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末新政的重要文献，张之洞与刘坤一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受到所有的新政研究者的重视；但是，以往学术界的研究，无论是专论还是在清末新政研究或张之洞传记中，大都只注重对此文本内容的阐述，[1] 而对文本产生的背景与经过以及其思想来源与影响关注得不够。本文拟着重对后者作进一步的考察。
一、窥测内意和会商各省督抚联衔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1.29.），在“庚子事变”中流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新政改革上谕：“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2] 这道上谕的发布，标志着清末新政的开始。
对于清廷的新政变法，张之洞的反应非常积极；事实上，他始终在密切地关注着整个政局的变化，尤其是朝中的政治动向。在接到新政上谕之前，张之洞已从端方和袁世凯的来电得知，“不日将有上谕，举行新政”。[3] 因此，他对这道上谕的颁布早有心理准备，这使他能够很快地作出积极的回应。接到上谕之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希望弄清其来路，“何人陈请？何人赞成？”随即他便从多种渠道获悉此谕出自“圣意”，由军机大臣荣禄和户部尚书鹿传霖“赞成”，甚至了解到是由荣禄的幕僚也即他自己的门生樊增祥起草。[4] 本来，这些信息已足以使他确认朝廷是真的要变法了；但是，安徽巡抚王之春的来电却使他大吃一惊。王电说：“顷行在军机章京密报：‘…… 奏复变法，毋偏重西’云，想见两宫宗旨，奈何？然就复我古法立论，或不干怒”。这使他颇感疑惑不解：“变法不重西，所变何事？”[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朝廷既已宣布变法，而又有“毋偏重西”的传闻，使变法一开始就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为了探明朝廷变法的真实意图，解开心中的谜团，张之洞特地致电鹿传霖询问：
闻有小枢致他省督抚电云：“初十谕旨，令条议变法整顿一件，切嘱各省复奏万勿多言西法”云云，殊堪骇异。窃思采用西法，见诸上谕明文。鄙意此后一线生机，或思自强，或图相安，非多改旧章、多仿西法不可。若不言西法，仍是旧日整顿故套空文，有何益处？不惟贫弱，各国看我中国，乃别是一种顽固自大之人，将不以平等与国待我，日日受制受辱，不成为国矣。究竟此事慈意若何？略园（荣禄）能透澈否？各省能否切实覆奏？哪几种事可望更张？鄙意第一条欲力扫六部吏例痼习痼弊，枢廷诸公肯否？[6]
鹿传霖回电如下：
小枢何人？妄骋臆谈。变法一诏，菘（鹿传霖）与略（荣禄）建议，上亦谓然。至应如何变通，总期实事求是，决无成见。来教谓第一力扫六部吏例，深合鄙衷。及今曹署焚荡之余，尤为机可乘而制易改。然腐儒固执，宵小不利，阻挠必多。将来想有助略相极力主持，惟当切实行之，逐渐变之，总期除弊兴利，似不必拘定西学名目，授人攻击之柄。此大举动大转关，尤要一篇大文字，方能开锢蔽而利施行，非公孰能为之？极盼尽言。[7]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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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三立是陈寅恪先生他爹， 陈宝箴（浙江、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侍郎、湖南巡抚）的儿子。
我特别讨厌诗词一类的东西。任公说过小说和诗词是文化中的糟粕。曾国藩中年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后来转型搞诗文，认为文以载道。
陈寅恪可以从诗文来考证历史。 唐诗来研究唐朝历史。 我读了两三遍依然没读懂的《柳如是别传》也是拿诗文来考证历史。 诗文典故 ，今喻，古喻， 这门学问太深，只有天才能懂。 只有非常懂才能从中获得巨大的价值。 像我这样业余爱好，不打算研究那么深。
打算去日本，日本核电站又严重了，不敢去了。
父母闲着没事打算离婚，我说你怎么现在才离。 看我不开心找件事让我惊喜下吗？ 我累了懒的折腾了，你们也别折腾了。
不知什么时候，从很希望父母离婚，变的还是好好过日子吧。
是鸿雪影响了我，还是身心疲惫。老了。
扯了太多都跑题了。
梁鼎芬 这个王八蛋，也是科举出身。 竟然敢去告李鸿章大爷，贪污腐败。 脑袋被门挤了吧。
被李忠堂给双规了。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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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学海无涯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在义和团席卷直隶地区、朝廷发上谕令全国与列强开战的情况下，东南地方实力派经盛宣怀等人倡议，与列强达成局部和平约款， 是为“东南互保”。无论从国际法的角度还是从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出发来看，东南互保都是一个极其诡异的事件。之所以称为“约款”而不称“协定”“条约”，是 因为东南督抚提出的条件，列强并无作出正式书面确认，而且东南各省事实上并非一个主权国家或临时政府，缺乏签订协定、条约的主体资格，参与各方都本着“事 急从权”的原则，以具体行为对约款各条作事实上的承认，并对个别条款作事实上的调整。从中国大一统国家的既成观念而言，中央政府命令各地对外作战，而这十 几个行省却与敌方和平相处，贸易如常，洋债照还，在事实上构成了“抗旨”、“通敌”的大罪，而事后清廷不但未加责备，反而褒奖有加，其曲折隐秘之处，尚有 加以探讨的必要。
至今为止有关的史学著述皆公认，盛宣怀及其朋僚为此事首先谋划者，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主事人，李鸿章、袁世凯从旁协助。但一直以来我所怀疑 者，在于上述人物要么是封疆大吏，要么是奉命总办电报而居于上海（盛宣怀），若无居于中枢的慈禧太后亲信人物暗中为之助力，恐怕难逃“抗旨”之罪。而据现 有史料显示，在中枢为之里应外合者，不外军机大臣荣禄、庆亲王奕劻、大学士王文韶三人，而以荣禄起的作用最为重要。
台湾李国祁先生在《张之洞的外交政策》一书中，将刘、张等人小心翼翼从朝廷谕旨中寻找依据的过程描述得颇为惊心动魄。明清以来中央集权达到巅峰状态，总 督、巡抚是挂兵部尚书或侍郎、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衔的中央派驻地方长官，并非区域自治性质的王公、土司，即使是咸同之后督抚权力有所扩大，行事也不能与谕 旨在字面上产生直接冲突。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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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一生活在大牛的阴影之中。 咸丰五年秀才从军，那时候曾国藩是大帅。 十年升迁知县，知州，知府，按察使，布政使，江西巡抚。 同治五年。
「為政之道，要在正本清源。欲挽末流，徒廢心力。國朝良法美意，均有成規，因其舊而新之，循其名而實之，正不必求之高遠，侈言更張。大亂既平，人心將靜，有志上理者，其在斯時乎！」
同治五年，1965年。曾国藩人家是太子少保，大学士，两家总督，一等侯爵。
左宗棠闽浙总督 ，陕甘总督，一等伯爵。
李鸿章更是传奇了。 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直隶总督。
又过十年。 1875年。光绪二年。
刘坤一才混到两江总督。后迁两广，被撤职。 在家蹲了十年再次启用。 还是两江总督。直到光绪二十八年去世。 基本还是老位子。
刘坤一的后三十多年都是原地踏步。 李鸿章三十年前做的直隶总督，刘坤一一辈子都没做到。 这只能说是能力问题了。
这里以前有篇文章讲李鸿章如何欺负刘坤一的。 跟李鸿章活在一个年代挺幸运。又是很不幸的。被他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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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宁人，咸丰五年 1855年以秀才投入湘 刘坤一
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经十年征战成为湘军悍将，从异途进
身，并终身居于督抚之位。这是一个目前学术界有所知但却基本
不知的人物。
说有所知，乃在于对刘坤一这样一个晚清久任地方督抚，几
乎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相终始，且最终被融入这一进程并在其中留
下自己特定印记的人物，人们无论是研究晚清的政治演变还是中
国早期的现代化进程，都不断提及他，尤其是他在“百日维新”
之际因不执行变法御令而被光绪皇帝斥责，他与晚清另一权要人
物张之洞为主所搞的“东南互保”、“江楚三奏”等最为人们所熟
知。而学术界特别是国外学术界往往基于他在“百日维新”时的
抗命和筹施“东南互保”等而将他视为晚清对抗中央的地方主义
的代表人物。不过，对他的认识与了解也就仅此而已。
说基本不知，首先，在于人们至今对这一晚清重臣的政治生
涯和活动缺乏基本和必要的了解。其基本政治生涯和活动是：他
以秀才投身湘军经十年征战从异途跻身高位后，先后任江西巡
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十六年余；在被劾罢官家居十年后再任
两江总督，并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出任钦差大臣；而当甲午战争的
硝烟刚刚散去，回任两江总督的他便提出了洋务新方案，竭力施
行洋务复兴；尔后更引人注目地不执行“百日维新”之令，抗旨
维护江南“维新”成果，干预清室帝位更动；随之又筹施“东南
互保”，压迫清廷惩凶“议和”，谋划“江楚三奏”，直至坚阻俄
约签订等后，于
其次，还在于目前对刘坤一缺乏有系统和深度的研究。这不
仅表现在对其甲午之前的整个活动乃至于甲午之后的诸多活动几
无探讨，还在于已有的对他甲午之后活动的讨论大多只在表层，
因而构成了不少矛盾，如为何他在抗“维新”之命后又会有抗旨
维护“维新”成果的行动；为何他在有上述如此之多的似乎是对
抗清中央的活动，似乎是对抗清中央的代表人物，而在他死后反
会被清王朝谥为“忠诚”；他是晚期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但为何
又提出一个实际上有民主政治倾向的“江楚三奏”，等等。
的江
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刘坤一，不仅能从历史人物研究的角度对
之有必要的了解，弄清上述诸多矛盾，更在探索中国早期现代化
何以迟缓上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虽然他一生为封疆大吏数十年，
最终也可谓崛起于晚清政坛而被人们视为重臣，但实际上他的政
治地位和威望不能与曾、左、李等相比；尤其是以现代化的标准
衡量，他从地主阶级的经世致用者艰难地转化为洋务派即被融进
早期现代化大潮的过程中，他的为官之地有那时落后闭塞
西，也有对外开放最早的广东，更有江南这一早期现代化的前沿
地区，但他的开拓性和所成业绩均不能与李、张等比肩而立。这
就是说，他是一个极为典型的较平淡的地方督抚，研究他，无疑
将进入上述所论的以比较平淡的地方督为视角探讨中国早期现代
化何以迟缓意义的各个方面。此外，由于他在数十年间不仅为官
于早期现代化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而且还经历了从作为中国早
期现代化兴起契机的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到作为变革高峰与
尾声的清末“新政”谋划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几乎全过程，因
此，考察他，对认识中国早期现代化在不同地区的状况，以及中
国早期现代化的整个进程都将大有裨益。
当然必须指出，从方法论上说，研究刘坤一并不可能提供其
所属的中国早期现代化中较平淡的地方督抚这一群体的一般性的
结论。然而，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在于，要获得对这一较平淡的
地方督抚群体总体性认识，必须首先仔细地揭示这一群体中类似
刘坤一这样的丰富生动的“具体”，在深入了解这一“具体”的
同时，概括出某些对进一步探索这一较平淡地方督抚群体，乃至
于对探索中国早期现代化何以迟缓有益的研究变项和关系模式，
最终在全面把握若干相类“具体”的基础上得出对这一群体的一
般性结论，加深对中国早期现代化为什么被延误的认识。
中国早期现代化中较平淡的地方督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进
程，是迄今人们尚未系统研究但却十分重要的领域，而且，要研
究平淡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更有相当的难度。应该说，笔者尚
不完全具备研究这一课题所要求的理论水平与素养，尤其是那种
于细微平淡之处驰骋宏观思维的功夫。而笔者之所以率先踏入这
一领域，是意在抛砖引玉，通过刘坤一个案研究，引起学术界对
这一课题的重视，从而促进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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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也算牛人，不过跟李中堂比起来，还是要差一点的。 有老佛爷这样英明的操盘手在，问题不大。
文中的江督为两江总督，直督为直隶总督，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简写 。
易惠莉
“钳制”乃中国传统治术基本原则之一，传统政治也不乏构建在维护皇权基础上的保证钳制治术有效实施的制度设计。清代异族统治的政治现实决定满清统治集团在致力于钳制治术应用的同时，亦将帝王专制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即清代政制设置废止了明代所实行的宰相、首辅职位，将清廷政治运作的效能更致命地维系于帝王一身。清前中期，尤其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以其操控政权的能力及过人的精力维持了该体制基本正常运作，钳制治术的滥用亦在可控制的范围内。然在嘉庆朝清代政治进入衰败期的同时，强而有力的帝王亦就此告别了清代政坛。至咸同之间，在士绅抗击太平军自救运动中崛起了以湘、淮二系为主体的南方政治势力，并由此形成同光二朝有湘、淮二系垄断督抚等地方高层职位的全新政治格局。在不能不认可南方政治势力存在现实的同时，如何有效遏制其权势扩张，成为清廷权力运作的新课题。钳制治术在此背景下拓展了全新的应用领域，以分治湘、淮二系达成分化、钳制南方政治势力的目的。[1]除此而外，借助清流言论力量威慑、制约地方势力的传统钳制治术亦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但在对清政权命运如此有挑战性的时期，清廷却遭遇长期太后“垂帘听政”的非常政治状态。处在最高权力地位的慈禧既缺乏政务能力，更缺乏勤政的热情，然却有极强的权力欲，并精道于玩弄权术。因此晚清政制的瓦解是在政权运作效率极其低下，而钳制治术遭遇空前滥用的过程中实现的。衔制治术成为加速政治生态恶化的催化剂，其中最不可为人道者乃当位的士大夫集体性的道德沦丧，成为晚清政治衰败，并终至崩溃进程中主要的推波助澜者。[2]
同光两朝清廷在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人选安排问题上贯彻了相当彻底的分治湘淮的原则，且赋予江督和直督在国务问题上具备同等重要地位的发言权，即分别兼任南、北洋大臣。由此构成清廷贯彻钳制治术的重要一环。光绪五年末湘系刘坤一授命出任江督，其与直督李鸿章的冲突即酝酿发展，并一直延续近两年后刘坤一的罢黜离任。刘、李二氏冲突的全过程呈现了晚清政治钳制治术的恶意动机和官员对政制弊端的恶意利用，足可成为评价晚清政治生态恶化状况的典型案例。本文以《李文忠公全书》、《刘忠诚公遗集》中的函、奏稿，以及《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翁同禾日记》、《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李鸿章致张佩纶书札》等私人档案资料为依据，对刘坤一、李鸿章二氏冲突起因、激化过程乃至结局给出一个尽可能接近史实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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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
这一年是十分牛b的一年。
前一年戊戌变法，后一年八国联军。
老佛爷要废了光绪丫的，怕洋人不愿意。最后，立了个大阿哥收场。
事件主要人物光绪、老佛爷、荣禄、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等。
光绪皇帝接任皇帝之位，事实上是因为表兄&堂兄同治皇帝过于的短命，在同治皇帝去世的时候，由于他没有留下子嗣，这给皇位继承问题带来极大的困扰。
按常例，同治是“载”字辈，应当从下一辈也就是“溥”字辈中挑选继承人为同治立嗣（同治名载淳，光绪名载湉，宣统名溥仪）。当时在“溥”字辈中，道光长子奕纬之孙溥伦最大，按理应当立他。但这个提议遭到很多皇族近支的反对，他们认为溥伦之父载治不是奕纬的亲生子，而是由旁支过继的，在血缘上差了很多。慈禧太后当时也反对由溥伦继位，因为一旦立了“溥”字辈，她就变成了太皇太后，按祖制就不得垂帘听政而必须退出政治舞台，这是她所不愿意看到的。
在慈禧太后的坚持下，醇亲王奕澴的长子载湉被立为皇帝，也就是后来的光绪。慈禧太后之所以要立光绪，主要原因是光绪的父亲是咸丰的亲弟弟、母亲又是自己的亲妹妹，而且皇帝年幼，便于操纵。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光绪承继的是咸丰皇帝的帝位，慈禧太后由此便可以继续以皇太后的名义垂帘听政。
但是，这样的解决办法打破了祖制并引发了“礼仪” 之争的问题。同治和光绪都是“载”字辈，同治死后无嗣，而光绪承继的是咸丰之位，那同治的位置就不好办了，因为等于到了他那里便“断了后”，而同治的皇后（状元崇绮之女）更是麻烦，她这个皇后按理本应该升为皇太后的，但如此一来没了名分，在宫中不明不白的，最后被迫在同治死后的次年吞金自殉。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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