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说我在微博上从来都是RT。 自己发表的观点只有千分之一。我说没什么观点。 我以前blog常说，我认为我想说的话。140字远远不够。 既然不够我就不说。 微博对我来说只是一个recommend性质的阅读器。我讨厌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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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的意见领袖更多地诉诸于常识。他们认为中国当下的很多问题仅凭常识就能解决。是的，140个字以内你能诉诸理性吗？你能表达非常复杂的知识吗？不可能。我所警惕的是，一旦成为意见领袖之后，一个人的逻辑会否被微博的话语方式所摆布？意见领袖们是需要自省的，但是现在缺乏自省。
微博形成了一套以意见领袖为核心的常识系统。这会不会在潜移默化中重塑话语方式，使我们将问题的答案越来越简单化？我们会不由自主被140个字摆布。一条微博必须出彩，如果四平八稳的讲道理，那么就out了，因为没有人有耐心细读你的文字。
围观就是力量，传播成为一种力，在微博上体现得最充分。过去我悲观地认为中国有市民而无市民社会，有公民而无公民组织，各种亚群体缺乏有机联系。但微博提供的技术手段和有力的传播方式，使得相互孤立的个人或群体形成了一个网络，但它能否最终形成一种建设性力量，尚有待观察。
我是个07年都使用twitter的人。现在很多人刚刚的知道微博，谈论微博。 终于有些思想者也谈到这个问题了。
我虽然很早都在说微博很浅薄这个问题。 当然我也比较浅薄，谈不出什么深意。
本来有几篇不错研究网络社会学的文章。 我只发出来一篇，觉得跟这个网站离题太远就没发。 其实觉得微博的确在改变着社会结构。
我在思考的问题是，网络改变社会结构。 虚拟的网络社会结构与现实的社会的结构的融合。互相影响的问题。 于建嵘先生的一些观点对我很有启发。
当然还有篇文章很有意思。我也要引用一下。
自从我不写微博之后，眼前清静了许多，对那些无用的信息的回避让我有很多时间做别的事情。这段时间，我在分析因为不写微博不看微博究竟失去了什么，事实证明，非但没有失去，反而有了更多时间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些失去的东西本来就没什么价值。我一直认为上网是瞎耽误工夫。
今天有人跟我说，高晓松酒驾被抓，还有一个新闻是故宫展品失窃。如果我经常去微博，这类消息肯定是以第一时间知道，可又想了一下，我就是第一时间知道了又怎么了？现在人们都患上了“信息优越症”，就是这件事我第一个知道，并发布出去，你第二个知道，第一个人就会鄙视你：“好久以前我就看过了。”我的博客后面经常有这样的人留言，以显示自己知道的快。掌握信息更多、更快有啥意思，小强老师很在乎这个，至少可以通过时间差和量差在某一瞬间满足自己的优越感——不管这些信息对人是否有用。
这也无可厚非。毕竟在人人皆可媒体的年代，体验记者发布信息的感觉是很爽的，做记者的反而由于长期把发布信息当成工作已经没啥感觉了。反正这种感觉总有腻的一天。但也很难说，有人就一直喜欢八卦，20岁的时候你八卦还算正常，四十好几了还这样就有点没出息了。比如陈晓卿这个煤渣，大半夜给我打电话，嘘寒问暖一通，就是为了套出点信息，转脸就写在微博上，真够敬业的。你说也没几个人在新浪上关注你，哪来的这么大动力呢？纯属八婆心态。要是他把这心思的一半用在纪录片频道上，CCTV-9不至于那么难看。也不知道CCTV-9的领导有没有看我博客的，管管这个陈八婆。您瞧我的眼药上的，多是地方。
说说故宫文物失窃，故宫也不是没丢过东西，前后有过五次失窃案，有两次得逞，三次还没下手呢就被抓住了。看来故宫的安全保卫方面做得还不错。不像外国的博物馆，隔三差五就丢东西。有一本书叫《是名画总会被偷的》，我看完这本书才知道外国的博物馆安全保护方面其实挺稀松的，蒙克的《呐喊》就是小偷大摇大摆搬梯子进去偷走的。
在我刚知道故宫文物失窃这件事，这案子就破了，真没意思。本来，我还想如果这个案子一时半会破不了，几经周折才告破，将来说不定能拍一部中国的《盗走达芬奇》或《天罗地网》。结果一点都没悬念，跟国产片一样。这个小偷还是个上网爱好者，都火烧眉毛了，他还有心思上网，估计像陈晓卿那样写写微博什么的。看来他的网瘾比盗瘾还大。结果一上网就被发现了，你说上网有多耽误事吧。这哥们心里素质真好，也太不把我公安人员当回事了。这事看来也不能拍成电影了，顶多让陈晓卿拍一个记录短片，放在CCTV-9播一下。
我也使用微博，不过极少的微博上与人互动，我在微博上极少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的微博也没啥人关注。
我稍微研究了下微博，心中有些模糊的模型。
有的人玩微博是一个展示自己的工具或者说平台， 有的人玩微博是跟朋友沟通的工具，有的人是企业营销，销售的作用。
有的是行业交流沟通，认识朋友业务。 还有就是娱乐关注一些快乐的明星、新闻、笑话段子、脑残的爱情语录。
一些群体性事件（钟如九还是什么？我爸是李刚？），一些突然网络热点事件。
展示又分为明星展示，个人个性展示，产品内容成果展示。 算了懒的写了。
当然每一个人不会纯粹的属于某一类型。 或多或少多种类型的综合，他的学历，他的工作，他的修养，他的收入。
不同维度的人不同属性的研究。
如果什么时候有空，用社会学的方法，去简单解释一下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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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2010年岁末特刊的年度特别奖颁发给了一种新型的互联网传播方式：微博。本刊记者田磊在特刊中撰文《微博：新技术的美妙与危险》指出：“互联网总是不断地创造着各种形式，为信息、辩论创造新的公共领域和空间，但它又总是呈现出一种中性的面目，它本身不提供价值判断和导向作用，既包括鼓励民主的潜在行为，同时也为新的操纵、社会控制盒传统地位的巩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春节期间，最引世人瞩目的“关注流浪乞讨儿童”的新闻热点，就是由学者于建嵘在微博上发起的随手拍照流浪乞讨儿童的倡议，而引发的一场公民社会的自我启蒙行动。那么，微博在当下中国的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已经扮演或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微博作为昙花一现的推特(twitter)之后的新传播形式，能够有效且持续地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吗？
微博、知识分子与话语权力的转移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教授）：我谈一下新媒体中出现的最新事物——微博。中国的微博出现的时间不长，但是发展很快，引起我一些思考。我首先发现现在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十年前在研究公共知识分子时我谈到，中国知识分子到了90年代开始进行分化，分化为学院知识分子和媒体知识分子。媒体知识分子主要是借助传媒来发言，形成公共影响。过去的学院知识分子和媒体知识分子似乎还有各种藕断丝连的关系，一身兼二任。传统的以报纸为载体的媒体知识分子，他们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受制于报纸的发行量和相关读者的阅读趣味。
微博出现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新媒体已经将原有的媒体知识分子完全独立开了，出现了一类新的知识分子，我们称之为“意见领袖”。这类“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量化的，比如看他在网上有多少粉丝。这类意见领袖和我们过去所讲的专家学者之间完全分化了。我现在提出两者的一个分野，即学院知识分子代表着一种权威，但是现在的意见领袖，他们掌握的是权力。什么权力？话语的、舆论的主导权。这里面权威和权力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分野。过去之所以认为知识分子掌握话语的权力，用葛兰西的话讲，那是因为知识分子掌握了一套关于知识和话语的解释霸权。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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