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的政府组织
甲、明代之中央政府
明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时期，同时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始时期。从明迄今，六个世纪，五百多年，西方欧洲走上一个新的近代史阶段，中国也复如是。明以后接着就是清，我们要了解清代，该先了解明代，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可惜的是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至少就政治制度来讲，是大大退步了。
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据正史记载，因宰相胡维庸造反，明太祖受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不再设立。他并说以后他的子孙也永远不准再立宰相。所以明代政府是没有宰相的，清代也没有。所以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
没有宰相了，又怎样办呢？从前唐代是三省分职制。一个中书省，一个门下省，一个尚书省。到了宋代，门下省退处无权，给事中大体也如谏官般，变成和宰相对立，很少能对诏谏行使封驳权。其时的宰相，则只是一中书省。自元迄明，中书省还是正式的宰相。直待明太祖把中书省废去，只留中书舍人，仅是七品小京官，其职守等于一书记。在唐代，中书舍人是代拟诏敕的，现在只派成管文书与抄写之职而止。给事中在明代也是七品，却还有封驳权。中书门下两省都废了，只剩尚书省，但尚书令及左右仆射也不设了，于是尚书省没有了长官，改由六部分头负责，就叫做六部尚书，这是一种秃头的尚书，在唐宋时，六部中每部的第一个司称本司，如户部有户部司，吏部有吏部司，其余礼、兵、刑、工各部均然。而尚书省则有尚书令，为正长官。左右仆射为副长官。现在明代则等于升本司为部长，六部就只是六个尚书，变成一个多头的衙门。六部首长，各不相属。这些尚书都是二品大员，这已经是当时最高的官阶了。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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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费正清都很欣赏梁方仲先生1936年的文章。
梁先生祖上十三行巨富， 顺天府尹，还哪个省的巡抚。 爹是刑部的官员。
上过清华， 后来在哈佛大学和伦敦大学混。 研究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 经常帮助罗尔纲先生。罗尔纲先生都够牛了，梁先生还能帮他。
简单了看下了梁先生读书札记，阅读量是我的百倍以上。 我很惭愧啊。
最近看了梁先生很多明代经济史的东西。 梁先生是大家。
今天偶尔下载到先生一篇小文。 很是有趣。 了解贵国的人，一定知道本文为何时所写。
《对千“厚今薄古”的几点体会》
梁方仲（1908—1970） 中国历史学家，经济史专家，广
东番禺人。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入清华研究
院为研究生，1933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随后到中央研究
院社会研究所经济史组工作，专攻明代田赋史。三四十年
代即发表了一系列明代田赋史方面的论文，受到国内外
学者的重视。曾先后被派往日本、美国、英国作学术考察
和研究。1949年应聘为岭南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1952
年起，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一生在中国经济史、特别
是明代田赋史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1936年，他发表
《一条鞭法》一文，分“导论”和“本论”两部分，“导论”简要
概括明代前期赋役制度，分析其崩溃过程和原因。“本论”
列举明代中期各地施行一条鞭法的种种形式，比较异同，
并总结了这一新税制的基本特征。认为一条鞭法是现代
田赋制度的开始，它“打破二三千年来的实物田赋制度”，
标志着货币经济的抬头，显示出16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内
部历史发展的趋向。这篇对明代田赋制度作了总结性研
究的论文，在学术界引起颇大反响，被认为对于近代中国
货币经济发展的任何研究都具有着“奠基作用”，并被译
成日文、英文在日、美刊出。围绕一条鞭法，他还发表过
《明代江西一条鞭法推行之经过》、《释一条鞭法》、《明代
一条鞭法的论战》、《明代一条鞭法年表》等论文。其中于
1952年发表的《明代一条鞭法年表》，参考书籍一千多种，
搜集嘉靖到崇祯年间各地施行一条鞭法的材料三百余
条。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一条鞭法的历史作用和意
义进行深入分析。1957年他的专著《明代粮长制度》一书
出版。该书对粮长制度的产生、演变和破坏过程，粮长的
职权和经济掠夺方式，粮长制和里甲制的关系以及它对
人民的祸害，进行分析论证。认为朱元璋设立粮长制的用
意，不仅是为了便于田赋的征收，也是要以民收民解来代
替吏胥直接征收，以避免贪污扰民等弊害，具有相当的进
步意义。60年代初，他编著的经济史研究巨著《中国历代
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从大量文献中，收集人口、田地、
田赋数据，经过考证归纳，将汉至清二千多年间的户口、
田地、田赋，分门别类制成统计表。全书分为正编、副编、
别编三部分，既有历代总的户口、田地、田赋数额的统计，
又有对几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府州的具体分析，不但有很
高的学术价值，也为研究我国古代经济，特别是人口、土
地和赋税，提供了很大方便。主要著作有《明代粮长制
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梁方仲经济史论
文集》、《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补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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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方仲,
经济史,
黄宗羲
刘志伟 陈春声
梁方仲先生是一位具有良好文史修养的经济学者和有着扎实的西方经济学造诣的历史学者，他毕生致力于把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中国历史研究，推动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作出了开拓性和奠基性的贡献，尤以明代户籍、土地和赋役制度研究的成就著称于世，被何炳棣先生称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①。为纪念梁方仲先生诞辰100周年，先生哲嗣梁承邺师与弟子黄启臣师鼎力集先生著作遗稿，辑成文集八卷，命我们写点学习体会。吾辈晚生末学，无缘亲聆梁方仲先生教诲，但有幸得业师汤明檖先生，以及多位追随梁方仲先生治学的老师们指导，从研读梁方仲先生著作开始步入经济史学之门，在梁方仲先生文集出版的时候，谈一点学习心得，不仅是一种荣幸，更是对学术传承的一种承担，自不敢推卸，遂不揣浅陋，试作漫议，求方家及诸师友指教。
一
一条鞭法研究，是梁方仲先生成就其学术功业的基石。1936年他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发表《一条鞭法》一文②，以后又陆续发表多篇相关论文，这些论著，几十年来被学界公认为一条鞭法研究最具权威性的经典之作。人们谈到梁方仲先生的学术成就，总是把他的名字与“一条鞭法”联系在一起，因此，讨论梁方仲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风格，自然应该从一条鞭法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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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
【内容提要】
明清时期是科举制度实施得最充分的时期。经过明初的反复，科举制度确立起了至尊的地位。官学无法满足大众接受教育的欲求，各种民间教育形式便大行其道，仕宦望族、商人子弟、一般民众的子弟都积极致力于此，形成了文化教育的全面繁荣。其中，科举制度是民营教育发展的关键动力。尽管科举制度的实施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但由科举促成的民营教育的发展却为明清时期的政治建设发挥过积极作用，也产生过诸多正面的影响。
【关 键 词】科举制度/民营教育/文化发展
一、明初科举制度的反复与规范
明初科举制度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反复，荐举曾被朱元璋视为纠正科举弊端的重要途径。本来新王朝刚刚建立，正是急需人才的时候，朱元璋曾首先取重于科举，于洪武三年（1370年）起连续三年科举取士。他说：“汉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文学而不求德艺之全。前元待士甚优，而权豪势要，每纳奔竞之人，夤缘阿附，辄窃仕禄。其怀才抱道者，耻于并进，甘隐山林而不出。风俗之弊，一至于此。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言。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毋得与官。”[1]（卷七十，选举志二）但连续三年科举之后，朱元璋发现所取录的人大多是“后生少年”，虽然文章做得头头是道，却缺乏实际工作能力，“能以所学措诸行事有寡”。因此洪武六年（1373年）便宣布废科举而行荐举，要求有司采举“山林之士德行文艺可称者”，“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国致治”。“其目：曰聪明正直、曰贤良方正、曰孝悌力田、曰儒士、曰孝廉、曰秀才、曰举人、曰耆民。皆礼送京师，不次擢用。而各省贡生亦由太学以进。”[1]（卷七十一，选举志三）荐举制度推行到洪武十七年（1384年），另一类问题又凸显出来，就是被荐举者队伍日益庞大，几致无官可授的地步，而且被荐举者中亦良莠不齐，举主或疏于考察，或以权谋私，被荐举者往往亦奔竞钻营，“任不举职”的现象非常普遍。经过实践的比较，朱元璋认识到科举的优越性，便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下诏恢复科举，洪武十七年（1384年）定科举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最终确立起科举制度的地位。科举的制度建设不断加强，诸如科举程式、场级、内容、名额分配乃至庶吉士制度都不断规范起来。明清两朝，参加府、州、县学考试的人数相当可观。乾隆初年，凡属大学（就规模而言，而不是指程度），应试童生自一千数百以至二三千人。因此，明清官学办学规模屡屡突破其初始的规制，表现为生员名目上，有所谓廪膳生员、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与此同时，私学、家学、宗族之学也随之勃兴，“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1]（卷六九，选举志一）明清学校之盛（数量），为唐宋以来所不及。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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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
钱大昕
【台】陳劍鍠
明代從隆慶（1567-1572）、萬曆（1573-1620）以後，是晚明學術思想的轉變期，其源頭可追溯到明中葉陽明學的興起。1 晚明學術的轉變，在陽明後學本身，形成許多爭議。以下試以「選擇性的親近」方式，2 對陽明後學的「儒釋合流傾向」、「三教同源說」、「學術通俗化」、「對陽明『四句教』的盪越」、及「學術責任跟明朝滅亡的關係」等五項議題，作出論述。
一、陽明後學的儒釋合流傾向
陽明後學跟釋氏合流的跡象，是晚明（明代，1368-1644）學術界正視的課題之一。依釋教的觀點而言，禪宗走向狂禪，是因現成良知的混入，致使晚明禪學從「看話禪」轉向「口頭禪」，質變的情形非常嚴重；3 依儒教的觀點而言，陽明後學對陽明的良知教未能把握得體，徒以虛明靈覺為本體之悟，遂與釋氏之空性合流。這兩個不同的角度，顯示出陽明後學跟釋氏有正面交涉的事實。黃宗羲（號梨洲、1610-1695）在《明儒學案》〈泰州學案〉說：
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啟瞿曇之祕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 為禪矣。然龍溪之後，力量無過於龍溪者；又得江右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決裂。泰州之後，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 羈絡矣。顧端文曰：「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得人。只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羲以為非其聰明，正其學術也。所謂祖師禪者，以作用見 性。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來者。釋氏一棒一喝，當機橫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故其害如是。4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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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
《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有一句值得回味的名言：“衰落帝国的财政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确实，历来那些曾经盛极一时的帝国，虽然导致其衰落的原因往往众 说纷纭，但财政状况恶化伴随其衰落的整个过程，则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教训。财政恶化往往是一系列行为（超额战争开支、经济衰败、政治控制削弱以至于无法征 到税收等等）的结果，但同时又是推动下一轮恶性循环的原因——理由很简单，恶化的财政将使帝国在军事、政治控制、社会等所有层面都出现漏洞，直到最后无法 维持下去而轰然崩塌。
这样的个案在古今中外都不鲜见，除了突然的军事征服外，多数大帝国的的崩溃都伴随着财政崩溃。罗马帝国晚期持续数百年、始终无法治愈的恶性通货膨胀 使它的崩溃看起来反倒像是解脱；Joseph Stiglitz的《三万亿美元的战争》也是基于同一个出发点：过度军事扩张和不负责任的中央财政的结合，可能拖累美利坚帝国重蹈罗马的覆辙。中国东汉、 唐、金、元、明、清，乃至民国末年，都有令当时政治家为之头痛的财政危机如影随形。这个问题十分普遍而严重，但令人困惑不解的是：以往中国史学家在探讨王 朝衰落原因时，却往往更多着眼于军事、政治乃至道德上的衰败，却很少有专著研究财政危机的议题。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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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
只是想TRIBUTE一下锦州。
贫道也觉得袁崇焕被神话了。本文不是大师所作，不过某些道理挺赞同。
宁锦地区，根本不是什么战略要地。
只是在满清后世御用文人的大肆宣传下，才让人相信它是一块战略要地。好象满清如果占据了宁锦地地区，那马上就可以长驱中原了。
问题是：宁锦地区，真的这么重要吗？
一、
1622年一月，王化贞、熊庭弼大败。王化贞决定固守宁远，熊庭弼决定撤军入山海关！
同时，满清驻马于锦州以北，努尔哈赤根本没有进入宁锦的意图。虽然，当时宁锦根本没有大明一兵一卒！
泪痕只是奇怪，如果宁锦地区真是什么战略要地。那熊庭弼又该当何罪呢？面对一块空前战略要地，竟然不做任何努力的就拱手让给敌人！
泪痕只是奇怪，如果宁锦真是什么战略要地。那努尔哈赤，当时的做法又算怎么回事呢？面对一块空前重要的战略要地，竟然白给也不要。事实上，当时宁锦地区，根本没有大明一兵一卒。努尔哈赤竟然根本没有占据宁锦的意思！
事实上，单从1622年初的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宁锦根本不是什么战略要地。否则？熊庭弼、努尔哈赤的行为就不可理喻了！
二、
1624年九月，明袁崇焕重筑宁远城工竣！
此时距熊庭弼撤军山海关，已有两年半时间了。在此期间，满清没有对宁锦地区采取过任何军事行动。
泪痕只是奇怪，如果宁锦真的如后世所说，是一块空前重要的战略要地。满清在这样长的一段时间内，为什么从不试图进入宁锦地区？仅此到也罢了，面对大明王朝在宁锦地区狂修工事，为什么从不试图阻挠与破坏呢？
面对一块空前重要的战略要地，努尔合赤脑子进水了？为什么会这样对待呢？
三、
1626年一月，满清大军围攻宁远！
此时距熊庭弼撤军山海关内，已整整4年时间了。在此其间，满清没有对宁锦地区采取过任何军事行动。
在这4年时间里，满清从未计划占据过宁锦地区。这也正是大明王朝可以收复宁锦地区的主要原因。因为这块地方，根本没有满清一兵一卒，因为满清根本没有计划占据这块地方。
如果满清真想占据这块地方，哪容明王朝轻易“收复”这块地方呢？
这是袁崇焕可以固守宁远胜利的主要原因。因为满清根本没有想过要占据宁锦地区。
宁远之役一共持续了2天。努尔哈赤看宁远城无法攻克，遂决定撤军。虽然宁远至锦州那二百里地区没有大明一兵一卒，但努尔哈赤显然仍没有占据宁锦地区的意思，而是直接率军撤出了整个宁锦地区。
事实上，这等于再一次拱手把宁锦地区另一半拱手让给了大明王朝！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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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
袁崇焕,
锦州
我是只听说啊，那啥孔夫子网，1985年以后的香港台湾书都下架。 我认为做的很对，因为贫道一般只看一百年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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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廷鑨私刻《明史》案，后来被史家称为“清初文字狱第一案”。案发时为康熙二年（1663年），满清入主中原的时间还不到二十年，明朝遗民思念故国、反感异族统治者的情绪还时隐时现。这个案子牵连甚广，用“血雨腥风”形容之毫不过分。其罪状乃“诋毁本朝”“大逆不道”。
当代作家李国文在《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评论道：“修史一事，新政权是很忌讳的，官方早于1645年（顺治二年）就设立《明史》馆，固然是为了总结前朝的成败得失，更主要还是为了新政权御临天下，一统江山的需要。作为外族统治者，如何抹去残酷屠杀的可耻记录，如何修改对于自己以往的不利记载，如何证实其统治中华的合法合理，这一切，绝对要求舆论一律的。因此，私人治史，自说自话，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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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狱,
明朝,
雍正
论明中后期言官的蜕变
蔡 明 伦
（湖北师范学院 历史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湖北 黄石，435002）
[摘要] 明中后期，言官群体发生严重蜕变，其表征主要有四：一，察劾失实，渎职敷衍；二，趋炎附势，明哲保身；三，贪污腐败，枉法残民；四，身陷门户，党同伐异。言官的蜕变对明中后期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对明朝的衰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词] 明中后期；言官；蜕变
言官是明代官僚集团中负有言责、司职监察的一个特殊群体，又称台谏官、科道官。言官在明前期政治较清明、言官整体素质较高等情况下，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即使到了明中后期，在皇帝“德荒政圮”、吏治渐趋腐败的状况下，仍涌现了一批坚持原则、忠于职守、勇于直谏的忠正言官，他们为维护日渐衰弊的明王朝殚精竭虑，舍生忘死，体现了言官的价值和作用。然而，当明王朝统治机构的整个肌体不可避免地渐趋腐败时，无法自外于统治集团的言官也相应地发生蜕变，各种腐朽败落的恶习纷纷暴露出来，使明代言官从整体上由澄清吏治的“去污剂”，蜕变为腐朽堕落的“催化剂”，对明中后期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中后期，言官蜕变的表征林林总总，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察劾失实，渎职敷衍
明代建立了历史上最为完备的言官制度，赋予言官考核和廷推、弹劾和纠察百官等职权，并有严格的要求和纪律以保证其职权的正当行使。但是，到了明中后期，随着言官制度不断崩坏，考察不实、举劾不公的情况随即滋生蔓延。按规定，考察时，四品以下官员由吏部尚书和都御史负责，而吏部、都察院对地方官的考察又完全依赖于派出的巡抚、巡按这些言官。每当巡按考满，都要将所属大小官员的政绩填注考语揭帖呈送吏部。但按臣填注考语，往往敷衍塞责，多有不实之处，“京官考满，河南道例书称职。外吏给由，抚按官概予保留”，致使“劾者不任其怨，举者独冒为恩”[1]（卷226，丘橓传）。究其由，首先是耳目太偏，信息失实。有的言官不亲自巡历，或假托他人，“风宪不能以自知也，而惟取之委官，委官不能以自知也，而复凭之于吏卒。毁誉多出于爱憎之口，伪妄率由于体访之疏”[2]（卷251，王邦直：陈愚衷以恤民穷以隆圣治事）。或托之有司，而“有司则不顾是非，侈加善考” [1]（卷226，丘橓传）。有的即使下去巡按，也渎职敷衍，要么“但坐公馆，召诸生及庶人之役于官者询之，辄以为信”[2]（卷178，张孚敬：重守令疏）；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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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
谢田先生一篇文章。
其实这样的事很多，跟一个朋友讲过。 有时候某些官很牛，大局观的很强。 很能掌控全局的人。 你感觉他什么都没有做，他是一个没人在意的官，没人在意的皇帝。 反而他是最伟大的人。 那些青史留名的官皇帝，而是是最能找事，惹事的。
牛人可以在事之前避免事情发生。 而那些出名的人，在自己把事弄出来，自己再解决这个事。
事是解决了，付出多少代价，那也叫明君。o(∩_∩)o 哈哈。 那不跟那啥一样吗！ 就此打住在说就不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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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月开始这里尽量回复更新，尽量每天一篇文章吧。
说起明朝后期的军事史，不能不提两个著名将领，那就是戚继光和李成梁。
戚继光是抗击倭寇的民族英雄，自不待言。李成梁（1526-1615）是明朝后期的辽东总兵。在隆庆、万历年间，李守辽东，戚戍蓟北，都是朝廷重臣，只是李成梁的官要比戚继光高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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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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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梁
如何处理好学术工作，那小妞，鸿雪，鸿雪他妈，技术，赚钱等等的关系对我来说有点太难，不知所措。 放弃什么呢？
这是不是我想要的？
本文讲的是伟大的魏忠贤 。
当年魏大爷的生祠， 人没死都搞祠堂。 杭州还是哪的？把岳飞的祠堂，拆了见魏忠贤的祠堂。觉得岳飞不配在那个位置，只有伟大的魏忠贤才能在那见祠堂。
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魏忠贤同志！竟然要拆人家的祠堂。
五人墓碑记①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②，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③，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④；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⑤。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⑥，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嗷嗷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⑧。吾社之行为士先者⑨，为之声义⑩，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11)，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12)，扶而仆之(13)。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14)，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15)，则噪而相逐(16)，中丞匿于溷藩以免(17)。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18)，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19)。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20)，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21)，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夫！大阉之乱(22)，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23)，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24)，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25)？且矫诏纷出(26)，钩党之捕遍于天下(27)，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28)；大阉亦逡巡畏义(29)，非常之谋，难于猝发(30)，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31)，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32)，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33)，其辱人贱行(34)，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延(35)，赠谥美显(36)，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37)，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38)。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39)，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40)，安能屈豪杰之流(41)，扼腕墓道(42)，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43)，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44)。
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45)，太史文起文公(46)，孟长姚公也(47)。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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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
陈学文
史学月刊2007年第6期
契尾是什么?多数人不太清楚，只知道在田宅买卖中有契约文书。契约文书有买卖双方签订的私契(白契)和官契(赤契)。契约经政府认可，办理过户交割手续，并需缴纳一定的契税，这种契税单称之为契尾。简言之，契尾即买卖田宅时，政府征收契税后的收税凭证。明清契尾一式二幅，前幅归买主(业户)收执保存，后幅由政府造册归档，以备查核。业户的契尾一般不单独存放，常与私契(白契)、官契(赤契)粘贴在一起存放，此为田宅买卖的标准契约文书。契尾存世不多，就是保存土地买卖契约文书最多的徽州地区，收录在《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900年版)二大册中的数千份田宅等契约中也仅辑有一份，也许是编辑者未注意而没有收入，也许是契尾存世者本来就不多。笔者经多年注意、收集才藏有17份契尾(见下所列)，其中较完整地与私、官契粘贴在一起的有5份，这对研究明清田宅买卖、政府对田宅买卖的干预机制、税率、法制等都是很有意义的。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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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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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民
(一)明代的“流民”与“移民”
正如题目所示，本课题的研究亦将会表明，外来人口是构成明清时期秦岭 —大巴山区社会的主体，外来劳动力是明清时期秦岭—大巴山区资源开发的主力，流动亦堪称明清时期秦巴山区社会乃至经济的主要特征，因此，秦巴山区的外来人口或移民也是本课题要着力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对于秦巴山区的外来或迁移人口，历史文献中有多种不同的表述，如“流民”、“棚民”、“客民”、“客籍”、“客户”、“移民”、“新民”，等等，这些名称各有其具体内涵，却又互有交叉，且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段，所指亦有变化。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名称或与现代学术研究概念的内涵不相一致，或根本无法在现代学术研究概念中找到相应的词汇。①
如果以现代学术研究概念概括之，这些人口的性质大致不外流动人口和迁移人口两种。《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对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作了明确的区分：“人口流动(population flow)一般指离家外出工作、读书、旅游、探亲和从军一段时间，未改变定居地的人口移动。人口流动不属于人口迁移，流动的人口不能称为移民。人口流动分为周期流动和往返流动。”而“人口迁移(population migration)”则指“一定时期内人口在地区之间永久或半永久的居住地的变动。人口迁移的形式为移民”。②可见，是否改变定居地是区分流动人口与迁移人口的基本标准。那么，传统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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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剑雄《中国移民史·导论》对古今中外有关“移民”概念的涵义、使用等有详细论说，可供参考(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1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
②《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7页。
民”涵义约略可与流动人口相近，①但要确定是否“移民”就不那么容易了。
尽管从理论上讲，移民与流民的差异是显然的，但事实上由于定居、定居时间、定居地等概念的不确定性，人口的再次迁移等因素较普遍存在，要严格、准确地区分历史上的流动人口、迁移人口是否在迁入地定居、何时定居、定居时间长短、是否再次迁移等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流民和移民的界限又是相对的、难以清晰区分的。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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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正阳门(俗称前门)内的东交民巷(原名东江米巷)一带，曾是许多衙署的所在地。在这老百姓望而生畏的地方，有一个颇为特殊的机构，那就是为皇家治病的太医院。
(一)太医院署址的变迁
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之初，利用旧有官舍作为各衙门办事的处所，多散处城区，杂然无序。明英宗正统七年四月(1442年5月)，始在大明门 (清时称大清门，在正阳门内。解放后已拆除)东，新建许多官署。太医院署也在这里修建。清代太医院因明署之旧继续设于该处。其确切地点是在天安门前、钦天监之南，礼部正东，即现在的东交民巷西口路北附近。该院有大门三座，均向西。对面是照壁，有黑漆书写“太医院”三字的朱色立额。大门前为门役的住房。左为“土地祠”(面向北)，右为“听差处”(面向南)。署内有大堂五间，是主要的活动场所，其中悬挂着康熙御赐院判黄运诗：“神圣岂能再，调方最近情。存诚慎药性，仁术尽平生。”大堂左侧，有南厅三间，是御医办公的处所。大堂右侧是北厅。后面是先医庙，门称棂星，内门称咸济，殿名景惠，南向，殿内供奉着伏羲、神农、黄帝的塑像，有康熙御书“永济群生”匾额。先医庙外北向者为药王庙。庙里有铜人像。连接大堂的过厅是二堂，后面还有三堂五间。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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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先生的文章，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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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岳飞的一位后代聊天，问到宋朝给岳飞平反的时间。他开出8个日期，从初步昭雪，到发还田宅，到复官改葬，再到赐谥追封，直至追封三代，全程历时99 年。首次平反是1162年7月，岳飞冤死21年之后。他笑道：正好和右派平反的时间一样。我心中一闪：莫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竟是平反的周期率？
回家后查史书，1162年6月，宋高宗赵构退居二线，太子即位，是为孝宗。7月，昭雪岳飞。——原来最高领导换人了，冤案制造者离开了宝座。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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