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历史 » 科举

《赴试学院放歌》曾朴

admin — Mon, 14 Jun 2010 12:31:22 +0000

丈夫不能腰佩六国玺，死当头颅行万里，胡为碌碌记姓名，日夜埋头事文史。

文章於道本末尊，况又揣取金紫。笑我今亦逐队来，未能免俗聊复尔。

试官高坐吏两傍，万人屏息鹄而俟，高唱谁某应若雷，缘壁东西蠕如蚁。

捉襟揎袖搜索勒，功令不许携片纸。

国家重士等皤玙，重士允须重廉耻，奈何受辱皂隶手，视之直如盗贼耳！

方今士习亦少衰，食齑不甘食肉鄙，辇金昏夜不避人，摇尾高门来如市。

上不重士士自轻，习惯不觉忘其始。投笔忽叹戎狄骄，弃襦书生长往矣！

吟哦听此万蝇声，公等虽多不如己。安得上书圣明君，取士不贵雕虫技。

天寒江海蛰龙蛇，日暮深山蓄杞梓，白衣徒步登金阶，花门剺面惊彤矢。

男儿快意动千秋，何用毛锥换貂珥；

君不见苍松古柏盘屈千云霄，安能局促泥涂日与荆梖比！

注解：

“日暮深山蓄杞梓”，杞、梓，是两种美木，喻优秀人才。
《国语·楚语上》：“晋卿不若楚，其大夫则贤。其大夫皆卿才也，若杞、梓、皮、革焉，楚实遗之。”
《晋书·陆机、陆云传评》：“观夫陆机、陆云，实荆衡之杞梓。”

“花门剺面惊彤矢”。此句化自杜工部《哀王孙》：“花门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
花门：即回纥。
剺面：匈奴风俗，在宣誓仪式上割面流血，以表诚意。杜诗中指回纥坚决表示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
彤矢：《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左传》杜注：“彤，赤弓。”

编者注：

实际曾朴先生在青年时期就满怀革命情绪，对当时士大夫视为进身之阶的科举制度表示深刻的厌恶。他不忍违父命勉强入京赴殿试而写的一首古诗，命名「赴试学院放歌」，表示了他当时愤世绝俗、睥睨一切的革命情绪。我每巡回吟诵备受感动，愿录之以供治史者参考。欲了解作者此时的具体思想，可阅读作者的短篇小说“蓝榜”。

看来应试教育和以一次考试的成绩来考查、衡量学生的能力乃至公务员的录用是中国数千年来的老问题。哪怕已经进入现代社会的今天仍难以免俗。君不见年年高考和考秀才、考举人有什么不同。虽然没有了殿试，状元郎却年年有；而且不止一名，居然每年一个省有好几名。看来曾朴先生的这首感怀一百二十年后中国仍不能消除应试教育的弊端。不过想想也难，如果没有这种考试，哪又用什么制度来取士呢？可能贫苦的学生更没有出头之日。

科举制的完结

admin — Tue, 27 Apr 2010 15:29:55 +0000

我始终认为清朝科举是很伟大的，你看看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考题就知道了。

————————————————————————-

1905年，在中国已经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也十分重大。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是逐步实现的。首先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科举制以改革的名义发生了部分变化，废除了八股文这种文体，采用策论考试，同时增加经济特科，注入了全新的考试内容。戊戌政变以后，所有这些改革内容宣布取消，科举暂时又回到了原来状态。新政时期，科举改革再次提上日程，先是在在1901年开始经济特科考试，同年再次宣布废除八股考试。1903年张之洞等提出递减科举，计划用十年时间逐渐废除科举。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等立即停止科举的建议被批准，科举制终于寿终正寝。描述科举制完结的过程和线索，不仅可以看到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脚步，对于古老的科举制本身的研究也可能是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一

1905年，为着科举制的废除，社会一片欢呼。《时报》的文章说：“盛矣哉！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簿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1]《万国公报》说：“中国政府近于改革之事颇有改观，而立废科举一节，取数百年来败坏中国及近日屡蹶屡起、根深蒂固之附属物，一旦拔废之，是真中国历史上之新纪元，而东方大局之转移在此矣。”[2]废除科举制的意义究竟有多么重大这且不论，就科举制的历史而言，是否一开始就是弊大利小呢？
科举制从汉代的察举制进化而来，本身已经带有历史选择的意味。[3]所以后来虽常有恢复察举制的呼吁，类似的实验也不是没有进行过，但终究是科举制在一千多年的选官制度中占据主流，这恐怕是有理由的。科举制从诞生之时起，就没有停止过讨论、批评，但总的方向还是不断改进而不是废弃不用。
在科举制度刚刚兴起不久的时候，科举制度的许多弊端就已经显现出来，历代统治者也不是置之不理。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年），根据考功员外郎刘思立的建议，皇帝专门下了一道：“学者立身之本，文者经国之资，岂可假以虚名，必须征其实效。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传，惟诵旧策。共相模拟，本无实才。所司考试之日，曾不简练，因循旧例，以分数为限。至于不辩章句，未涉文词者以人数未充，皆听及第。其中亦有明经学业该深者，惟许通六，进士文理华瞻者，竟无科甲。铨综艺能，遂无优劣。试官又加颜面，或容假手，更相嘱请，莫惮纠绳。由是侥幸路开，文儒渐废，兴廉举孝，因此失人，简贤任能，无方可致。自今已后，考功试人，明经试帖，取十帖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乃严加捉搦，必材艺灼然。合生高第者，并即依令。其明法、并书算贡举人，亦量准此例，即为常式。”[4]
现在看来，正是考试本身造成了应试主义盛行。考试不在于显示才干和什么真才实学，最重要的是考中。所以，什么方法有利于考中，就采取什么方法。这还不包括通常的作弊。“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这是一种简便的复习方法，这样做虽不利于经典的理解，但有利于考中。“进士不寻史传，惟诵旧策。共相模拟，本无实才。”旧策，就相当于清人的所谓时文，虽然并不能证明自己的文章水准，但也是有利于考中，所以这种方法能够千百年流传。试卷是当代人评判的，流行的文章代表了当时人的观念，而成功的考试旧策，正代表了流行文章的特征。唐高宗的诏书，说明统治者并不喜欢这样的风气，但他们能做的什么呢？一是想方设法考出真才实学，一是尽量做到程序公正。所谓“试官又加颜面，或容假手，更相嘱请，莫惮纠绳。由是侥幸路开，文儒渐废，兴廉举孝，因此失人，简贤任能，无方可致”。这是指录取中的腐败现象的严重存在，程序中的不公正现象，当然要严厉禁止。
应该说，从唐朝到清朝，在考试的程序公正方面是有很大进步的，宋朝出现了锁院制，考官在考选期间与外界隔绝；糊名制，把考生的名字籍贯封糊，以免评卷人认出；后来进一步发展到誊录制，干脆把试卷誊写一遍，评卷人来字体也没有办法辨认出来了。唐朝时还可以带参考书，到宋受到限制，明清时片纸不许带入。与此同时，考场纪律更加严明，甚至要对考生搜身检查，考官分工更加明细，试卷管理更加繁复。应该承认，就科举考试的程序公正的进步而言，差不多已经达到了人类智能的极限。
最困难的是用考题考出真才实学，考出国家需要的人才来。安史之乱发生以后，唐朝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总结安史之乱的教训，有人把科举考试的弊端与社会伦常联系起来，从而对当时的科举制进行的激烈的攻击。唐代宗广德元年（763），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认为，正是由于考试方式，造成了问题，“从此积弊，侵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羽，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5]不真正读书，没有真才实学，这已经属于老问题了，他看到的新问题是由此造成的道德水准滑坡。尚书左丞贾至响应杨绾，指出：“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而不穷旨义，岂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唯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袭其流，波荡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就科目者皆小艺，四人之业，士最关风化，近代趋仕，靡然同风，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6]杨绾的改革主张是取消进士科和明经科，令地方察举孝廉，尚书只考试经义和对策。但最后终于没有改动，理由是举人旧业已成，难以速改，通行已旧的科目，一旦废去，恐人失业。此次关于科举改革的议论虽然没有变成行动，但对于考试项目比如考试诗赋的问题，却引起了长期的争论，而占上风的观点是以诗赋取人最不实用，加上古文运动的推波助澜，世人普遍倾向于从文章的观点看学识，不重视诗赋表现的才华。当然在考试的具体问题上，是否考试诗赋，唐朝后期时有改动摇摆，并没有真正解决。[7]
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主持变法，关于科举考试，再次出现争论。苏轼反对改革科举考试中的诗赋项目，认为从唐朝以后，“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但主张改革的王安石则认为：“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可。今以少壮之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最后罢诗赋、帖经、墨义，只考经典大义、论、策。取消诗赋考试之后，又增加明法一科，后来连进士科也加试法律。[8]王安石的科举内容改革，明显的目标是减少虚华（如诗赋）、增加实用（如法律）。但是，就总体而言，如果从近代的眼光看，依然在儒家经典里打转，并没有跳出多远。邓广铭先生因此评论王安石的这个做法是调整科目，改变进士科的一些考试内容，“而科举制度却未废除。这说明，王安石不可能在科举制度之外构想出一种更能适合时代要求的办法。”[9]不仅如此，王安石的这个改革，到了哲宗元祐更化，又一项项被推翻，恢复诗赋考试，罢试律义，科举又回到老路上去了。[10]
朱元璋定天下，洪武三年（1370年）开始恢复科举考试，下诏：“汉、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文学而不求德艺之全。……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古通今、名实相称者。”科举连续进行了三年，朱元璋突然失去了兴趣。他认为：“所取多后生少年没，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乃但令有司察举贤才，而罢科举不用。至十五年，复设。十七年始定科举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为永制。而荐举渐轻，久且不用矣。”[11]朱元璋的这个变化过程，很有意味。他也是从批判文学、召唤真才实学开始，然后发现科举上来的后生没有实践能力，就干脆放弃了科举，恢复察举制度，但最后还是回到科举上来了。应该说，朱元璋最后毕竟还是选择了科举制。
乾隆三年（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攻击科举考试的不合理，要求改革科举，他说：“时文徒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苟可以取科第而已。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数百，少者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表、判可预拟而得，答策随题敷衍，无所发明。实不足以得人。”八股文是一种除了科举在现实社会中没有使用价值的文体，只是士子考试的敲门砖，而科举考试的其他内容也存在问题。这是对科举制度的全面批判。但是，他的这种说法实际即使在当时也是共识，反对者以大学士鄂尔泰为代表，当时就承认“时文之弊，该侍郎所陈奏是也。”不仅如此，反对者对科举的非议范围比舒赫德更大，指出不仅是时文无用，“诗赋只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徒事记诵，而文义不通。”但随后笔锋一转，说道“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艺为然？”他们反对舒赫德的说法，认为他没有看到更根本的地方，不是循名责实，而是抓住末节不放。“时艺所论，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中。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凉，不已过乎？”这次争论，要求改革这全面失败，并不是八股文没有问题，而是连舒赫德自己也只要求别思良法，但他自己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所以反倒是鄂尔泰显得理直气壮：“时艺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12]
鄂尔泰的这个说法特别值得重视，近代以前，关于科举的批评代代而有，但科举的变化从根本上而言并没有发生，从思想内容上看，从五经到四书是最重要的变化，对此祝总斌先生有极精彩的研究[13]。从文章形式上看，唐宋关于诗赋考试的争论最多，而到清朝批判则多针对八股文。但这些变化，都可以说是在科举制的范围内的变化。以至于如顾炎武这样的思想家，对科举有许多批评，但看他的建议，也仍是在传统的范围之内，比如要求重视五经全体，重视考试的难度以阻止侥幸等[14]。从总体上看，科举制尽管有种种问题，但相对于已有的历史经验毕竟仍然有它的长处，比如程序相对公正，吸收人才的范围相对广泛等。应该看到，古代的中国统治者并不能说都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但在那个时代，他们所能进行比较的资源是有限的，而在有限参考系统中，选择科举制是一种择善而从。不能认为科举制在近代的废除结局就意味着在古代也没有存在的理由。

二

科举制的废除，是在近代才显得理由充足的。从科举制退出历史的步骤来看，这个理由也是不断充足起来的。
明清时代考科举，必须使用八股文这种文章体裁，《明史·选举志》的说明是：“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八股文，又称八比、时文、时艺、制艺、经义、四书文等，全文分八个部分，要求严格实即死板[15]。科举考试是一种选官的系统方法，八股文只是明清时代科举制度中的一个文章体裁，但只重视外在形式的八股文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最坏，受到的攻击也最多，所以成为科举制度首先完结的部分。
不管是乡试（省内统考）还是会试（全国统考），都是三场考试，“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16]三场考试并不是都用八股文，只有第一场使用，但由于第一场对于是否考中最关重要，所以科举考试与八股文就当然被看成是紧密的连带关系了。康熙二年开始，取消八股文，考试的场次也有改动。但到了七年，礼部侍郎黄机提出恢复旧制的建议，他解释旧制首场“用经书，使阐发圣贤之微义，以观其心术。……且收场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三场旧制。”八股文对于阐发圣贤的微言大义看来还是有意义的一种方式，不用八股文，甚至影响到经典的阅读。鄂尔泰认为只有八股文这种文章体裁才能很好地阐发圣贤的微言大义，即使有问题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取代。而黄机的所谓“以观其心术”，更是点明了要害，这实际上涉及了当时的人才观念。从总体上论证八股文的作用的，可以纪晓岚的一段文字为代表：“夫设科取士，将使分治天下事也。欲治天下之事，必折衷于理；欲明天下之理，必折衷于经。其明经与否不可知，则以所言之是非醇驳，验所学之得失，准诸圣贤以定去取，较他徒尚为有凭。而学者求工经义，不得不研思于经术，籍以考究古训，诵法先儒，不涉于奇邪之说，于民心士习，尤为先正其本原。经义一法，至今不变，明体达用之士，亦时时挺出于其间，职是故也。”[17]
另外，虽然没有看到有关论证，但推测八股文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与试卷的评判有关。如果不规定文体，同样的题目就会有许多种类型的回答，而这对于评判者来说，难度是加大了的，而同一种八股文，结构的严格一致，很有利于评判者对考生的对比排队。林则徐曾经建议制定乡试考官校阅章程以防流弊，“窃查江南为文人渊籔，入闱士子，多至一万四、五千人，额设同考官十八房，每房约须校阅八百余卷。……乃头场荐卷未毕，而二、三场试卷已陆续送入内帘。……似此校阅情形，定弃取于俄顷之间，判升沉于恍惚之际。”[18]试卷多而校阅的考官少，完全相同格式的答卷应该是有利于迅速校阅的。明代的八股文，在最后有一个部分叫“大结”，是自由发挥的部分，但清朝取消了这部分，理由是容易做暗号给考官，怀疑也有不希望增加校阅试卷工作量的意思，当然谁也不会把这当作公开的理由加以反对罢了。
八股文事关圣贤微言大义，士人心术，又有利于考官评卷，再加上清人迷信文风关乎气运，于是即使有人反对也没能动摇它的地位。何况，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人急于在科举上找到出路，而科举非通过八股文这块敲门砖不可，所以事实上也形成了很大的一个市场。翻阅徐继畲（1795——1873年）的文集，这位考了十几年才中进士的先生，后来对八股文就比较有兴趣，他给别人的八股文集写序，把自己的一百多篇八股文结集刻印，选编明清的优秀八股文作批注，还专门写了一篇《示诸生行文法》，说：“拆字布局，分股立柱，乃文章入门之规矩，大家名家所遵守，虽至于入神造妙，亦不能外于此范围。”他说很多人数十年考试不中，都是这个原因，所以他不厌其烦地讲解八股文的写作技巧。[19]
但到了近代，人们的思考方向发生了变化，强调的内容也不再相同，原来的理由于是变得不那么充分了。八股文的空言无用于是渐渐成为共识，八股文也就从无用变成了有害。郑关应说“中国之士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销磨于八股五言之中，舍是不遑涉猎。洎登第入官而后，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及兵粮钱谷等事，非所素习。猝膺民社，措治无从，皆因仕、学两歧，以致言行不逮也。”[20]他认为，八股文的教育与实际的矛盾是严重的，一是徒然消耗了士人的生命，二是并不利于政治，三甚至导致了言行不一的道德问题。这与纪晓岚的说法刚好相反，八股文的虚假繁荣真相也就变得很清楚了。
陈澧（1810—1882年）认为：“文章之弊至时文而极。时文之弊，至今日而极。士子应试者又或不自为文，而剿袭旧文，试官患之，乃割裂经书以出题，于是题不成题，文不成文。”[21]同一时期的王韬（1828—1897年），主张废八股文的文字更加激烈。他在《原才》一文中指出：“今国家取士，三年而登之贤书，升之大廷，称之曰进士，重之曰翰林，以为天下人才在是矣。不知所试者时文也，非内圣外王之学也，非治国经野之道也，非强兵富民之略也。……败坏人才，斫丧人才，使天下无真才，以至人才不能若古，无不由此。”在《原士》一文中，他又说：“为今之计，当废时文而以实学……且士既不为时文，其心思智慧，咸磨砺以成有用之学。”在《洋务下》一篇中，他又说道：“不废时文，人才终将不能古若，而西法终不能行，洋务终不能明，国家富强之效，终不能几。”[22]在王韬的思想里，考试用八股文，不仅了浪费人才而且是败坏人才，不废八股文，不仅实学难以兴起，连西学也不可能流行，国家富强的梦想也终于不能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对八股文考试的巨大浪潮中，并不是所有的观点都把八股文与科举考试的内容联系起来的，更多的人反对的只是八股文这种文体而已。至于四书等科举的内容，许多人还是抱着极大的尊敬态度的。在科举制改革问题上，因为八股文集中了最大的反对意见，所以成了科举改革的首选对象。当废除八股文从思想变成行动的时候，直接推动者的思想就变得很关键，康有为在几年内已经成了当时中国改革的民间倡导者和变法运动的领袖，而他在科举问题上，恰好正是一个只反八股，不反“四书”的人。
“夫因文体之极弊，而欲废四书文者，过激之说也。因私淑之足贵，而并袒护今日之文体者，不通之论也。厘正文体乃以尊四书，变通流弊乃以符旧制。其为事至顺，其图变至易，其所关至大，其收效至神。”[23]
这是康有为在1898年农历6月1日替杨深秀拟订的《请厘定文体折》，而在此之前，康有为在面见光绪皇帝的时候，就废八股已经达成一致。康有为的这个观点，在这一年春天的强学会上，他还作过一次讲演。
八股文这种文体，形式主义太强烈，在纪晓岚的年代，他还可以讲心术训练，但到了近代，中国饱受列强侵袭，国将不国，原来的这种慢悠悠的循规蹈矩作风，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对人才的急需。用康有为的话说，就是八股弊端有二，“能使天下无人才，一也。即有人才，而皇上无从知之，无从用之，二也。”八股文在首次科举制改革中就落马毙命，决非偶然。

三

废除八股是铲除了科举制度的一个旧疾，而经济特科的设立则是代表了考试制度的一个新方向。严修（1860—1929），天津人，光绪九年进士。1894年，甲午战争发生以后，被任命为贵州省学政。从现存的严修日记中可以看到，任学政的几年中，他一直在考虑科举考试问题，他还把王安石与苏轼的科举争论出成考题。在贵州的最后一段时间，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写出了建议设立经济特科的奏折（1897年九月二十四日提交）。
“词科之目，稽古为荣，而目前所须，则尤以通今为切要。或周知天下郡国利病，或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或算学译学擅绝专门，或格致制造能创新法，或堪游历之选，或工测绘之长，统立经济之名，以别旧时之科举。”[24]他把这种掌握具体知识拥有一技之长者称之为经济科，经国济世的人才，并且认为是目前所须。这不仅显示了他与以往不同的人才观念，更重要的是，把新的学科与科举联络起来，把民间提倡多年的西学与现行制度结合起来。
冯桂芬是较早的提倡西学的学者，他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已经列举西学，说“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但他对科举的改革却没有什么新的建议，基本上停留在顾炎武的思想里。郑关应在西学与学校，西学与科举的问题上，是有很成熟设想的，在《盛世危言》的学校篇中，他广泛介绍西方和日本的学校和学科，如基础学科的国教、格致、算学、地理、史事、绘图、体操等。在考试篇中，他主张加试西学，“一试格致、化学、电学、重学、矿学新法。二试畅发天文精蕴、五洲地舆水陆形势。三试内外医科、配药及农家植物新法。”
严修的特科建议，肯定受到了郑关应思想的影响。根据他的日记，就在他提交奏折不久，有人从他那里借去了《盛世危言》[25]。至于他为什么没有直接使用郑关应的说法，应该是另有新意的。严修的建议在朝廷的详议之后，最后形成了六个科目，即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看起来都是老名词，实际的内容则多是西学，比如在理财一项中有税则、矿产、农功、商务。在格物一项中有中西算学、声光、化电。
特科只在新政时期进行过一次，但对于改革科举和促使科举走向覆灭却是很关键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写到：“贵州学政严修，适抗疏请举特科，得旨允行。当时八股未废，得此亦足稍新耳目，盖实新政最初之起点也。”严修的特科建议，使得科举改革走上了可操作的层面，而此例一开，一发而不可收拾。保守派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严修的老师徐桐宣布与他断绝关系，他实际上也因此丢官。严修自己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甚至做了更坏的准备[26]。
戊戌变法的内容，有一项是建立新式学堂，推广新式学科。但新式学堂与科举的关系并不明晰，只有特科可以与新式学科保持一种沟通。在郑关应的思想中，首先是学校与西学是对应的关系，而科举考试西学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但是竟然是他设想的补救办法首先得到承认和实施。经过戊戌政变，到了新政时期，学校与西学的关系被凸显出来，成为培养人才的首选方案。
在张之洞等人1903年年底的奏折中，要求逐渐摒退科举的最大理由是科举妨碍了学校，一是学堂不同于科举，“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只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二是学堂已经包括了科举的内容，“凡中国的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而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所未备”，现在要求减退科举，并不是说废科举，“实乃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但是，由于社会上人们还有所观望，所以民间不肯出资兴办学堂，而“除兴学堂外，更无养才济时之术。”[27]
1905年8月，袁世凯等六大臣上书，请立停科举，所陈述的原因依然是科举妨碍学堂，由于国家急需人才，如果按原来的计划，只能等到二十年以后才会出现有用人才，而强邻环伺，刻不容缓，即使立即停止科举，新的人才也要等待十年之后了。此次奏折，也不是没有新意，除了科举无用之外，更强调国民教育的意义。“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得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于国，下知自谋其生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兵农工商，各完其义务而分任其事业，妇人孺子，亦不使佚处而兴教于家庭。无地无学，无人不学，以此致富奚不富，以此图强奚不强。”[28]这差不多是近代中国教育救国论的先声了。这个奏折上达的第二天，皇帝的批准上谕发下，科举制正式废除。请注意，这个奏折的特殊之处，据《严修年谱》记载，袁世凯这次提出废科举，是由于严修的鼓动。以他当时的思想，提出废科举是完全有可能的，甚至袁世凯的奏折可能也是由严修拟写的。
就是在科举制的时代，全国各地也都设有学校，但由于做官是唯一出路，学校实际上都是科举的预备学校。西学传入中国，在教育上首先是洋务运动中成立的一些专门学校中才有相应课程，并没有成为普通的教育课程。严修的特科开设，给了学习西学者一个政治出路，但没有对应的学校教育，这种特科的基础是很有限的。戊戌变法，正式在全国设立新式学堂，课程内容已经是中西合璧了，当然这种学堂的真正发展应该是新政时期。科举废除以前的新政时期，有两种学校并存，新式学堂和科举预备学校。1903年限制科举，科举预备学校遭到致命打击，到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学校的双轨制正式结束。从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如果没有新式学堂和相应的西学传入，科举制的弊端就不会如此明显，废除科举制的条件还不成熟，主要是没有科举制的替代物，所以科举制的废除也就不会发生。

四

王安石变法时，新立明法科，最后连进士科也要加试法律。但后来哲宗元祐更化，司马光的观点占了上风，“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采。……至于律令，皆当官所须，使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习为刻薄，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宋史·选举志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典型的人才思想，特别强调道德素养和文化素质，十分轻视具体的技术能力。不仅如此，对于具体的技能比如法律，甚至认为是一种破坏心性的东西。相对而言，王安石是比较重视官员的技术能力的，但王安石的思想实在是古代的少数派。这种思想不仅以思想的方式存在，更重要的是与这种思想相配合的还有一套制度规定。
武则天时期的一道诏书，对技术官职的升迁作出了严格的规定：“量才授职，自有条流，常秩清班，非无等差。比来诸色伎术，因营得官，及其升迁，改从余任。遂使器用妣缪，职务乖违，不合礼经，事须改辙。自今本色出身，解天文者，进转官不得过太史令。音乐者，不得过太乐。鼓吹者，不得过署令。医术者，不得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者，不得过司膳寺诸署令。有从勋官品子流外国官参佐视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后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应至三品，不须进阶，每一阶酬勋二转。”[29]伎术官是受到升迁限制的，这代表了中国古代歧视技术的传统。这个传统还表现在官吏分途上，向来是位于官僚队伍中的强势——官僚，积极排斥官僚队伍中的另一个阶层——吏。吏经常被官僚说成是政治腐败的力量，但在具体的政治生活中，吏比打着儒家旗号的官僚更加遵纪守法。官吏分途，其中就有知识资源的占有与分配的背景因素。吏掌握的是具体技术，而官僚的知识背景却是儒家哲学和文史才能。很显然，官僚制度中的这种规定，正是重道德轻技术思想的制度化。
科举考试是一种系列考试，除了广泛为人所知的进士科以外，其他的考试种类还有许多。而考试科目的选择与将来仕途的前景是密切相关的。《唐六典》卷四有科目，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王鸣盛说：“若律、法、算学，虽常行，不见贵。其余诸科不待言。大约终唐世为常选之最盛者，不过明经、进士两科而已。”[30]为什么法、算等科不被重视，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具体的技术，即使是官僚制度中也是不可或缺的，但因为不关天理、心性的大体，只属于器用，而从孔子以来就树立起来的观念是君子不器。
在讨论科举制的时候，因为科举背后一个更重要的背景总是被忽略。甚至一千多年以来，在科举的改进中，只能在细节上打转，真正改变科举的面貌根本不可能。从武则天的诏书中，已经体现了这个重要的背景，这就是传统的中国知识体系。科举考试虽然是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政治的特性也经常发生作用，皇帝的特殊爱好经常会有意影响科举，比如道教在唐朝，武则天的著作是否参加应试等，但从来不涉及这个总的知识体系。经学，事关心性大体，文学可以载道，史学有利于经邦治国，除此之外，概为小节。近代所谓科学技术，在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中因为没有一定的地位，与教育没有紧密的联系，所以经常导致重复发现，也就是经常中断。任何知识的进步都需要系统的传播和积累，但属于技术层面的知识，在中国古代没有相应的地位，所以很难找到系统的记载。相对而言，到是经学的学科系统，师生传递特别发达。
是近代以来的经验，迫使中国人不再轻视技术的，因为中国的被动挨打，中国人首先承认的就是技不如人。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时期设立专门学堂，到严修的特科设置，到近代学堂，几乎都是延着同一个思路前进的：突破传统的轻视技术，到承认技术型人才，到培养技术人才，建立相应的教育体制。以往的那种人才观念，只要心术正、文章好即可，但到了近代，这种人才逐渐被看作是空洞无物了。冯桂芬、郑关应等从民间立场讨论相关问题，恣意汪洋，知无不言，猛烈批判传统人才观念，到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期，则一步步走上可操作的层面。严修特科建议被采纳，证明来自民间的影响正式而全面地改变了传统人才观。
早在康有为提出废除八股而保留四书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并不是只有八股文才是空谈无实的，“四书”也是同样的货色。当时住在香港的何启、胡礼垣撰写的《新政真诠》一书中，其中的《新政始基》篇就是专门针对康有为的观点而发的。[31]当儒家经典从新回到与其他学科相等的位置的时候，传统是等级学科体系才终于被打破，新的学科体系才得以建立起来。
但是儒学的特殊地位，在科举考试废除的时期，还是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在康有为的废八股的奏折中，还是十分肯定“四书”的积极意义。比起纪晓岚来，康有为更强调八股文与四书的冲突和矛盾。康有为的这种说法，究竟是处于策略的考虑还是他的真实想法，现在还不清楚。可能既有本心的动机，也有策略的考虑。从这一点上理解严修奏折中只字不提西学，很可能也是处于策略的考虑，即尽可能减少对势力强大的传统的刺激。在1903年和1905年提出逐渐废除科举和即刻终止科举的奏章中，对于儒学都是小心处理的，提出了十分周到的善后建议。相比之下，对于西学则没有任何正面的说法，更见不到明确表扬的字句。只是说新式学堂的课程已经包含了儒学、理学等中学的内容，可见对西学是小心回避的。
至于对技术人才的肯定后来甚至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则属于另一个论题了。

[1] 《时报》1905年9月7日。
[2] 《万国公报》1905年10月号。
[3] 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十四章《科举的前夜》，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4月。
[4] 《全唐文》卷十三高宗《严考试明经进士诏》。
[5] 《旧唐书》卷119《杨绾传》，中华书局标点本，3430页。
[6] 同上，《杨绾传》所附贾至议，3432——3433页。
[7] 参见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七章，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
[8] 《宋史》卷155《选举志一》。
[9]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33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10] 《宋史》卷155《选举志一》。
[11] 《明史》卷七十《选举二》。
[12] 《皇朝经世文编》卷57《礼政》四。
[13] 《四书传播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479——49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2月。
[14] 参见《日知录集释》卷卷十六，岳麓书社1994年5月。
[15] 参见启功《说八股》，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6期。收入启功《汉语现象论丛》103——148页，中华书局，1997年3月。
[16] 《清式稿》卷一百八《选举三》。
[17] 纪晓岚《甲辰会试录序》，《纪晓岚文集》第一册14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3次印刷。
[18] 林则徐《请定乡试考官校阅章程并防士子剿袭诸流弊》，载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三《礼政四》。
[19] 《徐继畲集》，白清文、刘贯文主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7月。
[20] 郑关应《易言·论考试》1874年。见夏东元编《郑关应集》上册，10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
[21] 《科场议一》，载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六《礼政六·贡举》。
[22]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
[23] 汤志均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249页，中华书局1981年2月。
[24] 《严修年谱》102页，齐鲁书社，1990年1月。
[25] 《蟫香馆使黔日记》第八册，丁酉年十月初九。民国二十四年影刻，徐世昌题签。
[26] 严修进士出身，庶吉士又兼国史编修，外放学政之后，当有大好仕途前景，因为在清朝的官场上，他走的正是清途捷径，但他放弃了。不仅如此，据他的后人说，严修为此还写下了遗嘱，所幸没有发生更严重的事件。
[27]《请试办递减科举折》，《张之洞全集》第三册1596—160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28] 《袁世凯奏议》下册1187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
[29] 《全唐文》卷九十五。
[30] 《十七史商榷》卷81《取士大要有三》，北京市中国书店，1987年8月，81卷1页。
[31] 郑大华点校，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

admin — Sun, 07 Feb 2010 08:26:13 +0000

钱穆是我很喜欢的大师之一。看过他不少的书。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作者的专题演讲合集，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我自然是着重看了明清两代的内容了。发现自己学问太差，对很多有用的书呢，看不懂。虽然自己对中国历史大体是了解的，但是，他的某些分析，你不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没有个几个月，几年的历史基础，你根本不会对那本书有很深的了解。

就比如《君主论》这本书很不错，你要不了解欧洲的历史。真正去理解其中的意思真的很难。

钱宾四先生书中说，清朝的更加集权。

明朝时候开始有宰相，后来废了。再后来有了内阁。内阁首辅权利挺大。

清朝吸取了明朝的教训，压制宦官。不让宦官有任何参政的机会。开始沿用明朝的内阁，后来有了军机处。

六部内阁成了摆设，以前下边的消息传上来，要通过内阁再到皇帝，皇帝东西下来要通过内阁，六部再到下边。还要盖章，讨论，还有给事中什么乱七八糟的折腾。

清朝限制了言官，言官只能说六部，内阁不好，而不能说皇帝不好。

皇帝的命令直达下边的大臣，六部尚书不能看其中的内容。所有的政策命令都成了秘密。

没有人知道下边人给皇帝说了什么，皇帝给下边人说了什么。

所有的事情都由皇帝说了算。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不是朝廷的正规官职，而是皇帝的秘书。

皇帝是出于私心利用权术和办法治理国家，而非法制。

虽有科举，虽然大部分录取的都是汉人，七八成之多。这些人往往到偏远小地方当小官，或者到翰林院搞学术研究。

朝廷大权满人站四分之三。

六部尚书满人汉人个人，侍郎满人两个，汉人两个。只有这里看似合理一点，不过下边的基本没有汉人什么事情。

这样六六三十六个人，都可以跟皇帝直接奏折说话，不是副部长有事跟部长说，而是直接给总统说。这样似乎没有任何上下级了，六个人任何一个人说的话，其他五个人都不知道。皇帝答复什么其他人也不知道。

这样的六部也就是废了。

地方大员也多是满人。汉人入阁要翰林出身，等混到入阁都满头白发，牙掉的差不多了。成书呆子了。

通过科举管住了读书人，用了摊丁入地，永不加赋等等的办法，讨好普通老百姓。但是，政策看似不错，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黄宗羲有个经典的论述，说中国历史上所有减税政策，得到的结果往往是农民负担一直在增加。

政策起初不错，运行下去，事情往往向着政策相反的方向走。

因为，康熙雍正乾隆的压制，虽然看似盛世。对读书人的压制，造成了必然的平庸和腐败。

国家已经外强中干。即使没有外国的入侵，国家也必然会灭亡。

当时地方上农民造反的也不少，虽然都失败了。说明一个问题，农民的生存出现问题了。

国家出问题只是时间问题。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殿试金榜

admin — Sat, 23 Jan 2010 04:43:52 +0000

看沈桂芬的时候，觉得他考上进士那年，似乎是个伟大的年份。特意找来一下当年的皇榜。

当年考上这个皇榜，似乎比现在考上清华北大要牛的多。

把几个我熟悉的点出来。

状元香帅张之洞的哥哥。

榜眼同志，挂在太平天国打武汉的时候，不然这样的出身混个尚书或者侍郎退休难度不大。

探花同治也回常熟跟曾国藩一样搞团练。运气比较好，活到了光绪二年吧。混到兵部尚书。

第一甲
赐进士及第
共3名
张之万 – 袁绩懋 – 庞钟璐
第二甲
赐进士出身
共110名
许彭寿 – 孙　观 – 徐树铭 – 曹登庸 – 周德荣 – 袁希祖 – 刘其年 - 沈桂芬 – 陆秉枢 – 苏仲山
郭祥瑞 – 鲍源深 – 吴　斑 – 孙颐臣 – 陈元鼎 – 徐申锡 – 陈毓祺 – 李德仪 – 蒋兆鲲 – 刘鸿恩
崔荆南 – 李培祜 – 伍肇龄 – 谢　煌 – 李宗羲 – 刘嵩骏 – 胡寿椿 – 帅远燡 – 尹　泗 – 潘斯濂
萧铭卣 – 华祝三 – 邓清淦 – 刘廷鉴 – 李品三 – 李鸿章 – 黄彭年 – 张增道 – 沈葆桢 – 叶士焕
郭椿寿 – 吴慰曾 – 戚天保 – 金寿萱 – 唐壬森 – 李德增 – 喩怀恭 – 陈　浚 – 周振璘 – 彭嘉炯
黄瑞图 – 龙元俨 – 何　璟 – 白恩佑 – 贺桂龄 – 周悦让 – 张炳堃 – 尹国珍 – 李湘萼 – 郭嵩焘
汪先烺 – 张青筒 – 福　全 – 陈　鼐 – 刘　润 – 刘秉厚 – 骆利锋 – 朱寿康 – 章倬标 – 陈秉彝
薛　湘 – 曹鸿举 – 沈　锽 – 李士瑞 – 王友端 – 李友梅 – 粟增熉 – 宋肇昌 – 蔡应嵩 – 孔广泉
李仁元 – 林之望 – 文　启 – 杨书香 – 华国清 – 许利宾 – 来　煦 – 刘有铭 – 郝应宿 – 周　劼
载　铿 – 裴季芳 – 侯树街 – 庄心庠 – 叶毓祥 – 张培仁 – 丁　斌 – 杨文熙 – 耿灼然 – 黄金韶
李明埙 – 余汝侗 – 车汝建 – 王揆一 – 庞公照 – 张国士 – 王宏谟 – 张希仲 – 瑞　明 – 张清瀛
第三甲
赐同进士出身
共118名
李　森 – 左骏章 – 薛　铭 – 谢佳玉 – 廖宗元 – 马新贻 – 冯　霦 – 沈　镐 – 张修府 – 冯　森
叶维藩 – 徐振墉 – 郭种德 – 李孟群 – 扬仪韶 – 孙家醇 – 朱　奂 – 陈钟芳 – 周鸣鹿 – 延　龄
伍奎祥 – 霍为棻 – 方学苏 – 周道治 – 胡长新 – 黄淳熙 – 段培元 – 汪有恭 – 沈　墉 – 匡庆榆
武元鹤 – 任　瑛 – 辛本栴 – 李　灿 – 张汝弼 – 陈心棻 – 马纶笃 – 徐家杰 – 王序宾 – 赵廷铭
朱麟祺 – 王　玉 – 熊其光 – 万　良 – 周云翥 – 增　禄 – 彦　昌 – 丁寿昌 – 高化鹏 – 张今第
马先登 – 敖国琦 – 陈兆凤 – 姚继勉 – 蒋　培 – 吴怀玉 – 文　玉 – 朱鬯侯 – 吴佩陶 – 王平格
李国瀛 – 兴　苍 – 张　晋 – 陈星焕 – 马益臧 – 赵开元 – 祝　垲 – 成　善 – 陶　銞 – 杨延俊
张殿宾 – 陈乔荣 – 白　润 – 阮寿松 – 雷　崶 – 瞿绩凝 – 朱孔模 – 周　坊 – 万　年 – 郑奎龄
杜　滋 – 贺际运 – 杨　錞 – 禹建钧 – 陈秩五 – 黄光彬 – 德　恒 – 郑士蕙 – 樊丙南 – 毛玉成
锡　荣 – 詹锦堂 – 王廷才 – 傅培峰 – 张韶南 – 冯　峻 – 李得春 – 王汝铨 – 刘熙敬 – 阴昌庚
刘郇膏 – 丛　坛 – 杨师震 – 任国桢 – 罗家颐 – 阿克丹 – 许亦嵩 – 马象奎 – 吴应宽 – 王元治
陈椿年 – 邓培槐 – 袁　铨 – 朱次琦 – 刘　铠 – 卢日新 – 郭定柱 – 姚体备
前一科：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　·　后一科：道光三十年庚戌科

通过名单也可以看出，一般情况下考的好的同志，未必以后混的好。对我这种学习不好的是种安慰吧。

伟大的李鸿章同志成绩也算一般，福州船政，安徽巡抚沈葆桢也是一般。郭嵩焘也是一般。

马新贻成绩就更差了，那个两江总督在清末四大奇案的刺马案中被杀。

跟曾国藩一样都是第三等同进士出身。

随便搜了十多个人，发现有意思的是，他们很多人都死于太平天国，或者家人死于太平军。

可能那个时代流行，进士回家团练吧。

清朝历史上来说，这一年的进士，叫同年。

在历史上来说，伺候皇帝不容易，所以，大臣一般都是拉帮结伙。

同乡呀，京城有各地的xx会馆。又有同年呀，或者师生关系呀。进士拜哪个大佬为老师。姻亲呀。等等吧。

想办法跟别的官组成同盟，以求自保。

所以，了解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去看他是哪一年中进士，很有用。

清朝科举趣闻

admin — Thu, 14 Jan 2010 16:33:17 +0000

中国自古农业立国，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分工简单。那些家中略有盈余，俗称小地主的人多以当官为出路，图个封荫，好荣光耀祖。读书，应试，入仕成了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三部曲。士子们对科名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家庭父兄也以此督责期望。戴均衡在桐乡书院四议中，记叙咸丰，同治间民风士习中说“自科举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不应试，父兄以为不才；二十而不胶痒，乡里得而贱之。 ”习惯是可怕的，一个青年，20岁不中秀才进学，就会被社会舆论所轻视，遭受巨大的舆论压力。但在这压力重重的科考中，却出现了不少乐闻趣事，如今看来别有一番滋味。现我试举几件以做饭后茶资，供诸君娱乐。

白发童生，寿星举人

黄章，广东顺德人，年近40才考中秀才，60岁补上廪生，83岁被选为贡生，100岁时参加乡试。从广东到北京应试，千里迢迢，一路由曾孙服侍照料。入考场时，黄章在灯笼上大书”百岁观场”四个字，曾孙在他前面引导。黄章以百岁高龄应乡试成了当时科场佳话，时康熙三十八年（1699）。在近三个世纪以后，面对如此“佳话”，不知看官们做何感想？

无独有偶，相谐成趣，乾隆五十一年（1786）又一广东人谢启祚百岁时参加会试，比起黄章算是进了一级了。此人三妻二妾，子23人，女12人，孙29人，曾孙38人，玄孙2人。这个五世同堂的人瑞，不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如此高龄，仍披挂上阵，征战乡试。实在令人哭笑不得。照例，这等年龄参加乡试，应由该省巡抚呈报礼部请皇帝恩赐举人，但谢启祚坚决推拒，他说: “科名有定数，我老手尚健，岂知我不能为老儒生们扬眉吐气？ “果然一举考中，启发了谢启祚老骥伏枥的雄心壮志，遂作老女出嫁诗一首:”行年九十八，出嫁弗胜羞。照镜花生面，光生血白头。自知真处子，人号老风流。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倘真以此高龄出嫁，恐怕新郎也只能如同清朝科举这般古板的人了。本次和谢启祚同科举人之中有一12岁少年，少年得志者与大器晚成者成了同榜年谊，监考的巡抚看到此景，颇多感慨，在鹿鸣宴上以诗纪事，有”老人南极天边见，童子春风座上来。”之句，又被当时的科场传颂一时。诸君可猜想谢启祚在与十二岁少年同座时必定春风得意，但那少年如何看待这位年近百岁的老翁，就不得而知了。次年，谢启祚以99岁高龄入京会试，朝廷授给国子监司业衔。过了三年谢又进京为乾隆皇帝祝寿，并晋升为鸿胪寺卿衔，得到御制诗额的荣宠。谢启祚活到快120岁死去，他要算中国科举史上会试高龄纪录名列前茅者了。

乾隆35年（1770）庚寅科乡试，当时年龄最小的是两名顺天生员，一个11岁，一个13岁。年龄最大的，一个是江西生员李伟，99岁，一个是广东生员张次叔，94岁，李炜第二年接着参加辛卯科会试，恰好年满百岁。道光6年(1826)丙戌科会试，广东三水举人陆云从，年104岁。三场考毕，不第，道光帝钦赐他国子监司业的官衔。他还是高龄秀才的最高纪录保持者，进学时整整100岁，103岁以举人入人京会试，清廷按例赐以国子监司业衔。道光20年 (1840)庚子科乡试，湖南长沙县监生余会来，也是104岁，但没有考中，钦赐举人。乾隆四年（1739），广州科举考场上(广东似颇多高龄考生)，考官看到一位叫梁自适的考生后暗自吃惊，此翁年届百岁，但耳聪目明，才思敏捷，很快就交了卷，番禺人梁自适50岁时才中秀才，到了100岁还上考场。乾隆皇帝闻报后，下旨要地方官对这位全国最老的科举考生“格外加恩”，后来又颁旨称赞其“耄年好学”，特赐举人以示褒奖，赏银30两。

字的祸与福

清代科举考试中，乡会试因为试卷须誉录，考官改卷时一般不注重书法。但到了殿试就极为重视，文字含糊不清还可以，要是触犯了忌讳，违背程式那就大大的不敬。这种风气是自道光以后才渐渐成型的。咸丰元年（１８５１），御史王茂荫曾奏请重文不重字，因礼部不同意而作罢。

由于科举有了如此规定，士子们为了毕生荣辱，便不得不重视起书法来。于是，书法界中兴起了馆阁体，并独擅一时。光绪二十九年（1903），科举制度已成强弩之末，经袁世凯等人奏请，清庭已同意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但专尚书法之风依旧。当年状元山东王寿彭的馆阁体端正大方，不仅是其高中的原因之一，更是其得以参加会试的关键。光绪二十八年山东乡试时，主考官房师余际春看了王的卷子，毫无感觉，原拟不予推荐。但有人向余建言说，王虽文章平平，其馆阁体却是朝廷殿试最为欣赏，如果推荐，取中举人，阁下就可预收了一个翰林门生。于是，余际春把王寿彭的卷子荐上。果然，王寿彭洪福齐天，连试连捷，最终高中状元。

清朝最后一科—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的甲辰科，仍然重视书法。广东高要人陈重远，乃是康有为的弟子，少负才学，癸卯，甲辰连捷乡会试，得殿试对策。当时清廷实行新政，仕子兴畅论地方自治诸事，弼翌纵横，不落陈套，字体也不独遵馆阁体。陈自个估计要是遇上了主张变革的读卷官，名列鼎甲有望；如果是守旧大臣，则名列三甲之末。揭晓后果然居三甲后列。朝考时，他满以为会列为一等留馆做庶常，不料被抑置三等，授内阁中书。陈重远的遭遇是清朝科考倚重书法的结果。可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陈重远后来由进士馆选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得博士学位。他自己后来说，倘若不当中书而当知县，赴美留学是不可想象的。

诸位不要以为书法大家若去参加科考便可以书法逐魁，马失前蹄，阴沟翻船之事也得见于史。光绪二年（１８７６）丙子科殿试，考生浙江人冯文蔚，书法景致，其美女簪花诗远近闻名，自己都在想我不当第一谁当第一。哪知半路杀出两个程咬金，山东人曹鸿勋，山西人王赓荣大卷字工夫坚切庄严，其馆阁体远在冯氏之上，结果，这科的状元为曹，榜眼为王，冯只能位居三甲末席－－探花！想到此老冯心有不平啊，真是时运不济，偏与吃馒头吃面的北方大汉同考，假如不遇到这北方两强，状元非他老冯莫属！

科举考试本是朝廷的抡才大典，为国家选拔人才，补充官吏队伍。至清末几朝，沦为书法大赛，选出来的人中看不中用。清朝本楚楚可危，如今连能盘旋周转的人都找不到了，不早亡也算是福气。不过这当官的如果字写得漂亮了，出来混兴许还能别有收获。想当初江西副省长胡长青同志那个字就是漂亮，南昌街头何处不见其＂胡体”。当然了胡省长的字可不是白送的，明码标价，一字千金，真是当官捞钱两不误，日子过的滋润。却不知时过不久，老胡同志因经济问题锒铛入狱，结果是大街上又刮起了铲字风。老胡同志在狱中不知有何感想。。。。

姓名的喜与忧

科举考试，不是一并地以才华取士，师生学统甚为重要，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无法预料和常人不知的因素，在此略举一二，应试者的姓名就是其中一点。

道光年间，安徽天长的戴长芬中了头名状元。他的金榜夺魁，全属机遇偶然。据说，那次殿试，原拟定的一甲第一名是江苏高邮的史求。最后呈皇上审批，道光皇帝一看史求此名，史求不就是“死囚”么，很不吉利，遂勾去不取。后看到二甲第九名时，心头顿时一阵狂喜，立即提笔点为头名状元。因为大清朝天长第九（天长地久），戴戴（代代）兰芬，真是大吉大利。可是不久之后，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何来天长地久代兰芬！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于辛丑年光绪三十（1901）万寿的恩科和壬寅年(1902)正科会试没有举行，准备在这一年合并举行，同年还开了乡试。因为次年是慈禧的七十大寿，主持三试的官员都十分留意吉庆之兆。朝廷经过筛选，派出头两批去云贵两广主持乡试的考官，李哲明，刘彭年，张星吉，吴庆坻，达寿，景永昶，钱能训，骆成骧，将此八人名字联缀起来就成了”明年吉庆，寿景能成”，果然大吉大利。这八个考官真得感谢父辈当年给自己取名有先天之见。外放考官尚且如此，录取的进士当然更不得马虎。于是当年殿试，便取一个名字中有”寿”字的状元，以示预祝慈禧寿诞，王寿彭录为状元，固然有因其写得一手好的馆阁体之故，但更因其名字念起来就象”万岁万岁万万岁”。于是便点了他做金殿传胪第一声。为此，王寿彭写了一首打油诗解嘲：“有人说我是偶然，我说偶然亦甚难。世上纵有偶然事，岂能偶然再偶然。”

王寿彭因名得福，但是因名得害的也不乏他人。某年，有个贡士叫王国钧。本来名字是取得不错的，国钧，国家之重任，大概用的就是白居易赐樊著作中的”卒使不仁者，不得重国钧”之意。当年殿试，王国钧本名列前茅，无奈慈禧念了他的的姓名后，说: “好难听啊，这三个字跟“亡国君”相像，太不吉利了。 ”因此王被仰置三甲，蹉跎终身。另有一人叫范鸣璚，咸丰二年（1852）殿试卷取在前十名，咸丰帝因其姓名读音近于＂万民穷＂，是不详之兆，只授以内阁中书。到了光绪三十年（1904），历史上最后一届殿试时，姓名的好坏依旧起了决定作用。当时八位阅卷大臣拟定的金榜排名单为：一甲一名朱汝珍，二名刘春霖，三名商衍鎏……及第的名单递到慈禧手中，她就开始皱眉头了。第一名朱汝珍，“朱”姓与广东籍贯，让她联想起了太天天国的洪秀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及革命党人孙中山等。加上她害死珍妃，对“珍”字也敏感。再看第二名刘春霖，首先籍贯就好，“直隶隶宁”，当时天下大乱，正该“肃宁”一下，名字也吉利，当时正值大旱，谁不盼着下点“春霖”？另外，刘春霖书法不错，曾受人之托为慈禧抄过《金刚经》。于是慈禧便将刘春霖点为状元，朱汝珍只好屈居第二了。

相貌的乐与悲

清代科举，有一模特专科，不试文章书法，专看相貌。（按清代制度，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特设大挑一科，可以参加名为“大挑”的选官程序，也就是对于考试老也考不上的“困难户”落实一下政策，给一个做官机会。）挑选的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个字。同，面孔方长；田，面孔方短；贯是头身子直长；日，表示身体胖瘦高矮适中而有端直。符合这前四个字就可选中。身，表示身体歪斜不正;甲，头大身小;气，一肩高耸;由，头小身大。后四个字，沾上一个，就要落选。挑选的时候，二十人站一排，从中挑一等三人，二等九人。所余八人就是落选者，俗称“八仙”。承担此事的王公大臣照例先挑出不取的人，挑起一个叫”起去”，就是“八仙”落选的信号。

陕西米脂人高照煦，赴挑之前自认为长得体高脸方，五官端正，定是一等不差，亲友也多对其大加期许(关中大汉，自古就是一副好身板)。凑巧的是，他到场被列入最末一班，该班仅余十三人，照例只能挑一等一人，他站在第十一位，王公大臣把他与第九位反复比较，再三衡量，结果给了他阁屈居第二。又有一年，山东有个举人也是个身躯魁伟的伟丈夫，竟然沦入八仙之例。此人义愤填膺，拦轿质问王公大臣: “大挑以什么为根据？ ”熟知此事的大臣一听就知道又是一位不服落选者，回答说: “我挑命也。”该举子无言以对。此公实在想不开，在如此的社会环境中，当官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得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相貌挑选完全是靠撞大运凭考官的个人印象分来决定。搞什么拦轿质问，倒不如泰然处之。

军机大臣阎敬铭，曾任户部尚书，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的进士。中进士前，曾参加大挑，落入”八仙”之例。阎敬铭体貌属小字号，身高又不满五尺（不到 165厘米），两脸哪个都不像，而是像个枣核，眼一高一低，活形容实在猥琐异常，脱脱一个乡村老头。阎就挑时，刚跪下，某亲王既厉声喝到：“阎敬铭站起去！”挑都不用挑了。阎敬铭“出去”之后，没有别的出路，只得继续报考下一科的会试。后来中了进士，胡林翼奏调阎总办东征粮台，疏中有“阎敬铭气貌不扬，而心雄万夫”一语，既针对大挑落选受辱经历而言的。

阎敬铭以体貌猥琐被摈于挑场，而另一个相貌极丑之人金孝廉却因丑入选。金某五官布局极不合理，观者都发笑不敢正视。此公一进挑场，某王首先挑选他为第一等。一时间其他王公大臣相顾错愕，那位王爷说: “不要惊讶，此人胆量可嘉! ”众人仍不解其意。该王解释:：“此人面目如此，却敢于进入挑场。没有三国姜维的胆量，岂能达到这种地步，可见是块做官的材料！”

大挑选官，是给会试落榜的举人另一条仕途出路。身高，长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先天的遗传，并不是经过个人后天努力能达到的。个人的奋斗，不管怎样艰苦卓绝，也无法实现，不得不救助于天命。难怪那些听了”挑命”的回答，哑口无言，心服口服。

清朝科举制度

admin — Sun, 01 Nov 2009 05:41:59 +0000

如果我是一个生活在清朝的农民子弟，我想出人头地，我该怎么办？

第一步，我要参加县里的考试，这个叫做“县考”。

第二步，县考及格了，我就要参加市里的考试。清朝的时候，“市”叫做“府”，市长叫做“知府”。所以市里的考试叫做“府考”。

第三步，知府上报通过府考及格线的考生名单，中央会派教育部特派员“学政”组织以“府”为单位的“院考”。

第四步，院考及格了，就是政府认定的知识分子了，叫做“生员”，可以自称为“秀才”。

第五步，成了秀才以后，有两条路可以选。第一条路是不再要功名了，那么我必须参加朝廷组织的每三年一次的秀才资格考试“岁考”。“岁考”不及格，“秀才”头衔就会被剥夺。第二条路是继续争取功名，我要考“举人”，那么我必须参加府一级的举人报名考试“科考”。

第六步，科考及格了，我就能参加省一级的举人资格考试“乡试”。只要是通过“岁考”和“科考”的秀才，朝廷就会发给口粮，读书算是没有白读了。“科考”中成绩最好的考生叫做“贡生”，就是可以向朝廷推荐的人才，也就具备了做小官的资格。优贡一等可以做县长（知县）候选人，三等也具有做县教育局长（训导）的资格。

第七步，乡试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参加人数大约在100人左右，考过了就是“举人”。乡试第一名叫做“解元”。

第八步，乡试及格了，我就能参加朝廷组织的全国性考试“会试”。会试也是每三年举行一次，时间是乡试的次年，地点在首都北京。“会试”第一名叫做“会元”。

第九步，会试及格了，我就能参加最终的考试“殿试”了。殿试也是在北京考，通常是在故宫太和殿，由皇帝亲自主持。

第十步，殿试及格了，我就算考中了，叫做“进士”了。进士按照成绩，分为三等，分别是一甲、二甲、三甲。一甲就是前三名：状元、榜眼和探花。前三名由皇帝亲自定，考官把参加殿试的考卷大约选出十份，送到皇帝面前，由皇帝最后点前三名，点出第一名就是状元，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是探花。在科举考试的时候，连中三元是很难的。就是乡试的时候，我得了解元，会试的时候，我得了会元，殿试的时候又得了状元，就是连中三元，三个考试都考第一。

[参考资料]

1. 《胡适口述自传》第二章。

2. 阎崇年《清朝选官的科举制度》

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admin — Sun, 01 Nov 2009 05:37:10 +0000

科举在中国有1400多的年的历史了，前几天跟父亲聊天说，古时候的进士相当于现在的什么，说博士，还是研究生。我想大概也是博士或者更高吧，就查了一下不得了，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296年）。一共才不到两万五年个进士，平均到每年不过100个而已。中国现在，每年的博士恐怕也有几千上万吧。

扯远了，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会试呢一般都是三年一次。清朝共112科，一共114个状元，我不知道为什么多出了两个。清朝不到三百年，考试又是三年一次，确有112科。原因很简单，皇帝一般登基或者过寿都有恩科，这一年特殊也可以让学生考试，又多少了不少当官的名额。

说这个是有原因的，光绪三十一又不是什么盖寿的年，光绪三十年好像都没有恩科，光绪三十一年反而恩科了。因为，伟大英明的老佛爷过七十大寿。正好这年也有科举，就把一般的科举变成了恩科。

之后说了句话。丙午就是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从这以后清朝没了科举。当然，还有个原因，当年袁世凯和张之洞上折子要废除科举。《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之前五六年间，张之洞也上过好几个折子说要改革科举，最后一次是废除。

开始是学校科举并用，之后每科减少三分之一人数。这点比较重要渐进而不是一次大改革。戊戌变法就输在这一点上。

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试题
第一场，史论5篇：
“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
“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
“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第1题藩镇，第2题平戎，第3题举贤，第4题变法，第5题以夷制夷，还真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最后一题不太吉利，有亡国之兆。)

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
1，“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2，“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3，“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4，“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5，“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这种题目放在现在考，偶看都够用了）

第三场，《四书》《五经》
首题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
次题为:“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
三题为:“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

从这个试题可以看出，清朝的科举并没有我们通常认为的哪样不堪。反而还觉得这题十分不错。很有档次。第三场一般，前两场都很不错。

清朝历史 » 科举

《赴试学院放歌》曾朴

相关文章

科举制的完结

相关文章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

相关文章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殿试金榜

相关文章

清朝科举趣闻

相关文章

清朝科举制度

相关文章

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相关文章

清朝历史 » 科举

《赴试学院放歌》 曾朴

相关文章

科举制的完结

相关文章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

相关文章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殿试金榜

相关文章

清朝科举趣闻

相关文章

清朝科举制度

相关文章

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相关文章

《赴试学院放歌》曾朴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