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很乌托邦的设想，不要父母子女老婆的社会。 男女一起每年定个契约，做爱生个孩子，孩子给国家来管。一年后还想在一起，就再定一年。 有些想法像斯巴达城邦制度。 也有些像太平天国打破了家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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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序列长素三着：一曰新学伪经考，二曰孔子改制考，三曰大同书。谓：「若以新学伪经考比飓风，则后二书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又谓：「伪经考、改制考皆有为整理旧学之作，其自身创作则大同书也。」梁氏又谓：「大同书全书凡数十万言。有为虽着此书，然秘不示人。其弟子最初得读此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启超屡请印布，久不许，卒乃印诸不忍杂志中，仅三之一，杂志停版，竟不继印。」按：大同书属稿虽早，成书尚迟，有辨详后。又近有中华书局铅印本，乃全稿也。梁氏又谓：
大同书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有为谓佛法出家，求脱苦也，不如使其无家可出。谓私有财产为争乱之源，无家族则谁复乐有私产？若夫国家，则又随家族而消灭者也。有为悬此鹄为人类进化之极轨。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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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删减版。删了什么聪明人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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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郝兆宽：现在由我来做第二场的主持。先请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的赵寻教授作点评，大家欢迎。
赵寻：首先我要表达我的感谢。这个感谢有三层意思：第一，上海学界素来注重对康有为、梁启超等晚清人物的研究，长期以来，对学术界多有嘉惠；所以，要感谢上海。第二，复旦是康、梁研究的渊薮，现在又有曾亦兄的大作，为学林再添新军；所以要感谢复旦。第三，这是我第二次来思想史研究中心开会，感慨良多，深感北京青年学界的一些不足，所以，要感谢中心的邀请和对我们的启发。
阅读曾亦的著作，我受益良多。但我的讨论，要从学界对康有为兴趣的变化谈起。最初，学术界对康有为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史学领域，现在则有扩展到整个学术领域的趋势。由于《康有为全集》的出版，研究的重心已经明显由早期转到了晚期，并已到了一个通观的阶段。干春松兄的著作出来之前，康有为晚期思想的研究并不只有所谓两个提纲，相关的讨论其实还不少。实际上，萧公权先生的研究就已有从晚期进行通观的倾向。不过，我对萧先生的研究，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康有为的思想其实并不通向西方，并不通向自由民主，通向萧先生认为的新世界。但总的来说，全集出版后，不只是晚期研究，通观的趋势也明显增加了。另一个变化是，康有为的形象在今天有一个全面的、重新恢复的倾向：此前，康有为是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过渡人物出现的，而现在，康有为正逐渐恢复其作为中国现代思想的中心人物的面目，取代五四以来形成的各种“正统”。
不过，所有这些变化都集中在政治思想史的领域，个人认为，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民主”问题，一是“宪政”问题，一是“宗教”问题。这些问题既针对康有为研究的传统偏见，也针对了我们今天现实政治的困境和思想的困境，所以，形成了非常有意义的讨论。但我们也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假定我们认为康在民主、宪政问题上，跟西方、跟新世界是一致的话，我们就基本上没有办法理解康有为的国教论主张；反过来，也是一样。
究竟应该怎样康有为？我个人的做法，是从一个通观的角度，即从治学、智学与国教三个方面来考虑。
康有为从他的《上清帝第一书》一直到“第七书”，反复强调，中国面临的不再是同光年代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是“四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三千年与四千年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四千年是三王之世的末尾，接上了禹，换言之，是中国有文教之始。康有为提出四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为了提出，中、西之争，争的是文教，特别是治学——对此，康有很清晰的说法，指出其核心，就是民权与宪政。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是所谓的智学。康是以培根《新工具》中的科学为本，来论述他对科学与西方近代西方文明的关系的看法的。对康的这一点，冯有兰先生也有论述。我以为，智学和他后期《物质救国论》中表达的科学思想有些不同。后者有些模糊不清。
这两者结合起来，差不多就是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然而，康不同于五四，也不同与他辛亥前后的激进弟子的地方在于，他还有一个国教论。国教论甚为关键。如果我们无法理解国教论，就无法在康有为的论述当中摆放民主与科学的位置。所以我们不得不谈谈康对民主的看法。
康对民主的看法，与我们今天流俗的印象非常不同。大体而论，今天治思想史的人都认为，康对民主的看法，无论多么接近或最终通达，都是从传统思想背景出发，对以卢梭《民约论》为代表的民主思想的本能反应而已，甚至是一个不那么勇敢的反应。因为，民主意味着把君主的权力归还人民，意味着与君主的直接冲突……而康断然无此勇气，所以只能提出民权的主张。简言之，只能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然而，本人的研究证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已经深入阅读过中江兆民的《民约译解》，其民权理论既有非常实质性的民主内涵（国民的公/私权利及其界限），而对其易代/革命倾向和民众崇拜，则更有清醒的反思。 康的关怀是宪政，而其宪政观，又以国会为核心。今天史学界许多研究主要集中在“戊戌奏稿”中开不开国会问题的真伪辩解上（无疑为伪）。但我觉得，《日本变政考》中康对国会的态度和认知，是更应重视的。康把开国会与否与开学校与否联在一起，如此说道：“故学校未成，知识未开，遂兴议会者，取乱之道也。学校既成，知识既开，而犹禁议会者，害治之势也。夫议会之终不能禁，犹学校之必不能废也。”其立场是毋庸质疑的。而且，这些说法是和传统政治协调的。所谓乡校、国子监，一直是各代士人心中各级议会的基础和雏形。
这样，我们才可以讲讲国教。康为什么把国教问题看成是一个核心问题呢？在其有关四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述中，康指出，中国经历过两次重大的政教变化：一次是秦汉之际从封建到郡县的剧变，这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秦的短暂统一，一是汉的长盛不衰。之所以有这样两个不同的结果，是因为秦以六经为无用，焚书而坑儒，遂以吏为师；而汉则宗奉六经，以儒为教。儒教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地位，就是这一结果决定的。第二次剧变，就是康的时代所面临的由君主以入“民主”的冲击。如何对待儒教呢？不言自明。以孔教为国教。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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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讨会”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会议纪要
2010年12月11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主持人吴新文：
最近曾亦教授出了一本大作：《共和与君主——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这书出版后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因此，今天我们专门开一个研讨会来讨论曾亦的大作。下面先请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丁耘教授致辞。
丁耘：
欢迎各位到思想史研究中心来参加这个会议，感谢各位到这里来讨论曾亦这本著作，同时也感谢曾亦贡献了这么一部书，给大家有再次见面深入讨论的机会。另外，特别感谢谢老师也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中心的成员很早就在一起读书，曾亦、郭晓东，还有洪涛，他们受谢老师的影响很大。九十年代初，谢老师在那个西化气氛还有浓厚的时代，不惮讲授传统方面的课，讲《论语》。当时我们四位由此产生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和敬意。后来，曾亦和晓东工作几年后，又回到复旦，投到谢老师门下读书。另外，我透露一下，原来谢老师刚刚可以在中国哲学专业招研究生的时候，就希望我作他的学生。我记得当时跟谢老师说，我肯定是您的学生，但现在是不是要从中国哲学入手，还要慎重考虑一下。因为谢老师自己是从外国哲学入手的，所以，我为了更加忠实地追随谢老师的脚步，还是先从外国哲学入手。所以，我现在与曾、郭两位的差别，就是当初的取径不一样。曾亦、晓东两位，还有洪涛，在我们中心里是代表传统的，这些年做了不少事情，特别是曾亦和晓东一直在带学生读经，都七、八年了。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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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戊戌变法过去了许多年之後，对老师康有为很熟悉的梁启超在为其写传记时提到，康氏的思想曾受佛教、耶教之启发，「故宗教思想特盛」〔1〕，这也许是实录，康有为自己也曾经向人陈述自己的经历说，光绪四年（1878），他「以日埋故纸堆中，汨其灵明，渐厌之」，於是抛弃学问和书本，学习静坐，「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2〕。不过，这种大彻大悟的境界可能是在光绪十年（1884）才出现的，康氏在《自编年识里就说，他在这一年秋冬独居一室，俯读仰思，终於在12月有了类似禅宗开悟那样的经历。
梁启超说康有为思想中有佛教与耶教的成分。耶教来自一个知识与思想全然不同的文化区域，它给中国带来的震撼自然不需多论证，可是，佛教早已成为中国人自身的知识与经验，那麽它又如何能在那个时代，再度引起人的惊异并使人重新领会它的意义？也许正是考虑到这种原因，有的学者并不把来自佛教的知识与经验当做晚情思想史转型过程，尤其是康有为思想变化中的重要事件。像张灏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和萧公权在康有为思想研究》中，都不约而同有一个相同的结论：康有为对佛学产生兴趣，「这一发展并没有甚麽特别的意义，因为众所周知古代儒家学者往往对佛学研究有浓厚的兴趣……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康的兴趣在某些方面受到这一总的趋势（即今文学家对佛教的兴趣）影响」〔3〕；「康氏虽得之於佛学者甚多，但他对佛教的知识止於爱好式的欣赏而已，并不深入」〔4〕。尽管他们也看到康有为不仅「养成了冥思的习惯」，而且他的思想如「大同」，也使人想到「一真法界」——即华严宗所认为的宇宙四界的最高层次——为一由十玄门所形成的和谐妙境，谓各物共存而统一，一切生命交通无碍。可是，有时候思想的启发并不一定需要等待对於新知识的渊博，思路的转换也不一定依赖於对新思想资源的深入理解，某些相当关键性的思想史转化，常常来源於一些契机的启迪。所以，值得注意的不是他有没有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在於他所接受的那些——哪怕是不多的——佛教思想怎样在他的精神世界的变化中起著作用。
在本文中，我不想讨论康有为一个人的佛教知识，而是想探究戊戌前後佛学何以被这麽一些知识人所注目，因为晚清很多思想最敏锐的知识人，不止是康有为，像杨文会、沈曾植、文廷式、谭嗣同、宋恕、孙宝瑄、夏曾佑等等，都不约而同地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其中必然有其思路上的原因。我在＜论晚清佛学复兴＞中曾经分析过当时促使怫学重新成为思想资源的几个原因，比如对西洋科学理解与解释时的「格义」、对日本维新的精神资源的误解、对传统知识有效性的怀疑等等〔5〕，但是，具体到佛学在戊戌之前的思想史意义，则需要提出大乘佛教追求「超越」的理想对於戊戌参与者在精神上的支持，特别是大乘怫学里面那种非常关键的，以「皆空」或「唯识」对於「我执」的瓦解，在消解固有观念、促进思路开放上的意义。而这一点，恰恰也是张灏在＜晚清思想发展试论——几个基本论点的提出与检讨＞一文中提到的，他指出：「晚清思想尚有一种形态，其对纲常名教所造成的撼动不下於前者……，即超越一切狭隘的群体意识与界域观念而放眼观察人类，追求理想的一种思想倾向。」他说，这种思想不仅有基督教和自由主义的成分，而且亦来自老庄、佛教和墨学〔6〕。不过，他并没有在文章中把这个话题深入下去。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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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
一 引言
康有为公羊改制之说，论者已多，此文拟进一步探讨康氏接受经今文，特别是公羊学的经过，分析何以康氏对公羊学的重新诠译，会造成一场始料未及的思想革命，说明康氏如何利用孔子，欲栽变法之花，却无心插了革命之柳。
康有为於三十岁思想成熟之後，即「发古文之伪，明今学之正」1。他的发伪明正的转变是经过一段过程的。他於光绪六年（1880）时仍批判何休（129-182）及其《春秋公羊学解诂》，然而数年之後，自认批何之谬。论者多谓康之转变受到廖平（1852-1932）的影响2。康氏有所取於廖，应可视为定论，然而廖一再指控康抄袭，不免过甚其词。康著《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虽与廖著有雷同之处，但萧公权先生早己指出，不能排除不约而同的可能性。康自称此书「体裁博大，自丙戌年与陈庆笙议修改《五礼通考》，始属稿，及己丑在京师，既谢国事，又为之」3。若然，则康早於丙戌 （1886）即有意写此书，自不可能由廖启示。萧氏更进一步指出，康著素少注明出处（中国传统文人大都如此），即使康擅自用了廖说，两人著作志趣实也大不相同4。康学之兴趣远较廖平为广，而且意在致用，而公羊学正合其此一现实的目的。换言之，康对公羊经今文的兴趣，现实需要远多於经文的本身。
《春秋》一书的作者问题虽仍有争议，但一般认为此书乃出孔子之手。《左传》发明《春秋》所载之史，《公羊传》则微言大义。叙事要求准确，语多平实；言义则可自由发挥，欲通款曲。汉刘向父子以及晋之杜预皆奉左氏传，唐人虽有疑之者，然刘知几推崇备至，誉为 「圣人之羽翮」，宋元明清学者也鲜不尊奉。而春秋公羊学则式微干余年，直至乾嘉时代始见复兴。庄存与（1719-1788）初显今文解经传统，然并不排斥古文。庄氏门人刘逢禄（1775-1860）与宋翔凤（1776-1860）建立了常州学派，专以春秋公羊为宗，讲求微言大义，与以名物训沽属尚的苏州和徽州学派截然异趣。微言大义的风尚开了援经论政的凤气，冀求通经以便致用。到嘉道年间、国计民生日艰：内乱外患接踵而来，议政的题目日多。名士如魏源(1794—1857)、龚自珍(1792—1841)遂抛弃沉闷的朴学，走出象牙之塔，议论时政。两人均曾从学于常州学派，因欲借公羊义例，作为改制的依据：更主张以经世来挽救危亡，发出变法图强的先声。浙江戴望〔1837—l873〕将常州之学引入两湖，再由湖南越岭南入广东5。四川的廖平即从湖南王闿运(1833-1916)学经今文。在康有为出生之前，经今文的公羊学已起了政治效应，成成为经世之资。这种凤气既已传到广东，康于粤中接触到公羊今文，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二 公羊学合康有为所需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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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维新志士非常关注衰亡国家的历史。戊戌年前后,“衰亡史鉴”主要强调“变”和“尊新”。但那时,论述衰亡史著的数量很少,反响也极其有限。庚子年之后,几十种衰亡史被编译出版,极大改变了社会风气。然而,在传统的以“个别事例褒贬法戒”的史鉴方式影响下,维新志士往往将“衰亡史鉴”与其变革方案相结合,并将其作为自己变革行动的依据。此时,“衰亡史鉴”分别被用来支持不同的变革方案,如“革命”或“改良”,“各省自立”、“排满”等等,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中国变革过程的复杂性。
关键词：“衰亡史鉴”/晚清/社会变革
甲午战争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维新志士非常关注衰亡国家的历史。一方面,衰亡国家“不变而亡”和“亡国后之惨状”使其深受震撼,他们试图以此唤醒舆论,令国人知耻、知惧、知变,振奋图强;另一方面,他们努力检讨与中国有“相似历史”的国家的经验教训,希望以史为鉴,从中找出治疗中国痼疾的药方。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大多从积极的方面关注衰亡史在晚清的译介、传播与影响,①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衰亡史鉴”与晚清各种具体变革方案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衰亡史鉴”的多重结果,进而反思传统史鉴方式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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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死。 活了三十三岁。 死因维新派。
湖南浏阳人，与康有为并称的人。转几篇高论。
我认为唐才常如果不变法，算个清流派。 李鸿章评价这类人，满口仁义道德，到干实事的时候，狗屁不通。对他们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外放巡抚，干几年地方。了解下具体事务操作。才能用的人。
几篇文章，有史论，有治学，有洋务。
○唐宋御夷得失论
有亡国，有亡天下。唐室之夷患，亡其国而止，至宋乃有亡天下之祸。何哉？且夫吐蕃回纥之为性也，不过肆劫掠饫屠淫而已，而契丹女真蒙古，则以其凶顽之性，狡黠之姿，蹂宋人民社稷而残之，而成吉思汗卒以腥膻之种，抚有中原，臣妾万众，而黄帝之裔，震旦之族，由兹不振。岂非天哉！虽然，吾且即唐宋夷祸言之，而御备之机宜，疆圉之得失，亦有可观者焉。
一曰地势。唐都长安，自凤翔西，州北，及河西陇右诸地，在在蚕食于吐蕃，故代宗之世，任其蹂躏往来，如入无人之境。然幸而幽蓟以北，尚无强敌生心，使中原诸将，得并力泾原凤翔渭北宁等处，以遏凶锋。自郭子仪建议，有事则凤翔渭濮宁镇西河南淮西诸镇，皆出兵以扼其冲要，遂使吐蕃不能逞志于唐。若宋则陕西路逼近西夏，既愕眙不敢都，而汴京四战之国，又无幽蓟为之屏蔽，故西北藩篱皆撤，备多力分，鞭长莫及，武功泯焉。即真宗承平之世，一闻辽警，犹朝野忧惶，不知所出，矧国家多故，而能力挫金元方锐之锋耶？然则燕云等州之不复，太宗既失策于前，徽宗又张皇于后，无论属辽属金属元，河南北终无安枕之日。视唐之专注力秦陇之交者，利钝悬殊，亦地势然也。
一曰人谋。唐之回纥吐蕃，两不相下。吐蕃延袤万里，大于回纥，而回纥可以议其后。且回纥屡有功唐室，虽仆固怀恩诱之人寇，郭子仪单骑抚之，而即以之抗吐蕃。后李泌亦力劝和回纥以讨吐蕃。此以夷斗夷之良策，而中国坐收其效者也。宋则金兴而辽灭，元兴而金灭，彼自专心以谋中国，而后无反顾之忧，中无可斗之隙。西夏李氏虽崛强善战，又往往称藩于彼，以仇宋室，欲求如唐之构衅于两大，不可得矣。
一曰时会。自古玉门以西，诸部自相雄长，自相吞噬，尚无必得中国之心，故回纥虽轻唐而敢深入，而子女玉帛外，无他愿焉。吐蕃逼处川陕，较回纥为狡黠，然亦非有深谋远虑，经营中国之根基。唯辽自德光入晋，渐萌混一南北之雄心。金元得一地，即经营一地。其立国规模，亦稍异于打牲游牧，非寻常狼奔豕突者已也。意者西北之气，日新月异，时会使然，迄于宋遂不可复抑欤？
一曰人才。吐蕃回纥之寇唐，正安史乱后，其时人才奋兴，郭李为之领袖。故广德元年之役，令公虽闲散日久，仅得二千骑以行，而使王延昌收商州溃卒，长孙全绪以二百骑出蓝田。彼时兵未满万，吐蕃以震慑而退。其后又有马李晟浑马燧百战之将，于泾一带，屡挫狂氛，吐蕃由是不振。唐之人才，盖其盛哉。宋则重文轻武，沉溺科第，澶渊之役，仅一二书生，如毕士安寇准辈，仓皇筹策而已。其能以纳币终，直天幸耳。至金人长驱入汴，州郡之吏，无一折冲御侮之才。虽种师道以夙将勤王，李纲以忠义之气扌耆持危局，竟困于奸庸，不得行其志。及金人再至而京室墟矣。然自南渡后人才渐盛，若岳韩刘吴辈，几几与李郭抗衡，则将帅之才，以屡经败挫而出也。夫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安有科第诗酒而能国于群雄交峙中者哉？蒙古灭金图宋，锐不可当。孟珙以孤军与持荆襄巫夔间，屹然为东南砥柱者有年。珙亡而宋事遂不可支。而又继以贾似道之昏庸骄蹇，丧心病国，至于临安被俘，虽有才百倍李纲赵鼎之士，亦无所施其策矣。哀哉！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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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下午1点，我校闵行校区人文学院5号楼3楼报告厅（5303室）气氛热烈、座无虚席，由我校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思与文讲座”请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学术思想评论》主编贺照田先生，他带来讲座的题目是“从中国近现代史的深层主题看中国现代三次革命的发生与演变”。本次讲座由我校思想所研究员、中文系教授罗岗主持。
讲座开始，贺老师首先指出，如果要对中国现代史有深入理解，必需思考和处理以下两个具有关键性位置的问题：一、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讲传统的社会，在现代思想意识中具有关键支配位置的新文化运动却是现代世界罕有其匹激烈反传统的；二、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很深认同基础的社会，为什么近代建成一个稳定有能力的现代国家却如此困难？第二个问题非常复杂和繁复，无法短期讲明，所以本场讲座只能提供一个基本的历史视野，一些值得追问的问题点和思考方向，为研究现代中国革命提供一个基本的感觉和历史的纵深背景，这一问题的另一面其实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三次革命为什么如现在所见的这样一种发生与演变。而要真正好地理解这一切，又必须首先理解之前的清王朝没能较成功的应付现代挑战、完成向现代国家的转变。
贺老师指出，革命党和立宪派不能在当时发挥超过北洋系统的作用与其意识高度有关，孙中山、康有为、张謇等人重视的是怎样实现现代化，对中国现实条件、建立民族国家问题没有明确意识。讲座分析了为什么湘军、淮军兴衰结局不尽相同，为什么二次革命迅速失败等问题，贺先生指出导致如此的深层历史结构的原因必需深入考察晚清所由出的18世纪末以来的历史，讲18世纪末以来的历史又不能不直接说中国传统社会或清朝史，因为这一段历史的历史——社会构造固然有和前面历史的诸多相通之处，又有高度特殊之处。而上述表述换一个角度就是“芮玛丽问题”即西方冲击的中国是特定阶段的中国，中国在面对西方冲击时没有做出及时有力的反应并不能笼统归结为传统本身的限制。接着又分析了费正清指出的中国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方面——中国巨大的人口，贺先生认为人口之所以在清代取得突破性成长得益于10个方面的原因：1、土地开垦、水利增修；2、精耕细作之进步；3、高产、适于山地沙地品种的引入；4、中央岁赋政策；5、救荒之成功措施；6、劝农之成就；7、因地制宜之开展；8、商业上的长足进步；9、白银入超、银钱比价低，对农民有利；10、国际贸易带来的帮助。但人口大规模的增加也带来了很多结构性的问题：1、衣食；移民；游民；移民游民增多带来社会生活方式、精神方式调整、新兴秘密宗教兴起。总之人口增加导致地人比不断降低，打破了自给自足为特色的自然经济生活样态，使自我满足的生产日益转向效益最大化为中心的考虑，这又推动贸易流通大规模发展，相应的流通人口增加及交通、治安、税收等问题与移民游民问题一起都要求改传统消极行政为积极行政，并要求出现新的社会生活、文化伦理组织、教化模式。但晚清不仅不能积极回应人口大规模增加带来的新问题，原有的治理、行政成就亦不能维持。接着讲座逐一分析了晚清以来三次革命的背景和社会宏观层次的脉络问题。
贺老师的讲座持续3个小时，整场讲座酣畅淋漓、一气呵成、思想锐利、洞悉深刻，同学们得到了丰富的知识和深刻思想的启发。讲座后贺老师还与老师同学们进行了思想看法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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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鸿禨与岑春煊》是历史著作《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的一章，作者苏同炳是台湾的历史学家。这本著作有别于通史的写法，以人物为中心，以评介人物的方式来叙述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前的这一段历史。
一
在没有进入本题之前，笔者需要引叙康有为题在瞿鸿禨遗像上的三首诗，以作为本文的缘起。诗云：
清癯风骨过来人，岩电光芒烂有神。风度楼前频仰望，长沙如见曲江春。
十年黄阁事艰关，去佞之难过拔山。若使劾袁功得就，岂看龙劫血斑斑。
三犯龙鳞敢举仇，爱才爱国有深忧。频陪绿野须眉古，遗像清高憾未酬。
康有为题这几首诗的时候，是民国九年的二月，那时清朝早巳亡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也已成为历史名词。由于袁世凯的狼子野心，不但使清朝因此而倾覆，即是新建立的中华民国亦大受其害。抚今思昔，不由得使康有为在看到瞿鸿禨的遗像时，回想起他当年与岑春煊联合起来希望扳倒庆、袁的那一段往事。“若使劾袁功得就”，满清政权之覆亡与否固然是另一回事，至少，袁世凯因帝制自为而致为祸民国的那许多罪恶，就不大可能在民国史上搬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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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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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傅国涌
1898年，光绪帝还不到而立之年，平心而论，他确是一位有抱负的青年君主，但他手中没有足够的权力，至少没有改写历史、扭转文明航向的实权。但这并不意 味着他必败无疑，如果参与维新变法的大臣志士运筹好了，稳健地推动渐进的变革，逐渐化劣势为优势，虽说成事在天，毕竟谋事在人。从当时的情况看，论天时， 危机感笼罩之下，为民族谋出路，得人心，许多士大夫都支持变革，至少慈禧太后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否则，一百天都不可能。论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陈宝箴这样 坚定的维新派，湖北的张之洞、谭继询也基本上支持变法，其他地方在观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时日，也并非不能跟上来的。论人和，皇帝站在了变法的中心，有一部 分大臣，许许多多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站到了这一边。不能说变法就注定了失败。历史没有命定。现在有人提出，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谋不臧”，康有 为他们急于求成，卤莽急进而不是稳健渐进，导致慈禧太后老脸一怒，整个局面翻盘。这一说法未尝没有一点道理。当然把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到他们身上也不合乎历 史事实。
康有为因身历戊戌变法而暴得大名，流亡海外十六年，“周游大地，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晚年在他所反对的民国安享富贵尊荣。他支持张勋复辟，可 惜只捞了个弼德院副院长的虚职。他在西湖边筑庐，娶得孙女辈的西子姑娘为六姨太太。他在《大同书》中鼓吹的一夫一妻从来没有想过要身体力行，那只是给后人 研究的思想罢了。我曾说，不能落在大地上的思想是不会发芽的。在百日维新之后，他实际上已成了个拉倒车的。相比之下，他的学生梁启超后来的贡献要在他之 上。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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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生于清同治十二年，卒于民国十八年。55岁。（1873 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
字卓如、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其余三人为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 其余三个都是超级牛人。
他的所有著作称为《饮冰室文集》或者《饮冰室合集》。
他有两个学生似乎比较出名，一个叫蔡锷一个叫徐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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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吉
《上清帝第一书》又称《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呈》，撰写于光绪十四年十月，该书是研究康有为早期变法思想的重要文献，康氏在此次上书中，“罔知忌讳”，“干冒宸严”，大胆揭露了清政府国事败坏，内政不修，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强烈要求，并建议仿照汉朝议郎，设立训政之官，尽管该书仍然带清流派之特色，然而，它却充分显示了维新派代表人物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虎虎生气。此书与帝师翁同龢关系颇为密切。黄彰健先生与拙著《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曾对翁、康这一时期关系予以探讨。[1]最近，在美国见到了万戈先生家藏翁同龢未刊史料，其中包括康氏之摘抄本。这一重要史料的发现，使我觉得对康氏《第一书》及康、翁关系很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翁氏为何未曾代递康氏《第一书》?
翁同龢当时既是帝师，又是户部尚书，并分管翰林院事务，他学问渊博，正色立朝，因此，康有为当时曾指望翁同龢等人的推荐，以打开通向清朝权力中枢的道路。据康有为《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记载：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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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德邻
马忠文先生在《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发表的《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活动探微》一文（以下简称《探微》），针对以往学术界对这次上书给予很高评价，提出不同意见。文章揭露康有为在上书活动中“亟亟奔走于权门，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心态”，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出仕机会”。此论过于片面，也曲解了上书活动的意义。
一
《探微》主要是论证梁鼎芬所写的《驳逆犯康有为书》（注：梁鼎芬：《驳逆犯康有为书》，《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版。）和《康有为事实》（注：《康有为事实》，见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页。）中的观点：康有为首次上书活动乃“意在乞恩”和“求得富贵”。《探微》又补充了几条史料，予以证实。梁的两篇文章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898年10月和11月。前者发表在上海《申报》上。后者是以 “中国公民启”名义写的，并递交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目的是将逃亡日本的康有为引渡回国。梁写这样出卖朋友的文章，是想用朋友之血来染红顶子，所以极尽诬蔑之能事，虽名“事实”，却没有几句是可信的。下面略加辨析：
梁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其尊颂皇太后之词，联行累句，斑斑耀目，名为论事，意在乞恩。……盖时求富贵，则但有颂扬”。（注：梁鼎芬：《驳逆犯康有为书》。）
而事实是第一书中不但有颂扬，也有批评，而且言辞尖锐。如书中指出：中法战争之后，朝廷仍晏安无事，言路闭塞，纪纲日隳，万寿山、昆明湖土木不息，“天下将以为皇太后、皇上拂天变而不畏，蓄大乱而不知，忘祖宗艰大之托，国家神器之重矣”。又说：皇太后、皇上恭俭忧勤，临政之日，不为浅矣，“乃事无寸效，而又境土日蹙，危乱将至”，追究原因，“得毋皇太后、皇上志向未坚，无欲治之心故耶？”（注：《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56-357页。）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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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呈请代奏折（上清帝第七书）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
孔氏按:康氏此折原载《杰士上书汇录》卷一，又见于《南海先生七上书 记》、<戊戌奏稿·补录》，通称《上清帝第七书》。全文如下：
具呈 工部主事康有为为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可考由弱致强之故，呈请代奏事。
窃顷强邻四逼，国势危蹙，皇上忧劳时变，亟筹自强，量势审时， 必有取法，将笃守祖宗之旧法耶?则大地忽通，数十强国环迫，皆祖宗所未遇，必不能执旧方以医变症 也。将近采汉唐宋明之法度耶?则接邻诸国，文学极盛，迥非匈奴、突厥、契丹犷野之风，又汉唐宋明所 未有也。将上法唐虞三代之治，道德纯备矣，而时势少异，或虑有一二迂阔，而远于事情者。
臣窃考之地球富乐莫如美，而民主之制，与中国不同;强盛莫如英、德，而君民共主之制，仍与中国少异。惟俄国，其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中国同。其始为瑞典削弱， 为泰西摈鄙，亦与中国同。然其以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之速者，莫如俄前主大彼得。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职前言至近之谱 迹，可临摹者也。职搜采彼得变政之事，苦中国群书皆未译出，无从考其崖略。职披考西书，得彼得本传，即为译出，旁搜记乘，稍益加详。于是彼得行事，粗见本 末矣。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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