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国在十九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所发生的回民大叛乱特别难于研究，因为有关回民方面的可靠的文献资料太少。这几次回民叛乱不论就种族-宗教觉悟程度，或者就所处环境及地理位置来说，都各不相同。在中国本部，云南的回民叛乱（1856—1873年，又称为班赛[Panthay]叛乱）和陕甘的回民叛乱（1862—1873年，又称为东干之乱）都有其种族世仇的背景。它们起因于回民这个少数民族不论在与外界隔离的农村或聚族而居的城镇，都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保持着他们的宗教习惯和特殊习俗。但新疆回乱的特点主要是外国的入侵，即清代前的六城地区伊斯兰教统治者的后裔玛赫杜姆和卓从浩罕打回了新疆；因为在六城地区喀什噶尔附近，此人的祖先坟茔仍然是回民信仰的圣地。新疆暴乱也引起了俄国侵占伊犁地区，以及英俄两国激烈争夺清属突厥斯坦至少达数年之久。
虽然中国本部的回民从来没有明确的、文化上得到支持的基础，以便向北京皇帝的权威矢志效忠，但他们已在中国生活了许多个世纪。他们的典籍里虽然保持着对真主的特殊尊崇，但也赞助儒家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1］ 在传统上，回民也受到历代清朝皇帝的相当优遇，回民能参加科举考试；许多人也能在文武两途出仕，尽管其职位通常并不很高。但从1762年起，清帝颁发了歧视他们的严厉的法律。例如，陕西和甘肃的回民犯了盗窃和抢劫罪必须充军到云南和贵州，有时还处以终生戴枷，这比其他中国人在犯同类案件时轻科的笞刑要重得多。［2］ 这种反回民的法律要比清代最早的重大回民叛乱早约二十年；当然，这些回民叛乱又加剧了清朝官员对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会的疑惧。汉民由于十九世纪初年的生活日益困难，就更加把回民看成是土地占有和贸易方面的对手。汉民和回民打官司的时候，裁决很少对回民持平正态度。汉族官员本人有偏见，满族官员又通常左袒汉民。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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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更相信费正清的史观。 只把这些文章当史料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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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政府通常将满人（经常包括蒙古旗人）和汉人的聚居区予以隔离，有时是将一城分为两个部分，有时则重建新城，因其居住主体民族不同而分别称为满城和汉城。乾隆统一新疆后，亦仿此例，在北疆的伊犁、乌鲁木齐、古城和巴里坤等地均分设满、汉城。其意首为民族隔离，次为驻扎军队，尤其在新疆统一之初更是如此。以满城为例，主要居住携眷满蒙八旗官兵等，正如后人解释，满城主要为驻防各地的携眷满洲八旗官兵划定与修筑，因此，也有称满城为满营者，实是一座大军营。汉城亦然。此后随着内地移民日益增多，这些城市，尤其是汉城逐渐成为军民杂居之地，其民事功能大为增强。
南疆的情况虽有所不同，但亦仿北疆之例，将各城依居住民族划分为两部分（或建筑新城，或在原有维吾尔人居住之城内建以界墙，一分为二），一部分供当地穆斯林居住，即所谓的回城；另一部分则供驻防军队及军政大臣所居，今人多称之为汉城或满城。民族隔离与驻扎军队依然是清政府的主要意图，只不过这种隔离主要是将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等民族与内地人相隔离，尤其是与满汉官兵隔离，因此，在内地及北疆被隔离的满汉民族在这里却共同居住一城。这样，对这些清军驻防城市的称呼自然不能如北疆及内地那样，简单地以满、汉城论之。虽然这仅是对不同术语使用的不同理解，但绝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迂腐问题，因为这种术语的变化其实体现出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美国学者米华健曾对此问题进行过相关的探讨，认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应对其采用不同的称呼，如乾嘉时期应称为满城，汉城则出现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左右。米氏之论言之有理，然并不全面。本文将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对于在新疆的驻军及官员设置，清政府总体而言重北轻南，首重天山北路，次重天山东路，天山南路位于其末，因此南疆驻守官兵不仅兵额最少，而且是换防兵，而非驻防兵，不能携带家眷。正如清人记载，驻防兵乃携眷之兵，永远驻守，“惟伊犁及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满洲绿营皆然，土鲁番满营官兵亦如之”，而南路之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乌什和阿克苏的满兵则自乌鲁木齐、古城和巴里坤调拨，绿营兵则自内地调拨，皆轮班更替，非常驻者。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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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有言，“国朝师儒之为学也，皆得力于师友，渊源有自，故能卓然有所成就。”以之对照道咸时期西北史地学的发展，同样有其道理。
道咸时期，西北边疆危机的浮现使西北地区日益为世人所关注。面对新的历史形势，学术界首先作出了针对性的反映，具体表现为西北史地逐渐成为一些学者研究的重点领域。尤其是在这些学者间已经形成了一股前后衔接、亦师亦友的研究西北史地之风，并产生了一种研究西北史地的群体效应。正是建立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学术群体的基础上，西北史地学方获得了极快的发展。但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尽管对道咸时期西北史地学的发展研究颇多，这一问题却往往被忽视，尚未有专门的研究成果问世。本文主要就此问题展开论述，以使读者能对此有所了解。
一、群体效应的形成因素
（一）西北边疆危机的浮现
嘉庆二十五年，张格尔在浩罕的支持下发动叛乱，这场前后历经八年，直到道光八年方得以平息的叛乱不仅打破了持续半个世纪的新疆的平静局面，而且也拉开了几乎持续整个晚清的西北边疆危机的帷幕。
平叛后，清政府根据派赴南疆的直隶总督、钦差大臣那彦成的建议，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加强和巩固对新疆的统治，如实行各级大臣官员的考核制度；增加官吏薪俸，允许官员携带家眷；慎选伯克；减少苛捐杂税；在南疆进行屯田，发展南疆经济；增设卡堡，加强边防力量等。这些措施应该说对稳定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那彦成对浩罕采取的一些严厉惩罚措施却导致了较为严重的后果，这些措施包括：禁止包括浩罕、安集延在内的中亚诸部落与新疆的贸易，“严禁茶叶、大黄出卡，以窘其生计”；“尽逐内地流夷（居于新疆的浩罕和安集延等中亚诸部落之人），以断其耳目”，并没收其茶叶、大黄、田地、房产。而经准许留居新疆的浩罕人，只准种田、纳粮、当差，不得置产婚娶，违者立即驱逐。由于那彦成不了解当地形势，因此这些措施虽然严重打击了浩罕的社会经济，但其打击面过广、树敌太多却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影响到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边防的稳定。这自然遭致各方的不满，此后浩罕即于道光十年挟持张格尔之兄玉素普再次发动叛乱，不过同样遭到失败的下场。
这两次叛乱充分暴露出清政府在新疆尤其是南疆统治力量的薄弱以及那彦成政策的危害。此后，新任钦差大臣长龄于道光十一年来到喀什噶尔，他的调查和汇报使清政府开始认识到那彦成政策的错误。当年，清政府即取消贸易禁令，次年又赔偿了浩罕商人因没收茶叶而造成的损失。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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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史地学的兴起是晚清学术随时势变化而发生相应变化的一种具体表现。一般认为，在其兴起过程中当以谪戍之士祁韵士和徐松作用最大，祁、徐二人乃是晚清西北史地学的开创者，而他们先后编撰的《西陲总统事略》和《钦定新疆识略》则是晚清西北史地学兴起的标志。就学术角度而言，这种观点有其客观性与合理性，但是，它却往往忽略了影响祁、徐二人走上治西北史地研究道路的伊犁将军松筠在其中的作用。事实上，在晚清西北史地学的兴起过程中，松筠绝对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而这主要与松筠的治边经历以及他重用谪戍之士进行相关著述研究是密不可分的。
一、松筠的治边经历
松筠（1751－1835），字湘浦，姓玛拉特氏，蒙古正蓝旗人。其事迹在赵尔巽编《清史稿》卷342，《清史列传》卷32，李桓编《国朝耆献类徵》（初编）卷36，缪荃孙编《续碑传集》卷1，李元度编《国朝先正事略》卷22，窦镇编《国朝书画家笔录》卷2以及震钧编《国朝书人辑略》卷7中均有记载。他的一生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曾任数省总督和各部尚书，并加太子太保，也曾出任国史馆、实录馆正总裁，管理理藩院的事宜，还曾专门管理蒙古学、唐古忒学事务。他为人耿直，不畏权势，因同权贵不和而多历外任，在《清史稿·松筠传》中就有记载称“和珅用事，筠不为所屈，遂留边地，在藏凡五年”。
松筠曾先后在西藏、蒙古和西北等边疆地区任职，对边疆地区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史称松筠“名满海内，要以治边功最多”。他的一生“廉直坦易，脱略文法，不随时俯仰，屡起屡蹶。晚年益多挫折，刚果不克，如前实心为国，未尝改也”，堪称一代名臣。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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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保廉（1862－1938），字拙存，别号淡庵居士，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其父陶模乃是清末名臣，光绪年间曾先后任甘肃、直隶、陕西按察使、布政使，甘肃新疆巡抚，陕甘、两广总督等职。陶保廉从小受到严格的教育，在史学、舆地、医药和西学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造诣。
19世纪后期，西北边疆危机日益加深：陕甘爆发回民起义并波及新疆，阿古柏入侵新疆，俄国出兵占领伊犁，英俄在中亚的角逐延伸向新疆，等等。对此，清政府在经历了“海防”、“塞防”之争后，最终出兵收复新疆，并于光绪十年（1884年）设立新疆行省，可谓中央政府加强对新疆统治的重大举措。光绪十七年（1891年），陶保廉之父陶模被清政府任命为甘肃新疆巡抚，奔赴乌鲁木齐就任。随从侍行的陶保廉对其沿途所见所闻予以记载，鉴于该年系辛卯年，故名之曰《辛卯侍行记》。
《辛卯侍行记》并不完全是一部游记。丁振铎言其“顾其中所过名都下邑建置沿革特详，水道邮程脉络弁分悉具，或辨讹而考古，或救敝以论今，征引诸书不下数十百种”。王树枏也曾讲，陶保廉“行历秦晋赵魏齐燕六国之地，西逾长城，渡瀚海，入月氏、鲜卑、车师、蒲类诸国，以达新疆都，行一万一千余里，凡山川关隘之夷险，道路之分歧，户口之多寡，人心风俗物产之异同，罔不勤诹广稽取其事，有关于经史及体国经野之大者，著于篇”。可以看出，它是一部具有明显实地考察及考证特征的史地之作，其中尤详于对西北地区的记载。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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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古柏
1759年，清朝统一南疆，继1757年平定准噶尔收复北疆后，最终完成了对今天新疆地区的统一。清代疆土始与中亚诸部毗连，双方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而对中亚的政策也开始成为清朝对外政策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于中亚诸部，清政府一般视其远近及重要性将其分为两类：哈萨克和布鲁特为一类，其余为一类。正如魏源所言：“新疆南北二路，外夷环峙，然其毗邻错壤作我屏卫者，惟哈萨克、布鲁特两部落而已。”也就是，清朝视哈萨克、布鲁特二部为其西疆屏障，与其之关系相较其他中亚部落更为密切和重要。本文所探讨的清朝的中亚政策，其中亚范围主要指的是第二类，即哈萨克和布鲁特之外的其他中亚各部。
一、清朝的中亚政策：朝廷的意图
清朝统一新疆后，中亚诸部迅速向清朝遣使入觐，表示归服之意。清政府对此也予以积极的回应，对这些“远处边陲，诚心向化”的中亚诸部“赉敕书赐物”，并派出使臣远赴痕都斯坦、布哈尔等地，其对中亚的政策亦产生于这一时期。至于清朝之中亚决策的原动力，下文中便试以析之。
首先，对“礼仪”的追求。在中国的传统治边观中，“华夷观”和“天下观”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一统观念则可谓影响中国历代中原王朝治理天下最重要的因素。在这样的观念下，中原王朝乃为宗主国，边远之四夷则为藩属，藩属须尊中原王朝统治者为天下共主。对于中原王朝而言，这自然意味着其对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化境地的追求，对确定君臣从属关系、地位尊卑、等级高低的一种追求。归根到底，这是一种对传统“礼仪”的追求。清朝的中亚决策显然受此影响颇深，如同历代中央王朝，其对礼仪的追求已经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只要能换来藩属的“恭顺”， 使“人心益附”，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是可以接受的。正如潘志平所言，“以儒家礼义来治国安邦的中国各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强化，中国与‘四夷’的关系，俨然成为森严的君臣关系。……在中国封建统治者看来，此上下尊卑有序的礼义延续或中止，乃是王朝生死攸关的大事。……也就是说，礼义第一，其它都是枝节小事。”为了坚持、捍卫这种礼仪，“中国封建统治者竭尽全力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此论可谓精辟。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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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清朝收复南疆，继1757年平定准噶尔收复北疆后，最终完成了对今天新疆地区的统一。这不仅对清朝大一统格局的形成以及对清朝的政治、经济等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18世纪后期中亚的发展也有着多方面的意义。但就目前的研究情况而论，一般多注重于对前者之研究，对后者的研究则颇为缺乏，或不系统。本文即将就此展开相关论述，不当之处，尚请方家多多指正。
一
对中亚而言，清朝统一新疆首先带来的是稳定局面的出现。这主要反映在清朝对准噶尔的平定以及对企图扩张的中亚部落的约束两方面，其中尤以前者为重。
（一）清朝平定准噶尔
准噶尔自16世纪兴起后，首先确立起在天山南北的统治，随后不断向外扩张，尤其是西进中亚，通过武力控制了中亚的许多地区。这给中亚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首先，频仍的战争影响到了中亚各部的政治稳定。以哈萨克为例，准噶尔在中亚的扩张主要反映在与哈萨克的战争中。为了争夺哈萨克控制的许多贸易中心（如塔什干、安集延、撒马尔罕等），扩大牧场范围，准噶尔部从17世纪开始，不断发动对哈萨克的侵略战争。尤其是策妄阿拉布坦统治时期（1697—1727年），成为哈萨克历史上的大灾难时期，哈萨克丧失大片草原，许多人逃离家园。直到准噶尔被清朝消灭，哈萨克方摆脱其威胁。但是与准噶尔的斗争不仅使哈萨克汗国更为支离破碎，阻止了哈萨克政府或国家的出现，而且也使其无力抵抗俄国的侵扰，哈萨克的小、中、大三玉兹分别于1731年、1740年和1742年接受了俄国的保护，向其朝贡。
其他一些中亚部落也时常遭到准噶尔的侵略，如布鲁特、布哈拉、浩罕和巴达克山等。准噶尔最盛之时，哈萨克、浩罕、布哈拉、希瓦都处于其势力范围下，他们被迫归附准噶尔，还要派人质到准噶尔。在清朝平定准噶尔前，哈萨克、浩罕、巴达克山等中亚部落都曾经有重要人物作为“人质”在伊犁居留过多年。
其次，严重影响到中亚各部的经济发展。准噶尔的侵略战争不仅对中亚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准噶尔还强迫中亚各部向其缴纳贡赋，这成为准噶尔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使中亚各部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同时，准噶尔凭借其强势控制着中西之间的贸易，这对中亚原有贸易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以上种种因素都直接影响到了中亚经济乃至国力的发展，并进而影响到中亚各部政治的发展。以受准噶尔打击最为严重的哈萨克为例，17世纪哈萨克呈现出政治分裂之像，而影响哈萨克团结成为中央集权国家的困难之一就在于其经济每况愈下，以及自然经济占据了统治地位，其标志就是哈萨克南部城镇的衰落。
因此清朝平定准噶尔使中亚各部得以摆脱其桎梏，获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和良好的发展契机。中亚各部有可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从历史的实际来看，哈萨克由于直接面临俄国南扩的影响，其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哈萨克东部仍然因此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局面，而其他一些中亚部落，如浩罕、巴达克山等的发展则因此得利甚多，尤其是浩罕，能够在19世纪兴起为中亚的一个大国，与此关系极为密切。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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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自古以来都是朝廷的大问题。我的研究一直都在北疆，很少涉及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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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治边疆民族的目的主要有三：1、防范外敌入侵；2、维护边疆稳定；3、发展边疆经济。对于因地区、民族不同而导致的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差异，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清王朝对这些边疆民族地区并不抱歧视态度，相反，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角度来对待和处理，比以往任何王朝都更重视把边疆政策、民族政策的制定、推行和完善摆在基本国策的突出地位。清王朝强调“中外一体”（即内地与边疆为一整体），一变前代汉族王朝作茧自缚、消极自保的惯用手段，主张以积极态度治理边疆民族地区，使其起到“屏藩”、“拱卫”的作用。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清王朝因地制宜，制定和实施了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来维护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如在内外蒙古实行盟旗制，西藏实行以达赖和驻藏大臣协同管理的噶厦政府制，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但酌情保留土司制等。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其政策的实施不仅达到了统治各族的目的，而且对于巩固边疆、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推进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有着积极意义。
在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中，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相较其他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在政治、经济、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的不同而更为独特，因此清王朝在对其之治理中，经略政策也颇具特色。本文即以南疆为中心，以清中期政府管理南疆内地人的政策为线索，对此种政策的出台及发展变化略作分析。
一
清政府统一新疆后，鉴于新疆的重要战略位置，对新疆的经略颇为重视。不过，鉴于新疆南北的具体情况有别，清政府的经略政策亦有所不同，如在北疆驻以重兵，既为维持地方安定，亦有防范潜在的外来威胁之意。因为虽说此时清王朝威名远震西域，外藩臣服，但鉴于自古以来边患莫过于塞外西北的游牧民族，清自然注重对这些地区的经营。它通过联络漠南蒙古，收服喀尔喀蒙古，首先消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而在西北，又经康雍乾三世，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平定准噶尔之乱，但是乾隆少见地对准噶尔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使准噶尔的人口锐减，其意自然为彻底消除准噶尔的威胁。这样北疆不复构成对清王朝的威胁。但在清西北边疆之外，依然有像哈萨克和布鲁特这样的游牧民族，且俄罗斯也正在东进，虽尚未对清西北边疆构成威胁，必要的防范措施却必不可少，因此清政府驻重兵于北疆，实为防患于未然。同时，北疆经过多年战乱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千里空虚，渺无人烟”，因此，清政府积极在北疆组织移民屯垦，发展各种屯田，以达实边和开发北疆的目的，减轻内地负担。而且，清政府将伊犁作为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其对新疆的经营必然重北，以恢复北疆的重要战略地位。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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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 马格里的儿子马继业中文挺好。不过受英国人其实，因为他是一个中国女人的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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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叶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相继发生的工业革命逐渐促成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型资本主义的过渡，各国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尤其体现在对能源原材料及销售市场的竞争上。在世界市场趋于形成前，这种竞争加之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世界所特有的经济大萧条，使得“殖民地的意义大为提高”。西方列强瓜分殖民地的运动步入了新的高潮。此时，中国的满清王朝日趋衰败，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给予了西方列强趁虚而入之机。它们将中国视为扩张的主要场所，凭借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逐步开始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程。在这场争夺中，重要的战略意义使得中国西北边陲尤其是新疆成为了英、俄两国争夺的一个主要目标。左宗棠曾称“（对于中国来说）保新疆可卫京师；而对于英俄来说，不争新疆则无保中亚和南亚各地”。当时英、俄两国正在中亚展开一场争霸性质的竞争，即所谓的“大角逐”（Big Game），双方的争夺主要表现在三大焦点上，阿富汗，河中地区以及新疆。1879年，英国迫使阿富汗成为了它的保护国。同期，俄国也将河中地区置于了自己的统治之下。至此，中国的新疆成为了英俄在中亚争夺的唯一焦点。英俄对新疆的争夺以及两国围绕新疆同中国政府间的关系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
本文主要是围绕英国向新疆进行扩张的一个重要工具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所展开的。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可以说是英、俄在中亚大角逐的一个产物，从1890年英国建立起阿古柏叛乱后在新疆的第一个据点，到1948年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撤消，半个多世纪中，它对近代新疆的历史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先后共经历了十六任总领事（由于中间再任的有两人，因此实际上是十四人），本文主要是以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建立者和它的首任总领事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1867—1945）为中心，以英、俄在南疆的关系为主线，辅之以中国政府对新疆的经营及对英、俄势力在南疆活动的态度来对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建立的背景以及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的早期活动来进行论述的。
对马继业以及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研究，本文只是一些初步的工作，许多问题尚待深入探讨；鉴于本人水平有限，文中所论，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教正。
一、一八九Ｏ年前的新疆形势
（一）清王朝加强对新疆的统治
经历了“康乾盛世”的清王朝在步入十九世纪后，衰落之势已经不可逆转，内忧外患接踵而来，尤以新疆形势最为严峻，不仅沙俄虎视眈眈，而且浩罕对新疆亦存有觊觎之心。此时期清朝对新疆统治的措施主要表现在平定浩罕支持的和卓后裔叛乱以及阿古柏之乱，并最终建立新疆行省。
1、浩罕支持下的和卓之乱与阿古柏对新疆的入侵
浩罕本为清王朝的一个属国，但当清王朝逐渐走向衰败时，浩罕遂趁机而起，不断向周围扩张，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已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在中亚有一定影响的国家。而清政府对新疆统治的日趋薄弱和防务的松弛也助长了浩罕向新疆扩张的野心，主要表现为支持逃在浩罕的和卓后裔的叛乱活动。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浩罕支持和卓后裔张格尔先后四次发动了对新疆的进攻，并曾攻陷了南疆西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田），清政府调集数省军队方予以平息，1828年张格尔兵败被俘，押送北京处死，叛乱彻底平息。此次叛乱充分暴露出了清政府忽视新疆问题的恶果，尽管此后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在新疆的统治，但这些制度既不完善，而且也得不到彻底的执行，何况新疆问题由来已久，积重难返，因此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不久，浩罕再次挟持张格尔之兄玉素普发动叛乱，但很快就以失败告终。此后，浩罕向清政府请求和解和通商，并请求在新疆的免税贸易权，清政府对此表示完全同意。浩罕遂在清政府的妥协退让下，暂时停止了对新疆的侵略。经历玉素普之乱后，清政府出于对南疆整体防务的战略需要，将原设在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移到了叶尔羌。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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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观点值得商榷，建议看费正清先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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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清朝收复南疆，继1757年平定准噶尔收复北疆后，最终完成了对今天新疆地区的统一。这不仅对清朝大一统格局的形成以及对清朝的政治、经济等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18世纪后期中亚的发展也有着多方面的意义。但就目前的研究情况而论，一般多注重于对前者之研究，对后者的研究则颇为缺乏，或不系统。本文即将就此展开相关论述，不当之处，尚请方家多多指正。
一
对中亚而言，清朝统一新疆首先带来的是稳定局面的出现。这主要反映在清朝对准噶尔的平定以及对企图扩张的中亚部落的约束两方面，其中尤以前者为重。
（一）清朝平定准噶尔
准噶尔自16世纪兴起后，首先确立起在天山南北的统治，随后不断向外扩张，尤其是西进中亚，通过武力控制了中亚的许多地区。这给中亚的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首先，频仍的战争影响到了中亚各部的政治稳定。以哈萨克为例，准噶尔在中亚的扩张主要反映在与哈萨克的战争中。为了争夺哈萨克控制的许多贸易中心（如塔什干、安集延、撒马尔罕等），扩大牧场范围，准噶尔部从17世纪开始，不断发动对哈萨克的侵略战争。尤其是策妄阿拉布坦统治时期（1697—1727年），成为哈萨克历史上的大灾难时期，哈萨克丧失大片草原，许多人逃离家园。直到准噶尔被清朝消灭，哈萨克方摆脱其威胁。但是与准噶尔的斗争不仅使哈萨克汗国更为支离破碎，阻止了哈萨克政府或国家的出现，而且也使其无力抵抗俄国的侵扰，哈萨克的小、中、大三玉兹分别于1731年、1740年和1742年接受了俄国的保护，向其朝贡。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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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近代史上，英国曾经是最大的殖民帝国，它四处开疆拓土，大肆进行贸易侵略和殖民掠夺，成为盛极一时的“日不落帝国”。它的各种活动几乎遍及每一个国家，世界每一个重要的地区都和它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它保存下来了数量极大、内容极为丰富的近代史资料，这些资料受到国际上研究近代国际关系的学者及各相关国家和地区历史学家广泛的重视。由于英国在中国一直有着重大的利益，历届英国政府都十分重视中国的内政外交，因此在英国政府留存下来的大量档案中关于中国的资料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果我们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档案中有很大一部分和中国的边疆地区有关，例如云南、西藏和新疆等地，这是近代英帝国长期染指我国边疆的见证。今天这些档案则是我们研究中国近代边疆史地的重要资料。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关于近代英国和中国新疆关系的研究，在论文的准备过程中，承蒙导师马大正教授和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学院纽碧L.J.Newby博士的帮助，我有幸前往英国查阅有关的资料。
在伦敦期间，纽碧博士作了周到的安排，我先后访问了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英国公共事务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又称英国国家档案馆）、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虽然访问只有一个月时间，但是由于事先作了较多的准备，特别是纽碧博士对不少有关档案颇为熟悉，并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使我能够很快查阅到有关的资料。在这几个地方中，伦敦大学的东方及非洲研究院图书馆SOAS有着非常丰富的中文藏书和研究中国的西文图书，其中关于新疆的也相当多。它的珍藏室保存有不少罕见的图书珍本，例如弗赛斯T.D.Forsyth负责编写的《1873年出使叶尔羌报告》Report of a Mission to Yarkund in 1873等。牛津大学的博德莱恩Bodlian图书馆，像牛津大学本身一样，显得古老而厚重，其藏书也同样丰富，惜时间太紧，没能够详细查阅，但从电脑查询以及向工作人员咨询的结果来看，也有不少有关新疆的珍贵图书和资料，如关于在新疆长期传教的英国传教士亨特George Hunter的传记、斯坦因A.Stein所有著作的手稿等。限于篇幅，这里只谈保存在大英图书馆和英国国家档案馆中的关于新疆的档案资料。我对这些档案的基本感觉是：数量很大、内容丰富、尚无全面使用、对研究近代新疆史以及英俄（苏）在新疆的活动都非常重要。
一、档案的构成和来源
从构成来看，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主要是英国外交部的档案，同时英国海军部档案、英国殖民地档案、英国陆军部档案、英国内阁档案及英国首相府档案也都有关于新疆的内容。外交部这方面档案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FO371类目中；其他部门的档案较为分散，我从计算机上共查到73卷。大英图书馆中关于新疆的档案主要是英国印度事务部的档案，档案相对集中。
从时间上来看，跨越时段长。这些档案在1840年以前就有关于中国新疆及其有关事件的记载，如1820年前后穆尔克罗特夫Moorcroft关于新疆的报告。穆尔克罗特夫原是孟加拉的兽医，后来负责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种马场。1820年前后，他以前往中亚买马为名，要求从中国新疆境内经过，虽然遭到拒绝，但是他写了多份关于新疆的报告，递交给英属印度政府。这些报告分别从印度北部边疆的安全、英国和俄国在中亚的竞争以及贸易等多方面论述应该发展和中国新疆的关系，向北扩展英属印度的势力。尽管他的报告当时遭到封杀，但是对以后英国和中国新疆关系的演变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过从时间段上划分，我们可以把1890年马继业留在喀什噶尔作为分界线，在此以前形成的档案可以概括为部分的官方档案及部分私人活动档案，而且除了英属印度和阿古柏的部分档案外，其他档案基本上都是由于考察或游历而形成的；而1890年后，随着马继业留驻喀什噶尔，以及后来英国领事馆、总领事馆的建立，历届总领事、领事的报告形成了这批档案的主要来源，当然也有部分私人考察和游历的档案，但已经不占主要地位，这是和前期档案的不同之处。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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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是一直跟别人争论，左宗棠选择收复新疆是错的。 李鸿章选择放弃新疆是正确的。 当然正确与错误，我是站在英明的老佛爷立场上说。
一件事的对与错在不同人的立场上，对与错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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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中叶开始，作为英俄两国在中亚进行的大角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就展开了对新疆尤其是南疆的渗透与扩张。与俄国在新疆的行动相比，除了阿古柏叛乱的短暂时期外，英国在各方面都处在了争夺的下风。但在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状况逐渐发生了一定的转变，英国的势力明显得到扩充，俄国的势力则相对遭到了削弱。这集中表现在了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建立上。
从1890年来到喀什噶尔，直到1908年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建立，作为英国在新疆长期以来的唯一代表，马继业(G.Macartney，1908-1918年任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总领事)无疑在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就主要以马继业的活动为线索，来介绍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建立以及它的早期活动。
一
根据1881年的《中俄伊犁条约》，俄国在1882年建立了驻喀什噶尔的领事馆，其首任驻喀什噶尔总领事为彼得罗夫斯基(M.Petrovsky，1882-1903年任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总领事)；而作为俄国在新疆的主要竞争对手，英国却直到1908年方得以建立驻喀什噶尔的领事馆，几乎落后了俄国近三十年。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来自于清政府的反对。自19世纪中期以来，英属印度开始向中国西部地区进行渗透与扩张，它屡屡在中国的西部边界进行挑衅与侵略行动，企图打通通往中国西部的通道，获取它所谋求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等方面的利益，这无疑对清政府在西部的统治构成了极大威胁，因此清政府对出现于西部的英国势力保持了极大的警惕与排斥。首先是在阿古柏叛乱期间，英国采取了支持及承认阿古柏叛乱政权，分裂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政策，导致中英在新疆的关系一度陷入僵局，在清政府平定阿古柏叛乱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英国的势力基本上推出了新疆。而后英国又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动了对西藏的入侵，并拉拢达赖喇嘛在西藏发动内乱，尤其是1903年荣赫鹏(F.Younghusband)率军攻打拉萨，强迫西藏当局签署了《拉萨条约》，这种破坏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行为更是激起了清政府的敌意，自然对英国建立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要求持坚决的反对态度，避免喀什噶尔成为英国向新疆进行扩张的基地。另外，鉴于当时各地的外国驻华领事的行为往往超越领事权限，甚至阴谋分裂中国，严重影响到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喀什噶尔的俄国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清政府对于外国势力涉入新疆的态度是极为谨慎的。事实上，英国驻喀什噶尔首任领事马继业1890年以非官方身份在喀什噶尔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应归结于他与当地官员的私谊以及其父马格里（H.Macartney）的影响。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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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瓜分殖民地的运动步入高潮。在这股殖民浪潮中，内陆亚洲，尤其是英属印度与俄国之间的地区逐渐成为英俄在亚洲瓜分的主要目标之一，英俄争夺的焦点是：阿富汗、河中地区和新疆，当时，这些地区在许多地图上尚称为“未知地区”。
英俄在中亚，尤其是在新疆的角逐势必将清朝政府牵涉其中。特别是在阿古柏之乱、收复伊犁和帕米尔问题中，三方之间的博弈更是当时中亚外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英俄之间的这场中亚角逐，西方人自19世纪就有不少论述，今人对此亦有不少研究。不过，对于清人是如何认识和理解英俄的这场大角逐，并将之应用于清朝的外交中，今人却缺乏必要的关注。本文主要以中文文献为主，从清人的视野处罚，来阐释其对英俄中亚角逐之认识。
一、对英俄中亚角逐的早期认识
鸦片战争的爆发，让部分清人开始关注外部世界，尤其是英俄等对清朝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西方国家。故在此前后，以林则徐等人为代表的“睁眼看世界”之潮开始兴起，时人视野日益开阔。在此影响下，部分人士对正在进行的英、俄两国在中亚展开的“大角逐”予以了一定的关注。就目前的资料而言，对英俄中亚角逐予以最早关注的清人著述应为林则徐和魏源的相关论述：《四洲志》与《海国图志》。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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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也是研究经济史的重要部分。 前几天也有篇关于新疆茶务的文章。
关于茶叶也跟外交有关。 跟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关，也有李鸿章的外交政策有关。 跟曾纪泽《伊犁条约》谈判也有关。
记得那谁说过一句话，拿到任何一个史料，都要能跟自己研究的问题联系到一起。
因为曾纪泽签订条约前的前提是重界轻商。 要地不要钱，不要利益。因为经济被控制，土地早晚也被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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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初年，俄商偷运砖茶非法倾销蒙古地区。这种砖茶是以红茶末为原料，用先进的机器设备压制的。比中国山西商人运往蒙古地区销售的、用绿茶和茶梗制作的质量要好。由于俄商是偷运，逃避了纳税，降低了成本，挤占了华商在蒙古地区的市场份额，所以形成了市场垄断。这种行为直接违反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相应条款，损害了中国的利权，造成了华商的歇业，并使一大批民众生活陷于困境。清中央政府在处理俄商偷运砖茶问题时，不能吸纳天津海关地方官员的正确意见，措置失当，致使蒙古地区商业利权损失殆尽，历史教训深刻。
一、清政府以条约限制俄商在蒙古地区贸易
中俄商务惟恰克图互市最早，伊、塔两城则定自咸丰纪元，余以陆路最称烦琐。陆路者指恰克图至天津一路而言。同治元年(1862)中俄双方签署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共计二十一款。清政府限制俄商到蒙古地区贸易的政策系统体现在该章程中。整个章程还暗含着清政府寓“收”于“放”之中的对俄外交原则。因此，该章程第十款规定：“俄商在它口贩买土货运津回国，除在它口按照各国总例缴纳税饷外，其赴天津应纳一复进口税，即正税之半……方准起运恰克图不再重征，并饬令遵照第三款之路而行，沿途不准售卖……”总理衙门的成立，将对俄关系的处理提升至国与国的高度，这是从中国方面来说的。因为过去两国之间的文书往来，虽然也以国君相称，但中国方面是以理藩院来处理对俄关系的。从清政府方面来看，把对俄交涉当作了处理与藩属的关系。同治元年总理衙门签署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是该衙门刚成立就签署的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因此，要用一种非常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文件。在清政府看来，对俄陆路贸易系专指天津至恰克图一线。因此，对天津、通州、张家口三处俄商经过的重要地点征税非常重视，特别是俄商购中国土货进天津转恰克图回国，要在天津缴复进口半税，表现了其对俄政策中“收”的重要一面。由此连带规定了中俄陆路通商贸易的行走路线，严格限制俄商在该行走路线两侧地区沿途售卖中国土货，特别限制在蒙古地区售卖。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华商的利益，而且关系到满蒙关系和蒙古地区的安定问题。应俄方的要求，该章程允许俄商进境后，可以到蒙古地区去出售俄国商品，但必须是小本生意。简言之，中国方面的立场是明确的，即俄商从中国购买的土货，如茶叶，不准转售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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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城 ，塔城的贸易。 跟清对恰克图的政策有些关系。 清似乎并不想扩大新疆的茶叶贸易。而俄国想扩大新疆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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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新疆茶务问题，史籍记载，向多龃龉，笔者数年前曾写了一篇《清代新疆茶务发展述略》的文章（载《明清论丛》第七辑），就其发展变化经过作了较为全面的阐发。然因篇幅限制，有些疑难问题，并没有真正展开，本文拟在此再作些补充探索。
一、 每年输入新疆官茶额数探研
要了解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新疆官茶与甘肃官茶关系。
清代茶法，基本上沿袭明代。《清史稿·食货志》云：“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征课；曰贡茶，则上用也。清因之，于陕、甘易番马。他省则召商发引征课，间有商人赴部领销者，亦有小贩领于本州县者。又有州县承引，无商可给，发种给茶户经纪者。”[1]
陕甘茶马，旧分五司。西宁司驻西宁，洮州司驻岷州，河州司驻河州，庄浪司驻平番，甘州司驻兰州。以御史一员专辖。寻改差部员，令甘肃巡抚兼管。五司，旧有额引27296道。其中西宁司9712道，洮州司3300道，河州司5132道，庄浪司5152道，甘州司4000道。雍正年间，以马匹足敷供应，废中马法，改招商纳引。然因管理不善，致使库茶大量积压。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甘肃巡抚吴达善以洮岷司“地处偏僻，土瘠民贫”，所收茶封，难以售变，“往往积至数十万封，始请疏消”，请将洮司额颁茶引，拨归甘、庄二司，“给商征课”。时值清军统一天山南北地区，各地驻兵屯田相继展开，亟需茶叶以济急用，故其所请，很快便取得了清朝政府的允诺。二十七年，又以河州司虽近青海蒙古，“而一切交易俱在西宁，从不一赴河州，其情形与洮司无异，亦行裁汰，其额引五千道并归甘，庄二司”。[2]
从有关记载看，所谓“将洮、河额颁茶引拨归甘、庄二司”一事，实际上则是全归甘司所有。因为在上述二司中，只有甘司之茶，才能直接灌输于新疆南北两路。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道光二年那彦成奏定新疆行茶章程中得到证实。他说：“新疆为甘司行引之区，久已有定界，难容私贩充斥，以致官引滞销，亏短国课。”[3]这就是说，新疆所有官茶，皆来之于甘州司所颁之额引。清楚了这一点，那末，当时新疆官茶额引数，则可不言自明，这就是甘司原有的4000引与洮、河二司额引数之和。换句话说，其时输入新疆之官茶，应当是12432引。
甘肃茶法，“每引纳官茶五十斤，余五十斤由商运售作本”。又云：“定每茶千斤，概准附百四十斤，听商自卖。”[4]意思是说，商人每运茶100斤，除交官茶50斤外，余50斤包括附茶共64斤，商人可自行销售。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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