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谭伯牛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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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央财政结存最高的一年，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据户部银库黄册，这一年的财务数据，为：旧管，7466万；新收，1811万；开除，1095万；实在，8182万。按，旧管、新收、开除与实在，四个名目，合称“四柱”。四柱清册法为吾国传统会计法，创立于唐代，沿用至清末。用现代会计术语，四柱分别相当于期初结存、本期收入、本期支出与期末结存。

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百多年的时间，好容易攒下八千馀万两银子，交出一分漂亮的财报，谁能想到，再过七十馀年，国库里的实在银两竟比不上当初的零头。且看是如何败家的。

最大的败家子，不是别人，正是高宗弘历。在他手上，固然录得最高的实在数，然而，到嘉庆三年（1797），只剩下一千九百万。不过二十年，六千万两银子，没了。钱都花哪去了？边疆的战事，名园的兴造，外省的巡幸，诸凡所谓“盛世”必须的文治武功，在在皆要花钱。弘历大胆施行“积极财政”，钱就这样给造没了。钱没了，弘历还挺安逸，自称“十全老人”，以为“旷古未有”。其子仁宗颙琰，乐不起来，只能汲取教训，稳健理财，不再追求虚头巴脑的盛世风光，总算扳回一局，卸任时留下二千七百万。继位的宣宗旻宁，克承父志，崇俭去奢，一度创造了三千三百万的佳绩，颇有恢复元气的指望。无奈，旻宁八字太差，命不该富，陡然与国际接轨，遭遇了鸦片战争，军费及赔款花差极大，最终导致巨亏。道光三十年（1850），国库仅馀八百万矣。然而，其子文宗奕詝更惨，登基即与太平天囯大开内战，敌占区的赋税收不上来，各地军队的费用却不能少，于是，至咸丰三年（1853），实在一栏填的数字是1,696,897两，创了新低。但是，最惨的是，169万并非真金白银，只是账面数据，经审计，当年的库存“实银”，只有118,709两。

就这么点银子，还教人家怎么做皇帝？当时若有退出机制，我敢赌五毛钱，奕詝会选择辞职。奈何做皇帝没有辞职一说，奕詝还得硬着头皮干下去。封建社会真是暗无天日啊。左支右绌，计无所出，奕詝一想，对不起，朕只好玩厚黑了。黑谁？黑“富绅”。请注意，此所谓富绅，不是指有钱的百姓，而是指家资丰裕的在任及退休高官。百姓按时足额纳了税，即已完成对国家的义务，哪怕政府濒临破产，他也不用再多出一文钱来搞什么“同舟共济”。民犹水也，与坐船的可不是一伙。这个道理，今人有不明白的，古人大体却还拎得清。

三年二月，财政上的当务之急，是没钱给在京官员发工资。御史文瑞出了个主意，说，“令富绅捐助，即可凑成巨款”。这一招，八成不是文瑞想出来的，而是先承了皇帝的“意旨”。奕詝装糊涂，问，都有哪些富绅啊？文瑞立马开了单子，包括历任宰相——穆彰阿（革职）、潘世恩（致仕）、卓秉恬（在职）、耆英（降革）与陈官俊（已逝）——在内，共计十八家。奕詝说，好吧，“所指各家均于初十日赴户部衙门候旨，有老病不能亲往者，著子弟一人代之”。

届期，退休高官济济一堂，见面，寒暄数语，各就为啥子来户部报到交换了意见，迅速达成共识：“今日之集，必系劝捐”。随後，又就如何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开展讨论，一致认为：各家虽有富名，但多为不动产及投资，并无大笔现金，即算全数拿来充公，也是缓不济急，应请皇帝宽限一个月，才好筹集现金。大概是看老干部们商量妥当了，惠亲王、恭亲王、僧格林沁及户部尚书文庆，方从堂後走出，宣读圣谕：“文瑞所奏之人，皆系受国厚恩，当此时势艰难，谅各情殷报效，……”；穆彰阿历官最显（大学士，军机领班大臣，俗称“首相”），结局最惨（文宗登基即遭罢斥），跪在头一位，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候，想想国家，看看自己，不由得百感交集，“当即伏地痛哭”。随跪于後的诸人，亦皆内牛满面。

哭毕，“三位王爷即邀诸老在大堂茶话”，泪痕犹在，开始算帐。你来我往，商讨“久之”，穆、卓、耆，三家共捐四万两；潘世恩，三千两；孙瑞珍（户部尚书），五千两。其中，捐额稍巨之家，以筹款需时，允许分期付款；如崇实（通政使），三日内缴三千两，一月内，续缴九千两。王爷们对此表示欣慰，赞他“爽快”。然而，也有报出一个数字，被王爷打回要求加码的；如陈介祺（官俊子，翰林编修），请捐一万，僧格林沁不同意，说，你家最近刚收了一家银号，这些人里就你家最有钱，咋能捐这么少？最终，以四万成交。事後统计，十八家共捐二十馀万。

捐款，一般而言，要自觉自愿，而由皇帝下了圣旨，号召捐款，则可称“被捐款”。今人有抱怨被捐款者，看了这个故事就知道，早有典型，吾道不孤矣。

此外，这次被捐款活动，据说与文瑞素来嫌恶陈介祺有关。僧格林沁当时主持军务，何能对陈家的投资项目如此门清？必也是文瑞事先做了详尽调查，并极力怂恿勒捐巨款所致。而奕詝尽管一年前罢了穆彰阿的官，犹有馀憾，明知他虽曾位极人臣，其实家底不厚，却非要让他列名“富绅”，破财出血，方能泄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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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一直都觉得清朝的衰落在于乾隆中期。问中提到几个十多年后可以呼风唤雨的人物。穆彰阿 陶澍 琦善。

费正清

政府的省一级新官员上任时带着皇帝的诏书，要他们在自己权限内改革官僚行政。可是，中央政府的改革办法在省一级遇到了和珅时代流毒的干扰。由于这种干扰，产生了在对待平定白莲教叛乱和对待地方政府腐化问题上的冲突。第三方面的冲突是漕运制度的行政问题。

漕米是中央政府在省里经管的三大要政之一（其余两件是盐务和黄河的河道管理）。漕米之政是征集中国南部和中部八个省份的租米，然后运来北京用以供养京师的宫廷成员和贵族，并储积在仓廒中以待在中国北部分配。这种征集和运输制度有它自己的主管部门，它与正规的省级官制相平行，并且与河道总督衙门相重叠。它的主管叫“漕运总督”，衙署设在江苏省的淮安。漕运总督之下设省一级漕官，担负漕米之省各设一人，这些漕官直接向漕运总督负责，不向他驻在省的总督负责。漕官则监管征集漕米的体系，其人员大部分是非官制的人员。这些人员中多数是由住在运河边的屯田的世袭船户“旗丁”组成。雇用这些船户的运粮船组成了多达一百只船的船队。漕运衙门也有它自己的用于护卫运粮船的民兵，沿运河的河闸有它自己的检查员和检查站，也有它自己雇用的肩夫，后者把粮米从县的征集站运往运河上的仓库中。

在嘉庆时代，这个庞大的漕米机构由于各级组织都人浮于事，也由于粮米每易一次手或通过检查站都要交付陋规而变得腐化了。世袭船户，或“旗丁”阶层，形成了清代社会中许多集团之一，原来指望他们在一个经济增长、通货不断膨胀和人口增加的时代依靠固定收入生活。由于他们人数加多，“旗丁”阶层中的许多人不能取得他们的合法的、赖以生活的世袭田地（“屯田”）。此外，漕运制度越来越依赖被称为“水手”的那个被雇佣的游民劳动者阶级。这一帮人逐渐取代了曾经作为明代漕运制度支柱的“旗丁”，他们需要在自己的工钱之外索取租米中自己的一份小费。在嘉庆年代，“水手”的人数增加了两倍多，估计增加到了四、五万人。同时，漕运站又是官场中庇护制的焦点之一。数以百计的候补官员麇集于此，作为中央政府的委员（“差委”或“漕委”）领取薪饷。

由于漕运机构的人员增加，十八世纪的价格也上涨，所以应交给每一条粮船的船费也相应地上涨不已。1732年每条船的船费为一百三十两到二百两，1800年涨到三百两，1810年涨到五百两，到道光初年（1821年）甚至涨到了七百或八百两。粮税费用的增加使得地方上的绅士谋求谈判免税，这就增加了纳税户的负担，并且最后也使得征集的实际数量下降，因为贫苦的纳税人已被剥夺得精光了。它的一个结果便是漕米的逐渐商品化，因为地方官吏被迫从私商手中购买稻米，以补足他们的定额。

弥补漕粮定额是省一级粮官唯一的最重要工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与北京仓廒的监管官密切地合作。这些京官的职位是形成官吏侵吞公款的重要根源，甚至也许是省里漕米机构与北京官吏之间的关键性的中介人。漕米定额是向县里征收的，但征收本身在县里不是归漕米机构经办，而是由正规的地方政府经办。纳税人交给地方经纪人，由后者把漕米送到县的征集点；在这里由县长验收，他负责把它交到漕运机构的代理人那里去。因此，漕运制度催征的负担最后落到了内外交困的县长身上，县长只好向他自己的法定的省一级行政上司那里去发牢骚。④

这些抱怨最后就导致某些省级官员与在漕运中有既得利益的官员发生冲突。1803年之后当漕运制度已露出百孔千疮的苗头时，利害的冲突开始集中在向皇帝提建议是否赞成使用海路的问 题。与漕运有联系的官员力图保持运河的内陆运输体系；许多正规省一级官员则希望放弃它，主张利用沿海的海运。1824—1825年的海运辩论达到高潮，那时内陆漕运体系已暂时瓦解。

漕运危机早在1803年就已见预兆，那时黄河的涨水淤塞了运河，使开往京师的运粮船运行不畅。那时有许多长篇大论的计划和奏疏上呈给皇帝，主张另辟新径发展海路，象元代和明初所实行过的那样。黄河大水一退这些建议就又都消声匿迹，但它们在1810年又被提出来考虑，因为运粮船这时再度被延误，因而迫使皇帝急于征询关于运河河道与海运同时并举的意见。绝大多数省一级官员这时的反应是持否定态度。在浙江和江苏两省高级官吏的支持下，南京总督勒保上疏条陈十二大理由，说明海运为什么既不可行，也不可取。1815年问题再次被提出，又再次被否定。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说不应该改变祖宗的成法。持这种观点的人后来能把皇帝本人在1816年否决海运建议的措辞强硬的上谕当作护身符。

由于私营沿海贸易这时正蒸蒸日上，就显得持反对海运的大多数论点是昏庸无知的。虽然海盗猖獗、气候恶劣以及造船费用昂贵（凡此都被用作不便开辟可以行之有效的海运的理由），并没有妨碍在嘉庆时代已有约三千五百条江苏省商船（“沙船”）的长江下游商人进行海上贸易。当时已知有少数企业主拥有三、五十条船的船队，他们主要把华北的豆子运往南方牟利。赞成开海路的人们认为，这种私人贸易可由政府与私商合作来加以发展，其结果是最后会使他们得利。大家知道，大宗沿海贸易是从北到南的走向；北上的船因载货少而往往装载泥沙压舱。户部尚书英和建议，运载漕米的私商在北上时可分拨百分之二十的吨位装私人货物；回船则可以完全装商品货物。

从赞成开辟海道的人看来，海路最重要的是有经济上的优越性，因为它是一个避开运河航道上无数检查站和中间人的办法。海运的倡议也恰恰因为这些理由而遭到得运河之利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这些最有势力的既得利益集团之一便是那些已经出牌在沿运河各站担任“漕委”的候补官员集团。这些官员的任命是受漕运总督本人督办的，因此“漕委”被视为私人庇护制的独立王国，别人是不能染指的。例如，1819年清帝就指斥漕运总督在一年之内增加了他下面的札委人数达一百四十人。

不论运河上的商人或是沿海贸易的商人，都倾向于联合起来反对开辟海路。反对的一个理由是这样一种事实：嘉庆时代运河上的粮运已大大商业化了。北上的粮船上相当大一部分载货是在私人手中，南下的船只则装载着能获利的私盐。④其次，沿海贸易的商人也不愿政府染指私人航运，因为自1684年康熙帝取消沿海商业的禁令以来，海上贸易已是他们的禁脔。那些反对海运的官员最初用的一个法宝是向海员本人调查沿海情况，而他们的报告异口同声地都是使人泄气的。⑤

海运论战中两派的冲突在1824年后期达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因为开往北京的运粮船队陷进了淤泥中，并且长期受阻于高邮南部的洪水地带。这一危机迫使道光帝恢复了他父亲统治时期已开始的辩论。可是，这一次危机的严重程度足够使他们达成妥协。开往北京的粮船仅仅四分之一顺利地通过了黄河；其余船只全被绝望地阻滞在路上。皇帝接受的海运的主要计划是英和写的，由另一满洲政治家琦善监督执行；后者在危机期间曾被任为代理南京总督。琦善在那里与新任命的江苏巡抚陶澍以及布政使贺长龄合作，计划从上海派出海路运粮船只。漕运总督衙署似乎暂时被打入了冷宫，它有两年时间充斥着一批批被札委的官员，其中还一度包括刚刚发迹的、皇帝的年轻宠幸穆彰阿。

从一开始，皇帝就竭力让所有官员都认识到，开辟海路的倡议是临时性质的。事实上，批准启用海运是以在第二年立即着手修复运河为条件的。河运辩护者认为，修复工程本身会为世袭河工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不然，他们就会因使用了海路而变得无所事事了。琦善的继任者在1827年强烈地要求继续使用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海路，但他的建议被驳回了。

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政府才被迫放弃河道，永远改用海路。这时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有些因素已经改变了权力斗争的格局。水手们已经组成了秘密会社，使他们组织起来的信仰很象把白莲教的信徒们聚集在一起的那种信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些会社开始表现出有政治抱负的样子，并且开始在纤夫，甚至在旗丁中间扩展影响和发展组织。当鸦片战争以后这些组织采取了反满的意识形态时，中央政府继续支持他们的兴趣 便急剧下降了。1845年以后，由于京师又发生了严重的粮食短缺情况，海路便未经什么辩论而被采择施行。太平军叛乱的爆发和1853年黄河灾难性的改道，排除了重新考虑恢复运河体系的可能性。

不管1824年以后清帝主张恢复河道的理由是什么，他在政治上并不反对那些主张改道的人。陶澍做江苏巡抚一直到1830年，后来被擢升为南京总督，在这个总督任上任职九年之久。琦善虽然短期降过级，但仍保持重要的省级职位，一直到他1841年与英国人打交道被贬黜时为止。改革者也有在漕运总署内任过职的，如1830—1832年有吴邦庆，1834年有朱为弼，1837年有周天爵。事实上，1831年正是在陶澍领导下，在两淮地区对盐务进行了第一次、也是唯一重要的一次改革。

监督这些改革的道光帝被迫从朝廷的高度来考察行政上的问题，因为朝廷仍然是水路航运和官僚行政的庇护制网络结构的最高机构。他看来是一位谨慎小心的，甚至是胆小的统治者，宁可与几个心腹顾问进行密议，而不愿接受实际的批评或警告。只要反对海运的人向他进言海运可能毁弃祖宗成法，而且可能使运河数万雇员有解雇的危险时，他并不是一位可以指望进行漕运改革的君主。

另一方面，盐务则是另一个样子。虽然盐的私运和非法贩卖本身是一件有决定意义的既得利益事业，但私盐贩子和运河工人还是有着重大的区别。第一，运河工人被雇于一个合法的官方机构；私盐贩子则是在国家盐税之外活动并且干着反盐税的勾当的。第二，运河体系是以北京为中心而且与正规官制相平行的等级制行政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反之，私盐贩子常象海盗那样，沿着海岸和南方内地航道，在地方网络结构中活动，最多也只是在地区网络结构中活动。从漕运中的榨取所得是在上层官僚中分享其利，私盐贩子则是私商和投机商，他们侵夺的是正常盐务行政中的官员和商人的收入。

除此之外，朝廷里还有一个有权势的集团想从取消盐务的走私来获利，同时他们又能够限制盐务改革的范围。这个集团就是内务府。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盐政，后者在传统上又被内务府的任命官员所把持。内务府在盐务争论中的作用和在其他争论中一样，也没有留下多少文献记载，但人们已经知道，自从十八世纪初年以来，内务府的财政收入在中国政府的总税收中的比重一直在增加。

自然，盐务改革的建议也会危及乡村的稳定，因为这些建议会把据认为是人数最多和最难驾驭的无业游民和无地捣乱分子弄得无所事事。但是，关键的问题不是怕疏远了乡村的居民；它倒不如说是为了安抚宫廷官员们的利益。可是，我们对这些利益集团的组成、性质和重要性的了解还很有限，必须等待进一步的研究。

漕运危机是这个世纪最初几十年公共职能普遍崩溃的一个方面。它的根源部分地在于官僚的玩忽职守。在漕运方面，除了玩忽职守之外还加上了复杂的运河体系—— 它的中段与河道总督辖区相交——的自然困难条件。这种自然困难来自严重的土壤侵蚀和华北平原定期泛滥所引起的泥沙。到十八世纪末期，黄河的河床提高到了危险的高度，威胁着堤岸，并引起观察家们预言它可能改道；结果黄河果然在1853年发生了改道。但是，漕船为了到达北京必须在淮安附近之点穿过黄河。在这个危险汇合处的西边有一系列吞吐湖，它们用来容纳黄河的溢水，并且在运河不通的时候提高运河的水位，这个政策被称为“借黄济运”。多年的淤塞改变了运河系统的蓄水状况，致使黄河渡口的积沙和整个运河体系的升高了的河床本身使这个系统没法调节水位，否则势必诱发洪水灾害。淮安的洪水不仅威胁北京的粮食供应，也威胁到盐税的收入，因为受害地区包括两淮的许多盐厂和晒盐设备。

河道总督的粗疏大意、愚蠢的经济措施和玩忽职守，是1780年以后一些官吏奏折中相当注意的事情，但腐化继续在十九世纪初期危害这个机构。根据许多记载看来，河道总督当局的目的不是在防止洪水，而是细心地在财政收支上下功夫，即要使洪水定期地每隔一段时间发一次，以证明资财源源流入河道总督当局是正当的。传说南部河道总督当局三天一巡的宴饮和无休歇的戏剧演出表明，每年拨给它的六百万两银子，只有十分之一是作了正经用途。例如1808到1810年，政府据认为曾用了八百万两来疏浚河口；但在后来的两年中水灾却比以前严重了好几倍。

非官方记述则认为这种腐化的根子是在十八世纪末期，那时河道总督是按照和珅时代的庇护制网络结构组成的。那时进入河道总督机构的人必须给和珅的私人腰包塞钱，以换取他继续给予的恩宠和庇护。和珅死后，这种钱再也没有送到北京过。在道光时代，治黄工程与运河一样，都变成了失业官僚的避难所。据说，拿了一位在朝官员的信件去河工任所的新翰林可以指望得到一万两银子的年俸和其他的好处；如果他是个“举人”功名，仍然可以得到这个数目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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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彰阿是道光時代的大佬。

一直觉得,穆彰阿是晚清第一个冤大头.
先来看看穆彰阿下台的诏书:这也是咸丰帝为什么要罢他的原因:
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夷务之兴，倾排异己，深堪痛恨！如达洪阿、姚莹之尽忠尽力，有碍于己，必欲陷之；耆英之无耻丧良，同恶相济，尽力全之。固宠窃权，不可枚举。我皇考大公至正，惟以诚心待人，穆彰阿得肆行无忌。若使圣明早烛其奸，必置重典，断不姑容。穆彰阿恃恩益纵，始终不悛。自朕亲政之初，遇事模棱，缄口不言。迨数月后，渐施其伎俩。英船至天津，犹欲引耆英为腹心以遂其谋，欲使天下群黎复遭荼毒。其心阴险，实不可问！潘世恩等保林则徐，屡言其‘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及命林则徐赴粤西剿匪，又言‘未知能去否’。伪言荧惑，使朕不知外事，罪实在此。若不立申国法，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又何以不负皇考付?之重？第念三朝旧臣，一旦置之重法，朕心实有不忍，从宽革职永不叙用。其罔上行私，天下共见，朕不为已甚，姑不深问。朕熟思审处，计之久矣，不得已之苦衷，诸臣其共谅之！”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咸丰帝罢免穆彰阿,实在拿不出什么有力的东西.保位贪荣,妨贤病国.这算怎么个说法?伪学伪才,揣摩主意.这也不是什么罪过.保耆英因为政见相同,罢达洪阿姚莹也不是穆的罪过,他也没这能力.只能说是政见不同.至于遇事模棱缄口不言,这算什么罪过呢?政见不合,发言就遭训斥,那谁敢说?又说什么建言,林则徐病躯不堪录用.实话实话而已,何况咸丰让林则徐去广西剿匪,林则徐走到半道就死了,难道还不是病躯吗?穆彰阿哪里说错了?
说白了,咸丰帝当时罢免穆彰阿的诏书,根本就是罪名莫须有.拿不出什么真凭实据.或者说,穆彰阿其实并没有什么罪过.

再来看看我们的历史书,批穆彰阿的内容:
他利用各种考试机会，招收门生，拉帮结派，形成一个极大的政治势力集团。清史稿记载他“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

我觉得说句难听话,任凭你是阿猫阿狗,典乡试三,会试五,也会成为门生遍天下的结局,这不是穆彰阿的错.何况为国家举荐人才,有什么错?

其实,穆彰阿为大众所骂,主要的原因是他与林则徐王鼎的禁烟立场不同.先声明一点,当时对于禁烟,举朝上下都是一致认可的.所谓的两派,主要是严禁派和缓禁派.
以穆彰阿为代表的缓禁派,认为国力不足,兵判不可轻开.战备还未做好.而鸦片一事,非一朝一夕之所能禁.
所以说,双方在禁烟的立场上,并没有不同.所不同的,只是是否为这场战争做好了准备而已.
其实事后也证明,林则徐王鼎的严肃方式,带来了战争,而自身还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就轻易开战.结局就是中国近代被抠开国门,自鸦片战争始.

大家都说,穆彰阿眼见战事不利,鼓动道光帝,罢免了林则徐.以琦善签南京条约.
可是林则徐真的是被罢免,充军伊梨吗?
林则徐是道光二十一年发配的伊梨,他在伊梨“西域遍行三万里”，实地勘察了南疆八个城，成为了近代塞防的发起人,并且实行屯田备战,这些都是一个发配的罪人可以做的事吗?
道光二十四年,林则徐就任陕甘总督,二十六年兼任陕西巡抚,二十七年调任云贵总督,最后调任广西巡抚的路上死去..
以当时穆彰阿权满天下,要置林则徐于死地,应该还是可以的.但他并没有这么做.所谓的充军伊梨只是做给英国人看的一场戏而已.战事败了,罢免首倡战争的官员,这是司空见惯的事.而将调任当成做戏,以林则徐署陕甘总督,说白了.穆彰阿跟林则徐并没有什么私仇.大家在政治立场上都认为鸦片要禁,只是在禁的方式方法上有不同的认识,这有什么错吗?
何况鸦片战争的失败,是穆彰阿提前预料到的.这倒不能不说,穆彰阿还有一些先见之明.

其实,政治有时候需要一些手段..依我看,当初禁烟.完全没有必要大张旗鼓,搞的两个超级大国兵戎相见.败了就割地赔款,门户开放.
完全可以缓禁.或者说,底下禁,而不要上面禁.比如可以把矛头对准销售商,而不是开发商.比如之后左宗棠的禁烟方法,就比较绝.一方面要求海关加强烟税,一方面加大厘金,不断的提高烟税.让烟价虚涨.一方面,从各个角度,对烟馆进行摊派.使之无以为继.即增强了国家的税收,还起到了禁烟的效果.英法各国还无法插手,也没有挑起战争的借口,何乐而不为呢?何必鸡飞狗跳,割地赔款.
穆彰阿的做法,从本质上讲,并没有什么错,而且还是老成谋国之策.

另外,这里郑重声明一点.鸦片并不是洋人的专利.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传到了中国。三国时名医华佗就使用大麻和鸦片作为麻醉剂；在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就有鸦片进口的记录，唐代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开宝本草》中，鸦片定名为罂粟粟，而且中国内地一直也有种罂粟的农民.只是中国自己种的鸦片质量上,与印度产的鸦片差距较大,所以印度鸦片才得以横行.

清政府禁烟,并不是从吸食鸦片有害健康这个原则去禁止的,而是银钱外流这个立场.当时禁烟一直以洋人为主要打击点,是禁止洋人贩运,禁止白银外流这个立场..我们要还原历史的环境,才能理解历史人物的决策.

这并不是为了全国人民健康而打的战争,实际上,是一场经济利益之争.跟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抢夺石油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当初雍正皇帝1729年曾下令禁止鸦片贸易。处罚包括100军棍、三个月戴枷囚禁、流放新疆直至处死。但对于吸食鸦片者免罚，也没有限制鸦片进口的任何规定。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进口鸦片要支付给朝廷执照税，朝廷珍惜这笔收入。这个税一直到1796年还在征收。

而后期的禁烟,则是因为白银外流过快,朝廷的税银是增加了,但本国的白银却外流了..嘉庆皇帝宣布禁烟令,禁止贸易和种植,结果导致走私活动泛滥.这样一来,朝廷即失去了税银,又要承担白银大量的外流.这才是禁烟的根本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当时出口茶叶,在英国比较流行,竟然导致英国人喝茶上瘾.在鸦片贸易没有形成规模之前,茶叶一直为中国带来很大的贸易顺差.世界的白银向中国流.而中国,特别是清政府,一直努力保护这种贸易.比如洋人是不允许经营茶叶生意的.所以.无可厚非.在历史上,鸦片战争是贸易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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