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运动是美帝和台湾说法。 天朝的说法是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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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政治和总理衙门
自强运动在北京得到了总理衙门的支持，恭亲王任其领班大臣直到1884年（除了中间一段短暂的时期被名义上夺去全部职务外）。起初，总理衙门负责有关 通商事务的谈判，但到后来成为整个“洋务”的主要协调机构；“洋务”是清政府的一种新型活动，它包括对外交、外贸收入以及与贸易商人和传教士有关的一切事 务的处理，也包括涉及西方事物的新计划，如外语学堂、军队训练、兵工厂、造船厂、开矿、商船和海军等事宜的管理。总理衙门或者直接制定这些计划，或者在朝 廷上予以提倡。因而对于自强运动努力的成败，至少是部分地取决于总理衙门的政治势力。
从1861年总理衙门创设以来的大约二十三年中，人们把它 与军机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军机处的一个机构。总署大臣的人数不断增加：1861年为七人，1869年为十人，1876年为十二人。从 1861年到1868年，五名军机大臣中有三人兼领总署大臣；从1869年到1875年，五军机中有四人兼领；1876年到1881年，全部兼领（从 1880年起，军机大臣的人数增至六人）；而从1882年到时局大变的1884年，其中仍有四人兼领总署大臣。［1］ 由于军机处是清帝在处理重大政策和关键性人事问题方面的主要谘询机构，所以，总理衙门对实现清帝的政策和政纲就处于一种战略地位了。
当然，所有重要的提议仍然必须由清帝亲自批准。恭亲王和文祥（他在1876年死之前一直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两处兼职）享有权势的大小取决于这时行使着 君权的慈禧太后的喜怒。最迟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慈禧（她的锋芒超过了与之共同摄政的慈安太后）靠在朝廷高级官员和皇族中提拔对立派来设法削弱 恭亲王的权力。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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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型的梵，无形的梵。
现象界的我，是受轮回的，承受业报。自性中的阿特曼清静无为自在长存。又神创世，变成了由大梵创世。
吠檀多同一不二论。梵与我同一不二。宇宙最高实体是梵，梵是绝对真实的存在。解脱的最高目的是亲证梵我如一，认识灵魂的真正本性。
开始算是森林书。 比较了一下古希腊哲学和古印度哲学类似地方很多。
已经跑题万里了。图片是讲左宗棠想搞海军衙门。不少人也想搞，让总理衙门议一议。
李鸿章还整天去视察怪用心。朝廷还是没钱啊。 厘金永远是大问题，还有一封奏折让朝廷对投身海军年轻人，科举上给些优惠。
扯办学堂三角，几何，物理，化学的。 李鸿章懂的还不少。
香帅一个观点不错，都是清朝造的武器成本比向欧洲买还贵。 但是不自己造不行？ 怎么办呢？ 香帅说买人家欧洲的枪管，后堂自己折腾。
一些处理漕督，裁长江水师的观点不错。 不过这个问题和当年废除河运漕粮的问题本质是一样的。 李鸿章想裁撤绿营不是一天两了。无可奈何花落去！
最经典的一个奏折是香帅视察当地海军，列出了n条荒谬。 人家都是搞个面子工程不能认真了。
我比较懒，懒的编辑图片让看的人方便。 爱看就一个一个图片点，不爱看与我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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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我最喜欢的人就是李中堂。 一封信是讲天津教案，一封信是厘金的问题，一个看法很务实。 说了一句经典的话“釐捐愈重偷漏愈多，更空變本加厲。” 中堂極了解社會的人，釐金如果增加，理論上財政收入會隨著增加而增加。是實則不然。
最後一封也是回曾國藩的信， “空言、冗弱、孰堪任重、喜發偉論、進退似不慾從、離題奚止萬里” “兵將怯懦、選練得人僅足以治馬賊” 指望他們禦外患，不是扯淡嗎？
同治九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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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法战争一两年前我的认识很肤浅。我知认识到他让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的停滞。台湾的问题。还有以绝对优势人数打赢那个所谓的镇南关大捷。 我对镇南关大捷的看法和僧格林沁的大沽炮台伏击看法一样。很低劣。
后来研究了下越战，研究了下安南的历史。发现以前看法有些片面。 其实中法战争的结果是法国对中国的妥协，而不是中国对法国的妥协。
关于镇南关大捷，还有一个有趣的东西。就是搞社会学知道了。 李世瑜先生考证出刘永福同志还参加过辛亥革命。 想当年那么爱国的人，怎么老了参加反革命呢？反对大清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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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是对中国过去二十年间所执行的新式陆海军计划的第一次外部考验。中国的日子并不好过。在两年之内的陆上和海上的零星战斗中，中国人在经费、人力、物力和威望上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中国丢失了对安南（中国人对越南的称呼）传统的宗主权，而且必须让法国人在商业上侵入华南内地诸省（见第二章）。
可是，法国的胜利也远远不是决定性的胜利。［1］ 在中国于1884年“非正式”宣战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刘永福的黑旗军有效地在东京困扰法国人，有时设壕作战，有时巧设埋伏以伺机狙击。1884年6月后期，原左宗棠所部的军官王德榜统率勇营参加作战，在北黎附近经过三天苦战之后打败了法国人。8月初，著名的淮军将领刘铭传率领的军队打退了法国舰队司令礼士卑士对台湾基隆要塞的进攻；10月份，法国人又在淡水遭到严重的挫折。1885年3月23日，中国人在中国-安南边境的镇南关击败了法军，并且在往后的两个星期中接连收复了重镇谅山和安南的其他据点。在某些人看来，当和平谈判迫使双方在1885年4月4日停止了敌对行动时，中国人正在胜利的边沿。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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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在有影响的中国领袖人物的心目中，日本逐渐变成了一个令人不得不佩服的形象。在冯桂芬的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早期对日本制度变革 和对技术作出的努力所流露出的赞扬甚至钦佩之情。李鸿章认为德川后期军事改革的各项措施很好。这些改革虽然是在一个全民发动的运动之外进行的，但它们似乎 把传统和技术结合了起来，并且很自然地有助于形成反西方共同战线的思想。他们的这些态度在明治中兴初期的几年还继续存在。根据一位权威的研究，李鸿章在 1870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以后，“给他深刻印象的是，日本在与西方打交道时取得的相对的成就……以及据说日本已筹集巨款兴建兵工厂和轮船之事。李鸿章感 到中国应与日本友好，也许甚至应派官员驻在该国，以便阻止日本站在西方国家一边。”［1］ 后来日本人利用台湾土著对琉球渔民施加暴行之事，作为在1874年向清朝提出对琉球群岛的领土要求和对台湾采取行动的借口，李鸿章及其同僚开始看出日本可 能是危险的策源地。明治的变革现在开始表现得过于想彻底地赶超西方了。
1875年的纠纷解决后森有礼来北京，李鸿章与他进行了一次引人入胜的谈话，李对日本想与东亚文化传统决裂的意愿表示意外和震惊。在日本外务省官方的 英文谈话记录中，李鸿章谈话的内容如下：“我对贵国近年来作出的几乎一切成绩都深为佩服，但有一件事我还不很理解，这就是你们把古老的民族服装改成欧洲式 样……服装是激起对祖先的神圣回忆的事物之一，后代理应以崇敬的心情永远保持下去。”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森要他相信：“如果我们的祖先还活着的话，他们无 疑会做我们全部做过的事……大约一千年前，他们改穿中国服，因为他们当时发现中国服比原来的穿着要好。”李鸿章反驳说：“你如果出于理智，就应该穿中国 服……它很方便……而且完全可以用贵国产的材料制作。”但森指出：“你们四百年前的祖先谁也不愿意改成本朝开始后改变的服饰（即留辫子）。但毕竟发生了变 化，不过你们的这种变化是强加给你们的，尽管你们不喜欢它。”［2］ 但是，李鸿章一方面警告森不要过分西洋化，并且危言耸听地谈到了借外债的危险性，一方面却在1874年12月的一份奏折中把这两点连同其他措施引为观测日 本所以“其势日张，其志不小”的基础。到1885年他写道：“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在这十年的末期，当李鸿 章的预言已成为事实，并且亲往下关在伊藤博文面前乞和时，他仍极力设法想使中日两国“成为兄弟而不结成仇敌……对我们一方有害之事，对另一方一定也如 此……黄种人准备对付白种人，此其时矣”。［3］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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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870—1895年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是力主在沿海地区搞好防卫准备工作的主要倡导人。1872至1885年清政府在自强的名义下实施的计划，约有五分之四是经李鸿章之手主办的。［1］ 其中有一项是北洋海军建设，这是中国几支舰队中最好的一支。李鸿章也是淮军——显然是清帝国最精锐的一支军队——公认的首领，虽然并无正式头衔。可是，他的权力并非占有压倒优势。他不仅要按照列强时刻警惕地捍卫着的条约体系行事，而且还要周旋在北京的和各省官员的复杂派系政治斗争之中，更不要说还要观察那位善变而任性的慈禧太后的脸色了。李鸿章的活动还受到麻烦的财政制度及各级既得利益集团的限制。他在直隶的职位也不是万无一失的。当左宗棠1881年从新疆回到北京时，醇亲王就显然有意让他接替李鸿章的直隶总督位置。［2］ 李鸿章必须作些妥协才能保持权力，这无疑影响了他的革新计划的质量；但是没有这些妥协，也就根本不会有这些计划。
李鸿章之所以对清朝有价值和他之立于朝廷得以安然无恙，自然是得力于他建立的庞大的勇营。到1871年，淮军约达四万五千人，其中一万三千五百名驻扎在直隶。按照朝廷的旨意，其余部队分别驻在山西（三千人）、湖北（三千五百人）、江苏（四千五百人）及陕西（二万人）。在后来的年代中，李鸿章的部队仍然是主要的保卫力量，不仅在直隶是如此，在其他省份——分别由各该省督抚统带——也是如此。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淮军既战斗在东京，也战斗在台湾；而在1894—1895年与日本发生的冲突中，李鸿章的军队也在各主要战线上作战。［3］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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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上篇文中可以突出一下。不过觉得还是要单独列出来。
这句话对晚清的认识特别高。 李鸿章七年前都死了。不过顾准讲的是大局，小处有错无关痛痒。
1908年，李鸿章死了，慈禧、光绪也死了，梁写文评论李鸿章时说到，中国没有宗教战争，没有那种认真的狂热，什么事都干得不像样，打仗也不像个打仗的样子，中国前途很悲观。你再回想一下30—40年代我们的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思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不是正好补足了梁启超所慨叹的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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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李鸿章和伊藤博文扯皮过交割期限问题。
光绪乙未割台之役，总署电台抚唐维卿（景崧）限两月交割，余限二十日，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维卿奏复云：「台民知台已属倭，台北绅民男妇日入署向臣母及臣环泣，并电知台南台中各绅士，留臣固守。当将朝廷不忍台民涂炭之意，剀切开导，无如义愤所激，万众一心，无从分解，次日即鸣锣罢市。」五月初二复电总署云：「四月廿六日奉电旨，臣景崧遵旨开缺，应即起程入京陛见。惟臣先行，民断不容，各官亦无一保全，只合臣暂留此，先令各官陆续内渡，臣再相机自处。台民闻割台后，冀转机，未敢妄动，今已绝望，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於五月初二日，齐集衙署，奉送印旗前来，印文曰，台湾民主国总统之印，旗为蓝地黄虎，强臣暂留保民理事，臣坚辞不获。俟事稍定，臣能脱身，即奔赴宫门，席蒿请罪，昧死上闻，乞代奏。」五月六日，倭人由澳底登陆，基隆台北均告危，十二日溃兵入台北，城中大乱，时先伯父恪士公（讳明震，号觚厂）以刑部主事充全台营务处署理藩司，躬与其役，身负殊伤，皇遽中作密函呈维卿曰：「天不佑中国，无可奈何！公心踪可告无罪，惟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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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为遵旨议办邮政，请由海关现设邮递推广，并与各国联会，以便商民而收利权，恭摺仰祈圣鉴事。臣衙门准署南洋大臣张之洞咨钞，拟请设立邮政，请饬议章程一片。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钦奉电传谕旨，邮政一节，业经总署筹议，粗有头绪矣。钦此钦遵。仰见圣主周恤商旅，通志类情之至意。查原奏内称泰西各国邮政，重同铁路。特设大臣综理，取资甚微，获利甚巨。权有统一，商民并利。近来英、法、美、德、日本在上海及各口设局，实背万国通例。曾经南洋大臣曾国荃据道员薛福成，委员李圭，税务司葛显礼等往复条议，咨由总理衙门，饬总税务司赫德详议。谓此举裕国便民，为办得到之事。至税关所办邮递，因与国家所设体制不同，故推广每多窒碍。现复与葛显礼面加筹议。知其情形熟悉，各关税务司熟谙办法者，当亦不乏。请饬总理衙门转饬赫德，妥议章程开办。即推行沿江沿海各省，及内地水陆各路。务令各国将所设信局予全撤，并与各国联会，彼此传递文函等语。 臣等查光绪二年间，赫德因议滇案，请设送信官局，为邮政发端之始。经臣衙门函商北洋大臣李鸿章于四年间复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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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楨在江西巡撫任上，這不是同治十一年的事了。這是之前的事情，跟曾國藩交惡。 錢是有限，曾要打天京需要錢。沈葆楨要發展地方也需要錢。
沒辦法只有辭職。
同治十一年的論戰。 福州船政局太花錢了。超出預算三倍多。總理衙門，軍機讓議一議。李鴻章給了個妥協的方案。 半官半商。把船給商人經商用，賺了錢造軍艦。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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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懂看不懂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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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也是研究经济史的重要部分。 前几天也有篇关于新疆茶务的文章。
关于茶叶也跟外交有关。 跟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关，也有李鸿章的外交政策有关。 跟曾纪泽《伊犁条约》谈判也有关。
记得那谁说过一句话，拿到任何一个史料，都要能跟自己研究的问题联系到一起。
因为曾纪泽签订条约前的前提是重界轻商。 要地不要钱，不要利益。因为经济被控制，土地早晚也被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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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初年，俄商偷运砖茶非法倾销蒙古地区。这种砖茶是以红茶末为原料，用先进的机器设备压制的。比中国山西商人运往蒙古地区销售的、用绿茶和茶梗制作的质量要好。由于俄商是偷运，逃避了纳税，降低了成本，挤占了华商在蒙古地区的市场份额，所以形成了市场垄断。这种行为直接违反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相应条款，损害了中国的利权，造成了华商的歇业，并使一大批民众生活陷于困境。清中央政府在处理俄商偷运砖茶问题时，不能吸纳天津海关地方官员的正确意见，措置失当，致使蒙古地区商业利权损失殆尽，历史教训深刻。
一、清政府以条约限制俄商在蒙古地区贸易
中俄商务惟恰克图互市最早，伊、塔两城则定自咸丰纪元，余以陆路最称烦琐。陆路者指恰克图至天津一路而言。同治元年(1862)中俄双方签署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共计二十一款。清政府限制俄商到蒙古地区贸易的政策系统体现在该章程中。整个章程还暗含着清政府寓“收”于“放”之中的对俄外交原则。因此，该章程第十款规定：“俄商在它口贩买土货运津回国，除在它口按照各国总例缴纳税饷外，其赴天津应纳一复进口税，即正税之半……方准起运恰克图不再重征，并饬令遵照第三款之路而行，沿途不准售卖……”总理衙门的成立，将对俄关系的处理提升至国与国的高度，这是从中国方面来说的。因为过去两国之间的文书往来，虽然也以国君相称，但中国方面是以理藩院来处理对俄关系的。从清政府方面来看，把对俄交涉当作了处理与藩属的关系。同治元年总理衙门签署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是该衙门刚成立就签署的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因此，要用一种非常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文件。在清政府看来，对俄陆路贸易系专指天津至恰克图一线。因此，对天津、通州、张家口三处俄商经过的重要地点征税非常重视，特别是俄商购中国土货进天津转恰克图回国，要在天津缴复进口半税，表现了其对俄政策中“收”的重要一面。由此连带规定了中俄陆路通商贸易的行走路线，严格限制俄商在该行走路线两侧地区沿途售卖中国土货，特别限制在蒙古地区售卖。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华商的利益，而且关系到满蒙关系和蒙古地区的安定问题。应俄方的要求，该章程允许俄商进境后，可以到蒙古地区去出售俄国商品，但必须是小本生意。简言之，中国方面的立场是明确的，即俄商从中国购买的土货，如茶叶，不准转售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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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文章都在呆在草稿一个月以上的文章。 本来打算写篇关于李鸿章和左宗棠一系列斗争的分析文章。 懒得打字。 有空再说吧。
最近看了些清的外交史。不过大多精力在西方哲学神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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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1839—1890），湖南湘乡人，字劼刚，大学士，勇毅候曾国藩长子。由二品荫生于同治九年（1870年）引见，“奉旨以员外郎用，钱分户部”。五口通商后，时代风会转变，中外交涉日益纷繁。曾国藩历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曾纪泽随侍乃父，对中外交涉时有所闻，感触甚深。1872年3月，曾国藩去世，曾纪泽在籍守制，抛弃其父理学、古文的衣钵，转而自学英语“久之，亦稍稍解英国语言文字”(曾纪泽：《大英国汉文正使梅君碑》，《曾惠敏公遗集》卷二，第36—38页。)。想不到自学英语，竞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1878年（光绪四年）承袭侯封，翌年“奉旨赏戴花翎”，接替郭嵩焘为驻英、法公使。旋补太常寺少卿。1880年奉命兼充驻俄公使，赴俄重开谈判，经过反复辩论，否定了崇厚签定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收回了伊犁地区及特克斯河流域，声誉鹊起。在中法战争中，始终站在爱国立场上，主张抵抗法国侵略，反对李鸿章投降卖国，1884年被撤去驻法公使职务。1886年回国后，横遭李鸿章的排挤打击，抑郁而死。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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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怎么说呢，真实的都有点像假的。 太多资料让我觉得都不可能保存下来。 太细节，太真实。
逻辑思维，资料之广。 很是佩服。 外交档案，个人传记，大庆电报， 奏折，以及相关历史。来龙去脉。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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