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历史 » 张之洞

张之洞的当代意义

admin — Fri, 22 Jul 2011 04:09:07 +0000

张之洞，河北省南皮县人，生于1837年，卒于1909年10月4日，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当时政局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一幅末世景象。张之洞的一生，就寄居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旧的已经坍塌，新的尚未建立。借用孔子的名言，几乎可以说是：“泰山坏乎！梁柱摧乎，
哲人萎乎！”晚年的他尽管位高权重，名满天下，但谤亦随之：新潮的人物嫌他太陈旧，陈旧的人物又嫌他过于新潮。这种新旧两边都不讨好的标志性人物，恰好写照了一个找不到方向的时代。张之洞，堪称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
从张之洞辞世到2009年，一个世纪的光阴飘然而逝。今天再读张之洞，可以发现，百年之前的张之洞，与当下的中国现实，依然具有丝丝缕缕的联系。

1998年，李书磊在评论梁启超的《政变原因答客难》一文时写道：“他的论题竟无意中与当下最热闹的讨论相合，他好像在百年之前就已藏下秘卷要将今日最时髦、最流行的观点掴碎。”品味李书磊的这段评论，我发现，把它套在张之洞的身上，也是贴切的。因为，梁启超关心的问题恰好也是张之洞留意的问题。梁、张一度是论敌、政敌，但是，正是这样的关系，表明他们在共同探索当时的中国与世界、时代与未来的关系问题。不过，饶有意味的是，由于梁启超的思想（至少是前期思想）被认为是革命的、进步的，因而受到了百年知识界的普遍重视；而张之洞的思想，由于被贴上了保守、落伍的标签，在思想史上，总是不大受待见。
然而，保守者的声音也是有价值的，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另一种逻辑，看到复杂问题的另一个侧面。清代学者阮元曾说，学术当于百年之后论沉浮。其实，思想也当于百年之后见分晓。在张之洞盖棺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不妨以“百年祭”的方式，回首他与法理派的争论，品评他的“变法不变道”思想，重新思考他的“中体西用”的当代意义。
二
张之洞政治生涯的早期，立言大于立功，并以清流健将的角色，树立了“直声震天下”的良好形象。1882年以后，他先后出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立功重于立言，并在洋务运动中做出了突出的成就。尤其是对武汉的近代化，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到了晚年，他进入军机处，成为清末新政的核心人物，既立功又立言，影响力随之升至顶峰。在生命的最后三年，他发起了一场著名的“思想大讨论”，即礼教派与法理派之争。后世一般称为“礼法之争”。
礼法之争源于清末修律。本来，张之洞是修律的积极鼓吹者。1902年，他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合署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详细地论证了跟国际接轨、参照西方法律改革中国传统法律的必要性。同年，他还与袁世凯、刘坤一共同推荐熟悉中国法律的沈家本与通晓西方法律的伍廷芳出任修律大臣。
1904年，伍廷芳正式就职修订法律大臣，标志清末修律活动全面展开。两年以后，沈家本、伍廷芳陆续向清廷提交了他们的修律成果：《刑事民事诉讼法》与《新刑律草案》。然而，这两部新法引起了张之洞、劳乃宣等人的激烈反对。礼教派与法理派之争随之开始。
按照法理派的看法，修律的方向就是向欧美看齐，用西方流行的法理来指导中国的修律工作。伍廷芳、沈家本、杨度等，都是法理派的代表人物。伍廷芳认为，日本已经走过的法制改革之路，就是中国应该照着走的法制改革之路。
沈家本虽然没有受过完整而系统的西方教育，却持有与伍廷芳相似的法律改革观。在沈家本的眼里，中国法律的西方化，乃是不容抗拒的。因而，修订法律就必须以“模范列强为宗旨”。

张之洞接见美国客人。
对于修律活动中的这种“全盘西化”的观点，张之洞不愿认同。1907年9月3日，他向清廷提交了一份《遵旨核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指责新的诉讼法“有碍难通行之处”。因为，它违反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中国礼教。在张之洞看来，新的诉讼法对于传统的三纲五常构成了严重的冲击，动摇了中国文明的大根大本，必须予以驳斥。这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对于新法的基本态度。
其实，张之洞一直都承认，传统中国的法律确实应当与时俱进，并吸收借鉴西方国家的法律。但是，新修订的法律，必须尊重中国的民情、民俗，必须以传统中国的纲常作为修律的指导思想。“立法固贵因时，而经国必正本，值此环球交通之世，从前旧法自不能不量加变易，东西各国政法可采者亦多取其长，补我所短，揆时度势，诚不可缓。然必须将中国民情风俗、法令源流，通筹熟计，然后量为变通”。因此，“今日修改法律自应博采东西诸国法律，详加参酌，从速厘定，而仍求合于国家政教大纲方为妥善办法”。
张之洞的这种观点获得了当时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譬如，劳乃宣就为礼教派的核心观点提供了“学理化”的论证。他说：“风俗者，法律之母者，立法而不因其俗，其凿枘也必矣。中国，农桑之国也，故政治从家法；朔方，猎牧之国也，故政治从兵法；欧美，工商之国也，故政治从商法。若以中国家法政治治朔方，以朔方兵法政治治欧美，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行也。今欲以欧美之商法政治治中国，抑独可行之无弊乎？”在这段文字中，劳乃宣把法律分为三类，目的也是为了论证中国的法律必须符合传统中国的风俗，必须遵循传统中国的纲常。
三
通过比较法理派与礼教派的言论，我们可以看到张之洞的两面。
一方面，张之洞虽是礼教派的主要发言人，却主张传统中国的法律制度可以变，也应当变，不变不行。而且他不但宣传变法，还积极推荐通晓西方法律的伍廷芳出任修订法律大臣，并批判那些裹足不前的守旧者：“今之排斥变法者，大率三等，一为泥古之迂儒”，“一为苟安之俗吏”，“又一为苛求之谈士”。
另一方面，张之洞在认同变法、积极推进变法与修律的同时，却又在法律与纲常之间做出了严格的区分：法律可以变，但纲常不能变，且变法不能冲击纲常。在写于1898年的名著《劝学篇》中，他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就是“变法不变道”。按照张之洞的观点，具体的法制应当按照时代的要求加以改革，但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圣道”、“伦纪”绝不能丢。否则，就将无以“立本”。
与“变法不变道”相比，伍廷芳、沈家本、杨度等人的观点是“变法也变道”。譬如，以“父子平等”取代“父为子纲”，以“夫妇分资”取代“夫为妻纲”，以西式的“个体主义”取代中式的“家族主义”等，虽然没有直言不讳地表达出来，却已隐藏在他们向朝廷提交的“法律草案”以及“关于法律草案的说明”中了。尽管如此，法理派并没有只手打倒三纲五常的决绝。他们只是认为，在新的形势下，中国不得不按照西方的法理与法制来改造中国的法律；如果在无意之中触及到三纲五常，那也是改革本身的逻辑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因为改革而必须支付的代价。
纵观张之洞的一生，他对于法理派的批判，对于“变法不变道”的坚持，并不是一个临时生出的念头，而是他的“中体西用”思想的产物。礼法论争中的“法”、“道”之分，不过是他的“体”、“用”之别的具体运用而已。在礼法之争中，张之洞对于三纲五常的坚守，实际上就是对“中体”的坚守；借鉴西方的法律制度，不过是把“西学为用”付诸实践而已。
在张之洞的思想中，体与用的区别，对应于道与法的区别。在体、道与用、法之间，主次、轻重、本末都有严格的差异，绝不能相互混同。大致说来，中体（不变的道）是根本，是目标，体现的是价值理性；西用（可变的法）是路径，是方法，体现的是工具理性。因此，中国对于西方法律制度及其他制度、技术的吸收，最终的目的还是在于维护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观。
对于这场争论，清廷的立场当然是偏向礼教派。1909年2月17日，清廷以最高仲裁人的身份阐明了自己的态度：“刑法之源，本乎礼教，中外各国礼教不同，故刑法亦因之而异，中国素重纲常，故于干犯名义之条，立法特为严重。良以三纲五常，阐自唐虞，圣帝明王，兢兢保守，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但只可采彼所长，益我所短，凡我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这段话，听上去几乎就是张之洞的口吻。
作为法理派的对头、礼教派的旗手，张之洞的观点虽然得到了最高决策者的支持，但是，支持他的清廷很快就跨台了。而张之洞也在清廷作出裁决的数月之后，撒手人寰，彻底告别了这场所谓的礼法之争。
四
以中国礼教纲常的名义反对西方法理，尤其是反对西方法理对于中国纲常的挤压与消解，几乎可以视为张之洞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推出的压轴大戏。
从发生学的角度上看，张之洞在自己年届七旬之际，掀起这样一场“思想大讨论”，当然是多种历史机缘交错作用的产物。在我看来，这个思想事件却可以解读为一个暗含着历史玄机的隐喻：张之洞殚精竭虑的一切，最后都归结为中国固有文化与西方主流法理之争。而且，在这个主题上的争论并未随着清廷的裁断而结束，也未随着张之洞的辞世而结束。在张之洞身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礼教与西方法理之间的争论，在“中西之争”的思想潮流中，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反反复复地出现。
在宗教学界，1973年，陈观胜出版《中国转化佛教》。在这本著作中，陈观胜认为，与其说是外来佛理征服了中国文化，还不如说是中国文化转化了外来佛理——禅宗就是这种转化的产物。同样，张之洞身后的百年史，是证明了西方法理已经征服了中国文化呢？还是中国文化正在转化西方法理呢？此外，在中国思想界，有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在语文学界，有汉字是否应当拉丁化的争论；在经济学界，有要不要市场的争论；在政治学与法学领域，有儒家人权观与西方人权观的争论，有司法大众化与司法专业化的争论，有法治保守主义与法治激进主义的争论，等等。大致说来，在所有重大问题的争论背后，几乎都有中国固有文化与西方主流法理之争的影子。这样的争论，也许是现代中国人根本无法摆脱的一个历史宿命。谁让中国从“天下时代”迈进了“万国时代”呢？
在张之洞的晚年，时代的主题词是“变法”。张之洞也支持变法，但要求“变法不变道”。在张之洞辞世一百周年后的今天，尤其是在新中国建国60周年后的今天，“变法”虽已换成了“改革”，然而，改革就是变法的另一种表达而已，改革的实质就是“变法”；坚持改革、深化改革，其实就是坚持变法、深化变法。既然如此，我们在强调变法（或改革）的同时，有没有“不变的道”呢？现在，按照决策者的说法，在深化改革的同时，还必须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不变的道”。如果说，张之洞守护的“道”，其核心内容是三纲五常，那么，现在必须坚持的“道”，其核心内容就是四项基本原则。
表面上看，张之洞与法理派关于清末修律及其指导思想的争论，已经尘埃落定。百年的实践似乎也证明：是张之洞错了。他太保守了、太落后了。然而，就在张之洞辞世百年之后的今天，一场大致相似的争论正在或隐或显地展开：在新中国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国的司法改革乃至整个中国法制之路，到底应该如何往前走？
60年的法制之路，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段落：前30年与后30年。前30年的法制实践，主要是借重苏联的经验；后30年的法制实践，主要是参考欧美关于法律的思想观念、话语体系、制度安排、技术手段。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走向欧美式的法治，几乎成为共识——因为，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法学人，都希望早日告别“文革”时期“无法无天”的“非法治”状况。然而，在经历了30年的法制改革实践之后，决策者发现，欧美式的法治既不可能在短期内降临中国，甚至也难以妥贴地回应、有效地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于是，决策者开始提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并有意与资本主义（欧美式）法治理念形成某种相互对照的关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作为具体内容，实质上就是在法律、法治、法制的领域内，为不容变更的“道”确立了一系列新的内涵。由此形成的主导思想，依然是“变法不变道”：当下的法制改革或法治建设，完全应当借鉴、吸收西方法治的因素（先进经验），以之完善中国的法治或法制。但是，在变法的同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法治理念——社会主义的法治之道。这样的“理念”（道），与张之洞着力维护的不容变革的“纲常”（道），可以说是遥相呼应。
五
当下，众多的法学人依然在承袭伍廷芳、沈家本等“法理派”的思维模式：必须把西方法理作为中国法制改革或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大多数当代法学人看来，只有欧美的法理才具有普适性，才具有正当性，才是更高的“道”。同时，也只有欧美的近现代法治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法治。因此，无论是法律的理念还是法律的制度、技术，都应当向欧美看齐。30年来，中国法学人关于法治的“十大训诫”之类的主流论述，无不是以欧美国家的法理及其实践为理想图景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30年的法治建设之后，当代的“法理派”学人不免有些失望。因为，理想中的欧美式法治，并没有出现在自己的周围；中国法制的现实状况与理想中的法治图景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落差。面对这样的落差，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了批评现实，试图以理想强迫现实，试图以西西弗的精神，驱使现实向理想靠拢。还有一些人，在失望之余，干脆不再关心实践中的法治或法制。他们退回到书斋，在“纯学术”的旗号下，“为学术而学术”。这，就是我现在看到的法学景观。正是这样的景观，让我想到了张之洞，并促使我写下了这篇“张之洞百年祭”。
“祭”往是为了开来。百年前的礼教派与法理派虽然观点对立，但争论尚未全面而深入地展开，张之洞就去世了，清政府也很快覆灭了，双方的争论也就烟消云散。但是当下的分歧，则象征着已经消散的烟云又一次汇聚成为了浓浓的思想迷雾。而且，决策者必然会坚持不容变革的“道”。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法学人又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呢？一方面，对现实抱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当然意义重大。另一方面，远离现实的“纯学术”也自有其不容低估的价值。但是，法制改革的方向呢？西方法理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呢？旧的“纲常”与新的“理念”的关系呢？哪些是“可以变的法”？哪些是“不能变的道”？如何在“中体西用”、“西体中用”、“西体西用”、“中体中用”之间进行恰当的取舍？“体用关系模式”的解释能力到底如何？甚至，“体用二分”能否成立？等等重大现实问题，法学人岂能袖手旁观？岂能在“以学术为业”的名义下推得一干二净？
在张之洞辞世百年之际，通过理性的、平和的、务实的、建设性的思考与对话，重建未来中国法制改革的共识，也许是当代中国“法理派传人”、“礼教派传人”共同的任务。让我们翘首期待未来。

清末改革的特点

admin — Sun, 19 Jun 2011 18:32:06 +0000

有些类似以前网摘中弗朗西斯.福山的一个观点，期望的鸿沟。

刘坤一死后，香帅的影响力下降。香帅死后，汉族人的势力更加下降。这篇文章的错误很多，真奇怪是社科院翻译的。

我宁愿相信是数字化的时候，录入人员打错字。把庆亲王名字打成了奕䜣。戊戌变法在义和团以前，他写的义和团以后。

载勋义和团的事件都死了，怎么扯到1909年还不死？

还有就是不能把绅士看成一块。绅士有支持革命党的，有支持皇帝。也有无所谓的。无所谓的分为了解他们两派无所谓，还有根本啥也不知道的无所谓。当然只是大致分以下群体。

粤汉铁路很悲剧，修了三十多年才通车。每次都是因为没钱期间出了不少政治事件。

新政还有个特点，就是朝廷改革，税赋高了很多，老百姓们很反感新政。百姓在乎的是，朝廷收税的多少和自己生活的好坏。

百姓才不想知道，这个政策在政治学上是正确还是错误，是先进还是落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当我们回顾清政府1901年以后在政治和制度上所作的改革时，可以明显地看到以下各点。首先，在改革方案中有很多自取失败的矛盾。例如：当创设资政院和谘议局的时候，本来是为了广开言路以作为准备立宪的一部分工作，可是政府却愈来愈严格地控制人们表达自己的思想。当清朝接受了立宪政体的思想，中国的知识界就立刻开始要求马上召开国会。梁启超在东京组织政闻社以促进宪政运动。清政府对这种颇有影响的运动疑虑重重。它警告：学生应集中精力学习，不要稍涉政事，甚至不得公开发表演说。它还警告绅商不得干预政府事务，指出在君主立宪的各国，主权是属于君上的；虽然“庶政公诸舆论，而施行庶政，裁决舆论，仍自朝廷主之”。［1］ 1908年，梁启超的政闻社被政府下令封闭。由此可见，即使在改革帝国专制主义的时候，清政府仍力图限制思想。

其次，所有参与制订改革方案的人都各谋私利。1901年以后各项改革主要是由满族军机大臣荣禄和几名汉族总督张之洞、刘坤一以及袁世凯等所提倡。1903年荣禄死后，庆亲王奕劻接替了他的职位。此后，在中央政府中提倡改革的主将就是奕劻，协助他的有其同盟者——在天津的袁世凯，他在北京有兼职——以及地方上迎合汉族士绅改革要求情绪的张之洞等人。1902年，当张之洞的同僚刘坤一死后，张之洞的影响也下降了；几乎可以这样说，在1909年以后，一些改革是由庆亲王和袁世凯联合进行的。然而，大约在1906年行政改革时，出现了一个有势力的反对庆亲王和袁世凯的满人集团。这个集团由陆军部大臣铁良和学部大臣荣庆领头，后台是光绪皇帝的兄弟醇亲王载沣。荣庆原是蒙古人，但他把自己看作满人。在1906年以后的两年时间中，两个集团争夺改革方案，但形势逐渐不利于庆亲王和袁世凯。最后，在1908年当皇帝与太后相继去世后，醇亲王成了摄政王，袁世凯被迫退隐河南。1909年，醇亲王控制着局势。铁良对他不满而离开了政府。代替他的是醇亲王的两个兄弟载勋和载涛，其他宗室人士都簇拥在醇亲王的周围。［2］

满洲朝廷实行改革方案的目的究竟何在？清朝统治者是否真的相信需要改革？义和团事件之后，不仅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立宪派人物要求改革，就是各省督抚和外国人也都有此要求。为了防止反满势力的壮大，并要保持督抚们和外国人的支持，不管清朝统治者喜欢与否，除了改革别无选择余地，实际上，政府原先本无自己的改革方案。它只需要保持改革的门面，而对实际内容则毫不关心。

因此清政府开始搞改革时姿态很消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之后，它对改革的活动就越来越认真了。可是在这时候，改革并不如康有为和梁启超所主张的那样是为了富国强兵以防御列强的侵略。改革的目的勿宁说是为了保卫清政府不受汉人与外国人两者的攻击。换言之，改革是为了保住清王朝。因此，皇帝必须有统率陆海军的大权，必须万世勿替地统治帝国，必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汉族督抚们也需要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这就是他们与慈禧太后、醇亲王以及满洲的高级官员合作的原因。然而，他们想保存这个王朝的愿望并非只是出于他们对皇帝的忠诚或对清朝的热爱。那是因为他们感到如果没有清王朝，他们的权势也会化为乌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朝廷力图削弱汉族督抚的权力而把它集中于满人手中时，他们自然要大力反对。使形势更加糟糕的是，在1908年以前，汉人督抚都是西太后的臣仆，然后醇亲王接替了她，也行使控制帝国官员的特权，但他的威望远不如西太后，而且他的权力也越来越靠不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汉人督抚们对满洲政府的不满就空前地表现了出来。愚不可及的满洲统治者正在毁坏中国的儒家君主政体。

在清朝末年，绅士给了督抚们以社会的和经济的支持。原来绅士是反对改革活动的，但是一旦决定了要进行他们最反对的取消科举和宣布立宪政体这两件大事，他们却一反故态，转而积极支持改革。毫无疑问，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有爱于清政府或整个中国。对他们来说，新式学堂和旧式科举考试一样。通过开办学堂，他们能够把他们的绅士特权传给子孙。此外，未来立宪政体的基础应该是地方自治制。而这种地方自治正是他们所希望的。因此，他们乐意与各省督抚合作进行这一改革，而当后来政府企图集中权力时，他们也与督抚们一起起而反对。可是每当督抚采取任何似乎不利于他们的行动时，绅士们就要反对督抚。因此，各省督抚和谘议局常常发生冲突。［3］

改革方案要求有大量资金。政府开始它的各项改革时并没有足够的经费。它必然要从各省榨取必要的资金。在各省，以强制捐献形式出现的额外税收却用种种名目强加到公众头上。普通老百姓都感到这是最不堪忍受的负担。对他们来说，采取立宪政体也好，专制政体或是其他什么形式也好，这都无关紧要；他们说到底只需要轻徭薄赋、鸡犬不惊的生活。反映人民这种绝望处境的民众起义，在清末的很多地方几乎连年不断。与此同时，政府一方面强迫督抚们对财政改革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逐步削弱他们的权力。不言而喻，督抚们对所分派的任务或者加以拒绝，或者有意留滞。结果，政府只好借外债来实行它的改革方案。

1911年，政府与四国（英、美、德、法）银行财团签订一笔一千万英镑贷款的借约，作为开发满洲和币制改革之用，另外还举借六百万英镑贷款作为建筑粤汉铁路之用。前者用来实现1910年已计划好的币制改革，后者是为了把私人建设或发展的铁路收归国有。这笔粤汉铁路贷款结果成了点燃辛亥革命燎原烈火的火炬。在1898年，美华合兴公司已获得建筑粤汉铁路的权利。然而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收复利权运动的风暴在全国兴起，特别是席卷了广东、湖北和湖南各省。190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作为这几省的代表与合兴公司谈判，成功地收回了路权。结果，湖北部分的铁路归该省管理，而湖南和广东部分则交给私人经营。［4］此后铁路的建筑非常缓慢，最后北京以私营公司不能有效地经营铁路这一并非站不住脚的理由，决定把川汉和粤汉两铁路统统收归国有。为此目的，政府力图从四国银行团借得必要的资金。因此，在四川、湖北、湖南和广东四省的绅商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这几个省的督抚被责成去镇压反对这次政府行动的骚乱，但甚至连他们也对绅商颇表同情。这种骚乱一直没有平静下来，最后竟发展成为触发革命的引火线。绅士和督抚们是否真的反对这种外债，这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他们自己能够得到这些贷款，他们也许就不会反对了。

概括地说，如果不是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那么也是在最后五、六年中，它的改革方案可以被看作是满洲统治者及汉族督抚和绅士企图保存、甚至扩大他们势力的尝试。但这些人的行事往往各有打算。结果，这些改革反而促成了王朝的灭亡。

［1］《大清德宗实录》，卷583第4页；《大清光绪新法令》，卷2第25—32页。

［2］参看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册第2501—2516页。

［3］关于对它的进一步的讨论，参看市古宙三：《试论绅士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297—313页。

［4］关于这个问题的最近著作是李恩涵的《1904—1911年中国争取自办铁路的行动》。

海军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奏折

admin — Mon, 06 Jun 2011 02:04:35 +0000

有型的梵，无形的梵。
现象界的我，是受轮回的，承受业报。自性中的阿特曼清静无为自在长存。又神创世，变成了由大梵创世。
吠檀多同一不二论。梵与我同一不二。宇宙最高实体是梵，梵是绝对真实的存在。解脱的最高目的是亲证梵我如一，认识灵魂的真正本性。
开始算是森林书。比较了一下古希腊哲学和古印度哲学类似地方很多。
已经跑题万里了。图片是讲左宗棠想搞海军衙门。不少人也想搞，让总理衙门议一议。
李鸿章还整天去视察怪用心。朝廷还是没钱啊。厘金永远是大问题，还有一封奏折让朝廷对投身海军年轻人，科举上给些优惠。
扯办学堂三角，几何，物理，化学的。李鸿章懂的还不少。

香帅一个观点不错，都是清朝造的武器成本比向欧洲买还贵。但是不自己造不行？怎么办呢？香帅说买人家欧洲的枪管，后堂自己折腾。

一些处理漕督，裁长江水师的观点不错。不过这个问题和当年废除河运漕粮的问题本质是一样的。李鸿章想裁撤绿营不是一天两了。无可奈何花落去！

最经典的一个奏折是香帅视察当地海军，列出了n条荒谬。人家都是搞个面子工程不能认真了。

我比较懒，懒的编辑图片让看的人方便。爱看就一个一个图片点，不爱看与我无关。

张之洞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admin — Sat, 30 Apr 2011 18:29:10 +0000

作为清末新政的重要文献，张之洞与刘坤一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受到所有的新政研究者的重视；但是，以往学术界的研究，无论是专论还是在清末新政研究或张之洞传记中，大都只注重对此文本内容的阐述，[1] 而对文本产生的背景与经过以及其思想来源与影响关注得不够。本文拟着重对后者作进一步的考察。
一、窥测内意和会商各省督抚联衔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1.29.），在“庚子事变”中流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新政改革上谕：“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2] 这道上谕的发布，标志着清末新政的开始。
对于清廷的新政变法，张之洞的反应非常积极；事实上，他始终在密切地关注着整个政局的变化，尤其是朝中的政治动向。在接到新政上谕之前，张之洞已从端方和袁世凯的来电得知，“不日将有上谕，举行新政”。[3] 因此，他对这道上谕的颁布早有心理准备，这使他能够很快地作出积极的回应。接到上谕之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希望弄清其来路，“何人陈请？何人赞成？”随即他便从多种渠道获悉此谕出自“圣意”，由军机大臣荣禄和户部尚书鹿传霖“赞成”，甚至了解到是由荣禄的幕僚也即他自己的门生樊增祥起草。[4] 本来，这些信息已足以使他确认朝廷是真的要变法了；但是，安徽巡抚王之春的来电却使他大吃一惊。王电说：“顷行在军机章京密报：‘…… 奏复变法，毋偏重西’云，想见两宫宗旨，奈何？然就复我古法立论，或不干怒”。这使他颇感疑惑不解：“变法不重西，所变何事？”[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朝廷既已宣布变法，而又有“毋偏重西”的传闻，使变法一开始就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为了探明朝廷变法的真实意图，解开心中的谜团，张之洞特地致电鹿传霖询问：
闻有小枢致他省督抚电云：“初十谕旨，令条议变法整顿一件，切嘱各省复奏万勿多言西法”云云，殊堪骇异。窃思采用西法，见诸上谕明文。鄙意此后一线生机，或思自强，或图相安，非多改旧章、多仿西法不可。若不言西法，仍是旧日整顿故套空文，有何益处？不惟贫弱，各国看我中国，乃别是一种顽固自大之人，将不以平等与国待我，日日受制受辱，不成为国矣。究竟此事慈意若何？略园（荣禄）能透澈否？各省能否切实覆奏？哪几种事可望更张？鄙意第一条欲力扫六部吏例痼习痼弊，枢廷诸公肯否？[6]
鹿传霖回电如下：
小枢何人？妄骋臆谈。变法一诏，菘（鹿传霖）与略（荣禄）建议，上亦谓然。至应如何变通，总期实事求是，决无成见。来教谓第一力扫六部吏例，深合鄙衷。及今曹署焚荡之余，尤为机可乘而制易改。然腐儒固执，宵小不利，阻挠必多。将来想有助略相极力主持，惟当切实行之，逐渐变之，总期除弊兴利，似不必拘定西学名目，授人攻击之柄。此大举动大转关，尤要一篇大文字，方能开锢蔽而利施行，非公孰能为之？极盼尽言。[7]
鹿传霖的回电虽然否定了来自“小枢”的有关传闻，认为朝廷的变法是“决无成见”；但对张之洞“多仿西法”的主张却委婉地提出了善意的忠告：“不必拘定西学名目，授人攻击之柄”。这与张之洞的“变法”理念颇有差距，他复电鹿传霖说：“嗣闻人言，内意不愿多言西法，尊电亦言‘勿袭西法皮毛，免贻口实’等语。不觉废然长叹：若果如此，‘变法’二字尚未对题，仍是无用，中国终归澌灭矣！盖‘变法’二字，为环球各国所愿助、天下志士所愿闻者，皆指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非泛泛改章整顿之谓也”。他主张“大变西法”，认为“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精华谈何容易，正当先从皮毛学起，一切迂谈陈话全行扫除”。[8]
也许是鹿传霖的忠告提醒了张之洞，此后，虽然他在思想上始终主张多变西法，但在行动上则一直保持较为谨慎的态度。事实上，他在得到王之春的通报时即已产生警觉，他在回电中叮嘱王之春说：“复奏万不可急，东南数大省必须大致商妥”。[9] 一方面，不急于覆奏，是想进一步观察事态的变化；另一方面，东南各省互通声气，则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一起承担责任。于是，关于如何覆奏的问题，便有了会商各省督抚联衔上奏的行动。
联衔会奏也是各省督抚的意愿。早在变法上谕颁布不久，山东巡抚袁世凯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就接连致电张之洞，希望他“先拟大纲”，以便各省参照，“建议相同，庶易采择”。[10] 他们的意思是各省督抚覆奏时应表现出意见统一。后来，刘坤一首先正式提出了联衔会奏的主张，他致电张之洞、袁世凯说：“定议后可否会合东南各帅联衔入告？此等文字，正不嫌同。”[11] 袁世凯致张、刘电认为：“此文以同为贵，可见公论”；但他提出了联衔与旨意不相符合的疑问：“原旨有各举所知、各抒所见等语，未知宜联奏否？”[12] 张之洞回电刘坤一并致东南、西南各省督抚大臣电，坚决主张联衔：“变法覆奏，必宜督抚联衔，方可有益，人多尤善。请公主稿，鄙人当附名”。在此电中，张之洞提出了自以为“稍觉骇俗”的“以仿西法为主”的变革主张：

惟鄙意以仿西法为主，抱定旨中“采西法补中法”、“浑化中西之见”二语作主意。大抵各国谓中国人懒滑无用而又顽固自大，其无用可欺，其自大尤可恶，于是视中国为一种讨人嫌之异物，不以同类相待，必欲蹂践之，制缚之，使不能自立而后已。此时非变西法，不能化中国仇视各国之见；非变西法，不能化各国仇视中国之见；非变西法，不能化各国仇视朝廷之见。必变西法，人才乃能出，武备乃能修，教案乃能止息，商约乃能公平，矿务乃能开辟，内地洋人乃不横行，乱党乃能消散，圣教乃能久存。应变者多，宜有次第。管见宜先办者有九事：一、亲贵游历；二、游学各国；三、科举改章；四、多设学校；五、西法练兵；六、专官久任；七、仿设巡捕；八、推广邮政；九、专用银元。此九条最要而不甚难，已足令天下人精神为之一振，陋习一变，各国稍加青眼。其余若多设行都、设矿务总公司、行印花税、酌改律例、设课农专官、各省推广制造局、鼓励工匠各条，相机量力，从容举办。其专论整顿中法者，如另制官禄、尽革部吏、更定选法、停止题本、伤减浮文、扫除漕弊等事，须另拟数条，另为一折。若西法折不能允，则希冀旧法之稍加变通耳。窃谓当此危如累卵之国势、千载一时之事机，似宜先以第一义陈之上前。如不采纳，再及第二义，聊尽臣子之心而已。总之，今日国土日蹙，国权日夺，群强日逼，同则存，孤则亡，决定不移，更无他说。若仅整顿中法，以屡败之国威，积弱之人才，岂能除二千余年养成之积弊？以此而望自强久存，必无之事也。[13]
此电发出之后，各省督抚纷纷回电，表示愿意响应联衔会奏的行动。两江总督刘坤一对张之洞的变法主张极力赞成，他说：“尊拟各条，极为精当，曷胜钦佩。第一义果能内外同心，结实做去，尚可办到。多联数省，较易动听”。他建议张之洞“主稿挈奏”，认为张“经济文章一时无两，幸勿多让”。[14] 其它各省督抚如两广总督陶模、广东巡抚德寿、安徽巡抚王之春、山东巡抚袁世凯、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骙、江西巡抚李兴锐、贵州巡抚邓华熙、浙江巡抚余联沅、湖南巡抚俞廉三、署理云贵总督丁振铎、江苏巡抚聂缉椝、漕运总督张人骏等人，也都随声附和，希望张之洞与刘坤一主稿并领衔，各省督抚联衔会奏。[15] 不仅东南、西南各省督抚大臣同意联衔会奏，张之洞与刘坤一还联络了山西巡抚岑春煊和陕西巡抚端方等人，也得到他们的赞同，如岑春煊致电张之洞说：“变法折，岘帅电云推公主稿，此事为中兴关键，煊亦以非公莫属，乞挈贱衔”。[16]
联衔会奏得到各省督抚大臣原则上的同意，但究竟由谁主稿则一时尚难确定。从各省督抚的回电可知，一般都希望张之洞与刘坤一主稿，两人确是众望所归；但他们却互相推让。张之洞一再表示：“此奏鄂断不敢主稿。鄙人主意多鲁莽，思虑多疏漏，文笔亦艰涩，仍请岘帅主持”。[17] 刘坤一则极力推举张之洞：“香帅博通今古，惯澈始终，经济文章海内推为巨擘，非由香帅主稿，断难折衷至当，万望勿再客气，主持办理”。[18] 就在张、刘两人互相推让、联衔会奏的主稿尚未确定之时，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三日（1901.4.21.），朝廷谕令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办理新政的“统汇之区”，派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崑冈、荣禄、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预”。同时，由于上年十二月初十日的新政变法上谕所限定的两个月内覆奏的期限早已过期，而各省督抚大臣尚未上奏，故此谕特意催促“迅速条议具奏，勿再延逾观望”。[19] 这时，袁世凯致电张之洞和刘坤一主张单衔上奏，理由有二：一是从陕西“行在”友人来电得知，上面的意思不愿意各省督抚联衔会奏，“请仍各举所知，勿联衔上”；二是因为张、刘“两帅现列参政，又与他省分际不同”，似不便联衔。张之洞回电袁世凯一方面赞同其单衔上奏，“陕电以各抒所见为然，各省自不便联衔，尊处请即单衔具奏”；另一方面他主张江、鄂、济三处应保持大致相同的意见，“窃谓他处可听其参差歧异，惟江、鄂、济三处要紧数条，似须大致相同，方能有益”。[20] 刘坤一接到袁世凯来电后即致电张之洞表示，他省可以单奏，但希望江、鄂两处联衔，“谕旨外省仅派两人，自未便再联各省。袁拟单奏，亦可。然江、鄂必须联衔”。张之洞复电赞同江、鄂联衔会奏。[21] 与此同时，张之洞又一一致电原来联络过的各省督抚大臣，说明各省不便联衔，希望各处单衔具奏。[22] 这样，各省督抚联衔会奏的计划便随之流产。此后，张之洞便与刘坤一商议江、鄂会奏事宜。
二、江鄂商议起草与上奏

在会商各省督抚联衔会奏的计划流产以后，刘坤一坚持要与张之洞联衔上奏，得到张之洞的同意。原先张、刘两人因主稿问题互相推让，致使各省联衔长期没有结果；这时，张之洞建议各自先拟一稿，再互相参照商议，“承示江、鄂联衔，请公拟稿见示，敝处亦当遵命拟一稿奉商。如所见有异同，无妨更改，总期切实有益”。[23] 下面我们首先看为张、刘起草的主要是些什么人？在新政上谕颁布不久，刘坤一就打算邀请张謇（季直）、何梅生、汤寿潜（蛰先）、沈曾植（子培）到南京“代拟条陈”。[24] 但后来刘坤一电告张之洞已邀张謇、沈曾植、汤寿潜来宁“共相商酌”，[25] 而没有提到何梅生，因何氏在刘电邀之后突然去世。[26] 这样，为刘坤一拟稿的便主要有张、沈、汤三人。

张之洞得知刘坤一处有张、沈、汤三人参与拟稿后，也通告自己这里有郑孝胥（苏龛）、劳乃宣（玉初）、梁鼎芬（节庵）、黄绍箕（仲韬）四人。[27] 当时郑、梁、黄三人正在武汉为张之洞的幕僚，劳乃宣则远在浙江，张之洞一再电召而因故未能成行。[28] 所以，为张之洞拟稿的实际上主要是郑、梁、黄三人。另外，张之洞还广泛征求了治下司、道两级属吏的意见，他把有关变法的两道上谕都通知了他们，希望他们“按照上次谕旨内指饬事宜，各抒所见，条议具复，以凭汇核酌采”；并要求他们迅速回复，“现在急待复奏，务须于电到五日内开具条陈，由五百里排递来省，一面将所议纲领先行电复”。[29] 据张之洞的幕僚陈衍称，江楚会奏还曾采择了他的《变法榷议》。[30] 可见，当时张之洞为覆奏事征集了多方面的意见。关于各自起草的情况，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我们难得其详。大概的情形是，刘坤一那边由张謇、沈曾植、汤寿潜各拟一稿，然后寄给张之洞，由张之洞结合自己这边郑孝胥、梁鼎芬、黄绍箕等人的意见拟出初稿，再互相商议定稿。从这个过程来看，张之洞虽然一再声称不愿主稿，但事实上他做了主稿的工作。就刘坤一与张之洞的个人情况而言，除了资望较老以外，行伍出身的刘坤一无论学识素养还是思想水平都实在无法与张之洞相比。对此，刘坤一还是有点自知之明，他在致王之春的电报中称：“兄年衰多病，近益委顿不堪，一切因应事宜，多系香帅主政”。[31]
因此，江楚会奏变法之事由张之洞主稿也就很自然了。在起草折稿的过程中，尽管早已过期，而朝廷又再次谕旨催促速奏，但张之洞仍然谨慎有加，并不急于下笔；他在努力观察各处的动静，并试图把握上面的意图，以便作出恰当的抉择。在与各省督抚约定各自单衔上奏后，张之洞主张：“分奏而大意相同，方见公论”。[32] 他仍然希望各处互通声气，保持大体一致的论调。比如，他曾致电长沙巡抚俞廉三，商请他将覆奏变法稿“六百里飞寄一阅”，在读完俞稿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供俞参考。[33] 除了直接与各省督抚联系以外，张之洞还通过耳目从西安“行在”探听消息。如他致电易顺鼎问：“各省变法奏到者几省？京官奏者几人？望将最警动重大者示知。内意许可者何事？孙宝琦识见议论何如？云门于此事有何定见？此外有何要闻？均速详示”。[34] 易顺鼎回电告知：“闽、浙、粤、滇、齐、豫奏到，浙主丁捐印税，豫主抬枪八股，齐有慎出令，粤有裁内监一条，粤独未交下。京官孙、薛、张、贻、陆、葛皆上，瞿请逐渐变通”。[35] 这些信息对于张之洞起草变法折稿当然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张之洞虽然是主稿，但他在起草过程中随时与刘坤一商量，如关于科举变法事，张之洞主张“仿戊戌年敝处所奏已奉旨允准办法”，将陶模和袁世凯“两奏大意酌采叙入，以见科举旧法必应变通”，并就此征询刘坤一的意见。[36] 刘回电表示完全赞成：“科举改章，戊戌年尊处所奏办法，甚裨实学，最为扼要，现在奏请改章，应以前奏为主。…… 引证陶、袁两奏，以见科举改章，具有同心，尤易动听”。[37] 张之洞还邀请了为刘坤一拟稿的张謇和沈曾植到武汉面谈，“商复新政谕旨，并筹兴学事”。[38] 关于此次会谈，当事人沈曾植说，张之洞“谈兴甚浓”。[39] 张謇记载他们晋见张之洞的那一天，从上午8点一直谈到下午5点，“所谈甚多，惟小学校必可立”。[40] 他们所谈已不仅仅是折稿的起草问题，甚至已涉及到新政的开展，此是后话。

正是在吸取多方面的意见和与刘坤一不断地商议的基础上，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在张之洞的主持下完成了江楚覆奏变法初稿的起草工作。有记载说；“公（张）荟萃众说，断以己意，日撰一条，月余始就”。[41] 可见张之洞主稿之功不可没。五月中旬，张之洞将校定缮录好的变法折稿由“专弁乘轮寄呈（刘），祈详酌改定”。[42] 随后张之洞又送去一份清稿，“以备咨政务处之用”，并提出原稿的几处文字修改。[43] 刘坤一接到折稿后，只提出了一些细节性的修改意见，如认为洋药加价三成过高，张之洞同意改为加价二成。[44] 同时，刘坤一致电张之洞大加赞许：“明公文章经济，广大精微，凡古今之得失，与中外之异同，互证参稽，折衷至当。竭两月之力，成此一代典章，崇论宏议之中，犹复字斟句酌，贤劳独任，感佩难名！夫变法莫重于学校，科第一折所陈，人人知为先务。第二折整顿中法十二条，…… 及第三折采用西法十一条，莫不中时弊而切时宜”。[45]

关于折稿的具体内容，此不赘述。这里拟着重考察的一个问题是，这个时期的张之洞思想较为激进，他不仅主张“大变西法”，甚至还提出了“仿行”西方议院和“公举”各级官员的思想，有人称这是他的“中国官僚系统民主化构思”；[46] 但作为主稿者，他并没有把这些思想都写进江楚会奏中，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张之洞对朝廷变法的动机与决心尚心存疑虑。如前所述，在新政上谕颁布之后，即有内意“勿多言西法”的传闻，张之洞虽然从鹿传霖处得到朝廷“决无成见”的说法，但鹿传霖一句“不必拘定西学名目，授人攻击之柄”的善意忠告，又使张之洞莫名其妙。此后，虽然他在思想上仍然表现激进，但在行动上他又不得不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比如，在与各省督抚会商联衔和与刘坤一商议江楚会奏的过程中，他一再推脱担任主稿，即是一个例证。事实上，朝廷于流亡在外的非常时期宣布变法，而两年前戊戌政变的阴影仍然笼罩在人们的心目之中，这使人不得不费心揣摩朝廷的意旨，以至于在规定的两个月期限内竟然没有一个督抚大臣覆奏。向来善于知权达变的张之洞自然难以超脱这个基本的历史情境。与此同时，张之洞还不时地收到怀疑朝廷变法真意的信息，如山西巡抚岑春煊说：“煊意时局尚未定，此时不能议兴革，奏入亦置之”。[47] 两广总督陶模认为：“观政府意，未必真欲变革”。[48] 而陶模关于议院主张的覆奏上达后被留中“独未交下”[49] 的事实，更强化了张之洞的疑虑心态。因此，在对朝廷的变法真意难以确切把握时，张之洞作此谨慎之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如时人的批评：“南皮变法折，均从极小支节上着笔，可谓善于逢迎矣”。[50] 这正是张之洞久历宦海的老到之处。

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是由于刘坤一的制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刘坤一定了江楚会奏的基调。在与各省督抚商议联衔会奏的过程中，当张之洞向刘坤一、袁世凯等八位督抚大臣提出“仿行”西方议院主张时，刘坤一公开地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他说：“议院意美法良，但恐事多阻格，未能照行”。[51] 在与张之洞商议江楚会奏时，刘坤一在将张謇、沈曾植、汤寿潜所拟的变法稿件寄给张之洞时曾致电说：“鄙见张、汤稿宏深博大，意在一劳永逸。惟积习太深，一时恐难办到。沈稿斟酌损益，补偏救弊，较为切要，其中只科举学堂分途考试、不废八股尚须酌改耳。似可用沈稿为底本，再得我公斧政润色，必卓然可观。公前拟九条，皆救时良策，有沈稿所未及者，仍拟添入。江、鄂联衔入奏，最为得体”。[52]
刘坤一主张以稳健的沈稿为底稿，显然，他给江楚会奏定的基调就是不宜过激。限于条件，笔者没有见到汤寿潜的拟稿，无法评论。而与汤稿同样遭到刘坤一否决的张謇的拟稿即《变法平议》，[53] 分六部四十二篇，是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变革方案，其中第一条就是“置议政院”，还有一条是“设府县议会”，这颇像张之洞所说的议院，难怪刘坤一见到《变法平议》之后反应很冷淡，使张謇非常失望，“意绪为之顿索”。[54]
沈曾植的拟稿今也未见，但从他在当时给张之洞的两封信可以看出其变法主张较为稳妥，比如他在第一封信中大谈“保君权”、“存国教”，在第二封信中认为：“以礼义诚恪之心行新政，新政仁政也。以愤时嫉俗之心行新政，新政虐政而已矣”。[55]
刘坤一是江楚会奏的领衔，他向张之洞特别推荐的又是沈稿，这就制约了张之洞在江楚会奏中只能表述稳健的变法思想。正如在折稿完成之后，张之洞致函鹿传霖所说：“弟识短才疏，岂知大计？昨会岘帅覆奏变法三折一片，大率皆书生文章，俗吏经济，作按部就班之事，期铢积寸累之功，了无惊人之谈，亦无难行之事。自知撮壤消流，未必有裨山海”。[56] 这话既是谦辞，也有几分实话。有趣的是，张之洞原先极力主张以变西法为第一义，“如不采纳，再及第二义（即整顿中法）”；但在江楚会奏的变法三折中，次序恰好颠倒过来，整顿中法为第二折，采用西法为第三折，且后者晚奏一天。
折稿修改定稿之时，离朝廷催促迅速上奏的谕旨发布又过去了近3个月之久，覆奏之事已刻不容缓。早在四月中旬，袁世凯即致电刘、张，希望他们迅速覆奏，使朝廷能在回銮之前举行新政，以免各国“要挟”。他说：“回銮以前，如不先行新政，有大可虑者二：各国以现之政府守旧顽固，倘回銮后，各国要挟以更换执政，拒之不足，国体安在？可虑一。各国皆盼我变法，倘回銮后各国缕列多款，要挟照行，执政不敌，允则干预，可虑二。…… 拟请两帅或联名电枢，或会衔电奏，如能将兴学堂、改科举等事，先行数件，则各国耳目一新，保全甚多，其弛张横议之流，亦可稍敛”。[57] 五月底，江、鄂会奏折稿修改就绪，张之洞就发折的方式与时间致电刘坤一说：“第一折由驿六百里。第二、第三折双差赍递，均请酌办。能于初一二日拜发尤佳”。[58] 随即，江楚会奏三折由刘坤一领衔于五月二十七日、六月初四、五日在南京拜发。

奏折发出之后，张之洞又开始了解各处的反应，尤其希望得到政府的采纳。他致电樊增祥说：“江、鄂折二十日内外可到，如蒙政府采择，有决计愿办之事，宜在西安早为举行，不必待回京后，庶早慰海内、海外望治之忱，且免到京后事多挈肘”。[59] 同时致电鹿传霖说：“新政若有急须举办之事，务望稍候，江鄂奏到，俯赐采择”。[60] 这时，梁鼎芬也到了西安，他不仅在慈禧太后召见时为张之洞美言邀功，而且密切关注朝廷内外对江鄂会奏的态度，随时为张之洞传递信息。他从鹿传霖处得知将有懿旨：“整顿新政，照江鄂折，饬各省切实奉行”；就在第一时间里向张之洞报喜，称“此真吉祥盛事”。[61] 果然，当天（八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各条，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62] 江楚会奏不仅得到朝廷谕旨的批准，而且还得到西方列强的认可，如来自上海的消息说，德国总领事“极佩服，欲译德文”。[63] 可见，江楚会奏的批准，表明两宫“回銮”之前在西方列强面前塑造一个维新政府形象的目的已初步达到。从此，清末新政正式开始进入具体实施阶段。正如时人所说：“惟是中朝宗旨，实以江鄂为南针。江鄂之言不必尽行，而江鄂奏入之后，大局未必不从兹而定”。[64]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对历时长达8个多月的关于如何变法的问题作了一个总结性的发言，使讨论终于有了一个实质性的结局。
三、《三折》的思想渊源

尽管张之洞在起草《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时征求和参考了多方面的意见，但他是奏折的主稿者，我们说《三折》主要体现了张之洞的思想是毋庸置疑的。如前所述，这个时期张之洞一度表现出较为激进的变革思想，但是，由于对朝廷的变法态度难以把握，以及刘坤一求稳心态的制约，使张之洞未能在奏折中完全表述这种激进的变革思想，而《三折》却与张之洞以前的稳健变革思想尤其是《劝学篇》的思想若相符合。下面我们拟对此略加分析。
张之洞的变法思想产生于甲午战争前后，而其较为系统的表述则是戊戌时期著名的《劝学篇》。另外，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之前还有两折两电的四个文献，也是张之洞对其变法思想的集中发表。（一）是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1895.7.19.）张之洞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所上的《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了9条建议：一练陆军，二治海军，三造铁路，四分设枪炮厂，五广开学堂，六速讲商务，七讲求工政，八多派游历人员，九预备巡幸之所。[65]
（二）是同年十一月初九日（1895.12.24.）张之洞上的《遵旨议覆各臣工条陈时务事宜折》，又提出13条建议：一修铁路，二制钞币银币，三造机器，四开矿产，五折南漕，六裁额兵，七创邮政，八练陆军，九练水师，十立学堂，十一整顿厘金，十二严核关税，十三裁汰冗员。[66]
（三）是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1900.9.12.）张之洞《致东京钱念劬》的电报中就日本人关于“和后如何立国”的问题提出了17点想法：一顽固党万不可用，二取士改章，三省文法，四农工设专官，五厘税改章，六行印花税筹饷，七用银元，八各省练兵定画一章程营制，九练兵，十设枪炮厂，十一派王大臣及大员子弟及京外官武官游历，十二立约章公同保护东三省，十三修铁路，十四议定限制教堂、教士之权，十五繁要城镇立保甲新章，十六长江设雷炮船，十七各省遍行邮政。[67]
（四）是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1901.3.31.）张之洞在与各省督抚大臣会商联衔覆奏的《致江宁刘制台发后转成都奎制台等》的电报中提出的变法主张，本文第二节已全文征引，此不赘录。我们下面拟将《劝学篇》和这两折两电的四个文献所表现的张之洞的变法思想主张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内容列表对照：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张之洞的变法思想主张
A1.设文武学堂Q.设学、学制；X.广开学堂；Z.立学堂；ZJ.多设学校
A2.酌改文科
A3.停罢武科Q.变科举；ZD.取士改章；ZJ.科举改章
A4.奖劝游学Q.游学；ZJ.游学各国
B1.崇节俭
B2.破常格
B3.停捐纳
B4.课官重禄ZJ.另置官禄
B5.去胥吏
B6.去差役Z.裁汰冗员；ZJ.尽革部吏
B7.恤刑狱
B8.改选法ZJ.更定选法
B9.筹八旗生计
B10.裁屯卫Z.折南漕；ZJ.扫除漕弊
B11.裁绿营Z.裁额兵
B12.简文法ZD.省文法；ZJ.停止题本、省减浮文
C1.广派游历X.多派游历人员；ZD.派王大臣及大员子弟及京外官武官游历；ZJ.亲贵游历
C2.练外国操Q.兵学；X.练陆军、治海军；Z.练陆军、练水师；ZD.练兵；ZJ.西法练兵
C3.广军实X.分设枪炮厂；ZD.设枪炮厂
C4.修农政Q.农工商学；ZD.农工设专官；ZJ.设课农专官
C5.劝工艺Q.农工商学；X.讲求工政；Z.造机器；ZD.农工设专官；ZJ.各省推广制造局、鼓励工匠
C6.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Q.矿学、铁路、农工商学；X.造铁路、速讲商务；Z.
修铁路、开矿产；ZD.修铁路；ZJ.设矿务总公司、酌改律例
C7.用银元Z.制钞币银币；ZD.用银元；ZJ专用银元
C8.行印花税ZD.行印花税筹饷；ZJ.行印花税
C9.推行邮政Z.创邮政；ZD.各省遍行邮政；ZJ.推广邮政
C10.官收洋药
C11.多译东西各国书Q.广译
（说明：上表中A、B、C分别代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第一、二、三折；Q为《劝学篇》，X为《吁请修备储才折》，Z为《遵旨议覆各臣工条陈时务事宜折》，ZD为《致东京钱念劬》，ZJ为《致江宁刘制台发后转成都奎制台等》）从上表可见，《江楚会奏变法三折》27条变法措施中，有21条可以从张之洞的《劝学篇》和其它关于变法的两折两电中找到相同或相近的表述，而且大都不只出现一次。据此我们认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是张之洞长期以来变法思想主张的一个总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还应进一步说明的一点是，《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与张之洞的变法思想主张之间，不仅仅是条文的类似，更重要的是其基本精神的相通。我们知道，《劝学篇》是张之洞变法思想的代表作。如果我们把《劝学篇》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两相对照，我们将会发现两者之间不但形似而且神似。《劝学篇》分内、外两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有趣的是，《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核心内容也分为“整顿中法”和“采用西法”两折，这种安排肯定出自张之洞，因为在上引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1901.3.31.）的《致江宁刘制台发后转成都奎制台等》电报中张之洞就已明确地提出了中法与西法分折上奏的建议。如果说这还只是形式上的相仿，那么我们再看其精神上的相通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体西用”的变革宗旨。《劝学篇》的核心思想是“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主张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取西学之长补中学之短，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坚持中国的伦常名教。《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上也贯彻了“中体西用”的精神，其第一折就开宗明义地宣称：“修中华之内政，采列国之专长，圣道执中，洵为至当”。同时，《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在主张采用西法和改革内政时也承认：“中华所以立教，我朝所以立国者，不过二帝、三王之心法，周公、孔子之学术”。在主张科举改章和设立新式学堂时，坚持“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68]
其二，取法日本的变革模式。日本是学习西方的成功典范，《劝学篇》主张中国可以通过学习日本来达到向西方学习的目的，中国学习日本有许多有利的条件，“我取径东洋，力省效速”，[69] 这是一条捷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同样强调了学习日本便捷有利，“日本诸事虽仿西法，然多有参酌本国情形，斟酌改易者，亦有熟察近日利病删减变通者，与中国采用尤为相宜”。[70] 因此，在采用西法的许多措施上都主张直接仿效日本。其三，稳健的变革道路。《劝学篇》之作，如张之洞所自称“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71] 主张有限度的变革，是要在激进派的趋新和顽固派的守旧之间寻求一条稳健的变法道路。本来，张之洞在起草《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时也曾有过一些诸如设议院之类的“骇俗”之论，但都没有写进奏折之中；事实上，《三折》所举各条皆平实，“布告天下则不至于骇俗”。[72] 这些都符合《劝学篇》的基本精神。可见，《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主要的思想来源应是张之洞的以《劝学篇》为中心的变法思想主张。
四、《三折》与新政的开展
关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评价问题，过去有的学者因对清末新政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新政只不过是洋务运动的翻版，新政并无新意，因而自然认为《三折》也没有什么新东西，其各项措施都没有超出洋务运动的范畴。对于这种观点，只要稍加推敲，就能发现它的破绽。我们知道，洋务运动的核心内容是“师夷长技”，即学习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尚未涉及到制度变革层面。而《三折》的措施如科举改章与近代新学制的建立、用人行政政策的改革、司法制度的改良和经济法规的制订，等等，已经鲜明地指向体制本身的变革。这是与洋务运动不可同日而语的。
近年来，随着对清末新政评价的日趋肯定，一般的研究者都认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是新政的总纲领或总方案。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既有一定的道理，但又不甚恰切。如果以1905年为界把清末新政分为两个阶段，那么，第一阶段的各项新政改革确实大都是以《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为纲领而展开的；但是，第二阶段的预备立宪则远远超出了《三折》的内容。事实上，新政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发展，既是时势所迫，也是改革自身的内在需要，但对于清廷来说则多少有点无奈的意味，因为其最初的打算里并没有立宪这个项目。其实，在驻日公使李盛铎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关于覆奏变法的奏折中已经明确地提出了立宪的主张，但“当时廷议尚无敢以宪法为言，独李能探本源”，[73] 李的探源之论在当时并没有反响，也没有得到清廷的赞同。可见，朝廷对于新政一开始并没有一定的主见，使改革的进程显现出极大的盲目性，以至于所谓的立宪迟迟不能切实施行，终于难逃失败的命运。
当然，我们并不能否定《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对于清末新政的意义，在朝廷想要变法但又不知从何下手的时候，《三折》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变革方案，得到批准实行，使清末新政进入具体的实施阶段。可以说，《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推动了清末新政的开展。就此而言，《三折》对于确立主稿人张之洞在新政中的角色与地位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最后需要解释的一个问题是，清末新政何以起初是按《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来展开？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其一，就《三折》本身而言，这是所有关于变法覆奏中最为全面系统的一个改革方案。如上所述，《三折》在酝酿过程中，张之洞、刘坤一曾经与各省督抚大臣商议过联衔会奏，这个过程使得他们得以互相交流沟通，并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其他各督抚大臣虽然各自上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而《三折》经过较长时间的起草，在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之后上奏，对于变法问题确实具有总结发言的意味。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可以看作是多数意志的集中体现。其二，就会奏《三折》的张之洞、刘坤一来说，他们是当时督抚大臣中资望最老、影响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人物。我们看到，在与各省督抚商议联衔会奏的过程中，张、刘的地位举足轻重；而总理新政的机关督办政务处的设立，地方督抚中又独有他俩可以参与其事，这无疑是对他们那种领袖群伦地位的肯认。因此，张之洞、刘坤一可以说是当时地方督抚大臣的象征。清廷对《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批准，很显然是想依靠这些强势的地方督抚大臣推行新政。这个事实对于新政的前途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表明清廷的权威已明显下降，已无力把握新政的方向，结果在新政过程中处处被动；另一方面，地方督抚对新政决策的参与，地方势力膨胀、离心力增大，使朝廷与地方的关系显得更加微妙。这些都将直接影响新政的进程。

参考资料：
[1] 专题论文有：赵秉忠《〈江楚会奏〉试析》，《历史教学》1989年第3期；陆芹英、吴春梅：《对〈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再认识》，《安徽史学》2000年第1期。清末新政研究著作有：张连起《清末新政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吴春梅：《一次失控的近代化改革——关于清末新政的理性思考》，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张之洞传记有：马东玉《张之洞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谢放：《中体西用之梦——张之洞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黎仁凯、钟康模《张之洞与近代中国》，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60~462页。
[3]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82页。
[4] 《致西安易道台顺鼎》、《易道来电》，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497页；《庚子十二月十七日西安谭道来电》，《张之洞电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案（以下简称“所藏档”）甲182-209。
[5] 《王抚台来电》、《致安庆王抚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497~8498页。
[6] 《致西安鹿尚书》，《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06~8507页。
[7] 《辛丑正月初十日鹿尚书来电》，《张之洞电稿》，所藏档甲182-209。
[8] 《致西安鹿尚书》，《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26~8527页。
[9] 《致安庆王抚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497页。
[10] 《庚子十二月二十日济南袁抚台来电》、《庚子十二月二十一日江宁刘制台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3函，所藏档甲182-145。
[11] 《辛丑正月二十九日江宁刘制台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4函，所藏档甲182-146。
[12] 《辛丑正月二十九日济南袁抚台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4函，所藏档甲182-146。
[13] 《致江宁刘制台发后转成都奎制台、广州陶制台、福州许制台、云南丁署制台、济南袁抚台、安庆王抚台、南昌李抚台、苏州聂抚台、杭州余抚台、长沙俞抚台、贵阳邓抚台、清江张漕台、上海盛大臣》，《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33~8534页。按：原编者将南昌误作武昌，今改正。
[14] 《刘制台来电》，《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35页。
[15] 辛丑二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两广总督陶模、广东巡抚德寿、安徽巡抚王之春、山东巡抚袁世凯、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骙、江西巡抚李兴锐、贵州巡抚邓华熙、浙江巡抚余联沅、湖南巡抚俞廉三、署理云贵总督丁振铎、江苏巡抚聂缉椝、漕运总督张人骏等人来电，见《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5函，所藏档甲182-147。
[16] 《辛丑二月二十四日赵城岑抚台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6函，所藏档甲182-148。
[17] 《致江宁刘制台、广州陶制台德抚台、济南袁抚台、安庆王抚台、苏州聂抚台、杭州余抚台、上海盛大臣》，《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40页。
[18] 《刘制台来电并致袁抚台等》，《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41页。
[19]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49~50页。
[20] 《袁抚台来电并致刘制台》、《致济南袁抚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53页。
[21] 《刘制台来电》、《致江宁刘制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54页。
[22] 辛丑三月初七日至十三日致福州许制台、苏州聂制台、杭州余抚台、南昌李抚台、成都奎制台、广州陶制台、安庆王抚台、太原岑抚台、清江张漕台、云南丁制台、贵阳邓抚台、长沙俞抚台各电，见《张之洞电稿乙编》第14函，所藏档甲182-75。
[23] 《致江宁刘制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54页。
[24] 刘坤一：《复盛杏荪》，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5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81页。
[25] 《辛丑正月二十九日江宁刘制台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4函，所藏档甲182-146。
[26] 张謇：《日记》，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48页。
[27] 《致江宁刘制台等》，《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34页。
[28] 本来，劳乃宣得张之洞电约后，已允应约；但与此同时，山西巡抚岑春煊奏调赴晋并得到谕旨的批准，使他左右为难，“鄂约在先，而晋奉朝旨，事处两难，徘徊不决，连夕不寐，心疾复发，因辞之”（劳乃宣：《韧庵老人自订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辑（65），第16页）。张之洞致电劳乃宣，对他“因辞晋调，并辍楚游”表示非常遗憾，仍希望他来鄂“兼旬暂驻”。劳乃宣复电称“宣实病，非托词”，一时难行，“请勿待”。张之洞又致电劳乃宣，既然人不能来，那就希望他将有关变法的高见“详切电示”（《辛丑三月十三日致苏州八旗会馆张黄楼》、《辛丑三月十八日嘉兴劳主事来电》、《辛丑三月十九日致嘉兴西门内劳玉初吏部》，《张之洞电稿》所藏档甲182-465）。劳乃宣回电“仍请勿待”（《杭州劳主事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7函，所藏档甲182-149）。劳乃宣实际上并没有到武汉参与拟稿，也没有提供什么参考建议。
[29] 《辛丑三月初十日致荆州陈道台、襄阳朱道台》，《张之洞电稿乙编》第14函，所藏档甲182-75。
[30] 陈衍编辑《石遗室师友诗录》卷1，页1，集成图书公司印本。
[31] 《复王爵棠》，《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283页。
[32] 《致上海盛大臣、江宁刘制台、天津袁制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61页。
[33] 《辛丑三月二十七日、四月十一日致长沙俞抚台》，《张之洞电稿乙编》第14函，所藏档甲182-75。
[34] 《辛丑四月十六日致西安易实甫观察》，《张之洞电稿乙编》第14函，所藏档甲182-75。
[35] 《辛丑四月二十日西安易实甫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8函，所藏档甲182-150。
[36] 《致江宁刘制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86~8587页。
[37] 《辛丑四月十四日江宁刘制台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7函，所藏档甲182-149。
[38] 《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第863页。按：张謇在自订年谱中将此事记在光绪二十七年七月有误。据其《日记》，张与沈此次武汉之行时在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初三日（《张謇全集》第6卷，第454~455页）。
[39] 沈曾植：《致盛宣怀》，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82页。
[40] 《日记》，《张謇全集》第6卷，第455页
[41]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7，页147，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42] 《致江宁刘制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603页。
[43] 《致江宁刘制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605页；《辛丑五月二十二日致江宁刘制台》，《张之洞电稿乙编》第14函，所藏档甲182-75。
[44] 《刘制台来电》、《致江宁刘制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609页。
[45] 《复张香涛》，《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289~2290页。
[46] 苏云峰：《张之洞的中国官僚系统民主化构思——对张之洞的再认识》，《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8期，台北，1989年9月。
[47] 《辛丑二月十八日侯马岑抚台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5函，所藏档甲182-147。
[48] 《辛丑三月十二日广东陶制台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6函，所藏档甲182-148。
[49] 陶模：《变通政治宜务本原折》，陆洪涛校刊《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11，页28，1924年刊本；《辛丑四月二十日西安易实甫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8函，所藏档甲182-150。
[50] 李希圣书札（一），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52页。
[51] 《致江宁刘制台、广州陶制台德抚台、济南袁抚台、安庆王抚台、苏州聂抚台、杭州余抚台、上海盛大臣》、《刘制台来电并致袁抚台等》，《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40~8541页。
[52] 《刘制台来电》，《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62页。
[53] 《张謇全集》第1卷，第48~77页。
[54] 《日记》，《张謇全集》第6卷，第450页。
[55] 沈曾植：《扬州与南皮制军书》、《与南皮制军书》，钱仲联辑注《沈曾植未刊文稿》，载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3，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111页；两信节录见王蘧常编著《沈寐叟年谱》，《民国丛书》第3编（76），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41~46页。
[56] 《辛丑七月初七日致军机大臣户部大堂鹿》，《张之洞函稿·京信稿》，所藏档甲182-215。
[57] 《辛丑四月十一日济南袁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7函，所藏档甲182-149。
[58] 《致江宁刘制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611~8612页。
[59] 《致西安樊云门》，《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613页。
[60] 《辛丑六月初七日致西安鹿尚书》，《张之洞电稿乙编》第14函，所藏档甲182-75。
[61] 《辛丑八月二十日西安梁守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稿》，所藏档甲182-435。
[62]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188页。
[63] 《辛丑九月初二日上海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稿》，所藏档甲182-435。
[64] 沈曾植：《扬州与南皮制军书》，钱仲联辑注《沈曾植未刊文稿》，载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3，第106页。
[65] 《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989~1001页。按：此折由张謇代拟，参见《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张謇全集》第1卷，第29~41页。
[66] 《张之洞紧要折稿》第9函，所藏档甲182-11。
[67] 《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83~8284页。
[68] 《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393、1401、1402页。
[69] 张之洞：《广译第五》，《劝学篇》外篇，页14，两湖书院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刊本。
[70] 《遵旨筹议变法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431页。
[71] 《抱冰堂弟子记》，《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621页。
[72] 《遵旨筹议变法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450页。
[73] 《追录李木斋星使条陈变法折》，《时报》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

总理衙门○议办邮政摺

admin — Sun, 24 Apr 2011 11:59:55 +0000

奏为遵旨议办邮政，请由海关现设邮递推广，并与各国联会，以便商民而收利权，恭摺仰祈圣鉴事。臣衙门准署南洋大臣张之洞咨钞，拟请设立邮政，请饬议章程一片。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钦奉电传谕旨，邮政一节，业经总署筹议，粗有头绪矣。钦此钦遵。仰见圣主周恤商旅，通志类情之至意。查原奏内称泰西各国邮政，重同铁路。特设大臣综理，取资甚微，获利甚巨。权有统一，商民并利。近来英、法、美、德、日本在上海及各口设局，实背万国通例。曾经南洋大臣曾国荃据道员薛福成，委员李圭，税务司葛显礼等往复条议，咨由总理衙门，饬总税务司赫德详议。谓此举裕国便民，为办得到之事。至税关所办邮递，因与国家所设体制不同，故推广每多窒碍。现复与葛显礼面加筹议。知其情形熟悉，各关税务司熟谙办法者，当亦不乏。请饬总理衙门转饬赫德，妥议章程开办。即推行沿江沿海各省，及内地水陆各路。务令各国将所设信局予全撤，并与各国联会，彼此传递文函等语。臣等查光绪二年间，赫德因议滇案，请设送信官局，为邮政发端之始。经臣衙门函商北洋大臣李鸿章于四年间复称，拟开设天津、京城、烟台、牛庄、上海五处，略作泰西邮政办法。交赫德管理。嗣因各国纷纷在上海暨各口设立邮局，虑占华民生计。九年间，值德国使臣巴兰德来请派员赴会。十一年，曾国荃咨称州同李圭条陈邮政利益各节。并据宁关税务司葛显礼申称：香港英监督有愿将上海英局改归华关自办之语。经臣衙门先后饬据江海关道总税司筹议咨行南北洋大臣查核。十六年三月，札行，赫德以所拟办法，既于民局无损，即就通商各口，推广办理。拟俟办有规模，再行请旨定设。此该大臣张之洞所称各税关试办邮递之权舆也。臣等复查宁海江海各关道来禀，每谓税关邮局，未经奏定，外人得以藉口。十八年冬，赫德亦数年来创办艰难，若再不奏请立设官邮政局，恐将另生枝节。十九年五月，迭接李鸿章、刘坤一咨，据江海关道聂缉规禀称：上海英美工部局，现议增设各口信局。异日中国再议推广，必更维艰各等语。是原奏所称体制不同，推广每多窒碍，诚为洞见症结之论。至各国通行岁收巨帑一节，考泰西邮政，自乾隆初年曾国始议代民经理，统以大臣位齐卿罚各国以为上下交便，仿而效之。光绪十九年，葛显礼呈送万国邮政条例，联约者六十余国。大端以先购图记纸，粘贴信面送局，以抵信资。其费每封口信重五钱者，取银四分。道远酌加。其取资既微，又有定期而无遗折，百货腾跌，万里起居，随时径达。至有事时，并可查禁敌国私函。诚如原奏所称，权有统一，为利商利民，即以利国之要政也。又查十八年以来，美国一国邮局清单，一岁所收银圆至六十四兆二十万九千四百九十元之多。张之洞所举英国收数，当中银三四千万两。尚系约略之辞。利侔铁路，诚不为虚。且西国邮政与电局相辅，以火车轮船为递送。近年法国设立公司轮船十艘，统名曰信船，遇口停泊。信包未到，不得开碇。其郑重如此。中国工商旅居新旧金山檀香山新嘉坡槟榔屿古巴秘鲁者，不下数百万人。据李圭禀称，该工等有一纸家书，十年不达者。缘邮会有扣阻无约国文函之例也。中国邮政若行，即以获资，置备轮船出洋，藉递信以流通商货。其挽回利权，所关尤巨。臣等博访周咨，知为当务之急。爰于十九年札饬赫德详加讨论，是否确于小民生计无碍。上年六月至十二月，复与该总税司面商屡屡。先后据其递到四项章程，计四十四款。臣等详加披阅，大致厘然。自应及时开办。相应请旨敕下臣衙门，转饬总税务司赫德专司其事。仍由臣衙门总其成。略如各口新关规制。即照赫德现拟章程，定期开办。应制单纸，亦由赫德一手经理。遇有应行酌改增添之处，随时呈报，由臣衙门核定，期于有利无弊。至赫德原呈内称万国联约邮政公会，系在瑞士国。应备照会，寄由出使大臣转交该国执政大臣为入会之据。自可援万国通例，转告各国，将在华所设信局，一律撤回。按咸丰八年俄约，光绪十二年法约，本载明两国公文信件，互相递送。中国既经入会开局，各国当无从藉口。以上所议，如蒙俞允，即由臣衙门钦遵，分别咨议，札饬办理。俟办有头绪，即推行内地，水陆各路，克期兴办。一面咨行沿江沿海，及内地各直省将军督抚知照。届期即将简要办法，饬地方州县，晓谕商民，咸知利便。凡有民局，仍旧开设，不夺小民之利。并准赴官局报明领单，照章帮同递送。期与各电相为表里。其江海轮船及将来铁路所通处所，应如何交寄文信，由该总税务司与各该局员会商办理。邮政局岁入暨开支款目，由总税司按结申报臣衙门汇核奏报。所有遵议推广海关邮递，开设官局，并与各国联会各缘由，理合专摺具陈。赫德所拟章程条款，另具清单，恭呈御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陈三立与梁鼎芬庚子密札补证

admin — Mon, 28 Mar 2011 03:18:15 +0000

陈三立是陈寅恪先生他爹，陈宝箴（浙江、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侍郎、湖南巡抚）的儿子。

我特别讨厌诗词一类的东西。任公说过小说和诗词是文化中的糟粕。曾国藩中年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后来转型搞诗文，认为文以载道。

陈寅恪可以从诗文来考证历史。唐诗来研究唐朝历史。我读了两三遍依然没读懂的《柳如是别传》也是拿诗文来考证历史。诗文典故，今喻，古喻，这门学问太深，只有天才能懂。只有非常懂才能从中获得巨大的价值。像我这样业余爱好，不打算研究那么深。

打算去日本，日本核电站又严重了，不敢去了。

父母闲着没事打算离婚，我说你怎么现在才离。看我不开心找件事让我惊喜下吗？我累了懒的折腾了，你们也别折腾了。

不知什么时候，从很希望父母离婚，变的还是好好过日子吧。

是鸿雪影响了我，还是身心疲惫。老了。

扯了太多都跑题了。

梁鼎芬这个王八蛋，也是科举出身。竟然敢去告李鸿章大爷，贪污腐败。脑袋被门挤了吧。

被李忠堂给双规了。

后来入香帅幕府，跟辜鸿铭一样，跟着张之洞混。

只能简单讲一下这篇文章的背景，很多历史的文章啊，书啊。如果你不了解书中每个人的背景，书中提到的人之前做了什么，之后做了什么。他的思想，他的派系等。那就根本看不懂这本书。

————————————————————————————————————————————————

“题外作文、度外举事”与“借资鄂帅”背后
——陈三立与梁鼎芬庚子密札补证

上世纪70年代海外学者周康燮先生披露了陈三立写作于庚子年六月十三日（7月9日）的一通密札，并附跋语谓：“文中隐寓别辟蹊径，乘势局事，廓除障碍，以为扭转枢机之图，欲谋拥帝复辟之情，盎然活跃于纸上。如此艰巨任务，唯有寄望于炙手可热之刘坤一与张之洞。”[1] 该札收件人为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亲信幕僚梁鼎芬，内容指向庚子事变时期一部分趋新士绅游说刘、张等南方大吏“题外作文、度外举事”的情节，事涉重大而语多机密，故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此密札后收入吴天任先生所编梁鼎芬年谱[2] ，有关庚子事件或人物研究，亦颇多征引，而解读存异。有论者将之与中国国会游说督抚相联系，视为“借资鄂帅”策略之一部。[3] 还有论者据此反向推导，认为张之洞与其周边幕僚密谋策划，证明其具有“强烈”的“称王念头”。[4] 笔者以为，迄今此札背景尚未充分廓清，而就文句解读，也留有剩意。本文拟综合利用中外史料，对密札略做补正，以期丰富对于这段历史的理解。

一、“题外作文”与“东南互保”系同一时期产物
周康燮跋认陈三立运动勤王为唐才常自立会的呼应队，并“从文义以臆测”：“之洞于勤王复辟运动，似已默许。”[5] 吴天任复按：“自立军勤王，事属非常，香涛巧宦，岂肯造次为之？”两说结论对立，而失误则一，就是将时间上先出之事实引为后发历史的证据，即混淆陈三立意欲“题外作文”与唐才常自立军起事之间的时差。其实，前者与“东南互保”系同一时期之产物，所指向一种“勤王”举措，原是陈三立、张謇等人共鸣的结果。此辈中人身份相似，皆为与东南督抚关系亲近的幕僚或地方士绅，而政治意识上亦有浓厚的“帝党”色彩。[6]
“东南互保”酝酿和决策的过程，上海官绅及江、鄂两处幕僚出力尤多，刘坤一、张之洞最终定计，“幕府有大功”之说应为事实之一面。[7] 陈三立因戊戌政变株连，与其父湖南巡抚陈宝箴同被罢职，归乡息居。庚子年初陈三立移家南京[8] ，与刘坤一往来频繁，虽未正式入刘幕，但对时事多有建言。刘坤一逝后，曾作《祭刘忠诚公文》，彰扬其在戊戌、庚子两大事变中所立功业，文曰：
维公之兴，始率偏旅，儒素奋扬，建威边鄙，遂领名疆,为国藩辅。坐镇东南，前后持节，垂二十年，有炜其烈。戊戌首难，朝野危疑，公矢精诚，抒义陈规，匡于未形，天日回移。亦越庚子，中外骚然，蛇龙之孽，吹沫掀天，海沸江翻，声戒垓埏。几几我公,不衍不恫，阴阖阳开，以施驭控，卒为旋斡，万灵僵俯，天地再清, 咸有宁宇。[9]
庚子肇乱者被喻作“蛇龙之孽”，下笔辛辣，可见陈三立对那拉氏主持之清廷的反感，而刘坤一对内驭控、对外旋斡的手段，则为其所激赏。事实上，当事人瞩望刘坤一者远不止于此，刘厚生曾谓：“当初张謇与何嗣焜、陈三立、沈瑜庆、汤寿潜、施炳燮六人，决定拉拢刘坤一、张之洞两个总督，联合起来以“东南互保”为名，而以推倒那拉氏政权为最大目标。”[10] 按此解说，“东南互保”似仅为手段之一端，而最终指向则在解决帝后政争之大问题。
据《啬翁自订年谱》记庚子五月事：“蔼苍至宁，与议保卫东南。陈伯严三立与议迎銮南下。”[11] 前者即指地方保护之倡议，后者则拈出另一重要题目——“迎銮南下”，此已入勤王运动范围。复按张謇日记五月三十日（6月26日）条：“与伯严议易西而南事。江以杜云秋为营务处，鄂以郑苏龛为营务处，北上。”[12] 其时北京形势告急，已出现宫廷西迁的各路传闻。[13] 信息灵通的盛宣怀从蛛丝马迹最早嗅出形势不妙[14] ，而刘坤一等人对“西迁说”全然不抱乐观之态度。[15] 张謇、陈三立等人惟恐那拉氏挟持光绪帝迁逃内地，与政治保守势力合流，故有密议“易西而南事”，并欲借重江、鄂北上勤王之师迎帝南下，其设想让与彼辈政治意识接近的郑孝胥等人督办营务，也是为操纵军事、便宜行事，做有利于己的安排。
商于刘坤一的细节已难复原，前揭陈三立密札，却可提供一道佐证。据旁注“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可和也”，陈三立似对刘坤一有过劝说，但未奏功，于是转而向张之洞运动，试图通过张幕要人梁鼎芬破路，托其筹商王秉恩，一道说服幕主，然后“由张以劫刘”成就勤王事业。[16] 后来，他们谋“易西而南”虽然未果，但仍未放弃努力，据张謇日记七月二十八日（8月22日）条：“与新宁书，请参政府速平乱匪，为退敌迎銮计。”[17] 当时北京城破，情势已然翻转，“退敌迎銮”作为应对新局势的方案，实则还处在原来“迎銮北上”议论的延长线上。不过时机转瞬即逝，历史上的这一页很快就被翻过去了。

二、“陶观察之说词”的日本背景
从戊戌到庚子，一系列政治风波前后相继，论者多已注意到朝野势力分化组合，对北方拳变、东南互保和勤王运动鼎足而三的政治格局予以特别强调。如果不把“勤王”作偏狭的理解，其在庚子语境中应该是一个多义词。现下引用最多、论证最详者，系指以与当时朝廷对立的康、梁为领袖、以民间力量为重心的“勤王举义”。 [18] 在战时应朝廷之召，各省督抚派兵入卫，立意与前者相反，而名目同样号为“勤王”。更有甚者，意欲借用地方勤王之师，专为成全“助（光绪）帝复辟”之谋，在这里两种“勤王”实已合二为一。上述张謇、陈三立所谓“迎銮南下”，也应在这一层面上理解，其所“勤”之“王”已显然有那拉氏与光绪皇帝之别。刘成禺谓， “刘坤一、张之洞长江两督，始终抱不受命共保长江为主旨，保皇党人，多旧朝官，与张尤善。派人说刘坤一独立，不动；又派汪康年等说张之洞，不动，而保皇党唐才常，始有运用哥老会长江起事之举。”[19] 这里叙述的同为“保皇”的事实，也可分解出两层意义：面对“旧朝官”的进说，刘、张均不为所动，中间尚缠绕着政变以后帝后党争之余绪；汪、唐一派的表现，则提示国会与南方督抚间隐而未显的多重联系，这背后又多了外国势力的推手。
密札提及“陶观察之说词”，“龙大令之书牍”[20] ，论者多谓皆不可考，而从文脉推测，立意应与陈三立相合。“陶观察”即陶森甲[21] ，其人游说刘坤一的情节，可据日文史料获得线索。当时趋新群体的活动在东亚同文会报告中有所反映。报告之一：
至于刘坤一的态度，其与张之洞、李鸿章及属下王之春等，同声反对政府意向，屡次进言诤谏，时至今日有骑虎之势，政府既视拳匪为义民，取对外开战之态度，刘坤一亦决心保全南清半壁江山，不令致其瓦解。然以屡受恩遇之老臣，对维系北京朝廷尚存一线希望，是故陶森甲等维新人士四五人，为使早日定计实现南清半壁鸿图，对其百般劝言，合张、李等合之力起而运动，惜毫无反应。[22]
报告之二：
陶森甲、罗治霖作为刘坤一的部下，向刘游说应乘机起事，刘无所反应。陶等向人抱怨，刘不足以成事。[23]
1900年7月下旬，中国国会成立于上海，该会基本上可视作当时背景各异而总体趋新的各派人士的一次集结。陶森甲即是会员之一。[24] 无独有偶，同样作为张之洞旧属的汪康年，一度也以“借资鄂帅”为其政治方针的鲜明特色。国会成立之前，他就“特至湖北以剿拳匪、劾政府之说上诸张孝达制军，又至江宁托人将前说上诸刘岘庄制军”[25] 。这些行动反映了他欲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心态，也包涵了其与日本在华人士密谋的潜因。据宗方小太郎致日本海军省军令部报告（第六十九号附录）：
因义和团事件之故，北支那局面日坏，如一旦溃裂，日本或独立行动，或与英、美联合，拥光绪帝至湖北武昌，开立新都，组织新政府，满洲出身大臣及汉族固陋有碍新政者一概排除，幽闭皇太后及宗室以下大员，剥夺其干预政事之权，在日本等一二国监督帮助之下，施行各项新政，如能一洗旧貌，卓有实绩，则不啻以革命倾覆满洲政府，极利于名正言顺收揽南方支那人心……此际拥皇帝迁都至中原要地号令天下，即使只是表面文章，亦有利于料理眼前时局，收束天下人心。张之洞、刘坤一二人为长江一带最为有力之人物，必预先说服此二人，做好迎驾准备。本日派汪康年（张之洞信任之人）前赴湖北劝说迎驾之事，另派人向刘坤一游说。只是张之洞胆怯，刘坤一过于老成，能否应承此事，难以预料。[26]
宗方小太郎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浪人、“中国通”[27] ，与汪康年交密，政治见解互有影响，而观念不尽相同。[28] 与闻密议者，此外还有井手三郎、井上雅二等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东亚同文会会员。庚子事变期间，东亚同文会各在华支部不同程度地卷入到“东南互保”、中国议会、自立会起义及革命派领导的惠州起义中，在“联邦保全”的政治理念之下，无论策略或实践层面均呈现出驳杂的成色。[29] 部分会员在与维新群体的结合中，政治态度趋向激进，先是推动地方督抚“自立为国”，后来干脆抛开无可指望的旧官僚，直接期待南方秘密结社等民间势力。其行动目标虽然服务于日本利益，却因与日本主流方针不尽相合，多受到国内力量的制约。宗方等人在此期的活跃，即为东亚同文会“南清工作”之一部。汪康年游说之行并未成功，而与之抱相似目的、对刘坤一有所试探者，正是陶森甲。他们行动的时机，刚好在义和团运动兴起，“东南互保”亦尚未定型之时，由于受到日人影响，其“劾政府”主张，又与“自立联邦”的意向相纠结。及国会成立，内部“所执不同”，“离心复甚”[30] ，唐才常另组自立会，一部分志向激进的东亚同文会会员卷入其中，陶森甲也与闻其事[31] 。复按密札，“陶观察之说词”被同样对东南督抚有所企图的陈三立等人引为同调，但后者原欲在“东南互保”基础上再进一步，阻西幸而“迎銮南下”，乘此事变为帝后党争做一了结，而陶森甲所为，基调殆同于汪康年以“剿拳匪、劾政府”为主旨的游说行动，且背后均有日本在华人士推波助澜。可知，双方 “勤王”名目虽然近似，但究其底蕴，已不尽相符。

三、张之洞之于“勤王”的反应
在庚子年面临中枢将倒的前景，各政治派系空前活跃，权重一时的东南督抚也成为外界寄望的对象。东亚同文会汉口支部在6月间致东京本部报告，列举张之洞等人因应时局的诸项举措，分析了“北方一旦决裂，南方即行自立”的前景，对可能出现的“大快事”显示出信心。[32] 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也是东亚同文会成员，当他注意到东南督抚同声宣布排外谕旨为“矫诏”，公然以地方保护与朝廷立异，不禁惊呼为“当朝开国以来一大异观”，并向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鼓动：“此际若予以刘、张、李暗中辅助，使彼等之决心得以彻底实现，将来定会为我邦带来许多利益。” [33]
义和团运动初起之际，也被陈三立等人视为策动东南督抚的最佳时机。吴天任谓“观此密札，而知陈伯严曾参密谋，而先生（梁鼎芬——引者注）亦与闻其事，且亦反证香涛于先生之特予信任”。张之洞幕府当时似有相应活动，前揭孔祥吉文进而论证这一“私下筹划”实系围绕“清廷最高权力的转换”而展开。那么，张之洞真实反应究竟如何？
由于缺少直接的证据，一般论说多由结果反推，言张氏之于勤王“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或谓对唐才常自立军采取“若即若离、模棱两可”的态度[34] ，诸如此类本系心证，原可见仁见智。今据史料，至少能够确知，就谏阻宫廷西迁事，张之洞视同“莱公孤注之举”，不敢置词。[35] 在接奉朝廷号召勤王的上谕后，他曾对亲信有如下表白：“现派兵北上，系奉旨调赴京听用，未言何用，各省皆有，鄙意以扈卫圣驾为主。假如外省若不遵旨，则朝廷不令在鄂矣，何以保全东南乎？此理甚明。”[36] 经湘、鄂两省互商，两省各派五营，合成五千人，由湖南布政司锡良统带，于7月中旬开拔北上。[37] 当时湖北最精锐部队是仿德国军制编练的护军营，张之洞不肯轻易将它置于危地。据日本驻汉口领事濑川浅之进观察：“张氏目前为派兵北上事颇感棘手……因北京政府向各省屡次发出诏旨，要求派兵保护京师，而各督抚也陆续遣送勤王部队北上，若唯独湖南、湖北不派兵队，恐招致嫌疑。张之洞将训练有素的护军营及恺字营专门留用，担当地方保护之责。派遣北上者，为湖南新募兵五营，湖北半数为新募兵，半数为固有之兵，两省合计大约五千人。湖南统带之员为素以顽固排外著称的布政使锡良。张之洞有意将与义和团臭味相投的锡良调离出省。此任命颇有深意。”[38]
从商定派兵到实际起程，差不多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锡良一军在路途上迂回缓进，旷废时日，又受到清廷严旨申饬。[39] 直到庚子事变平息许久后，仍有言官奏劾张之洞“保护则昼夜勤劳，勤王则疲癃应命”[40] ，其陷于清议包围，深恐受责于朝廷，曾向前江苏巡抚、时任军机大臣的鹿传霖说项，所谓“不敢欺朝廷”，是其自辩之词，但对各省“乌合之兵”的根本不信任，则确实反映了他的部分真实想法。[41]
由此观之，张之洞固不乏“入卫之忱”，而诉诸行动已多虚应故事的成分，当时其重心仍在经营地方互保，而对于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甚而直接干预中央政局的激进建言，意态则更多保留。从日本外交档案中，检出张之洞与其幕僚会议的一份记录，正与密札写作时间相符，可以作为有力旁证。据日本驻沙市领事二口美久在7 月中旬致外务省报告：
张之洞就北京骚乱事召集同志秘密会议。本地道台应电召，于本月三日向武汉出发。道台今晨未明时分还归沙市，直接来访，告知会议始末概要。此次召集同志为张之洞所信任之员，有荆州江陵知县候补道朱滋泽、本地道台奭良及张幕府各员，密议事项为针对时局之措置办法及善后策。最极端之意不外两点：一、打倒现政府，组织纯然由汉人领导的新政府；二、联合同志实行中央支那独立计划。目前北京政府之真意及京畿实况尚不明朗。张之洞说，现政府执权者先不必言，李鸿章、王之春一意依托俄国，袁世凯表里不一、反复无常，李秉衡则思想顽迷专意排外，此等附和政府之人尚多。必须制定最为慎重周密的计划，故稍待时局变化，再行会议决定。”[42]
该会议发生在“东南互保”交涉期间，当时南方督抚也才奉到“宣战诏书”不久，适值局势最为敏感的时期。由上述史料看，张之洞召集亲信部属、幕僚聚议应对危机的办法，会上不乏否认现政府、排斥满人以至“地方独立”的激进主张，但张之洞本人态度仍然保守。对于被“拳党”把持的北京政府，已经全无信任，而一道经营“东南互保”的各省同僚能否被引为“同志”，却也同样存疑，所谓“慎重周密的计划”，其实已将前述种种冒险主张排斥在外，幕僚会议无果而终，证明张氏确无自立的勇气。后镇压自立会起义，其时形势已趋明朗，张之洞行事更无顾忌可言，他反对“勤王”的态度可谓一贯。从现有证据看，尚不能表明张氏有异动之意，结合措手“互保”到镇压自立会的表现，其对于两种性质的勤王（入卫/迎銮）的态度，尽显出作为政治官僚保守和圆熟的一面。

注释：
[1]周康燮：《陈三立的勤王运动及其与唐才常自立会的关系——跋陈三立与梁鼎芬密札》，《明报月刊》第9卷第10期，1974年10月。该札文如下：“读报见电词，乃知忠愤识力，犹曩日也。今危迫极矣，以一弱敌八强，纵而千古，横而万国，无此理势。若不投间抵隙，题外作文，度外举事，洞其症结，转其枢纽，但为按部就班，敷衍搪塞之计，形见势绌，必归沦胥，悔无及矣。窃意方今国脉民命，实悬于刘、张二督之举措（原旁注：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可和也）。顾虑徘徊，稍览即逝，独居深念，讵不谓然？顷者陶观察之说词，龙大令之书牍，伏希商及雪澄，斟酌扩充，竭令赞助。且由张以劫刘，以冀起死于万一。精卫之填，杜鹃之血，尽于此纸，不复有云。节庵老弟密鉴。立顿首。”
[2]吴天任编：《梁节庵先生年谱》，台湾艺文印书馆1979年版，第139—140页。
[3]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
[4]孔祥吉：《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学术月刊》2005第8期。
[5]周跋云：“刘禺生有记容闳保国会事，足资此一默许之佐证。”复按刘著《世载堂杂记》，记容闳单名致电张之洞，“劝其联合长江各省，召集国中贤俊，设立类似国会之保国会，成中国独立政府”（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6、131页）。验诸事实，宣言“共保长江” 实有其事，组建“独立政府”则无从谈起，“默许”一说，似难落实。
[6]参看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5—116页。
[7]说详拙文《“上海中外官绅”与“东南互保”——赵凤昌〈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笺释及其它》，待刊。
[8]吴宗慈：《陈三立传略》，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1页。
[9]陈三立：《散原精舍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10]刘垣：《张謇传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
[11]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61页。
[12]《张謇全集》第6卷，第437页。郑孝胥时为芦汉铁路南段总办：“（庚子四月）派护军营分防铁路，凡两哨，名铁路护军营，归总办铁路汉局道员郑孝胥调遣。”（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32页）至8月中旬“奉督宪札，委充湖北全省营务处”，其时已在湖北勤王军北上后，而委办营务的重心仍在弹压“匪党”（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65页）。
[13]《恽毓鼎庚子日记》，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0页；《东抚袁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酉刻到），[14]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电报七》第27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15]《盛京堂来电并致江宁、广东、成都、济南、安庆督署》（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011页。
[16]《江督致鄂督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庚辛史料》，《河北月刊》1935年第3卷第1期。
[17]文中，“雪澄”系王秉恩（1845—1928）字，四川华阳县（今双流）人，同治十二年（1873）举人，1884年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后随同赴鄂，先后主理多项实业，被幕主倚为洋务干才。1900年初派赴上海办理采购，庚子事起后，兼充坐探以通耳目（《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 7959、7969、7983、8001、8003页)。
[18]《张謇全集》第6卷，第440页。
[19]这方面力作参看桑兵前揭书。惟桑书在使用“勤王”概念时，未作明确界定，在描述不同性质的“勤王”事件时混用此一词汇。某种意义上，这也是造成一些读者就“勤王事件的缘起”，始终无法在桑书中找到“清晰的说明”的原因（朱宗震：《评桑兵先生对百年来中国史学的挑战——读〈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第6期）。
[19]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第131页。
[20] “龙大令”，龙泽厚，广西临桂人，康有为弟子。戊戌政变时一度入狱，后列名中国国会，被举为干事，所作“书牍”不详，待考。
[21]陶森甲，字渠林，湖南宁乡人。1876年副贡生，报捐内阁中书，先后佐刘锦棠、左宗棠经理军务。1887年随洪钧出使俄、德等国，并游历英、法考察政治。回国后以道员加二品衔，分发陕西，寻改归江南候补（秦国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5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页）。陶森甲时以道员代表湖北赴上海与议“东南互保”。戊戌至庚子期间，在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中多见其身影，但呈现出来的面目却模糊不清：在代表官方办理交涉的同时，又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会，因与日本的渊源而备受江、鄂两总督倚重，为对日联络牵线搭桥，又有证据表明曾受日人驱使，不断反向供给情报。无怪有论者称呼他为“十分活跃的诡秘人物”。关于像陶森甲这类游走中日之间、同时为双方所用的两面性人物所涉关系较繁，史实层面的情节尚待厘清，不易轻易定性。说详拙文《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双面人”——论陶森甲》，待刊。
[22]《長江一帶の形勢（七月五日）•上海通信》，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第3卷，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9年版，第232—233页。
[23]《秘在上海田锅干事通信（七月十三）》，《近衛篤麿日記》第3卷，第246页。罗治霖，前江苏留日学生监督。
[24]郑大华译，薛军力校：《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近代史资料》总7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页。
[25]汪诒年编：《汪穰卿先生传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第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页。汪康年在庚子前后的事迹，研究成果颇夥，其政治实践有着从借重督抚到投向民间力量的重心转变，先行各说均已注意及此，而各自定位有异。参看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269页；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115—137页。
[26]《義和団事件私信》，明治33年年6月12日，神谷正男编：《宗方小太郎文書》，原书房1975年版，第85页。
[27]宗方小太郎（1864—1923），号北平，熊本县肥后人。1884年初次来华，1890年协助荒尾精创立日清贸易研究所，甲午战争时充任日军翻译，以业绩卓著获天皇召见殊遇。1896年接办《汉报》，东亚同文会发起人之一，长期从事新闻事业，在华活动前后将近40年。其另一隐蔽身份为日本海军省情报人员，1894至 1923年向军令部总计呈送报告近700余篇，内容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
[28]宗方时为东亚同文会汉口支部长，华北义和团事起，于6月11日由上海急遽北上，临行日记云：“汪康年来访。其虽有意约往北清同行，但因与张之洞交涉故，须急赴武昌，待归沪后再行北上。”（《宗方小太郎日记》，明治33年6月1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就革新清朝政治的理想而言，其或与汪康年之辈有所共鸣，但对华所图远不至于此，读他的明治33年7月26日日记，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法令人惊异：“扶植、保全支那，其事甚善。然依据日本的地位，我对待支那，既不可使其过强，亦不可使其过弱。不知感恩为支那人之特色。我若助其强大，反为我害。故维持不强不弱之支那存在，使其畏我、敬我，无力拒我，此为我帝国之至计。是以我待支那之道，应以恩威并施，七分威力用以挟制，三分恩惠借以羁縻。”
[29]参看翟新《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7—101页。
[30]朱维铮、姜义华选注：《章太炎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页。
[31]《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近代史资料》总74号，第121、124页。
[32]《張之洞氏の態度（六月二十七日）•漢口通信》，《近衛篤麿日記》第3卷，第227—228页
[33]《近衛篤麿日記》第3卷，第222页。
[34]唐才常在自立军起事前劝说张之洞的情节，已多为先行研究所注意，而关于张氏的态度却也不乏异说。
[35]《致上海李中堂盛京堂、江宁刘制台、成都奎制台绰将军、福州善将军、西安端抚台、济南袁抚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23页。
[36]《急致东京钱念劬》（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巳刻发），《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1函第2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甲182—32。
[37]《湖南巡抚俞廉三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357页。
[38]《漢口在勤濑川领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張總督ノ北京派兵內情報告ノ件》（明治33年7月9日），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二•北清事変中》，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6年版，第237页。
[39]《著各省督抚飞饬各军迅即援京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36页。
[40]《翰林院编修夏寿田呈》（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80页。
[41]《致鹿滋轩》（光绪二十六年），《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230—10231页。
[42]二口美久报告对朱、奭两人背景有所透露：“前记朱泽滋，小官前年赴任之际，由汉口同船交谈，此人热衷经国时事，痛恨于本国弊政，最为主张革新之人。奭良历任河东及奉天兵备道，去冬就任荆宜施道，对于交通机关、贸易扩张策最为留意，凡有泰西诸书汉译版本，必购来一读，为值得注意之人才。两人前年蒙伊藤侯亲炙，聆听政谈。奭良在京时与林权助多有往还，共同研究时事问题。”（《沙市在勤二口领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張總督ノ秘密會議開催ノ模樣並同總督ノ真意ニ付報告ノ件》（明治33年7月13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二•北清事変中》，第242-243页）奭良，镶黄旗，荫生出身。光绪四年补奉天复州知州。十六年授奉天东边道，二十四年经直隶总督荣禄奏调直隶差委，二十五年授湖北荆宜施道。朱滋泽，四川崇庆州人。同治三年由监生投效江西防军，历经奏保留于湖北补用。光绪十七年报捐同知，历办芦汉铁路汉口专局、汉口劝工劝商局，嗣因总办宜昌、施南会匪事宜，经张之洞等奏保以道员仍留湖北，尽先补用。二十五年委总办善后局、农务局兼总办全省营务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6册，第588、644页）。

——————————————————————————————

从lz的文章出发，有一些不太成熟的遐想：

1.“庚子肇乱者被喻作“蛇龙之孽”，下笔辛辣，可见陈三立对那拉氏主持之清廷的反感”。陈三立似乎有强烈的帝党认同，戊戌后对那拉氏恶感甚深，后来即使慈禧赦免除康梁以外的戊戌党人，也一直不愿再次出仕，入民国后也坚决不在袁世凯手下当官，不与袁世凯见面（参见陈寅恪《寒柳堂记梦》）。在他的诗文中，凡涉及其父陈宝箴的，皆深具悲愤、抑郁之气，《巡抚君行状》中“以微疾终”一句似乎有言外之意。我一直怀疑陈宝箴是被那拉氏密令江西巡抚赐死，苦于缺乏更多证据。如果此事属实，那么陈三立在庚子拳乱时期积极推动迎銮南下，不仅是为了救光绪帝，似还含有为父报仇的意味。

2.“其时北京形势告急，已出现宫廷西迁的各路传闻。”盛宣怀确实消息极为灵通，慈禧在义和团初入北京时已有西巡的打算，在农历七月二十一日真正出走前，有不止一次的考虑，做了一些准备，蛛丝马迹极多。将来有机会我会用专文写出。
若此说能成立，几乎可以证明慈禧明知义和团不可依靠，抚拳御洋不是出于本心，而是被形势所迫。

3.“勤王”含义其实有三，具体动作有四：康梁保皇党活动（岑春煊的甘肃马队原来可能也是康党计划的一部分，后来岑自己变卦了）；慈禧号召的各省军队入卫；长江流域士绅计划的“迎銮南下”；盛宣怀、李盛铎曾经策划的袁世凯带兵入京，这个动议因袁世凯本人拒绝参与而很快夭折。

4.迎銮派打刘坤一的主意应该是打错了算盘。刘坤一和荣禄从戊戌到庚子，政治主张几乎完全一致，即调和两宫、维护大局，“东南互保”可以说是这种一贯主张在拳乱时期的合理延伸，刘坤一不可能再往前迈出“出格”的一步。

5.没有刘坤一的全力支持，张之洞无法成事，故张很快打消了越过底线的念头，镇压自立军也就顺理成章。

——————————————
关于陈宝箴之死，有笔记说是赐死，但为孤证，相关讨论已经很多，难有确论。最新研究，刚见到李开军：《陈宝箴“赐死”考谬——与刘梦溪、邓小军两先生商榷》，《文史哲》2011年第1期。我个人觉得，赐死可能性实在不大。但陈三立之属帝党，不满那拉氏，应该没有问题。

袁世凯提兵北上，盛宣怀有此建议无疑，但似在李盛铎后。李则是缘于日本外相青木周藏主动提议，这个建议分别与李鸿章、张之洞提出，但反应消极。关于这个问题，论张之洞庚子时期对日交涉的文章，有过一些讨论。

荣禄与东南互保

admin — Mon, 28 Mar 2011 02:41:59 +0000

作者：学海无涯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在义和团席卷直隶地区、朝廷发上谕令全国与列强开战的情况下，东南地方实力派经盛宣怀等人倡议，与列强达成局部和平约款，是为“东南互保”。无论从国际法的角度还是从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出发来看，东南互保都是一个极其诡异的事件。之所以称为“约款”而不称“协定”“条约”，是因为东南督抚提出的条件，列强并无作出正式书面确认，而且东南各省事实上并非一个主权国家或临时政府，缺乏签订协定、条约的主体资格，参与各方都本着“事急从权”的原则，以具体行为对约款各条作事实上的承认，并对个别条款作事实上的调整。从中国大一统国家的既成观念而言，中央政府命令各地对外作战，而这十几个行省却与敌方和平相处，贸易如常，洋债照还，在事实上构成了“抗旨”、“通敌”的大罪，而事后清廷不但未加责备，反而褒奖有加，其曲折隐秘之处，尚有加以探讨的必要。

至今为止有关的史学著述皆公认，盛宣怀及其朋僚为此事首先谋划者，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主事人，李鸿章、袁世凯从旁协助。但一直以来我所怀疑者，在于上述人物要么是封疆大吏，要么是奉命总办电报而居于上海（盛宣怀），若无居于中枢的慈禧太后亲信人物暗中为之助力，恐怕难逃“抗旨”之罪。而据现有史料显示，在中枢为之里应外合者，不外军机大臣荣禄、庆亲王奕劻、大学士王文韶三人，而以荣禄起的作用最为重要。

台湾李国祁先生在《张之洞的外交政策》一书中，将刘、张等人小心翼翼从朝廷谕旨中寻找依据的过程描述得颇为惊心动魄。明清以来中央集权达到巅峰状态，总督、巡抚是挂兵部尚书或侍郎、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衔的中央派驻地方长官，并非区域自治性质的王公、土司，即使是咸同之后督抚权力有所扩大，行事也不能与谕旨在字面上产生直接冲突。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的开战上谕辞气十分激烈：“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朕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洩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钦此” [1]。以此衡之，与敌方擅自议和，多少都有“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的嫌疑。

有心人阅读这段时期的上谕，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不同日期的上谕，甚至同一天发出的不同上谕，其内容在逻辑上常有自相矛盾之处，或者上谕内容与京、津实际行动上的自相矛盾。这首先是反映了慈禧本人首鼠两端、进退失据的心态，并与天津战况、东南督抚电奏息息相关，同时也体现出了中央政府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冲突。中枢和地方主和派之间，在事机万急的情况下，通过电报、密信加强联络，里应外合，在联络不畅之时凭借会心默契，协同努力，卒将可视作“叛逆”行为的东南互保合法化。

荣禄、庆王、王文韶三人都拥有办理洋务的经历，庆王此时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荣、王先后都曾在总理衙门行走，也都担任过中外交涉要冲的直隶总督职务，非端王、载澜这些不黯外事者可比。三人都认为拳不可恃，衅不可开，但庆王、王文韶素以圆滑著称，只能在形势有利时从旁协助，故对慈禧进行进言劝谏、在中枢主持拟旨的责任，主要落在实际的领班军机大臣荣禄身上（注：此时名义上的领班军机大臣为礼亲王世铎，但世铎其人庸碌殊甚，毫无主见）。

拳变蔓延至京畿时，荣禄一直因足疾请假未入直，但时刻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从五月初二至五月八日，病中连上七封奏折主剿但无力回天，至五月十一日看到形势恶化，乃“力疾销假”。五月十六日（6月12日）荣禄在覆袁世凯函中，意识到大局甚难挽回，只能相机度势，徐图补救：“现惟有力图补救之一法。而事有可言者，仍有难尽言之时；力有可到者，仍有做不到之处”[2]。五月二十日（6月16日）盛宣怀致函荣禄：“中堂位兼将相，处此危急存亡之秋，若犹存明哲保身之意，隐忍不言，或言之不切，恐不旋踵而奇祸临矣”[3]。这位互保策划者寄希望于荣禄能向慈禧进言，也反映了两者之间有着共同的理念。

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即发出开战上谕的前一天，张之洞、刘坤一等八督抚联衔致电荣禄，请代奏，对驻京洋使“力任保护”，并“明谕各省保护洋商教士”。荣禄覆电不仅表明本人态度，“区区力陈利害，竟不能挽回一二”，而且将京中主战、主和派力量对比情况通报给各督抚，言：“且两宫、诸邸左右，半系拳会中人，满汉各营卒亦皆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万难收拾。虽两宫圣明在上，亦难扭众。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嗣再竭力设法转圜，以冀万一之计，始暂许在总署会晤，冀可稍有转机。而是日又为神机营兵将德国使臣击毙，从此则时局又变。种种情形，千回万转，笔难尽述。庆邸、仁和尚有同心，然亦无济于事。……时局至此，无可如何！沿江沿海，势必戒严，尚希密为布置，各尽其心”[4]。荣禄此处向各督抚表明“庆邸、仁和尚有同心”，证明他已经跟庆亲王、王文韶私下作了沟通，持有共同的立场。东南人士接到电报后，对此语印象极深。而“尚希密为布置，各尽其心”一语，差不多是荣禄能够向东南督抚进行暗示的底线。荣禄身处京师险境之中，加上其军机大臣的身份，不可能像两广总督李鸿章那样明言不奉诏。

荣禄贵为军机大臣、大学士、武卫五军总统，为何说他身处险境？事缘义和团得以迅速壮大并进入京师，与皇位争夺有密切关系。己亥（1899）年端王一派紧锣密鼓策划废光绪帝、立其子溥儁為帝，遭到列强的反对。荣禄从维护大清政权的大局出发，深知废立不得人心，恐怕引起列强干预和南方叛乱，向慈禧进言，行折中之法，维持光绪帝位，立溥儁为大阿哥（皇太子）。端王则将各国认作其成为太上皇的拦路虎，也将荣禄视作敌人。当时京师拳民有一口号，曰“斩一龙二虎”，一龙为光绪，二虎指荣禄、李鸿章，恐怕与端王、庄王纵容有关。端王一派仇视荣禄的铁证，是在六月初四日派人以义和团名义杀害武卫中军营务处副都统、荣禄的亲信庆恒家属，接着又在初十日派人闯入武卫中军营务处，“将该都统掳去，系以巨练，曳诸通衢，道路之人，无不惊骇。继乃拥至庄亲王载勋府内，凌辱百端，旋即致死。而该副都统之母及妻女等六口，向居德胜门外白盐庄地方，已先为该匪所杀，断胫析脰，阖室陈尸，无敢过问者”[5]。庄王如此施为，是想通过高调的杀人行为对荣禄进行恐吓，达到敲山震虎的目的。若荣禄在电报中有过分露骨表示，祸且不测。连慈禧太后最为宠信的户部尚书立山，只因反对与列强开战，也在稍后被处死。可见反战者在京城处在万分危险的境地。荣禄措辞之谨慎，也就情有可原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荣禄在庚子年发出的电报留存甚稀，故只能从他人电报称引中看出荣禄从中调护的努力。

袁世凯五月二十七日给盛宣怀的电报称：“庆、荣电即设法送。尊论甚佳，仍可请李、刘、张主稿约会各督抚联名奏吁可有济”[6]。从行文推测，似乎袁世凯与庆王、荣禄已有约定，请李、刘、张会奏，而为之从中主持。

果然，在开战上谕发出之后，随着裕禄天津战败消息传来，以及收到五月二十七日刘坤一、张之洞、安徽巡抚王之春、盛宣怀联衔请求保护使馆、剿匪、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和议的电报后，于五月二十九日寄李鸿章等电旨（密诏）中，大大调低了调门，曰：“此次之变，事机杂出，均非意料所及，朝廷慎重邦交，从不肯轻于开衅。……团民在辇毂之下仇教焚杀，正在剿抚两难之际。……现在兵民交愤，在京各使馆势甚危迫，我仍尽力保护。此都中近日情形也。大局安危，正难逆料。尔沿海沿江各督抚，惟当凛遵迭次谕旨，各尽其职守之所当为，相机审势，竭力办理，是为至要”。[7]。值得注意的是对沿海沿江督抚的要求，其词意模棱两可，似乎为东南互保预作地步，也与荣禄此前“密为布置，各尽其心”的命意相通。

六月初一日（6月27日），刘坤一电直隶布政使廷雍转递荣禄：“奉覆电读竟痛哭，时局至此已无可言，但各国增兵八九万，会合猛进，不入京城不止。此时救社稷、安两宫，公宜早为之计，迟则无及。万望保重柱躬，与庆邸共担大事。总之须出而议款，万不可用迁字诀，逼成瓜分之势。德使已矣，其余各使尤须赶紧严护无损。若再有失，将来之祸有万不忍言者，求为城下之盟不可得矣。此间联络各省共筹保疆之策，尽此心力，不敢谓确有把握也”[8]。刘坤一提到荣禄覆电，估计即指上述“密为布置”之电，而此电所言“此间联络各省共筹保疆之策，尽此心力，不敢谓确有把握也”，可谓对荣禄建议的直接回应和具体化。

六月初二日（6月28日）袁昶致函张之洞：“天潢贵胄、弘德师保，力主借拳灭洋，钳荣相、庆邸之口，并造谣云：义和拳入禁城，先杀四人通洋者，荣相、庆邸、崇礼、竹篔。于是，钳口结舌，而宣战之旨决矣。”[9]袁昶在七月初四日与许景澄（即电文中的“竹篔”）因主和一起被杀，显见当时荣禄处境十分艰险，而庆王以宗室亲贵之尊，也不能有完全的保障。

六月初三日清廷有寄驻外公使杨儒等电旨，要求向各国陈明“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并解释“万不得已”的苦衷。此电旨虽暂时无法证实为荣禄主持起草，但从措辞、态度而言，与荣禄此前覆各督抚的电报一脉相承。故东南方面抓住这个电旨精神，于六月十六日由李鸿章领衔会奏：“请明降谕旨，饬各省将军督抚，仍照约保护各省洋商教士，以示虽已开战，其不预战事者皆为国家所保护。”[10] 李国祁先生认为，此电有借机将东南互保事向朝廷备案的用意。李国祁先生进而揭示，清廷于六月二十一日谕旨通饬各省保护洋商教士，刘坤一等人即于二十五日将东南互保事明白奏报：“令饬江海关道余联沅，与之订定章程，长江一带及苏杭内地，各国如不侵犯，我当照常保护。”[11]清廷于六月二十八日寄刘坤一等上谕中，出乎意料明白加以批准：“朝廷本意，原不欲轻开边衅，故曾致书各国，并电谕各疆臣，及屡次明降谕旨，总以保护使臣及各口岸商民为尽其在我之责，与该督等意见正复相同。……即使目前相安无事，亦应严密筹备，以防意外之变。惟总不欲兵衅自我而开。一面将坦怀相与之意宣示各国领事，共筹备救之方，以维大局。不得轻听浮言，致多疑虑，是为至要。”[12]

六月十七日（7月13日）武卫军拿获自使馆外出之教民金四喜，得五国公使密信。荣禄亲自接见金四喜，命其作为信使回使馆区向公使团示好，并于次日力疾入朝向慈禧面奏保护使馆并致送瓜果，其事见于其嗣子良揆的记载《光绪庚子年拳匪扰乱中北京五国使臣联名与外界通消息之书片纪事》[13]。又遣军机章京文瑞到使馆慰问，使双方恢复了正式的沟通渠道，对东南互保的维持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各国因之得到各使（德使已被戕）安全的确信，各使并得以对外发电报，使曾经濒于崩溃的东南互保约款得以延续。

东南方面不但与荣、庆、王三人协商最重大的机密事件，还为此专门启用了在北京只有庆王、荣禄两人能使用的“虎城”密码本。此前东南方面曾谋划由庆、荣请得慈禧密旨，召袁世凯带兵进京定乱，以慈禧首鼠两端的态度和京、津形势，并无可行性，但由此可见荣禄一方与刘坤一一方此时在重大问题的沟通上几乎到了毫无顾忌的地步。

以上只是从往来函电和奏折、谕旨、行为的关联性，对荣禄等三人在维持东南互保中发挥的作用作了揭示，但缺乏荣禄方面的直接文献依据。我认为，荣禄以枢臣身份，暗中与疆吏谋划此等机密事项，事后本人不愿对外宣扬甚至有意掩盖其痕迹，目的仍在维护慈禧的面子和中央政府的权威。但我们尚可以从其亲信幕僚的记述中，窥得蛛丝马迹。

郭则沄《庚子诗鉴》：“方正阳门火盛，有旨召大学士尚侍京堂翰詹入對，咨大计。先公（郭曾炘）官光禄卿，蒿目感愤，手草封事濒千言，命小子缮竟，赍以进。荣文忠公见之，语先公曰：“君言诚正，然吾辈叨居迩列，徒效龙、比，于事何益。意不若居中图补救也。”先公因请于文忠，凡仇外诏旨，概免属草，其间剿伪拳、护外使、饬督抚相机保境诸诏，则先公主之。适东南各省有订约互保之举，阴取决于文忠，其往复电文胥由先公与东抚展转代达。此事外间罕有知者。” [14]此条极为重要，盖郭曾炘曾充军机章京，草诏乃其所擅长；荣禄作为实际领班军机大臣，按雍正以来清朝惯例，握有主持拟旨之权。义和团高潮时，因端王、庄王、载澜辈联合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为其羽翼，加上慈禧之朝令夕改，由不同军机大臣主持拟旨，而出现了前述各上谕之间自相矛盾的现象。由此大体可以证实，荣禄善于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先是对东南大员进行暗示，而后针对东南电奏用谕旨形式加以肯定，使东南互保一步步获得合法性。如无内外配合，疆臣在此事上随时将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而荣禄亲信袁世凯位居山东巡抚，本身既参加东南互保，同时更利用其有力的地理位置与人脉关系，为荣禄与刘坤一等人居间协调，传递消息，在京城电报不通之时，用加急马拨在济南与北京之间传递电报，其贡献也不可抹杀。

光绪二十八年春，易顺鼎致函荣禄：“伏从邸抄得读十月二十八日及十二月二十一日上谕，诚欢诚忭，欣慰莫名。天语煌煌：一则曰保护使馆，力主剿拳；一则曰坚持定见，匡扶大局。嗟夫！以吾师之伟烈精忠，而尚不免于群疑众谤。非两宫圣哲，孰能知其甘苦？为之表明。周公金滕之誓，乐羊中山之书，无以逾此。受业恭读之余，盖不禁喜跃而继之以感泣也。自康、梁余党散布海内，数年以来，天下几无真是非。即如此次拳匪之乱，斡旋补救，皆全仗吾师一人。而上海报馆犹复肆口诋娸，盖康党欲借此以图报复，汉奸欲藉此以媚外人耳。试问使馆之保护，谁保护之？非吾师设法缓攻，不用大炮，而又暗中接济，则使馆何能瓦全也。试问东南大局之保全，谁保全之？虽刘、张两帅保全之，而非有吾师之密电、密信不能也。试问中原一带之保障，谁保障之？虽袁帅保障之，而袁帅固吾师之及门高足，亲传衣钵者也。试问俄约之力阻，谁力阻之，虽刘、张两帅力阻之，而非吾师之赞助主持不能也。”[15]易顺鼎此函也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旁证。《辛丑条约》谈判开始以后，曾有外人拟将荣禄列入“祸首”名单，李鸿章、刘坤一、盛宣怀、袁世凯极力为之洗刷，由刘坤一发起，袁世凯提供荣禄节略（简历），盛宣怀安排在上海西文报纸上为之澄清，李鸿章等更或单独或联名上奏请求将短期被困保定的荣禄召回行在主持大局，也从旁证实了他们之间的联盟关系。

荣禄一贯行事低调，其函牍奏稿未经整理公布，加之作为慈禧宠臣、军机大臣每日入值，重要机密事件多采取面奏方式，故留下的书面记录甚少。郭则沄、易顺鼎为我们揭开这个谜团，提供了有力佐证。故荣禄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三日去世时，上谕对其评价极高，其措辞中有“尽心经画，献纳周详，有为中外所不及知者” [16]。朝廷不欲将机密事项对外宣扬，但又不肯埋没其贡献，故使用了如此独特笔法。据我猜测，“为中外所不及知者”一言，所指不外乎暗保使馆、维持东南互保和废大阿哥数事。

注释：
[1]《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2]《荣禄存札》第410页，齐鲁书社1986年
[3]《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第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4]《荣禄存札》第404页，齐鲁书社1986年
[5]《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下册第10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6]《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愚斋存稿》第843页，台湾文海出版社
[7]《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86-1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8]《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刘忠诚公遗集》第8248页，台湾文海出版社
[9] 《袁忠节公手札》影印本，转引自孔祥吉《清人日记研究》第16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10]《张之洞全集》第三册第215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1]《张之洞全集》第三册第215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2]《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13]《荣禄存札》第423页，齐鲁书社1986年
[14]《义和团史料》上册第4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15] 《荣禄存札》第164-165页，齐鲁书社1986年
[16]《荣禄存札》第421页，齐鲁书社1986年

“官屠”刀钝

admin — Wed, 16 Mar 2011 10:14:07 +0000

清末官场上据传有三屠，张之洞为“士屠”，袁世凯为“民屠”，岑春煊为“官屠”。张之洞得名大概是因为他主张废科举，断了大批“士”的上升之路，袁世凯则是因为镇压义和团，杀了不少大师兄、二师兄之类的团民，而岑春煊的“官屠”之名，却是从他立志整顿吏治这儿来的。

岑春煊的发迹是因为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西太后老佛爷仓皇出逃，一路上缺兵少将，餐风露宿，担惊受怕，在这紧要关头，第一个赶来勤王的地方官，就是岑春煊。有岑带来的千把兵马，不管顶用与否，老佛爷总算心里塌实了许多。从此以后，当时还是个按察使的岑春煊，深受老佛爷的宠信，一路官运亨通。在朝中与瞿鸿禨、肃王结为一党，跟袁世凯和庆王，张百熙对抗。这个少数民族出身的新贵，得意之后，发誓要澄清吏治，自从当了两广总督之后，随即刮起了一场肃贪风暴，上任不久，即大行参劾，行动之卤莽，手法之草率，举国震惊，岑的下属更是胆战心惊，人人自危。

晚清走到20世纪，吏治之滥，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官场普遍的问题，原先制约腐败的机构监察系统也已经失灵，而且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密折制度也无形作废，满朝文武，没有人为了贪污去上折打小报告。严格的说，朝廷所有的官都是买来的，即使科第出身，要想混个好缺，也非花钱打点不可。想当官的人们，光花钱买官还不行，还要买缺，买了缺之后，想要早点做上官，还得买排队优先的位置。得官的成本在提高，做官的成本也在提高。由于各级官吏都是买的，大家都需要早点收回成本，尽快赢利，因此对下属的孝敬都很在意，冰敬、炭敬以及各种“敬”，花样出新，刮来的地皮，虽然肉痛，但都免不了要拿出部分来打点上司，一层一层供上去，直到中央。这个时节，官员更换的周期也在缩短，凡是好一点的缺，轮换的频率都非常高，有时一年不到就得换人，所以大家一上任，气还喘不匀就要张罗捞银子，否则离任的时候就有可能收不回成本，要知道，那时候许多人是借了高利贷买的官。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肃清贪污，整顿吏治，不从制度的根本着手，无论采用什么手段，基本上都是无效的。不过，就现实而言，贪还是要反的，尤其在新政的改革时期，如果不反贪，改革很可能会变质，只是在反的同时，制度建设要跟上。客观地说，个别封疆大吏的肃贪行为，对于所属地方的“官场投资人”来说，的确是一场灾难，一场跟别的地方比较起来感到很是委屈的官灾，无怪乎人们要称岑春煊为“官屠”，尽管如此，岑的反贪还是具有正当性。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岑的反贪，也是反给朝中的庆王奕劻看的，因为这个奕劻贪财好货，已经为人所共知，在地方的反贪，实际上是间接打击朝中的对手。不过，毕竟刀是直接砍到两广的地方官头上，真正痛的，还是这些人。

以往，一上来就宣称要整肃吏治的地方大吏其实很多，不过这种宣称多是博取名声的一种手段，顶多三板斧下去，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更卑劣的也有，是将反贪作为贪的手段，一吓唬，孝敬就送上来了，晚清某高官有秘诀，说是对下属得连骂带吓唬，一骂则皮袍人参来，二骂则珠玉钻石来。像岑春煊这样来真的人当然也不是没有过，不过，大家可以利用各种关系，采用各种手段，最后使得最高层对他的印象变坏，让他不锒铛入狱，也官位不保。可是，西太后是个深受戏剧“毒害”的女强人，有仇必报，有恩也必报，对岑春煊的那份感恩之情，一时半会儿难以消除，反对岑的人，无论是捅出经济问题，还是桃色新闻，估计对“圣眷”太隆的岑春煊，都无可奈何。

官屠不走（当然死了更好），官难不已，怎么办呢？于是利害相关的人，大家凑钱，在香港开出赏格，有能使岑屠离开两广者，赏港币百万（那时钱很值钱，百万已经不是小数目）。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必有智者，很快就有人想出了办法。当时，西太后最恨的人除了光绪，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虽然朝廷实行的新政，基本上是抄康、梁的作业，但好记仇的西太后，却一股脑地将戊戌以来所受的磨难和委屈，都算在康、梁头上，硬是对他们不依不饶。得不到赦免的以康、梁为首的保皇党人，则在海外一个劲地诋毁西太后，鼓吹把权力交给光绪，声声都触到了西太后的痛处，反过来更令这暮年的老太婆难以容忍。

于是，政治问题，成为倒岑的突破口。虽然岑春煊跟保皇党人素无瓜葛，但制造出他们之间的“联系”倒也不是没有办法，有人取来梁启超和麦梦华（保皇党另一个中坚人物）的照片，翻拍后与岑春煊的照片洗在一起，岑居中，梁、麦二人旁立，合成一张，然后将之流传到社会上。那个时候，照相术传入中国不久，人们对这种移花接木的把戏还不了解，于是海内哄传，报刊纷纷刊载，成为一时的新闻。当然，西太后老佛爷最终也知道了此事，而且亲眼看到了那张合影。

自西太后回到北京，朝廷实行新政以来，明明是在翻戊戌的旧账，虽然老佛爷不承认，可是上流人士，莫不心知肚明。在海外的保皇党人，对于新政也不免有些牵挂，而朝野上下，私下跟康、梁来往的，也大有人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保皇党人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新政的设计和实施。五大臣出国考察立宪，最后的考察报告，据说就是梁启超做的。对于这些事，西太后虽然不可能都知道，但多少是知道一些的，只是新政的改革，本来在历史上就欠着账，已经行将就木的她，实在是没有精力也没有可能全然肃清康、梁的影响，所以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换一个角度说，西太后与光绪皇帝是政敌，虽然光绪眼下有病在身，但西太后也没有把握，让这个三十多岁的人死在自己个七十多岁的人前面，别人的预期是什么，不问可知。所以，人们为了“后那拉氏时代”的前程计，跟保皇党或者说跟光绪套套关系，也在情理之中。

恰是由于有这种“情理”在，西太后看到岑春煊与梁启超和麦梦华的“合影”之后，不由得不相信，不由得不发怒。西太后也许可以不认真追究别的人与康、梁不清不白，但决不允许自己信任的人与政敌有牵连。于是，岑春煊被一纸上谕开缺晋京。

后来，虽然岑春煊最终还是洗清了自己，但在多疑的老佛爷眼里，毕竟有了一点疑虑的阴影，隆隆的“圣眷”风光不在，岑春煊的反贪风暴就此风止云散。巨贪奕劻和袁世凯一直得势到了西太后归西，毕竟在西太后眼里，政治立场上的问题，要比贪点钱财要严重得多，贪财的人，忠诚必然是可靠的。

官屠的刀钝了，最欢喜的当然是两广的地方官，大家又欢天喜地，付了一百万港币，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全国的官员也都松了一口气，安定团结的局面继续维持。可是，不知不觉的，新政，靠着腐败官员操作的新政，却越来越不成样子，到处民怨沸腾。改革的失利，使得清朝最后一点统治的合法性依据也丢掉了，没有几年，大龙旗就变了颜色。

刘坤一

admin — Mon, 07 Mar 2011 05:49:20 +0000

刘坤一一生活在大牛的阴影之中。咸丰五年秀才从军，那时候曾国藩是大帅。十年升迁知县，知州，知府，按察使，布政使，江西巡抚。同治五年。

「為政之道，要在正本清源。欲挽末流，徒廢心力。國朝良法美意，均有成規，因其舊而新之，循其名而實之，正不必求之高遠，侈言更張。大亂既平，人心將靜，有志上理者，其在斯時乎！」

同治五年，1965年。曾国藩人家是太子少保，大学士，两家总督，一等侯爵。

左宗棠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一等伯爵。

李鸿章更是传奇了。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直隶总督。

又过十年。 1875年。光绪二年。

刘坤一才混到两江总督。后迁两广，被撤职。在家蹲了十年再次启用。还是两江总督。直到光绪二十八年去世。基本还是老位子。

刘坤一的后三十多年都是原地踏步。李鸿章三十年前做的直隶总督，刘坤一一辈子都没做到。这只能说是能力问题了。

这里以前有篇文章讲李鸿章如何欺负刘坤一的。跟李鸿章活在一个年代挺幸运。又是很不幸的。被他欺负。

————————————————————————————————————————

湖南新宁人，咸丰五年 1855年以秀才投入湘刘坤一
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经十年征战成为湘军悍将，从异途进
身，并终身居于督抚之位。这是一个目前学术界有所知但却基本
不知的人物。
说有所知，乃在于对刘坤一这样一个晚清久任地方督抚，几
乎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相终始，且最终被融入这一进程并在其中留
下自己特定印记的人物，人们无论是研究晚清的政治演变还是中
国早期的现代化进程，都不断提及他，尤其是他在“百日维新”
之际因不执行变法御令而被光绪皇帝斥责，他与晚清另一权要人
物张之洞为主所搞的“东南互保”、“江楚三奏”等最为人们所熟
知。而学术界特别是国外学术界往往基于他在“百日维新”时的
抗命和筹施“东南互保”等而将他视为晚清对抗中央的地方主义
的代表人物。不过，对他的认识与了解也就仅此而已。
说基本不知，首先，在于人们至今对这一晚清重臣的政治生
涯和活动缺乏基本和必要的了解。其基本政治生涯和活动是：他
以秀才投身湘军经十年征战从异途跻身高位后，先后任江西巡
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十六年余；在被劾罢官家居十年后再任
两江总督，并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出任钦差大臣；而当甲午战争的

硝烟刚刚散去，回任两江总督的他便提出了洋务新方案，竭力施
行洋务复兴；尔后更引人注目地不执行“百日维新”之令，抗旨
维护江南“维新”成果，干预清室帝位更动；随之又筹施“东南
互保”，压迫清廷惩凶“议和”，谋划“江楚三奏”，直至坚阻俄
约签订等后，于
其次，还在于目前对刘坤一缺乏有系统和深度的研究。这不
仅表现在对其甲午之前的整个活动乃至于甲午之后的诸多活动几
无探讨，还在于已有的对他甲午之后活动的讨论大多只在表层，
因而构成了不少矛盾，如为何他在抗“维新”之命后又会有抗旨
维护“维新”成果的行动；为何他在有上述如此之多的似乎是对
抗清中央的活动，似乎是对抗清中央的代表人物，而在他死后反
会被清王朝谥为“忠诚”；他是晚期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但为何
又提出一个实际上有民主政治倾向的“江楚三奏”，等等。
的江
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刘坤一，不仅能从历史人物研究的角度对
之有必要的了解，弄清上述诸多矛盾，更在探索中国早期现代化
何以迟缓上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虽然他一生为封疆大吏数十年，
最终也可谓崛起于晚清政坛而被人们视为重臣，但实际上他的政
治地位和威望不能与曾、左、李等相比；尤其是以现代化的标准
衡量，他从地主阶级的经世致用者艰难地转化为洋务派即被融进
早期现代化大潮的过程中，他的为官之地有那时落后闭塞
西，也有对外开放最早的广东，更有江南这一早期现代化的前沿
地区，但他的开拓性和所成业绩均不能与李、张等比肩而立。这
就是说，他是一个极为典型的较平淡的地方督抚，研究他，无疑
将进入上述所论的以比较平淡的地方督为视角探讨中国早期现代
化何以迟缓意义的各个方面。此外，由于他在数十年间不仅为官
于早期现代化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而且还经历了从作为中国早
期现代化兴起契机的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到作为变革高峰与
尾声的清末“新政”谋划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几乎全过程，因
此，考察他，对认识中国早期现代化在不同地区的状况，以及中

国早期现代化的整个进程都将大有裨益。
当然必须指出，从方法论上说，研究刘坤一并不可能提供其
所属的中国早期现代化中较平淡的地方督抚这一群体的一般性的
结论。然而，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在于，要获得对这一较平淡的
地方督抚群体总体性认识，必须首先仔细地揭示这一群体中类似
刘坤一这样的丰富生动的“具体”，在深入了解这一“具体”的
同时，概括出某些对进一步探索这一较平淡地方督抚群体，乃至
于对探索中国早期现代化何以迟缓有益的研究变项和关系模式，
最终在全面把握若干相类“具体”的基础上得出对这一群体的一
般性结论，加深对中国早期现代化为什么被延误的认识。
中国早期现代化中较平淡的地方督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进
程，是迄今人们尚未系统研究但却十分重要的领域，而且，要研
究平淡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更有相当的难度。应该说，笔者尚
不完全具备研究这一课题所要求的理论水平与素养，尤其是那种
于细微平淡之处驰骋宏观思维的功夫。而笔者之所以率先踏入这
一领域，是意在抛砖引玉，通过刘坤一个案研究，引起学术界对
这一课题的重视，从而促进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研究。

公牍

admin — Mon, 22 Nov 2010 10:33:40 +0000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10/27/c_12708501.htm

http://www.gov.cn/ldhd/2010-11/14/content_1745519.htm

貧道常推薦人看 gov.cn people.com.cn xinhuanet.com 這三個網站。貧道覺得這三個網站是貴國最有價值的三個網站。

現在大多數人，都不會喜歡看上面的那些鏈接。貧道卻以為這些東西很有意思。比小說讀著更有意思。

在清代《東華錄》續錄啊。《皇朝經世文編》續編啊。什麼滿文舊檔，大臣公牘、信件、塘報等。

如果從性質上來講，他們是同一類的東西。很多內容值得深入研究的。

貧道若是哪天移民了，肯定會寫點文章。像分析香帥的《勸學篇》或者《清史稿》多難興邦一樣，來解釋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10/27/c_12708501.htm

http://www.gov.cn/ldhd/2010-11/14/content_1745519.htm

這些文章。

不過貧道很愛國，絕對不會移民，所以，這些牛文的解釋工作，留給一百年後的人去做。

香帥《勸學篇》外篇益智的一段話。講大清木有愚民。

三年以来，外强中弱之形大箸，海滨人士稍稍阅《万国公报》，读沪局译书，接西国教士，渐有悟华民之智不若西人者，则归咎于中国历代帝王之愚其民，此大谬矣。《老子》曰：“有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此李斯、韩非之学，暴秦之政也，于历代何与焉。汉求遗书，尊六经，设博士，举贤良，求茂才异等，绝国使才，非愚民也。唐设科目多至五十馀，宋广立学校，并设武学。明洪武三年开科，经义以外兼考书、算、骑、射、律，［《明太祖实录》，《日知录》引］非愚民也。自隋以词章取士，沿袭至今，此不过为荐举公私无凭，词章考校有据耳，谓立法未善则可，谓之愚民则诬。至我朝列圣殷殷以觉世牖民为念，刊布《数理精蕴》、《历象考成》、《仪象考成》，教天算西学也；遣使测经纬度，绘天下地图，教地舆西学也；刊布《授时通考》，教农学也；纂《七经义疏》，刊布十三经、二十四史、九通，开四库馆修书，分藏大江南北，纵人入读，教经史百家之学也；同治军务敉平以后，内外开同交方言馆，教译也；设制造局，教械也；设船政衙门，教船也；屡遣学生出洋赴美、英、法、德，学公法、矿学、水师、陆师、炮台、铁路也，总署编刊公法、格致、化学诸书，沪局译刊西书七十馀种，教各种西学也。且同文馆三年有优保，出洋随员三年有优保，学堂学生有保奖，游历有厚资，朝廷欲破民之愚、望士之智，皇皇如恐不及。无如陋儒俗吏动以新学为诟病，相戒不学，故译书不广，学亦不精，出洋者大半志不在学，故成材亦不多，是不学者负朝廷耳。且即以旧制三场之法言之，虽不能兼西学，固足以通中学，咎在主司偏重、士人剽窃，非尽法之弊也。果能经义、策问事事博通，其于经济大端、百家学术必能贯彻，任以政事必能有为，且必能通达事变，决不至于愚矣。譬如子弟不肖，楹有书而不读，家有师而不亲，过庭、入塾惟务欺饰，及至颓废贫困，乃怨怼其父母，岂不悖哉？大率近日风气，其赞羡西学者自视中国朝政、民风无一是处，殆不足比于人数，自视其高、曾、祖、父亦无不可鄙贱者，甚且归咎于数千年以前历代帝王无一善政，历代将相、师儒无一人才。不知二千年以上，西国有何学，西国有何政也？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6457

今天在傳媒學術網看到這篇文章，跟香帥此文很類似。

1、关注新媒介失控对未成年人不良影响。事实上在西方学术界对媒介的研究中，新型的大众媒介总是能引起人们对其影响力的担忧。当报纸最早在17世纪出现时，人们开始担心“公众也许会对上层社会的行为和意见过于熟悉”。19世纪，戏院被视为导致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因素，之后是广播和电影，20世纪60 年代，电视成为主要被指责对象，为大部分青少年犯罪背负了责任。[2]而今，互联网的大量色情、暴力信息的肆意传播，使其成为关注的焦点。由于网络传播的法律尚不健全，而传播者又常常深藏于幽暗之中。大量的社会学家焦急的看到社会中的青少年在完全不被保护的情况下过早的接触那些色情的暴力的不良信息，但又始终不能从根本上探讨出应对网络媒介传播失控的有效途径。而2002年西方学者在一项针对两百多名40多个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做了一项有趣的网络消费调查中显示，多数大学生对于网络消费所占用的时间和金钱都很控制。他们常常失控般的花费大量的时间在网上购物，但常常也正常控制他们的信用卡支出。[3]可见大量爆炸式的失控传播的商业信息也对广大的青年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餓了我要吃飯去了。吃完飯不知道會不會有空接著寫此文。

十二五规划的重要政策有哪些？

1）扩大国内消费以弥补出口的削弱。“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也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任务。从国际经验看，以内需为主导，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内需潜力是促进我国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最大优势……核心是要大力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建立起促进消费和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鼓励和引导居民消费。”

2）重新定位投资重点，避免投资过度，提高效率。“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需要保持适当的投资增长速度，但如果投资率过高，各方面条件难以承受。应当把政策重点放在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上，把增投资与扩消费、惠民生更多地结合起来，实现一举多得。”

3）鼓励更多农业人口向城镇永久性转移，从而提高工资水平和推动内需。“城镇化是关系现代化全局的重大战略，是扩大内需、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重要引擎…… 我们应该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在城镇化中释放内需潜力、促进城乡结构调整。”

4）加速新科技发展，促进中国制造业基础结构升级。“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产业优化升级的驱动作用，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推进产学研战略联盟，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要着眼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继续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5）将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就业和住房补助等基本公共服务向全民扩展。“要把促进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均等化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建立健全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做好这方面工作，应当区分“基本”和“非基本” 两类性质的服务。基本的部分属于公共产品，保基本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非基本的部分，应当交给市场和社会。”

清朝历史 » 张之洞

张之洞的当代意义

相关文章

清末改革的特点

相关文章

海军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奏折

相关文章

张之洞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相关文章

总理衙门○议办邮政摺

相关文章

陈三立与梁鼎芬庚子密札补证

相关文章

荣禄与东南互保

相关文章

“官屠”刀钝

相关文章

刘坤一

相关文章

公牍

相关文章

清朝历史 » 张之洞

张之洞的当代意义

相关文章

清末改革的特点

相关文章

海军 李鸿章 张之洞 左宗棠 奏折

相关文章

张之洞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相关文章

总理衙门○议办邮政摺

相关文章

陈三立与梁鼎芬庚子密札补证

相关文章

荣禄与东南互保

相关文章

“官屠”刀钝

相关文章

刘坤一

相关文章

公牍

相关文章

海军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奏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