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任公之政治手段，我十分鄙视，政治思想我十分敬仰。、
此文出自《新民说》。
还是那句话老话， 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
任公我认为两端评论很精彩。稍微标注一下。
任公的文章，看出任公对泰西的了解，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对古典哲学的了解。我这辈子恐怕都追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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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之初级也，有部民而无国民。由部民而进为国民，此文野所由分也。部民与国民之异安在？曰：群族而居，自成风俗者，谓之部民；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以成国者也。
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
所谓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者何也？人之所以贵于他物者，以其能群耳。使以一身孑然孤立于大地，则飞不如禽，走不如兽，人类之翦灭亦既久矣。故自其内界言之，则太平之时，通功易事，分业相助，必非能以一身而备百工也；自其外界言之，则急难之际，群策群力，捍城御侮，尤非能以一身而保七尺也。于是乎国家起焉。国家之立，由于不得已也，即人人自知仅恃一身之不可，而别求我相团结、相补助、相捍救、相利益之道也。而欲使其团结永不散，补助永不亏，捍救永不误，利益永不穷，则必人人焉知吾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每发一虑，出一言，治一事，必常注意于其所谓一身以上者（此兼爱主义也。虽然，即谓之为我主义，亦无不可。盖非利群，则不能利己，天下之公例也）。苟不尔，则团体终不可得成，而人道或几乎息矣。此为国家思想之第一义。
所谓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者何也？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夫事务所为公司而立乎，抑公司为事务所而立乎？会馆为村市而设乎，抑村市为会馆而设乎？不待辨而知矣。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以相越，故法王路易第十四“朕即国家也”一语，至今以为大逆不道，欧美五尺童子，闻之莫不唾骂焉。以吾中国人之眼观之，或以为无足怪乎？虽然，譬之有一公司之总办，而曰“我即公司”，有一村市之值理，而曰“我即村市”，试思公司之股东，村市之居民，能受之否耶？夫国之不可以无朝廷，固也。故常推爱国之心以爱及朝廷，是亦爱人及屋、爱屋及乌之意云尔。若夫以乌为屋也，以屋为人也，以爱屋爱乌即爱人也，浸假爱乌而忘其屋，爱屋而忘其人也，欲不谓之病狂，不可得也。故有国家思想者，亦常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此为国家思想之第二义。
所谓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者何也？国家者，对外之名词也。使世界而仅有一国，则国家之名不能成立。故身与身相并而有我身，家与家相接而有我家，国与国相峙而有我国。人类自千万年以前，分孳各地，各自发达，自言语风俗，以至思想法制，形质异，精神异，而有不得不自国其国者焉。循物竞天择之公例，则人与人不能不冲突，国与国不能不冲突，国家之名，立之以应他群者也。故真爱国者，虽有外国之神圣大哲，而必不愿服从于其主权之下，宁使全国之人流血粉身靡有孑遗，而必不肯以丝毫之权利让于他族。盖非是则其所以为国之具先亡也。譬之一家，虽复室如悬磬，亦未有愿他人入此室处者。知有我故，是故我存。此为国家思想第三义。
所谓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者何也？宗教家之论，动言天国，言大同，言一切众生，所谓博爱主义，世界主义，抑岂不至德而深仁也哉，虽然，此等主义，其脱离理想界而入于现实界也，果可期乎？此其事或待至万数千年后，吾不敢知，若今日将安取之？夫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之进步立止。由一人之竞争而为一家，由一家而为一乡族，由一乡族而为一国，一国者，团体之最大圈，而竞争之最高潮也。若曰并国界而破之，无论其事之不可成，即成矣，而竞争绝，毋乃文明亦与之俱绝乎？况人之性非能终无竞争者也。然则大同以后，不转瞬而必复以他事起竞争于天国中，而彼时则已返为部民之竞争，而非复国民之竞争，是率天下而复归于野蛮也。今世学者，非不知此主义之为美也，然以其为心界之美，而非历史上之美，故定案以国家为最上之团体，而不以世界为最上之团体，盖有由也。然则，言博爱者，杀其一身之私以爱一家可也，杀其一家之私以爱一乡族可也，杀其一身一家一乡族之私以爱一国可也。国也者，私爱之本位，而博爱之极点，不及焉者亦野蛮也，过焉者亦野蛮也。何也？其为部民而非国民，一也。此为国家思想第四义。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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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可谓清学史研究领域内的一本必读书。以往对《概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其史学价值的讨论，然而，我们不应忘记，梁启超作为一位学者的同时也是一位政论家、社会活动家，他在写《概论》的时候，正是他社会活动的又一高峰期，因此他很可能受到学者之外的其他身份的干扰，尤其是《概论》中论晚清思想界的内容，与当时的思想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仅仅从史学史的角度来分析《概论》显然是不够的，对此书写作背景的历史分析也应列入考察范围。本文便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对《概论》中梁启超笔下的晚清思想界进行剖析，试图揭示这部本史论的时代烙印，并从中寻绎出《概论》成书前后的思想界和梁启超本人的真实状况。
远因与近因：《清代学术概论》成书缘起
梁启超对清代学术史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早年他在日本主持《新民丛报》时，曾写过一篇名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以下简称《大势》）的长文，此文最初连载于1902年《新民丛报》，但写至中古思想时便因为梁启超的北美之旅而中断，1904年，梁启超回到日本，重新开始写这篇长文，但跳过了隋唐佛教和宋明理学，直接写第八章“近世之学术”，论述就是清代学术。1918年，他辞去财政总长之职，赋闲在家，为子女们讲授“学术流别”，其中有一讲也是“前清一代学术”。[1] 1920年初，梁启超在欧游一年后回到中国，同年秋，他开始闭门撰写《概论》，连罗素访华也顾不得去迎接，前后仅十五天便完稿，同年十一月起在《改造》杂志上连载，当时此文名为《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次年，单行本修改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始名为《清代学术概论》。
据梁启超本人的介绍，他写《概论》的动机有两条：“其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其二，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2] 可见，此书之作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如实记录梁启超本人亲历的晚清思想界的状况，一是为了将清代学术史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史相比较。若从《概论》的内容来看，后一目的似乎是主要因素，因为整本书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后人引用梁启超此书观点时也往往标举“以复古为解放”作为此书中心。然而，是否以此便能判断它为《概论》成书之主因？窃意不然。
正如梁启超所自述，他作此文原欲为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刘文楠：并非实录的鈥準德尖潻ぉち浩舫肚宕醺怕邸芳捌湫醋鞅尘
但是从时间上看，蒋书完稿于1920年12月5日，而梁启超的序，即《概论》，则至少在10月14日以前就已经写完了。[3] 当时梁启超在政治上正忙于制宪运动、废兵运动，在学术上则忙于组织共学社、迎罗素来华讲学、改造中国公学等事，怎么会有时间去写这篇并不急需要写的序呢？因此，梁启超写此书的两个动机中，后一个动机的重要性就难免受到怀疑，它作为远因肯定是起到作用的，但使其“下笔不能自休”的直接原因恐怕另有所在。
再来看看促使梁启超撰写此文的另一动机。《概论》在出单行本前刊登在《改造》上的小序与后来单行本中的略有不同，曰：“旧历中秋前十日在京师省胡适之病，适之曰：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4] 由此可知，胡适与梁启超关于“今文学运动”谈话的确切时间为1920年公历9月16日（该年中秋为9月26日）。10月4日，梁启超在与张东荪信中言及，此文已写了一半。[5] 而10月14日，梁启超为此文写的序则曰：“自属稿至脱稿，费十五日，稿成即以寄《改造杂志》应期出版”。[6] 假设，梁启超撰文速度不变，以10月4日为准，则此文的写作时间大致从9月27日到10月12日左右。当时梁启超家在天津，以人情推，在中秋前，梁启超应由京返津与家人过中秋。从梁启超的自序看，《概论》乃一气写成，如果说梁启超在回天津过中秋节后不久便开始动笔撰写此书则时间正吻合。梁启超本人给胡适的信中也称：“公前责以宜为今文学运动之记述，归即嘱稿，通论清代学术”，[7] 其中“归即嘱稿”之“归”当指归天津，与胡适谈话后几乎同时梁启超就开始写此文，其心情之急迫可见一斑。
因此，从时间的先后来看，这两个动机的主次之分便很明显，为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写序固然是梁启超由来已久的念头，但对其成文真正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助产士”却是与胡适关于晚清“今文学运动”的一席谈。
纪实与虚构：《清代学术概论》中的晚清思想界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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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读萧一山先生的书，引用到他的老师任公之《论私德》。 把《饮冰室文集》拿出翻翻。
最近不知道该做什么，去京都大学研究汉学，还是去折腾历史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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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10月4日、11月2日）
吾自去年著《新民说》，其胸中所怀抱欲发表者，条目不下数十，而以《公德篇》托始焉。论德而别举其公焉者，非谓私德之可以已。谓夫私德者，当久已为尽人所能解悟能践履，抑且先圣昔贤，言之既已圆满纤悉，而无待末学小子之哓哓词费也。乃近年以来，举国嚣嚣靡靡，所谓利国进群之事业，一二未睹，而末流所趋，反贻顽钝者以口实，而曰新理想之贼人子而毒天下。噫，余又可以无言乎！作《论私德》。
一私德与公德之关系私德与公德，非对待之名词，而相属之名词也。斯宾塞之言曰：“凡群者皆一之积也，所以为群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群者谓之拓都，一者谓之么匿。拓都之性情形制，么匿为之，么匿之所本无者，不能从拓都而成有，么匿之所同具者，不能以拓都而忽亡。”（按：以上见候官严氏所译《群学肆言》。其云拓都者，东译所称团体也：云么匿者，东译所称个人也。）谅哉言乎，夫所谓公德云者，就其本体言之，谓一团体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构成此本体之作用言之，谓个人对于本团体公共观念所发之德性也。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群聚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故一私人而无所私有之德性，则群此百千万亿之私人，而必不能成公有之德性，其理至易明也。盲者不能以视于众而忽明，聋者不能以听于众而忽聪，怯者不能以战于众而忽勇，故我对于我而不信，而欲其信于待人，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交涉而不忠，而欲其忠于团体，无有是处，此其理又至易明也。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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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冰室文集
@金芝：“史上最牛毕业证”。毕业证的主人叫李鸿樾，“清华学校研究院”毕业，说这张毕业证书牛，是因为导师一栏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
李济、赵元任、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神话导师队伍。 //@十年砍柴:两江总督李兴锐的后人吧。镇压伟大的农民起义的地主官僚的后代，能有好果子吃。 //@石扉客:这位李先生后来任浏阳一中校长，我家老头在这所学校上学时，这张文凭的主人刚卸任不久。据称老先生后来隐居乡间，政治运动中，晚景颇凄惨。
我所向往的清华是八十年前的清华。 看了不少民国大学生写的书。感觉现在清华北大教授都跟他们差距不小。 让现在清华北大的教授去考八十年前的清华，他们未必能考上。
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这样的偶像就不用说了。
说后边两个人。 赵元任有篇奇文。
《施氏食狮史》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
十时，适十狮适市。
是时，适施氏适市。
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
氏拾是十狮尸， 适石室。
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
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
食时，始识是十狮，实十石狮尸 。
试释是事。
李济也是语言大家，人家搞甲骨文的。 安阳殷墟就是这位大牛发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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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
陈寅恪
赵元任和章太炎是语言大家，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是史学大家。不过他们的语言水平也是超强。会十多种门语言的历史学家。
姜亮夫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大家之一，在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古史学等领域造诣精深。姜先生毕业于清华研究院，受业于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具有纯洁的学术精神、庄严的文化使命感和严格的规范意识。
1942年，有感于当时学术界存在的不健康乃至丑陋现象，他写了《学术四箴》这篇文章。“箴”即箴言，是带有规劝性的话。他写得实在精彩。我现在把他的论述要义抄录于下：
一戒标榜。什么是标榜？简单点说，是“言过其实”。无其实而以虚言动人听闻，或以比勘衬托，以显扬其能，或以张皇幽缈，以坐实其人皆是。这在学术上，做人的态度上，都是不忠实……我们现在学术上的情形，自吹自打，靦不为怪的情形，如此其多，已大可怪，而系统、派别的严明，似乎是坚兵而深垒；从公的机关，到私的机关，都是如此。要是那个系统的人，才有谈这门学问的资格，非外人所能沾溉。只要有机会，得到一点什么权能，便把持操纵，无所不为，不论是非，不论善恶，甚至不容有是非，有善恶。于是每个学术团体，都筑起些铜墙铁壁，学亦成阀。师以是为学生吹，学生以是为师捧，学术上只有些人的系统，而无学术的真伪是非，一切研究工作的人，形成一种以标榜门户为进身，为团结，为投靠的方法。而提携援引的人，也自鸣得意，等到他已做到“附庸蔚为大国”以后，也来一套大言欺人，不知羞耻，这是我们学术界的一部分现象。从前的文人被政治统制，现在还加上系统派别与文化商人的统治，这实在是大不应该的现象，求独立自主的学人啊！只有竖立自己的人格，毫不妥协，个人即使冻馁，学术仍可推进，此一戒也。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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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梁启超撰成《清代学术概论》，距今已六十余年了。我们还没有产生一部取而代之的著作来。我近为研究生讲授清代学术史，即以此书为纲要。深感其开拓精神，远非同主题的其它作品所及。但嫌其简略，且间有疏误，因为之疏通证明。一、探索此书产生的过程；二、解释内容；三、证补资料。本文发凡起例，作为自序云尔。
一
（１）梁氏创作《清代学术概论》之动机，见《自序》：
我著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吾：“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其二，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予序，我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我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
按：梁氏于１９２０年１０月，撰述清代学术史。１０月４日，梁氏与书张东荪：“顷方为一文，题为《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为《改造》作，然已褎然成一书矣，约五六万言），颇得意，今方得半。”（本文所引梁启超与友朋往来书信，都据《梁任公年谱长编》。以下不一一注明。《改造》，杂志名。）对此书的属稿，确也受胡适的影响。１０月１８日，梁氏与书胡适：“公前责以宜为今文学运动之记述，归即属稿，通论清代学术，正拟抄一副本，专乞公评騭。得百里书，知公已见矣。关于此问题资料，公所知当比我尤多，见解亦必多独到处，极欲得公一长函为之批评（亦以此要求百里）……望弗吝教。”百里，蒋方震字。蒋于是年撰《文艺复兴史》，迭见于蒋致梁启超书。６月２８日函：“《文艺复兴史》已成一半。”７月２日函又云：“《文艺复兴史》已成一半。搜集材料甚苦。”这书脱稿后，梁氏即为作序，成《清代学术概论》，决意分别刊行，而由蒋方震为之序。其文说：“方震编《欧洲文艺复兴史》既竣，乃征序于新会，而新会之序与原书埒，则别为《清学概论》，而复征序于震。”可相印证。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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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最近在读马克斯韦伯的《以学术为业》《以政治为业》。看了些韦伯对布尔什维克的研究，预测俄国革命。 提前十几年都预测的十分正确。
任公和陈寅恪都是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研究社会主义的人。
我党是1921年成立的，也就是民国十年。
今天在读民国二年的一本书《容庵弟子记》。讲很多关于项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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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现代中国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从戊戌维新开始就是思想界的重镇，几乎所有重要思想的产生、引入、争论，无论是赞同还是坚决反 对，他都不同程度卷入，不是领军人物起码也是主角。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潮异军突起，思想界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激烈论战。作为文化思想界的“重量级” 人物，梁启超当然也是这场重要论争的主角之一。
对社会主义思潮，梁启超早就有所了解，成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介绍者之一。在1906年与革命党辩论时，他就对同盟会中某些人主张建设“社会国 家”的主张提出质疑：“即行社会革命，建设社会的国家，则必以国家为一公司，且为独一无二之公司，此公司之性质，则取全国人民之衣食住，乃至所执职业，一 切干涉之而负其责任。”（《杂答某报》）看官须知，此话写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十年之前，也就是说，在尚无任何“实例”可供参考借鉴之时， 他仅凭只言片语就能看到在这种体制下所有权力都为国家所有、个人将无任何权利的巨大危险，确实深具洞见。当然，这只是他的“洞见”，与其他所有人一样，并 没有对这个问题继续作深入的学理上的研究探索。近四十年后，原籍奥地利、后加入英国国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对这个问题 作了深入研究。他从经济学、社会学和知识论等诸多方面探索这一问题。他论证说：“在一个经济生活受到彻底管制的国家中，甚至形式上承认个人权利或少数人的 平等权利都会失去任何意义”；“由于在现代条件下，我们的每一件事几乎都要依赖别人来提供手段，因而经济计划几乎将涉及我们全部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我们的 原始的需要到我们和家庭、朋友的关系，从我们工作的性质到我们闲暇的利用，很少有生活的哪一个方面，计划者不对之施加‘有意识的控制’”；“如果我们面对 一个垄断者时，我们将唯他之命是听。而指挥整个经济体系的当局将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垄断者，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86、91、92页）当然，除了学理深厚外，哈氏比梁启超有利的一点是，此时毕竟已是“二战”末期，苏联的“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和纳粹 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特点已充分显露。此后几十年，哈耶克穷比重之精力致力于此，巨著不断，终成这一学派的领军人物。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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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
梁启超
1922年3月4日，梁启超应北京大学哲学社的邀请去为他们作一次演讲。这种事在梁启超本也寻常，可是他偏偏挑了一个不大一般的题目《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
这里的“评”即“批评”。用梁启超自己的话：“批评和介绍不同。介绍，只要把这书的要点和好处提挈出来便够了；批评不单是如此，是要对于原书别有贡献……所以我只是把我认为欠缺或不对的地方，老实说出。”
既然如此，为何说他挑的是一个不大一般的题目呢？一、《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后，胡适见到梁启超，曾请他予以评正；二、北京大学，是胡适任教授的地方，哲 学社，又是胡适积极参与的团体。到这里来批评胡适的著作，在常理看，有些不尽恰切。连一贯宽容的胡适后来也在日记里说此事：“这是他（梁启超）不通情理的 表示……”
当时的胡适，刚在《新青年》杂志打了几个大仗：鼓吹文学上的“八不主义”；鼓吹“文学改良”；推动白话文发展；努力新诗创作……两年前出版新诗《尝试 集》，“暴”得大名。借此东风，又出版了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30岁刚出头，就如此顺帆高张，用“春风得意”形容，也许不算夸饰。
此时的梁启超，虽然受聘清华、燕京作教授，但较之20多年前在上海《时务报》上一篇接一篇的新兴气锐，“笔锋常带情感”，精彩动人的宣传变法维新文章，名动中国士林的气象，到底不能同日而语。在这样的时候，出来批评一位“时代新锐”的著作，似乎就有些不合时宜。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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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友：直到20世纪，曾国藩仍然是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魅力未减，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袁：这的确是非常有趣的现象。蒋介石奉曾国藩为楷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梁启超、蔡锷也崇拜他。甚至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对曾氏推崇备至。1917年他致信友人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长沙。直至1920年6月，他仍虔敬地念叨：“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毛泽东：《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1920年6月23日)，同上第490页。更有趣的是，蒋介石留下了“手钞曾文正嘉言录”的记录，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5年1月2日条。香港龙门书局1965年影印。而毛泽东的《讲堂录》中，也一再摘抄曾氏的格言。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1、592、593页。同时，这不是他们几个人的偏爱，而具有相当的广泛性。20世纪上半叶，《曾文正公家书》是许多家庭的教子书。1949年以后这部书在大陆销声匿迹三十多年，至80年代又成了书店中的常见书。1911年春蔡锷应聘至滇任新军第19镇37协统领官，选编《曾胡治兵语录》为“精神讲话”教材，该军后来在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17年4月，商务印书馆刊行了这本语录。黄埔军样创办伊始，校长蒋氏将之略加补充，又印发全校“人各一编”。国民党老一辈的将领没有读过这本书的恐怕很难找到。如果考虑到共产党的不少名将和重要领导人—周恩来、林彪、徐向前等都曾在黄埔工作或学习；加上1943年延安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刊登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读》，要各级军官学习；《中国兵书集成》第50卷卷首说明，解放军出版社、辽沈出版社联合出版。其影响的广泛和深刻更不容低估。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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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梁启超
贫道也是十分希望看到君主立宪。任公也做了很大努力。 袁大总统君主立宪成功那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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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输给“革命”令人惋惜，然而不能因此以感情代替理性分析，应理性地看到，立宪派的“路线图”确实完美，但清政府的所作所为最终使其成为废纸一张；说到底，立宪是被清政府“遏制”的。
1908年《申报》上刊登的一幅反映清末立宪的漫画，作者的意思是立宪制度与君主专制一脉相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清末立宪与革命的赛跑中，前者输于后者，令人扼腕，因为接踵而来的就是灾祸不止的社会大动荡。邵建的《革命遏制立宪》和《立宪派的民主路线图》令人获益匪浅，但仍应进一步追问：立宪为何被革命遏制？一个美好的“路线图”为何没能实现？
谁都没想到武昌起义两声枪响就使大清王朝轰然坍塌，远在美国科罗拉多的孙中山第二天才从报纸上得知此事。偶然“两枪”即使一个王朝覆亡，亦说明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已经根本动摇。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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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的孫子。
前清政府真是腐败，出了我爷爷梁启超。中华民国真是不行，出了我爸爸梁思成。现在我从伟大的祖国来，出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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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国朝张缙《示张在人书》曰：“凡人流品之高下，数言可决者，在见己之过，见人之过；夸己之善，服人之善而已。但见己之过，不见世人之过；但服人之善，不知 己有一毫之善者，此上流也。见己之过，亦见世人之过；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取长去短，人我互相为用者，其次焉者也。见己之过，亦见世人之过；知己 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以长角短，人我分疆者，又其次焉者也。世人但见人之过，不见己之过；但夸己之善，不服人之善者，此下流也。余昔年至西洋，见各国 都城，皆有大戏园，其规模之壮丽，装饰之辉煌，固不必说，但每演一剧，座客几万人，肃然无声。今曰中国所创开各文明新舞台，固欲规仿西制也。然每见园中观 剧座客举止嚣张，语言庞杂，虽有佳剧妙音，几为之夺。由此观之，中国比西洋各国之有教无教，即可概见。尝闻昔年郭筠仙侍郎，名嵩焘，出使西洋，见各国风俗之齐整，回国语人曰：“孔孟欺我也。”若郭侍郎者，可谓服人之善，而不知己有一毫之善，是之谓上流人物。
辜鸿铭先生是位大师，不过很多看法，我有点其他想法。
我到是认为。
知己之善，亦知世人之善，因之取长去短，人我互相为用者，其次焉者也。
比
但见己之过，不见世人之过；但服人之善，不知 己有一毫之善者，此上流也。
要好一些，当然，可能我层次比较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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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
这是一篇写成于一百年前的文章。一个世纪的风云，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今天，每位读到它的人，仍会为作者激昂的笔调下深沉的爱国热情所震撼。它的作者就是中国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梁启超。 梁启超（1873 – 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他作为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其在戊戌变法等影响中国现代进程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已为国人熟知。作为一名手不释卷、搏古通今的学者。他从1892年19岁留下最早的文字《读书分目课程》至1928年病魔迫使他停止《中国文化史》的写作为止，36度春秋，总著述达1400万字左右，影响之深远，近代著作家鲜有人能望其项背。任公还曾一度倾心于金石碑帖的收藏，他的收藏活动恐怕鲜为人知。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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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1月，梁启超终于结束长达15年的流亡生涯，返回祖国。作为蜚声海内外的“言论界的骄子”，他受到了各界空前热烈的欢迎。他在《鄙人对于言论 界之过去与将来》的演讲中说：“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
的确，从他1895年第一次办报到1929年逝世的35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几乎都与他和他所办的报刊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他开创了百年 言论史上极为重要的“梁启超时代”。
“以言报国”
1895年8月17日，年轻的梁启超追随老师康有为在北京一起办起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多年后，他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演说 时说，“日出一张”，“只有论说一篇，别无记事”，每册连封面10页，约4500字，梁启超“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1]，随宫门钞免费赠阅，还要 给人送酬金。这是梁启超第一次参与办报，是他所说的“沿门丐阅时代”。
1896年1月20日，强学会被封，《中外纪闻》与《强学报》一起随即被迫停刊，一共只存在了5个多月。同年8月9日，《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汪康年为经 理，梁启超为总撰述，他前后主持笔政一年多。《时务报》为旬刊，10天一期，每期20页，约3万字。“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 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2]《时务报》一纸风 行，不胫而走，发行量最高时达1.7万份，创下了当时报刊发行量的最高记录，“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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