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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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最近秦暉先生在南方週末的系列文章不錯。
http://www.infzm.com/content/62550
http://www.infzm.com/content/61516
http://www.infzm.com/content/63336
還有很多篇自己去搜，不過對晚清史沒有知識儲備，看這些看不出深刻的地方。
無論你懂不懂歷史看這些文章都有用。
此文講一些人 葛劍雄先生那本人口史不錯，當然他主要做歷史地理的，還做人口遷移，台灣史。
關於經濟的看看李伯重和黃宗智一些文章。 秦暉先生農民學很多書講佃農。 他還推薦過一本《租佃关系新论》。
他對四川保路運動的論述，太精彩了。我一直都對很多不同觀點很糊塗。秦晖先生點了一下清晰了。 不是此文而上以上的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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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说是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的”
大灾难的形成机制
与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时，“秦制”不像“封建”那样领主林立多内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国崛起”的成就。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说“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今天流传甚广，我以为难以置信。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马可·波罗和郑和的时代，中国的王朝盛世要比当时的欧洲繁荣许多，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中国秦以后历代王朝的寿命不但比“封建”时代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更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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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一部分来自于 引西救儒这篇文章。
某些和语言有关。
今天想转移这个网站，用putty ssh老disconnect。 换个其他的地方再去转移吧。
前面还有个不错的许纪霖思想史视频。
最近许纪霖还写了篇不错的文章。
利维坦 许纪霖 。自己去搜吧。
思想史是什么？ 不是历史？也不是文学？还不是哲学？有些四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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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为“第二届儒家学术研讨会：儒学与现代社会治理”录音整理稿，未经秦晖审核。此次会议由广东信孚研究院、《开放时代》杂志社联合举办，在2011年5月14日、15日上午召开于广州从化）
儒家兴起于中国从封建到帝制的大变革时代。对这场变革人们的态度不同，有的人深恶痛绝，有的人很高兴。前者的代表是儒家，后者的代表是法家。儒家在这场变革中，决心捍卫“周制”，抵制“秦制”。他们用封建制抵制帝制、用贵族制抵制官僚制、用王道抵制霸道、用君臣的逻辑抵制行政化的逻辑。但最终的结果，“秦制”战胜了“周制”，儒家彻底失败。儒家还是生存下来了，但却放弃了自己的诸多原则。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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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
近年来“农民负担”问题日益成为决策层、理论界和社会大众关注的对象。而“减负”年年讲，“负担”逐年增，已成为我国经济繁荣中抢眼的暗点之一。为此人们从纯财政角度提出并实践了许多对策，如绝对量控制、负担率控制、发放负担卡、压缩财政开支等等，而“并税除费”的征收方式改革则似乎是人们讲得最多的，一些论者还称之为治本之策。
我是赞成在一定条件下“并税除费”的，因为当前“税轻费重”之弊的确十分突出。但应当强调的是：“并税除费”决不是治本之策，而且如无其他改革配合，它的“治标”效果也不能期望太高，甚至在某种制度环境下它的中长期效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的。在这方面，我国历史上的教训不少，财政史上所谓的“黄宗羲定律”就很发人深省。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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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推荐过三个人的微博。
袁伟时先生，贺卫方先生和秦晖先生。一个在新浪，一个在网易，一个在腾讯。 秦晖扯了几句话就不玩微博了。 贺卫方先生会玩微博。
袁伟时先生常上网也用qq，不过八十岁了，应该不会常用微博。
本站有多篇袁伟时先生的文章。 还是建议少看肤浅的微博，多看些文章。 能看书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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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怪秦晖先生怎么不在新浪开微博。当然秦先生这样的人，他想说一件事，很难用1400个字说的清楚。不要说仅仅的140个字。
看到个新闻说网易请秦先生开微博，花了不少钱了。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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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闲着没事读了些土地问题的文章。 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 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以及华南科大卫、陈春声、施坚雅扯的一些农村问题。 秦晖先生的土地改革。 讲到欧洲的农民战争。 印度的农民莱特瓦尔制、马哈尔瓦里制、柴明达尔制。
当然还有李鸿章，研究黄河问题的事。河工 漕运 盐政是清朝的三大政。 就像贵国的铁路啊，现在叫高铁了。 高速和机场。
李鸿章是甲午战败后，下野治理黄河。 对别人来说这是最肥的差事。不过对中堂来说，是最差的一个工作。
在网上搜了下几乎没人研究过这个问题。
中堂找了个洋人来勘察河道。 寻其根源，用欧美解决问题的办法。
处理黄河水土流失，地上悬河的办法。 觉得比现在都要高明。 这些办法肯定没怎么实施过。
保护堤坝。种草啥的。 河之深浅，宽窄。
又讲藤条 编埽，怎么省钱啊。
讲老百姓多么愚昧，目光短浅的伤害堤坝。
秸料之不靠谱啊，水泡后就腐烂。如沙土一样。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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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早在“五四”以前，中国就出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20世纪末进入改革时代以后，“文化热”中的“中西”之争再度热闹起来，80年代许多人积极推进西化，90年代弘扬传统又成了主旋律，加上国际上亨廷顿式的“文明冲突”论助兴，可谓高潮迭起。
也是自清末民初起，中国开始了“主义”之争，50年代以前国内的“左右”热战血流漂杵，50年代以后国际上的“资社”冷战剑拔弩张。到了世纪之交，国际上的意识形态斗争随着冷战的结束逐渐淡出。而在国内，随着改革进程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深化，“主义”之争却脱去“文化”的包装再度“浮出水面”。
最后，在现代性背景下，许多国家里民主公共权力组织－政府部门与竞争性市场组织——企业或营利部门都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同时也现出了明显的局限性。于是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呼声中自治的公民社会和志愿者公益组织（所谓“第三部门”）也发展起来。它与民族国家－政府组织（（“第一部门”）和市场－营利企业（“第二部门”）本是各司其职的。但许多发达社会本具有扩大“福利国家”以压缩市场领域的社会民主倾向，和扩展市场秩序以限制政府权力的古典自由倾向，以及这两者长期对峙的传统。而在苏联式社会主义已没落、“福利国家”体制也陷入困境的“左派危机”时代，面对“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扩张，反对者转向第三部门国际行动并使其具有“另类左派”色彩或“第三条道路”色彩，就成了不难理解的事。1999年西雅图事件后这种跨国第三部门组织挑战市场全球化、同时也与事件所在国政府权力发生冲突的“三个部门之战”在世界各地连续出现，国内一些学者随之盛称其“后现代”意义，并力图使国内进程在这个意义上“与国际接轨”。
于是在世纪之交，我们身处一个剧烈变化中的中国，面对一个全球化与多元化同时发展的世界，在“文化”之争、“主义”之争与“部门”之争中我们应当如何定位、如何把握自己和社会的命运？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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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先生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学者。
从“差异原则”理解儒家
最近，儒学、国学的传统话题很热闹，但是，我们在用语言来表述某种意思的时候，经常有所谓的符号和我们要表达的意思之间的关系问题。当代语义分析的研究表明，语言解释的空间是无限的，同样的话语可以表达很多不一样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意思。比如同样是谈儒学的人，这之间的差别可能非常之大，这就是索绪尔讲的“任意原则”。如果是这样，语言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索绪尔提出语言的表达还有另外一个规定，就是“差异原则”，通俗地讲，就是指一句话要表达什么意思，往往是要通过我们借助这句话去针对什么来体现的。用我的语言来讲，就是说我们讲某一套话语的时候，往往有一个假想敌，我们这个话语真正的意思是通过我们要排斥的东西来体现的。比如大家都讲儒家，都讲仁义道德，这个仁义道德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就取决于你用这个仁义道德来针对谁，如果离开了那个所谓不仁不义、不道不德的东西，你讲的仁义道德就没有什么确定的含义。
我们现在讲儒学，讲马克思主义，或者任何一种学问，都是这样：要理解你讲什么，首先要明白你讲这套话到底是针对什么的。老实说我们国家，从董仲舒以来两千多年，几乎人人都讲儒家，没有什么人说他是反儒的，但是讲儒的人中区别非常大。就像有学者讲的，西方基督徒中的区别往往比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区别还大。都是讲儒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主要就在于“差异原则”，他们针对的假想敌是不一样的。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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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先生是中國著名的農民學大師。 秦暉的《傳統十輪》很好的書，我看的上一本關於土地兼併的書是羅爾綱先生的《太平天國史綱》，講到清代的土地兼併問題。 我也看過秦暉先生其他文章，講中國的土地問題。 民國年間地主所占的土地很少。 只有百分之三四十。 民國土地兼併有很大的緩解。
土地問題並不是當年最大的問題。只是現在把土地問題當成最大的問題而已。 我很早以前也一直以為土地問題是民國失敗的原因，秦暉先生那篇文章，讓我去思考可能存在的其他原因。
“道儒”与“法儒”
中国古代经济史上有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从先秦直到明清延续数千年的关于是否需要“抑兼并”的争论。“兼并”(亦作“并兼”)即今所谓的“两极分 化”、“大鱼吃小鱼”之类。主张国家应当严厉抑止这种事态的即为“抑兼并”，而主张国家应放任不管的即所谓“不抑兼并”。当代一些学者把它们看作是经济思 想领域中国家统制派与自由放任派之争，并赋予其新的意义，于是这种斗争似乎延续到了现代：改革前，尤其是在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里，“抑兼并”的 “法家政策”曾博得一片叫好；改革后的经商潮中，“不抑兼并”又受到不少赞扬。直到最近这类笔墨官司还时有所见，[1]这实在是值得研究的。
过去很长时期，尤其是在鼓吹“儒法斗争”的年代里，“抑兼并”被视为法家的思想，因此历代“抑兼并”的著名人物，从桑弘羊、汉武帝直到王安石、朱元 璋、张居正都被冠以“法家”称号。然而实际上，正统儒家思想中“抑兼并”的倾向并不亚于法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信条与对三代“井田制”的崇拜历来 是我国“抑兼并”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而我国历代王朝中最“激进”的“抑兼并”实践者、以“五均六管”、“王田私属”为主要内容的严厉的国家经济统制政策 实行人王莽，则是满脑子周公之道的超级腐儒，从没有人试图给他“法家”的头衔。有趣的是，历来被认为具有儒、法两种倾向的思想家们在进行辩论时常常会互相 攻击对方纵容了“兼并”。如曾被认为“北宋的商鞅”的王安石，就宣称儒家教条主义者(“俗儒”)要对当时的“兼并”狂潮负责：“俗儒不知变，兼并无可摧； 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2]
而另一方面，汉唐诸儒则无不把“兼并”之泛滥归罪于秦代的法家政策，归罪于商鞅与秦政“信并兼之法，”“尊奖兼并之人”。[3]
其实平心而论，秦以后的儒、法两家理论，在摧抑兼并以维护宗法共同体这一基本点上并无分歧。其区别仅在于：儒家相对而言更倾向于以“礼义”、以宗法伦 理的堤防来阻遏“兼并”，而法家则更多地主张用刑罚、用行政手段来打击“兼并”。事实上，这两种手法在历代专制王朝“抑兼并”的实践中常常是同时并用的。 所以尽管有人指责儒家的无为之治放任了“兼并”，有人指责法家的功利观念鼓励了“兼并”，而实质上“抑兼并”不能说是哪一学派的、甚至不能说是哪一封建国 家的特有主张。它是以共同体(而不是以公民个人权利)为本位的传统社会(包括中、西在内的一切前近代社会)本质所决定的一种政策。
尽管如此，在是否使用强硬的行政手段方面儒家也不能说是最“温和”的。汉初70年间“开关梁，驰山泽之禁”、经济上最开放的时代盛行的并不是儒家思 想，而是提倡“清静无为、顺其自然”的黄老学说。而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文化上的专制倒是与经济上的统制同步发展，“无为”的自 然主义日益变成“有为”的国家主义，从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一直发展到五均六管、王田私属，终于在王莽时代走到了“儒家原教旨主义”与国家经济统 制的双重极端。因此如果仅就西汉一朝的历史看，似乎儒家倒是统制经济的头号代表了。
当然这是表面现象，武帝以后经济统制的文化依据与其说是“儒术”，不如说是“独尊”。文化上的“罢黜百家”才是经济上“利出一孔”的最好注脚。事实 上，文化专制不管以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为符号(不管“独尊”的是儒术还是别的什么术)，从根本上说都是与经济自由不相容的。焚书坑儒的秦朝与独尊儒术的西汉 晚期之所以有十分类似的经济政策，其缘盖出于此。
而如果仅就作为学术思想的“儒术”而论，从中是既可以得出强硬经济统制的结论(如今人所谓的“井田制社会主义”)也可以得出反对这种统制的结论(如今 人所谓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与民争利”等等)。应当说，孔子时代的“儒学”并没有什么系统的“经济思想”，而汉以后被独尊的“儒术”则已是先秦各 家的成份都有所渗入的大杂烩，其中在经济统制问题上，源出先秦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与源出先秦法家的“有为”信念堪称两大传统，由此导出了“不抑兼并” 的自然主义和“抑兼并”的统制主义这两种政策倾向。笔者姑名之曰“道儒(受道家影响之儒)”与“法儒(受法家影响之儒)”。这两个名词似前所未见，但笔者 以为这样的划分较符合汉以后各种倾向都在儒家的框框中存在的状况，而比“儒道互补”、“儒法斗争”之类的说法合理。
法儒与“抑兼并”
法儒主张“抑兼并”，就是要求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坚决制止“阡陌闾巷之贱人”发展强大的民间经济。如王安石所说：“阡陌闾巷之贱人，旨能私取予之 势，擅万物之利，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这是绝不能容许的；[4]而理想的制度则应当使“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 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国法有诛，势亦无自来”。[5]这样的思想其来久远，我国早期“抑兼并”的思想家就认为：“万民之不治”原因在于“贫富之不 齐”，[6]因此需要“令贫者富，富者贫”，甚至公然声称要“杀富”！[7]汉代桑弘羊认为，抑兼并就是要“除秽锄豪，然后百姓均平”，“损有余，补不 足，以齐黎民”[8]。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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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书比较随便，闲着看文章或者看偶像的论文或者书，提到其他的人，其他的书就会翻着看。
这本书应该不错，正在翻着看。
本书所收的系列文章主要是对传统社会与文化本身的结构性研究。作者不满于过去流行的“租佃神话”和“宗族神话”，主张在社会-经济分析与思想-文化分析的综合与融会中把握传统时代真正具有规定性的那些规则，跳出“反儒”与“尊儒”对峙的传统观之争，在社会结构上摆脱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桎梏而走向公民社会，在文化-象征符号体系中主张“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人格资源与民主宪政-人权保障的现代制度安排来消除那种专制制度下强权-犬儒互补的人格弊病。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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