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 趋向而振国祚折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
孔氏按: 此折系康有为、梁启超 等代御史杨深秀草拟，原折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戊戌变法专题档，《戊戌变法档案史料》辑有此折;今据原件校正若干错处。 全文如下：
山东道监察御史臣杨深秀跪奏:为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近者外国交逼，内外臣工，讲求时变，多言变法，以图自保。然旧人多有恶为用夷变夏者，于是守旧开新之名起焉。，其 守旧者，谓新法概宜屏绝，其开新者，谓旧习概宜扫除。小则见诸论说，大则形之奏牍，互相水火，有如仇雠。臣以为理无两可，事无中立，非定国是，无以示臣民 之趋向;非明赏罚，无以为政事之推行。踯躅歧途者不能至，首鼠两端者不能行。午针未定，标向不立，议沦不一，游移不断，未有 能成功者也。非徒无成而已，两党交争，其甚必至增内讧而召外侮，挠政事而败国家而已。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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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德邻
马忠文先生在《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发表的《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活动探微》一文（以下简称《探微》），针对以往学术界对这次上书给予很高评价，提出不同意见。文章揭露康有为在上书活动中“亟亟奔走于权门，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心态”，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出仕机会”。此论过于片面，也曲解了上书活动的意义。
一
《探微》主要是论证梁鼎芬所写的《驳逆犯康有为书》（注：梁鼎芬：《驳逆犯康有为书》，《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版。）和《康有为事实》（注：《康有为事实》，见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页。）中的观点：康有为首次上书活动乃“意在乞恩”和“求得富贵”。《探微》又补充了几条史料，予以证实。梁的两篇文章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898年10月和11月。前者发表在上海《申报》上。后者是以 “中国公民启”名义写的，并递交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目的是将逃亡日本的康有为引渡回国。梁写这样出卖朋友的文章，是想用朋友之血来染红顶子，所以极尽诬蔑之能事，虽名“事实”，却没有几句是可信的。下面略加辨析：
梁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其尊颂皇太后之词，联行累句，斑斑耀目，名为论事，意在乞恩。……盖时求富贵，则但有颂扬”。（注：梁鼎芬：《驳逆犯康有为书》。）
而事实是第一书中不但有颂扬，也有批评，而且言辞尖锐。如书中指出：中法战争之后，朝廷仍晏安无事，言路闭塞，纪纲日隳，万寿山、昆明湖土木不息，“天下将以为皇太后、皇上拂天变而不畏，蓄大乱而不知，忘祖宗艰大之托，国家神器之重矣”。又说：皇太后、皇上恭俭忧勤，临政之日，不为浅矣，“乃事无寸效，而又境土日蹙，危乱将至”，追究原因，“得毋皇太后、皇上志向未坚，无欲治之心故耶？”（注：《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56-357页。）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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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呈请代奏折（上清帝第七书）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
孔氏按:康氏此折原载《杰士上书汇录》卷一，又见于《南海先生七上书 记》、<戊戌奏稿·补录》，通称《上清帝第七书》。全文如下：
具呈 工部主事康有为为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可考由弱致强之故，呈请代奏事。
窃顷强邻四逼，国势危蹙，皇上忧劳时变，亟筹自强，量势审时， 必有取法，将笃守祖宗之旧法耶?则大地忽通，数十强国环迫，皆祖宗所未遇，必不能执旧方以医变症 也。将近采汉唐宋明之法度耶?则接邻诸国，文学极盛，迥非匈奴、突厥、契丹犷野之风，又汉唐宋明所 未有也。将上法唐虞三代之治，道德纯备矣，而时势少异，或虑有一二迂阔，而远于事情者。
臣窃考之地球富乐莫如美，而民主之制，与中国不同;强盛莫如英、德，而君民共主之制，仍与中国少异。惟俄国，其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中国同。其始为瑞典削弱， 为泰西摈鄙，亦与中国同。然其以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之速者，莫如俄前主大彼得。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职前言至近之谱 迹，可临摹者也。职搜采彼得变政之事，苦中国群书皆未译出，无从考其崖略。职披考西书，得彼得本传，即为译出，旁搜记乘，稍益加详。于是彼得行事，粗见本 末矣。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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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请大誓臣工，开 制度新政局折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
江流儿按：此折本为清档所无，另录在《杰士上书汇录》中，幸亏得以保存。第五书本来应该在先整理出来，可惜电子版本 的《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中第五书扫描缺失，实在是个小小的失误。第六书全文整理如下：
具呈工部主事康有为为 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呈请代奏事。
窃自马江败后，法人据越，职于此时，隐忧时事，妄有条陈，发日本之阴谋，指朝鲜之蓄患，以为若不及时变法，数年之 后，不能立国。已而东师大辱，遂有割台补款之事，于是外邦蔑视，海内离心。职忧愤迫切，谬陈大计，请及时变法，图保疆圉。妄谓及今为之，犹可补牢，如再徘 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外患内讧，旦夕瓦解，后欲悔改，不可收拾，虽有善者，无如之何。危言狂论，冒犯刑诛，荷蒙皇上天地之量，俯采刍 荛，下疆臣施行，以图卧薪尝胆之治。职诚感激圣明，续有陈论，格未得达，旋即告归。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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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八日
具呈，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变通善后，讲求体要，乞速行乾断，以图自强，呈请代奏事:
窃职前月不揣狂愚，妄陈大计，自以僭越，干犯重诛，待罪弥月，惶恐战栗，乃蒙皇上天地包容，不责其僭妄之罪，岂非广刍荛之听，立鞀铎之鹄，以开言路而广聪明耶?职上感圣明之纳言如此，下愤国事之抢攘如彼，前书仅言通变之方，未发体要及先后缓急之宜，用敢冒犯斧钺，再竭愚诚，为我皇上陈之。
窃惟为治之道，在审理势，势本无强弱，大小对较而后分;理难定美恶，是非随时而易义。昔孔子既作《春秋》以明三统，又作《易》以言变通，黑白子丑相反而皆可行，进退消息变通而后可久，所以法后上而为圣师也。不穷经义而酌古今，考势变而通中外，是刻舟求剑之愚，非阖辟乾坤之治也。今通商既开，外国环逼，既己彼我对立，则如两军相当，不能谍其军法兵谋，无以为用兵应敌。小敌而不知情，则震而张皇;大敌而不知情，则轻而致败:必然之理也。
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曩代四夷之交侵，以强兵相陵而已，未有治法文学之事也;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从古诸夷之所无一也。尝考泰西所以致强之由，一在千年来诸国并立也，若政稍不振，则灭亡随之，故上下励精，日夜戒俱，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其君相之于一士一民，皆思用之，故护养之意多，而防制之意少;其士民之于其君其国，皆能亲之，故有情而必通，有才而必用;其国人之精神议论，咸注意于邻封，有良法新制，必思步武而争胜之，有外交内攻，必思离散而窥伺之。盖事事有相忌相畏之心，故时时有相牵相胜之意，所以讲法立政，精益求精，而后仅能相持也。
一在立科以励智学也。泰西当宋元之时，大为教王所愚，屡为回国所破，贫弱甚矣。英人倍根当明永乐时创为新义，以为聪明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华，主启新不主仍旧，主宜今不主泥古，请于国家立科鼓励。其士人著有新书，发从古未创之说者，赏以清秩高第;其工人制有新器，发从古未有之巧者，予以厚币功牌，皆许其专利，宽其岁年;其有寻得新地，为人迹所未辟，身任大工，为生民所利赖者，予以世爵。于是国人踊跃，各竭心思，争求新法，以取富贵。各国从之，数十年间，科仑布寻得美洲万里之地，辟金山以致富，每年得银巨万，而银钱流入中国矣。墨领遍绕大地，知地如球，而荷兰、葡萄牙大收南洋，据台湾而占濠镜矣。哥白尼发现地之绕日，于是利玛窦、熊三拔、艾儒略、南怀仁、汤若望挟技来游;其入贡有浑天地球之仪，量天缩地之尺，而改中国历宪矣。至近百年来新法益盛。道光初年，始创轮舟，而十二年英人犯我广州，且遍收四洲为属地，辟土四万里矣。道光末年，始有电线、铁路，美人铁路如织网丝，五里十里，纵横午贯，而富甲大地。俄人筑之，辟地万里。近者英之得印度、缅甸，俄之得西伯利至珲春，法之得越，皆筑铁路以逼我三陲矣。合十余国人士所观摩，君相所激励，师友所讲求，事无大小，皆求新便。近以船械横行四海，故以薄技粗器之微，而为天下政教之大，人皆惊洋人气象之强，制造之奇，而推所自来，皆由立爵赏以劝智学为之。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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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流儿按：最近忙于思考，也有些懈怠，考完后赶紧把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整理出来了。整理时，捎带了读完全篇，觉得康氏能在那个时候远观如 此，真是见识不凡！庶几后辈可以研习之！
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
具呈进士康有为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 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呈请代奏事:
窃近者朝鲜之衅，日人内犯，致割地补饷，此圣清二百余年未有之 大辱，天下臣民所发愤痛心者也。然辱国之事小，外国皆启覬覦，则瓜分之患大;割地之事小，边民皆不 自保，则瓦解之患大。社稷之危未有若今日者。然殷优所以启圣，外患乃以兴邦，为安为危，仍视皇上之措置而已。皇上受祖宗付托之重，孝治天下，所以俯从和议 者，岂不欲隐忍一时之耻辱，更图异日之自强哉?天下臣民，皆知皇上之苦衷，亦知皇上之必变计也。
窃谓经此创深痛巨之祸，必当为卧薪尝胆之谋，朝野上下，震动愤 发。齐桓不忘在莒，勾践不忘会稽，庶励人心以祈天命。今议成将弥月矣，进士从礼官来，窃见上下熙熙，苟幸无事，具文粉饰，复庆太平。又闻贵近之论，以为和 议成后，可十数年无患，持禄保位，从容如故。窃意诸臣必未有以忧危大议，自强大计，日启圣心者。不然，何弥月以来，未闻有非常之诏耸动天下?此进士所闻而忧俱，夙夜罔措者也。
囊者开诸口，破都畿，失琉球，争越南，累经败衄矣。诸臣苟安目 前，不预筹变计，遂至有今日之事。然向者之败，不过偿金币，失属国而已，虽复苟安，可延旦夕，今则割及内地，渐翦腹心，其势疾蹙。夫治天下者势也，可静而 不可动，如箭之在栝，马之在埒，当其无事，相视莫敢发难;当其更变，朽株尽可为患。昔者壬午以前， 吾属国无恙也，自日本灭琉球，吾不敢问，于是法取越南，英灭缅甸，朝鲜通商，而暹罗半剪，不过三四年间，而吾属国尽矣。甲午以前，吾内地无恙也，今台湾一 割，三垂皆界强邻，狡焉思启，岂能以礼让为国哉?况数十国之逐逐于后乎?譬大病后，元气既弱，外邪易侵，变症百作，岂与同治时，吾国势犹盛，外夷窥伺情形未洽比哉?且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江，祸在旦夕，而欲苟借和款求安目前，靡知所届矣。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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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四月
江流儿按：《上清帝第二书》的整理耗费了三天的时间，一是文字较一书为多，二是长时间面对电脑眼睛受不了。不过将其整理出来，放到网上，也算了了一个心事儿，为大家以后检索提供方便，毕竟用到的时候去图书馆借还是不如网上浏览方便；自己没有检索到，就下份力整出来了！
上清帝第二书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
具呈举人康祖诒等，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呈请代奏事。
窃闻与日本议和，有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补兵饷二万万两，及通商苏杭，听机器、洋货流行内地，免其厘税等款，此外尚有缴械、献俘、迁民之说。阅《上海新报》，天下震动。闻举国廷诤，都人惶骇。又闻台湾臣民不敢奉诏，思戴本朝。人心之固，斯诚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复，数百年而得此。然伏下风数日，换约期迫矣，犹未闻明诏赫然，峻拒日夷之求，严正议臣之罪。甘忍大辱，委弃其民，以列圣艰难缔抅而得之，一旦从容误听而弃之，如列祖列宗何?如天下臣民何?然推皇上孝治天下之心，岂忍上负宗庙，下弃其民哉!良由误于议臣之言，以谓京师为重，边省为轻，割地则都畿能保，不割则都畿震动，故苟从权宜，忍于割弃也。又以群议纷纭，虽力摈和议，而保全大局，终无把握，不若隐忍求和，犹苟延旦夕也。又以为和议成后，可十数年无事，如庚申以后也。左右贵近，论率如此。故盈廷之言，虽切而不人;议臣之说，虽辱而易行，所以甘于割地、弃民而不顾也。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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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在1888年的《上清帝第一书》，是中法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伸入中国西南边陲、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趁入京 应试的机会，向光绪皇帝上的第一书，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份重要文献。
最近，翁同龢后人将珍藏多年的翁同龢手抄《第一次上书》影印出版（注：见翁万戈辑：《翁同龢文献丛编》之一《新政·变 法》，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1998年8月初版。）， 孔祥吉同志也有专文论述（注：见孔祥吉：《翁同龢与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载《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巴蜀书社1998年7月出 版。）。蒙翁氏后人翁万戈先生惠赠， 我据以校雠《南海先生遗稿》中的康有为手稿以及已刊各本，感到翁氏摘抄的印发，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研究戊戌维新和翁同龢的重要资料，但康有为《上清帝第一 书》手稿，还是可以信赖的。
一
较早刊行《上清帝第一书》的是《救时刍言》，此书序文撰于“光绪二十年甲午冬十月”，署“桂林冷风热血斋谨序”，谓： “自顷余过友人家，得有南海康孝廉祖诒奏议书策诸稿，观其所作，已在前数年时矣。”查康有为于1894年入京会试，7月（六月）返粤，8月（七月），余晋 珊劾以“非圣无法，惑世诬民，请禁《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康有为乃于11月（十月）游广西，住风洞，“寓桂林凡四十日”，此书即刊于是年。接 着，1896年上海时务报馆代印《南海先生四上书记》，录有《上清帝第一书》。此外，《皇朝经世文编》、《康有为书牍》等也都登载。后来，上海有正书局发 行《康南海遗稿》，内有《上清帝第一书》手迹和批件（以下简称“康本”）。我在编录《康有为政论集》时，曾据《南海先生遗稿》中的《上清帝第一书》手迹， 参校《上清帝第四书》各本，由中华书局出版。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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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四年十月
江流儿按：今日心血来潮，翻检网上资料，希望能看下康有为的几次上书，于是就百度了一下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一书》，可惜的是找遍了也没找到。正好得到孔祥吉教授编著的《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于是稍作整理，发在博客上，也算是方便网络资料的普及的，这个工作我不做，总需要人去做的。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
光绪十四年十月
奏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恭折仰祈圣鉴事。
臣闻言事有越职之禁者，所以定名分也;辟门有传言之典者，所以采刍荛也。定分以靖臣下之心，采言以通天下之气。臣猥荷天慈，蒙被荫典，入监读书，虽复疏贱，然自祖父世受国恩，区区之私，常怀报称。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剪，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教民、会党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臣到京师来，见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纪纲散乱，人情偷惰，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晏安欢娱，若贺太平。顷河决久不塞，兖豫之民，荡析愁苦，沿江淮间，地多苦旱，广东大水，京师大风，拔木百余，甚至地震山倾，皆未有之大灾也。
而尤可骇痛者，奉天大水，山涌川溢，淹州县十余;甚至冲及永陵山谷，哆圮坍坼，凡十八山，形势全改，今上海新报馆绘图募赈，遍传各省。伏念永陵为我朝发祥之地，岸谷告变，震动非常，以为皇太后、皇上闻此奇变，必悚惶震悼，戒励群臣，痛哭戒誓，乃伏处下风，未闻有恐惧责躬，求言恤民之特诏;亲臣重臣，卿贰台谏，受国厚恩，亦未闻有直言极谏痛哭入告之封章。内而侍臣，外而藩僚，不闻一言，下而部寺司员，亦不闻一言。上下内外，咸知天时人事，危乱将至，而畏惮忌讳，箝口结舌，坐视莫敢发，臣所为忧愤迫切，瞻望宫阙而惓惓痛哭也。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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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看翁同龢的日记，咸丰八年到陕西监考。走了一路，一路上县令招待，每天都是寅时和卯时起床的比较多。 很不容易丫。
我一直都对翁同龢的印象不太好，因为，这丫太为难李鸿章，当然，因为当年李鸿章一篇文章，把他爹和哥，一个弄的死，一个弄的为祖国边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当年李鸿章替曾国藩写了一封伟大的奏折《参翁同书片 》就是翁同龢的兄弟。
很奇怪在翁同龢罢官前，他似乎从一个守旧派变成了改革派。
当然在看很早以前的中法战争的时候，我也看出翁同龢也有点开放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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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永钦 张晓芬 王秋兰
【注】这是台湾的历史教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的有关部分，所辑不够完整 。
……
叁、戊戌政变
1.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
百日新政以一百一十多道上谕为基础，看似洋洋洒洒，但新政内容能实际执行者，却非常有限。问问学生：为什麽呢？从内容来看，它会不会遭到什麽人反对或阻挠呢？第一个问题，学生的回答可能纷歧、多面：才一百零叁天，法令太多；康、梁等人官位不高，或光绪皇帝没有实权，大家爱理不理。第二个问题，可以引导学生针对「取消满人特权」及「废除八股」所引起的反对来回答。学生的答案只要是涉及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就算有效，也都值得鼓励。（废除八股是变法的第一大事，引起的反对也最激烈；可以与命题部分的第二道题目互参，题中要点为张之洞所说。）
由於新政措施，不但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旧党的利益，而且遭致了一切守旧势力的不满，所以，在中央和地方，许多官吏都在破坏和阻挠变法法令的贯彻执行，维新派遭到极大的阻力；阻力的首源，当然是守旧派「马首是瞻」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成竹在胸，着着部署，待机而动，是戊戌政变发生的关键。因此，第叁小节「戊戌政变」教学，主要重点是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至於杀捕维新人士的过程，则是当作次要重点来处理。这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教学，是选取四道光绪皇帝的诏令，就其内容择要语译，制成讲义〈资料四〉，在课堂阅读後，由教师设计问题、请学生思考。〈资料四〉的问题设计，是希望培养学生阅读史料、理解史料，并训练一些简单地利用史料来建立历史解释的能力；在知识内容上，藉着〈资料四〉，也能让学生深刻理解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留下印象。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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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兆江
有关康有为和戊戌变法的中外著述，一般认为康在戊戌新政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康的奏议成为变法上谕的张本，康本人更左右朝政达百日之久。论者甚至如康的门生徐勤在《戊戌奏稿》序言中所说一样，将康比于宋王安石，将光绪皇帝比于宋神宗，戊戌变法比于熙宁新政。这个比拟无疑进一步加强了以康为中心的历史解析。
事实上，就二人立朝的地位而言，康根本不能和王安石相比。王安石应神宗之命，入朝拜相，主宰变法大局。康在戊戌百日期间，最先派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职位之微，权责之薄，就是当时梁启超也讥为”可笑之至”①，后来，光绪据孙家鼐的议复，决定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但仍然没有大用康。至于康在新政产生过程中的作用，因尚有重要问题有待解决，似不宜将史料凑合成说臆测，遽下定论。本文拟就康在戊戌百日期间和政变发生后出亡的活动，重新评估康作为变法核心人物的历史形象。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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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
一、传统说法留重重疑团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传统的说法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究竟袁世凯怎样告密？至今众说纷坛，留下重重疑团。
变法运动，从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6月11日，以下均用旧历）光绪下《明定国是》诏谕开始。接着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频频颁发，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瞩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沼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带出第二次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铤而走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日谭同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大后则或囚或杀。此后事情的发展有不同说法，传统说法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日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
1．一个谜：政变之初，慈禧为何不捉拿谭嗣同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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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坐前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讲述维新运动史的专著都不能不阐述它。关于夜访情况，袁世凯的《戊戊纪 略》和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都有较详细的记载。这两份资料，袁世凯的《纪略》写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1898年9月29口），距谭嗣同夜访不过 11天，为当事人亲笔所记，属于直接资料；梁启超的著作，其内容当据谭嗣同转述，且系流亡日本后追记，属于间接资料。从一般意义上讲，袁世凯的《纪略》应 更为可靠；但是，由于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奸大憝”，被认为“一生善于作伪”，所以，尽管他信誓且旦地保证《纪略》的真实性，仍然不能为人们所取 信。有关夜访等记载，史家们宁可取梁而弃袁，其结果是上了梁的大当。
本文将对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作出评估，并由此探讨戊戊政变中—些扑朔迷离的问题。
一《纪略》主要情节可靠，《政变记》则有意隐瞒
袁世凯《戊戌纪略》的主要情节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他带兵围颐和园，除掉西太后。
……
由上述可见，袁世凯关于谭嗣同夜访的主要情节的记载不仅是可靠的，而且是准确、适度的，没有夸张之词。反观梁启超的有关记载，则只有诛荣禄的第一步，对第 二步，则坚决否认，称之为诬蔑之词。不仅如此，而且在形势变化，康有为有承认之意的时候，梁启超还认为“必当隐讳”，和康有为串通，永远保守秘密。
袁和梁的记述，在大关节上，到底谁可信呢?
二《纪略》大多数的次要情节也可靠
……
三 相关问题
……恽毓鼎就认为杨崇伊的奏章导致政变。政变发生后几天，叶昌炽和几位关心此事的友人讨论，“各证所闻，知莘伯发难无疑义”。只是由于梁启超在《戊戌政变 记》中明确指认慈禧政变成于袁世凯之手，因此，人们普遍不采恽、叶二说，结果，愈相信梁启超，许多史实之间就愈加显得矛盾扞格，胶葛不解。
明确了杨祟伊在促成慈禧太后政变的前期作用，那末，后期的问题就很清楚了。
八月初六晨，袁世凯向荣禄详细报告了谭嗣同夜访的全部情节。当晚，杨祟伊到天津向荣禄报告慈禧太后政变消息，荣禄特意召来袁世凯。初七日，杨崇伊返京，自 然，他会带走袁世凯告密的全部信息。胡思敬《戊戊履霜录》云：“（荣禄）遣人变服赉蜡书，驰告奕劻，奕劻言于太后。”“变服赉蜡书”云云，情节未必如此， 但是，他指出荣禄“遣人”入京告变应该是可信的。
《戊戌政变记》、《慈禧传信录》等书载，荣禄在袁世凯告密后，迅即亲身人京，向慈禧太后告变。这不过是梁启超等人的猜测之谈。《戊戌纪略》载，荣禄于八月 十日（9月25日）奉召入京，这才是可信的。
……
八月初五日，袁世凯向光绪皇帝请训。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称：光绪皇帝曾赐以“朱笔密谕”，英人濮兰德的《慈禧外纪》称：光绪在乾清官密室召见袁世凯， “告袁以所定机密之谋”，“付以小箭一支，为执行帝谕之据，又付以上谕一道”。其他如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 记》等书，都有赐袁世凯“手诏”或“密谕”的记载。其中最有权威的当推张一麐的《古红梅阁笔记》，该书在叙述谭嗣同“谋围颐和园”的有关情节后记载云： “次日召见，德宗示以所命。”张并加注说明，他的有关记载“皆袁所亲告人者”。张是袁世凯的幕客，1909年袁世凯被清政府赶回老家前夕，他曾向袁面询颠 末，袁第二天即将《戊戌纪略》交付给他。因此，张说似乎不容置疑。但是，此说却与《戊戌纪略》所述相反。
据《戊戌纪略》，初五日，袁世凯向光绪皇帝请训时，只有袁世凯一人独白，在他劝光绪皇帝“忍耐待时，步步经理”，任用老成持重的张之洞出面赞襄变法后，皇 帝虽然“动容”，但是，“无答谕”，什么话也没有说，当然什么密语也没有给。两者孰为信史呢?
……
以上阐释了与（戊戌纪略）相关的四个问题。多年来，史家们—为这些问题争论不休，伤透了脑筋；现在是否到了廓清迷雾、还其本相的时候了呢?
维新运动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改革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无疑站在领导时代潮流的进步方面，但是，康有为、梁启超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也说过假 话，制作过一些假的或半真半假的资料。关于这一方面，史家已多有论证。多年来，我们已经习仍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凡进步人物说的话都可信；凡反面人物说的击 都不可信。实际上，历史是极为复杂的。一切史料都必须经过考证和检验，否则，我们就可能被虚假的东西牵着走。在戊戌政变史的研究和阐述上，我们被康、梁牵 着鼻子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
（【梦史氏按】此文近9千字，已较原文大大压缩，实在值得一看。窃以为，此文动摇了《政变记》作为信史的地位，从而也动摇了多年来以此书为叙述框架 的戊戌变法史著作的权威地位。）
“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一书第一次对戊戌维新运动从整体上进行了描述，建立了一个以康有为为领 袖和主线的戊戌维新运动宏观叙述框架。在近一个世纪戊戌变法史的学术研究中，《戊戌政变记》的总体描述逐渐获得认同，被大量近代史教材和相关专著所尊信， 并在此基础上演变出一个戊戌变法史权威叙述体系。”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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