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历史 » 科举

一百年前

admin — Wed, 11 Jan 2012 03:46:39 +0000

王国维：蝶恋花

admin — Tue, 07 Jun 2011 07:25:13 +0000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暮。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今天是高考吗？我现在才知道。清朝的科举考试还是很不错的。科举制度完结谈何容易？

科举考试在我眼中有时候很完美的。李鸿章曾经想过要改科举，改制后容易出现问题。宾四先生曾经说过这个问题。秦晖先生也讲过这个问题，废不废科举，扯着容易。难的是科举废除后怎么办？拿什么替代是个问题。考实用的东西怎么评分是个问题？老师是一个想法，就喜欢收跟自己想法一样的人。这样就会形成派系。这样的结果是什么？以前同科同年同声同一个老师啥的关系链，如果换成了政治观点相似的团体。是更好还是更坏，真的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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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试题
第一场，史论5篇：
“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
“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
“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第1题藩镇，第2题平戎，第3题举贤，第4题变法，第5题以夷制夷，还真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最后一题不太吉利，有亡国之兆。)

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
1，“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2，“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3，“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4，“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5，“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这种题目放在现在考，偶看都够用了）

第三场，《四书》《五经》
首题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
次题为:“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
三题为:“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

从这个试题可以看出，清朝的科举并没有我们通常认为的哪样不堪。反而还觉得这题十分不错。很有档次。第三场一般，前两场都很不错。

一直不懂人为什么谈论高考作文，高考状元。一群什么都不懂的孩子有什么好评论的。如果社会大部分人都喜欢谈论那些无聊的东西。

最后一个状元的考卷。部分版。

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失论

天下之患无常处也、惟善谋国者、规天下大势之所趋、揆时度务、有以制其偏倚之端、则不至于变起而不可救。夫立国之初、每鉴前代得失、以定一朝之制、时势所迫、出於不得不然、非能使子孙世守以维万世之安也。嗣世之主、昧于时变、因循荒怠、不思所以持之、欲无中于祸败、岂可得哉。吾尝综观前史、历代内外轻重之际、得失之故、有由然也。夫天子建国、居中驭外、大抵据形胜以临天下、而操纵进退自相维系、是以四方顺轨而下无觊觎、使非集权於中枢、久之必有拥兵坐大而睥睨奸命、适召天下数世之患。然使国家不寄阃於四方、则朝廷又孤立无援、势必至奸臣内擅而外无所忌。此千古以来祸机倚伏常如此者、非一世也。昔周有天下、诸侯裂土握强兵、而拥列城者星罗环拱。降及衰、周天子守府、然而绵延五百余年、从无权奸篡夺之祸、惧诸侯也。然自春秋以降至於战国、诸侯放恣、益不知有周室、天子徒拥空名於上、而卒灭於秦。唐有天下、行府兵之制、沿边置节度府、天下劲旅布处四方。突厥吐蕃之寇、天宝灵武之乱、皆资外兵扶翼而不遽亡。即以仇士良之威暴、而昭义一表、乃震惧不敢复肆、其制可谓善矣。然自安史之后，藩镇外擅，更为乖逆、至合纵以抗天子。飚驰云扰、终唐之世、其祸不解。凡此皆外重内轻、其失至於负隅怙强、朝廷不能制也。秦始皇惩周末之弊、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关中、自以为万世有天下矣。然外无信臣精卒以制其内、赵高一薰腐之余、遂得以把持大柄、玩孺子於股掌之上、天下熟视而不敢校。及陈胜吴广之徒起、奋梃大呼、天下弗能御也。魏文帝侵削诸侯、有同幽絷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其势固莫能为乱也。然再传而后微弱益甚、司马氏父子遂攘其臂而夺之。此又外轻内重、其失由於国无外援，故左右敢为乱逆而不顾也。且非独周唐秦魏然也。汉惩秦弊、广建亲藩、不旋踵而反者九起、其后复有七国之变。武帝离裂大国以弱枝叶、未几王莽崛起、公移汉祚。宋惩唐季五代之乱、杯酒而释兵权、务用文臣以柔其国、卒有靖康之祸。明惩宋室之孱弱、大封支庶、而靖难之师猝起而莫救。若此者皆所谓更相惩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祸循环而不可解也。虽然立国之初、固不能逆睹后日之害而预防之也。防一害必更有一害以中之、出於所防之外。惟嗣主深虑、知化规天下大势之所趋、因时制变以持之、使害未形而势已转、庶天下可久安长治、而无倾覆之忧。不然使周无夷王之下堂、幽王之东迁、秦无二世之昏虐、魏无齐王之幼暗、唐无代宗德宗之姑息、则其祸乱亦未必遽至於是也。贾生有言、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如因四朝之乱弱、而归咎其祖宗立国
初制之不善、则天下岂有无弊之法哉。

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吾尝读贾谊新书、观其上书文帝、请试以属国之官以主匈奴、当挟五饵三表之说、系单于之颈而致其命。其所谓三表、则曰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仁道也、信为大操、常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将必至。至所谓五饵、不过娱其耳目口腹、以丧其心志而已。呜乎、若三表者、尚不失圣王柔远之旨。至若五饵、则未尝不怪其计之陋也。夫天子主中夏控制百夷、自有强国芘民之道。善治国者、不能必敌之可胜而能为必不可胜、使强邻黠敌闻风夺气、凛然而不敢犯、则天下安矣。若导人於淫靡之事、以乘其敝而取之、此所谓穿窬之智也、岂王者自强之大计乎。及吾读汉书贾谊传、则於五饵三表之说削而不书、犹复深讥其疏、以垂戒后世。於是乃叹班氏之书、其去取为至精、而其识为至远也。或曰，昔秦穆公患戎臣由余之贤，遗戎王以女乐二八、以间疏其君臣、卒得由余而霸西戎。单于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戒之曰、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於汉矣。执是以观谊之说、未尝不效。然吾以谓穆公之霸在增修国政、国势既固则外交之术无往而不宜、且其时天下方以诈力相高、而秦又介居戎狄、行其狡黠之计以取利一时可也。若匈奴之在汉、窃谓虽好汉物亦不至遽即於靡弱。何也、匈奴界处北陲、刚猛忿鸷出於天性、岂独其习俗使然哉。设汉不自谋所以御侮之方、而专务出美善之物以疲人之国、吾恐财产耗竭而边郡之寇掠自若也。或曰、后世文明之国、有以奇技淫巧之物输入异国、以陷溺其心思、而汨没其志气者、汉何不可施之於匈奴乎。曰、此正文明进化之机也、好其物则必艳其术、艳其术则必学其学。夫使举国群趋於文明之学、适足以增其国力而已矣。汉代之文明、匈奴所不及也。使由爱好汉物而因以渐求文章礼乐伦常之盛、则魏孝文帝之业不难遽见於西汉之世也、岂足以敝其国哉。故吾谓御侮之道、惟当力求所以强国芘民之术、使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自能令单于远遁而边尘不惊。若贾生之说、虽时或有效、何足取哉。此班氏所为良史欤。

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天下之患莫甚於不权时势、而务博宽大之名。国家当疲玩不振之秋、内忧外患、其势岌岌不可终日。而朝野方酣嬉而为偷惰之谋、不有以震厉之、则弛者不可复张、而天下终於不救。虽申商之术、儒者弗道、然时势所值、激於不得不然、善为国者必不敢因循顾忌、而贻天下以不测之患。如猛烈之药、虽非所以养生、然遇沈痼之疾＼I则固非此不能起也。诸葛武侯承刘璋之后、王荆公当北宋之衰、皆所谓处积弱积弛之余、非用申商之术莫能治也。然武侯用之、功润一方、吏民衔感。荆公用之、毒乱天下、而诟病至今者。何哉、武侯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荆公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史称武侯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又曰、终於邦域之内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然则后之治国者、必先有武侯之心、而后可以行申商之术、苟徒窃其似而无侧怛之诚，以贯之必流为残忍刻薄而无疑。王荆公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深见天下蔽於积习、非执法坚定必为群议所挠、而又虑申商之学不足以服朝野之心、乃讳言其名、而阴托周礼以为说。然则荆公非误会周礼、乃附会周礼耳。其所以附会周礼者、非真有取於古。逆知在廷诸臣、必将斥为申商术非先王之法、而因托为先王之政以间执其口、卒之攻者自攻、而讳无可讳、乃专务以意气相遌以博一日之胜、同己者进、异己者斥、使小人揣摩迎合得行乎其间。而新法乃适以毒乱天下、为世大诟。嗟乎。行政非人、虽有良法美意、亦足以为害。故程子曰、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也。夫武侯与荆公其所用之术无以远过、然其成败功罪悬绝若此、非独其心术不同、亦其所遭遇使然也。武侯则匡辅之者多俊才、荆公则排击之者多君子、然此固不特荆公之不幸、亦宋室之不幸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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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常求此於人，沓然無遇，概此甘露，知飲者希，孤懷寂寥，誰與為論？

王日根：明清科举制度对民营教育的促进

admin — Tue, 22 Mar 2011 04:20:51 +0000

【内容提要】

明清时期是科举制度实施得最充分的时期。经过明初的反复，科举制度确立起了至尊的地位。官学无法满足大众接受教育的欲求，各种民间教育形式便大行其道，仕宦望族、商人子弟、一般民众的子弟都积极致力于此，形成了文化教育的全面繁荣。其中，科举制度是民营教育发展的关键动力。尽管科举制度的实施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但由科举促成的民营教育的发展却为明清时期的政治建设发挥过积极作用，也产生过诸多正面的影响。

【关键词】科举制度/民营教育/文化发展

一、明初科举制度的反复与规范
明初科举制度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反复，荐举曾被朱元璋视为纠正科举弊端的重要途径。本来新王朝刚刚建立，正是急需人才的时候，朱元璋曾首先取重于科举，于洪武三年（1370年）起连续三年科举取士。他说：“汉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文学而不求德艺之全。前元待士甚优，而权豪势要，每纳奔竞之人，夤缘阿附，辄窃仕禄。其怀才抱道者，耻于并进，甘隐山林而不出。风俗之弊，一至于此。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言。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毋得与官。”[1]（卷七十，选举志二）但连续三年科举之后，朱元璋发现所取录的人大多是“后生少年”，虽然文章做得头头是道，却缺乏实际工作能力，“能以所学措诸行事有寡”。因此洪武六年（1373年）便宣布废科举而行荐举，要求有司采举“山林之士德行文艺可称者”，“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国致治”。“其目：曰聪明正直、曰贤良方正、曰孝悌力田、曰儒士、曰孝廉、曰秀才、曰举人、曰耆民。皆礼送京师，不次擢用。而各省贡生亦由太学以进。”[1]（卷七十一，选举志三）荐举制度推行到洪武十七年（1384年），另一类问题又凸显出来，就是被荐举者队伍日益庞大，几致无官可授的地步，而且被荐举者中亦良莠不齐，举主或疏于考察，或以权谋私，被荐举者往往亦奔竞钻营，“任不举职”的现象非常普遍。经过实践的比较，朱元璋认识到科举的优越性，便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下诏恢复科举，洪武十七年（1384年）定科举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最终确立起科举制度的地位。科举的制度建设不断加强，诸如科举程式、场级、内容、名额分配乃至庶吉士制度都不断规范起来。明清两朝，参加府、州、县学考试的人数相当可观。乾隆初年，凡属大学（就规模而言，而不是指程度），应试童生自一千数百以至二三千人。因此，明清官学办学规模屡屡突破其初始的规制，表现为生员名目上，有所谓廪膳生员、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与此同时，私学、家学、宗族之学也随之勃兴，“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1]（卷六九，选举志一）明清学校之盛（数量），为唐宋以来所不及。
其次，明清有举人入监制度（始于永乐年间），即会试落第的举人，由翰林院择其优者送入国子监肄业。这些人称为“举监”。“举监”一面在监肄业，一面等到下次会试时出监应试。“举监”制度的实行，扩大了国子监生的来源。与此同时，明清两朝规定的乡试取录配额，又特重国子监（或国子监所在地），加之生员录取数额毕竟有限，且从考取生员到应乡试要经过一系列的考试，而且有监生资格者，便可同生员（秀才）一样参加乡试，这致使不少人争相入监。特别是例监制的实施，报捐监生者人数更多。捐监散于全国，名为监生，实则大多数并不在监。其捐监的目的不外乎“提高声誉”和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其中后者是主要的。要参加乡试，就得认真准备，即使不在监读书，也不致随便荒废举业。因此，由科举诱导出的捐监制度，不仅推动了明清国家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规模上的扩大，而且丰富了国子监的办学模式。捐监近似于当代的函授，这就使国子监成为一所“开放式大学”。至于教育质量，不能因为捐监者中有纯粹出于“提高声誉”动机者，而断言捐监为滥收之举，皆不学无术、滥竽充数之辈。捐监者多为庶民，来自社会中下层。捐监可以提高声誉，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即使由捐监而例贡而入仕，在明清官僚队伍中亦属杂流出身，不受尊崇和重用，因此对大多数捐监者来说，捐监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们以此为跳板，参加科举考试，进而入仕为官。所以，尽管捐监生水平差异较大，但就总体而言，其读书态度是认真的，也是有一定质量的。
由于官学一般不能满足全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民营教育便在科举录用人才的感召下，在官营教育之外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二、文化和仕宦望族的家族教育——维持门风的科举教育
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录，专重才能。能否通过各级考试，最终获得功名出身，进入仕途，从理论上说取决于应考者是否有“才”。这就促使考生留意学问，勤于举业。特别是明清科举功令日密，立法周严，打击得力，就是达官贵族、豪强地主子弟，亦不敢贸然放弃学业，专事营求，希图以通关节而幸获，更遑论广大考生。这就在社会上，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自觉求学的风气。明清名人教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求子孙应惜时勉学，立志成材。地主阶级自然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条件，可以让其子弟静心读书，以求科场显名。至于商人家庭，由于经济条件相对好些，更是竭力供其子弟读书，希望由此而改变其低下的社会地位。明清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的涌现使得知识阶层的数量大为扩大，不仅直接增强了科举考试的竞争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推动了学校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发展。在科举面前，势家大族要维持住自己的地位，必须与庶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尽管家族可能提供给他们的经济条件较好，但那不是能否中举的充分条件或唯一条件，应举者的聪慧和勤勉往往是不可或缺的，因而许多大家族对子弟的培养也是倾尽了心思的。明清时期势家大族的家学甚为发达，实际上可以看成是科举制度得以广泛推行的产物，也可以看成是大家族为维持自己地位所作的艰辛努力。这些家族的子弟大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以文化功名立身处世、光宗耀祖的精神抱负，“以为尔门户若是，闻见丽泽若是，而弗能是，是不肖者。从而曰：‘是某氏之子也！’可不惧哉！夫门第之盛，可惧如此，乃不若彼无所恃者之易于为贤，岂此之所负固重哉！”[2]（卷十八）张习孔《家训》说：“世间平人多贵人少，科甲岂可常得乎！然书香不可绝。书香一绝，则家声渐夷于卑贱。家声既卑，则出人渐鄙陋。人既鄙陋，则上无君子之交，下无治生之智。其安于农樵负担者，犹为善也。甚至人既粗蠢，心复雄高，狎比下贱，冥行蹈险。呜呼！人生至此，不忍言矣。若敖之鬼，从此长馁矣。猛念几此，安可不教子读书。”这种强烈的不辱家声、不坠门望的上进心情正是其“不废而益勤”的精神支柱。像华亭沈易家族、奉贤王端家族、上海陆深家族、崇明施氏、宝山金翊家族、川沙沈璞家族等皆因此而科第绵延、簪缨联翩，门祚贯联明清两代。例如明朝天启七年（1627年）丁卯科举人潘桓，出身于明代上海县著名的官宦世家潘恩家族。潘桓的高祖潘奎，字用章，号颐庵，初充郡掾，嗣授河南项城典史，摄商水县令，潘桓的曾祖潘恩（潘奎长子），字子仁，特号湛川，后改号笠江，上海县人。嘉靖二年（1523年）癸未进士，初授祁州知州，累迁山东副使，历官工、刑二部尚书，后改官左都御史致仕，卒谥“恭定”。潘恩长子潘允哲（潘桓伯祖），字伯明，号衡斋，嘉靖四十年（1565年）乙丑进士，初知新蔡县，调令义乌，出守黄州，擢升山东副使。潘恩次子潘允端（潘桓祖父），字仲履，号充庵，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壬戌进士，授刑部主事，累官四川布政使。潘恩季子潘允亮，字士逢，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己未进士。明代上海县潘奎家族，自潘恩之后“其后不特任子、资郎，联镶接踵，即科第亦累传不绝。……衣冠轩冕，绵延百年。”[3]（卷五，门祚二）潘桓即出身于明代上海县这个世代官宦之家的潘恩家族，该家族入清以后仍有仕宦之人。
清代嘉兴钱大昕家族形成了科第繁盛的局面。钱大昕长子钱东璧，17岁补博士弟子，太学生，游历京师，诗、古文名重公卿，有“小钱”之称。次子钱东塾，廪贡生，署吴县训导，善隶草、工山水，著有《月波楼诗集》等。钱大昕族子钱塘，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庚子进士，选江宁府教授，著有《律吕古义》、《史记三书释疑》、《泮宫雅乐释律》等多种著作。钱塘之弟钱坫，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甲午顺天副榜贡生，补乾州州判，历署兴平韩城、大荔知县，华州知州，撰有《史记补注》、《尔雅释义》、《圣贤冢墓志》等多种著作。
在上海地区，董其昌、徐阶、陆树声、徐光启、潘恩、陆深、王广心、王顼龄、王鸿绪、钱大昕、王敬铭、王鸣盛、王昶、印光任、徐恕、陈兆熊、黄体仁等均由科举入仕。吴仁安先生对上海望族的研究也说明了科举已成为望族得以形成的最基本途径。[4]
道光六年（1826年）襄阳知府周凯手订的《义学章程》的《序言》中说：“近因各乡村蒙馆太少，义学不设，以致风俗犷悍，好勇斗狠，轻生犯上，皆由蒙童失教之故。本府与诸牧令劝谕绅耆，就地设义学，以教贫民子弟，成为安身良民。”教育学童成为“安身良民”，不使“好勇斗狠，轻生犯上”正是清政府遍设义学的出发点。
《红楼梦》第九回：“原来这义学也离家不远，原系当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不能延师者，即入此中读书，凡族中为官者，皆有帮助银两，以为学中膏火之费。”凡在外为官者，一般皆把培养族中子弟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曾国藩在江宁闻侄子考中秀才，十分欣喜，致书诸弟，充分表露了显宦对后人之期盼。信中说：“纪瑞侄得取县案首，喜慰无已。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谆嘱瑞侄从此奋励加功，为人与为学并进，切戒骄奢二字，则家中风气日厚，而诸子侄争相濯磨矣。”[5](P1193)左宗棠于儿子进学，亦表欣悦，致书谆谆戒勉勿进于骄满：“尔幸附学籍，人多以贺我，我亦颇以为乐。然吾家积代以来，皆苦读能文，仅博一（衿）；入学之年均在二十岁以外，惟尔仲父十五岁得冠县庠，为仅见之事。今尔年甫十七亦复得此，自忖文字能如仲父及而翁十七时否？家太冲诗云：‘以彼径寸根，荫此千尺条’。盖慨世胄之致身易于寒畯也。尔勿以妄自矜宠，使人轻尔。”[6](P55)左宗棠在另一封信中又申明创立功名维持门风之意旨：“尔年十六七，正是读书时候，能苦心力学，作一明白秀才，无坠门风，即是幸事。”[6](P57)对于门风的维持使世家大族更多地致力于家族子弟的培养和教育。
三、商人家庭的文化教育——科举与实用教育兼顾
我们从许多文献中了解到，在传统社会中，商人阶层几乎并没有形成为一个稳定和独立的阶层，许多经商者只是为了改变自己经济上的贫困地位，才“弃儒经商”、“弃文经商”的，一旦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他们就往往由商返儒。如闽西四堡马大昭“少攻举子业，不就，改而贸易，足迹几遍天下。”马孟吉“幼业儒，不售，弃而业贾，遂有盈余。”邹信亮“援例入国学，益攻举子业，制艺卓然浑成，战棘闱者再焉，然终困场屋……乃出门赁一书肆，名虽服贾，其实雅好与先生交。”邹朝锦“因家传清白，世路崎岖，随弃儒而就贾焉……由是束装随诸尔辈，携经史书籍，游于洞悉两粤之区……经纪数年，获利常倍。”邹新楚“家贫未尝读，日事耕稼，及壮，兼营商业，奔走市廛。”邹明镇“因家计稍艰，遂弃儒业，有遨游于东南两粤之地。”[7](P55)咸丰时同安的吴果堂“惟性敏喜读书，家贫不能专业，弱冠后撒欢能够于广东潮州，孝养父母不衰。”洪志荣“幼好学”，却因“家贫弃儒经商，经菲律宾依长兄培庆习贾”，后重治父丧，回家守孝，为长兄立嗣，为次兄娶妇，课次弟读书，后却因家计只得“复挈弟往菲营前业，适弟能树立可以赡家即归，而整理家政，构造夏屋，一手经营，不辞劳瘁，以少失学，善栽培后进向学。”[8](P55)侯官陈鸣凤是一个由求仕无门而经营小贩的例子。他“年十二即能文，下笔千余言，然试有司辄北，家贫遂弃举业而就小贩，未几父母相继殁，殡殓之资无所出，乃尽售家之什物得十余金以治两丧。”其后他带着兄弟“日为人司账簿，夜则就庐中共读，如是三年始还家，作麦贩生理，后家渐裕，光绪某年麦账被欠约千余金，其中有夫死而子幼者，母病而家贫者，鸣凤悯焉，尽出券焚之。某乡游某将卖幼女偿宿债，其妻悲不忍，舍出五十金代偿之，更与十金俾作小贩。”[9](P55)
明清时期商人势力不断发展壮大，商业资本亦大量流入学校事业中。一般说来，在商业发达、商人集中的地区，学校文化设施也比较崇峻。如晋江安海出现了黄居中黄虞稷父子的“千顷堂”，藏书最多时达8万余卷，藏书的丰富自然为熏育人才提供了优良的条件。再从明代开科取士的数字看，有明一代，安海中进士33人，中武进士4人，中举人18人，中武举人25人。仅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一科，安海就中了5名。[10]浙江南浔是一个商业繁荣的集镇，“前明中叶，科举极盛，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之谚”，入清以后，南浔更是“书场与机纾声往往夜分相续”。[11]在安徽徽州，商人“以诗书训子弟”，从而“子孙取高科登显仕者”代不乏人，他们倾大量的商业资本于兴办学校，促进了封建文化事业的发展，赢得了“东南邹鲁”的美誉。著名海商郑芝龙除“田园遍闽广”外，注重使子弟接受正统思想的教化，郑成功7岁时即延师课读，15岁补县学生员，21岁入南京太学，师钱谦益。[12]此外郑芝龙之弟郑鸿逵中崇祯十三年（1640年）庚辰科进士。在佛山，宗族内对获得科第者给予诸多奖励，商贾“供子弟读书”被列为一善。[13]日本学者寺田隆信考察山西商人时发现寓居外地的山西商人的后代很多亦凭借商业资本这个坚强后盾跻入到科举及第者的行列。我们说，明清时期商业很大程度上从属于儒业，而儒业也日益依赖于商业。清人沈尧说：“宋太祖乃尽收天下之利全规于官，于是士大夫始必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一切与古异矣。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农桑之业者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非父兄先营于前，子弟即无田读书以致身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益甚。”[14](P41-42)儒业与商业形成了互补共进的发展。
张正明在《晋商兴衰史》中说：“他们经商致富后，大多聘名师，办私塾，培养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如两淮科举中，商籍入考人数大大超过土著。据《两淮盐法志》卷49《科举志》统计：明代两淮科考中：进士共317名，其中歙人70名，陕西30名，山西6名，土著31名；举人歙人162名，陕西42名，山西9名，土著73名；贡生共88名，其中歙人3名，陕西3名，山西1名，土著81名。由此可知，明代两淮科考中经商家庭出身的徽、陕、晋籍进士106名，占总数的77%；举人216名，占总数的74%，贡生人数少，仅7名，占总数的8%。最有典型意义的是清代嘉庆年间，福建永定、上杭、龙岩及汀州等地的廖姓商众在福州省城共建试馆一所，把为族人参加科举考试提供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这些都反映了商人好儒的习性。
像山西商人、徽州商人、闽粤商人还兴办起实用知识的学校，如山西商人兴办河东运学，目的在于“建有专学，则师道立而教化行，理义明而风俗美”[15]。有的商人编写出商业专书在商业实践中实施对商人后继者的教育。
四、一般民众的文化教育——从科举走向实用教育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全面推行，培养出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或者取得了更高一级的功名，或者考场失利，但他们多怀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夙愿，因而他们亦努力寻求服务于社会的可能方式，为吏佐治是一途，坐馆育才则是另一途。是科举考试培养的学生不断充实着民间教育中的师资力量，从而实现了教育的大众化和教育的全面普及。
科举作为一种选官制度，其意义不仅在于选拔出了一批能联系官民、沟通上下的官吏，而且还在于它为全社会的人们树立起了一批形象楷模。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16]说：早在明代中期的成化五年（1469年）己丑进士中平民出身率已经高达60%，上文所说的诸世家大族往往也是由一般民众成长起来的。
在许多蒙学读物中，亦充满了以科举激励儿童发奋读书的话语，如《神童诗》中说：“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莫道儒冠误，诗书不负人，达而相天下，穷则善其身。”“遗子黄金宝，何如教一经，姓名书锦轴，朱紫佐朝廷。”“大比因时举，乡书以类升，名题仙桂册，天府快先登。”“喜中青钱选，才高压众英，萤窗新脱迹，雁塔早题名。”“年少初登第，皇都得意回，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玉殿传金榜，君恩与状头，英雄三百辈，随我步瀛洲。”“慷慨丈夫志，生当忠孝门，为官须作相，及第必争先。”除此之外，还有《三字经》中的“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增广贤文》中的“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幼学琼林》中的“窦钧五子齐荣，人称五桂。”所有这些，都可能化为童子们强大的精神动力，提升着他们读书成名的品位。
当然，也有不少人并不一味地追求中科举，他们把教育看作是培养技艺的场所，树立优良品行的基地。如福州《通贤龚氏支谱祠堂条例》“书田”条说：“书田培元气也，子弟不可以不读书，不特发科甲高门第也。读书明大义识道理，即经营生理明白者，自不至于受人之愚，但往往父兄无力，遂至子孙废学，目不识丁，即数目字尚不能悉，何异马牛而襟裾乎？且长大何处觅生活也。谓宜捐置书田，立义塾于祠堂左右之地，请业师于其中，使贫无力之子弟得以肄业其中，上可以辍科名为祖宗光显，下亦可以识字明理，不至如马牛之踟躇，夫吾祖吾宗之所乐欤？”江苏昆陵《恤孤家塾规条》云：“生徒如质地平常，粗能识字记账，即须学习生理，藉以养母成家。拟于长夏饭后请熟于算法者一人，赴塾教孤子算法，酬送劳金，年在十一岁以上者方令学习，能出塾习生理，每生送钱一千四百文以助置衣履之费。”[17]这表明，教育的指向一方面是科举，一方面则是其他诸多实用的需要。但是，这些教育形式的兴起，都与科举的发展以及它为社会提供了足够的师资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清入仕倚重科举，科举制度的实施造就了数量庞大的科举人口。从生监、举人到进士，逐层筛选，除绝大部分进士、部分举人及少数生监入仕为官之外，其余的则自谋职业。作为知识分子，他们中大多数又以自己所拥有的“知识”为谋生手段，或受聘为师，或自立学馆，或讲学书院，从而加入教育这一行业。即使入仕为官者，其中亦有不少就职官学，或成为学校教师，或为教育行政官员，对明清教育发展直接起着推动作用。
实际上，明清社会各阶层都加入到兴办教育的行列。如《不下带编》中记一孤老“尽以蓄产为学田”。《郎潜纪闻》则记载：“台州府太平县李氏女，许嫁于林，未嫁而夫死，女奔其丧，奉舅姑以终，林故贫族，女以针黹营生，节衣缩食，有余即置田产，积十余年，有田六十亩，因无后可立，以其田呈请学使，每岁按试，取第一者主之，极所入息分为四，以其三助文生之贫不能应试者，而以其一助武生。”[18]其他一般农（主要是自耕农）、工、商家庭也颇重学业，尽力创造条件，让子弟入学读书。清代河北临榆县从乾隆到嘉庆、道光年间，共表彰有子女的节妇118人，其中含辛茹苦将儿子抚育成秀才者有43人。她们不少人靠“昼夜纺织”，“供其子膏火修脯之用”，一个由寡妇支撑的家庭当不会自甘落后。
明清民间教育固然把科举作为主要目标，但那些办学的倡导者们亦多致力于造就知书达礼、能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清人王鸣盛说：“立国以养人才为本，教家何独不然，令合族子弟而教之，他日有发名成业起为卿大夫者，俾族得所庇……即未能为卿大夫而服习乎诗书行义之训，必皆知自爱，族人得相与维系而不散。”[19]江苏昆山《李氏族谱》中说：“读书非仅为科名也，能研求义理，学为好人，即不必科名始贵。”江苏华亭《顾氏族谱》中说：“子弟入族塾就学，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培植根本，实行为重，非欲其专攻举业，求取功名。”福建连城四堡邹氏家族办族学教育子弟，也希望使族人都成为知书识字之人，“不辱我诗书礼义之乡”。[20]
由于科举把教育与为政直接联系起来，而为政被全社会普遍认同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方式，故兴办教育事业成为明清时期许多阶层认定的崇高之举，乃至形成为全社会的普遍风气。对于民间教育而言，有时并不一定仅在学校里进行，在科举精神的激励下，许多人在各项生计活动中，亦往往不舍诗书，从而实现文化素质的提高。这也当视为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积极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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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佚名.（康熙）安海志：卷26·郑成功传[Z].福建省图书馆抄本.
[13]　蒋祖缘.清代佛山的商业和商人[A].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结构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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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佚名.（咸丰）屠氏毗陵支谱.卷一[Z].光绪三十三年刊本.
[18]　李焘.郎潜纪闻二笔：卷六[Z].北京：中华书局.1982.
[19]　陈其元，等.（光绪）青浦县志：卷三[A].王鸣盛.王氏宗祠碑志[Z].光绪五年青浦尊经阁刻本.
[20]　佚名.（连城）邹氏族谱：卷首[Z].手抄本，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藏.^

日本社会强于中国社会

admin — Sat, 12 Mar 2011 05:39:55 +0000

好久没有胡扯八道了。

新渡户稻造说武士道的三个渊源：佛教、神道以及孔子的孔子的教诲，即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以及朋友之间的五伦之道。

威廉·格里菲斯《武士道》绪言：”武士道决不是一具涂上了防腐剂的木乃伊，它还有着活生生的魂灵。那是实实在在的人类活力的精神。此时，小国从大国那里受到祝福。日本遵循日本自己的高贵的先例，在不放弃本国的历史和文明中最美好的东西的同时，采纳了世界所提供的最美好的东西，并将它同化了。”

《武士道》：“神道的教义包含了可以称为我们民族的感情生活中两个压倒一切的特点——爱国心和忠义。阿瑟·梅·克纳普说，‘在希伯莱文学中，往往很难区分说的是神的事情呢，还是国家的事情；是说天上的事情呢，还是说耶路撒冷的事情；是说救世主呢，还是说国民自己。’ ”

“西方的读者会很容易发现王阳明的著作与《新约圣经》有许多类似之处。只要允许特殊用词上的差别的话，那末像“你们先要去寻求上帝的王国和上帝的正义，如果那样的话，所有这一切东西都会归于你们”的说法，就是可以在王阳明的几乎每一页书上都可以看到的思想。”

王阳明的思想在日本影响也特别大。日本清末的战神东乡平八郎都是王阳明的信徒。

东乡平八郎参加过西南战争，类似于美国的南北战争。当年他反对明治天皇。是日本最后的内战。东乡平八郎后又参加甲午海战。击沉了高升号。著名的高升号事件。

西南战争在宫崎县大分县熊本县。

大化改新镰仓幕府室町时代江户时代明治维新。

几个重要的事情。江户时代，足利家族，大将军大名之间的斗争。一切的斗争，从氏族到封建，再到资本主义，却留下了天皇制度。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官僚制。

而中国却存在儒教、宗族、行会。

1儒教是伦理

2儒教是关于现世俗人的人伦

3儒教是适应现世及其秩序和因习的产物

4儒教是关于有教养的俗人政治准则和社会礼仪规范的巨大法典。

日本宗族没有像中国这样的祖产。也有互相帮助。没什么经济上的辅助。

中国宗族有祠堂，族谱，族规，族训。而日本没有。这可能就是日本比中国封建社会晚上千年，而现在比中国强的原因。

中国的宗族过于强大。

宗族制和官僚制的融合。日本只算官僚制。

中国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强的宗族制呢？因为地方太大，皇权无法深入到全国的各个角落。从京城到边疆要走一年。什么叫国家，国家可以在这篇土地上均匀的实现他的权利。在中国历史上做不到。

有学者说中国古代皇权到不了县级。记得秦晖先生说也未必，秦汉出土的东西里面说，村里有里正啥的。也有不少村乡级的官僚。

中国的宗族有制裁的权利。小时候经常看电视上什么奸夫淫妇的，浸猪笼。宗族的权利凌驾与法律之上。

日本的宗族无权制裁。处理也是武士，家臣，大名的事。

马克斯韦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在于新教伦理。与旧的社会结构的激烈斗争。

人只有共同的信仰而非之前的血亲，宗族封闭的联合体才可以发展资本主义。

中国宗族显然过于强大，他的本身阻碍了资本主义。日本祖宗很弱，只要官僚想去改革。几乎没有阻力。

德川家康想拿儒教维护自己的统治，但是日本统治阶层是武士。中国的是士大夫，科举考试出来的人。儒教反倒得到下级武士的喜欢。拿来批判现实。最后革了德川幕府的命。

日本之封建制度接近于欧洲中世纪之封建制。

中国之封建制，问题很多啊。

中国封建的意思并不是封建。什么是封建又可以拿一篇文章来讲了。

就像前几天那篇文章说的一样柳宗元《封建论》。柳宗元认为封建社会去春秋战国时代。到秦代开始的社会就不叫封建社会了。

儒教在日本起了变革的作用，在中国起到了阻碍变革的作用。都跟社会结构有关。

还有就是行会问题。日本欧洲行会需要朝廷许可，而天朝不用。

欧洲行会在政治上有话语权。这应该来源于古罗马，希腊的海洋贸易文化。

而天朝的哲学自古以来重农抑商。日本对商的观点来自于中国。

对晚清上海的研究，因为皇权以及宗族伦理对晚清上海的影响较低。上海的商人行会，甚至会跟上海官府有谈判。上海属于洋人和朝廷联合管理的地区。官员没有其他地方的官威，商人跟洋人混，有洋人撑腰，洋人很多时候需要跟汉人的洋行合作，用自己的银行很多事情不方便。构成了上海资本主义的发展。

欧洲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日本的大名和家臣，大将军天皇也有类似。而天朝是忠君爱国。我附庸的附庸也是我的附庸。天朝之强干弱枝，大本小末。这种思想源于战国之诸侯，汉之七国之乱。唐之藩镇。

摘录书的一段话。这本书怎么说呢？意思形态太重，马克思主义史观。不过有用的内容也不少。1981年的书，《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一个社会要利用一体化来组织一个稳定的封建大国，在其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中就必需具备如下一些条件： ①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可以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 ②这一阶层必须具有统一信仰，并具有积极的统一的国家学说； ⑤必须在全国范围实行官僚管理的郡县制。 ④利用具有统一信仰的阶层组织官僚机构，对全国实现统一的行政管理。众所周知，士阶层、儒家学说、郡县制这几点在春秋战国时代就逐步形成了。但是，儒家的国家学说那时还没有最后成熟，郡县制也没有普遍实行。后两条是在秦汉间才被确立起来的。

查理曼进行了长达三十年之久的征战，建立了查理曼大帝国后，他即把战争中兼并的大部分土地分封给亲兵臣属，实行来邑分片制，规定以服骑兵军役为条件。受封者死后由国家收回封地，不得世袭。亚洲也是这样。十三世纪印度建立了统一的德里苏丹的封建国家。它同样也是在武力征服后实行分封管理的。苏丹把他所控制的土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称为“哈斯”，即苏丹领地；另一部分称为“伊克塔”，是苏丹赏赐给封建主的封地。但伊克塔不能世袭，苏丹随时可以收回，受封者还要承担为苏丹服军役的封建义务。十六世纪莫卧儿帝国虽然建立了文官制，但也是把大片土地分赐给称作“扎吉达尔”（受封的封建主）”的人，封土不能世袭，扎吉达尔要履行提供骑兵的义务。实际上，绝大多数依靠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封建大国都是依靠分封制来组织和管理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总可以看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倾向——封建主逐渐把封地变为世袭领地。马克思把封建社会中“不可转让”的领地，称作“已经硬化了的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的硬化，也就意味着地区间联系的割裂，意味着农民对封建领主依附关系的加强。从控制论角度看，各部分之间联系削弱，就是一个大系统解体的过程。查理大帝国建立不久，公元九世纪初，大部分来邑蜕变为封建主世袭领地，庄园中的生产者——自耕农、半自由民、隶农、奴隶逐渐地融合为农奴阶级，他们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愈来愈强。于是，对王权的离心倾向和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了。北印度德里苏丹政府和以后的莫卧儿王国，也都是由于赐封土地变为世袭以后，贵族领主不再服从王权，军事封土制受到破坏，最后出现分裂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必然存在着两种自发趋势：一种是小农经济的分散性所导致的封建主统治权力和土地所有权的日益紧密的结合，受封者演变为世袭领主、贵族，分裂割据势力日益猖獗；另一种是农奴化，即封建主对生产者的经济剥削和人身控制合而为一。恩格斯在分析法兰克封建社会形成过程时，曾精辟地指出封建化是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我们把这两种趋势统称为封建小农经济所造成的贵族化趋势。随着贵族化趋势的发展，那些依靠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脆弱的政治共同体就必然瓦解。拥有土地、财富和私人武装的贵族领主，成为军事割据的地方势力。在世界史中，很多依靠军事征服所建立的封建大国，都是这样衰落、瓦解的。也许有人会问，如果统一后不实行分封管理而采用郡县官僚制，是否就能遏制贵族化趋势而避免分裂割据局面呢？那么不一定。日本大化改新是个典型例子。公元645年，日本皇室和部分到隋唐帝国学习的日本留学生一起发动宫廷政变，他们和旧贵族展开激烈斗争，终于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大化改新以我国隋唐为楷模，废除了官位世袭，实行郡县制和征兵制。它在经济上也效法我国唐代，实行班田制，把部民解放为公民，每六年按人口分配一次土地，国家对地主和农民征收赋税，死者土地归还国家。但是这种尝试很快就失败了。六年一班的制度在贵族化浪涛的冲击下，不得不改为十二年一班，二十年一班，五十年一班。九世纪中叶，国家官员已贵族门阀化，许多庄园获得不输不入权，即不向国家交租税，国家检阅田地和征税的人员不得进入庄园，终于形成一个个在行政司法上独立的贵族领地。这样，日本出现长期的分裂局面。问题并不在于名义上是实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如果缺乏一个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国家即使名义上不搞分封制，贵族化倾向亦可迅速使官僚演变为贵族领主，从而导致封建统一国家的分裂。从上述几个例子可以看出：由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贵族化趋势是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它最瓦解统一的封建国家强有力的因素；对于分裂割据局面，它却是一种稳定因素。能否维持一个封建大国的稳定，关键在于国家有无一种力量可以用来遏制贵族化倾向所导致的分裂趋势，而一体化结构正好可以起到这种作用。

贵族化很可怕。而中国很难产生贵族。虽然魏晋有门阀制度。到了隋唐就建立起了科举打击门阀制度。

朝廷知道自耕农农奴化。就是普通自由农民，变成佃户。长工一类的人。朝廷有意的压制地主，抑制土地兼并。

书中有个例子不正确。说王莽儿子杀人奴婢，王莽让儿子自杀。来说明当时官员主人无权杀死自己的仆人。这是错误的，那时候王莽好像混的挺差的，不是后来篡汉的王莽。王莽因为此事才得到皇帝重视。
想论述一件事，找论据，自己不了解论据本身。得出的结果可能也是错误的。

  人们可能提出一个例外，这就是唐代的藩镇割据。实际上，藩镇在唐代之所以会成
为严重的问题，正由于它是和一体化结构不能相融（自洽）的制度。以著名的魏博镇为
例，从公元763年田承嗣当节度使到唐末该镇最后一个节度使罗绍威，共历七姓、十六代。
其中军士拥立的为八人，为部下所杀者三人、所逐者三人，共十四人。可见，在这些藩
镇中，唐廷中央政府连任用节度使的权力都不能实行了。藩镇不属于一体化结构。宋以
后，中央集权和文官制度都大大强化了，再也没有出现藩镇割据。
    唐代藩镇闹割据是从河北三镇开始的。而河北三镇，恰恰是一体化结构最薄弱的地
方。当时，唐代儒生认为河北三镇是不知礼义、以骑射为能事的野蛮落后地区。大诗人
杜牧在《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中就说，这样一个秀才竟连儒家的圣人周公、孔子都不
知道，只知道“去毬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河北三镇的节
度使大多是胡人，或是“胡化”汉人，这些人从来不读儒家经典，不属于儒士。因而，
在河北三镇很难实现一体化结构。

又讲到一个伟大的藩镇魏博。最近搞的很多事都跟weibo有关。 真奇怪。

微博  韦伯  魏博 围脖 有趣。

中国封建社会不但承袭了宗法观念，并且在封建大国建立以后，随着一体化结构
的不断完善，宗法制度不但没有减弱，反而不断强化，到宋明以后则愈加巩固了。这不
能不使人们感到困惑。
实际上，中国封建大国内部宗法组织这一中间层次的强大和国家组织不但不矛盾，
反而彼此互相结合起来。这一成功的关键也在于一体化调节。我们知道，一体化调节是
利用儒家学说来组织国家的，而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了协调宗法组织和国家社会组
织的理论。孔子学说中的“仁”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它是联系宗法组织和国家组织的桥
梁。在宗法血缘关系的社会组织制度中，对家长的“孝”是首要的，它是“为仁之本”。
儒家学说把这种宗法组织的道德要素推广到社会组织中去，要求臣对君的“忠”，以及
“君”实行“徕远人”的“仁政”。“仁”又是有差等的，必须符合“礼”。这样，宗
法关系就不仅是维系某一血缘集团的组织力量，而且不再是自闭的了，它被推广成为一
种社会组织的原则。不仅皇帝被视为“父”，而且封建官僚们也被称作“父母官”。
本来，如果仅仅是儒家学说把宗法组织与国家组织协调起来，把国家看作是家庭的
同构，那么它只是一种观念的力量。但是，一旦用儒家学说来组织国家，并通过儒生来
实行国家管理，那么这种观念的力量就转化为组织的力量，成为协调宗法组织与国家组
织的调节器。也就是说，利用儒生来组织国家官僚机器实现一体化结构，便能在一个封
建大国中推行和利用宗法组织力量。信奉孔孟圣贤学说的封建儒生，一方面推行儒家学
说，维护国家统一，一方面又用孔孟伦理管理家庭，使自己的行为成为整个社会的规范。
这种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观念合一的一体化结构，就象强性粘合剂一样，使宗法组织与
国家组织协调起来了。
在董仲舒那里，儒家宗法关系的国家学说披上了“天命”的色彩。他提出“君臣父
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而“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就进一步消除了家庭、
家族可能与国家社会组织之间不协调的因素。中国封建社会里，由子孝、妇从、父慈伦
理观念所建立的家庭关系，正是民顺、臣忠、君仁的国家社会关系的一个缩影。家庭成
为组织国家的基本单元，是国家的一个同构体。
封建大国可以利用宗法家庭这一同构的中间层次，大大扩充对个人的管理、控制能
力。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法律往往要借助于宗法组织力量来管束个人的行为，
甚至家庭有着一定的执法权。从社会角度来说，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弱，但对
于一个家庭和家族来说，宗法血缘的依附关系却相当强。在中国，对各种亲戚的称谓名
目颇多，与外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家政统于家长”的中国封建宗法制度下，不忠不孝是十恶之首。家长对子女不
仅有主婚权，而且《大清律例》有关惩治“子孙违反教令”罪的条例中，已把处死权赋
予封建家长了。直到解放前，还有家族对“不贞”女子执行死刑的情况。家庭又把向国
家交纳田税赋税以及服差役当作重要的责任。宗法制家庭成为维护封建国家的有力因素。
随着一体化结构的强化，封建统治者也有意识地加强宗法制度。宋明以后，宗法制度的
家族组织同构作用强化到这种地步，以至于在结构形态上也和国家社会组织一样由三个
子系统组成。图4两结构框图之间的虚线连线，表示两同构体之间的对应关系。在封建家
族里，宗法思想特别表现为续家谱。家谱制是家族意识形态共同体，而祠堂则是执行族
规族法的政治共同体。为家族公有的族田，是收拢宗族和举办家族公共事宜、救济事业
的经济共同体。一个宗法制家族，伊然是一个小社会。这一同构效应对于我国封建制度
的长期延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赴试学院放歌》曾朴

admin — Mon, 14 Jun 2010 12:31:22 +0000

丈夫不能腰佩六国玺，死当头颅行万里，胡为碌碌记姓名，日夜埋头事文史。

文章於道本末尊，况又揣取金紫。笑我今亦逐队来，未能免俗聊复尔。

试官高坐吏两傍，万人屏息鹄而俟，高唱谁某应若雷，缘壁东西蠕如蚁。

捉襟揎袖搜索勒，功令不许携片纸。

国家重士等皤玙，重士允须重廉耻，奈何受辱皂隶手，视之直如盗贼耳！

方今士习亦少衰，食齑不甘食肉鄙，辇金昏夜不避人，摇尾高门来如市。

上不重士士自轻，习惯不觉忘其始。投笔忽叹戎狄骄，弃襦书生长往矣！

吟哦听此万蝇声，公等虽多不如己。安得上书圣明君，取士不贵雕虫技。

天寒江海蛰龙蛇，日暮深山蓄杞梓，白衣徒步登金阶，花门剺面惊彤矢。

男儿快意动千秋，何用毛锥换貂珥；

君不见苍松古柏盘屈千云霄，安能局促泥涂日与荆梖比！

注解：

“日暮深山蓄杞梓”，杞、梓，是两种美木，喻优秀人才。
《国语·楚语上》：“晋卿不若楚，其大夫则贤。其大夫皆卿才也，若杞、梓、皮、革焉，楚实遗之。”
《晋书·陆机、陆云传评》：“观夫陆机、陆云，实荆衡之杞梓。”

“花门剺面惊彤矢”。此句化自杜工部《哀王孙》：“花门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
花门：即回纥。
剺面：匈奴风俗，在宣誓仪式上割面流血，以表诚意。杜诗中指回纥坚决表示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
彤矢：《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左传》杜注：“彤，赤弓。”

编者注：

实际曾朴先生在青年时期就满怀革命情绪，对当时士大夫视为进身之阶的科举制度表示深刻的厌恶。他不忍违父命勉强入京赴殿试而写的一首古诗，命名「赴试学院放歌」，表示了他当时愤世绝俗、睥睨一切的革命情绪。我每巡回吟诵备受感动，愿录之以供治史者参考。欲了解作者此时的具体思想，可阅读作者的短篇小说“蓝榜”。

看来应试教育和以一次考试的成绩来考查、衡量学生的能力乃至公务员的录用是中国数千年来的老问题。哪怕已经进入现代社会的今天仍难以免俗。君不见年年高考和考秀才、考举人有什么不同。虽然没有了殿试，状元郎却年年有；而且不止一名，居然每年一个省有好几名。看来曾朴先生的这首感怀一百二十年后中国仍不能消除应试教育的弊端。不过想想也难，如果没有这种考试，哪又用什么制度来取士呢？可能贫苦的学生更没有出头之日。

科举制的完结

admin — Tue, 27 Apr 2010 15:29:55 +0000

我始终认为清朝科举是很伟大的，你看看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考题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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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在中国已经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也十分重大。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是逐步实现的。首先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科举制以改革的名义发生了部分变化，废除了八股文这种文体，采用策论考试，同时增加经济特科，注入了全新的考试内容。戊戌政变以后，所有这些改革内容宣布取消，科举暂时又回到了原来状态。新政时期，科举改革再次提上日程，先是在在1901年开始经济特科考试，同年再次宣布废除八股考试。1903年张之洞等提出递减科举，计划用十年时间逐渐废除科举。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等立即停止科举的建议被批准，科举制终于寿终正寝。描述科举制完结的过程和线索，不仅可以看到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脚步，对于古老的科举制本身的研究也可能是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一

1905年，为着科举制的废除，社会一片欢呼。《时报》的文章说：“盛矣哉！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簿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1]《万国公报》说：“中国政府近于改革之事颇有改观，而立废科举一节，取数百年来败坏中国及近日屡蹶屡起、根深蒂固之附属物，一旦拔废之，是真中国历史上之新纪元，而东方大局之转移在此矣。”[2]废除科举制的意义究竟有多么重大这且不论，就科举制的历史而言，是否一开始就是弊大利小呢？
科举制从汉代的察举制进化而来，本身已经带有历史选择的意味。[3]所以后来虽常有恢复察举制的呼吁，类似的实验也不是没有进行过，但终究是科举制在一千多年的选官制度中占据主流，这恐怕是有理由的。科举制从诞生之时起，就没有停止过讨论、批评，但总的方向还是不断改进而不是废弃不用。
在科举制度刚刚兴起不久的时候，科举制度的许多弊端就已经显现出来，历代统治者也不是置之不理。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年），根据考功员外郎刘思立的建议，皇帝专门下了一道：“学者立身之本，文者经国之资，岂可假以虚名，必须征其实效。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传，惟诵旧策。共相模拟，本无实才。所司考试之日，曾不简练，因循旧例，以分数为限。至于不辩章句，未涉文词者以人数未充，皆听及第。其中亦有明经学业该深者，惟许通六，进士文理华瞻者，竟无科甲。铨综艺能，遂无优劣。试官又加颜面，或容假手，更相嘱请，莫惮纠绳。由是侥幸路开，文儒渐废，兴廉举孝，因此失人，简贤任能，无方可致。自今已后，考功试人，明经试帖，取十帖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乃严加捉搦，必材艺灼然。合生高第者，并即依令。其明法、并书算贡举人，亦量准此例，即为常式。”[4]
现在看来，正是考试本身造成了应试主义盛行。考试不在于显示才干和什么真才实学，最重要的是考中。所以，什么方法有利于考中，就采取什么方法。这还不包括通常的作弊。“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这是一种简便的复习方法，这样做虽不利于经典的理解，但有利于考中。“进士不寻史传，惟诵旧策。共相模拟，本无实才。”旧策，就相当于清人的所谓时文，虽然并不能证明自己的文章水准，但也是有利于考中，所以这种方法能够千百年流传。试卷是当代人评判的，流行的文章代表了当时人的观念，而成功的考试旧策，正代表了流行文章的特征。唐高宗的诏书，说明统治者并不喜欢这样的风气，但他们能做的什么呢？一是想方设法考出真才实学，一是尽量做到程序公正。所谓“试官又加颜面，或容假手，更相嘱请，莫惮纠绳。由是侥幸路开，文儒渐废，兴廉举孝，因此失人，简贤任能，无方可致”。这是指录取中的腐败现象的严重存在，程序中的不公正现象，当然要严厉禁止。
应该说，从唐朝到清朝，在考试的程序公正方面是有很大进步的，宋朝出现了锁院制，考官在考选期间与外界隔绝；糊名制，把考生的名字籍贯封糊，以免评卷人认出；后来进一步发展到誊录制，干脆把试卷誊写一遍，评卷人来字体也没有办法辨认出来了。唐朝时还可以带参考书，到宋受到限制，明清时片纸不许带入。与此同时，考场纪律更加严明，甚至要对考生搜身检查，考官分工更加明细，试卷管理更加繁复。应该承认，就科举考试的程序公正的进步而言，差不多已经达到了人类智能的极限。
最困难的是用考题考出真才实学，考出国家需要的人才来。安史之乱发生以后，唐朝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总结安史之乱的教训，有人把科举考试的弊端与社会伦常联系起来，从而对当时的科举制进行的激烈的攻击。唐代宗广德元年（763），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认为，正是由于考试方式，造成了问题，“从此积弊，侵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羽，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5]不真正读书，没有真才实学，这已经属于老问题了，他看到的新问题是由此造成的道德水准滑坡。尚书左丞贾至响应杨绾，指出：“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而不穷旨义，岂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唯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袭其流，波荡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就科目者皆小艺，四人之业，士最关风化，近代趋仕，靡然同风，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6]杨绾的改革主张是取消进士科和明经科，令地方察举孝廉，尚书只考试经义和对策。但最后终于没有改动，理由是举人旧业已成，难以速改，通行已旧的科目，一旦废去，恐人失业。此次关于科举改革的议论虽然没有变成行动，但对于考试项目比如考试诗赋的问题，却引起了长期的争论，而占上风的观点是以诗赋取人最不实用，加上古文运动的推波助澜，世人普遍倾向于从文章的观点看学识，不重视诗赋表现的才华。当然在考试的具体问题上，是否考试诗赋，唐朝后期时有改动摇摆，并没有真正解决。[7]
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主持变法，关于科举考试，再次出现争论。苏轼反对改革科举考试中的诗赋项目，认为从唐朝以后，“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但主张改革的王安石则认为：“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可。今以少壮之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最后罢诗赋、帖经、墨义，只考经典大义、论、策。取消诗赋考试之后，又增加明法一科，后来连进士科也加试法律。[8]王安石的科举内容改革，明显的目标是减少虚华（如诗赋）、增加实用（如法律）。但是，就总体而言，如果从近代的眼光看，依然在儒家经典里打转，并没有跳出多远。邓广铭先生因此评论王安石的这个做法是调整科目，改变进士科的一些考试内容，“而科举制度却未废除。这说明，王安石不可能在科举制度之外构想出一种更能适合时代要求的办法。”[9]不仅如此，王安石的这个改革，到了哲宗元祐更化，又一项项被推翻，恢复诗赋考试，罢试律义，科举又回到老路上去了。[10]
朱元璋定天下，洪武三年（1370年）开始恢复科举考试，下诏：“汉、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文学而不求德艺之全。……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古通今、名实相称者。”科举连续进行了三年，朱元璋突然失去了兴趣。他认为：“所取多后生少年没，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乃但令有司察举贤才，而罢科举不用。至十五年，复设。十七年始定科举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为永制。而荐举渐轻，久且不用矣。”[11]朱元璋的这个变化过程，很有意味。他也是从批判文学、召唤真才实学开始，然后发现科举上来的后生没有实践能力，就干脆放弃了科举，恢复察举制度，但最后还是回到科举上来了。应该说，朱元璋最后毕竟还是选择了科举制。
乾隆三年（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攻击科举考试的不合理，要求改革科举，他说：“时文徒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苟可以取科第而已。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数百，少者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表、判可预拟而得，答策随题敷衍，无所发明。实不足以得人。”八股文是一种除了科举在现实社会中没有使用价值的文体，只是士子考试的敲门砖，而科举考试的其他内容也存在问题。这是对科举制度的全面批判。但是，他的这种说法实际即使在当时也是共识，反对者以大学士鄂尔泰为代表，当时就承认“时文之弊，该侍郎所陈奏是也。”不仅如此，反对者对科举的非议范围比舒赫德更大，指出不仅是时文无用，“诗赋只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徒事记诵，而文义不通。”但随后笔锋一转，说道“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艺为然？”他们反对舒赫德的说法，认为他没有看到更根本的地方，不是循名责实，而是抓住末节不放。“时艺所论，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中。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凉，不已过乎？”这次争论，要求改革这全面失败，并不是八股文没有问题，而是连舒赫德自己也只要求别思良法，但他自己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所以反倒是鄂尔泰显得理直气壮：“时艺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12]
鄂尔泰的这个说法特别值得重视，近代以前，关于科举的批评代代而有，但科举的变化从根本上而言并没有发生，从思想内容上看，从五经到四书是最重要的变化，对此祝总斌先生有极精彩的研究[13]。从文章形式上看，唐宋关于诗赋考试的争论最多，而到清朝批判则多针对八股文。但这些变化，都可以说是在科举制的范围内的变化。以至于如顾炎武这样的思想家，对科举有许多批评，但看他的建议，也仍是在传统的范围之内，比如要求重视五经全体，重视考试的难度以阻止侥幸等[14]。从总体上看，科举制尽管有种种问题，但相对于已有的历史经验毕竟仍然有它的长处，比如程序相对公正，吸收人才的范围相对广泛等。应该看到，古代的中国统治者并不能说都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但在那个时代，他们所能进行比较的资源是有限的，而在有限参考系统中，选择科举制是一种择善而从。不能认为科举制在近代的废除结局就意味着在古代也没有存在的理由。

二

科举制的废除，是在近代才显得理由充足的。从科举制退出历史的步骤来看，这个理由也是不断充足起来的。
明清时代考科举，必须使用八股文这种文章体裁，《明史·选举志》的说明是：“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八股文，又称八比、时文、时艺、制艺、经义、四书文等，全文分八个部分，要求严格实即死板[15]。科举考试是一种选官的系统方法，八股文只是明清时代科举制度中的一个文章体裁，但只重视外在形式的八股文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最坏，受到的攻击也最多，所以成为科举制度首先完结的部分。
不管是乡试（省内统考）还是会试（全国统考），都是三场考试，“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16]三场考试并不是都用八股文，只有第一场使用，但由于第一场对于是否考中最关重要，所以科举考试与八股文就当然被看成是紧密的连带关系了。康熙二年开始，取消八股文，考试的场次也有改动。但到了七年，礼部侍郎黄机提出恢复旧制的建议，他解释旧制首场“用经书，使阐发圣贤之微义，以观其心术。……且收场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三场旧制。”八股文对于阐发圣贤的微言大义看来还是有意义的一种方式，不用八股文，甚至影响到经典的阅读。鄂尔泰认为只有八股文这种文章体裁才能很好地阐发圣贤的微言大义，即使有问题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取代。而黄机的所谓“以观其心术”，更是点明了要害，这实际上涉及了当时的人才观念。从总体上论证八股文的作用的，可以纪晓岚的一段文字为代表：“夫设科取士，将使分治天下事也。欲治天下之事，必折衷于理；欲明天下之理，必折衷于经。其明经与否不可知，则以所言之是非醇驳，验所学之得失，准诸圣贤以定去取，较他徒尚为有凭。而学者求工经义，不得不研思于经术，籍以考究古训，诵法先儒，不涉于奇邪之说，于民心士习，尤为先正其本原。经义一法，至今不变，明体达用之士，亦时时挺出于其间，职是故也。”[17]
另外，虽然没有看到有关论证，但推测八股文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与试卷的评判有关。如果不规定文体，同样的题目就会有许多种类型的回答，而这对于评判者来说，难度是加大了的，而同一种八股文，结构的严格一致，很有利于评判者对考生的对比排队。林则徐曾经建议制定乡试考官校阅章程以防流弊，“窃查江南为文人渊籔，入闱士子，多至一万四、五千人，额设同考官十八房，每房约须校阅八百余卷。……乃头场荐卷未毕，而二、三场试卷已陆续送入内帘。……似此校阅情形，定弃取于俄顷之间，判升沉于恍惚之际。”[18]试卷多而校阅的考官少，完全相同格式的答卷应该是有利于迅速校阅的。明代的八股文，在最后有一个部分叫“大结”，是自由发挥的部分，但清朝取消了这部分，理由是容易做暗号给考官，怀疑也有不希望增加校阅试卷工作量的意思，当然谁也不会把这当作公开的理由加以反对罢了。
八股文事关圣贤微言大义，士人心术，又有利于考官评卷，再加上清人迷信文风关乎气运，于是即使有人反对也没能动摇它的地位。何况，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人急于在科举上找到出路，而科举非通过八股文这块敲门砖不可，所以事实上也形成了很大的一个市场。翻阅徐继畲（1795——1873年）的文集，这位考了十几年才中进士的先生，后来对八股文就比较有兴趣，他给别人的八股文集写序，把自己的一百多篇八股文结集刻印，选编明清的优秀八股文作批注，还专门写了一篇《示诸生行文法》，说：“拆字布局，分股立柱，乃文章入门之规矩，大家名家所遵守，虽至于入神造妙，亦不能外于此范围。”他说很多人数十年考试不中，都是这个原因，所以他不厌其烦地讲解八股文的写作技巧。[19]
但到了近代，人们的思考方向发生了变化，强调的内容也不再相同，原来的理由于是变得不那么充分了。八股文的空言无用于是渐渐成为共识，八股文也就从无用变成了有害。郑关应说“中国之士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销磨于八股五言之中，舍是不遑涉猎。洎登第入官而后，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及兵粮钱谷等事，非所素习。猝膺民社，措治无从，皆因仕、学两歧，以致言行不逮也。”[20]他认为，八股文的教育与实际的矛盾是严重的，一是徒然消耗了士人的生命，二是并不利于政治，三甚至导致了言行不一的道德问题。这与纪晓岚的说法刚好相反，八股文的虚假繁荣真相也就变得很清楚了。
陈澧（1810—1882年）认为：“文章之弊至时文而极。时文之弊，至今日而极。士子应试者又或不自为文，而剿袭旧文，试官患之，乃割裂经书以出题，于是题不成题，文不成文。”[21]同一时期的王韬（1828—1897年），主张废八股文的文字更加激烈。他在《原才》一文中指出：“今国家取士，三年而登之贤书，升之大廷，称之曰进士，重之曰翰林，以为天下人才在是矣。不知所试者时文也，非内圣外王之学也，非治国经野之道也，非强兵富民之略也。……败坏人才，斫丧人才，使天下无真才，以至人才不能若古，无不由此。”在《原士》一文中，他又说：“为今之计，当废时文而以实学……且士既不为时文，其心思智慧，咸磨砺以成有用之学。”在《洋务下》一篇中，他又说道：“不废时文，人才终将不能古若，而西法终不能行，洋务终不能明，国家富强之效，终不能几。”[22]在王韬的思想里，考试用八股文，不仅了浪费人才而且是败坏人才，不废八股文，不仅实学难以兴起，连西学也不可能流行，国家富强的梦想也终于不能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对八股文考试的巨大浪潮中，并不是所有的观点都把八股文与科举考试的内容联系起来的，更多的人反对的只是八股文这种文体而已。至于四书等科举的内容，许多人还是抱着极大的尊敬态度的。在科举制改革问题上，因为八股文集中了最大的反对意见，所以成了科举改革的首选对象。当废除八股文从思想变成行动的时候，直接推动者的思想就变得很关键，康有为在几年内已经成了当时中国改革的民间倡导者和变法运动的领袖，而他在科举问题上，恰好正是一个只反八股，不反“四书”的人。
“夫因文体之极弊，而欲废四书文者，过激之说也。因私淑之足贵，而并袒护今日之文体者，不通之论也。厘正文体乃以尊四书，变通流弊乃以符旧制。其为事至顺，其图变至易，其所关至大，其收效至神。”[23]
这是康有为在1898年农历6月1日替杨深秀拟订的《请厘定文体折》，而在此之前，康有为在面见光绪皇帝的时候，就废八股已经达成一致。康有为的这个观点，在这一年春天的强学会上，他还作过一次讲演。
八股文这种文体，形式主义太强烈，在纪晓岚的年代，他还可以讲心术训练，但到了近代，中国饱受列强侵袭，国将不国，原来的这种慢悠悠的循规蹈矩作风，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对人才的急需。用康有为的话说，就是八股弊端有二，“能使天下无人才，一也。即有人才，而皇上无从知之，无从用之，二也。”八股文在首次科举制改革中就落马毙命，决非偶然。

三

废除八股是铲除了科举制度的一个旧疾，而经济特科的设立则是代表了考试制度的一个新方向。严修（1860—1929），天津人，光绪九年进士。1894年，甲午战争发生以后，被任命为贵州省学政。从现存的严修日记中可以看到，任学政的几年中，他一直在考虑科举考试问题，他还把王安石与苏轼的科举争论出成考题。在贵州的最后一段时间，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写出了建议设立经济特科的奏折（1897年九月二十四日提交）。
“词科之目，稽古为荣，而目前所须，则尤以通今为切要。或周知天下郡国利病，或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或算学译学擅绝专门，或格致制造能创新法，或堪游历之选，或工测绘之长，统立经济之名，以别旧时之科举。”[24]他把这种掌握具体知识拥有一技之长者称之为经济科，经国济世的人才，并且认为是目前所须。这不仅显示了他与以往不同的人才观念，更重要的是，把新的学科与科举联络起来，把民间提倡多年的西学与现行制度结合起来。
冯桂芬是较早的提倡西学的学者，他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已经列举西学，说“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但他对科举的改革却没有什么新的建议，基本上停留在顾炎武的思想里。郑关应在西学与学校，西学与科举的问题上，是有很成熟设想的，在《盛世危言》的学校篇中，他广泛介绍西方和日本的学校和学科，如基础学科的国教、格致、算学、地理、史事、绘图、体操等。在考试篇中，他主张加试西学，“一试格致、化学、电学、重学、矿学新法。二试畅发天文精蕴、五洲地舆水陆形势。三试内外医科、配药及农家植物新法。”
严修的特科建议，肯定受到了郑关应思想的影响。根据他的日记，就在他提交奏折不久，有人从他那里借去了《盛世危言》[25]。至于他为什么没有直接使用郑关应的说法，应该是另有新意的。严修的建议在朝廷的详议之后，最后形成了六个科目，即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看起来都是老名词，实际的内容则多是西学，比如在理财一项中有税则、矿产、农功、商务。在格物一项中有中西算学、声光、化电。
特科只在新政时期进行过一次，但对于改革科举和促使科举走向覆灭却是很关键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写到：“贵州学政严修，适抗疏请举特科，得旨允行。当时八股未废，得此亦足稍新耳目，盖实新政最初之起点也。”严修的特科建议，使得科举改革走上了可操作的层面，而此例一开，一发而不可收拾。保守派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严修的老师徐桐宣布与他断绝关系，他实际上也因此丢官。严修自己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甚至做了更坏的准备[26]。
戊戌变法的内容，有一项是建立新式学堂，推广新式学科。但新式学堂与科举的关系并不明晰，只有特科可以与新式学科保持一种沟通。在郑关应的思想中，首先是学校与西学是对应的关系，而科举考试西学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但是竟然是他设想的补救办法首先得到承认和实施。经过戊戌政变，到了新政时期，学校与西学的关系被凸显出来，成为培养人才的首选方案。
在张之洞等人1903年年底的奏折中，要求逐渐摒退科举的最大理由是科举妨碍了学校，一是学堂不同于科举，“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只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二是学堂已经包括了科举的内容，“凡中国的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而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所未备”，现在要求减退科举，并不是说废科举，“实乃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但是，由于社会上人们还有所观望，所以民间不肯出资兴办学堂，而“除兴学堂外，更无养才济时之术。”[27]
1905年8月，袁世凯等六大臣上书，请立停科举，所陈述的原因依然是科举妨碍学堂，由于国家急需人才，如果按原来的计划，只能等到二十年以后才会出现有用人才，而强邻环伺，刻不容缓，即使立即停止科举，新的人才也要等待十年之后了。此次奏折，也不是没有新意，除了科举无用之外，更强调国民教育的意义。“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得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于国，下知自谋其生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兵农工商，各完其义务而分任其事业，妇人孺子，亦不使佚处而兴教于家庭。无地无学，无人不学，以此致富奚不富，以此图强奚不强。”[28]这差不多是近代中国教育救国论的先声了。这个奏折上达的第二天，皇帝的批准上谕发下，科举制正式废除。请注意，这个奏折的特殊之处，据《严修年谱》记载，袁世凯这次提出废科举，是由于严修的鼓动。以他当时的思想，提出废科举是完全有可能的，甚至袁世凯的奏折可能也是由严修拟写的。
就是在科举制的时代，全国各地也都设有学校，但由于做官是唯一出路，学校实际上都是科举的预备学校。西学传入中国，在教育上首先是洋务运动中成立的一些专门学校中才有相应课程，并没有成为普通的教育课程。严修的特科开设，给了学习西学者一个政治出路，但没有对应的学校教育，这种特科的基础是很有限的。戊戌变法，正式在全国设立新式学堂，课程内容已经是中西合璧了，当然这种学堂的真正发展应该是新政时期。科举废除以前的新政时期，有两种学校并存，新式学堂和科举预备学校。1903年限制科举，科举预备学校遭到致命打击，到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学校的双轨制正式结束。从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如果没有新式学堂和相应的西学传入，科举制的弊端就不会如此明显，废除科举制的条件还不成熟，主要是没有科举制的替代物，所以科举制的废除也就不会发生。

四

王安石变法时，新立明法科，最后连进士科也要加试法律。但后来哲宗元祐更化，司马光的观点占了上风，“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采。……至于律令，皆当官所须，使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习为刻薄，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宋史·选举志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典型的人才思想，特别强调道德素养和文化素质，十分轻视具体的技术能力。不仅如此，对于具体的技能比如法律，甚至认为是一种破坏心性的东西。相对而言，王安石是比较重视官员的技术能力的，但王安石的思想实在是古代的少数派。这种思想不仅以思想的方式存在，更重要的是与这种思想相配合的还有一套制度规定。
武则天时期的一道诏书，对技术官职的升迁作出了严格的规定：“量才授职，自有条流，常秩清班，非无等差。比来诸色伎术，因营得官，及其升迁，改从余任。遂使器用妣缪，职务乖违，不合礼经，事须改辙。自今本色出身，解天文者，进转官不得过太史令。音乐者，不得过太乐。鼓吹者，不得过署令。医术者，不得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者，不得过司膳寺诸署令。有从勋官品子流外国官参佐视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后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应至三品，不须进阶，每一阶酬勋二转。”[29]伎术官是受到升迁限制的，这代表了中国古代歧视技术的传统。这个传统还表现在官吏分途上，向来是位于官僚队伍中的强势——官僚，积极排斥官僚队伍中的另一个阶层——吏。吏经常被官僚说成是政治腐败的力量，但在具体的政治生活中，吏比打着儒家旗号的官僚更加遵纪守法。官吏分途，其中就有知识资源的占有与分配的背景因素。吏掌握的是具体技术，而官僚的知识背景却是儒家哲学和文史才能。很显然，官僚制度中的这种规定，正是重道德轻技术思想的制度化。
科举考试是一种系列考试，除了广泛为人所知的进士科以外，其他的考试种类还有许多。而考试科目的选择与将来仕途的前景是密切相关的。《唐六典》卷四有科目，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王鸣盛说：“若律、法、算学，虽常行，不见贵。其余诸科不待言。大约终唐世为常选之最盛者，不过明经、进士两科而已。”[30]为什么法、算等科不被重视，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具体的技术，即使是官僚制度中也是不可或缺的，但因为不关天理、心性的大体，只属于器用，而从孔子以来就树立起来的观念是君子不器。
在讨论科举制的时候，因为科举背后一个更重要的背景总是被忽略。甚至一千多年以来，在科举的改进中，只能在细节上打转，真正改变科举的面貌根本不可能。从武则天的诏书中，已经体现了这个重要的背景，这就是传统的中国知识体系。科举考试虽然是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政治的特性也经常发生作用，皇帝的特殊爱好经常会有意影响科举，比如道教在唐朝，武则天的著作是否参加应试等，但从来不涉及这个总的知识体系。经学，事关心性大体，文学可以载道，史学有利于经邦治国，除此之外，概为小节。近代所谓科学技术，在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中因为没有一定的地位，与教育没有紧密的联系，所以经常导致重复发现，也就是经常中断。任何知识的进步都需要系统的传播和积累，但属于技术层面的知识，在中国古代没有相应的地位，所以很难找到系统的记载。相对而言，到是经学的学科系统，师生传递特别发达。
是近代以来的经验，迫使中国人不再轻视技术的，因为中国的被动挨打，中国人首先承认的就是技不如人。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时期设立专门学堂，到严修的特科设置，到近代学堂，几乎都是延着同一个思路前进的：突破传统的轻视技术，到承认技术型人才，到培养技术人才，建立相应的教育体制。以往的那种人才观念，只要心术正、文章好即可，但到了近代，这种人才逐渐被看作是空洞无物了。冯桂芬、郑关应等从民间立场讨论相关问题，恣意汪洋，知无不言，猛烈批判传统人才观念，到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期，则一步步走上可操作的层面。严修特科建议被采纳，证明来自民间的影响正式而全面地改变了传统人才观。
早在康有为提出废除八股而保留四书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并不是只有八股文才是空谈无实的，“四书”也是同样的货色。当时住在香港的何启、胡礼垣撰写的《新政真诠》一书中，其中的《新政始基》篇就是专门针对康有为的观点而发的。[31]当儒家经典从新回到与其他学科相等的位置的时候，传统是等级学科体系才终于被打破，新的学科体系才得以建立起来。
但是儒学的特殊地位，在科举考试废除的时期，还是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在康有为的废八股的奏折中，还是十分肯定“四书”的积极意义。比起纪晓岚来，康有为更强调八股文与四书的冲突和矛盾。康有为的这种说法，究竟是处于策略的考虑还是他的真实想法，现在还不清楚。可能既有本心的动机，也有策略的考虑。从这一点上理解严修奏折中只字不提西学，很可能也是处于策略的考虑，即尽可能减少对势力强大的传统的刺激。在1903年和1905年提出逐渐废除科举和即刻终止科举的奏章中，对于儒学都是小心处理的，提出了十分周到的善后建议。相比之下，对于西学则没有任何正面的说法，更见不到明确表扬的字句。只是说新式学堂的课程已经包含了儒学、理学等中学的内容，可见对西学是小心回避的。
至于对技术人才的肯定后来甚至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则属于另一个论题了。

[1] 《时报》1905年9月7日。
[2] 《万国公报》1905年10月号。
[3] 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十四章《科举的前夜》，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4月。
[4] 《全唐文》卷十三高宗《严考试明经进士诏》。
[5] 《旧唐书》卷119《杨绾传》，中华书局标点本，3430页。
[6] 同上，《杨绾传》所附贾至议，3432——3433页。
[7] 参见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七章，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
[8] 《宋史》卷155《选举志一》。
[9]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33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10] 《宋史》卷155《选举志一》。
[11] 《明史》卷七十《选举二》。
[12] 《皇朝经世文编》卷57《礼政》四。
[13] 《四书传播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479——49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2月。
[14] 参见《日知录集释》卷卷十六，岳麓书社1994年5月。
[15] 参见启功《说八股》，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6期。收入启功《汉语现象论丛》103——148页，中华书局，1997年3月。
[16] 《清式稿》卷一百八《选举三》。
[17] 纪晓岚《甲辰会试录序》，《纪晓岚文集》第一册14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3次印刷。
[18] 林则徐《请定乡试考官校阅章程并防士子剿袭诸流弊》，载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三《礼政四》。
[19] 《徐继畲集》，白清文、刘贯文主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7月。
[20] 郑关应《易言·论考试》1874年。见夏东元编《郑关应集》上册，10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
[21] 《科场议一》，载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六《礼政六·贡举》。
[22]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
[23] 汤志均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249页，中华书局1981年2月。
[24] 《严修年谱》102页，齐鲁书社，1990年1月。
[25] 《蟫香馆使黔日记》第八册，丁酉年十月初九。民国二十四年影刻，徐世昌题签。
[26] 严修进士出身，庶吉士又兼国史编修，外放学政之后，当有大好仕途前景，因为在清朝的官场上，他走的正是清途捷径，但他放弃了。不仅如此，据他的后人说，严修为此还写下了遗嘱，所幸没有发生更严重的事件。
[27]《请试办递减科举折》，《张之洞全集》第三册1596—160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28] 《袁世凯奏议》下册1187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
[29] 《全唐文》卷九十五。
[30] 《十七史商榷》卷81《取士大要有三》，北京市中国书店，1987年8月，81卷1页。
[31] 郑大华点校，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

admin — Sun, 07 Feb 2010 08:26:13 +0000

钱穆是我很喜欢的大师之一。看过他不少的书。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作者的专题演讲合集，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我自然是着重看了明清两代的内容了。发现自己学问太差，对很多有用的书呢，看不懂。虽然自己对中国历史大体是了解的，但是，他的某些分析，你不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没有个几个月，几年的历史基础，你根本不会对那本书有很深的了解。

就比如《君主论》这本书很不错，你要不了解欧洲的历史。真正去理解其中的意思真的很难。

钱宾四先生书中说，清朝的更加集权。

明朝时候开始有宰相，后来废了。再后来有了内阁。内阁首辅权利挺大。

清朝吸取了明朝的教训，压制宦官。不让宦官有任何参政的机会。开始沿用明朝的内阁，后来有了军机处。

六部内阁成了摆设，以前下边的消息传上来，要通过内阁再到皇帝，皇帝东西下来要通过内阁，六部再到下边。还要盖章，讨论，还有给事中什么乱七八糟的折腾。

清朝限制了言官，言官只能说六部，内阁不好，而不能说皇帝不好。

皇帝的命令直达下边的大臣，六部尚书不能看其中的内容。所有的政策命令都成了秘密。

没有人知道下边人给皇帝说了什么，皇帝给下边人说了什么。

所有的事情都由皇帝说了算。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不是朝廷的正规官职，而是皇帝的秘书。

皇帝是出于私心利用权术和办法治理国家，而非法制。

虽有科举，虽然大部分录取的都是汉人，七八成之多。这些人往往到偏远小地方当小官，或者到翰林院搞学术研究。

朝廷大权满人站四分之三。

六部尚书满人汉人个人，侍郎满人两个，汉人两个。只有这里看似合理一点，不过下边的基本没有汉人什么事情。

这样六六三十六个人，都可以跟皇帝直接奏折说话，不是副部长有事跟部长说，而是直接给总统说。这样似乎没有任何上下级了，六个人任何一个人说的话，其他五个人都不知道。皇帝答复什么其他人也不知道。

这样的六部也就是废了。

地方大员也多是满人。汉人入阁要翰林出身，等混到入阁都满头白发，牙掉的差不多了。成书呆子了。

通过科举管住了读书人，用了摊丁入地，永不加赋等等的办法，讨好普通老百姓。但是，政策看似不错，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黄宗羲有个经典的论述，说中国历史上所有减税政策，得到的结果往往是农民负担一直在增加。

政策起初不错，运行下去，事情往往向着政策相反的方向走。

因为，康熙雍正乾隆的压制，虽然看似盛世。对读书人的压制，造成了必然的平庸和腐败。

国家已经外强中干。即使没有外国的入侵，国家也必然会灭亡。

当时地方上农民造反的也不少，虽然都失败了。说明一个问题，农民的生存出现问题了。

国家出问题只是时间问题。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殿试金榜

admin — Sat, 23 Jan 2010 04:43:52 +0000

看沈桂芬的时候，觉得他考上进士那年，似乎是个伟大的年份。特意找来一下当年的皇榜。

当年考上这个皇榜，似乎比现在考上清华北大要牛的多。

把几个我熟悉的点出来。

状元香帅张之洞的哥哥。

榜眼同志，挂在太平天国打武汉的时候，不然这样的出身混个尚书或者侍郎退休难度不大。

探花同治也回常熟跟曾国藩一样搞团练。运气比较好，活到了光绪二年吧。混到兵部尚书。

第一甲
赐进士及第
共3名
张之万 – 袁绩懋 – 庞钟璐
第二甲
赐进士出身
共110名
许彭寿 – 孙　观 – 徐树铭 – 曹登庸 – 周德荣 – 袁希祖 – 刘其年 - 沈桂芬 – 陆秉枢 – 苏仲山
郭祥瑞 – 鲍源深 – 吴　斑 – 孙颐臣 – 陈元鼎 – 徐申锡 – 陈毓祺 – 李德仪 – 蒋兆鲲 – 刘鸿恩
崔荆南 – 李培祜 – 伍肇龄 – 谢　煌 – 李宗羲 – 刘嵩骏 – 胡寿椿 – 帅远燡 – 尹　泗 – 潘斯濂
萧铭卣 – 华祝三 – 邓清淦 – 刘廷鉴 – 李品三 – 李鸿章 – 黄彭年 – 张增道 – 沈葆桢 – 叶士焕
郭椿寿 – 吴慰曾 – 戚天保 – 金寿萱 – 唐壬森 – 李德增 – 喩怀恭 – 陈　浚 – 周振璘 – 彭嘉炯
黄瑞图 – 龙元俨 – 何　璟 – 白恩佑 – 贺桂龄 – 周悦让 – 张炳堃 – 尹国珍 – 李湘萼 – 郭嵩焘
汪先烺 – 张青筒 – 福　全 – 陈　鼐 – 刘　润 – 刘秉厚 – 骆利锋 – 朱寿康 – 章倬标 – 陈秉彝
薛　湘 – 曹鸿举 – 沈　锽 – 李士瑞 – 王友端 – 李友梅 – 粟增熉 – 宋肇昌 – 蔡应嵩 – 孔广泉
李仁元 – 林之望 – 文　启 – 杨书香 – 华国清 – 许利宾 – 来　煦 – 刘有铭 – 郝应宿 – 周　劼
载　铿 – 裴季芳 – 侯树街 – 庄心庠 – 叶毓祥 – 张培仁 – 丁　斌 – 杨文熙 – 耿灼然 – 黄金韶
李明埙 – 余汝侗 – 车汝建 – 王揆一 – 庞公照 – 张国士 – 王宏谟 – 张希仲 – 瑞　明 – 张清瀛
第三甲
赐同进士出身
共118名
李　森 – 左骏章 – 薛　铭 – 谢佳玉 – 廖宗元 – 马新贻 – 冯　霦 – 沈　镐 – 张修府 – 冯　森
叶维藩 – 徐振墉 – 郭种德 – 李孟群 – 扬仪韶 – 孙家醇 – 朱　奂 – 陈钟芳 – 周鸣鹿 – 延　龄
伍奎祥 – 霍为棻 – 方学苏 – 周道治 – 胡长新 – 黄淳熙 – 段培元 – 汪有恭 – 沈　墉 – 匡庆榆
武元鹤 – 任　瑛 – 辛本栴 – 李　灿 – 张汝弼 – 陈心棻 – 马纶笃 – 徐家杰 – 王序宾 – 赵廷铭
朱麟祺 – 王　玉 – 熊其光 – 万　良 – 周云翥 – 增　禄 – 彦　昌 – 丁寿昌 – 高化鹏 – 张今第
马先登 – 敖国琦 – 陈兆凤 – 姚继勉 – 蒋　培 – 吴怀玉 – 文　玉 – 朱鬯侯 – 吴佩陶 – 王平格
李国瀛 – 兴　苍 – 张　晋 – 陈星焕 – 马益臧 – 赵开元 – 祝　垲 – 成　善 – 陶　銞 – 杨延俊
张殿宾 – 陈乔荣 – 白　润 – 阮寿松 – 雷　崶 – 瞿绩凝 – 朱孔模 – 周　坊 – 万　年 – 郑奎龄
杜　滋 – 贺际运 – 杨　錞 – 禹建钧 – 陈秩五 – 黄光彬 – 德　恒 – 郑士蕙 – 樊丙南 – 毛玉成
锡　荣 – 詹锦堂 – 王廷才 – 傅培峰 – 张韶南 – 冯　峻 – 李得春 – 王汝铨 – 刘熙敬 – 阴昌庚
刘郇膏 – 丛　坛 – 杨师震 – 任国桢 – 罗家颐 – 阿克丹 – 许亦嵩 – 马象奎 – 吴应宽 – 王元治
陈椿年 – 邓培槐 – 袁　铨 – 朱次琦 – 刘　铠 – 卢日新 – 郭定柱 – 姚体备
前一科：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　·　后一科：道光三十年庚戌科

通过名单也可以看出，一般情况下考的好的同志，未必以后混的好。对我这种学习不好的是种安慰吧。

伟大的李鸿章同志成绩也算一般，福州船政，安徽巡抚沈葆桢也是一般。郭嵩焘也是一般。

马新贻成绩就更差了，那个两江总督在清末四大奇案的刺马案中被杀。

跟曾国藩一样都是第三等同进士出身。

随便搜了十多个人，发现有意思的是，他们很多人都死于太平天国，或者家人死于太平军。

可能那个时代流行，进士回家团练吧。

清朝历史上来说，这一年的进士，叫同年。

在历史上来说，伺候皇帝不容易，所以，大臣一般都是拉帮结伙。

同乡呀，京城有各地的xx会馆。又有同年呀，或者师生关系呀。进士拜哪个大佬为老师。姻亲呀。等等吧。

想办法跟别的官组成同盟，以求自保。

所以，了解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去看他是哪一年中进士，很有用。

清朝科举趣闻

admin — Thu, 14 Jan 2010 16:33:17 +0000

中国自古农业立国，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分工简单。那些家中略有盈余，俗称小地主的人多以当官为出路，图个封荫，好荣光耀祖。读书，应试，入仕成了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三部曲。士子们对科名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家庭父兄也以此督责期望。戴均衡在桐乡书院四议中，记叙咸丰，同治间民风士习中说“自科举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不应试，父兄以为不才；二十而不胶痒，乡里得而贱之。 ”习惯是可怕的，一个青年，20岁不中秀才进学，就会被社会舆论所轻视，遭受巨大的舆论压力。但在这压力重重的科考中，却出现了不少乐闻趣事，如今看来别有一番滋味。现我试举几件以做饭后茶资，供诸君娱乐。

白发童生，寿星举人

黄章，广东顺德人，年近40才考中秀才，60岁补上廪生，83岁被选为贡生，100岁时参加乡试。从广东到北京应试，千里迢迢，一路由曾孙服侍照料。入考场时，黄章在灯笼上大书”百岁观场”四个字，曾孙在他前面引导。黄章以百岁高龄应乡试成了当时科场佳话，时康熙三十八年（1699）。在近三个世纪以后，面对如此“佳话”，不知看官们做何感想？

无独有偶，相谐成趣，乾隆五十一年（1786）又一广东人谢启祚百岁时参加会试，比起黄章算是进了一级了。此人三妻二妾，子23人，女12人，孙29人，曾孙38人，玄孙2人。这个五世同堂的人瑞，不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如此高龄，仍披挂上阵，征战乡试。实在令人哭笑不得。照例，这等年龄参加乡试，应由该省巡抚呈报礼部请皇帝恩赐举人，但谢启祚坚决推拒，他说: “科名有定数，我老手尚健，岂知我不能为老儒生们扬眉吐气？ “果然一举考中，启发了谢启祚老骥伏枥的雄心壮志，遂作老女出嫁诗一首:”行年九十八，出嫁弗胜羞。照镜花生面，光生血白头。自知真处子，人号老风流。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倘真以此高龄出嫁，恐怕新郎也只能如同清朝科举这般古板的人了。本次和谢启祚同科举人之中有一12岁少年，少年得志者与大器晚成者成了同榜年谊，监考的巡抚看到此景，颇多感慨，在鹿鸣宴上以诗纪事，有”老人南极天边见，童子春风座上来。”之句，又被当时的科场传颂一时。诸君可猜想谢启祚在与十二岁少年同座时必定春风得意，但那少年如何看待这位年近百岁的老翁，就不得而知了。次年，谢启祚以99岁高龄入京会试，朝廷授给国子监司业衔。过了三年谢又进京为乾隆皇帝祝寿，并晋升为鸿胪寺卿衔，得到御制诗额的荣宠。谢启祚活到快120岁死去，他要算中国科举史上会试高龄纪录名列前茅者了。

乾隆35年（1770）庚寅科乡试，当时年龄最小的是两名顺天生员，一个11岁，一个13岁。年龄最大的，一个是江西生员李伟，99岁，一个是广东生员张次叔，94岁，李炜第二年接着参加辛卯科会试，恰好年满百岁。道光6年(1826)丙戌科会试，广东三水举人陆云从，年104岁。三场考毕，不第，道光帝钦赐他国子监司业的官衔。他还是高龄秀才的最高纪录保持者，进学时整整100岁，103岁以举人入人京会试，清廷按例赐以国子监司业衔。道光20年 (1840)庚子科乡试，湖南长沙县监生余会来，也是104岁，但没有考中，钦赐举人。乾隆四年（1739），广州科举考场上(广东似颇多高龄考生)，考官看到一位叫梁自适的考生后暗自吃惊，此翁年届百岁，但耳聪目明，才思敏捷，很快就交了卷，番禺人梁自适50岁时才中秀才，到了100岁还上考场。乾隆皇帝闻报后，下旨要地方官对这位全国最老的科举考生“格外加恩”，后来又颁旨称赞其“耄年好学”，特赐举人以示褒奖，赏银30两。

字的祸与福

清代科举考试中，乡会试因为试卷须誉录，考官改卷时一般不注重书法。但到了殿试就极为重视，文字含糊不清还可以，要是触犯了忌讳，违背程式那就大大的不敬。这种风气是自道光以后才渐渐成型的。咸丰元年（１８５１），御史王茂荫曾奏请重文不重字，因礼部不同意而作罢。

由于科举有了如此规定，士子们为了毕生荣辱，便不得不重视起书法来。于是，书法界中兴起了馆阁体，并独擅一时。光绪二十九年（1903），科举制度已成强弩之末，经袁世凯等人奏请，清庭已同意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但专尚书法之风依旧。当年状元山东王寿彭的馆阁体端正大方，不仅是其高中的原因之一，更是其得以参加会试的关键。光绪二十八年山东乡试时，主考官房师余际春看了王的卷子，毫无感觉，原拟不予推荐。但有人向余建言说，王虽文章平平，其馆阁体却是朝廷殿试最为欣赏，如果推荐，取中举人，阁下就可预收了一个翰林门生。于是，余际春把王寿彭的卷子荐上。果然，王寿彭洪福齐天，连试连捷，最终高中状元。

清朝最后一科—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的甲辰科，仍然重视书法。广东高要人陈重远，乃是康有为的弟子，少负才学，癸卯，甲辰连捷乡会试，得殿试对策。当时清廷实行新政，仕子兴畅论地方自治诸事，弼翌纵横，不落陈套，字体也不独遵馆阁体。陈自个估计要是遇上了主张变革的读卷官，名列鼎甲有望；如果是守旧大臣，则名列三甲之末。揭晓后果然居三甲后列。朝考时，他满以为会列为一等留馆做庶常，不料被抑置三等，授内阁中书。陈重远的遭遇是清朝科考倚重书法的结果。可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陈重远后来由进士馆选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得博士学位。他自己后来说，倘若不当中书而当知县，赴美留学是不可想象的。

诸位不要以为书法大家若去参加科考便可以书法逐魁，马失前蹄，阴沟翻船之事也得见于史。光绪二年（１８７６）丙子科殿试，考生浙江人冯文蔚，书法景致，其美女簪花诗远近闻名，自己都在想我不当第一谁当第一。哪知半路杀出两个程咬金，山东人曹鸿勋，山西人王赓荣大卷字工夫坚切庄严，其馆阁体远在冯氏之上，结果，这科的状元为曹，榜眼为王，冯只能位居三甲末席－－探花！想到此老冯心有不平啊，真是时运不济，偏与吃馒头吃面的北方大汉同考，假如不遇到这北方两强，状元非他老冯莫属！

科举考试本是朝廷的抡才大典，为国家选拔人才，补充官吏队伍。至清末几朝，沦为书法大赛，选出来的人中看不中用。清朝本楚楚可危，如今连能盘旋周转的人都找不到了，不早亡也算是福气。不过这当官的如果字写得漂亮了，出来混兴许还能别有收获。想当初江西副省长胡长青同志那个字就是漂亮，南昌街头何处不见其＂胡体”。当然了胡省长的字可不是白送的，明码标价，一字千金，真是当官捞钱两不误，日子过的滋润。却不知时过不久，老胡同志因经济问题锒铛入狱，结果是大街上又刮起了铲字风。老胡同志在狱中不知有何感想。。。。

姓名的喜与忧

科举考试，不是一并地以才华取士，师生学统甚为重要，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无法预料和常人不知的因素，在此略举一二，应试者的姓名就是其中一点。

道光年间，安徽天长的戴长芬中了头名状元。他的金榜夺魁，全属机遇偶然。据说，那次殿试，原拟定的一甲第一名是江苏高邮的史求。最后呈皇上审批，道光皇帝一看史求此名，史求不就是“死囚”么，很不吉利，遂勾去不取。后看到二甲第九名时，心头顿时一阵狂喜，立即提笔点为头名状元。因为大清朝天长第九（天长地久），戴戴（代代）兰芬，真是大吉大利。可是不久之后，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何来天长地久代兰芬！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于辛丑年光绪三十（1901）万寿的恩科和壬寅年(1902)正科会试没有举行，准备在这一年合并举行，同年还开了乡试。因为次年是慈禧的七十大寿，主持三试的官员都十分留意吉庆之兆。朝廷经过筛选，派出头两批去云贵两广主持乡试的考官，李哲明，刘彭年，张星吉，吴庆坻，达寿，景永昶，钱能训，骆成骧，将此八人名字联缀起来就成了”明年吉庆，寿景能成”，果然大吉大利。这八个考官真得感谢父辈当年给自己取名有先天之见。外放考官尚且如此，录取的进士当然更不得马虎。于是当年殿试，便取一个名字中有”寿”字的状元，以示预祝慈禧寿诞，王寿彭录为状元，固然有因其写得一手好的馆阁体之故，但更因其名字念起来就象”万岁万岁万万岁”。于是便点了他做金殿传胪第一声。为此，王寿彭写了一首打油诗解嘲：“有人说我是偶然，我说偶然亦甚难。世上纵有偶然事，岂能偶然再偶然。”

王寿彭因名得福，但是因名得害的也不乏他人。某年，有个贡士叫王国钧。本来名字是取得不错的，国钧，国家之重任，大概用的就是白居易赐樊著作中的”卒使不仁者，不得重国钧”之意。当年殿试，王国钧本名列前茅，无奈慈禧念了他的的姓名后，说: “好难听啊，这三个字跟“亡国君”相像，太不吉利了。 ”因此王被仰置三甲，蹉跎终身。另有一人叫范鸣璚，咸丰二年（1852）殿试卷取在前十名，咸丰帝因其姓名读音近于＂万民穷＂，是不详之兆，只授以内阁中书。到了光绪三十年（1904），历史上最后一届殿试时，姓名的好坏依旧起了决定作用。当时八位阅卷大臣拟定的金榜排名单为：一甲一名朱汝珍，二名刘春霖，三名商衍鎏……及第的名单递到慈禧手中，她就开始皱眉头了。第一名朱汝珍，“朱”姓与广东籍贯，让她联想起了太天天国的洪秀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及革命党人孙中山等。加上她害死珍妃，对“珍”字也敏感。再看第二名刘春霖，首先籍贯就好，“直隶隶宁”，当时天下大乱，正该“肃宁”一下，名字也吉利，当时正值大旱，谁不盼着下点“春霖”？另外，刘春霖书法不错，曾受人之托为慈禧抄过《金刚经》。于是慈禧便将刘春霖点为状元，朱汝珍只好屈居第二了。

相貌的乐与悲

清代科举，有一模特专科，不试文章书法，专看相貌。（按清代制度，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特设大挑一科，可以参加名为“大挑”的选官程序，也就是对于考试老也考不上的“困难户”落实一下政策，给一个做官机会。）挑选的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个字。同，面孔方长；田，面孔方短；贯是头身子直长；日，表示身体胖瘦高矮适中而有端直。符合这前四个字就可选中。身，表示身体歪斜不正;甲，头大身小;气，一肩高耸;由，头小身大。后四个字，沾上一个，就要落选。挑选的时候，二十人站一排，从中挑一等三人，二等九人。所余八人就是落选者，俗称“八仙”。承担此事的王公大臣照例先挑出不取的人，挑起一个叫”起去”，就是“八仙”落选的信号。

陕西米脂人高照煦，赴挑之前自认为长得体高脸方，五官端正，定是一等不差，亲友也多对其大加期许(关中大汉，自古就是一副好身板)。凑巧的是，他到场被列入最末一班，该班仅余十三人，照例只能挑一等一人，他站在第十一位，王公大臣把他与第九位反复比较，再三衡量，结果给了他阁屈居第二。又有一年，山东有个举人也是个身躯魁伟的伟丈夫，竟然沦入八仙之例。此人义愤填膺，拦轿质问王公大臣: “大挑以什么为根据？ ”熟知此事的大臣一听就知道又是一位不服落选者，回答说: “我挑命也。”该举子无言以对。此公实在想不开，在如此的社会环境中，当官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得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相貌挑选完全是靠撞大运凭考官的个人印象分来决定。搞什么拦轿质问，倒不如泰然处之。

军机大臣阎敬铭，曾任户部尚书，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的进士。中进士前，曾参加大挑，落入”八仙”之例。阎敬铭体貌属小字号，身高又不满五尺（不到 165厘米），两脸哪个都不像，而是像个枣核，眼一高一低，活形容实在猥琐异常，脱脱一个乡村老头。阎就挑时，刚跪下，某亲王既厉声喝到：“阎敬铭站起去！”挑都不用挑了。阎敬铭“出去”之后，没有别的出路，只得继续报考下一科的会试。后来中了进士，胡林翼奏调阎总办东征粮台，疏中有“阎敬铭气貌不扬，而心雄万夫”一语，既针对大挑落选受辱经历而言的。

阎敬铭以体貌猥琐被摈于挑场，而另一个相貌极丑之人金孝廉却因丑入选。金某五官布局极不合理，观者都发笑不敢正视。此公一进挑场，某王首先挑选他为第一等。一时间其他王公大臣相顾错愕，那位王爷说: “不要惊讶，此人胆量可嘉! ”众人仍不解其意。该王解释:：“此人面目如此，却敢于进入挑场。没有三国姜维的胆量，岂能达到这种地步，可见是块做官的材料！”

大挑选官，是给会试落榜的举人另一条仕途出路。身高，长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先天的遗传，并不是经过个人后天努力能达到的。个人的奋斗，不管怎样艰苦卓绝，也无法实现，不得不救助于天命。难怪那些听了”挑命”的回答，哑口无言，心服口服。

清朝科举制度

admin — Sun, 01 Nov 2009 05:41:59 +0000

如果我是一个生活在清朝的农民子弟，我想出人头地，我该怎么办？

第一步，我要参加县里的考试，这个叫做“县考”。

第二步，县考及格了，我就要参加市里的考试。清朝的时候，“市”叫做“府”，市长叫做“知府”。所以市里的考试叫做“府考”。

第三步，知府上报通过府考及格线的考生名单，中央会派教育部特派员“学政”组织以“府”为单位的“院考”。

第四步，院考及格了，就是政府认定的知识分子了，叫做“生员”，可以自称为“秀才”。

第五步，成了秀才以后，有两条路可以选。第一条路是不再要功名了，那么我必须参加朝廷组织的每三年一次的秀才资格考试“岁考”。“岁考”不及格，“秀才”头衔就会被剥夺。第二条路是继续争取功名，我要考“举人”，那么我必须参加府一级的举人报名考试“科考”。

第六步，科考及格了，我就能参加省一级的举人资格考试“乡试”。只要是通过“岁考”和“科考”的秀才，朝廷就会发给口粮，读书算是没有白读了。“科考”中成绩最好的考生叫做“贡生”，就是可以向朝廷推荐的人才，也就具备了做小官的资格。优贡一等可以做县长（知县）候选人，三等也具有做县教育局长（训导）的资格。

第七步，乡试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参加人数大约在100人左右，考过了就是“举人”。乡试第一名叫做“解元”。

第八步，乡试及格了，我就能参加朝廷组织的全国性考试“会试”。会试也是每三年举行一次，时间是乡试的次年，地点在首都北京。“会试”第一名叫做“会元”。

第九步，会试及格了，我就能参加最终的考试“殿试”了。殿试也是在北京考，通常是在故宫太和殿，由皇帝亲自主持。

第十步，殿试及格了，我就算考中了，叫做“进士”了。进士按照成绩，分为三等，分别是一甲、二甲、三甲。一甲就是前三名：状元、榜眼和探花。前三名由皇帝亲自定，考官把参加殿试的考卷大约选出十份，送到皇帝面前，由皇帝最后点前三名，点出第一名就是状元，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是探花。在科举考试的时候，连中三元是很难的。就是乡试的时候，我得了解元，会试的时候，我得了会元，殿试的时候又得了状元，就是连中三元，三个考试都考第一。

[参考资料]

1. 《胡适口述自传》第二章。

2. 阎崇年《清朝选官的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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