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听那谁扯古兰经,伊斯兰教,中东问题。 从古兰经角度做政治学分析。对土耳其评价很高。讲了法国为什么打利比亚。 历史问题啊。他研究埃及的改革。 讲古巴改革900万人,有80万中改革建议。 谈到阿伦特的那啥。最近读了些理论,发现几年前的一些胡思乱想是正确的。
扯到希特勒是天主教,不过想办法折腾新教和天主教。 新教是路德宗。 马丁路德早起不是那么反犹太的,后期有些反犹太。
希特勒反犹太是有起源的。 其实希特勒并没有那么坏。都是被美帝和英法这些国家给宣传坏的。 这话是阿伦特说的。斯大林也反犹太的。 欧洲很多人都反犹太人的。
扯到托洛茨基,扯到俄国农民问题。 扯到赫鲁晓夫怎么忽悠人的。最后扯到霍光怎么把宣帝给折腾上去的。
鸿雪她妈作为个裁缝,最近开始读历史。我很欣慰。
谈了下我们离婚5周年,该庆祝一下哈。
听那谁扯了一下 北纬 xx度,东经 xx度的事件,为什么会这种处理方式呢?我很不理解。 的确前面处理类似事件挺sb,这次真不见得高明。 看似高明的办法。 那谁从那回来后,那谁谁说不出十年定会有事。 谁知道不到十天就那啥了。
我给扯了清末当地的历史,历史的矛盾问题。近代的一些矛盾。 但是此事内在似乎与历史扯不上太大关系。
最后一个问题扯到下一个是哪? 我说在那。 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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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and Felber(费路),柏林洪堡大学
李士勋译
外交档案表明,德国曾经认真地跟踪研究了中国九十年代的政治发展,特别是洋务派为接受西方技术与科学所做的努力。不过,像在其他列强国家那样,当时引起普遍重视的是对由此而产生的更深地闯进中国内陆之可能性的兴趣。除了曾经在八十年代尤其因购买德国武器和聘用德国军事教官而被看作德国利益的促进者李鸿章之外,在九十年代及其以后,张之洞由于主张修建铁路和改革学校体制而引起了德国的注意。早在1893年就撰写了一份关于他的卷宗(而这样一份关于康有为的卷宗到1905年才完成!)。在这份卷宗里,张之洞被评价为一位正直的和廉洁的“新守旧”改良派,对中国可能从认识和运用外国文化的成果中吸取好处,他不会置之不理。德国人期望张之洞将来显示出“能够使中国文化不是在反对西方姐妹的斗争中、而是在与她们的联合中做出成绩”。德国人相信他能够在宫廷的“老保皇派”与必要的改良支持者之间进行调解,为的是在“困难的过渡时期”,把中国引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这就是,向中国“逐渐地输入欧洲文明的影响并保持中国的特点和特征。”[1] 后来,德国方面发现张之洞越来越陷入日本人的影响之下,因而感到失望。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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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戊戌变法
秦晖先生扯到在民国三十五年,我党常常呼吁万恶的美帝干涉中华民国内政。 让万恶的美帝谴责蒋介石独裁。
闲看清朝报纸也有人想让西方敌对势力干涉大清内政。
论各国宜干预中国新政
西九月伦顿国家温故报录左治安君所论中国皇帝维新之事,始自皇帝被迫盖玺于中东和约之日;论及西后夺政之事,人多谓因皇帝行新政过速所致,倘若果属因此,西后必以此明告天下,惟历观其所降旨意,并未提及此言,实则其所为者为私见也。
皇帝新政之行,其形迹似甚急,三十年前西人亦以此责日本有不测之祸。是以当时日本之新政令,或以满屋纸牌见称,或以一层微装饰见笑,不知亚洲自有亚洲之法,行亚洲之事,姑无论其强邻逼处,势不容缓。即此中国二千年来之弊政,积重难返,如沙泥之团结河道,苟不以猛流激之,河道何由而通?
今之政权归于旧党之手,料无维新之机,但以我英而论,尚可助彼维新,我外部衙门,可递一国书与中朝,痛陈中国之危,力请归政光绪君,复行上年新政之令,并宜通知美、日两国,同时上此式国书,三国合力如此,西后虽顽,未必敢逃公道,或可不复阻挠新政。皇帝既复其位,自必召还各逋臣,并请外国精明之士为客卿,则不难振起老睡之国,彼之国权不失,我之商利亦不失,自然化却许多难案,然则我一角书之劳,亦何惮而不为哉?
(见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一日知新报第一○四册)
我大清内政不容外国干涉。 我代表大清人民对此严正抗议,强烈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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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
杂谈
葛兆光
戊戌变法过去了许多年之後,对老师康有为很熟悉的梁启超在为其写传记时提到,康氏的思想曾受佛教、耶教之启发,「故宗教思想特盛」〔1〕,这也许是实录,康有为自己也曾经向人陈述自己的经历说,光绪四年(1878),他「以日埋故纸堆中,汨其灵明,渐厌之」,於是抛弃学问和书本,学习静坐,「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2〕。不过,这种大彻大悟的境界可能是在光绪十年(1884)才出现的,康氏在《自编年识里就说,他在这一年秋冬独居一室,俯读仰思,终於在12月有了类似禅宗开悟那样的经历。
梁启超说康有为思想中有佛教与耶教的成分。耶教来自一个知识与思想全然不同的文化区域,它给中国带来的震撼自然不需多论证,可是,佛教早已成为中国人自身的知识与经验,那麽它又如何能在那个时代,再度引起人的惊异并使人重新领会它的意义?也许正是考虑到这种原因,有的学者并不把来自佛教的知识与经验当做晚情思想史转型过程,尤其是康有为思想变化中的重要事件。像张灏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和萧公权在康有为思想研究》中,都不约而同有一个相同的结论:康有为对佛学产生兴趣,「这一发展并没有甚麽特别的意义,因为众所周知古代儒家学者往往对佛学研究有浓厚的兴趣……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康的兴趣在某些方面受到这一总的趋势(即今文学家对佛教的兴趣)影响」〔3〕;「康氏虽得之於佛学者甚多,但他对佛教的知识止於爱好式的欣赏而已,并不深入」〔4〕。尽管他们也看到康有为不仅「养成了冥思的习惯」,而且他的思想如「大同」,也使人想到「一真法界」——即华严宗所认为的宇宙四界的最高层次——为一由十玄门所形成的和谐妙境,谓各物共存而统一,一切生命交通无碍。可是,有时候思想的启发并不一定需要等待对於新知识的渊博,思路的转换也不一定依赖於对新思想资源的深入理解,某些相当关键性的思想史转化,常常来源於一些契机的启迪。所以,值得注意的不是他有没有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在於他所接受的那些——哪怕是不多的——佛教思想怎样在他的精神世界的变化中起著作用。
在本文中,我不想讨论康有为一个人的佛教知识,而是想探究戊戌前後佛学何以被这麽一些知识人所注目,因为晚清很多思想最敏锐的知识人,不止是康有为,像杨文会、沈曾植、文廷式、谭嗣同、宋恕、孙宝瑄、夏曾佑等等,都不约而同地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其中必然有其思路上的原因。我在<论晚清佛学复兴>中曾经分析过当时促使怫学重新成为思想资源的几个原因,比如对西洋科学理解与解释时的「格义」、对日本维新的精神资源的误解、对传统知识有效性的怀疑等等〔5〕,但是,具体到佛学在戊戌之前的思想史意义,则需要提出大乘佛教追求「超越」的理想对於戊戌参与者在精神上的支持,特别是大乘怫学里面那种非常关键的,以「皆空」或「唯识」对於「我执」的瓦解,在消解固有观念、促进思路开放上的意义。而这一点,恰恰也是张灏在<晚清思想发展试论——几个基本论点的提出与检讨>一文中提到的,他指出:「晚清思想尚有一种形态,其对纲常名教所造成的撼动不下於前者……,即超越一切狭隘的群体意识与界域观念而放眼观察人类,追求理想的一种思想倾向。」他说,这种思想不仅有基督教和自由主义的成分,而且亦来自老庄、佛教和墨学〔6〕。不过,他并没有在文章中把这个话题深入下去。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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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康有为,
戊戌变法,
梁启超
汪荣祖
一 引言
康有为公羊改制之说,论者已多,此文拟进一步探讨康氏接受经今文,特别是公羊学的经过,分析何以康氏对公羊学的重新诠译,会造成一场始料未及的思想革命,说明康氏如何利用孔子,欲栽变法之花,却无心插了革命之柳。
康有为於三十岁思想成熟之後,即「发古文之伪,明今学之正」1。他的发伪明正的转变是经过一段过程的。他於光绪六年(1880)时仍批判何休(129-182)及其《春秋公羊学解诂》,然而数年之後,自认批何之谬。论者多谓康之转变受到廖平(1852-1932)的影响2。康氏有所取於廖,应可视为定论,然而廖一再指控康抄袭,不免过甚其词。康著《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虽与廖著有雷同之处,但萧公权先生早己指出,不能排除不约而同的可能性。康自称此书「体裁博大,自丙戌年与陈庆笙议修改《五礼通考》,始属稿,及己丑在京师,既谢国事,又为之」3。若然,则康早於丙戌 (1886)即有意写此书,自不可能由廖启示。萧氏更进一步指出,康著素少注明出处(中国传统文人大都如此),即使康擅自用了廖说,两人著作志趣实也大不相同4。康学之兴趣远较廖平为广,而且意在致用,而公羊学正合其此一现实的目的。换言之,康对公羊经今文的兴趣,现实需要远多於经文的本身。
《春秋》一书的作者问题虽仍有争议,但一般认为此书乃出孔子之手。《左传》发明《春秋》所载之史,《公羊传》则微言大义。叙事要求准确,语多平实;言义则可自由发挥,欲通款曲。汉刘向父子以及晋之杜预皆奉左氏传,唐人虽有疑之者,然刘知几推崇备至,誉为 「圣人之羽翮」,宋元明清学者也鲜不尊奉。而春秋公羊学则式微干余年,直至乾嘉时代始见复兴。庄存与(1719-1788)初显今文解经传统,然并不排斥古文。庄氏门人刘逢禄(1775-1860)与宋翔凤(1776-1860)建立了常州学派,专以春秋公羊为宗,讲求微言大义,与以名物训沽属尚的苏州和徽州学派截然异趣。微言大义的风尚开了援经论政的凤气,冀求通经以便致用。到嘉道年间、国计民生日艰:内乱外患接踵而来,议政的题目日多。名士如魏源(1794—1857)、龚自珍(1792—1841)遂抛弃沉闷的朴学,走出象牙之塔,议论时政。两人均曾从学于常州学派,因欲借公羊义例,作为改制的依据:更主张以经世来挽救危亡,发出变法图强的先声。浙江戴望〔1837—l873〕将常州之学引入两湖,再由湖南越岭南入广东5。四川的廖平即从湖南王闿运(1833-1916)学经今文。在康有为出生之前,经今文的公羊学已起了政治效应,成成为经世之资。这种凤气既已传到广东,康于粤中接触到公羊今文,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二 公羊学合康有为所需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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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戊戌变法
前面一篇文章读《荣禄与武卫军》知道荣禄一门忠烈, 咸丰爷在皇宫闲逛看到,一个地方有个小火灾。很多人救火。看到一个小伙子,穿着孝衣一类的东西。 把这小伙拉过来,问怎么回事,小伙说爷爷和爸爸都是为朝廷剿灭叛党战死的。 咸丰很感动,以后还常拉荣禄去谈谈他祖辈战死的事。 跟咸丰关系不错,也就是以后跟老佛爷关系不错的基础和前提。
深感咸丰爷知遇之恩,对咸丰他老婆慈禧关系当然也好。
这篇文章很肤浅凑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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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作为清末最受慈宿宠信的大臣,参与了清末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至今,人们还只是对荣禄在戊戌变法中扼杀维新运动的经历了解甚深,而对荣禄其人的全貌,他的经历,他在晚清历次重大事件中的作用,尚缺乏全面认识。本文力图对荣禄一生作一比较全面的评述。
荣禄,字仲华,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生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卒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荣禄历经咸、同、光三朝,他的发迹主要是在光绪朝。
荣禄出生在一个被清廷大加褒奖的“忠义”之家。祖父塔斯哈,道光初年官至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在道光十年(1830年)九月的新疆回疆动乱中被难于阵。动乱平定后,清廷授塔斯哈都统衔,并予骑都尉世职。荣禄伯父长瑞袭世职,授三等待卫,荣禄梵长寿以荫蓝翎侍卫。长瑞、长寿几经升迁,至咸丰初年,长瑞官至天津直隶镇总兵,长寿宫至甘肃凉州镇总兵。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勃然兴起于广西,清廷立即遣将赴广西镇压。长瑞、长寿同时被调从征,同领湖南兵,驰赴广西象州、永安一带镇压转战中的太平军。在龙寮岭之战中,长瑞、长寿双双战败身亡。长瑞、长寿为效忠于清王朝而死,清廷为激励更多的文臣武将效命疆场,对长瑞、长寿大加优恤。二人并赠提督衔,予骑都尉、云骑尉世职。长瑞谥武壮,长寿谥勘勇,并于永安建祠祭祀,祠曰“双忠”。
塔斯哈、长瑞、长寿已长眠地下,然而,他们的“忠义”业绩却为他们的后代荣禄敲开了跻身权贵行列的大门。荣禄在咸丰二年(1852年) “由荫生以主事用”①,踏上仕途,服官工部,不久由工部主事晋升户部银库员外郎。在户部银库任上,荣禄差点被当时的户部尚书肃顺杀了头。荣禄设法躲过了杀身之祸,以捐输军饷的名义花钱买了一个直隶候补道的头衔,闭门闲居以避祸。直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肃顺在慈禧发动的宫廷政变中被诛,清中央政权统治格局发生重大改变时,才使荣禄的仕途前景由阴转睛。荣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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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
戊戌变法,
洋务运动,
荣禄
内容提要:维新志士非常关注衰亡国家的历史。戊戌年前后,“衰亡史鉴”主要强调“变”和“尊新”。但那时,论述衰亡史著的数量很少,反响也极其有限。庚子年之后,几十种衰亡史被编译出版,极大改变了社会风气。然而,在传统的以“个别事例褒贬法戒”的史鉴方式影响下,维新志士往往将“衰亡史鉴”与其变革方案相结合,并将其作为自己变革行动的依据。此时,“衰亡史鉴”分别被用来支持不同的变革方案,如“革命”或“改良”,“各省自立”、“排满”等等,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中国变革过程的复杂性。
关键词:“衰亡史鉴”/晚清/社会变革
甲午战争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维新志士非常关注衰亡国家的历史。一方面,衰亡国家“不变而亡”和“亡国后之惨状”使其深受震撼,他们试图以此唤醒舆论,令国人知耻、知惧、知变,振奋图强;另一方面,他们努力检讨与中国有“相似历史”的国家的经验教训,希望以史为鉴,从中找出治疗中国痼疾的药方。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大多从积极的方面关注衰亡史在晚清的译介、传播与影响,①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衰亡史鉴”与晚清各种具体变革方案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衰亡史鉴”的多重结果,进而反思传统史鉴方式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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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戊戌变法,
梁启超
庚子年死。 活了三十三岁。 死因维新派。
湖南浏阳人,与康有为并称的人。转几篇高论。
我认为唐才常如果不变法,算个清流派。 李鸿章评价这类人,满口仁义道德,到干实事的时候,狗屁不通。对他们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外放巡抚,干几年地方。了解下具体事务操作。才能用的人。
几篇文章,有史论,有治学,有洋务。
○唐宋御夷得失论
有亡国,有亡天下。唐室之夷患,亡其国而止,至宋乃有亡天下之祸。何哉?且夫吐蕃回纥之为性也,不过肆劫掠饫屠淫而已,而契丹女真蒙古,则以其凶顽之性,狡黠之姿,蹂宋人民社稷而残之,而成吉思汗卒以腥膻之种,抚有中原,臣妾万众,而黄帝之裔,震旦之族,由兹不振。岂非天哉!虽然,吾且即唐宋夷祸言之,而御备之机宜,疆圉之得失,亦有可观者焉。
一曰地势。唐都长安,自凤翔西,州北,及河西陇右诸地,在在蚕食于吐蕃,故代宗之世,任其蹂躏往来,如入无人之境。然幸而幽蓟以北,尚无强敌生心,使中原诸将,得并力泾原凤翔渭北宁等处,以遏凶锋。自郭子仪建议,有事则凤翔渭濮宁镇西河南淮西诸镇,皆出兵以扼其冲要,遂使吐蕃不能逞志于唐。若宋则陕西路逼近西夏,既愕眙不敢都,而汴京四战之国,又无幽蓟为之屏蔽,故西北藩篱皆撤,备多力分,鞭长莫及,武功泯焉。即真宗承平之世,一闻辽警,犹朝野忧惶,不知所出,矧国家多故,而能力挫金元方锐之锋耶?然则燕云等州之不复,太宗既失策于前,徽宗又张皇于后,无论属辽属金属元,河南北终无安枕之日。视唐之专注力秦陇之交者,利钝悬殊,亦地势然也。
一曰人谋。唐之回纥吐蕃,两不相下。吐蕃延袤万里,大于回纥,而回纥可以议其后。且回纥屡有功唐室,虽仆固怀恩诱之人寇,郭子仪单骑抚之,而即以之抗吐蕃。后李泌亦力劝和回纥以讨吐蕃。此以夷斗夷之良策,而中国坐收其效者也。宋则金兴而辽灭,元兴而金灭,彼自专心以谋中国,而后无反顾之忧,中无可斗之隙。西夏李氏虽崛强善战,又往往称藩于彼,以仇宋室,欲求如唐之构衅于两大,不可得矣。
一曰时会。自古玉门以西,诸部自相雄长,自相吞噬,尚无必得中国之心,故回纥虽轻唐而敢深入,而子女玉帛外,无他愿焉。吐蕃逼处川陕,较回纥为狡黠,然亦非有深谋远虑,经营中国之根基。唯辽自德光入晋,渐萌混一南北之雄心。金元得一地,即经营一地。其立国规模,亦稍异于打牲游牧,非寻常狼奔豕突者已也。意者西北之气,日新月异,时会使然,迄于宋遂不可复抑欤?
一曰人才。吐蕃回纥之寇唐,正安史乱后,其时人才奋兴,郭李为之领袖。故广德元年之役,令公虽闲散日久,仅得二千骑以行,而使王延昌收商州溃卒,长孙全绪以二百骑出蓝田。彼时兵未满万,吐蕃以震慑而退。其后又有马李晟浑马燧百战之将,于泾一带,屡挫狂氛,吐蕃由是不振。唐之人才,盖其盛哉。宋则重文轻武,沉溺科第,澶渊之役,仅一二书生,如毕士安寇准辈,仓皇筹策而已。其能以纳币终,直天幸耳。至金人长驱入汴,州郡之吏,无一折冲御侮之才。虽种师道以夙将勤王,李纲以忠义之气扌耆持危局,竟困于奸庸,不得行其志。及金人再至而京室墟矣。然自南渡后人才渐盛,若岳韩刘吴辈,几几与李郭抗衡,则将帅之才,以屡经败挫而出也。夫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安有科第诗酒而能国于群雄交峙中者哉?蒙古灭金图宋,锐不可当。孟珙以孤军与持荆襄巫夔间,屹然为东南砥柱者有年。珙亡而宋事遂不可支。而又继以贾似道之昏庸骄蹇,丧心病国,至于临安被俘,虽有才百倍李纲赵鼎之士,亦无所施其策矣。哀哉!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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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戊戌变法
本文史观,我不赞同。 史料还是可以看的。 看了太多民国初年大师所写的清史。 看了写美国英国汉学家的清史。 再看国内大学教授的清史。 实在对自己是一种忍耐力的磨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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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宏斌 来源:国学网站 《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
——第二届晚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河北师范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主办,太平天国史学会、苏州大学和承德市文物局协办的第二届晚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8月6日至8日在承德市锦江饭店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共111人,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河北、河南、江苏、安徽、湖南、湖北、广东、福建、四川、重庆、辽宁、香港、台湾等地,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与会代表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史学家,又有造诣深厚、研究有素的中年专家,还有思想活跃、功底扎实的青年才俊。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与会学者共提交论文86篇,涵盖了晚清各个阶段的历史。作者队伍之整齐,论文数量之宏富,涉及范围之广泛,成为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从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来看,与会代表态度认真,情绪饱满,均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会议气氛相当热烈。结合代表们提交的论文,可以看出以下问题引起了普遍关注,并且有所拓展和深化。
一、关于近代中国基本问题的再认识
晚清社会的急剧变迁与改革毫无疑问是在西方列强入侵条件下发生的。有的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问题时,特别强调列强入侵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作用;有的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比较重视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传播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刺激作用。这些问题近年来一直有所讨论,意见分歧较大。与此相关,如何看待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作用和失误问题,也成为史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有的学者特别强调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联合压迫造成的极大灾难,称赞起义和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有的学者在评论太平军起义、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时,过多关注其负面影响,片面强调内战对社会造成的灾难性破坏。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上述问题?在大会发言时,方之光(南京大学)认为,“革命”是人民求生存、谋发展的基本人权。近代一切革命运动,特别是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从根本上说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剥削逼出来的,是中国人民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崔之清(南京大学)同样认为,发生太平天国战争的原因不是洪秀全的政治图谋,而是清朝的贪腐和暴政,太平天国运动反抗暴政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不应被扭曲和否定;并且认为,这种评判标准应该适用于一切下层民众的反抗暴政的政治行为。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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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
洋务运动,
清末新政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终结方式跟别的朝代不一样。其他王朝多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而清朝不是。太平天国运动是晚清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可是它并没有推翻清朝,相反,清朝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又延续了三十多年,最后被辛亥革命推翻;别的王朝被推翻后,新王朝取而代之,皇帝易姓,江山易主,中国历史会进入另一个轮回,而清朝被推翻后,封建帝制被彻底终结,民主共和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以上两条之外,清朝的解体还有一处更让人感慨的地方:与其他王朝末期的“僵化至死”不同,大清的政权分明是在变革的路上被抛弃的。在被推翻之前的十年间,这个政权也曾顺应时代潮流,宣布实行“新政”,推出种种改革举措。可是,就在改革之路走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政权竟然一下子被推翻了!这究竟是为什么?改革本是以自强为目标的,为什么最后竟敲响了政权解体的丧钟?主观期许和现实收获之间何以会有如此巨大的误差?……这些问题显然值得我们认真探究,深入思考。
一
清末新政显然是在内外交织的压力之下开始的。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导戊戌变法,康梁的改革主张颇合光绪皇帝的心意,可是却遭到了慈禧太后的强烈反对,结果变法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喋血京城而告终。可是,形势比人强,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起逃亡西安。在强烈的刺激之下,大清的高级官员认识到,大清帝国若要强大,就必须进行改革。不改革就不能自强,不自强就无以抵御外辱。所以,京城和地方的高级官员在1900年底纷纷上书,陈述他们对行政、军事、教育、财政等各方面的改革意见。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变法,声称三纲五常虽为万世不易之理,但政府的统治方法则应顺应时代潮流,进行必要的改革。由此,为期十年的清末新政揭开了序幕。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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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
任公年纪大的时候都说《戊戌政变记》多有不实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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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是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梁任公在其《戊戌政变记》中评价到“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这场以清朝的惨败而告终的战争,有太多的细节值得后人审视和借鉴。
进入6月以来,围绕着从朝鲜撤兵的问题,总理衙门与日本驻北京临时公使小村寿太郎之间,开始了近一个半月的频繁交涉。总理衙门坚持双方须先同时撤军、再开相关谈判的立场;而日本方面则是早就打定主意,要借机挑起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战争。因此旷日持久的交涉,注定是只能使日本赢得动员和部署兵力的时间,而不会有丝毫实质性的进展。
和商的同时,清廷对列强的“调停”抱以了相当的期望。然而,各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各打各的“小算盘”。到7月 14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发出“第二次绝交书”,清政府“始则假俄人为钳制,继则恃英人为调停”的设想,也终告落空。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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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甲午战争
这篇文章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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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回望戊戌变法110年
傅国涌
1898年,光绪帝还不到而立之年,平心而论,他确是一位有抱负的青年君主,但他手中没有足够的权力,至少没有改写历史、扭转文明航向的实权。但这并不意 味着他必败无疑,如果参与维新变法的大臣志士运筹好了,稳健地推动渐进的变革,逐渐化劣势为优势,虽说成事在天,毕竟谋事在人。从当时的情况看,论天时, 危机感笼罩之下,为民族谋出路,得人心,许多士大夫都支持变革,至少慈禧太后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否则,一百天都不可能。论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陈宝箴这样 坚定的维新派,湖北的张之洞、谭继询也基本上支持变法,其他地方在观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时日,也并非不能跟上来的。论人和,皇帝站在了变法的中心,有一部 分大臣,许许多多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站到了这一边。不能说变法就注定了失败。历史没有命定。现在有人提出,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谋不臧”,康有 为他们急于求成,卤莽急进而不是稳健渐进,导致慈禧太后老脸一怒,整个局面翻盘。这一说法未尝没有一点道理。当然把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到他们身上也不合乎历 史事实。
康有为因身历戊戌变法而暴得大名,流亡海外十六年,“周游大地,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晚年在他所反对的民国安享富贵尊荣。他支持张勋复辟,可 惜只捞了个弼德院副院长的虚职。他在西湖边筑庐,娶得孙女辈的西子姑娘为六姨太太。他在《大同书》中鼓吹的一夫一妻从来没有想过要身体力行,那只是给后人 研究的思想罢了。我曾说,不能落在大地上的思想是不会发芽的。在百日维新之后,他实际上已成了个拉倒车的。相比之下,他的学生梁启超后来的贡献要在他之 上。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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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巢几见能完卵”
——戊戌变法获罪人张荫桓
“傅国涌
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因为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现在的佛山市南海区),而被叫做“康南海”,110年前发生的戊戌变法使他踏上流亡之路的同时也使他名垂青史。另有一位南海出生的历史人物张荫桓就没有幸运,他因为参与那场功败垂成的变法几乎掉了脑袋,侥幸多活了两年,到1900年还是被慈禧太后下令杀了,《清史稿》虽然为他立了700多字的一篇传,但对于他的惹祸上身、惨死结局都缺乏详实交代。
张荫桓不是科举正途出身,他的从政生涯是从捐了候补知县开始的,因为能干,受到地方大员的赏识,步步高升,进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四年多,成为驻外使节中的佼佼者,回国后,任户部左侍郎6年,翁同龢对他十分倚重,在日记里称许他“此人才调,究胜于吾”、“真绝才也”。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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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先生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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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的时光,即使放在千年纪的尺度下,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110年了,戊戌年的伤痛并未成为过去,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眼睛,依然在菜市口的上 空看着这块他们为之流尽了热血的土地,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碧荷馆主人在《新纪元》中幻想的那个中国仍隐伏在历史的地平线下面。
对于清王朝来说,发生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一次最有希望的自我拯救,如果没有意外,中国的王朝制度将完成“明治维新”式的自我更新,不流一滴血的和 平转型无疑是成本最低、代价最小的,上天赐给中国的良机是当时年轻的君主光绪帝自愿选择了这样的转型模式。如果能很好地抓住这次机会,我们这个饱受苦难和 凌辱的民族就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地跨入现代制度的大门,免去数不清的灾难、浩劫、流血漂橹,以及无边无际近乎绝望的等待。然而,众所周知,戊戌年 的维新大剧从拉开序幕到黯淡收场,只持续了短短百日,从来不想放弃绝对权力的慈禧太后再次从台后走到台前,垂帘听政直至临终,贵为皇帝的光绪有苦无处诉, 甚至有泪都无处流,他在戊戌年的变革梦昙花一现,预示了中国通往现代之路的无比艰难。深宫的怨恨和民族的创痛,穿越百年都难以平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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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心脏病,外加心情较差。今天更新点文章。
看了不少清朝历史发现,很多时候皇帝的圣旨是未必有用的。光绪的圣旨没用的是必然,因为有老佛爷。但是,貌似其他很多皇帝的圣旨,也有不少都是执行不了的。
很多时候官府的政策根本是无用的。不能通过留下个条文,去看那个时代的历史。
重要的是执行情况,是否被执行,结果是否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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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ideo1.ssreader.com/playvideo.asp?id=6495
蒋氏、王氏、潘氏、朱氏东华录概况(一)
讲的《东华录》的几个版本。
看到超星有视频,看了一些视频,觉得质量也是参差不齐。
http://jds.cass.cn/Article/20100116201844.asp
还原1898 年“戊戌政变”的历史真相
关于戊戌变法他所说的,很多东西我都知道。
http://www.kawashimashin.com/010/sympo/nichiro050925-2.html
《那桐日记》 日本的一个学术站点,好久没看日文。生疏太多。
http://www.kawashimashin.com/
http://www.time-weekly.com/2009/0715/4MMDAwMDAwMDc4MQ.html
端方之死。
端方和那桐这两个人,最近几天在找他们的资料。
http://video1.ssreader.com/playvideo.asp?id=6832
关于袁世凯先生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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