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天津教案是曾国藩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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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由各级官员组成的。1870年“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之一，在“天津教案”的办理过程中，清政府的基层官员、高级官员、以慈禧为代表朝廷，以及官场内的“洋务派”和“顽固派”都参与其间，不论他们彼此间有多少不同和矛盾，正是这种互相作用的“合力”，形成了“天津教案”的“政府处理”。“中兴名臣”曾国藩，因代表清政府对“天津教案”的处理而物议沸腾，一时间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他自己也大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感，不久便撒手人寰。这固然是他个人的无奈喟叹，其实也是清政府已丧失正确应对现实能力、进退失据、难逃覆亡命运的隐喻。“天津教案”无疑有多种研究角度，本文主要是从清政府的决策及危机处理层面来分析此案。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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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史纲》
作者：郭廷以
第五章 内部动乱（下）（一八六〇至一八七七）
第一节 清的外援与曾军的奋战
—、英国态度改变的朕兆与初次上海之役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英、美、法三国所承认的仍为北京政府。它们所希望的是自清朝取得更多的让与，自须维持其继续存在。太平天国如果成功，以“万国真主”自命的天王，未必易于相处。北京政府虽非事事听命，可以予取予求，终可迫令相就。开放整个中国是各国的殷切冀求，特别是太平军控制下的长江流域。然而它们不向南京提出，仍欲和北京交涉。一八五六至一八五八年间，处于领导地位的英国，以为太平军败亡不远，益急自北京取得此项权利。
天津条约满足了各国多年的欲望，坚定了它们和北京的关系。今后的问题为如何使其尽早付诸实施。中英条约订明长江各口英船俱可通商，“惟现在长江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清政府初未存利用英国以对付太平军之心，且恐彼此勾通；在英国已完全放弃交好太平军之想，如能早日荡平，方符合它的利益。上海通商章程签字之日，额尔金席不暇暖，率领军舰，溯江西上，考察开埠事宜。路经南京、安庆，与太平军发生炮战。太平天国当局来书表示歉意，天王诏旨，称额尔金为“西洋番弟”，欢迎前来，当以礼相待。额尔金自汉口东下，安庆太平军守将亦解释误会，充分道歉。长江太平军水营统将函请以洋炮弹药相让，说是彼此情同手足。职位相当于太平天国副首相的李春发对于额尔金派来天京的威妥玛、李泰国、俄理范、伟烈亚力，以酒食款待，谓今后英船通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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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知照，以便派员护送。额尔金对太平军的印象，则十分恶劣，认为终必失败。李泰国在上海面告桂良，“该夷毫无纪律，……实系贼匪行为。……口称奉耶酥教，询以耶酥教中之语，所答非所问”。恰良以为“夷人看贼不起，不屑与之往来”。英国对北京虽亦说不上好感，但它仍统有中国大半，尚有体统。太平军仅有安庆至南京的长江两岸，勉强挣扎而已。
太平军对英人之多方表示善意，大约是鉴于英国兵力强大，太平军的困难尚多，不得不尔。一八六〇年五月，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长驱东下，英、法公使立即宣布保卫上海。忠王李秀成占有苏州后，致书英使，说明攻取上海、松江的必要，盼前来面商，以敦盟好。继又去函，劝勿助清军，免伤和气，均无回音。不久和外人素有交情的干王洪仁玕来至苏州，再与李秀成联衔邀英国教士艾约瑟相见。艾约瑟询问卜鲁斯的态度，卜鲁斯告以英国对清军及太平军不作左右袒。
是年六月，江苏布政使薛焕、苏松太道吴煦与曾任怡和洋行买办四明公所董事杨坊商定，由美人华尔（F. T. Ward）编组洋枪队，协防上海。华尔是一个军事冒险家，多事的中国，对他正是大好机会，小则可趁火打劫，大则可自建一个政权。他的同国人法尔思德（E. Forrester）、白齐文（H. A. Burgevine）是他的同伙。他们招募了二百多名外国逃兵、失业水手及亡命之徒，以吕宋人为多，饷糈由上海官商供应。七月，夺回松江，抢掠之外，并得赏银三万两，名利双收，继续向太平军进攻，为李秀成所败。
艾约瑟到苏州之后，谅必将卜鲁斯的表示转告洪仁玕与李秀成，洪、李信以为实。复以英、法正向华北进兵，不致与太平军为敌，留守上海的洋兵无几，不难一鼓而下，遂于击破洋枪队后，乘胜而进。卜鲁斯发出警告，谓英、法军已在上海县城及租界设防，如果进攻，即行还击。李秀成向英、法、美公使声明不扰外人。八月十八日，开始攻城，二十一日，为英、法军及军舰所败。同一天，英、法军夺占大沽炮台。两者看来极端矛盾，实均为自身利益。此为太平军初次与洋兵接触，亦为英国对太平军态度转变的具体明征，不过这尚不能说是英政府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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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讀歷史無趣，看看八卦笑笑。 趙烈文當了幾年清知府，回家逍遙快活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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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伯牛
八卦之心，人皆有之；曾国藩不会例外。做大事的人，地位高的人，一般不会公然八卦，曾国藩也不例外。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与幕客赵烈文甚为投缘，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八卦，皆说给他听。烈文有记日记的好习惯，把这些话都记了下来，以此，才有这篇吐槽录。
既然要八，则不避亲，不隐仇。最亲近的，自然是他的九弟——曾国荃。用左宗棠的话说，国藩的“谋国之忠”，是允称典型的；然而，这类人公而忘私，谋身之拙往往也不让人先。作为权势当时无两的中兴第一功臣，国藩私人财务状况之紧张，出人意料。钱少，自家艰苦朴素一点儿，还能混过去，可是，“亲属贫窘者甚多”，未能分润，终是“心中不免缺陷”。所幸，“九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国荃倒不是贪墨，只是对于分所应得乃至俗以为然的各项灰色收入，来者不拒，因此，比国藩有钱得多，而接济穷亲戚这事，也就顺理成章让国荃做了。对此，国藩的总结是：“渠得贪名而吾偿素愿”。
国荃素无国藩那样的大志向，仗打赢了，钱赚到了，念兹在兹的就是求田问舍。可是，他的审美大有问题，“宅外有一池，架桥其上，讥之者以为似庙宇”，而新屋“亦拙陋”，没啥看头。更糟的是，这么难看的房子，不但“费钱至多”，“并招邻里之怨”。建房需大木，而湘乡之地不产大木，偶尔有之，不是坟树，即是植于人家屋舍旁藉以纳凉的老树，皆不愿售。国荃一根筋，不惜重价求购，于是，往往以二十倍市价得之。国荃买田，也有问题。他喜欢规模化收购，一买一大片，可问题是一大片田不止一个地主，其中有愿卖的，也有不愿卖的，如“素封”之家，“世产”之地。国荃不顾，非要强行收购，人家拗不过他，只能含恨出手。如此，田价“比寻常有增无减”，可还是“致恨”。相较而言，其他湘籍高官，回乡买地，数量“何啻数倍九弟”，只因方法对头，态度温和，“人皆不以为言”；惟有国荃，钱花的比人多，地买的比人少，招怨独多，口碑最劣，“其巧拙盖有如天壤者”。
说到国荃的暴发户习气，另有一事。咸丰七年，国藩居丧，亲家母从长沙来，说请他帮忙，在湘乡买点高丽参。国藩怪之，说，买奢侈品应去省城，怎么到穷乡僻壤来找？亲家说，“省中高丽参已为九大人买尽”，只好辗转来曾宅匀几只。国藩不信，遣人打听，孰料真有此事。原来，国荃在外领兵，认为高丽参治疗外伤有奇效（“人被创者，则令嚼参，以渣敷创上”），遂在长沙大量收购高丽参，以致断货。只是，这种疗法实无奇效，国藩不由慨叹：“不知何处得此海上方”。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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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 那篇文章。讲到沈葆桢与曾国藩矛盾。 原来是陈宝箴协调的。 陈寅恪的爷爷挺牛。 前几天也跟朋友谈到曾国藩与沈葆桢的斗争。
一个为了江西，一个为了两江。两个人都对。 问题在钱上。 沈葆桢的理由更有道理，不拿钱休养生息，再次叛乱怎么办？ 而曾国藩要钱打天京。哪管的了这么多。 拆东墙补西墙啊。
当然 ，厘金伤害资本主义的萌芽。又是制度层面的拆东墙补西墙。
李鸿章也知道厘金不好，不过说句话自我安慰的话。
意思是 ，自古以来给百姓加赋是苛政，没听说过给商人加税是苛政。 不过给商人加税影响原始积累。 后来，官督商办还好些，不过袁世凯收归国有，更加后退。
今天 ，偶然知道原来秦晖的老师赵俪生，研究农民和先秦。
摘录
赵先生平生之学涉猎极广，用他自己的说法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人对此不以为然，有人则认为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实在我看来，赵先生平生治学一出于“爱智求真”的纯粹兴趣，二出于某种理想主义热情与责任感，至于要在某特定领域成为“名家”的目标，他是不在乎的。这样治学当然是有得有失。不过我认为，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没人能成为所谓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是以有限的精力有限的信息处理量治同样严谨的学问，还是可以有不同做法。事实上不要说“百科”，今天一个学科内的上百分支乃至“二级”“三级”分支，也不是那个学科的某专家能全面掌握的。仅以中国史的断代分支论，明清史专家未必懂魏晋，甚至明清政治史专家未必懂明清经济，就是搞明清经济，研究农业的未必懂工商业，研究江南经济的未必懂辽东。一个学者其实一生不过能够研究若干“问题”而已。但是如果永远只在一个问题上钻牛角尖，虽然也能出成果，毕竟眼界狭窄，难成大器。所以事实上成大家者往往都关注过许多“问题”。区别只在于有些人研究的这许多问题集中在一个学科乃至一个分支，有些人的“问题”则分散在各处。但不管是聚是散，就单个问题而言都有严谨与否之分，甚至很难讲怎样做更有信息集中的优势。一个研究明清政治问题的人可能对明清美术无甚兴趣，但却对其他朝代乃至其他国家的政治问题有兴趣，而这样做的局限也并不见得就比在明清范围内既注意政治也注意美术更大——只是从功利的角度讲，人们会说后者是“明清史专家”，而前者就说不清是什么“家”，于是有人或许就会妄自褒贬而已。
其实赵先生不是不知道这些。他就曾说过：“兴趣不可过多，多所鹜则少有成。一个主兴趣,配几个副兴趣，一辈子也就够了。例如，主兴趣油画，副兴趣国画和漫画。……总要求其互相邻近，以免浪费精力，且可配套成龙，一艺多技。主兴趣是最要害的。人一辈子成就大小，关键在此。除非万不得已，不可轻易‘跳槽’。”但他自己却不是这样。众所周知，赵先生一生多次大幅度改变学问方向。他早年就读清华外语系，青年时代热心文学创作与翻译，后来治史，也是先以考据法治明清学术史，后转农民战争史（基本是通史），再转土地史（侧重晚唐以前），以及思想文化史（又侧重明清），期间还研究过西北史地之学与先秦子学等等。赵先生的天分、精力与信息处理能力都是出众的。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他的认真。生当一个特殊历史时代，具有丰富的社会关怀和求知欲，赵先生关注的“问题”就很分散。但这不难理解，他既然当年能够投笔从戎，又能卸甲读书，如此大的人生转折他可以拿得起、放得下，又何怪他一旦认为某个新“问题”对于时代、社会具有重大意义而自己又有条件研究时，会打破畛域，迸发新的研究兴趣。虽然在这些“问题”所在的各大学科他也未必都被看成一流专家。但重要的是对这些“问题”本身他都有研究的激情，而且很认真，因此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同样是一流的。赵先生未必是整个思想史领域的权威，但他无疑是顾炎武研究的权威；他未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威，但无疑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权威。加上他对土地制度、农民战争这些重点领域的较全面的把握，为学而能如此，成就应该说是很大了。
赵先生对晚辈和学生的治学倾向持十分开明的态度，从不要求他们在风格上领域上更不用说观点上追随自己。即便同样治史学的先生的一子一女一孙，其学与先生也完全不同。我自己在1990年后也关注过不同领域的许多“问题”，有人因此说这是受赵先生的影响。但其实从1978年我师从赵先生直到1989年，我做的基本上是“钻牛角尖”的学问。后来的变化是时代风云与个人选择的结果，与先生并无直接关系。但先生的求知欲、责任感和认真态度，是我愿终身师法的。当年我“钻牛角尖”于明清鼎革之际，赵先生对此是鼓励的。但他也曾担心我的眼界太窄，他曾对我说：每个人的兴趣不同，研究的“问题”有大有小，但有志的研究者“大问题要越做越小，小问题要越做越大”。他自己是这样做的，他对我们这些后学的影响，也将垂于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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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楨在江西巡撫任上，這不是同治十一年的事了。這是之前的事情，跟曾國藩交惡。 錢是有限，曾要打天京需要錢。沈葆楨要發展地方也需要錢。
沒辦法只有辭職。
同治十一年的論戰。 福州船政局太花錢了。超出預算三倍多。總理衙門，軍機讓議一議。李鴻章給了個妥協的方案。 半官半商。把船給商人經商用，賺了錢造軍艦。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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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文章都在呆在草稿一个月以上的文章。 本来打算写篇关于李鸿章和左宗棠一系列斗争的分析文章。 懒得打字。 有空再说吧。
最近看了些清的外交史。不过大多精力在西方哲学神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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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1839—1890），湖南湘乡人，字劼刚，大学士，勇毅候曾国藩长子。由二品荫生于同治九年（1870年）引见，“奉旨以员外郎用，钱分户部”。五口通商后，时代风会转变，中外交涉日益纷繁。曾国藩历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曾纪泽随侍乃父，对中外交涉时有所闻，感触甚深。1872年3月，曾国藩去世，曾纪泽在籍守制，抛弃其父理学、古文的衣钵，转而自学英语“久之，亦稍稍解英国语言文字”(曾纪泽：《大英国汉文正使梅君碑》，《曾惠敏公遗集》卷二，第36—38页。)。想不到自学英语，竞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1878年（光绪四年）承袭侯封，翌年“奉旨赏戴花翎”，接替郭嵩焘为驻英、法公使。旋补太常寺少卿。1880年奉命兼充驻俄公使，赴俄重开谈判，经过反复辩论，否定了崇厚签定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收回了伊犁地区及特克斯河流域，声誉鹊起。在中法战争中，始终站在爱国立场上，主张抵抗法国侵略，反对李鸿章投降卖国，1884年被撤去驻法公使职务。1886年回国后，横遭李鸿章的排挤打击，抑郁而死。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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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就是这样，咸丰初年，曾国藩要裁撤人家部队。 十几年后，同治年间人家也要裁撤湘军。又过几年又人说裁撤淮军。感谢西方敌对势力啊。 不然李鸿章的淮军就被裁撤了。
几万人缺额， 吃空饷挺好。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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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blog的旧文，转过来吧。
小成可从固勉株积寸累得来，大成则必赖超人之领悟天才。国藩可谓大成之人。
点小图看大图。 我懒的一个一个上传，太累。
曾国藩之从宋学到汉学，与刘传莹之汉学到宋学 。 并非汉学好与宋学，也非宋学优于汉学。 重小学，训诂，重考据都很重要。
文以载道，这句话从字面上好理解。不过从儒学理学，仪礼，义理。 这些东西来理解都难了。 儒家不同派别间的争论。
关于博和约的评论也是特别精彩。
强毅与谦谨。
不懂中庸就不能了解曾国藩。
奏为遵旨敬谨议奏事正月十六日皇上以大行皇帝朱谕遗命四条内无庸郊配 庙祔二条命臣工详议具奏臣等谨于二十七日集议诸臣皆以 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断不可易庙祔尤在所必行直道不泯此天下之公论也臣亦欲随从众议退而细思 大行皇帝谆谆诰诫必有精意存乎其中臣下仰测 高深苟窥见万分之一亦当各陈其说备圣主之采择窃以为遗命无庸庙祔一条考古准今万难遵从无庸 郊配一条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所谓无庸庙祔一条万难遵从者何也古者祧庙之说乃为七庙亲尽言之有亲尽而仍不祧者则必有德之主世世宗祀不在七庙之数若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大行皇帝于皇帝为你庙本非七庙亲尽可比而论 功德之弥纶又当与 列祖 列宗同为百世不祧之室岂其弓剑未忘而蒸尝遽别且诸侯大夫尚有庙祭况以天子之尊敢废升祔之典此其万难遵从者也所谓无庸 郊配一条有不敢从者二何也古圣制礼亦本事实之既至而情文因之而生大行皇帝仁爱之德同符大造偶遇偏灾立颁帑项频年赈贷薄海含哺粒我蒸民后稷所以配天也御宇三十年无一日之暇逸无须臾之不诚纯亦不已文王所以配上帝也既已具合撰之实而欲辞 升配之文普天臣民之心终觉不安此其不敢从者一也历考列圣升配惟世祖章皇帝系由御史季周琬奏请外此继统之 圣人特旨举行良由上符 昊眷下惬民情毫无疑义也行之既久遂为成例如大行皇帝德盛化神即使无例可循臣下犹应奏请况乎成宪昭昭曷敢踰越传曰君行意臣行制在 大行皇帝自怀谦抑之盛意在大小臣工宜守 国家之旧制此其不敢从者二也所谓无庸 郊配一条有不敢违者三何也 坛壝规模尺寸有定干隆十四年重加缮修一砖一石皆考律吕之正义按九五之阳数增之不能改之不可今则每幄之内仅容豆笾七幄之外几乏余地我 大行皇帝虑及亿万年后或议增广乎 坛壝或议裁狭乎幄制故定为限制以身作则世世可以遵行今论者或谓西三幄之南尚可添置一案暂为目前之计不必久远之图岂知人异世而同心事相沿而愈久今日所不敢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敢言也今日所不忍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忍言也经此次 朱谕之严切盈廷之集议尚不肯裁决遵行后之人孰肯冒天下之不韪乎将来必至修改基址轻变旧章此其不敢违者一也古来祀典兴废不常或无其祭而举之或有其礼而罢之史册所书不一而足唐垂拱年间郊祀以高祖太宗高宗并配开元十年从张说议罢太宗高宗配位宋景佑年间郊祀以艺祖太宗真宗并配嘉佑七年从杨畋议罢太宗真宗配位我 朝顺治十七年合祀天地日月星辰于 大享殿奉 太祖太宗以配厥后亦罢其祀祀典改议乃古今所常有我 大行皇帝虑亿万年后愚儒无知或有援唐宋罢祀之例妄行陈奏不可不预为之防故朱谕有曰非天子不议礼一经 断定巍然七幄与天常存后世增配之议尚且不许罢祀之议何自而兴所以禁后世者愈严则所以尊列圣者愈久此其计虑之周非三代制礼之圣人而能如是乎 大行皇帝以制礼之圣人自居臣下何敢以寻常之识浅为窥测有尊崇之虚文无谋事之远虑此其不敢违者二也我 朝孝治天下遗命在所尤重康熙二十六年 孝庄文皇后遗命愿于遵化州 孝陵近地安厝臣工皆谓遵化去 太宗昭陵千余里不合祔葬之例 圣祖仁皇帝不敢违 遗命又不敢违成例于 孝陵旁近建 暂奉安殿三十余年未敢竟安地宫至雍正初敬谨蒇事嘉庆四年 高宗纯皇帝遗命庙号无庸称祖我仁宗睿皇帝谨遵遗命故虽干隆之丰功大烈 庙号未得祖称载在会典先后同揆此次 大行皇帝遗命一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与我 朝家法不符且 朱谕反覆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处 列圣于崇高此乃大孝大让古之盛德也与其以尊崇之微忱属之臣子孰若以莫大之 圣德归之 君父此其不敢违者三也臣窃计皇上仁孝之心两者均有所歉不奉升配仅有典礼未备之嫌遽奉升配既有违 命之嫌又有将来之虑是多一歉也一经 大智之权衡无难立判乎轻重 圣父制礼 圣子行之默契精微不待臣僚拟议而后定臣职在秩宗诚恐不详不慎皇上他日郊祀之时上顾遗训下顾万世或者悚然难安礼臣无所辞咎是以专摺具 奏千冒 宸严不胜惶悚战栗之至
妙文啊。
找了半天在《皇朝经世文续编》找到原文。
道光同志死了，发扬风格说自己不搞郊配 庙祔。
窃以为 遗命无庸 庙祔一条考古准今万难遵从无庸 郊配一条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
这排比句用的。
道光死了，想留个好名声是个好事，不过把咸丰是坑苦了。坑爹 爹坑啊。
咸丰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
曾国藩当时是礼部侍郎。 读《周礼》 《仪礼》 这玩意在清朝还是有点用。 引经据典的折腾啊。
庙祔一条万难遵从者何也 古者祧庙之说乃为七庙亲尽言之有亲尽而仍不祧者则必有德之主世世宗祀不在七庙之数若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 大行皇帝于
真他妈的专业技能。
七庙 五庙 三庙啥的说法。
《礼记、王制》有云：“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郑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太祖后稷。殷则六庙，契及汤与二昭二穆。夏则五庙，无太祖，禹与二昭二穆而已。”按此说明，可知各个朝代的庙制有所不同，而周朝从天子到庶人都保持着庙宇，但按其身分高下，庙制也有区别。如其为天子，保持七庙：始祖分一庙，加上三昭与三穆；始祖为后稷，三昭三穆是从文王起算，单数世代属于穆行，双数世代属于昭行。文献考察结果，始祖庙与三昭三穆的安排，并非是一直线上；首先将始祖庙建在中间，而从始祖庙往前看，左边按次建造三昭庙，右边按次建造三穆庙，正如“品”字的形制。
够讲究的。 研究农村宗族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问题。 不是当官的能祭拜的祖宗有限。明只能祭拜四代。
后来可以祭拜始祖。
明清時期的宗族祭祀產生了許多新的變化。以家廟祭祖制度而言，此時官民皆可以祭祀始祖，常祭時也可以祭祀四代祖先，而祭祖權力下移，部分士人已經可以建立家廟。宗族制度雖有一定的規範，但官民大多違禮逾制，政府亦採取默許的態度，結果導致宗祠的普遍化。
明朝建立之初，宗族祭祀仍然沿續朱熹在《家禮》中的規定。宗族祭祀的對象，官員可以祭祀高、曾、祖、禰(先父)四代祖先，平民則是祭祀祖、父兩代祖先。洪武十七年(1384年)，朝廷接受行唐縣知縣胡秉中的建議，擴大了平民祭祖對象至曾祖父輩，同時規定士大夫祭祀祖先的牌位順序，由原本的自西向東排列改為左昭右穆的形式。
明世宗即位之初，「大禮議」的爭議成為當時的朝廷大事。此一禮儀爭議的結果，在明世宗的堅持下，尊生父興獻王為皇考，而將孝宗尊為皇伯考。在此同時，嘉靖十五年(1536年)，明世宗接受夏言的建議，下詔允許臣民可以祭祀始祖。此詔令引起當時人民修建宗祠以祭祀始祖的熱潮。 清代實施宗族祭祀時，針對不同身分而有不同的規定。大體而言，不論官民，皆是祭祀高、曾、祖、父四代祖先。官民之間的差異在於，清代禮制並不允許民間建立家廟以祭祀遠祖，不過民間往往違禮逾制，產生了宗祠、家廟相混的現象。
越扯跑题越远了。
《中國家族制度史》：ISBN: 作者:徐揚杰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中國宗族社會》：ISBN: 作者:馮爾康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中國古代宗族與祠堂》：ISBN: 作者:馮爾康 出版社:臺灣商務印書館
《明代宗族研究》：ISBN: 作者:常建華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18世紀以來中國家族的現代轉向》：ISBN: 作者:馮爾康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宋明家族制度史論》：ISBN: 作者:徐揚杰 出版社: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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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来社会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新的环境发生了，
人们最初遭遇到的是旧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 生活上发生了困难。 人们不会在没有发觉
旧方法不适用之前就把它放弃的。 旧的生活方法有习惯的惰性。 但是如果它已不能答复人们
的需要，它终必会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守住一个没有效力的工具是没有意义的，会引起生
活上的不便，甚至蒙受损失。
费孝通
拿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去套清代中国和日本历史。哈哈。 纯属吃饱撑着。
本文是篇论文。
http://www.qingchao.net/wp-content/uploads/2011/03/01.pdf
兩國在承受西方力量的激烈衝擊之先，都各在對外關係上，處於相當孤立的情況：
中國是行商貿易的時期，即整個對西方的通商事項，完全由廣州具有專辦權利的「行商」主
持，而中外貿易的港口則除葡萄牙所租據的澳門之外，在很長的期間內，一直限於廣州一口。
日本的情況亦然，在 1853 年前約三百年，全日本一直處於所謂「鎖國」的狀態，只開長崎一
口，以維持其對中國與荷蘭的貿易。
日本的情況也大致類似。無論神奈川條約，或稍後繼續簽訂的一批「通商條約」 ，都
是外艦脅迫下的必然之舉。培理的堅船利砲給予日本人的印象，實在太深刻了。但自整體的
情況來看，日本並未像中國一樣，在連續戰敗的情勢下與外人締約。此後，因日本各地仇外，
1863 年和 1864 年乃發生英艦及英、法、荷、美四國聯合艦隊迭次向薩摩及長州兩藩作懲罰
性的進攻行動；但雙方的戰事一直保持地方事件的性質。日人除賠償軍費外，所損失的利權，
尚不嚴重。
（这里就现实出日本的智慧，只是地方闹事，幕府不折腾。 而清不会处理，僧格林沁同志白痴的行为，造成了火烧圆明园。）
兩國與西方所簽訂的條約，在性質上，都是不平等的，絕少發現任何具有互惠互利
性質的明文規定。兩國條約的內容，都包括有近代不平等條約的主要項目，如協定稅則、外
人居住通商口岸權、領事裁判權、傳教權與最惠國條款等；但日本所喪利權的程度，實遠較
中國為輕。就協定稅則而言，中英南京條約中，此項原則即已初步確定，1843 年兩國所簽訂
的「五口通商章程」 ，又就所抽噸稅的價銀明白規定。1858 年所訂通商章程中，復明定有進
出口貨品依貨價值百抽五與子口貨稅值百抽二五的條文。但日本在初期與各國所簽訂的商約
中，協定稅額則大致高達百分之二十，在薩摩、長州反外戰事結束後，幕府再與外人簽訂續
約，始將稅額減至不足百分之五的水準。
再以外人在中、日兩國居留與遊歷的限制而言，根據天津與北京條約的規定，外人
在華可執持護照前往中國內地任何地方遊歷，也可在各省內地任何地方建堂傳教，甚至中國
教民的信教自由，在中外條約中亦獲得明確的保障。但在日本所締結的條約中，外人遊覽地
區則只限定於通商各港埠周圍十里的範圍之內；基督教徒的信教自由權，亦只局限於外人居
留的區域之內，與中國所予外人近乎毫無限制的廣泛權利，差異甚大。
另就領事裁判權而言，無論是主持中國外交或者主持日本外交的人，都是在不明近
代國際間「主權」觀念的情況下，糊塗的自動讓給外國的。他們所看重的，也都是如何保持
傳統的「體制」 ，其他則並不怎樣著重。
但就整個的情況而言，西方人之對待中國實遠較其對待日本為嚴酷。這主要因為在
他們的心目中，中國是著名富國，而日本則是著名窮國。所以，多年來他們即在中國沿海進
行大規模的走私鴉片貿易，而對日本則絕無僅有。而且鴉片戰爭之後，英國不只向中國索據
香港，以為其在遠東地區商務與軍事的基地，而且勒索巨額賠款；此後英法聯軍之役，英除
再添索九龍一部分土地外，又向中國要索了更多的軍費賠償，法國亦獲得同樣數目的賠款。
日本則在其與西方的各次大小衝突中，絕無割地之事。即使在元 1864 英、法、荷、美四國海
軍懲罰長州藩的戰爭結束之後，各國對日本議和的條件亦極寬厚，賠款三百萬元並可分六期
支付。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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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太平天国对清朝的檄文《奉天讨清檄文》。 以前收集过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的檄文 《讨粤匪檄》。都说对方是妖邪，都说自己为了天下苍生。 都说对方是恶人。
曾国藩之高明在于拿起儒教说事。 儒家是深入人心的东西。而太平天国反儒教。 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 民族主义不是任何时候管用的。 以前我谈过汉奸的一篇文章，那时候人并没有太多的民族主义。 那还是八九十年后人的思想。 现在又是一百六十年后。
现在的人民族主义特别强烈。带着现代的世界观永远不可能读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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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明失真天命太平天国为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若曰：嗟尔有众，明听予言。予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中国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中国之子女民人，非胡虏之子女民人也。慨自有明失政，满洲乘衅，混乱中国，盗中国之天下，夺中国之衣食，淫虐中国之子女民人。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沿得为有人乎！自满洲流毒中国，虐燄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於四海，妖气惨於五胡，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甚矣哉，中国之无人也！
夫中国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中国名为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从前以神州名中国也。胡虏目为妖人者何？蛇魔阎罗妖邪鬼也，鞑靼妖胡，惟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盗神州，驱我中国悉变妖魔，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予谨按其彰著人间者约略言之：夫中国有中国之形像，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於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国有中国之人伦，前伪妖康熙暗令满州脏狗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言又恸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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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燾晚年是一個極痛苦的人，曾國藩死了，劉蓉也死了。 跟左宗棠交惡，廣東巡撫當不下去。 出使西洋出本書，被文化部給和諧了。 還扣了頂漢奸賣國賊的帽子。 官又丟了。
有天的日記，跟我現在心情相似。
大风雨。下午雪，寒。守雨竟日，推蓬兀坐，昏不见人。平生舟行留滞，亦未有若此次之苦闷者也。
郭嵩焘是湖南省湘阴县人，湘军集团的重要成员，也是湘乡人曾国藩、刘蓉的毕生挚友。他还是中国历史上首位驻外使节，是为数不多的最早放眼看世界者。但在他所处的时代，郭嵩焘曾遭受了并不公正的非议，去世后也没有得到谥号。
郭嵩焘曾数次到湘乡探访曾国藩家，最后一次则是专程为吊唁好友刘蓉的去世。笔者从《郭嵩焘日记》中整理出了他此行的相关日记，并结合相关历史资料进行了一定的考据。为方便读者了解，考据部分文字用颜色区别。有意思的是，郭氏当年所到之处的不少地名，今仍沿用，其在涟水河上泛舟而行所作诗文，在他的文集中也不见收录。而他也曾在镇湘楼下停留，但似没有为此专门记上一笔，似是因为心境不佳所致。郭嵩焘注定与湘乡人有缘。多年以后，他卸任驻英公使，在长沙主持“思贤讲舍”、“传忠书局”时，其得意门徒就有湘乡人陈翰（近代法学先驱、书法家陈尔锡之父）。传忠书局刊刻了曾国藩、罗泽南、刘蓉等人的遗著。
从通篇日记来看，郭嵩焘此次湘乡之行其实是做了两件事。其一是吊唁，其二是参与寻觅曾国藩葬地，同时也看了刘蓉的安息之地。曾国藩的葬地因这次多方寻找都无满意之处，最终葬在了今望城县。刘蓉原葬地似在“莲花桥”一带，查同治时期湘乡的古地名，莲花桥只有原6都一处，解放后改为莲花乡，后合并入今山枣镇，桥仍正常通行汽车，是湘乡去湘潭县歇马的必经之地。该地有一条源自虞塘镇一带的小河，是否能如郭嵩焘当年所言那样从水府庙水库一带直接放舟而至，很难推断。此处也是笔者外祖家所在地，刘氏宗族在此繁衍，它是否是刘蓉本族，刘蓉生前为何选了在此地，目前还缺乏进一步的资料。除此之外，“幽宝庵”这个庵堂名，在同治版湘乡县志中无法找见，湘潭县志中暂也无获。是否是郭氏听错了读音，目前很难判断。期待有识之士不吝指教！
同治十三年1874年
二月初一甲戌（3月18日）
涂郎轩、增廉舫均于是日接印，遣人一道贺。自去冬闻霞兄之丧，即思一往视，疾病因循，开春又值雨雪，闻其葬期已近，冒雨一行。甫登舟又值南风，五里至牛头州。遂成一诗：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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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似乎挺出名，不过俺跟电视绝缘。科普类文章吧。 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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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
一
我认识宏杰，是看他《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写朱元璋，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看得我心里悚然。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我曾经问他“为什么要写这人？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
宏杰说“我没想这么多，我只是对他感兴趣，想通过写来了解他。”
当时我正写顾准，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都并非天才，受尽困厄，回到平实，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
老曾说，“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而顾准说，“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我注目现世，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对于未来的瞻望，必肇始于前，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而现在没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像顾准所说“什么是专制？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但他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所以，他不讲过高之理，只以“实事求是”为宗旨。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兼容并包，这样的思维方式，用老曾的话说“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用顾准的话说：“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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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一生活在大牛的阴影之中。 咸丰五年秀才从军，那时候曾国藩是大帅。 十年升迁知县，知州，知府，按察使，布政使，江西巡抚。 同治五年。
「為政之道，要在正本清源。欲挽末流，徒廢心力。國朝良法美意，均有成規，因其舊而新之，循其名而實之，正不必求之高遠，侈言更張。大亂既平，人心將靜，有志上理者，其在斯時乎！」
同治五年，1965年。曾国藩人家是太子少保，大学士，两家总督，一等侯爵。
左宗棠闽浙总督 ，陕甘总督，一等伯爵。
李鸿章更是传奇了。 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直隶总督。
又过十年。 1875年。光绪二年。
刘坤一才混到两江总督。后迁两广，被撤职。 在家蹲了十年再次启用。 还是两江总督。直到光绪二十八年去世。 基本还是老位子。
刘坤一的后三十多年都是原地踏步。 李鸿章三十年前做的直隶总督，刘坤一一辈子都没做到。 这只能说是能力问题了。
这里以前有篇文章讲李鸿章如何欺负刘坤一的。 跟李鸿章活在一个年代挺幸运。又是很不幸的。被他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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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宁人，咸丰五年 1855年以秀才投入湘 刘坤一
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经十年征战成为湘军悍将，从异途进
身，并终身居于督抚之位。这是一个目前学术界有所知但却基本
不知的人物。
说有所知，乃在于对刘坤一这样一个晚清久任地方督抚，几
乎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相终始，且最终被融入这一进程并在其中留
下自己特定印记的人物，人们无论是研究晚清的政治演变还是中
国早期的现代化进程，都不断提及他，尤其是他在“百日维新”
之际因不执行变法御令而被光绪皇帝斥责，他与晚清另一权要人
物张之洞为主所搞的“东南互保”、“江楚三奏”等最为人们所熟
知。而学术界特别是国外学术界往往基于他在“百日维新”时的
抗命和筹施“东南互保”等而将他视为晚清对抗中央的地方主义
的代表人物。不过，对他的认识与了解也就仅此而已。
说基本不知，首先，在于人们至今对这一晚清重臣的政治生
涯和活动缺乏基本和必要的了解。其基本政治生涯和活动是：他
以秀才投身湘军经十年征战从异途跻身高位后，先后任江西巡
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十六年余；在被劾罢官家居十年后再任
两江总督，并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出任钦差大臣；而当甲午战争的
硝烟刚刚散去，回任两江总督的他便提出了洋务新方案，竭力施
行洋务复兴；尔后更引人注目地不执行“百日维新”之令，抗旨
维护江南“维新”成果，干预清室帝位更动；随之又筹施“东南
互保”，压迫清廷惩凶“议和”，谋划“江楚三奏”，直至坚阻俄
约签订等后，于
其次，还在于目前对刘坤一缺乏有系统和深度的研究。这不
仅表现在对其甲午之前的整个活动乃至于甲午之后的诸多活动几
无探讨，还在于已有的对他甲午之后活动的讨论大多只在表层，
因而构成了不少矛盾，如为何他在抗“维新”之命后又会有抗旨
维护“维新”成果的行动；为何他在有上述如此之多的似乎是对
抗清中央的活动，似乎是对抗清中央的代表人物，而在他死后反
会被清王朝谥为“忠诚”；他是晚期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但为何
又提出一个实际上有民主政治倾向的“江楚三奏”，等等。
的江
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刘坤一，不仅能从历史人物研究的角度对
之有必要的了解，弄清上述诸多矛盾，更在探索中国早期现代化
何以迟缓上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虽然他一生为封疆大吏数十年，
最终也可谓崛起于晚清政坛而被人们视为重臣，但实际上他的政
治地位和威望不能与曾、左、李等相比；尤其是以现代化的标准
衡量，他从地主阶级的经世致用者艰难地转化为洋务派即被融进
早期现代化大潮的过程中，他的为官之地有那时落后闭塞
西，也有对外开放最早的广东，更有江南这一早期现代化的前沿
地区，但他的开拓性和所成业绩均不能与李、张等比肩而立。这
就是说，他是一个极为典型的较平淡的地方督抚，研究他，无疑
将进入上述所论的以比较平淡的地方督为视角探讨中国早期现代
化何以迟缓意义的各个方面。此外，由于他在数十年间不仅为官
于早期现代化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而且还经历了从作为中国早
期现代化兴起契机的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到作为变革高峰与
尾声的清末“新政”谋划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几乎全过程，因
此，考察他，对认识中国早期现代化在不同地区的状况，以及中
国早期现代化的整个进程都将大有裨益。
当然必须指出，从方法论上说，研究刘坤一并不可能提供其
所属的中国早期现代化中较平淡的地方督抚这一群体的一般性的
结论。然而，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在于，要获得对这一较平淡的
地方督抚群体总体性认识，必须首先仔细地揭示这一群体中类似
刘坤一这样的丰富生动的“具体”，在深入了解这一“具体”的
同时，概括出某些对进一步探索这一较平淡地方督抚群体，乃至
于对探索中国早期现代化何以迟缓有益的研究变项和关系模式，
最终在全面把握若干相类“具体”的基础上得出对这一群体的一
般性结论，加深对中国早期现代化为什么被延误的认识。
中国早期现代化中较平淡的地方督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进
程，是迄今人们尚未系统研究但却十分重要的领域，而且，要研
究平淡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更有相当的难度。应该说，笔者尚
不完全具备研究这一课题所要求的理论水平与素养，尤其是那种
于细微平淡之处驰骋宏观思维的功夫。而笔者之所以率先踏入这
一领域，是意在抛砖引玉，通过刘坤一个案研究，引起学术界对
这一课题的重视，从而促进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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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跟儿子的信中这样说。
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奇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奇半。
常跟人显示出我很功利的一面，这件事如果对我没有好处，没有足够的好处，我决不在乎。 我如果说我为理想跟你一起做事，你信吗？
一偶像说了这句话。
发现越是亲近的人，越能直白坦率的指出我的不足。越是关系一般，越是溢美之词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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