要内容。有目击者言：因“途中遇见官长，亦谬为恭敬之状。唯遇有紧衣窄袖以及平素所称洋务人员，必以刀刃相向”61。所以，把义和团反光绪、反“贪官”看作就是反封建，这在一般人实在是一种误解，而在戚本禹则是要煽动无知的青少年起来打倒主张现代化、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走资派”。改良主义与洋务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在史学界似已渐成公论。对此极端仇视的义和团运动，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在这个问题上，其作用究竟是属于积极进步，还是消极落后，现在是应当加以分析和澄清的时候了。

义和团运动由自发到被控制，显然表明他们对控制利用自己的封建统治者缺乏本质的认识。义和团运动所表现出来的蒙昧主义，在近代史上是引人瞩目的。“文化革命”中有文章称义和团为“震惊中外的伟大造反运动”，但就其高潮阶段来说，却是一个“奉旨造反”的运动，是中，国农民在近代史上受封建统治者的一次大蒙蔽。它说明，旧式的农民运动即使在反帝斗争时也没有摆脱皇权主义的束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去反帝，他们反帝的代表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62，是慈禧一伙封建顽固派。义和团的口号从“灭洋抗官”到“扶清灭洋”，一般认为这是其早期领袖们的策略转变。

但就这个运动的高潮阶级和参加这个运动的群众，包括朱红灯、张德成、曹福田等著名领袖来说，“扶清灭洋”却是代表运动主流的口号，很难说是“策略”。即使是早期的反清，也是同“复明”的思想相联系，是要“挪位让真龙”，并非反封建。他们可以拒杀官兵，但并非真要反叛朝廷。他们的认识是：“一班赃与污，竞把清朝弄坏，不料洞门大开，吾等暗使文武材，感动人心枪刀排，扶保大清不坏。可喜天于不受害，官败民不败。自带口粮来，除国之大害。63”所以，他们还向朝廷宣告自己的忠心：“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团民是忠臣……待等逐尽洋人后，即当回转旧山林。64”他们甚至在乩语中还让三国的关羽愤慨邪教“欺压我大清太甚”65。

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要“扶清”、“保清”，实际就根本不能“灭洋”.看不到招致“洋人”横行中国的，就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清廷的专制、腐败和对外投降。义和团主观上当然无法懂得这些，这也正显示出这个运动的蒙昧与落后。如果考虑到前此五年资产阶级改良派已经开始酝酿变法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康有为已主张君民共治，激进的谭嗣同甚至直接向君权挑战，指出君由“天下共举”，则可“共废之”(《仁学》下)。

而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早已成立兴中会，开始积极进行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活动。相形之下，义和团运动就更加显得蒙昧和落后了。正是由于这种落后与蒙昧，义和团才有可能被利用。而由于反动统治者的利用，实行“东南互保”以外的整个中国北方才会在短短几个月内出现义和团运动的高潮.只有这样来观察问题，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戚本禹的文章说义和团高潮时势力强大，控制京、津，北京守城门的士兵都为他们“喝遭开路”，各官府衙门也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但他着意回避丁这一切都是在“奉旨”的背景下发生的，他忘记了义和团的产生尽管有其深刻的根源，但它能烈火燎原般地形成高潮，却也正显示了“圣旨”与官意对皇权主义者的农民所起的作用。

史料表明：天津方面，随着清廷称义和团为“义民”，直隶总督裕禄“迎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至署，黄轿鼓吹，百官屏息侍立，如天神降。因是练拳从之者尤众”66。裕禄向朝廷保举曹、张等“年力正强，志趣向上”，“均尚可用”。“自是各匪首，更骄横无忌。67”津郊各地，本来加入义和团是自愿，甚至取保才能吸收，但自裕禄接见之后，“乃喧传张曹两师皆蒙赏穿黄马褂，赏戴双眼翎，于是各团皆旗书‘奉旨’二字，在各村镇，按户抽丁敛钱。有不愿者，合家性命不保，小民不知其伪，且见焚杀任意，官未尝禁，不能不信而附从”68。

北京的义和团自被默许入城后，由于有“圣旨”撑腰，更为气壮。庄亲王载勋等，被任命去统率义和团。老佛慈禧不仅亲下“懿旨”，对义和团表示“心甚喜悦”，而且不断赏银，义和团向官方挂号后即称“奉旨义和团”或“官团”，户部则“月赐太仓粟，在虎坊桥湖广馆发米”，于是“拳民益发舒，红帕首腰刀，游行街市，莫敢谁何。69”他们不仅“百十为群，扬言奉旨逐杀洋人”70，而且权力大到“一纸书可启内城门”，能“擒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杀编修刘可毅”，迫使“京朝官纷纷南遁71”。

义和团的权力如此之巨大，并非他们真的从统治者手中夺得了这种权力，而实在是出自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默许和支持，许多地方的情形更能说明这一点。不少地方官对义和团本来是“始终严禁”的，但“百姓只知有天子，不知有疆吏”72，朝廷褒奖义和团的圣旨一下，一些地方团民便以“旨意’为依据，强迫地方长官到坛焚表，向其索取军械粮饷。中国的地方官一向是不怕百姓，只怕“圣旨’的。

义和团既然有中央最高当局支持，地方官吏也只好曲意顺从。时人认为，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才使“州县奉承，处处棘手”，“迨到六月半，势如燎原，几至不可扑灭”73。事实证明，这不仅是个别地方的情况，而且可以说是反映了义和团发展的一般情况。义和团在高潮时既然变成“奉旨”的群众运动，也就根本无法完成反帝任务。“圣旨”一改，这个运动就难以进行下去。

清廷本来是称义和团为“义民”的，“及北都沦陷，乘舆播迁，太后恨义和团刺骨，……于是指义民曰拳匪……禽斩略尽，不复能蠢动矣”74。随之，“上谕”也改换腔调，说“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75。义和团也就从“莫敢谁何”的高峰一下子跌入了被剿杀的深渊。中国农民在这场运动中先是被袁世凯之类血洗，继之又被利用来以血肉之躯去抵挡洋人枪炮，后来又在老佛的“懿旨”下被“禽斩略尽”。他们死于教，死于洋，死于官，不仅是被中外反动派的枪炮所杀害，而且是被封建蒙昧主义所杀害。

时人说，义和团“固良民也，彼以为官家用我矣，而不知乃驱诸必死之地”76。八十年后重读义和团的史料，他们的民族精神固然使人肃然起敬;他们的思想愚昧与命运之悲惨却又不禁使人扼腕叹惜!如果上述只是表明义和团无法认清封建统治者同人民大众的真实关系，那么，对这一重要历史时刻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与矛盾，宫墙外的愚民就更显得蒙昧无知了。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支持、利用义和团，完全是出自宫廷阴谋的需要，出自权力斗争的需要。

戊戌政变，慈禧重新训政，囚光绪于瀛台，杀“六君子”于菜市口，迫康梁窜海外，守旧顽固派全面得势。但是封建统治者内部的权力斗争并未结束。为防备慈禧死后光绪重新当政，顽固派在政治上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要将光绪连徒具虚名的帝位也一并废掉，同时全歼新党，于是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来解决这场斗争便成了顽固派的如意算盘。时论分析说，“旧党既胜，尚有余恐，乃举新党而殄灭之，又误以为新党皆外人所嗾使，乃并外人而殄灭之，积此思想，乃组织出义和团一事。77”

应当说，这种分析也不是全无道理的。慈禧当然是这场宫廷权力斗争的主谋。她在施展这场阴谋时，最感不便的却是“洋人”。本来在顽固派眼中，所谓“新政”都是“洋人”所嗾使;光绪被囚，对外称病以为废立之准备，“洋人”派医生探视后说：“血脉皆治，无病也。78”慈禧于是“不悦”;康梁出走为英、日所庇护，清廷先以重金购求不得，后又派人行刺不成，慈禧更是“大怒”。

但废光绪是既定决策，于是立端郡王载漪为大阿哥，准备随时取而代之，但此举的反应是“天下哗然”，对这一重要的夺权步骤显然不利。于是“载漪恐，遣人讽各公使入贺”，想让“洋人”撑腰，不料“各公使不听”，所以“太后及载漪内惭，日夜谋所以报”79。正在这时，有人以道听途说的消息报告荣禄，说“英人将以兵力胁归政，因尽揽利权80”。

自认为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已面临最后失败的慈禧，感到被“洋人”逼得走投无路了，认定要保权夺权，就得打跑“洋人”，因而就非用义和团不可。于是义和团的“扶清灭洋’与封建顽固派的“维旧排新”也就进入了同一轨道.清廷这才开始对“洋人”大张挞伐，以决雌雄了。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从来是不相信群众力量的，这时的慈禧居然也议论宏阔，居然在御前会议上大讲：“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81? 教导别人“总以顺民心为最要”82。必须支持义和团。但她实在是另有深意存焉——无非是要玩人民于股掌之上，用人民的生命鲜血为她火中取栗罢了。

支持赞扬义和团调子最高的另一个人是端郡王载漪。他所以如此，目的在于使其子尽快取光绪而代之，以夺得最高权力，所以他也最恨“洋人”。时人指出;“其时大阿哥已立，其父载漪，颇怙揽权势，正觊国家有变，可以挤摈德宗，而令其子速正大位，闻(义和拳)之(兴起)喜甚，极口嘉叹。83”不仅如此，漪父本来与慈禧关系密切，“有隐德于太后”84，其兄载濂弟载澜，政变时又以告密取信于慈禧，得掌虎神营，所以此辈尽皆慈禧的死党亲信。他们帷幄深谋，唯权是夺，所谓排外仇教绝非目的，“说者谓端邸之排斥外人，非公愤，盖私仇，甚笃论也”85。另一个极力支持义和团的是大学士徐桐。徐桐平日笃信理学，日诵太上感应篇，见“洋人”则以扇掩面，恶新学如仇。此人见义和团起即喜不自胜，他在赠义和团大师兄的对联中赞道：“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义，只此精神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86”

在守旧的顽固派中，徐桐表面上颇具理论家的变态，但实际上也是个宫廷阴谋家。“方太后议废帝，立端王载漪子溥携(改人旁)为‘大阿哥’，桐主之甚力”，因是“益亲载漪”87。他所以支持义和团，无非也是权欲所驱使，决非仅仅清谈理学而已。其他如荣禄、刚毅、崇绮、赵舒翘等无不如此。荣禄在政变中是慈禧的得力鹰犬，当然担心光绪当政，刚毅“其意反抗皇上，故太后因而用之”88，崇绮傅溥携(改人旁)，“与徐桐比而言废立，甚得太后宠”89。

且不说刚阿端旨，赵又阿刚，守旧顽固派中许多人都看准支持义和团是升官图富贵的好机会，“士大夫谄谀干进者，又以义和拳为奇货90”。御史徐道混(改火旁)居然上书说：“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龙背拱夷船，皆立沉”;御史陈嘉自称“从关壮缪得帛书，书言无畏夷，夷当自灭”，“当是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91，时人评论说：“推本言之，有守旧，而后有训政，有训政，而后有废立，有废立，而后有排外。92”“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93”

如仅就封建统治者来说，此论当属不谬。与此相应，义和团对封建顽固派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也是缺少本质认识的。义和团“奉旨灭洋”，但发这个“旨”的慈禧们是不会去灭洋的。用慈禧西逃路上的话来说：“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94”所谓“欺负太狠”，无非是认为“洋人”在废立问题上威胁到她在权力结构中的主宰地位。自鸦片之战、中法之战、甲午之战后，清廷除光绪等还希图变法图强以求振作外，守旧顽固派苟安求活，“欢笑漏舟之中，恬嬉危幕之上”，对“洋人”从来是以和为贵的。

所以就其所反映的本质来说，“当宣战之日，固逆计异时之必归于和，使馆朝夷，皇位夕易矣。大事既成，盲风怪雨不转瞬而月星明概，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恤”95。排外灭洋不过是一时之需，卖国固位则是不易之计。所以宣战后时战时和，时而命义和团与清军进攻使馆，时而又给使馆送冰和瓜果蔬菜;一面照会各国，以义和团是它的“肘腋之患”来表白，一面又许诺要相机镇压义和团。光绪在御前会议上曾质问顽固派“奈何以民命为儿戏”96? 是说到了他们的疼处。

在慈禧当时的政治赌博中义和团只是被当作了她内政外交的政治筹码。义和团运动中，慈禧等把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用来为宫廷权力斗争和维旧排新开历史倒车服务，应当说是封建统治者在近代中国的一大发明。戚本禹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中教训我们：“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派”?但他却偏偏不说应该“怎样对待封建顽固派?”这就从反面启发我们，反对封建主义余孽的斗争是具有多么重要的现实意义!林彪、“四人帮”一类骗子闭口不谈反对封建主义，正说明他们是有心病的。

本文较多触及了义和团运动的消极方面，但并不否认它的反帝性质，也不是故意标新立异。所以如此，不过是要摆脱新的蒙昧，是要清算自己与同时代青年十余年前因被林彪、“四人帮”一类骗子愚弄与蒙蔽所犯的时代性错误!

注释：

1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240页。

2 柴萼：《庚辛纪事》，载《义和团》第1册，第305页。

3 转引自陈独秀《克林德碑》，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第449-450页。

4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载《义和团》第3册，第387页。

5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载《义和团》第3册，第389页。

6 支碧湖：《续义和拳源流考》，载《义和团》第4册，第445页。

7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载《义和团》第l册，第149页。

8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载《义和团》第1册，第199页。

9《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第148页。

10《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第148页。

11《乱中日记残稿》，载《义和团》第1册，第346页。

12 柴萼：《庚辛纪事》，载《义和团》第1册，第307页。

13 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第149页。

14 1967年4月23日《解放日报》。

15 1967年428日《光明日报》。

16 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147页。

17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载《义和团》，第1册，第346页。

18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上，载《义和团》第2册，第36页。

19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上，载《义和团》第2册，第36页。

20 管鹤：《拳匪闻见录》，载《义和团》第l册，第470页。

21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载《义和团》第1册，第244页。

22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载《义和团》第l册，第18页。

23 《清史稿》卷四六五，第12756页。

24 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第153页。

25 汤殿三：《天津拳祸遗闻》，载《义和团》第2册，第69页。

26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上，载《义和团》第2册，第35页。

27 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第149页。

28 衰昶：《乱中日记残稿》，载《义和团》第1册，第348页。

29 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第153页。

30 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第152页。

31 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第156页。

32 胡思敬：《驴背集》，载《义和团》第2册，第503页。

33 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35页。

34 李东沅：《传教论》。

35 《义和团》第l册，第365页。

36 王照：《行脚山东记》，载《义和团》第1册，第410页。

37 1900年7月15日《中外日报》，载《义和团》第4册，第180页。

38 1900年7月15日《中外日报》，载《义和团》第4册，第18l页。

39 《清史稿》卷四六五，第12750页。

40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载《义和团》第1册，第112页。

41 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第146页。

42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载《义和团》第1册，第289页。

43 柴萼：《庚辛纪事》，载《义和团》第1册，第305页。

44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载《义和团》第l册，第114页。

45 柴萼：《庚辛纪事》，载《义和团》第l册，第308页。

46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载《义和团》第1册，第271页。

47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载《义和团》第l册，第192页。

48 《山西省庚子年教难前后记事》，载《义和团》第l册，第513-518页。

49 柴萼：《庚辛纪事》，载《义和团》第1册，第307页。

50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杜1972年版，第67页。

51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杜1972年版，第68页。

52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71页。

53 《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

54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页。

55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载《义和团》第1册，第347页。

56 《李大钊选集》，第298页。

57 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载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

58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载《义和团》第l册，第261页。

59 王照：《行脚山东记》，载《义和团》第1册，第409页。

60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载《义和团》第l册，第15-16页。

61 佐原笃介：《掌乱纪闻》，载《义和团》第1册，第137页。

62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

63 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见闻录》，载《义和团》第2册，第188页。

64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载《义和团》第1册，第1120页。

65 义和团《揭帖》，载《义和团》第4册，第151页。

66 柴萼：《庚辛纪事》，载《义和团》第1册，第305页。

67 刘孟扬：《天津拳臣变乱记事》卷上，载《义和团》第2册，第30页。

68 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第156页。

69 恽毓鼎：《祟陵传信录》，载《义和团》第1册，第50页。

70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载《义和团》第1册，第127页。

71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载《义和团》第1册，第50页。

72 柳堂：《宰惠纪略》，载《义和团》第1册，第399页。

73 柳堂：《宰惠纪略》，载《义和团》第1册，第399页。

74 胡思敬：《驴背集》，载《义和团》第2册，第520页。

75 1900年9月18日《中外日报》，载《义和团》第4册，第231页。

76 管鹤：《拳匪闻见录》，载《义和团》第1册，第467页。

77 1900年7月15日《中外日报》，载《义和团》第4册，第180页。

78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载《义和团》第1册，第11页。

79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载《义和团》第1册，第11页。

80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载《义和团》第1册，第11页。

81 恽毓鼎：《祟陵传信录》，载《义和团》第1册，第48页。

82 袁昶：《乱中日记残镐》，载《义和团》第1册，第337页。

83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载《义和团》第3册，第 375页。

84 1900年11月23、24日《中外日报》，载《义和团》第4册，第219页。

85 1900年11月23、24日《中外日报》，载《义和团》第4册，第219页。

86 柴萼：《庚辛纪事》，载《义和团》第1册，第314页。

87 《清史稿》卷四六五，第12750页。

88 1900年11月23日，24日《中外日报》，载《义和团》第4册，第220页。

89 《清史稿》卷四六八，第12776页。

90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载《义和团》第1册，第14页。

91 孪希圣：《庚子国变记》，载《义和团》第1册，第15页。

92 1900年12月8日《中外日报》，载《义和团》第4册，第228页。

93 1900年12月8日《中外日报》，载《义和团》第4册，181页。

94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载《义和团》第3册，第438页。

95 恽毓鼎：《祟陵传信录》，载《义和团》第1册，第50页。

96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载《义和团》第1册，第13页。

跟皇帝的生育能力有关的政治

admin — Sun, 06 Mar 2011 02:39:08 +0000

这篇文章有些玩笑，虽说英明的老佛爷杀肃顺用的理由之一，有当年没让老佛爷和慈安太后吃肉。辛酉政变的原因真的因为这个吗？鬼才信。

张鸣这篇文章目的在最后一段，不过现在科学发达了，人家去协和医院哈。就是不听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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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的年月，人的命运很难说，兴衰不定，即使贵为皇帝，也不例外。晚清时节，北京城两次遭遇洋兵打上门来，皇帝两次逃走。清朝这个游猎人建立的王朝，似乎很不善于守城，只要有兵临城下，就两脚抹油，走为上。1860年咸丰北狩，其实英法联军还没有攻城。倒是迷信义和团的慈禧，多少挺了一阵，等到八国联军进了城，才仓皇北逃。

咸丰逃到了承德。按说，承德是皇帝常去的地方，有现成的行宫在，皇帝的供给，应该不是问题。但是，那时毕竟到了末世，凡事乱七八糟，加上皇帝来的不是时候，行宫所在，一时手忙脚乱，什么都备不齐。所以，刚去那阵，即使是皇帝，也无非是萝卜白菜，加上点大肉，比乡下的土财主，吃的还寒酸。至于皇帝身边的后妃们，就更惨，皇后尚好，其余的妃子连肉都吃不上。皇室的饮食，当时也归当朝的宠臣肃顺管。打那时起，肃顺就跟还是贵妃的叶赫那拉氏呕了气。如果肃顺乖一点，别眼里只有皇帝和皇后，早点把懿贵妃叶赫那拉伺候好了，不用太费事，多给点肉吃，说不定祺祥政变就不会发生了。一个个都是娇生惯养的主儿，猛然间连肉都吃不上了，能不冒火吗？

不过，当时皇帝不过三十几岁，而且已经被证明，是有生育能力的，有谁知道竟然气性那么大，活活被洋鬼子给气的一病不起。如果不是这样，皇帝能生几个儿子还没准，那拉氏母凭子贵升为太后的可能性就要大打折扣。肃顺这个满人里一向号称鬼精灵的家伙，早点没有看清形势，也不是没有缘由的。说到底，肃顺的命运，以及后来中国的命运，还是跟皇帝的生育能力有关，如果咸丰跟康熙一样，早早多生几个，多几个妃子养育了皇子，那拉氏即使有机会，也断不会如此牛气——就她肚子争气，养了一个皇帝的独苗。

等到这个独苗长大，不知怎的，跟他亲爹一样，在养儿子方面就是不大灵光。大婚几年，就算发育晚点，十七八岁的人了，怎么说也能人事了，可是皇后和妃子的肚皮都没有动静，然后突然就死掉。有传说是去找娼妓染的脏病，如果传说确实，至少说明他是有欲望也有能力的。因为年轻皇帝的暴死，引发了一场晚清的继承危机，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同治皇帝有儿子，或者说生完了儿子再翘辫子，那么即使他的老娘再霸道，政治野心再蓬勃，也无法寻出一个同治的同辈兄弟来继承皇位，自己依旧做“皇爸爸”（母亲），接着茬临朝听政。无论如何，只能升高一步，做太皇太后。再想干政，就有太多的制度障碍。漫说同治死后的继承风波闹不起来，就是日后的朝廷政治究竟怎样，还真就不好说了。

清朝自咸丰之后，一连三个皇帝，同治，光绪和宣统都没有生育。至少在外人看来，他们的性能力都出了问题。其实，咸丰也就是生了一根独苗，连女儿都没有一个。有人说，这跟王朝的气数有关，末世王朝，就是没有人气。有人说，这是因为此后一直是慈禧当政，阴盛阳衰，宫里阴气过重。还有人说，那是因为英法联军一把火把圆明园给烧了，此后皇帝就只能呆在皇宫里，而北京的皇宫，根本不是个养人的地方，待久了，难免在性上出问题，所以，这几个皇帝，就只能这样了。

别的人家，养得出养不出儿子，也就是跟家业传承有点关系，跟大老婆和小老婆的权力关系有点关联，跟国家政治关系不大。但是，皇帝就不同，他们养几个或者不养儿子，政局就会因此而发生很大的变动。也可以说，国运的转换，跟皇帝的性能力并生育能力有密切的关联。皇帝和后妃床笫之间的那点事，也许办事之时跟常人没有什么不同，但结果却大不一样。皇帝没有儿子，由外藩选人，往往是一场朝廷各派势力的较量，明争暗斗，而且斗完了，继承人选定了，如果年纪尚小，暂时没事，如果已经成年，则马上就会来一波新的换人游戏，一朝天子一朝臣。几家欢乐几家愁。而年纪小的皇帝一旦成年，发现大权旁落，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一场血雨腥风，不是皇帝翘了，就是大臣们死上一堆。明武宗如果不是没有儿子，后来嘉靖朝的大议礼风波就不会发生。明熹宗如果有儿子，历史上权势最大的魏忠贤就不会那么快地完蛋，说不定明朝的灭亡，就会直接亡在这个“厂臣”（当时人们给魏忠贤的尊称）手里。历朝历代，很多明白人想出了好些招数，想要控制这种风险，可惜都收效甚微。王朝政治，但就皇帝生育能力而论，就是一种超级不稳定的政治，给和平交班，平添了诸多的风险。朝臣们的命运多舛，在皇帝的床笫之间就是已经注定的了，死生贵贱，由不得你。至于由此引发的政局动荡，老百姓颠沛流离，也就更没法说了。

若想要皇室的传承，不至于牵累到国家政治，在维护皇室完整的前提下，唯一的办法，是把皇室和现实政治隔开。走到这一步，君主就变成虚位的了，离君主立宪也就不远了。

论光绪朝的继统之争

admin — Tue, 08 Feb 2011 13:33:54 +0000

有次曾经和朋友聊这个问题。说当时的文官，太能迎合老佛爷了。需要制度上合法，合乎祖制，符合老佛爷的利益，还不能让其他人有闲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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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嗣危机

1875年1月12日，同治病亡，其无子。有清一朝首次遇到需从皇帝子嗣外寻找继承人的严重情况。宗祧继承的原则是“有子立嫡，无子立后”，无子时，以人为方式弥补自然血缘的缺憾，以获得继承人，即为立嗣，以续承宗庙世系。帝嗣的选立，则不仅攸关皇脉延续，更与国家命运关系重大。翁同龢对选嗣过程有亲历记述：“戌正，摘缨青褂。太后召诸臣入，谕云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谕云，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则宣布曰某。维时醇郡王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1]。当晚，载湉从醇王府被迎入宫，成为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九代皇帝。与此同时，两宫也完成再次垂帘听政的“合法化”手续：“朕恭呈慈安……慈禧懿旨，览王大臣等所奏，更觉悲痛莫释，垂帘之举，本属一时权宜，惟念嗣皇帝此时尚在冲龄，且时事多艰，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禀承，不得已姑如所请”[2]。

一般认为，慈禧选帝主要基于以下考虑：载湉年幼，仅只4岁，便于慈禧垂帘听政，如果拥立长君，听政便不合法度。载湉与慈禧关系密切，他是咸丰弟奕譞和慈禧妹叶赫那拉氏所生，既是慈禧的侄子又是外甥。另层原因是，载湉与同治同属“载”字辈，这有违常理，原本继承同治帝位的应该在同治下一辈（“溥”字辈）中寻找，但那样一来，将使慈禧成为虽尊而疏的太皇太后，同治皇后将成为皇太后，慈禧的垂帘听政间隔一辈变得失去名义。所以慈禧只能在同治同辈中寻找。王国维尝言：“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制度）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故天子、诸侯之传世也，继统法之立子与立嫡也，······ 皆任天而不参以人，所以求定而息争也”[3]。同治无子，无法天定，本身就面临“任人者争”的风险和变数，慈禧立嗣顿使宫廷中的各种关系愈发复杂，潜伏下三大危机，也就是有三种关系必须调适。第一，先帝与后帝的关系，光绪继嗣咸丰，光绪之子却要继嗣同治，其间如何理顺？宗祧继承的根据就是血缘与辈份的关系，满人入关前，并无过继法条的规定，时有先兄弟后子侄袭职情况的发生。入关后，受汉族立继嗣子观念的影响，继嗣行为渐趋规范。康熙十年规定：“如无子嗣，准将近族之子，过继为子”[4]。明确选立继嗣对象是“子”而非兄弟，皇室自然不能例外。但慈禧却打破成例，实行兄终弟及，而非父位子继。因事情牵扯到两宫听政和三代皇帝（前朝皇帝咸丰、大行皇帝同治、当朝皇帝光绪），有些利益还互有冲突，有顾此失彼的情况，又使得臣僚的立言特别谨慎。第二，慈禧与同治皇后的关系，慈禧为了揽权，刻意防止在同治下辈中寻找继承人，将光绪的帝位得来不是同治，而是跳到上一辈，来自十三年前就已经去世的咸丰，这样，慈禧还是皇太后，同治后却成了“皇嫂”。这于情（放弃自己亲生儿子）于理（改变顺序继承）都不顺，也使同治皇后与光绪的关系，与两宫的关系，在宫廷中的地位，在在难堪。第三，光绪与醇亲王奕譞的关系，即要防止因其为皇帝生父而操控政权的可能。

在三种关系中，第三种关系最容易解决。各方都不愿此种局面出现，即便是当事人奕譞也没有这种能量和胆量。1875年1月15日，朝廷讨论“醇亲王辞免差事折”。翁同龢上密疏请求为奕譞保留“神机营差事”。未被慈禧采纳，密奏留中未发。第二种关系比较棘手，但同治后无拳无勇，随其很快去世部分得以解决，却也成为后来事发的引子。而以第一种关系最复杂，因其直接牵扯“储位密建”祖制的恪守和继嗣继统间的矛盾悖逆，涉及到三代皇帝乃至皇绪帝位的正统性。正统危机在选嗣当下即已发生，“诸臣承懿旨后，即下至军机处拟旨，潘伯寅意必宣明书为文宗嗣，余意必应书为嗣皇帝，庶不负大行托付，遂参用两人说定议”[5]。从记述看，太后只是提出人选，细节并无考虑，而由近臣来弥缝。翁同龢、潘祖荫的讨论一下子抓到了问题关键，就是如何处置同治、光绪两帝间的平衡，为光绪立嗣寻找入乎情理的解释，慈禧在立嗣时对此明显缺乏考量。

果不其然，光绪即位未几，风潮便起。1875年2月20日，内阁侍读学士广安首先将问题提出：“窃维立继之大权，操之君上，非臣下所得妄预也”。但因事情处置于“理”上仍待“变通”，“又非臣下所可缄默也”。广安为同治鸣不平：“惟是奴才尝读宋史，窃有感焉。昔太祖遵母后之命，传弟而不传子，厥后太宗偶因赵普一言，传子竟未传侄，是废母后成命。遂起无穷斥驳。”有鉴于史，广安建议将“我皇上将来生有皇子，自必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接承统绪”的安排“即请饬下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颁立铁券，用作奕世良模”。即用“颁立铁卷”这一封建王朝的最高立法方式将此固定下来，成为不容更替的铁定安排，以防日后有变。广安奏折并未深究继嗣中的各种矛盾，只是要求将既定安排用更稳固的方式定格。但这也触犯了慈禧的敏感神经，“广安奏请饬廷臣会议颁立铁券等语。冒昧渎陈，殊堪差异，广安著传旨申饬。”[6]

因事涉天子，非一己一姓的家务事，而是天下事。中国的士人们又有着视天下为己任的不绝如缕的传统，“言谈微中”的狂优和持“道”不屈的君子，即使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也没有绝迹。正因此等人物的前仆后继，保持着中国政统和道统的基本稳定。何况慈禧所行不道，要想堵塞天下悠悠众口是不可能的。1875年3 月27日，同治皇后死，“道路传闻，或称伤悲致疾，或云绝粒陨生”。御使潘敦俨又挺身发难：“默念穆宗嗣统未有定议，孝哲毅皇后又仰药殉，遂疏请表彰穆后潜德，更谥号。”此种暗指大犯忌讳，朝旨“斥其以无据之词率登奏牍，实属谬妄，交部严议。”结果是罢官免职。天下有道，君子出而扶持君主，天下无道，君子归当隐士。此后，潘敦俨“归隐于酒，阅二十余年卒”。[7]

严厉惩处之下，挺身赴义者仍续起不绝。君臣父子为中国传统理念的大纲，中国古代家、国不甚分的体制使君权渗透着父权，君臣关系某种程度上映透着父子关系， “天子”并非就是真正的天之子，而更多的是人之君，正如父母不会不犯错误一样，帝位的秉持者也非永远正确，因此就有接受规劝的必要。臣民的“子弟”身份使之只能安于被统治者的地位，但同时也使“子弟”们多少保有了一些规劝长辈的传统义务。虽因过问的是“天大的事”，说得不合适，会引来绝大麻烦。好在，士大夫自古即有“定臧否，穷是非，触万乘，陵卿相”，“自置于必死之地”而不辞的志气。因此，“规谏”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文化传统，士子是这种传统的中心承担者，以“帝位之师”自居。[8]晚清，士子的这一地位存在已经斑驳陆离，前几次谏言均被驳回或严谴，无奈中，只得行之以激切，其中真正有不得不的原因。

二、尸谏行动

于是乎，更严重的事件发生，有官员以最激烈的方式将问题不容回避地提出。1879年4月11日，同治帝后归葬惠陵，两宫太后、光绪皇帝及大批官员出京送葬，在蓟州举行迁奠礼，奉安典礼平静结束后，于20日返抵皇宫。不期想，却出现惊天大案，有人尸谏。

谏者是吏部主事吴可读，其未随归葬队伍同来，早在4月11日就已经住在蓟州马伸桥三义庙[9]，大队人马离开蓟州时，吴仍留该庙。而当地官府的死亡报告是几天后才呈上。4月29日，蓟州知州刘枝彦报，接到马伸桥乡保张利26日的禀告：有随差之人25日夜服毒身死[10]，尸检时发现死者属吏部，知州的报告按级报顺天府，转吏部，吏部尚书宝鋆等“接阅之下，不胜骇异。当即亲诣看验，知系吏部吴主政名可读在此服毒殒命，遗有封存密折一匣，遗书嘱为转呈吏部代递。”按规定，部署呈递的代奏折件，先由该部堂官共同开启查阅，如没有违悖字样，才能转奏皇上。但鉴于吴可读以死相求，且遗折密封。传统社会下，武死战文死谏是报国忠君者的至高境界，一个人到拿自己的性命相拚相酬的时候，是什么都豁出去了。吏部官员知道这一定牵扯到重大而敏感的事情，“既未便拆阅，又不敢壅于上闻”。所以违背规定，不拆视就径报朝廷。[11]

吴可读（1812－1879），道光三十年进士。自谓“家谱自前明始迁祖以来，三百载椒房之亲，二百年耕读之家，十八代忠厚之泽，七十岁清白之身”[12]。现存《吴御使可读手泽》，手录的多为历代忧国忧民之作，如陆游、杜甫的作品，陆贽的奏议，徐贤妃的《息兵罢役书》及林则徐的禁烟疏等[13]。可以看出吴氏的思想基点。其引起议论大哗的遗折表露之意甚多，御史安维峻有言：“一疏动天颜，所言者大；千秋论臣节，如公其难”[14]。

据吴可读自称，其尸谏很重要的原因是存有感恩之念。“罪臣前因言事忿激，自甘或斩或囚，经王大臣会议奏请传臣质讯，乃蒙我先皇帝曲赐矜全。既免臣于以斩而死，复免臣于以囚而死，又复免臣于以传讯而触忌触怒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则今日罪臣未尽之余年，皆我先皇帝数年前所赐也。”这是指弹劾乌鲁木齐提督成禄一事。成禄在西北军情紧急的情况下，逗留高台七年，不出玉门一步，苛索民间供银30万两，却“诬民为逆，围剿良民村庄，冤杀二百余人，反报胜仗”。可读系甘肃皋兰人，对西北情事多有关注，时任监察御史，又有职责所系。因此上对成禄“十可斩五不可缓”的轰动一时的奏疏，使成禄被查处，判刑死缓，但吴可读仍坚持成禄罪行重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继上《请诛已革提督成禄疏》，内有名言：“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汇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15]两疏稿“传诵萟林，卒以直道难容去官”[16]。清廷以“吴可读坐刺听朝政”为由对吴予以处分[17]。据了解内情的人称，弹劾成禄获罪，主要是因为成禄是醇亲王奕譞的人，吴氏不依不饶得罪了权贵。吴的尸谏，既有感恩因素，以为同治有恩于己；更有一股激愤之气，因遭贬斥，想一死以明心志。与吴气息相投惺惺相惜的左宗棠就认为尸谏“当由狷忿之念所激而成”[18]。吴遭贬黜后，表面上意趣闲然，赋诗言志：“圣朝无阙事，小臣愿作不鸣蝉；家无别况，只桂兰绕膝，桃李盈门。今年春胜昔，一堂和气抱孙来。”[19]一片闲适心态，想不问国事，内心却压抑不下愤懑，一心忠于朝廷，反被污判。卓寿山的挽诗恰当反映了吴的心境：“一腔忠愤但吟诗，满肚牢骚惟纵酒。遥知二宫还宫日，便是孤臣受命时。”[20]

故吴可读早有死意，其在同治死时，“即拟就一折，欲由都察院呈进。彼时已以此身置之度外。嗣因一契友见之，劝其不必以被罪之臣又复冒昧”。[21]后来遗折的稿底也是那时留存。吴可读侄子吴宗韶后来写《柳堂先生传》也确认：吴可读“临行辞其先莹……，吾年已六十余而圣朝不终弃之，敢不以死报哉！”[22]除给朝廷的遗折外，在三义庙居住的几天中，吴还给该庙主持周道士写了六封信，给儿子写了两封信，交待已选好葬所，自古忠孝难两全，不必归葬祖莹。并告诫其子待朝廷查案后，“总以速出京为要，”出京后可投靠左宗棠。[23]可说是从容安排好后事。吴还申明此事与主管的吏部堂官无关。实际上，吏部遴选随行官员时，吴可读最初并未被选，其“力谓于长官愿备员以往，人皆笑其迂（此乃一苦差，且礼节要周到，繁文褥礼极多，人多不愿往），而先生则喜甚。行之日，大雪载途，达官扈从者咸苦之。先，先生襆被卻仆役登车遂东，礼成后，诸臣归，先生独留于蓟，僦屋于马伸桥之三义庙。昼则扃户出观乡人之渔于河上，归则秉烛达旦，庙祝异而窥之，见其奋笔疾书”[24]。其寻死的毒药和绢绳均从北京携来，可见其必死的决心。

吴的“遗折”最具分量也最让时人传诵的是下面一段话：“罪臣涕泣跪诵，反复思维，窃以为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公然指责慈禧“一误再误”，责怪言词里是一腔忠诚，忠君乃至某种愚忠，是以极端方式建言的最主要缘由，吴对此也坦承：“等杜牧之罪言，虽逾职分，效史鳅之尸谏，只尽愚忠”。吴可读还直截了当地对朝命进行了驳斥：“懿旨内有承继为嗣一语，则大统之仍归继子，自不待言。罪臣窃以为未然。······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不得已于一误再误中而求一归于不误之策。惟有仰乞我两宫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正名定分，预绝纷纭。”[25]

吴可读也解释采取如此激越手段为不得已。“今逢我大行皇帝永远奉安山陵，恐遂渐久渐忘，则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则迫不及待矣”。其曾言说死前心状，“人曰：子惧乎！曰：惧。既惧矣，何不归？曰：惧，吾私也，死，吾公也。罪臣今日亦犹是”。并非不怕死，但在大公与一己间，选择了死，古之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26]即是此意。可读进而强调：“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罪臣岂敢比曾参之贤，即死，其言亦未必尽善。惟望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怜其哀鸣，勿以为无疾之呻吟，不祥之举动，则罪臣虽死无憾。······罪臣言毕于斯，愿毕于斯，命毕于斯” [27]。臣以死相谏，在传统中自有其风采境界在。中国的谏诤观源远流长，《诗·周南·关睢·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汉书·郅恽传》：“臣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废，子谏不可拒。”都是在讲说个中道理，遗折中正以曾参为效法。吴可读两任书院主持，曾主讲甘谷朱圉书院和兰州兰山书院，书院自古为士气聚集扬发之地。显见得，士的传统风范对其有深重影响。宝廷诗云：“圣朝纳谏优直言，伏阙抗疏争纷纭，以死建言公一人，吁嗟乎！直谏容易死殉难。”[28]末一句最是道出尸谏的沉重份量。

三、朝议纷纭

5月7日，吏部将吴可读遗疏入奏，当天，某些朝廷近臣已知遗折内容。军机大臣王文韶记：“本日吏部递主事吴可读死谏一疏，请特降懿旨预定大统之归等语”[29]。翁同龢也记：“是日奉两宫懿旨，吏部主事吴可读伏毒自尽，遗有密折一件，请议立穆宗毅皇帝承嗣大统”[30]。继统事过于重大，尸谏方式又过于激烈，案发后，朝野间已有传闻，慈禧等也无法隐瞒。接到吏部上奏后，慈禧的反应倒也快捷，当天就有批复，且言辞得当，不但为以后的说词定下了大的原则，而且进行了铺垫和留有了转圜余地，后来大臣的奏疏多以此立论。“皇太后懿旨：吏部奏主事吴可读服毒自尽，遗有密折，代为呈递，折内所称请明降懿旨，预定将来大统之归等语，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嗣后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此次吴可读所奏，前降旨时即是此意。著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31]

5月9日，遗疏先在小范围传阅，朝廷命臣属赴内阁“公同阅看”[32]。 15日，太后和光绪于东暖阁召见重臣，询问处理办法，翁同龢等在面对时扮演了重要角色，其首先“具以古今典礼，本朝不建储之说对”。这是毋庸言说的定规，并没有解决问题，慈禧等听后，“踌躇良久”。翁等又才和盘托出关键性的意见，“以大统所归即大宗所系，次第详陈”，这算是抓到了关键，“仰蒙（帝、后）首肯再三。”[33]这里，翁同龢等提出了一个重要思路，就是先解决大统（帝位），再解决嗣子，继承大统者即为大宗（帝嗣）。后来的处理即寻此思路。但继统事委实太大，又是一个道统干预政统，臣下建言立论的绝大题目，臣僚特别是此时活跃于朝中的“清流”激奋异常。

5月21日，清廷将议事范围扩大，召集更多官员在内阁集议[34]。部分臣僚特别是宗室的某些王公大臣认为继统牵扯建储，故而表态“不敢参议，不得擅请，不能预拟”，提出对遗折“以毋庸置议复奏”。[35]打算跟过去一样，把事情敷衍过去，引起部分与会者的不满，“激烈者盛气力争，巽畏者嗫（喏）不吐，或忠或谨”[36]。在这样的情况下，某些与会者认为统一会奏显然不能反映他们的意见，酝酿“别疏陈所见。”[37]

御使李端棻指责所谓的“不敢参议”是不负责任的态度，没有为皇上分忧。“此时两宫若不再申一命，群臣若不更赞一词，专待亲政之年，自行裁度，皇子即生而即宣承嗣之旨，廷臣必争之曰，此违建储祖训也。皇子既生而不闻承继之旨，廷臣又必争之曰，此违初次懿旨也。” 将陷皇上于左右为难，所以一定要对吴折有所交待，但怎样交待，李端棻也说不清楚。[38]编修黄体芳更对5月7日谕旨中的定调表示不满，“体芳略言：‘即是此意’一语，止有恪遵，更有何议？”他鼓动臣僚打消顾虑，“夫奉祖训，禀懿旨，体圣意，非僭。先帝今上皆无不宜，非悖。明其统而非其人，非擅。论统系，辨宗法，正足见国家亿万年无疆之庥，非干犯忌讳。”时论推许，黄的奏疏“皆人所难言，直声震中外”。[39]

有意思的是，事发后的建言者多为汉臣。少有例外，就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宝廷，其系宗室，郑献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以敢言称。他对王公大臣议论的会奏很不满，认为只是官样文章，不着痛痒，故而率先提出他本人“亦有说帖，不欲抄附，拟单递”。[40]宝廷奏折先为慈禧辨解：“将来即以皇上所生之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非言生皇子即时承继也，言嗣而统赅焉矣。引伸之，盖言将来即以皇上传统之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也。因皇上甫承大统，故浑涵其词，含意未伸，留待皇上亲政日自下明诏，此皇太后不忍歧视之慈心，欲以孝弟仁让之休归之皇上也。而惜乎天下臣民不能尽喻也。广安不能喻，故生争于前；吴可读不能喻，故死争于后”。以此解释遗折的疑问，不是“生皇子即时承继也”。所以，吴可读的担心多余。宝廷还提出一项重要建议：“并请将前后懿旨与广安、吴可读及此次与议诸臣奏议存之毓庆宫，俟皇上亲政日，由毓庆宫诸臣会同军机大臣恭呈御览，自必明降朱谕，宣示中外” [41]。宝廷单独上折的作法还为意见歧异者树立了榜样，徐桐、潘祖荫、翁同龢三位的奏折原准备附在王大臣会奏之后，因有宝廷单递，“因请余辈亦单递”。[42]

对尸谏事件，依其和皇室关系的亲近成反比，愈是和皇室关系密切的人反应愈是谨慎，他们对慈禧立嗣多有不满，但表示起来又多有顾虑。于此微妙内情，翁同龢等人有切身体认。5月15日，翁同龢与帝后言及继统事，得到鼓励，于是，根据所言与徐桐、潘祖荫联名起草了一份更正式的奏折，翁同龢对此折十分慎重，稿成后曾找多人商议，19日，“访荫轩未值，拟折稿送之”，第二天，又与同仁讨论，“绍彭、伯寅（潘祖荫）俱从余议，同事孙、张二君亦同。”21日，向更高级别征求意见，将“折底交恭邸（奕訢），恭邸意以为不然，而不加驳诘”，不讲其不以为然何在。转将底稿送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也只是“惟惟而已”。只有惇亲王反应强烈，“阅之坠泪”，但也没有具体意见。临入奏前翁又专访沈桂芬，“以所拟底交之，彼甚以为是也” [43]。沈桂芬此时为汉军机领衔，与翁同龢等南清流关系密切。有意致的是，相比起满人亲贵来说，汉臣的表现更大胆，其中原因可能是受儒家传统浸润更深，护持正统的意识更强烈；再是身份不一样，处在圈外，说话反而顾忌较少。但毕竟是神器所归，兹事体大。翁同龢等不敢掉以轻心，对奏折“往还颇费词矣，两至馆上斟酌折头”。30日方才奏上。徐桐时任礼部尚书，翁同龢任工部尚书，潘祖荫任刑部尚书，上奏诸人与同治、光绪有密切关系，又是清流领袖，会奏的分量自然不同。奏折认为吴可读要求“预定大统，此窒碍不可行者也”。因为不建储贰有明确的制度规定，“此万世当敬守者也”。那么，如何处理建储与立嗣的矛盾呢？他们提出 “绍膺大宝之元良，即为承继穆宗毅皇帝之圣子”[44]。此即包含有先建储后立嗣之意，先选继统，谁继统谁就是同治之嗣。后来，翁同龢为此感慨：“懿旨将来绍膺大统者，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之子。此语采取臣折中语也，感涕交集”[45]。

清流健将国子监司业张之洞的长篇奏疏尤其高妙。他除了力图为太后辨白，称吴可读虽然“至忠至烈，然谓其于不必虑者而过虑，于所当虑者而未及深虑也”。此外，张之洞明确设计了如何解决建储与立嗣矛盾的方案。清廷原先发布的上谕提出光绪生子即为同治继子，如此一来，此过继人便显然要成为光绪帝位的继承者，这有违反清朝不预立皇储的祖制之虞；而且光绪无子或多子怎么办？生子不贤又怎么办?面对诸多矛盾，张之洞提出了继嗣与继统合并解决的办法，并为此论证：“天子，公庙不设于私家，苟不承统，何以嗣为？”就是帝嗣的继承与寻常百姓不一样，从帝嗣来说，“继嗣，继统毫无分别”。张之洞的说法是在继承顺序上颠倒，不管光绪生有几子，都先不继嗣，直到继统决定才继嗣，继承光绪帝位之人也就是继嗣同治之人，两下里同时完成。[46]这与翁同龢、宝廷的见解不谋而合，只是张折说得更明白到位。无怪乎，军机大臣王文韶要称在有关吴可读案林林总总的上疏中，要说是“透达切当，以张之洞一疏为最”[47]。张折举重若轻，另辟蹊径，将先前争论不休复杂纠缠的问题一下子廓清云雾。

比较起来，王公大臣们遵旨拟议的奏稿颇四平八稳。奏稿于30日由世铎领衔发出。“吴可读以大统所归，请旨预定，似于我朝家法未能深知，而于皇太后前此所降之旨，亦尚未能细心仰体，臣等公同酌议，应请毋庸置议” [48]。以祖制家法为抵挡，拒绝臣下擅议。翌日，朝廷颁旨对此案了结：“皇帝受穆宗毅皇帝托付之重，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必能善体此意也。所有吴可读原奏及王大臣等会议折，徐桐、翁同龢、潘祖荫衔折，宝廷、张之洞各一折，并闰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谕旨，均著另录一份存毓庆宫。至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著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49]

先前懿旨下令吴可读事只交京官讨论，而将外省疆臣屏蔽，意图把影响局限在一定范围内。但事情重大，外间不可能没有议论。事件发生后，远在西北的左宗棠就在私信中说：“吴柳堂侍御尸谏一疏，都门传诵，想九重亦必洒然动容。疏中自称‘罪臣’，而山陵讫事犹称‘大行’，似其微意不以庙号为妥。盖先皇御极，削平大难，在本朝为中兴之主，‘穆’之与‘毅’，不足尽之，当时定议，固未及详审耳。又，大统之归，自是正义，非感恩图报之私所可托。柳堂为正义而以尸谏，却羼入此节，亦属不伦。此君骨鲠可风，意见微偏，在所不免。其绝命诗亦可诵” [50]。左、吴至交，先前，吴可读“谪官归里，恪靖优礼之，延主兰山书院，忌者或为谗言，家人颇闻其语，然先生还朝后，恪靖每有使者至，必问先生起居”[51]。吴可读返京后，左宗棠亦对其十分信任，托办要事，如光绪二年，左宗棠致函在北京的安维峻，要求转致赴京应试者以补贴，“明春陇士与试者，当不止百人。寄银三千两，请阁下按人裱给”，并告“可与柳堂先生商之”。左宗棠忆及“四十余年前，金尽裘敝，人困驴嘶景况，犹在目前也。”当吴在京城遇困难，左回复：“知长安居，大不易，拟回故里，又虑无枝可栖。实则乌皮几在兰山，弟子仍思重附门籍也。如归计已决，则明年信到，当预留讲席，以待高贤”[52]。并安排“兰山书院山长改订吴柳堂侍御，明春当得还兰。” 又具体布置，“柳堂近况，此间亦所深悉，拟俟其归，以兰山讲席借之。……柳堂前事，后此或犹有剖白者，此时负罪引慝，乃其所宜，不可急于自明也。如启程盘川无出，李莜轩处弟尚有寄存银一二百金，当可代为筹算。”[53]当吴可读未返，仍预留讲席，“兰山三月即须开课，而柳堂近无信到，讲席未可久悬，窃料元旦贺本差回，当可得其确耗，计早晚亦必到矣。如柳堂日期尚早，届开馆时，改定镜侯亦似未迟耳”。因左对吴的为人比较了解[54]，评价也很是到位，特别是对报帝恩一节批评得好，将尸谏局限在一己的私恩图报上，意境降低。左宗棠还预测遗书不可能起太大作用，“此事自由天定，非人所能为。本朝之不预建储贰，为历代所无，原有深意也。”[55] 以此看来，尸谏引出立嗣建储重作明确调整，却为左宗棠不曾料到。

吴可读事件影响从蓟州到北京，又到外省，从朝到野，逐波蔓延。遥在上海的《申报》也有详细报道，其中一篇题为《读吴柳堂先生遗书敬注》：“凶耗传闻，盈廷震骇，无论知与不知，咸相顾失色矣。于是有谓侍御之死为殊不可必者。······然而昨观其遗折所云与两宫懿旨，乃知侍御之所以倦倦于怀者正在毅皇帝大统之传也。”[56]而另日报道则将遗折中最激烈的言词摘录，寄托哀思[57]。民间人士东河谷有挽诗相酬：“一息不忘君垂尽，孤臣犹有封章陈”。王作枢也赠诗：“先帝无儿臣有主，世人皆知我独愚，忠魂常恋一杯土，蓟门烟树灪苍苍，马伸桥畔晚风香，地不可移时难失，此心皎皎日月光，故人千古垂青史” [58]。

吴可读死前，已明示其归葬处，“谓出蓟州一步即非死所，”[59]生为帝王臣，死为帝王守陵人，事君也算可以。此举很是感动了一些人，李鸿章感言：“西望惠陵，穿土而莹，扈从大行，呜呼先生”[60]。吴可读最后葬于马伸桥三义庙东一里许[61]，三河令捐出十余亩沃田作莹地，并立专祠[62]。时任蓟州知州刘枝彦亲自操持葬事[63]，赋挽词：“考生前立言立品立教，志节彰彰，知此事断非矫激；看身后遗疏遗书遗诗，情词落落，虽古人何以加兹”。吴可读还留下《绝命词》一首：“回头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杯土已成黄帝鼎，前星预祝紫微宫，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欲问孤臣恋恩所，五更风雨蓟门东” [64]。“一时都下徧传，和者甚多。童竖亦悲吴御使（妇人孺子言皆流泪）。市圜处处谱歌词（好事者作为歌词，传于都市人皆唱咏）”。[65]绝命词还引出诸多唱和，陈宝琛诗云：“乾坤双泪眼，铁石一儒冠”[66]。张之洞诗和：“直以小臣争大计，拼将一死博春秋”[67]。崇绮和韵挽诗：“尸谏追千古，哀鸣感两宫”。一时“挽联名作如林”[68]。吴可读赴蓟州前曾在苏振记家拍摄小照，也引出故事，“最怜洛纸从今贵，争取先生玉照看”[69]。宝廷睹像后感叹：“生未识公面，死乃识公像……，他年地下如相逢，公不识我我识公”[70]。国子监祭酒盛昱特作“题柳堂小像”：“事经千变世何堪，情到万难天亦哭”[71]。张之洞阅吴可读《携雪堂全集》后亦有文记：“卷首为先生像，盖生存时用泰西法所照，神观逼真。”[72]

尸谏事续后甚至衍生成某种演义。“光绪己卯春三月下旬，予在京住潘家河沿。是日，天朗晴明，予正午饭，忽见空中有白片纷纷下。亟至庭中视之，六出雪花也，瞬息即化，炊许始止。不知烈日中何以忽然落雪，甚异之。数日即闻吴柳堂侍御尸谏事。······京师同官同年等为设祭于文昌馆，挽联无数，惟黄太史贻楫一联最洒脱，云：‘ 天意悯孤忠，三月长安忽飞雪；臣心完夙愿，五更萧寺尚吟诗。’”[73]。情殇之下，更反映出民间对忠臣的神化。

四、些许结语

清朝实行储位秘建，是中国帝位继承史上的一大变迁，自此，储位与储权分离，储权渐至消亡。咸丰之后四朝，因皇帝只有独子（咸丰）或无子（同、光），储位秘建无从实行，只能在皇帝临终前后选立储君，遂即帝位，更无从建立储权。所以，威胁所在，已不是帝王之尊，这有制度保障；晚清对最高统治权最大的威胁是来自母后垂帘听政，由此，帝位继承制遭到空前破坏。东汉刘陶说过一句后来人多引述的话：“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宁”[74]。晚清皇权因此一直处在非正常状态，皇嗣继承处在相对紊乱的情形。从这里生出诸多重大变故。由此思路以进，或能比较容易理解光绪朝帝后党争的由来，理解堂堂大清朝的皇帝载湉居然被囚，理解慈禧戊戌年的政变、己亥年的建储乃至戊申年光绪、慈禧前后日的死亡之谜所自何来。

继统之争的发生，恰好反映出清朝最高权力结构中的某些变态，说明在最高统治权的承接上，制度外的因素（垂帘听政）是如何破坏既成制度，固守定制者又是如何擎着“祖宗之法”的神圣旗号来力图维护制度；因为立嗣是一种拟制的亲子关系，人为的制度外的可操弄性太大；普通人的立嗣均有“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重要目的，遑论帝嗣，继绝存亡乃春秋大义，从国的存废到家的延续端赖于此。可谓封建王朝体制下的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在传统社会，道统与政统互为作用从而维系着正统，政统不畅时，道统便每每出来匡复使其回归正统，而道统的秉持者便是那些受儒家正统观深深浸染的官绅士子，他们以武死战文死谏的无畏气慨呵护着正统，以士大夫高贵而又脆弱的生命抗御着权势，以道抗势，高扬士气。吴可读以命相抗后，终以集思广益的形式基本解决了摇动朝局数年的大统问题，使此前不明不白的继统立嗣关系得以理顺，使前朝、当下、未来找到了平衡点，使政局得以稳定，意见得以统一，慈禧的垂帘听政和光绪的继位传绪有了“合理合法”的解释，也使朝野官绅的心结有所释怀。真可谓“此古之社稷臣，七尺能捐执简，终安天下计”[75]。

继统之争还张扬了同光之际风行当道的清流党人的气势，于立嗣建储疑难提出解决之道的翁同龢和张之洞本为清流要角，吴可读亦列名“北清流”的“十朋”，“以直言极谏，著声都下”[76]。清流们相信“与世为体”的儒家精神，但往往从“与世为敌”做起，坚持理义之真，秉持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可读之死，引出清流的巨大反响，给他们讽议时政提供了绝大题目，展现 “清流叹悼烟墨烂然”的情景[77]。陈宝琛诗云：“折汉廷槛，攀鼎湖弓，一疏千古，一死千古；湘垒哀吟，卫史尸谏，我悲先生，我愧先生”[78]。张之洞尽管与吴可读“无旧故，不相往来”，但“授命之际拳拳念及”，也唏嘘不已，推许吴“为平生第一知己”。黄体方则以吴可读弹劾成禄奏疏与遗疏共评：“先生以直言得重名者凡两疏，一疏而谪，再疏而死”[79]。清流健将张佩纶与吴可读比邻而居，但于殉节事并无及时必要的反应，时论很不以为然：“体芳、宝廷、佩纶与张之洞，时称翰林四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与同时好言事者，又号‘清流党’。然体芳、宝廷议承大统，惓惓忠爱，非佩纶等所能及也”[80]。居然将此事作为权衡性品裁量人物的标准，张佩纶不得不自我辩解：“居横街，与先生邻，己卯闰月，先生就义蓟州后一月，佩纶遭母毛太恭人丧，一墙之隔，两家哭泣相闻也。呜呼先生为忠臣，佩纶为不孝子，冥冥之中何以教我。悲夫！……先生之丧，有壮士图入吊，大哭留百金而去，问姓氏不答”。[81]吴可读将“人心之生死”置于“人身之生死”之上，因此能以生死为轻，甚而至于表现出强烈的道德偏执，形成狂狷人格。但时代毕竟已经演进到了清季，类似于吴可读这样愚忠以至不惜以死相搏舍生事君者已愈益少见，渐成末世绝响。清流们的“烟墨烂然”也不过是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时期的回光返照。

[1]《翁同龢日记》第二册，中华书局1989年点校本，第1086－1087页。

[2]《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第52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76页。

[3]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观堂集林》卷十。

[4]《乾隆版宗人府则例》卷3，第1页，台北傅斯年图书馆藏书，转引自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2页。

[5]《翁同龢日记》第二册，第1088，1087页。

[6]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中华书局1958年点校本，第22页。

[7]《清史稿》第41册，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卷445，第12463页；第30册，卷240，第8931页。另参《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1213页。

[8] 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6页。

[9] 有吴可读本人记录可证实。参见吴可读著，郭岚、李崇洸编辑：《携雪堂全集》卷四，浙江书局光绪庚子刊本，第20－21页。

[10] 吴可读原本打算服毒与上吊同时进行，其死前给三义庙住持周老道信称：“知我因住屋与尔师徒逼近，恐其惊醒尔等解救，则吾事败矣。故用自己由京带来洋药服之，则缳首之时尔等救亦无济。”（见《携雪堂全集》卷四，第21页）。但自缢时，因房梁太高，无法系绳，只好服药。于此，张之洞有解释：“次白缯一方，上题懿德忠魂二语，乃先生上陵时携此缯数尺，书二语于首，用以自经。既见庙衰朽败不胜，更饮药以终。”《携雪堂全集》卷首。

[11]《光绪朝东华录》（一），第724－725页。另参梦源题签：《竹义斋杂录》，存鉴辑：《春梦阁丛录》。

[12]《携雪堂全集》卷四，第15页。

[13]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手抄本：《吴御使可读手泽》。

[14] 见傅严霖辑：《吴柳堂先生诔文》光绪六年刊本。

[15]《携雪堂全集》卷一，第17、22、30－32页。

[16] 孙雄辑：《道咸同光四朝诗史》，宣统二年刻本，第351－352页。

[17] 金武祥：《栗香随笔》栗香二笔卷一，光绪刻本，第106－107页。

[18]《左宗棠全集》第12册，岳簏书社1996年，第566页。亦有人评吴可读尸谏是因“感激知遇，及毅庙宾天遂以身殉。”《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第351－352页。

[19]《吴柳堂先生对联》，见存鉴辑：《春梦阁丛录》。

[20]《卓寿山作七古一章恭輓》，《吴柳堂先生诔文》。

[21]《携雪堂全集》卷四，第15页。

[22]《吴柳堂先生诔文》。

[23]《携雪堂全集》卷四，第15－18页。左宗棠对吴氏家人屡有接济，光绪五年：“以二百两为柳堂营葬”；光绪六年：“吴柳堂瞻家银千余两”；光绪七年：“吴柳堂世兄之桓处，弟曾划廉余千二百金畀之。”见《左宗棠全集》第12册，第554，576，658，687页。

[24] 宗韶：《柳堂先生传》，见《吴柳堂先生诔文》。

[25]《光绪朝东华录》（一），第725－726页。

[26]《论语·泰伯》。

[27]《光绪朝东华录》（一），第726－727页。

[28] 见《吴柳堂先生诔文》。

[29]《王文韶日记》上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470页。

[30]《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1417页。

[31]《光绪朝东华录》（一），第727页。另案，车允臧尝言：“孤忠邀圣鉴，即是两字，已足千秋。”（参见《吴柳堂先生诔文》）便以懿旨中的“即是”两字来作文章。张之洞也称： “此次懿旨中‘即是此意’一语，乃此议之紧要关键。”《张之洞全集》第一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32] 翁同龢记：光绪五年闰三月十九日（1879年5月9日），“始见吴御使密折”。可见，重要官员自此得见遗疏。《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1418页，

[33]《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1419页。

[34] 王文韶在四月初一日（5月21日）记：“赴内阁会议吴可读折”。参见《王文韶日记》上册，第472页，

[35]《光绪朝东华录》（一），第748页。

[36]《清史稿》第41册，卷444，第12449－12450页。

[37]《清史稿》第30册，卷240，第8927页。

[38]《光绪朝东华录》（一），第748－749页。

[39]《清史稿》第41册，卷444，第12449－12450页。

[40]《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1420页。

[41]《光绪朝东华录》（一），第742－743页。

[42]《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1420页。

[43]《翁同龢日记》第三册，页1419－1422。

[44]《光绪朝东华录》（一），第742页。

[45]《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1411－1422页。

[46]《张之洞全集》第一册，第9－13页。

[47]《王文韶日记》上册，第473页。

[48]《光绪朝东华录》（一），第741页。

[49]《光绪朝东华录》（一），第749页。

[50]《左宗棠全集》第12册，第486－487页。

[51]《携雪堂全集》卷四，第24页。

[52]《左宗棠全集》第12册，第290－291页。

[53]《左宗棠全集》第11册，第490，469页。

[54] 左吴交谊甚笃，吴可读对左宗棠十分推崇，言称“三百年来第一人，文章经济绝无伦，军中韩范名儒度，天下安危宰相身。”见《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第352页。

[55]《左宗棠全集》第12册，第564－565页，第486，493页。

[56]《申报》第2181号，光绪己卯初九日，1879年5月29日。

[57]《申报》第2178号，光绪已卯初六日，1879年5月26日。

[58]《吴柳堂先生诔文》。

[59]《清史稿》第41册，卷445，第12461页。

[60]《携雪堂全集》卷四，第22页。

[61] 张之洞撰：《顺天府志》卷二十六地理志八，光绪十二年刻十五年重印本，第763页。

[62] 缪荃孙：《艺风堂文集》卷一，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17页。

[63] 吴可读死后，“刘枝彦甚才，先生就义时衣行衣，刘自解端罩朝珠殓之。”《携雪堂全集》卷四，第24页。

[64] 吴可读绝命词各书记载在个别字句上有所不同。此处征引于《顺天府志》卷二十六地理志八，第763页。

[65] 均见《吴柳堂先生诔文》。

[66] 陈宝琛：《吴柳堂御使围炉话别图为仲昭题》，《沧趣楼诗集》卷七，第16页。

[67] 均见《吴柳堂先生诔文》。

[68]《栗香随笔》栗香二笔卷一，第107页。

[69] 见《吴柳堂先生诔文》。此一小情节亦可佐证摄影这一近代文明的产物在北京最早出现的历史。一般认为：光绪十八年（1892）由任景丰开设的“丰泰照相馆” 是北京最早的照相馆（参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1）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第14页）但苏振记照相馆的这段插曲却说明北京的照相馆史或可前溯。

[70]《携雪堂全集》卷四，第26页。

[71]《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第352页。

[72]《携雪堂全集》卷首。

[73] 坐观老人：《吴可读尸谏》，《清代野记》，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53页。

[74]《后汉书》卷五七《刘陶传》。

[75]《何金寿诗》，《吴柳堂先生诔文》。

[76]《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第351－352页。

[77]《携雪堂全集》卷四，第27页。

[78]《吴柳堂先生诔文》。

[79]《携雪堂全集》卷四，第23，25页。

[80]《清史稿》第41册，卷445，第12460页。

[81]《携雪堂全集》卷四，第24页。

胜保何以非死不可？

admin — Wed, 17 Nov 2010 04:22:48 +0000

朱維錚的文章，貧道以為勝保同志，一生就三件事可以講。一就是阻擊太平天國北伐軍，第二件事就是幹倒顧命八大臣。幫英明神武的老佛爺上位。道光二十年舉人。勝保發跡與辛酉政變，也死在辛酉政變。第三件是抓住陳玉成，那也有苗沛霖的功勞。

文中講到世宗的陰險狡詐，見過一些世宗的朱批秘折，似乎是性情中人，似乎沒有一點皇帝的威嚴。

本文怎麼說呢，觀點似乎和前面曾鳴觀點一樣，貧道竊以為，不是廢了丞相，相權就會消失，相權必將以其他的情況出現。

朱元璋是可以廢丞相，朱元璋和世宗雍正是同一類人。事無巨細，事必躬親。其他皇帝呢？能像這兩個精力充沛的人，一天幹十幾個小時工作。看折子批折子嗎？

你可以管住自己，你能管住自己兒子，自己孫子。你獨裁可以，獨裁就是天下所有人，都是你一個人管。累死你。越想獨裁的人，他的子孫就越累，越要想辦法把權利分給別人。不然拿有時間找後宮的mm啊。哪有時間煉丹，哪有時間打獵。

貧道沒覺得作者觀點不對，只是覺得臺一概而論。

發現喜歡獨裁的人，一般都是出身不好，權利來的不正，或者很難。

朱元璋就是個農民，雍正為什麼叫雍正呢？強調自己是正統，皇帝當的比較正。此地無銀三百兩啊。

朱元璋後來的皇帝，一生下來就是皇帝，沒必要去爭，去搶什麼的。覺得一切理所當然。像嘉靖大爺，萬曆大爺活的多麼瀟灑。

貧道不能再說，再說誰說我影射貴國。那可不好了。貴國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

貧道這是批判性的研究滿清和明的腐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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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清世祖亲政初期，他到内三院即后称内阁阅史，与满汉大学士有这样的对话：“问汉高、文、光武，及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孰优？陈名夏曰：‘唐太宗似过之。’上曰：‘不然，明太祖立法周详，可垂永久，历代之君皆不能及也。’”由蒋良骐《东华录》顺治十年（1653）二月保存的这段实录，可谓满洲君主入主北京后将朱元璋开创的明朝体制奉作圭枭的首次表述。

所谓明太祖的立法，焦点就在集权于君主个人。洪武晚年借口丞相胡惟庸、大将蓝玉企图谋反，屠戮开国功臣，株连杀害列侯以下朝臣约一万五千人，随之废除君相共治体制，正是实现君主独裁的手段。

不过由于满洲八旗的军事民主传统，以及满洲征服全国过程面对的复杂矛盾，以致时历三世，直到雍正帝夺取帝位，总算实现祖训。只是这个世宗的手段更诡诈，先勾结掌军权的汉军皇亲，因其妹为康熙皇后而改隶满洲镶黄旗的步军统领隆科多，因其妹早为雍亲王侧福晋并握西南军权的汉军镶黄旗人年羹尧，内外呼应，打掉势力强大的兄弟诸党，然后掉头囚杀隆、年等功臣，实现大权独揽。特别对付年大将军的恶辣策略（参拙作《年羹尧与汪景祺》，《走出中世纪》1987初版），可看作慈禧处理胜保的先例。

前篇《胜保与慈禧》，已略述胜保之死。其实，在辛酉政变中，由恭亲王与慈安、慈禧叔嫂结盟，对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发动突然袭击而能得手，假如没有胜保凭借兵权威迫肃顺等就范，那结局便很难说。关于这位“大将军”于政变后怎样走上死路？以《清代野记》的记述，较诸《清史稿》的胜保传要详尽得多，不妨据它对前篇稍作补充。

《清代野记》作者张祖翼，其父（名不详，书中但称“先君子”）于辛酉政变后入胜保幕府任文案，至胜保被逮共十六个月，携子随胜保从安徽、河南至陕西，因而书中《胜保事类记》篇长事详。书初刊于民国三年，在清亡以后，因而很少避忌（现所见中华书局2007年4月排印本，整理说明却说做了“必要的删节”）。

有趣的是《胜保事类记》，说胜保“生平慕年羹尧之为人，故收局亦如之”。乍看似荒唐，难道胜保不知年大将军被雍正安上罪名达九十二款而强令自杀的下场？他应该是知道的，但仍以当代年大将军自居，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认定时无雍正，自己与当国的恭亲王有深交，而垂帘的两太后乃女流，莫奈我何。他也确实有实力，任剿捻钦差大臣，除原统官兵一万五千人，又收编捻军苗沛霖、宋景诗、李世忠诸部及山东大刀会等共一万五千余人，后者的帮会积习，知“大帅”而不知朝廷，使他有恃无恐。因而他神气得很，自刻二印，一镌“我战则克”，一镌“十五入泮宫，二十入词林，三十为大将”，对所驻行省巡抚发文，都用红笔札示，并向劝阻的幕僚宣称：“尔辈何知？钦差大臣者，即昔之大将军也；大将军与督抚例用札，不以品级论也。”

这位“大将军”在同治初的最大战功，无疑是通过苗沛霖，诱捕了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正如陈玉成所说：“我死，我朝（太平天国）不振矣！”胜保不顾陈玉成痛骂他是自己“手中败将”，向清廷报功，要求入京举行“献俘大典”，不料曾国荃早向清廷表功，声称是他把陈玉成打得全军覆没。

但胜保显然不明兔死狗烹的古训。据《胜保事类记》：“胜之章奏往往自属草，动辄曰‘先皇帝曾奖臣以“忠勇性成，赤心报国”’，盖指咸丰间与英人战八里桥事也。又曰‘古语有云，阃以外将军治之，非朝廷所能遥制。’又曰‘汉周亚夫壁细柳时，军中但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此三语时时用之，意以为太后妇人，同治幼稚，恐其牵掣耳，而不知致死之由，即伏于此矣。”

末语判断是不错的。胜保既奏捻军主力降，陈玉成部太平军败，便给慈禧行调虎离山计的口实，命胜保移师陕西镇压回民造反。恭亲王知晓要害，通过军机处发密书，要他抵陕后“日内切勿上言触怒”，因为他一调动，他的政敌便看出风向变了，纷纷上书弹劾。曾被他札示侮辱的河南巡抚，弹章甚至说较诸回捻粤寇，“惟胜保为腹心大患，观其平日奏章，不臣之心已可概见，至其冒功侵饷渔色害民，犹其余事。”

胜保呢？却不顾恭亲王密书告诫，抵陕数日便上书大发牢骚，说是“凡治军非本省大吏即呼应不灵”，“臣以客官办西北军务，协饷仰给于各省，又不能按数以济，兵力不敷，又无从召募，以致事事竭蹶，难奏厥功。若欲使臣专顾西北，则非得一实缺封疆，不足集事。”在慈禧看来，这不分明是拥军要挟吗？恰好证明此人确有“不臣之心”。于是急调原随僧格林沁起家的满洲悍将多隆阿，率军入陕，怀揣密诏，乘胜保不备，一举将他擒拿解京。

昔读雍正三年（1725）四月清世宗给已降为杭州将军的内兄年羹尧的一道硃批谕旨，曾说：“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个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由此得知雍正帝“怀疑诛忠”，年大将军非死不可的奥妙。时逾百年，胜保自居年大将军，从地位、战功、威望等任何方面，都只配称作东施效颦，照说绝无帝制自为的野心或可能。但慈禧尚未成为一人独裁的僭主，便对胜保疑忌如此之深，以致胜保也非死不可。

《胜保事类记》讨论胜保是否罪有应得，说：“惟曾文正公有言，胜克斋有克复保卫之功，无失地丧师之过，虽有私罪而无公罪。人皆服其公允云。”曾国藩的评论“公允”与否，是另一问题，但他暗讥慈禧的心态与雍正毫无二致，倒给怎么看待慈禧的权力取向，颇有启迪。

伊藤博文访华引爆戊戌宫变

admin — Sat, 10 Apr 2010 03:31:24 +0000

说伊藤博文引发戊戌变法失败，我觉得只是个导火线，只是个老佛爷出手的理由而已。换个其他的事情，时间到了，老佛爷也是可以出手的。老佛爷是对人不对事的。

读研究生时，撰写论文《清流与改革》，涉及戊戌变法甚多。在中国近代史上，戊戌变法研究很热，也比较混乱，特别是关于光绪被囚起因，说法纷杂，长期采用袁世凯告密说，近几年这件事基本弄清楚，从各种史实和时间上考察，袁世凯告密说引起可以否定。但是由于当时清廷内的复杂关系和背景，关于慈禧囚禁光绪皇帝再次垂帘听政的最具体原因还是没有解释很清楚。这个问题我一直关注，当年研究这段历史，始终存疑。随着阅历增多，和现代政治的案例，比如，魏京生案，和外国记者交谈是触怒上层的最直接原因，赵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也是其倒台的致命因素，类似情况多多，不一一烦举。我领悟到当初慈禧拿下光绪的最深层原因，应该是对光绪勾结外人的担忧，具体说，日本下野的首相伊藤博文的访华，慈禧怀疑维新派里通外国应是戊戌事变的直接原因。

我也不打算写一篇学术论文，只把一些思路和线索提出来，探讨一下戊戌变法慈禧重新训政，光绪软禁的历史。有个概念认为戊戌百日维新光绪下台是“戊戌政变”是个错误认识，大权始终在慈禧手里，虽然光绪名义亲政，但重大事情都是要经过慈禧，有现代中国政治经验的人都能感悟。如果光绪推翻慈禧，可以称政变，而慈禧拿掉光绪，实质应该算手续正常的免职。从某种意义上说，光绪百日维新采取的措施都是慈禧默许的，虽然秋后算账表示她不满。那什么是慈禧不能容忍，并采取囚禁皇帝措施呢？当然，如果谭嗣同说袁世凯围颐和园，是可以说得通。但袁世凯的告密发生在慈禧拘禁光绪之后，最多起了落井下石作用。

光绪如果采取什么慈禧不能容忍的新政，任用不能容忍的大臣，慈禧说句话即可。变法期间，翁同和这样的重臣，还不是一道旨就开缺了。导致慈禧一定要采取突然手段，免去光绪权力，一定是她不好控制的局面发生。在发生宫变前后，有几个线索值得注意，发生慈禧重新训政谕旨前一天。慈禧从颐和园赶回宫中，手中有御史杨崇伊呈请太后重新训政的上折，折中说“风闻东洋故相依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而慈禧赶到宫中，正是监督光绪第二天会见伊藤博文之事。注意逮捕党人上諭：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到部治罪。諸人被捕後於次日解送刑部。这里面楊深秀以抗疏為德宗不平而被捕，徐致靖因为保荐康有为获罪。四个章京自不必说。唯独张荫桓，不仅名列首位，而且罪责不清楚。虽然菜市口六君子没有张，但张其实也在被杀之列，逃过一命，因为外国人干涉。后其被判流放新疆，一年多后，仍被慈禧下令斩杀于新疆。

张荫桓到底犯了什么大罪，被列为首犯，而终被置于死地，从中可看出戊戌事变的一些真面目。张荫桓(1837～1900年)，字樵野，广东南海县人。年轻时就很有才干，富有冒险精神。参加科考不顺，转去埋头学习外语，研究洋务，另寻作官途径。后捐钱买了官衔，。以识力过人、才大心细、究心世务、治事精密逐渐晋升。1884年(光绪十年)，张荫桓以通英语、知外务被赏识，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开始外交家生涯。陆续被任命为特派驻美国、秘鲁、西班牙三国使节，长期驻外，成为著名洋务专家和外交家。甲午后张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兼户部侍郎，从此一身兼负外交、财政两大重任，成为清廷重要大臣之一。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李鸿章权势大衰，张的名望大幅提升，由于与翁同和亲密关系，光绪急于学西方变法，依仗张荫桓颇多，人多把他列入帝党。另一方面，他和康有为同为广东南海同乡，康做上层变法宣传，主要联系张荫桓，两人关系密切，朝内皆知。1898年伊藤博文来北京，张是主要负责接待官员，而他在甲午年曾赴日本谈判和谈，与伊藤相识，张与皇帝，康有为，伊藤博文的这种亲密关系，构成一次谣传里通外国阴谋的主角，也成为张戊戌获罪的原因。

戊戌维新期间，伊藤博文辞去日本首相，到中国游历，在当时是个重大事情。中国变法正是看到日本维新十几年后，成为强国打败大清，举国形成共识，向日本学习维新，变法图强。伊藤博文是日本推行维新的最杰出人物，所以很多抱有维新思想的官员对伊藤博文来华，寄予极大希望。伊藤博文在清朝变法运动高潮抵达北京的消息，令维新派群情振奋，许多官员纷纷上书，奏请留伊藤在北京，待以客卿之礼。有人甚至提出封伊藤博文为相。戊戌获罪的宋伯鲁的奏折这样说道：“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舆论并非空穴来风。康有为正是这股风的源头。与康有为非常亲密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回忆录》有这样记录：戊戌年“夏天时，康有为曾经向我咨询改革的方式方法问题，并建议说，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博文担任皇帝的顾问。过了没多久，康有为邀请我进京，担任皇帝的另一位顾问。乘坐同一艘轮船的旅客中，有两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一位是袁昶；另一位叫容闳。”值得注意的是，袁昶正是慈禧在光绪会见伊藤博文前一天接见的官员。如果慈禧向袁求证康有为欲联合伊藤博文变法，应该能得到确认。

正是康援引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使日本和英国的势力渗入中国政坛，才会震动慈禧，采取非常手段。伊藤博文抵达天津。报刊就有这样评论“伊藤到津，皆云系康有为勾引而来，将入军机矣。守旧者皆惶悚不安。”伊藤博文虽然不是康有为所邀来华，但李提摩太则是康邀来。李到达北京后，“和伊藤博文侯爵住在同一所旅馆里，并同他的首席秘书津田先生进行了长谈。”康有为拜访了李提摩太，并告诉他：我明日将南下“奉谕旨办上海官报”，皇上预定在9月20日、28日先后接见伊藤博文、李提摩太，并正式聘请为变法顾问官。”这说明，康和光绪已经沟通此事，做了安排。随后，康又拜访伊藤博文，进行长时间谈话，内容都是变法事宜。据记载，康和伊藤博文谈话有如下内容：

康有为：“我皇上锐意图变法，固因贵国与敝邦同洲、同种、同文、同俗，特见亲睦，欲据以为师法。草泽士民，亦同此志，愿侯爵幸进而教之！”
伊藤博文：“贵国欲变法，当先除自尊自大之陋习！盖世界中不论何种，皆享生天地之间，岂可贱彼而尊我，自称中华，而斥彼为夷狄之理哉！”

康有为：“敝国四五年前，多持此种议论。自甲午以后，数千年大梦，为贵国所警醒，已无复有此矣。”

伊藤博文：“上而学士，不可妄发议论，排斥外国，当知外国亦有好处。至于小民，尤不可轻易闹教，暴杀外人，是贵国紧要之务也。”

康有为：“侯爵轻蔑敝国甚矣！此种议论，在三年之前发之可也，向老耄各大臣言之可也。敝邦近年之士大夫，年齿在三十以下，无不深知斯义。各省学堂学会、新闻杂志，纷纷并起，民间智识大开，明斯义者，十之六七。”

伊藤博文：“然则贵国数月以来，着意变法，而未见推行之效者，何也？”

康有为于是声泪俱下地讲了一通守旧派阻挠他们变法维新的来龙去脉，恳请伊藤博文在觐见慈禧时努力劝说她回心转意， “侯爵能为皇太后一一言之，即一席话，亦足救我中国四百兆人。岂惟敝国之福，抑东方之局，地球之运，实系于侯爵矣！”

康有为的话并没打动伊藤，他敷衍回答，但是康梁在宫变后，则是在日本和英国保护下逃脱的，主要是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起得作用。充分说明先前互相联系的背景。

这时京城已经谣言四起，康有为会见伊藤博文被守旧派看做阴谋，甚至传出康有為與張荫桓已經跟日本沟通了，由巡弋在大沽囗外的日本军舰，派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劫制太后送上日舰艇。当天傍晚，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将《吁恳太后即日训政折》“转达颐和园”。送达时，奕劻还特意提醒：“伊藤博文已定于初五日（9月20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为太后有矣。”慈禧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晚上临时决定次日回皇宫一看究竟。而慈禧回宫观察到的，是致命的线索，一个是接见袁昶，了解了康勾结伊藤和李提摩太铁证。而第二天。慈禧监视光绪接见伊藤博文，亲眼看到种种嫌疑，这在张荫桓被流放的路上自己道出。押解张荫桓的官员写过一本《驛舍探幽錄》，书中提到张和押解他的官員問答。官員問：‘聞伊藤久已罷相，此次來華，係伊籐自來游歷乎?抑中朝召來議事乎?’他是如此回答：‘我之禍亦由於此。此次伊藤係自來遊歷。我因與彼有舊，至京時來見我，我遂款以酒筵。伊藤覲見，又係我帶領。時太后在簾內，到班時，我向伊藤拉（握）手，乃外國禮，兩太后不知。上殿時挽伊之袖;對答詞畢，又挽伊袖令出，就賜座，太后請見之，遂疑我與彼有私。及後有康結日本謀劫太后之說，太后愈疑我矣。’光绪召见伊藤博文后，立刻失去人身自由，而原拟定的慈禧召见也取消。

虚拟出的张荫桓，康有为，伊藤博文互相勾结阴谋，应该是慈禧下决断囚禁光绪的最重要原因。慈禧仇外情绪一直是很强烈的，在她当政几十年里，受外国人的屈辱最深，勾结外人，是她最不能容忍的事，从戊戌宫变发生后仅一年多的时间，她甚至怂恿义和团，发出向万国宣战诏书。可见康有为等维新派引洋变法，是她最痛恨，也是不惜废除光绪的主因。所以我们看到，抓维新党，首要案犯是张荫桓，而张因为外国人干涉，当时虽没被斩首，还在事后一年追刑处死。

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很多，新旧冲突，中西冲突，帝后冲突，宫廷斗争等都是重要因素，但是直接引爆皇帝下台，慈禧再次垂帘的，应该是伊藤博文的访华。伊藤博文可能自己也不清楚，他的一次访华，断送了戊戌维新。而发生宫变后，又发生袁世凯告密围颐和园事，康党勾结外人毕竟不能完全坐实，还要顾及洋人势力，所以这种罪行只是含糊其辞，而袁告密谭嗣同围园劫后则成为可以公开的理由。这种戊戌宫变主因的隐蔽，造成多年这段历史的迷惑，研究文章很多，但总说不清楚。里通外国，历来是被默认的最严重罪行，也是最难以澄清的事。

己亥建储废立光绪光绪二十五年 1899年

admin — Mon, 22 Mar 2010 03:44:07 +0000

这一年是十分牛b的一年。

前一年戊戌变法，后一年八国联军。

老佛爷要废了光绪丫的，怕洋人不愿意。最后，立了个大阿哥收场。

事件主要人物光绪、老佛爷、荣禄、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等。

光绪皇帝接任皇帝之位，事实上是因为表兄&堂兄同治皇帝过于的短命，在同治皇帝去世的时候，由于他没有留下子嗣，这给皇位继承问题带来极大的困扰。

按常例，同治是“载”字辈，应当从下一辈也就是“溥”字辈中挑选继承人为同治立嗣（同治名载淳，光绪名载湉，宣统名溥仪）。当时在“溥”字辈中，道光长子奕纬之孙溥伦最大，按理应当立他。但这个提议遭到很多皇族近支的反对，他们认为溥伦之父载治不是奕纬的亲生子，而是由旁支过继的，在血缘上差了很多。慈禧太后当时也反对由溥伦继位，因为一旦立了“溥”字辈，她就变成了太皇太后，按祖制就不得垂帘听政而必须退出政治舞台，这是她所不愿意看到的。

在慈禧太后的坚持下，醇亲王奕澴的长子载湉被立为皇帝，也就是后来的光绪。慈禧太后之所以要立光绪，主要原因是光绪的父亲是咸丰的亲弟弟、母亲又是自己的亲妹妹，而且皇帝年幼，便于操纵。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光绪承继的是咸丰皇帝的帝位，慈禧太后由此便可以继续以皇太后的名义垂帘听政。

但是，这样的解决办法打破了祖制并引发了“礼仪” 之争的问题。同治和光绪都是“载”字辈，同治死后无嗣，而光绪承继的是咸丰之位，那同治的位置就不好办了，因为等于到了他那里便“断了后”，而同治的皇后（状元崇绮之女）更是麻烦，她这个皇后按理本应该升为皇太后的，但如此一来没了名分，在宫中不明不白的，最后被迫在同治死后的次年吞金自殉。

在同治和皇后大葬之后，有个名叫吴可读的吏部主事在一座废庙中仰药自殉，以“尸谏”的形式抗议慈禧太后这种破坏祖制的做法，他还留下遗疏指责慈禧太后贪恋权位，不给同治皇帝立后，罔顾亲情。事件发生后，举朝震惊，自知理亏的慈禧太后只得拟定了另一个办法，那就是下诏称光绪承继咸丰帝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后，等生有皇子即承继同治帝为嗣。也就是说，等光绪到时生了儿子，将作为同治的子嗣继位，这样才算把名分问题摆平。

光绪进宫的时候只有四岁，便由既是姨妈又是伯母的慈禧太后照管并亲自过问小皇帝穿衣、吃饭、洗澡、睡觉等生活琐事。但慈禧太后在教育孩子方面并不是什么行家里手，她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案例。

据宫中的太监说，光绪对慈禧太后的称呼是“皇爸爸”，不知何解。由于其至高无上的威权，慈禧太后在对待光绪的教育方法上也是十分的粗暴性急，光绪稍微不合己意，便是讥讽、呵斥甚至责打，这对后来光绪的性格影响极大。小时候的光绪胆小怕事，听到打雷或者大点的声音往往都会颤抖哆嗦。慈禧太后过分的责罚，严重打击了光绪的自信心，以至于其性格既懦弱怕事，但在青少年的时候又会出现强烈的逆反，正如光绪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中的表现一样。

心理学理论认为，儿童每在被自己父母讥笑或者虐待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但在父母的威权下，这种逆反心理又诱发一种内疚感，从而否定自己的行为。长此以往，这种环境长大下的儿童往往患得患失，做事情犹豫不决，缺乏自信。与同治一样，慈禧对光绪造成了巨大的阴影，以至于影响到他的一生。在自卑的同时，光绪往往会不自觉地进行消极反抗，比如见慈禧太后时总是一脸死相，让慈禧太后十分扫兴。这两人的关系，就象是噩梦一样。
光绪亲政后逆反的表现，更是加重了慈禧太后对光绪的不信任，在她眼里，光绪始终是个懦弱自卑、犹豫不决、依赖性强、难以独当大任的孩子，她在光绪亲政后对朝政的不断干涉和把持，很大原因就是出于这种心态。但慈禧太后从不去想的是，光绪之所以成为一个人格心理存在严重缺陷的人，正是因为她的粗暴教育所造成的。

光绪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作为慈禧太后的傀儡而存在。就连在后宫生活中，慈禧太后也要对光绪加以控制，比如众所周知的光绪选妃事件，结果造成光绪和隆裕皇后（慈禧太后的侄女）长期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两人在一起经常是默坐无言。而光绪后来喜欢的珍妃，却一直为慈禧太后所厌恶。

甲午战败后，光绪愤而欲行变法，但维新不过百日，便遭到慈禧太后的扼杀。苏继武在《戊戌朝变纪闻》里描述了这次政变，说慈禧太后称“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而恽毓鼎也在《崇陵传信录》也提及此事，慈禧太后当时怒骂光绪说：“我抚养你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了半天，说：“我无此意”。慈禧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随后，光绪便被软禁在瀛台。

瀛台本为圆明园三海中的一小岛，三面临湖，只有一桥可以进出。不仅如此，慈禧太后又派来心腹侍卫对瀛台严密看防，光绪的任何举动，都会有人向慈禧太后报告。《金銮琐记》里说，光绪有一次逃到西苑门口，被多个太监强扭发辫拉了回去；还有人就亲眼看见光绪因要上朝而出灜台后，仰首向天而望，刚甩开身边的人走到乾清门，便有太监十余人阻拦去路。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怕民间舆论对她不利，于是又让太监们到酒肆茶坊里去传播谣言，诋毁光绪的种种昏庸不道，无端迷信西法，甚至谋杀太后（此事的有无，目前尚无定论）等等，这下反让人觉得都是光绪的不是，而慈禧太后训政便是理所当然。如此一来，光绪就更加孤立了。

但是，限于皇帝的名分，光绪虽然人被幽禁，但每日还得在慈禧太后的逼迫之下，像个木偶一样上朝召见臣工，这种苦处比禁锢独处恐怕更要痛苦百倍。每次临朝，光绪被置于大庭广厦之中，声音笑貌无一自然，如颠、如聋、如哑，而大臣们对光绪也是以颠聋哑视之，仿佛对待空气一般。

《崇陵传信录》里说：“至戊戌训政，则太后与上并坐，如二君焉。臣公奏对，上嘿不发言，有时太后肘上使言，不过一二语止矣。迁上于南海瀛台，三面皆水，隆冬冰坚结，传闻上常携小奄踏冰出，为门者所阻，于是有传匠凿冰之举。上常至一太监屋，几有书，取视之，《三国演义》也。阅数行掷去，长叹曰：‘朕不如汉献帝！’”

令慈禧太后不快的是，外国使馆常来打听光绪的境遇，颇有干涉之意。对此，慈禧太后深以为恨，便将光绪生病的消息公然诏告天下，并为之延请名医，以证明自己训政的合理性。在历史上，对天下子民公布皇帝病情的事情是极为罕见，因为这往往有皇帝将不久于人世的政治含义，而各省督抚或诧异，或觉得这是废帝的前兆，大都不敢从命。

事实上，早在戊戌年（1898年）坊间便盛传天津阅兵行废立阴谋之说，尽管那不过是空穴来风，但也未必就是无稽之谈。戊戌政变后，废立的传闻更是甚嚣尘上，京师即传出消息说“皇上病势沉重，恐致不起”。公使们对此的反应，一方面是出于礼节，一方面也是担心有人要谋害光绪，当时“驻京各国使臣闻圣躬不豫，均诣总署问安，并叩致病之由”。
在当时北京的外国使馆人员中到处流传着这样的谣言：“皇上被毒死了”， “皇上病得很重很重”，“皇上被囚禁了”，“新的皇位继承人已经选定”等等，而坊间传闻慈禧太后在政变后不断的处死太监（确有其事），更是加剧了这种恐慌情绪。

在外国人中间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字林西报》不断发布消息，暗指光绪帝已经被谋害，并暗讽各国使节有权知道真相，“这些人都是被遣到中国皇帝的宫廷中充当代表的，而不是被派遣到一个窃居中国宫廷的僭篡摄政那里的。”

外国公使以之所以对废立传闻如此有兴趣，主要是他们大都对维新的光绪皇帝持同情态度而不愿意看到守旧的慈禧太后再度执政。在这些人中间，英国方面表现最为积极，他们的兵舰在戊戌政变之后便开到大沽口外，以示对事件的关注。在主管外务的庆亲王奕劻向英国公使窦纳乐辟谣并表示光绪帝情况良好时，窦纳乐则提出消除外界疑虑的有效办法，那就是“找一位外国医生为光绪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的健康证明书”。为了防住外国公使们的口，清廷最后只好邀请法国使馆医生德对福（）给光绪帝看病并证明病况，结论是“病势无大碍，惟患血虚之症”。

废立之说传开后，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表示反对，两江总督刘坤一约湖广总督张之洞一起争言不可，但后来张之洞突然后悔，途中将折子追回。刘坤一得知后笑道：“香涛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待后图，吾老朽，何惮。”遂复电荣禄，曰：“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荣禄以坤一电入奏，慈禧太后因惧而止。

不仅如此，国人对此也是一片哗然，上海的候补知府经元善在众人拥戴下，征得万人签名，上书反对废立之事。慈禧太后得知后大怒，命立刻捕杀经元善，幸好他及时的逃到了澳门才幸免于难。

在经历了这么多波折之后， “废立”之说也就偃旗息鼓，而突然改成了“建储”计划。事实上，在当时“皇权神圣”的情况下，废黩光绪皇帝并非易事，而慈禧太后改立“大阿哥”也是另有隐情，这往往是研究者所通常所忽略的。

隐情之一，由于光绪皇帝从小就身体较差，从后来的一些病症记录来看，他患有长期肾炎等疾病并导致经常性遗精甚至早泄，其有无生育能力本身就是很大的疑问。对于这一点，慈禧太后想必也是心知肚明，毕竟隆裕皇后是她的亲侄女。

隐情之二，由于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时可能存在谋逆慈禧太后的“围园之谋”，这让慈禧太后在感到伤心的同时，自然而然的想到自己早逝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在之前的许诺中，光绪皇帝生下儿子后将作为同治皇帝的嗣子继承皇位，但考虑到光绪皇帝的身体状况，慈禧太后只能通过立大阿哥的方式来为同治立嗣。

另外，由于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都是幼年继位，这种幼皇帝的朝政制度不仅隐患巨大，也令大臣们感到忧心忡忡，假如光绪皇帝无后，而慈禧太后已经年岁渐高，一旦两人发生意外，必然要再次立一幼年皇帝，这将对未来的朝政带来不可估量的危险。由此，以“立大阿哥”的建储方式作为备选，也有利于改进和完善候补皇帝的教育，为其将来的执政打下良好的基础。毕竟，一个合格的皇帝是需要多年培养的，并不是说上位就上位的。
对清宫内幕颇有所知的御史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里说，当时最热心己亥（1899年）建储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是同治皇后的父亲承恩公崇绮，他在同治及皇后死后便久废在家，郁郁不得志；第二位是同治原来的师傅大学士徐桐，他当时虽然已届80岁，却常常倚老卖老，贪好弄权；第三位礼部尚书启秀，他在戊戌政变后受徐桐举荐入了军机处，也就跟在徐桐的后面想“邀定策功”。

在恭亲王奕訢去世后，当时军机处以礼亲王世铎为首，但世铎是个保守中庸的老官僚，当时最受慈禧太后信任和重用的其实是大学士荣禄，可谓是言听计行，大权实归。徐桐几个人商议好后，便让启秀先去见荣禄，探听下他的意思。荣禄听后大惊，赶紧将启秀打发走，并令门房将访客全部拒之门外。启秀走后，徐桐和崇绮来到荣禄府上，不得其门而入。

不过，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却描述一个更加有趣的画面，说徐桐和崇绮将废立之奏稿密请慈禧太后阅后，慈禧太后说：“你两人须先同荣禄商定”。于是两人便去见荣禄，说奉太后懿旨，将此稿给荣禄看。荣禄接稿看后，突然以手捧腹大叫道：“啊呀，这肚子到底不容啊，适才我正在茅厕，泻痢未终。闻两公来有要事，提裤急出，今乃疼不可忍”。说完，荣禄丢下他们两个跄踉奔入，良久不出。这时天正严寒，徐桐二人纳稿于袖，移座围炉。再说荣禄，其实他哪里是什么肚子疼，其实是偷偷出去找幕僚樊增祥商议对策去了，却把徐桐和崇绮两老头撂那儿了。

等荣禄回来，他又说： “刚才还没看明何事，今请一看”，于是又接过奏稿看了数行，随后便突然将稿子往火炉里一塞，火焰腾起，荣禄还连声说：“我不敢看哪！”（好个奸猾的荣禄！）徐桐大怒，说：“此稿太后阅过，奉懿旨命尔阅看，何敢如此”。荣禄说：“我知太后不愿作此事”。徐桐两人争说实出太后之意。荣禄说：“我即入见，果系太后之意，我一人认罪。”于是荣禄便去见慈禧太后，痛哭碰头，说冒此大险，万万不值，一旦招起大变，恐怕祸及太后，慈禧太后这才惧而不敢作。

对于此事的结局，《崇陵传信录》作了一个稍微不同的描述，说荣禄去见慈禧太后说：“传闻说将有废立之事，是真的吗？”慈禧太后故作敷衍：“没有啊。这事行得通吗？”荣禄说：“太后要做的话，谁又敢说三道四呢？只不过皇上罪行不明，要是外国公使起而干涉的话，这不可不惧啊。”慈禧太后说：“事情已经泄露出去了，这可怎么办？”荣禄说：“倒也无妨，皇上春秋已盛，仍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弟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子，兼祧穆宗（同治），育之宫中，徐篡大统，这样就师出有名了。”慈禧太后沉吟良久后说：“你说得很对。”几天后，慈禧太后召集近支王公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上两书房、翰林部院尚书在仪鸾殿开会。当时人都以为要行废立之事了，内廷苏拉还说：“今日要换皇上了！”不过最后诏书下来，却是立溥儁为大阿哥之事，也就是历史上说的“乙亥建储”。

荣禄这个人，一向喜欢在幕后操作，对于废立之事，他也不敢轻举妄动。清人笔记上还记载了他寻访李鸿章意见的事情。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里说，荣禄将废立之事告知李鸿章后，李鸿章起而大声道：“此何等事，讵可行之今日。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东朝圣明，更事最久，母子天伦，岂无转圜之望。是在君造膝之际，委曲密陈成败利钝，言尽于此”。荣禄听后急忙回报慈禧太后，说以此事不可行。
《语林》中也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荣禄去见慈禧之前，先拜访了李鸿章。当时李鸿章因为甲午战败，声誉扫地，虽说是入阁办事，实际上无事可做（清代内阁大学士与军机大臣非同日可语也），每日只是闲居贤良寺，门可张罗。一日荣禄来访，两人深谈至晚餐，这时，荣禄屏退左右，说：“太后将行大事，天位当易，惟亡命者肆意鼓吹，恐友邦为所惑，夙知公娴习外情，烦一探其向背。”李鸿章说：“我办外交数十年，皆人先谒我，且此系内政，先询人，失国体。如必询，当授我以两广总督，我先于泰晤士报传其风说，届时外宾必来贺我，询我以国事，我可就而探之。”荣禄大喜，回报慈禧太后不久，李鸿章便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外国公使们听说李鸿章调任两广总督，纷纷来贺，于是李鸿章便转叩其意，外国公使称他们国书是致光绪帝的，今易帝位，是否继续承认，尚须请示本国云云。李鸿章后来便说外国公使不愿承认新帝，于是内禅之议暂止，最后只是立了大阿哥。

随后，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发布诏书：“朕冲龄入承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训政，殷勤教诲，巨细无遗。迨亲政后，正际时艰，亟思振奋图治，敬报慈恩。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惟念宗室至重，前已吁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庙诸大祀，不克亲行。值兹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干忧劳。不遑暇逸，抚躬循省，寝食难安。敬溯祖制缔造之艰难，深恐勿克负荷。且入继之初，曾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用再叩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畀。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钦承懿旨欣幸莫名。谨敬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为皇子。将此通谕知之。”

在皇亲近支中，慈禧太后最终选了端王载漪的次子溥儁为大阿哥人选。载漪为道光第五子奕誴次子，咸丰十年（1860 年）过继给瑞亲王绵忻为孙，袭贝勒爵位；1889年加郡王衔； 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被封“瑞郡王”，不巧诏书错写成了“端郡王”，后来便因错就错改称“端王”了。载漪的福晋，一说是慈禧太后弟弟桂祥之女（慈禧太后的内侄女），另一说是慈禧太后的养女，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载漪的福晋经常出入宫中，颇得慈禧太后的欢心。

由于名位和才干并不突出，载漪在戊戌政变之前少有建言，不为人所注意。但“废立”之说兴起后，载漪很快被推到了前台，而他也绝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机会，随后他几乎是不择手段、费尽心机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以图把儿子溥儁扶上皇帝的宝座。

按照慈禧太后的懿旨，溥儁是按当年吴可读之议而入继穆宗同治为嗣，名号为“大阿哥”。随之，15岁的溥儁被接到皇宫内弘德殿读书，由同治帝的岳父承恩公崇绮和原同治的帝师大学士徐桐为师傅。溥儁的太子地位，很快便在其本生父端王载漪周围形成“大阿哥党”，当时有军机大臣刚毅、大学士徐桐、礼部尚书启秀、户部尚书崇绮等人，此外还有庄亲王载勋、载漪的兄弟载濂、载澜等人。

这些人当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刚毅、徐桐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官僚，他们不通外务，一贯仇洋；另一类则是以载漪弟兄为首的满族亲贵，这些*从小便不学无术，却有着极强的权力欲望。当他们听说外国公使试图阻挠“废立”之后，更是群情激奋，恨得牙痒痒。

由此，这两类颟顸宵小之徒凑在一起，在庚子年胡搞一气也就不奇怪了。

端方

admin — Mon, 22 Feb 2010 22:40:58 +0000

今天，六点起床。我神经病了。从今天以后，我每天都会六点半起床。直到我死。

端方这个人，我一直都觉得是个非常奇怪的人，满人。贪官不必说了。

我只是奇怪为什么，他支持戊戌变法，竟然没事。人家香帅张之洞能见风使舵，折腾《劝学篇》这样的经典。人家有敏锐的洞察力。

端方有什么？可以被大佬荣禄和李莲英保护，难道就是送点礼，这么简单。还是身份，还是家族牛。

咸丰十一年生，广西八年举人，属于那种内部名额上去的。属于廕生。就是祖辈有功，后代成绩一般也能当公务员，翰林院。

外放直隶，光绪二十四年，折腾戊戌变法。写篇牛文《劝善歌》老佛爷很高兴，不追究他支持戊戌变法的责任。

光绪庚子年八国联军，端方又被外放到陕西巡抚。接驾有功。老佛爷去陕西了嘛。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到巡抚升的很快。

光绪二十六年，河南布政使。后湖北巡抚。

二十八年，湖广总督。

三十年，两江总督。

三十一年，闽浙总督。

宣统元年，老佛爷挂掉，新人上台，李鸿章的孙子参了丫一本，说什么老佛爷出殡的时候。

丫竟然拿着美帝的照相机拍照。这是对老佛爷的大不敬。把丫撤职了。

宣统三年挂掉。还是因为保路运动。

清史稿端方

端方，字午桥，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由廕生中举人，入赀为员外郎，迁郎中。光绪二十四年，出为直隶霸昌道。京师创设农工商局，徵还，筦局务，赏三品卿衔。上劝善歌，称旨。除陕西按察使，晋布政使，护巡抚。两宫西幸，迎驾设行在。调河南布政使，擢湖北巡抚。二十八年，摄湖广总督。三十年，调江苏，摄两江总督。寻调湖南。颛志兴学，资遣出洋学生甚众。逾岁，召入觐。擢闽浙总督，未之官，诏赴东西各国考政治。既还，成欧美政治要义，献上，议改立宪自此始。三十二年，移督两江，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定长江巡缉章程，声闻益著。

宣统改元，调直隶。孝钦皇后梓宫奉安，端方舆从横冲神路，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劾之，坐违制免。既而御史胡思敬又弹其贪横凡十罪，事下张人骏，覆奏入，以不治崖检被诃斥，因已罢官，贷勿问。

三年，命以侍郎督办川汉、粤汉铁路。时部议路归国有，而收路章条湘、川不一致，川人大譁。川、鄂为党人所萃，乘机窃发。端方行次汉口，亟入川，并劾川督赵尔丰操切。命率师往按，寻诏代摄其事。所过州县，辄召父老宣喻威德。至资州，所部鄂军皆变，军官刘怡凤率众入室，语不逊，端方以不屈遇害。

端方性通侻，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建节江、鄂，燕集无虚日，一时文采几上希毕、阮云。

弟端锦，字叔絅。河南知府。赴东西各国考路政，箸日本铁道纪要。从兄入川，变作，以身蔽其兄，极口詈军士无良，同被杀。事闻，赠端方太子太保，谥忠敏；端锦谥忠惠。

其时转饷官刘燧，荆州驻防、举人、都司赫成额，并赴水死。

————————————

关于端方的死似乎有两个说法。

一个说事发前，端方都知道要哗变了，他觉得自己对部队有恩，他们不会杀他。我觉得吧，还有他想当四川总督。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把那个兵变化解掉。这就是大功一件。可以上位。谁知道事与愿违。真把他杀了。

杀他的人还以民族大义为重，说，你对我们的恩是私恩，杀你是为了国恨，民族大义。

好一句冠冕堂皇呀。

出来另一个版本。当兵的闹事，想赚钱。问端方要不给，或者他也没钱。闹的厉害就把他杀了。之后，拿着他的人头，去别的人那请赏，当自己上位或者发财的筹码。

当然，你是可以分析第一个中说法是，那些革命党人说。第二种说法是满清余孽说的。

第一种说法为真，第二种说法是谎言。

我不这样认为。某些人未必是那么的高尚。

某些人未必是那么的低贱。

最后，扯一下端方的牛b事业。

被称为旗下三才子，出使过美国。王国维为他死写过悼词。汪精卫当年刺杀他。后来换了宣统他爹。女儿嫁给了袁世凯的儿子。

后世还有人说，宣统元年，让他下台是清朝自毁长城。如果他还在位清朝就不会灭亡。

我个人认为，他对清朝，对美国的认识。远超的某些所谓的革命党，那些先进思想的人。

他的悲哀在于老佛爷的死。老佛爷如果还活着。端方恐怕就不会死。

当年，李鸿章的孙子为什么要整他，按说他跟袁世凯是亲家，李鸿章和袁世凯家关系似乎还行。有什么原因，我要去查查资料。有什么矛盾。

他的死可能还跟盛宣怀有关。因为盛宣怀折腾出来的四川保路运行。他非要铁路国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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