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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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四年（1824年），洪泽湖决口，河漕受阻。协办大学士英和指出，要解决漕运危机，唯有“暂雇海运”，得到道光帝、琦善和陶澍等人的支持，于第二年将江苏漕粮全部海运，由此开始了清朝历史上的首次漕粮海运，但仅实行一次即宣告停止；直到二十余年后，漕粮海运才再次启动。因而，道光初年这次漕粮海运的利弊得失、是非曲直，值得思考。
一、漕粮海运的争论及筹措
唐宋以来，经济重心南移，南粮北运，成为历代统治者最为关注的问题。清承明制，额征漕粮，每年经运河运抵京通二仓的，约300万石，供皇室、官员消费及八旗兵丁口粮，因而在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清中叶后，随着吏治的腐败，漕政日趋败坏，交仓粮额日减，质量下降，弊端渐多，各种问题牵连纠葛，整个漕运体系成为一个大的贪污网，使得河运漕粮再也难以维系下去，从而使得海运在清代的漕运体制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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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军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境内肆意进行破坏、抢劫和勒索；战争结束时，又敲诈了大量赔款。这些，都对中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一 战时英军的破坏、抢劫、勒索和战争赔款
这次战争前，英国鸦片贩子在中国沿海早就泊有全副武装的鸦片走私船。一八三九年三月，英国驻华代表、商务监督义律(C．Elliot)命令英商缴出鸦片后，随即退居澳门，组织鸦片走私船队，多次进行武装挑衅。
一八三九年十月十八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H。J．T．Palmerston)训令义律，称即将派遣海军封锁珠江和白河。十一月四日，他又在给义律的训令里说，英国发动战争的目的，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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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录自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出版，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
1840—1894》上册，第二章第一节。收入本集时文字略有改动。
“不列颠君主所派官员个人所受的暴行，从而也就是对不列颠君主所受的侮辱要求道歉；其次，对于以暴力囚禁不列颠人民而以其生命勒索去的赎金必须要求偿还；由于被中国政府当作赎金收取去的特种物品不能归还回来，陛下政府必须坚持那种物品所值的价值应由中国政府给还；要中国政府偿还行商所欠某些不列颠商人的债务；为索取补偿而派遣远征军到中国，将支出庞大的开销，中国政府必须支付其一部分”①。英国的这些要求，后来都据《江宁条约》而得到了。
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四日，巴麦尊致英国海军部的咨文里提出英军的战略方针：“占领中国沿海的某处岛屿，以之作为供应与行动基地”；“相信舟山群岛的一个岛，似乎很合乎这样的要求”；“立刻对中国沿海的某些场所实行严格的封锁”，“有理由相信监视四个或五个主要地点就够了，例如珠江、厦门、台湾、舟山群岛附近沿海、黄河口、白河”。“海军司令同时应该捕捉或扣留一切找得到的悬挂中国旗帜的商船，不管是政府的或其臣民的，都是一样。”“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双重的：首先，是以截断沿海贸易来困扰中国政府；其次，尽可能多多掌握中国人的财产，用以保证中国政府答应(我方)提出来的要求。起初可能有大量的商船落人陛下巡逻艇之手，接着为了避免被捕捉，其余船只就会留在港内，帝国所有沿海省份都会痛切感受贸易停顿的影响的。”②英军在华的前期行动方针，就是根据这个训令进行的。后来，英国政府又训令英军深入长江，进军南京，从而英军又在长江沿岸执行同样的行动方针。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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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一直都觉得清朝的衰落在于乾隆中期。问中提到几个十多年后可以呼风唤雨的人物。穆彰阿 陶澍 琦善。
费正清
政府的省一级新官员上任时带着皇帝的诏书，要他们在自己权限内改革官僚行政。可是，中央政府的改革办法在省一级遇到了和珅时代流毒的干扰。由于这种干扰，产生了在对待平定白莲教叛乱和对待地方政府腐化问题上的冲突。第三方面的冲突是漕运制度的行政问题。
漕米是中央政府在省里经管的三大要政之一（其余两件是盐务和黄河的河道管理）。漕米之政是征集中国南部和中部八个省份的租米，然后运来北京用以供养京师的宫廷成员和贵族，并储积在仓廒中以待在中国北部分配。这种征集和运输制度有它自己的主管部门，它与正规的省级官制相平行，并且与河道总督衙门相重叠。它的主管叫“漕运总督”，衙署设在江苏省的淮安。漕运总督之下设省一级漕官，担负漕米之省各设一人，这些漕官直接向漕运总督负责，不向他驻在省的总督负责。漕官则监管征集漕米的体系，其人员大部分是非官制的人员。这些人员中多数是由住在运河边的屯田的世袭船户“旗丁”组成。雇用这些船户的运粮船组成了多达一百只船的船队。漕运衙门也有它自己的用于护卫运粮船的民兵，沿运河的河闸有它自己的检查员和检查站，也有它自己雇用的肩夫，后者把粮米从县的征集站运往运河上的仓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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