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admin on 二月 13, 2010
in 事件, 人物, 梁启超
这篇文章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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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回望戊戌变法110年
傅国涌
1898年,光绪帝还不到而立之年,平心而论,他确是一位有抱负的青年君主,但他手中没有足够的权力,至少没有改写历史、扭转文明航向的实权。但这并不意 味着他必败无疑,如果参与维新变法的大臣志士运筹好了,稳健地推动渐进的变革,逐渐化劣势为优势,虽说成事在天,毕竟谋事在人。从当时的情况看,论天时, 危机感笼罩之下,为民族谋出路,得人心,许多士大夫都支持变革,至少慈禧太后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否则,一百天都不可能。论地利,至少在湖南有陈宝箴这样 坚定的维新派,湖北的张之洞、谭继询也基本上支持变法,其他地方在观望之中的疆吏,假以时日,也并非不能跟上来的。论人和,皇帝站在了变法的中心,有一部 分大臣,许许多多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站到了这一边。不能说变法就注定了失败。历史没有命定。现在有人提出,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谋不臧”,康有 为他们急于求成,卤莽急进而不是稳健渐进,导致慈禧太后老脸一怒,整个局面翻盘。这一说法未尝没有一点道理。当然把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到他们身上也不合乎历 史事实。
康有为因身历戊戌变法而暴得大名,流亡海外十六年,“周游大地,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晚年在他所反对的民国安享富贵尊荣。他支持张勋复辟,可 惜只捞了个弼德院副院长的虚职。他在西湖边筑庐,娶得孙女辈的西子姑娘为六姨太太。他在《大同书》中鼓吹的一夫一妻从来没有想过要身体力行,那只是给后人 研究的思想罢了。我曾说,不能落在大地上的思想是不会发芽的。在百日维新之后,他实际上已成了个拉倒车的。相比之下,他的学生梁启超后来的贡献要在他之 上。 [点击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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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dmin on 一月 27, 2010
in 人物, 梁启超
梁启超生于清同治十二年,卒于民国十八年。55岁。(1873 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
字卓如、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其余三人为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 其余三个都是超级牛人。
他的所有著作称为《饮冰室文集》或者《饮冰室合集》。
他有两个学生似乎比较出名,一个叫蔡锷一个叫徐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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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吉
《上清帝第一书》又称《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呈》,撰写于光绪十四年十月,该书是研究康有为早期变法思想的重要文献,康氏在此次上书中,“罔知忌讳”,“干冒宸严”,大胆揭露了清政府国事败坏,内政不修,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强烈要求,并建议仿照汉朝议郎,设立训政之官,尽管该书仍然带清流派之特色,然而,它却充分显示了维新派代表人物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虎虎生气。此书与帝师翁同龢关系颇为密切。黄彰健先生与拙著《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曾对翁、康这一时期关系予以探讨。[1]最近,在美国见到了万戈先生家藏翁同龢未刊史料,其中包括康氏之摘抄本。这一重要史料的发现,使我觉得对康氏《第一书》及康、翁关系很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翁氏为何未曾代递康氏《第一书》?
翁同龢当时既是帝师,又是户部尚书,并分管翰林院事务,他学问渊博,正色立朝,因此,康有为当时曾指望翁同龢等人的推荐,以打开通向清朝权力中枢的道路。据康有为《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记载: [点击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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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
房德邻
马忠文先生在《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发表的《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活动探微》一文(以下简称《探微》),针对以往学术界对这次上书给予很高评价,提出不同意见。文章揭露康有为在上书活动中“亟亟奔走于权门,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心态”,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出仕机会”。此论过于片面,也曲解了上书活动的意义。
一
《探微》主要是论证梁鼎芬所写的《驳逆犯康有为书》(注:梁鼎芬:《驳逆犯康有为书》,《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版。)和《康有为事实》(注:《康有为事实》,见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页。)中的观点:康有为首次上书活动乃“意在乞恩”和“求得富贵”。《探微》又补充了几条史料,予以证实。梁的两篇文章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898年10月和11月。前者发表在上海《申报》上。后者是以 “中国公民启”名义写的,并递交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目的是将逃亡日本的康有为引渡回国。梁写这样出卖朋友的文章,是想用朋友之血来染红顶子,所以极尽诬蔑之能事,虽名“事实”,却没有几句是可信的。下面略加辨析:
梁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其尊颂皇太后之词,联行累句,斑斑耀目,名为论事,意在乞恩。……盖时求富贵,则但有颂扬”。(注:梁鼎芬:《驳逆犯康有为书》。)
而事实是第一书中不但有颂扬,也有批评,而且言辞尖锐。如书中指出:中法战争之后,朝廷仍晏安无事,言路闭塞,纪纲日隳,万寿山、昆明湖土木不息,“天下将以为皇太后、皇上拂天变而不畏,蓄大乱而不知,忘祖宗艰大之托,国家神器之重矣”。又说:皇太后、皇上恭俭忧勤,临政之日,不为浅矣,“乃事无寸效,而又境土日蹙,危乱将至”,追究原因,“得毋皇太后、皇上志向未坚,无欲治之心故耶?”(注:《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56-357页。) [点击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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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呈请代奏折(上清帝第七书)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
孔氏按:康氏此折原载《杰士上书汇录》卷一,又见于《南海先生七上书 记》、<戊戌奏稿·补录》,通称《上清帝第七书》。全文如下:
具呈 工部主事康有为为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可考由弱致强之故,呈请代奏事。
窃顷强邻四逼,国势危蹙,皇上忧劳时变,亟筹自强,量势审时, 必有取法,将笃守祖宗之旧法耶?则大地忽通,数十强国环迫,皆祖宗所未遇,必不能执旧方以医变症 也。将近采汉唐宋明之法度耶?则接邻诸国,文学极盛,迥非匈奴、突厥、契丹犷野之风,又汉唐宋明所 未有也。将上法唐虞三代之治,道德纯备矣,而时势少异,或虑有一二迂阔,而远于事情者。
臣窃考之地球富乐莫如美,而民主之制,与中国不同;强盛莫如英、德,而君民共主之制,仍与中国少异。惟俄国,其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中国同。其始为瑞典削弱, 为泰西摈鄙,亦与中国同。然其以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之速者,莫如俄前主大彼得。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职前言至近之谱 迹,可临摹者也。职搜采彼得变政之事,苦中国群书皆未译出,无从考其崖略。职披考西书,得彼得本传,即为译出,旁搜记乘,稍益加详。于是彼得行事,粗见本 末矣。 [点击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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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请大誓臣工,开 制度新政局折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
江流儿按:此折本为清档所无,另录在《杰士上书汇录》中,幸亏得以保存。第五书本来应该在先整理出来,可惜电子版本 的《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中第五书扫描缺失,实在是个小小的失误。第六书全文整理如下:
具呈工部主事康有为为 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呈请代奏事。
窃自马江败后,法人据越,职于此时,隐忧时事,妄有条陈,发日本之阴谋,指朝鲜之蓄患,以为若不及时变法,数年之 后,不能立国。已而东师大辱,遂有割台补款之事,于是外邦蔑视,海内离心。职忧愤迫切,谬陈大计,请及时变法,图保疆圉。妄谓及今为之,犹可补牢,如再徘 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外患内讧,旦夕瓦解,后欲悔改,不可收拾,虽有善者,无如之何。危言狂论,冒犯刑诛,荷蒙皇上天地之量,俯采刍 荛,下疆臣施行,以图卧薪尝胆之治。职诚感激圣明,续有陈论,格未得达,旋即告归。 [点击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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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八日
具呈,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变通善后,讲求体要,乞速行乾断,以图自强,呈请代奏事:
窃职前月不揣狂愚,妄陈大计,自以僭越,干犯重诛,待罪弥月,惶恐战栗,乃蒙皇上天地包容,不责其僭妄之罪,岂非广刍荛之听,立鞀铎之鹄,以开言路而广聪明耶?职上感圣明之纳言如此,下愤国事之抢攘如彼,前书仅言通变之方,未发体要及先后缓急之宜,用敢冒犯斧钺,再竭愚诚,为我皇上陈之。
窃惟为治之道,在审理势,势本无强弱,大小对较而后分;理难定美恶,是非随时而易义。昔孔子既作《春秋》以明三统,又作《易》以言变通,黑白子丑相反而皆可行,进退消息变通而后可久,所以法后上而为圣师也。不穷经义而酌古今,考势变而通中外,是刻舟求剑之愚,非阖辟乾坤之治也。今通商既开,外国环逼,既己彼我对立,则如两军相当,不能谍其军法兵谋,无以为用兵应敌。小敌而不知情,则震而张皇;大敌而不知情,则轻而致败:必然之理也。
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曩代四夷之交侵,以强兵相陵而已,未有治法文学之事也;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从古诸夷之所无一也。尝考泰西所以致强之由,一在千年来诸国并立也,若政稍不振,则灭亡随之,故上下励精,日夜戒俱,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其君相之于一士一民,皆思用之,故护养之意多,而防制之意少;其士民之于其君其国,皆能亲之,故有情而必通,有才而必用;其国人之精神议论,咸注意于邻封,有良法新制,必思步武而争胜之,有外交内攻,必思离散而窥伺之。盖事事有相忌相畏之心,故时时有相牵相胜之意,所以讲法立政,精益求精,而后仅能相持也。
一在立科以励智学也。泰西当宋元之时,大为教王所愚,屡为回国所破,贫弱甚矣。英人倍根当明永乐时创为新义,以为聪明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华,主启新不主仍旧,主宜今不主泥古,请于国家立科鼓励。其士人著有新书,发从古未创之说者,赏以清秩高第;其工人制有新器,发从古未有之巧者,予以厚币功牌,皆许其专利,宽其岁年;其有寻得新地,为人迹所未辟,身任大工,为生民所利赖者,予以世爵。于是国人踊跃,各竭心思,争求新法,以取富贵。各国从之,数十年间,科仑布寻得美洲万里之地,辟金山以致富,每年得银巨万,而银钱流入中国矣。墨领遍绕大地,知地如球,而荷兰、葡萄牙大收南洋,据台湾而占濠镜矣。哥白尼发现地之绕日,于是利玛窦、熊三拔、艾儒略、南怀仁、汤若望挟技来游;其入贡有浑天地球之仪,量天缩地之尺,而改中国历宪矣。至近百年来新法益盛。道光初年,始创轮舟,而十二年英人犯我广州,且遍收四洲为属地,辟土四万里矣。道光末年,始有电线、铁路,美人铁路如织网丝,五里十里,纵横午贯,而富甲大地。俄人筑之,辟地万里。近者英之得印度、缅甸,俄之得西伯利至珲春,法之得越,皆筑铁路以逼我三陲矣。合十余国人士所观摩,君相所激励,师友所讲求,事无大小,皆求新便。近以船械横行四海,故以薄技粗器之微,而为天下政教之大,人皆惊洋人气象之强,制造之奇,而推所自来,皆由立爵赏以劝智学为之。 [点击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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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流儿按:最近忙于思考,也有些懈怠,考完后赶紧把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整理出来了。整理时,捎带了读完全篇,觉得康氏能在那个时候远观如 此,真是见识不凡!庶几后辈可以研习之!
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
具呈进士康有为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 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呈请代奏事:
窃近者朝鲜之衅,日人内犯,致割地补饷,此圣清二百余年未有之 大辱,天下臣民所发愤痛心者也。然辱国之事小,外国皆启覬覦,则瓜分之患大;割地之事小,边民皆不 自保,则瓦解之患大。社稷之危未有若今日者。然殷优所以启圣,外患乃以兴邦,为安为危,仍视皇上之措置而已。皇上受祖宗付托之重,孝治天下,所以俯从和议 者,岂不欲隐忍一时之耻辱,更图异日之自强哉?天下臣民,皆知皇上之苦衷,亦知皇上之必变计也。
窃谓经此创深痛巨之祸,必当为卧薪尝胆之谋,朝野上下,震动愤 发。齐桓不忘在莒,勾践不忘会稽,庶励人心以祈天命。今议成将弥月矣,进士从礼官来,窃见上下熙熙,苟幸无事,具文粉饰,复庆太平。又闻贵近之论,以为和 议成后,可十数年无患,持禄保位,从容如故。窃意诸臣必未有以忧危大议,自强大计,日启圣心者。不然,何弥月以来,未闻有非常之诏耸动天下?此进士所闻而忧俱,夙夜罔措者也。
囊者开诸口,破都畿,失琉球,争越南,累经败衄矣。诸臣苟安目 前,不预筹变计,遂至有今日之事。然向者之败,不过偿金币,失属国而已,虽复苟安,可延旦夕,今则割及内地,渐翦腹心,其势疾蹙。夫治天下者势也,可静而 不可动,如箭之在栝,马之在埒,当其无事,相视莫敢发难;当其更变,朽株尽可为患。昔者壬午以前, 吾属国无恙也,自日本灭琉球,吾不敢问,于是法取越南,英灭缅甸,朝鲜通商,而暹罗半剪,不过三四年间,而吾属国尽矣。甲午以前,吾内地无恙也,今台湾一 割,三垂皆界强邻,狡焉思启,岂能以礼让为国哉?况数十国之逐逐于后乎?譬大病后,元气既弱,外邪易侵,变症百作,岂与同治时,吾国势犹盛,外夷窥伺情形未洽比哉?且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江,祸在旦夕,而欲苟借和款求安目前,靡知所届矣。 [点击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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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
江流儿按:《上清帝第二书》的整理耗费了三天的时间,一是文字较一书为多,二是长时间面对电脑眼睛受不了。不过将其整理出来,放到网上,也算了了一个心事儿,为大家以后检索提供方便,毕竟用到的时候去图书馆借还是不如网上浏览方便;自己没有检索到,就下份力整出来了!
上清帝第二书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
具呈举人康祖诒等,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呈请代奏事。
窃闻与日本议和,有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补兵饷二万万两,及通商苏杭,听机器、洋货流行内地,免其厘税等款,此外尚有缴械、献俘、迁民之说。阅《上海新报》,天下震动。闻举国廷诤,都人惶骇。又闻台湾臣民不敢奉诏,思戴本朝。人心之固,斯诚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复,数百年而得此。然伏下风数日,换约期迫矣,犹未闻明诏赫然,峻拒日夷之求,严正议臣之罪。甘忍大辱,委弃其民,以列圣艰难缔抅而得之,一旦从容误听而弃之,如列祖列宗何?如天下臣民何?然推皇上孝治天下之心,岂忍上负宗庙,下弃其民哉!良由误于议臣之言,以谓京师为重,边省为轻,割地则都畿能保,不割则都畿震动,故苟从权宜,忍于割弃也。又以群议纷纭,虽力摈和议,而保全大局,终无把握,不若隐忍求和,犹苟延旦夕也。又以为和议成后,可十数年无事,如庚申以后也。左右贵近,论率如此。故盈廷之言,虽切而不人;议臣之说,虽辱而易行,所以甘于割地、弃民而不顾也。 [点击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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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在1888年的《上清帝第一书》,是中法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伸入中国西南边陲、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趁入京 应试的机会,向光绪皇帝上的第一书,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份重要文献。
最近,翁同龢后人将珍藏多年的翁同龢手抄《第一次上书》影印出版(注:见翁万戈辑:《翁同龢文献丛编》之一《新政·变 法》,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1998年8月初版。), 孔祥吉同志也有专文论述(注:见孔祥吉:《翁同龢与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载《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巴蜀书社1998年7月出 版。)。蒙翁氏后人翁万戈先生惠赠, 我据以校雠《南海先生遗稿》中的康有为手稿以及已刊各本,感到翁氏摘抄的印发,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研究戊戌维新和翁同龢的重要资料,但康有为《上清帝第一 书》手稿,还是可以信赖的。
一
较早刊行《上清帝第一书》的是《救时刍言》,此书序文撰于“光绪二十年甲午冬十月”,署“桂林冷风热血斋谨序”,谓: “自顷余过友人家,得有南海康孝廉祖诒奏议书策诸稿,观其所作,已在前数年时矣。”查康有为于1894年入京会试,7月(六月)返粤,8月(七月),余晋 珊劾以“非圣无法,惑世诬民,请禁《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康有为乃于11月(十月)游广西,住风洞,“寓桂林凡四十日”,此书即刊于是年。接 着,1896年上海时务报馆代印《南海先生四上书记》,录有《上清帝第一书》。此外,《皇朝经世文编》、《康有为书牍》等也都登载。后来,上海有正书局发 行《康南海遗稿》,内有《上清帝第一书》手迹和批件(以下简称“康本”)。我在编录《康有为政论集》时,曾据《南海先生遗稿》中的《上清帝第一书》手迹, 参校《上清帝第四书》各本,由中华书局出版。 [点击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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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四年十月
江流儿按:今日心血来潮,翻检网上资料,希望能看下康有为的几次上书,于是就百度了一下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一书》,可惜的是找遍了也没找到。正好得到孔祥吉教授编著的《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于是稍作整理,发在博客上,也算是方便网络资料的普及的,这个工作我不做,总需要人去做的。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
光绪十四年十月
奏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恭折仰祈圣鉴事。
臣闻言事有越职之禁者,所以定名分也;辟门有传言之典者,所以采刍荛也。定分以靖臣下之心,采言以通天下之气。臣猥荷天慈,蒙被荫典,入监读书,虽复疏贱,然自祖父世受国恩,区区之私,常怀报称。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剪,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教民、会党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臣到京师来,见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纪纲散乱,人情偷惰,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晏安欢娱,若贺太平。顷河决久不塞,兖豫之民,荡析愁苦,沿江淮间,地多苦旱,广东大水,京师大风,拔木百余,甚至地震山倾,皆未有之大灾也。
而尤可骇痛者,奉天大水,山涌川溢,淹州县十余;甚至冲及永陵山谷,哆圮坍坼,凡十八山,形势全改,今上海新报馆绘图募赈,遍传各省。伏念永陵为我朝发祥之地,岸谷告变,震动非常,以为皇太后、皇上闻此奇变,必悚惶震悼,戒励群臣,痛哭戒誓,乃伏处下风,未闻有恐惧责躬,求言恤民之特诏;亲臣重臣,卿贰台谏,受国厚恩,亦未闻有直言极谏痛哭入告之封章。内而侍臣,外而藩僚,不闻一言,下而部寺司员,亦不闻一言。上下内外,咸知天时人事,危乱将至,而畏惮忌讳,箝口结舌,坐视莫敢发,臣所为忧愤迫切,瞻望宫阙而惓惓痛哭也。 [点击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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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dmin on 一月 24,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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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兆江
有关康有为和戊戌变法的中外著述,一般认为康在戊戌新政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康的奏议成为变法上谕的张本,康本人更左右朝政达百日之久。论者甚至如康的门生徐勤在《戊戌奏稿》序言中所说一样,将康比于宋王安石,将光绪皇帝比于宋神宗,戊戌变法比于熙宁新政。这个比拟无疑进一步加强了以康为中心的历史解析。
事实上,就二人立朝的地位而言,康根本不能和王安石相比。王安石应神宗之命,入朝拜相,主宰变法大局。康在戊戌百日期间,最先派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职位之微,权责之薄,就是当时梁启超也讥为”可笑之至”①,后来,光绪据孙家鼐的议复,决定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但仍然没有大用康。至于康在新政产生过程中的作用,因尚有重要问题有待解决,似不宜将史料凑合成说臆测,遽下定论。本文拟就康在戊戌百日期间和政变发生后出亡的活动,重新评估康作为变法核心人物的历史形象。 [点击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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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dmin on 一月 2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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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似乎是个伟大的日子。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1年1月20日(清咸丰十年十二月十日)。
1934年1月20日伪满洲国宣布实行帝制,清朝废帝溥仪又当上了康德皇帝。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先生挂掉。 [点击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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