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也是研究经济史的重要部分。 前几天也有篇关于新疆茶务的文章。

关于茶叶也跟外交有关。  跟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关，也有李鸿章的外交政策有关。  跟曾纪泽《伊犁条约》谈判也有关。

记得那谁说过一句话，拿到任何一个史料，都要能跟自己研究的问题联系到一起。

因为曾纪泽签订条约前的前提是重界轻商。 要地不要钱，不要利益。因为经济被控制，土地早晚也被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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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初年，俄商偷运砖茶非法倾销蒙古地区。这种砖茶是以红茶末为原料，用先进的机器设备压制的。比中国山西商人运往蒙古地区销售的、用绿茶和茶梗制作的质量要好。由于俄商是偷运，逃避了纳税，降低了成本，挤占了华商在蒙古地区的市场份额，所以形成了市场垄断。这种行为直接违反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相应条款，损害了中国的利权，造成了华商的歇业，并使一大批民众生活陷于困境。清中央政府在处理俄商偷运砖茶问题时，不能吸纳天津海关地方官员的正确意见，措置失当，致使蒙古地区商业利权损失殆尽，历史教训深刻。
一、清政府以条约限制俄商在蒙古地区贸易
中俄商务惟恰克图互市最早，伊、塔两城则定自咸丰纪元，余以陆路最称烦琐。陆路者指恰克图至天津一路而言。同治元年(1862)中俄双方签署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共计二十一款。清政府限制俄商到蒙古地区贸易的政策系统体现在该章程中。整个章程还暗含着清政府寓“收”于“放”之中的对俄外交原则。因此，该章程第十款规定：“俄商在它口贩买土货运津回国，除在它口按照各国总例缴纳税饷外，其赴天津应纳一复进口税，即正税之半……方准起运恰克图不再重征，并饬令遵照第三款之路而行，沿途不准售卖……”总理衙门的成立，将对俄关系的处理提升至国与国的高度，这是从中国方面来说的。因为过去两国之间的文书往来，虽然也以国君相称，但中国方面是以理藩院来处理对俄关系的。从清政府方面来看，把对俄交涉当作了处理与藩属的关系。同治元年总理衙门签署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是该衙门刚成立就签署的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因此，要用一种非常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文件。在清政府看来，对俄陆路贸易系专指天津至恰克图一线。因此，对天津、通州、张家口三处俄商经过的重要地点征税非常重视，特别是俄商购中国土货进天津转恰克图回国，要在天津缴复进口半税，表现了其对俄政策中“收”的重要一面。由此连带规定了中俄陆路通商贸易的行走路线，严格限制俄商在该行走路线两侧地区沿途售卖中国土货，特别限制在蒙古地区售卖。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华商的利益，而且关系到满蒙关系和蒙古地区的安定问题。应俄方的要求，该章程允许俄商进境后，可以到蒙古地区去出售俄国商品，但必须是小本生意。简言之，中国方面的立场是明确的，即俄商从中国购买的土货，如茶叶，不准转售于蒙古地区，须经恰克图直接运回俄罗斯。章程规定，当俄商购买的中国土货启运时，需向天津海关领取执照，按税则完纳税款，将货物粘贴印封，以便经过各关查验。天津海关道所发执照已经填明该商纳税情况、货物驼只数目、或车载，或马驮，以免假冒。俄商从天津运土货回国，须经过通州、东坝、张家口、库伦、恰克图一线出境，回俄罗斯，不准由别处绕越[1]（《总署为俄商携货由津至恰克图行走路线及有关规定致俄使照会》，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三日）。俄商回国经过买卖城时，应将天津海关道所发执照呈验，无误方被放行。然后由清政府驻买卖城官员将回收的执照汇总，交总税务司。天津海关道所发执照相应的票根，同样上交总税务司，由总税务司比对查验，以便了解俄商所贩土货是否全部运回了俄罗斯。俄方根据自己的利益，签署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也为进一步修改章程打下了伏笔。
同治四年(1865)十二月，俄驻华公使提出议改陆路通商章程各节。其要点为：免征天津复进口半税；在蒙古地区贸易取消“小本营生”的限制；辟张家口为自由贸易口岸；其意全在蒙古市场。对此，总理衙门的答复是：“查小本营生一节，旧章专指在蒙古地方贸易，并非准到张家口售销，原因体恤小本俄商，俾其就近贸易，得获利益。今既欲作大宗，又欲将蒙古地方未经售销货物，赴张家口贸易，则非边界小本营生可比，其行走道路及纳税章程，均应逐层定议，未便先将此层删去，致令窒碍愈多。至天津复进口半税一层，本王大臣前已言明相让，以恤商情。虽于税课有亏，亦不肯再有他议。可照贵大臣所拟，先免此复进口税，其余仍暂照旧章办理。至彼此所商，如删去小本营生及张家口不拘成数，并恰克图纳税领照等情，统行展缓二年，于限内会同详细妥商，庶时日从容，章程可期妥善。”[1]（《总署为俄使议改张家口销售及删去小本营生事致俄使照会》，同治五年正月十一日）同治五年(1866)三月初一日，清政府单方面实行免征俄商天津复进口税，拒绝了俄使的其他要求。清政府的意图很明显，即尽量缩小俄国在蒙古经贸活动的范围，限制其在蒙古地区的影响力。其实，复进口税的减免，反而增强了俄商对蒙古地区的渗透力。

中国单方面免征俄商天津复进口税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相当不满，称之为“实属无厌之请，各国必一律援照，则天下各口复进口半税化为乌有，关系非轻”[1]（《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请坚持俄商回国者免征复进口税商不回国者照征事致总署函》，同治五年三月初五日）。在与总理衙门函商后，崇厚随即照会俄驻津领事重申：“查总理衙门与贵国钦差所议免缴之半税，系专指由他口运津、由津回国之货而言。若非回国之货，或在津售卖，或在别口售卖，均应照旧例办理，不能免税。”[1]（《三口通商大臣给俄国玛领事照会、给天津贝税司札文》，同治五年三月初五日）不难发现，崇厚的表述使中国方面的立场有了微妙的变化，即俄商从中国境内贩土货至津，由津启运经恰克图回俄国，免缴天津复进口税，条件是不准沿途销售。若在沿途销售，则照征天津复进口税。以崇厚为代表的天津海关官员的立场是俄商到蒙古地区销售中国土货，销售即征税。崇厚的主张在津海关一直有重要影响。他的主张表面上是针对纳税问题的，实际上涉及到开放蒙古市场和恢复华商活力的问题，但总理衙门并没有对这个敏感的问题正式表态。同治八年(1869)三月，中俄双方又议改陆路通商章程，章程满足了俄方所有的要求。其中包括，删去了“小本营生”四字，将第二款改为：“俄商准许前往中国所属设官之蒙古各处及该官所属之各盟贸易亦不纳税。”第四款改为，允许俄商由恰克图运俄国货物路经张家口时，听任酌留若干在张家口销售。第十款删去了原款内所有“其赴天津应纳一复进口税即正税之半”之字样，但重申：“该领事官发给（俄商）两国文字执照。天津关盖印，注明商人姓名、货色、包件若干，方准启运赴恰克图不再重征，并饬令遵照第三款之路而行，沿途不得销卖。如违即按第七款办理。所有经过通州、东坝、张家口查验之例，按照第三款章程办理。其照自起程日为始，限六个月到恰克图缴销，如遇耽延应于限期前报明领事及地方官等……”此时，清政府再次强调，坚持俄商运中国土货离津，决不允许沿途销售，也不存在沿途销售加征税款的问题。天津地方官员的灵活主张已经被否定。事实上，没过多久俄商便违背了双方政府间的正式协定，非法向蒙古地区偷贩砖茶。
二、总理衙门对俄商违法行为的核查
同光嬗递之际，俄商大规模向蒙古偷运砖茶，以扩大在蒙古地区的贸易规模，从而引起英国的强烈不满。光绪初年，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先于各关新闻纸内痛诋俄商近年藉运茶赴恰为名，多在蒙古私售渔利。于是，各国洋商啧有烦言。遂传播于俄使凯阳德之耳。凯使面斥赫德不应准德璀琳造言诋诬。德税司确知此弊非同影响，力请赫德赴钧署清查历年未销执照”[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六月十四日）。这样，俄商偷运的事实开始败露。在俄使凯阳德的授意下，某俄商在报纸上撰文对德璀琳进行批驳，试图掩盖。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五日，总税务司赫德函禀总理衙门称：“现在俄国商人由汉口、福州两处运砖茶至天津，按陆路章程由天津运赴恰克图应于启程时，由天津立保单前往。而其砖茶是否按单全数到彼之处，总税务司则无由核对察知。”[1]（《总署收总税务司赫德信一封》，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五日）因此，赫德请求总理衙门：“查此项保单向系恰克图之买卖城中国官员缴呈于贵衙门存核。兹特祈贵衙门将此项保单内，自光绪元年起并二年、三年、四年、五年所存缴回之保单，按年逐为察明示悉以便查照一切。”[1]（《总署收总税务司赫德信一封》，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这封信说明，总税务司已认定俄商有违反陆路通商章程的行为。随后，总理衙门便将有关档案调送总税务司。光绪七年三月初九日，总税务司赫德将查核结果报告了总理衙门：“查光绪元、二、三年津海关所发之三联执照自津字九千二百一号起至津字一万二千八百三十八号止，除照章缴销外，尚有二百五十余件犹未缴销；其光绪四、五两年自津字一万二千八百三十九号起至津字一万六千九百十一号止，除照章缴销外，尚有一千一百余件之多犹未缴销。”“应请贵衙门咨北洋大臣转饬详核设法批复一切。”[1]（《总署收总税务司赫德信一件》，光绪七年三月初九日）根据赫德的以上统计，在光绪朝初期五年内，俄商违章未缴销的执照计有一千三百五十余件之多。平均每年有二、三百份执照不缴。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因为“每张（执照）所运茶箱自数十箱至数百箱不等，是其茶之销售蒙古者为数甚钜”[1]（《总署收津关道周馥抄送郑星使信一件》，光绪七年七月初十日）。如果我们把每张执照所运茶箱的数字取其中，以这个平均字数来推算，那么每年都有约数万箱砖茶偷运进蒙古市场，而且愈来愈多。称之为数甚钜，似不为过。这种现象是对《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严重违反，证明德璀琳所讲全是事实。俄商正在偷运砖茶非法占领蒙古市场。

总理衙门将赫德的报告批转给北洋大臣李鸿章，要求转饬津海关道设法防范。事情从一开始，总理衙门便把它看作是地方性问题。李鸿章接到批文后，也认为“近年未销执照为数过多，其中显有情弊。”[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指示津海关道郑藻如，协同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认真核查。核查后，确认偷运事实成立，该二人提出防弊之法。大要有二：其一曰示以限制俾免任意宕延。“拟请订明中途遇故耽延只准展限三个月，再迟议罚。庶执照不至等于具文，并请酌派津关洋人二员专驻恰克图严查过恰砖茶与执照、件数、斤重相符即予放行。将执照收回交恰克图部员汇缴总理衙门比对核销。倘货照不符及有拆动形迹抽换情弊，立行指出照章办理。每月发过照根由津海关道抄录执照号暨茶叶箱数、斤重送交驻恰洋员备查。有逾限者即由该洋员开单知照津海关道以便会同领事议罚。”[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其二曰补订税章。“查俄商运货赴恰沿途不得销卖不独砖茶为然，而砖茶为大宗弊窦亦最甚，缘砖茶之销行于蒙古较别货尤旺也。兹拟明定税章除砖茶经津回国迳运恰克图者仍照向章办理外，如欲运赴蒙古发售，准该商先在津关报明，每砖茶一百斤除汉口完过正税六钱、另在津关交子税银三钱、运蒙税银七钱，于执照内注明运蒙字样及收税实数，沿途厘税概不重征。其照根亦按月呈送总理衙门收存，并请酌派津关洋人一员专驻张家口，严查运蒙砖茶与执照，件数、斤重相符即予放行。”[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天津海关道与津关税务司所提建议就是要开放蒙古市场，不仅对砖茶，也对所有商品。这与同治五年崇厚的主张实质是完全一致的。为此，他们还有更细致的、更周密的建议：“将执照收回交张家口监督汇缴总理衙门比对核销，仍一面由关道照抄执照号数、茶叶箱数、斤重知照驻口洋员办理。如茶照填明运恰私赴蒙古销售，无论在张、在恰查出，立将全货入官。庶私贩之弊清，而年中运蒙茶税可冀多收数万金，于饷需不无少裨。其缴照定限及路上耽延展限，亦照运恰一律办理俾示限制。”无论赴恰、赴蒙者有执照逾期不交的，则将其续请货照扣留不发[10]。津海关道与津海关税务司想用定税章以杜砖茶私售蒙古，同时又增加了财政收入。解决蒙古市场问题，连带涉及厚恤华商的问题。由于清政府允准俄商到天津，以至于到福州、汉口等地直接采办茶叶；也由于在税则方面，俄使一争而再争，致使俄商在市场上的优势大增，华商的经营市场不断缩小。“中国茶叶向系华商运赴口外销售。自俄商运茶沿途厘税免征而华商税厘如故，于是，俄商日盛，华商日穷，歇业之家十居六、七。其实沿途税厘收发有限，而内地生计几为外人全夺矣！”[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天津海关道的报告，反映了中国茶叶商人及相关阶层民众生活陷入困难的真实境况。中国政府的一部分官员想借助于税收，来剥夺俄商优势，以解华商之困。当时有些官员已经就这样做了。如左宗棠，正在陕甘总督任上，曾与湖南省议妥：凡领甘肃省茶票的华商，运茶过境，只征厘金二成，其余八成由甘肃抚衙设法补贴，他的办法是厚恤华商。经费在湖南应解甘肃协饷内划抵[2](p.483)。津海关道进而提出，将华商运茶的税收与俄商运茶的税收拉平：“拟请明定章程，嗣后华商贩运砖茶由津赴恰售与俄人者，除在汉口完纳正税之外，到津后所有内地子税及沿途关税、厘金概不重征；若运蒙古发售，于到津后再交子税三钱、运蒙税银七钱，沿途厘税概不重征。如遇关卡查验不许留难，如雇定船只、驼只，地方官亦勿再行封贴，务使事事与相待俄商无异。”[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关于厚恤华商的建议，李鸿章是完全同意的：“本大臣与南洋大臣复奏、王祭酒条陈内亦同此意，经总理衙门复准有案。此为收回中国利权、渐复华民生计之一端，一应照办。”[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就茶照未缴事与俄韦领事往来函稿》，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于郑藻如所提堵塞俄商砖茶回撒蒙古地区的两条办法，即察验货照和补定赴蒙古税章两项，李鸿章也认为是“切属切要可行。”[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不难看出，郑藻如等是按照李鸿章的意思写的，而后，李鸿章再来个顺水推舟，便把这层意思表达给上面。李鸿章之所以用这种方法去写，是早就知道总理衙门的立场。总理衙门并不同意制定一个俄商赴蒙古贸易的税章，也不想重开谈判。想把与俄方的交涉也尽量限制在地方问题的范围内。总理衙门不想将事情扩大。按照李鸿章的指示，津海关道郑藻如和俄国驻津领事展开了交涉，但俄方只是一味地推诿，借口“或验货而未收照尾、或已收而漏未登记，事过多日无从考察”[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六月十四日）。采取了一种敷衍了事的态度，意在保护俄商的既得利益。津海关官员视此为俄领事的托词，认为：“该俄商果将照尾缴呈，断无不收之理，即该商有意匿照不缴，货既验明亦难容其隐匿。至谓漏未登记则更不然。驻恰部员收得照尾若干张，自必一一按号登记决不至有遗漏。”[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双方的交涉算是进入了一种胶着状态。以中国官场的风气历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郑藻如、德璀琳等如此穷追不舍实属难得。德璀琳代表英美利益，与俄罗斯抗衡自不待说，又自恃为洋人，不怕清朝官员，所以敢说；那么，德璀琳有没有为中国办事的另外一面呢？李鸿章、郑藻如等是借德璀琳之口说出自己不好说的话，从而代表英美利益吗？李鸿章等是不是也有收回利权的动机、厚恤华商的初衷？这些问题不得不认真思考。

不久，总理衙门将郑藻如、德璀琳提出、李鸿章批准的建议制定《蒙古税则》的呈文驳回，斥为“俄商准运茶赴蒙古与成案不符，流弊滋多”[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六月十四日）。总理衙门的批驳，令天津海关道十分惊慌，连忙把责任推到天津税务司德璀琳身上，这样总理衙门便无话可说，也就不再深究。这足可以看出，在李鸿章管辖下的天津海关官员们与总理衙门在处理俄商运砖茶赴蒙古问题上的分歧之深。后来，在李鸿章的复议中，再次强调了俄商偷运砖茶蒙古地区问题的严重及中国利权的丧失和对华商的冲击。文中强调：“乃俄商唯利是视，不但照尾不缴，可在蒙古地界私销，而迟延逾限，茶箱一经报明便可免罚，于是其茶已售蒙古者，即将照尾收存，捏报耽延事故。俟有实在运恰茶箱再以新到之茶缴旧存之照，移前挪后痕迹全无。往往领事官来函非言雨雪载途即云骆驼难雇，以为不能依限到恰。其实皆为商人缴照推展地步耳。”[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六月十四日）实际上俄使也在或明或暗地支持俄商的非法偷运行为。李鸿章认为，《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存在着漏洞：“自天津至恰克图两月可到，中有三、四个月空间，尽可前后腾挪，以新易旧，关吏欲加稽核而运茶无了结之期，执照无截清之日。”[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六月十四日）因为《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相关条款规定从天津运茶至恰克图在六个月内运抵即可。天津海关官员认为这个时间太长，给俄商以偷运的时间，故需要修改。由于一出张家口俄商便可随意将茶运往蒙古各部落，这样“蒙古茶利已为俄商网尽。”[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六月十四日）实际上，李鸿章还是主张另立一个《蒙古税则》，以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不过没有明说而已。
三、《圣•彼得堡条约》使中国蒙古利权全部丧失
正在中国官员们就此问题争论时，曾纪泽为崇厚所签条约善后事而出使俄国。曾纪泽赴俄前，光绪帝在通过总理衙门发给曾纪泽的训令中强调：“令该衙门（总署）将条约章程等件详细酌覆，分别可行及必不可行之款奏准后知照该少卿，以便与俄人另行商办。纵或一时未能就绪，不妨从容时日，妥慎筹商，总期不激不随，以全大局。”光绪帝告诫曾纪泽：“此次前往另议，必须力持定见，慎重办理。”[3]（卷一○九）曾纪泽抵达俄京之后，俄方已料定：由崇厚签定的《利发第亚(Liradia)条约》是非改订不可了。于是，俄政府在其外交要达到的目的方面，确定了两项内容：
A.俄军方已确认，将归还已与中国的帖克斯盆地对俄国并无重大价值，但为顾及俄人之威望及国内舆论起见，此项归还最好勿以单纯之方式行之，应必须议定若干至少令人注目之补偿。决不能给国际社会造成一印象，即俄罗斯要求过度之土地扩张之后，而由于中国人之威胁旋又予以放弃。
B.向中国政府要求之补偿应于下列各项中求之：
在商业上利益之补充与发展中求之；
在松花江航行权利之让与中求之；
在乌苏里方面所提边界之改正中求之。[4](pp.39～40)
曾纪泽自始认定，中俄间的争执就是分界、通商和赔款三端。曾纪泽的谈判方针和要达到的外交目标是，以百折不回之力，争取重新划界，特别要争回自伊犁通往南疆之要道。但是，谈判的过程并不轻松。俄方以各种条件相要挟，至光绪六年八月，谈判面临破裂。总理衙门与李鸿章商量后，请旨允准，知照曾纪泽：“俄事日迫，能照前旨争重让轻固妙，否则就彼不强中国概允一语力争几条，即为转圜地步，总以在俄定议为要。俟有成说，由电请旨遵行。钦此。”[5](p.3)所谓争重让轻，在清政府方面，对轻与重内涵的划定，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其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有一人——李鸿章。根据光绪帝谕旨，李鸿章致电曾纪泽：“如伊犁全归。似松花江行船，西（安）、汉（中）准择一路，即是争重让轻之意，否则尊论争地争商各有重处，又即是力争几条之意，随时由电请旨，亦不虑廷臣纷论也。”[5](p.3)李鸿章从各种外交渠道获得消息，俄方重在争商：“巴兰德与俄使极熟，据称，中国愿待俄以邻近友邦，酌许所要通商各款，令俄惬意，则伊犁界务中国所不惬者较易商改。”[5](p.1)而曾纪泽却认为，“巴兰德所说，俄国公使绐骗也。”“洋商精于计算，乃言商重界轻”[5](p.2)。言外之意，这都是外交辞令，不可相信。他主张，对于通商可以从权应允，略示迁就，与疆土来比通商为次，偿款为三端中之最小焉者[4]。但中方的这一谈判底线全为俄方所洞悉，并为俄方所利用。1880年9月10日，俄国署理外务部侍郎热梅尼(Aleksandr G.Jomini)在致署理外务部尚书格尔斯(Nikolai K.de Giers)的信中说：“吾人与中国谈判之要点乃商务方面之利益，其余一切当附属之。吾人准备对中国人所做之土地方面之重大让步，在布策之巧妙手腕中，可成为从中国人方面骗取对我国商务具有真实利益之方法。”[6]（《热梅尼致格尔斯函》，1880年9月10日）由于曾纪泽在商务问题上采取迁就的方针，所以俄方在通商方面的新要求，便基本上都反映在《圣•彼得堡条约》中了。俄国商人多年来一直想解决的蒙古市场的问题，也都按照俄方的意愿写进了《圣•彼得堡条约》里。《圣•彼得堡条约》（即《中俄改订和约》）第十二条规定：“俄国人民准在中国蒙古地方贸易，照旧不纳税。其蒙古各处及各盟设官与未设官之处均准贸易，亦照旧不纳税。并准俄民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及关外之天山南北两路各城贸易，暂不纳税。俟将来商务兴旺由两国议定税则，即将免税之例废弃。以上所载中国各处准俄民出入贩运各种货物，其买卖货物或用现钱或以货相易俱可，并准俄民以各种货物抵账。”[6]（《光绪七年中俄改订条约》）这一条是俄国人最满意的一条，在笔者看来也应是最有争议的一条。曾纪泽改签了崇厚的原签条约，争回了权益，但他的以出让商务权益来换取土地的办法，却留下了严重后患。对此有着清醒认识的是署天津海关道周馥。他强烈批评了曾纪泽所签的《圣•彼得堡条约》，以及在此约精神指导下对陆路通商章程的相应改动，称由于签定了这个条约，“将来俄人之害我恐有甚于他国者”[1]（《总署收署津海关道周馥抄送郑星使信一件详述俄商运茶事》，光绪七年七月初十日）。周馥之所以如此担忧，乃是因为曾纪泽所签新约，对“俄国人民”这一行为主体未加以限制，而且在通商口岸即俄商在对华贸易过程中的活动范围上，给予了空前的满足。恰克图口岸迤西折南、中俄绵延数千里的边界上，凡遇城池则可贸易。“原定章程俄商与蒙古贸易注明进口事例尚有限制，此次改订新章已将进口事例数字删除”[1]（《总署收署津海关道周馥抄送郑星使信一件详述俄商运茶事》，光绪七年七月初十日）。“又有俄国人民准在中国蒙古地方贸易照旧不纳税，并准俄民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及天山各城贸易暂不纳税之文，彼又何难将运到之茶贩往蒙古及沿边各处？是即不准运销蒙古亦属有名无实”[1]（《总署收署津海关道周馥抄送郑星使信一件详述俄商运茶事》，光绪七年七月初十日）。因此，周馥主张：“原定陆路章程有不能不略为通变者。”“若不亟图通变补订税章，非但与各口通商章程土货一经离口贩运，无论华洋商人逢关纳税、遇卡抽厘办法相刺谬，且各国必谓中国明知此弊掩耳盗铃，不免从旁窃笑。于通商大局尤为无益。如仅以免征华商厘税，用为抵制，既与各省关厘税有损，且凡一切交涉之事，彼之溃我藩篱者，我皆将自变其法度，自主之权渐失，漏卮之杜愈难，似未为善策。”[1]（《总署收署津海关道周馥抄送郑星使信一件详述俄商运茶事》，光绪七年七月初十日）周馥认为，郑藻如补订税章之议实系确有见地，并非附和德璀琳之请。《圣•彼得堡条约》签定后，中俄陆路贸易更难管理，非法偷运砖茶将更难围堵。“俄商运茶赴恰，虽定明行走之路而执照既可欠缴、前后又可腾挪，蒙古内外旗本属处处皆通，其茶叶之不运往恰克图者，一出张家口即可任意转贩，是准运与不准运毫无区别。”[1]（《总署收署津海关道周馥抄送郑星使信一件详述俄商运茶事》，光绪七年七月初十日）《圣•彼得堡条约》签订后，对俄商偷运砖茶倾销蒙古的问题，不能光靠厚恤华商，这不是善策，“华商免税之茶不能敌各国厚资之贾”[1]（《总署收署津海关道周馥抄送郑星使信一件详述俄商运茶事》，光绪七年七月初十日）。必须从条约上入手，改定税则为上。周馥再次申请：“请总理衙门将运恰、运蒙执照分为两式。津海关道所发印花亦分别注明运恰、运蒙字样”，“砖茶一项既拟加收内地税银三钱、运蒙古税银七钱，合成一两。红茶似应加收内地税银一两二钱五分、运蒙古税银二两七钱五分，合成四两。另设运蒙联照，不分华、洋商人均可请领，仍不准专完内地税银运入内地。”[1]（《总署收署津海关道周馥抄送郑星使信一件详述俄商运茶事》，光绪七年七月初十日）据周馥的计算，以直隶为例，就当时辖内所有关卡而言，红、砖茶两项所收税银数，较之逢关纳税、遇卡抽厘有赢无绌。至于俄商若“以运茶回国不愿加税为词，则补订税章正是制其在蒙古售茶之一法，亦即留为华商售茶蒙古之生路”[1]（《总署收署津海关道周馥抄送郑星使信一件详述俄商运茶事》，光绪七年七月初十日）。周馥所拟之策考虑到了税收、厚恤华商、剥夺俄商垄断三个方面，较之郑藻如所拟《蒙古税则》更为全面，总理衙门理应采纳。但总理衙门对周馥呈文之批驳共有五处，批于文眉之上，十分惹眼。结果，周馥之建议并未被采纳。

光绪十六年二月赫德又请求总署核查俄商运砖茶的情况。核查的结果如下：
从光绪十一年到十五年每年由天津陆路转运俄国砖茶数目（连小京砖茶一并统计）。计开：
光绪十年十一月到十一年(1885)十一月运进砖茶二十五万零五十七担；运进小京砖茶八百九十七担；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到十二年(1886)十二月运进砖茶三十万零六百七十三担；运进小京砖茶五千三百七十担；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到十三年(1887)十一月运进砖茶二十七万一千七十七担；未运进小京砖茶；
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到十四年(1888)十一月运进砖茶三十四万零九十一担；未运进小京砖茶：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到十五年(1889)十二月运进砖茶二十七万四千四百二十七担；运进小京砖茶七千八百八十三担。
以上共运进砖茶一百四十三万六千三百二十五担，共运进小京砖茶一万四千一百五十一担。[7]（《光绪十一至十五年由津运俄茶数量案》）
该档案注明，光绪十一年到十五年与前一时期的运量无大变化，但是光绪十年十二月户部议筹款接济军需，所提方案之一是在产茶处所征收茶课。以上所列数字，正是在大幅度提高茶税的背景下完成的。还有，这些数字只是运进天津的，并不知出恰克图关的数字。因此，是否全部运回俄国不得而知。
根据1886年天津海关的贸易报告《Trade Reports》：“本年由陆路运往俄国的茶叶贸易中，红茶增加了40567担，较去年约增一半，由同一路线运往的茶砖，增加了55000担。陆运茶叶贸易这一显著的增长，是由于蒙古草原牧场异乎寻常的丰盛。”[8](pp.17～18)1888年的该报告又称：“经过恰克图及张家口陆运而至俄的砖茶大为增加。1888年为340091担，而1887年仅为271007担。”[8](p.21)汉口的报告也说，“对俄砖茶贸易已有很大增加”，又有几家新的俄国商行经营砖茶。这一时期在汉口有四大砖茶厂。制造砖茶的设备也很先进，使用蒸汽为动力。每天生产的砖茶，估计高达数万斤。雇佣中国人干活，佣金甚微。有的砖茶厂竟雇佣几千中国人劳动。
四、简短的结语
光绪初年发现的俄商偷运砖茶非法销售蒙古地区的问题，历经十几年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究其原因，是清政府的对俄外交出了偏差。从原则上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应当服从于内政的需要。但是清政府的对俄外交却失去了这个原则。《圣•彼得堡条约》允许俄商经科布多、尼布楚两路往来运货，使中俄陆路贸易商道由天津—恰克图一线增扩为三条线。所增之中，尤以科布多一线最为重要。这三条线从东、西、中三个方向上钳住了蒙古地区，使俄方对蒙古的渗透更为方便。天津海关道管理这么广大地区的对俄陆路贸易早已力不从心，希望中央政府与俄谈判时能有所作为，以便于地方政府管理。然而这个要求却被疏忽了。曾纪泽御命赴俄本应还有机会再争，理应审时度势，在贸易路线增辟之时，提出制定《蒙古税则》，取得光绪帝的同意，再与俄谈判时力争达成协议。可惜，历史事实不是这样。
19世纪末沙俄按照它的长期的既定方针，以经济贸易渗透为主，辅之以其他的各种手段，扩大俄国在蒙古的影响，当清政府意识到蒙古的危机，再图挽回时，为时已晚。终于出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俄国操纵下的外蒙“独立”。这一切的源头之一就是《圣•彼得堡条约》。如何评价曾纪泽也就成了一个新问题，而李鸿章管辖下的天津海关在中俄陆路贸易中的作用的研究确实值得给予注意。

【参考文献】
[1]　总理衙门清档：机关01-20宗号25-(5)新编号码B-1-1[Z].
[2]　丁孝志.近代兰州地区的茶叶贸易[A].西北师大历史系（编）.西北史研究[C].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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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鸿章.李鸿章全集（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　各国立约始末记：卷上[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二年.
[7]　总理衙门清档：机关01-20宗号31-(9)新编号码B-1-1[Z].
[8]　Trade Reports(Tianjin)[Z].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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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八十年代的文章，却很少看到八十年代的痕迹。、

文章有一句话以为水平最高。

义和团其实和义和团无关。 就跟土地改革其实跟土地改革无关道理一样。  还是光绪爷那句话好，拿百姓生命当儿戏。

旧党既胜，尚有余恐，乃举新党而殄灭之，又误以为新党皆外人所嗾使，乃并外人而殄灭之，积此思想，乃组织出义和团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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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是义和团运动八十周年。人们应当记得，这次被称作近代三次革命高潮之一的义和团运动，在“文化革命”高潮中，曾经近乎戏剧性地成为一时舆论注视的中心。今天，人们已有可能冷静思考：戚本禹为什么要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作题目来为当时的“批判”点火?人们更有理由向历史的深处探究;究竟应当怎样认识义和团运动?中国是一个有长期封建传统的农民众多的国家。

近代中国的农民是戴着封建主义的沉重镣铐，在反侵略战场上同帝国主义搏斗的。这种情况的存在，使义和团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封建蒙昧主义色彩，从而也使它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不可能起到如某些论者所夸大的那种伟大作用。因此，研究封建主义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是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个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试图就此作一点粗浅的探索，期望能得到史学界的批评。

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面前，义和团诚然是一支巨大的反抗力量，但却远不是真正觉醒的革命力量。由于封建迷信色彩浓厚，使整个运动显得格外蒙昧落后。义和团运动不能持久，终归失败，封建迷信造成的蒙昧主义，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为了避“诬蔑革命群众运动”之嫌，这个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早已成为禁区。其实，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运动之前，农民不可能认识自己的力量。他们手握刀矛农具，面对着用快枪大炮武装的帝国主义者，把克敌制胜的希望寄托于冥冥中的神仙上帝，是不足为奇的。义和团就是这样依赖神仙符咒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

时人记述：“京城演习义和拳者，童子居多……经师传授符咒，即有某仙附体，或某神附身。立即武艺精通，身体灵爽。1”若练到“功候满足，即能枪炮不入，刀箭不伤”2。义和团的保护神颇杂，质诸其咒语可见：“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叱木叱哪叱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3”义和团所请诸神中，尚有“封炮王”之称。“封炮王”名号不见经传，应是大师兄造神的结果，因为需要封住洋人大炮使之不响。此外，玉皇、如来、姜太公、诸葛亮、关羽、周仓等等，也都是义和团的保护神。

红灯照因系女性组织，保护神则是观音、樊梨花、刘金定之类。义和团的保护神大抵可分三类：一、道教神;二、佛教神：三、小说戏曲中的人而神者，或武艺高强者。中国农民一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其所能接触到的思想文化除宗教外，大多是通俗的小说戏曲。对文盲充斥的中国，民间戏曲影响更大。义和团受戏曲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原怀来知县吴永，曾叙述他同义和团打交道的情景;“俄而拳众蜂拥至，人数约在三四千以外，前行者八人，自称为八仙，已到阁下，均止步序立，一一自唱名通报。甲曰：‘吾乃汉钟离大仙是也。’乙继声曰：‘吾乃张果老大仙是也。’以次序报，如舞台演戏状。拐仙并摇兀作跛势，仙姑则扭捏为妇人态。4”有的大师兄在公开场合走路都模仿戏剧台步，互相对话也“装腔弄态，全是戏场科白”5，有人干脆“小结束，戴英雄帽，如剧台所扮黄天霸者6”。

但是，反帝斗争的流血战场毕竟不是戏剧舞台，用机枪大炮武装起来的外国侵略者也不是西天路上可以用佛法扫除的妖魔。中国农民不得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铺平这条斗争的悲壮道路。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分析戚文以及其他一些论著都交口称誉的那种义和团的勇敢精神。我们无法回避，这种勇敢精神尽管本质上来源于对侵略者的仇视，但很大程度却是靠封建迷信来维持的。

当时电讯报道：拳众“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竟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皆中弹而倒，西人皆深悯其愚7”。我作为中国人，骨髓里也难免有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阿Q精神”，但看到这类“勇敢”被论者津津乐道，仍感到这与办丧事时听人喊“恭喜”实无区别!义和团中作战最勇敢的是青少年;牺牲最多，在戚文中备受吹捧的也是他们。他们“年长者约念岁，最幼者只十二三龄，前被官军联军击死，皆是辈者也”8。这是因为青少年单纯，对迷信的虚妄更少怀疑，更容易相信神咒可以使他们刀枪不入。但是，念咒敌不过枪弹毕竟是现实，老师师兄经过实践是懂得的。“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于为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9”究竟奥妙何在?义和团解释说：“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这种解释之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但“人多信之”。

而实际的情况是：“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10”所以，尽管义和团死伤惨重，首领张德成却直到天津沦陷前才为流弹打伤胳膊，而且同曹福田一样，败即隐匿，以不若清军将领罗荣光争大沽，风翔守瑷珲，慷慨赴死，更不若慑士成扼天津，“肠胃洞流”，七伤殉难。但我们中国人一向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张、曹是“群众运动领袖”，是需要为“革命”讳的。关于义和团的纪律，时人记述不一。大抵主剿者一般都说他们是打砸抢抄杀，无恶不作的“乱民”、“土匪”;主抚者则又把他们描绘成“秋毫无犯”的义民。

实际上，义和团初起时的纪律是严明的，但不是如有些论者所说的自觉纪律。加入义和团，老师师兄一般都要戒之以不贪财，不犯法，如违犯戒律，神不保佑，就会被枪炮打死。可见，义和团的纪律是靠封建迷信与死亡的恐惧来维持的。有资料记载说，拳众“一中枪炮辄死，死必抢回”，“其受伤深重而不能复活者，大师兄遍搜其身，或偶携有他物，则曰是爱财，曾抢藏人物，故致死，万不能活矣。故多不敢辄抢，以此每日三白饭，夜间席地而卧，最苦11”。

但是，用这种办法来维持纪律是不会长久的。加以后来参加者良莠不齐，农民又不可能无私，抢教民财产自是常事，坐地卖所抢之物亦有之。“见店铺招牌用铜片晶莹，则呼为金，辇之而去。见牛膝，则以为人参，大肆嚼啖。12”而且对贪财即死也发生了怀疑，团中有人甚至责问：“老师师兄抢劫最多，何以不死?”这种蒙昧的约束一经怀疑，不仅纪律难以维持，而且“自此党类多暗中解散者矣13”。在义和团运动中， “红灯照”的封建迷信色彩就更为浓厚。

“文化革命”前研究义和团的涉及“红灯照”者甚少。“红灯照”实际是由于戚文鼓吹而大行其时的。此后即有文章称女红卫兵为“毛泽东时代的红灯照14”，而且“盛赞红灯照誓把头号野心家批倒批臭”15。且不说戚本禹始作俑是要把青少年引上邪路，就史实说，“红灯照”也不全然如某些著作所说是什么劳动妇女武装反帝的战斗组织，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义和团首领们用来鼓舞人心的迷信工具。“红灯照”参加实战的直接记述资料甚少，有一些也多是文学资料。有的文章说“红灯照”“不梳头”、“不裹脚”去杀洋人。其实不确。

事实是：“团忽出令，凡铺户居民之有妇女者，七日不可入市，七日不可立门外，七日盘膝坐炕上，足不可履地，七日不可梳头洗面，七日不可缠足……”且歌曰：“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16”要妇女不出门，甚至脚不沾地，坐在炕上，是担心妇女出来会冲破义和团的法术，哪里是要妇女去杀敌!相反，有关“红灯照”的资料，大多说明是借迷信神术来使人保持必胜信心的。如：“又取十八岁以下到十二岁以上之闺女，身穿红布衣履，手执红巾一，手持一小红灯笼者，名曰红灯罩，言能上法后，用扇一煽，便能起空驾云至半空，若大红星者。或一煽而大炮自闭不响，或一煽而轮船在海中自烧，或一煽而城楼坚固石室俱焚。只见有此种人，从未见其一上法。17”

但当时狂热愚昧的人们，对此则是只会感到鼓舞，而不会怀疑的。红灯照的首领黄莲圣母被说成神通广大，“能治枪伤，应手即愈”，而她用以治伤的药却只是香灰。因此如治疗无效，就只好怪“此人生平有过处，神仙不佑”18。她还曾用手巾包许多小螺钉示人，说是“吾暗中从洋人大炮上盗来者，于是皆惊为神”19。但实际是从铁铺买来的。迷信和谣言结合起就更能鼓舞人。“是时谣言，且谓大师兄已遣红照罩飞往各国，阻其来兵，然后从事中国，租界不难一扫而平。20”又云红灯照能“步行水上”，习此艺“可以远赴东洋，索还让地并偿二万万之款。”甚至可以把外国京城烧毁。

正因为如此，团中“红灯照”地位甚高，虽然“袨服利屣，皆十五六好女子也21”，但男子汉反“自谓不如”22。实在是他们不仅需要冥冥中的众神保护，而且还需要在现实的生活中制造出具有超人神术的人物来使众人相信自己必胜。《清史稿》称：又以红灯照荧众，每入夜，家家悬红灯，谓“迎仙姑”23，当是如实的反映。

由于这类迷信的蒙昧作用，义和团付出了重大的血的代价。初起时那种死不旋踵，在近代军事科学技术面前还是打了败仗，当然也就无法持久地保持原先的勇敢精神。先是找理由搪塞;“团每战必败，或问故?团曰：每战辄见洋人队中，有赤身妇人立于阵前，致法术为其所破。24”

回后来发展到有意避战：“裕(禄)日促张 (德成)出督战，张皆以时未至辞。强之，不得已，始一行，然亦惟率众出东门，绕从北门入，极不敢越城东南一步也。而归则张大其词以惑众。25”甚至还出现杀良冒功的现象。如此情形，不能不失人心。义和团初起时，人民踊跃支援，供应食物。但后来就发生了变化。“各处居民，多往前敌与练军、毅军送白糖饼、绿豆汤、西瓜、冰水等食物。途遇拳匪，问向何处送，民等因众拳匪只能吃大饼，不敢临敌。乃对曰，请老师前敌去吃。26”

于是“团中人不复得汤饼矣”27，加上乱杀“与洋教无干涉者”，“大失商民之心”，“人心益形怨咨，敢怒而不敢言”28。不仅不能取胜，封建迷信的无效和农民的无组织纪律更使得义和团的组织涣散解体，成为不可避免。运动的前期，就出现团民因“伤亡既众，多不服且骂其师无术，徒伤人命”29的情况。

天津6月8日义和团冒雨出战，练军以三炮相助，“洋人果出，仅三人。各执枪向团，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30”。

封建蒙昧主义与小生产的习性使义和团根本无法觉悟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后来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面前迅速崩溃瓦解的命运。如：天津团民“闻宋军杀团，始各惶惧，有在路隅暗泣者，有向人自白其误听者，有遇逃难船过，即上船泣求携带回里者，有将红巾、红带暗投河中而行者……风声远播，近津各村镇，亦皆偃旗息鼓，惟城内各团，尚自称随大军出战，然亦无几矣”31。

北京的情况也是如此。除董福祥的甘军在广渠门、东直门一带进行过抵抗外，城破之日，并未发生真正的巷战。义和团的微弱抵抗与它的人数极不相称，联军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有人计算，义和团当时在北京“城内设坛到八百余所，每坛以百人计，过八万人”，但是，“城破皆不知所之，唯于溷上、井中得刀剑红巾无算”32。

京外义和团虽然进行了一些微弱的抵抗，也不过是强弩之未了。义和团起时如烈火燎原，散时如瓦解冰消，应当说不是偶然的，而是旧式农民运动悲剧性的必然归宿。但是，戚本禹为了给“文化革命”的群众运动磨盘注水，不仅需要为历史上的这个群众运动隐讳他认为不光彩的一面，而且还需要给它抹上现代群众运动的理想色彩，需要把迷信当革命性吹嘘。对戚本禹之流来说，历史只是现代政治运动的婢女，与科学是无涉的。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最根本的原因无疑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而大多数斗争的爆发，则直接是由于教士野蛮凶残的压迫与教民的跋扈欺凌所导致。

教士教会作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早已为中国人民所痛恨。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教堂遍布各地。“直如一国之中，有无数自专自主之敌国者。33”外国教士在中国土地上甚至可以以巡抚自称，动辄挟持地方长官，霸占田产民房，包揽词讼，甚至直接杀人。在教士的纵容包庇之下，不少教民“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或租项应交业主延不清偿，或钱粮应交公廷抗不完纳，或因公事而藉端推诿，或因小忿而殴毙平民，种种妄为，几难尽述”34。

但是地方官怕得罪洋大人，对教士教民总是曲意维护，小民冤痛无处伸诉，不得不奋起反抗。所以，《东平教案记》的作者柳堂虽称团为“匪”，也不得不承认“庚子拳匪之乱，固百姓怨气所致，亦地方官有以酿成之也”35。

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的产物，决不是如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胡诌的那样是毫无来由的乱民暴动。他们的反抗是正义的，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是，如果把义和团斗争的一切行为一概都赋予爱国主义的性质，像戚文那样，对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主义也大加煽惑性的“赞扬”，那只能是别有用心。无疑，义和团的笼统排外同它的反帝斗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反帝中把斗争扩大到对“外洋”事物一律加以排斥，那就是一种落后的表现，是并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这种笼统排外，是一种历史的惰性力量，是封建蒙昧主义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一个突出表现。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应当说是一种自发的反抗。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文化方面的愚昧以及彼此之间缺乏联系，使他们对世界大势茫然无知，对自己的斗争目标也是不甚了了。

有人记述山东的情况：“时德人方将布铁路，插旗买地，土人喧传，凡铁路所经若干里内，禾稼皆死，将为联庄会，齐向洋人拼命云。”铁路是帝国主义向中国进行经济、军事侵略的重要工具，但农民不惜拼命反对的着眼点是担心铁路会使沿线“禾稼皆死”，影响其直接利益，“然路矿大利，交通大权，被德人夺去，士入毫不能解”。所以目击者预料： “他日见禾稼不死，即为悦服洋人之日矣。36”

这种估计，是不能全然视为谬说的。当时农民群众的思想是如此的落后。而煽动盲目排外和蒙昧主义以诱使义和团运动走入歧途的顽固派士大夫的思想就更加落后、反动了：“此派之人仇视西人，时时有杀尽之想”，表面看来似乎反帝很坚决。但“渠之仇视西人，并非真知西人将割裂我版图，奴隶我子弟，骏(马旁改月旁)削我脂膏而恶之也，不过怪其所不习耳，与狗之吠生人，一理也”37。

农民与顽固派排外的不同之点在于，一者因受到更深重的灾难被迫反抗，一者则是要杀尽洋人“而后闭关而治，复我太平”38，一者是梦想恢复小农的牧歌式的田园生活，一者是要恢复腐朽反动的而且是闭关的封建统治。也许是历史的无情捉弄，使如此对立的两个阶级在特定的条件下走上历史的汇合点来共同排外，它们之所以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走到一起来，那是因为它们有同一性，它们对帝国主义缺乏了解是如此的一致，就是一个例证。大学士徐桐见义和团杀洋人即大喜，谓“中国当自此强矣”39!中国要强盛是如此之容易。在义和团看来要战胜外国侵略者也并不困难：

“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40”

认为只要破使馆，烧教堂，杀使臣，毁铁道，就可以保住腐朽的爱新觉罗王朝，这当然是不会达到反帝目的的。拥有强大国际资本、拥有近代工业和近代军事科学技术的帝国主义列强根本不会害怕这种所谓的反抗，八国联军的铁蹄与《辛丑条约》的枷锁很快就证实了这一点。可惜，长期以来我们有些研究工作者对这种蒙昧却是备加赞赏的。

似乎经常被人忽视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封建蒙昧的作用，义和团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新的生产方式引入中国都是极其仇视的。所以，他们在同“洋人”入侵对抗时，对于异乎封建主义的一切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都统统采取打翻在地加以横扫的态度。如：“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宇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41”

又如：“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身带铅笔、洋纸被团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某“有洋书两箱”，亦被团众用刀斫42。“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43。再如：义和团以揭帖声称，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44”。至于铁路、火车、电线、机器，更是首先攻击对象，而这并非全是出于军事斗争的需要。

同时，为了表示同“洋”决绝。义和团也发挥了我们民族在修辞学方面的爱好，掀起了一阵改名风。如洋药改称土药，洋货改称广货，东洋车改称太平车，洋钱改称鬼钞，洋炮改称鬼铳，铁路改称铁蜈蚣，电线改称千里杆，交民巷改称切洋鸡鸣街，改洋字为“(洋+火)”，“其意盖谓水火交攻也”，改清字为“提手旁+清”，“其意盖谓扶清也”45。

义和团称洋人为大毛于，当然要不加区别地杀完，“以至华人之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用洋货者，其间分别差等，共有十毛之目”。十毛之人，“必杀无赦”46。对于侵略先锋的传教士以及为虎作伥的教民，义和团给他们应有的惩罚，那是完全正当的.但如若认为被杀者都是外国侵略者或中国的奸刁恶棍，却似乎是缺少分析的。有统计说，庚子被杀教士男女七十八名，他们的二十九名小孩就同遭池鱼之殃47。教民被杀者相当多也是无辜的。如太原被杀教民李保儿十三岁，王春元十岁，王富元六岁，王福元未满一岁，张多默十一岁，其弟六岁。太原近郊杨家堡被杀教民王扁牛(女)九岁，王保小八岁，李洗柱十岁，王福小未满一岁48。甚至连“西天主堂墓地”也“悉遭发掘”49。

马克思曾说，东方农民那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50。这好像也是针对义和团而写的。义和团的笼统排外和蒙昧主义，实在难以用那种被曲解的群众运动的主流支流理论来解释，更不能如戚本禹那样用义和团反帝斗争的革命性来概括，应当说它正是具体反映了封建蒙昧主义给这个运动带来的落后性。帝国主义用炮舰侵略东方国家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给这些国家。马克思称帝国主义的这种作用，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51。

它一方面执行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亚洲的旧式社会;另一方面又在执行建设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这种物质基础是东方落后国家在近代历史条件下最终摆脱侵略、取得独立并跃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根本性的前提。所以马克思写道：“不列颠的教练班长组织训练出来的印度人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侵略者就被征服的必需条件。在亚洲社会里第一次出现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强有力的因素。”“从那些在英国人监督下在加尔各答勉强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的土著居民中间，正在成长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接触了欧洲科学的新阶层。蒸汽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来往……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52”

这一切，对近代中国摆脱停滞状态和被奴役地位，也是最根本最必须的条件，但它却遭到义和团的殊死反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新的生产方式是同侵略者的炮舰一起强加给中国的。而要摆脱外国炮舰的侵略则又必须使外来的新的生产方式在中国生根，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出新的阶级和新的革命，才有可能完成使中国获得独立的历史使命。但是，如黎澍同志所说：“中国的政治权力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以后，不仅没有认识改变封建生产方式的必要性，积极为之倡导，而且进行了长期的、坚决的抵抗，以维护封建生产方式使之不致发生改变。53”

处于小生产地位的农民，由于“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54，他们为维护生存，也会对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行坚决的抵抗和排斥。义和团烧铁路火车，“顺属州县中穷民，失车船店脚之利，而受铁路之害者，遂蜂起应之，约四万余人”55，就是很必然的了。

李大钊在义和团爆发后二十年写道：“义和团虽发于仇教之心理，而于西洋人的器物一概烧毁，这都含着经济上的意味，都有着是几分是工业经济压迫的反动，不全是政治上、宗教上、人种上与文化上的冲突。56”这应当说是非常深刻的见解。正是因为这些，就注定了中国人民走向独立和自由的道路，必然是漫长而痛苦的。因此，对于《清官秘史》这样的电影和它反映的复杂时代及人物，根本不应简单地武断地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去作判决。光绪皇帝的勇敢改革，对于新生产方式引入中国是一个积极的倡导，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无疑是起积极促进作用的，但在当时却被义和团目为“二毛子”，新中国成立后又再次被赠以“卖国主义”的恶谥，义和团的农民们本来就遭受封建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新生产方式的出现，对他们无疑是雪上加霜。

如马克思所说，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看到这勤劳的、宗法制的农民丧失古老的文明与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不过从冷静的历史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对新生产方式和新生活方式的反抗，却并不能成为历史前进的积极推动力量。但义和团在当时却被慈禧们崇以“义民”，六十七年后又被戚本禹笼统冠以“爱国主义”的美名。这真是现代中国历史的莫大之悲剧!

与此相联系的是义和团的反“贪官”问题。戚文及其他一些论著都提到义和团的口号：“先砍洋鬼头，后把贪官揍，杀尽洋和官，百姓有盼头。57”因而断定他们是反贪官反封建的。但史实却是另一回事。实际上义和团要杀的贪官，是指改良派、洋务派以及与他们有关联的官员。这些人当中固然多有既贪污又卖国者，但他们遭到义和团的仇视，却主要是因为此辈主张改良，或者提倡搞洋务，某种程度上提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主要并不是因为贪污卖国。而如慈禧、荣禄、载漪、李莲英等封建顽固派，即使他们再贪污，再卖国，义和团并没有着重加以反对，相反却受他们的愚弄和操纵。且不说义和团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58，是载漪等出自宫廷权力斗争需要的创造，当时山东民间流传“李鸿章卖江山”、“光绪爷奉教”、“袁世凯造反”、“康有为封六国圣人”59，也并不是他们比慈禧、荣禄、载漪、李莲英更恶劣，而是因为他们同改良、洋务有关。

史料云：“候补侍郎胡谲(言旁改火旁)棻治铁道，侍读学士黄思永尝请行昭信股票，通永道沈能虎与李鸿章有连，皆号为习洋务，拳匪欲杀之。60”官小如涿州车站站长，“一家均被杀害’，也是因为铁路是洋务的重要内容。有目击者言：因“途中遇见官长，亦谬为恭敬之状。唯遇有紧衣窄袖以及平素所称洋务人员，必以刀刃相向”61。所以，把义和团反光绪、反“贪官”看作就是反封建，这在一般人实在是一种误解，而在戚本禹则是要煽动无知的青少年起来打倒主张现代化、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走资派”。改良主义与洋务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在史学界似已渐成公论。对此极端仇视的义和团运动，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在这个问题上，其作用究竟是属于积极进步，还是消极落后，现在是应当加以分析和澄清的时候了。

义和团运动由自发到被控制，显然表明他们对控制利用自己的封建统治者缺乏本质的认识。义和团运动所表现出来的蒙昧主义，在近代史上是引人瞩目的。“文化革命”中有文章称义和团为“震惊中外的伟大造反运动”，但就其高潮阶段来说，却是一个“奉旨造反”的运动，是中，国农民在近代史上受封建统治者的一次大蒙蔽。它说明，旧式的农民运动即使在反帝斗争时也没有摆脱皇权主义的束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去反帝，他们反帝的代表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62，是慈禧一伙封建顽固派。义和团的口号从“灭洋抗官”到“扶清灭洋”，一般认为这是其早期领袖们的策略转变。

但就这个运动的高潮阶级和参加这个运动的群众，包括朱红灯、张德成、曹福田等著名领袖来说，“扶清灭洋”却是代表运动主流的口号，很难说是“策略”。即使是早期的反清，也是同“复明”的思想相联系，是要“挪位让真龙”，并非反封建。他们可以拒杀官兵，但并非真要反叛朝廷。他们的认识是：“一班赃与污，竞把清朝弄坏，不料洞门大开，吾等暗使文武材，感动人心枪刀排，扶保大清不坏。可喜天于不受害，官败民不败。自带口粮来，除国之大害。63”所以，他们还向朝廷宣告自己的忠心：“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团民是忠臣……待等逐尽洋人后，即当回转旧山林。64”他们甚至在乩语中还让三国的关羽愤慨邪教“欺压我大清太甚”65。

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要“扶清”、“保清”，实际就根本不能“灭洋”.看不到招致“洋人”横行中国的，就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清廷的专制、腐败和对外投降。义和团主观上当然无法懂得这些，这也正显示出这个运动的蒙昧与落后。如果考虑到前此五年资产阶级改良派已经开始酝酿变法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康有为已主张君民共治，激进的谭嗣同甚至直接向君权挑战，指出君由“天下共举”，则可“共废之”(《仁学》下)。

而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早已成立兴中会，开始积极进行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活动。相形之下，义和团运动就更加显得蒙昧和落后了。正是由于这种落后与蒙昧，义和团才有可能被利用。而由于反动统治者的利用，实行“东南互保”以外的整个中国北方才会在短短几个月内出现义和团运动的高潮.只有这样来观察问题，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戚本禹的文章说义和团高潮时势力强大，控制京、津，北京守城门的士兵都为他们“喝遭开路”，各官府衙门也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但他着意回避丁这一切都是在“奉旨”的背景下发生的，他忘记了义和团的产生尽管有其深刻的根源，但它能烈火燎原般地形成高潮，却也正显示了“圣旨”与官意对皇权主义者的农民所起的作用。

史料表明：天津方面，随着清廷称义和团为“义民”，直隶总督裕禄“迎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至署，黄轿鼓吹，百官屏息侍立，如天神降。因是练拳从之者尤众”66。裕禄向朝廷保举曹、张等“年力正强，志趣向上”，“均尚可用”。“自是各匪首，更骄横无忌。67”津郊各地，本来加入义和团是自愿，甚至取保才能吸收，但自裕禄接见之后，“乃喧传张曹两师皆蒙赏穿黄马褂，赏戴双眼翎，于是各团皆旗书‘奉旨’二字，在各村镇，按户抽丁敛钱。有不愿者，合家性命不保，小民不知其伪，且见焚杀任意，官未尝禁，不能不信而附从”68。

北京的义和团自被默许入城后，由于有“圣旨”撑腰，更为气壮。庄亲王载勋等，被任命去统率义和团。老佛慈禧不仅亲下“懿旨”，对义和团表示“心甚喜悦”，而且不断赏银，义和团向官方挂号后即称“奉旨义和团”或“官团”，户部则“月赐太仓粟，在虎坊桥湖广馆发米”，于是“拳民益发舒，红帕首腰刀，游行街市，莫敢谁何。69”他们不仅“百十为群，扬言奉旨逐杀洋人”70，而且权力大到“一纸书可启内城门”，能“擒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杀编修刘可毅”，迫使“京朝官纷纷南遁71”。

义和团的权力如此之巨大，并非他们真的从统治者手中夺得了这种权力，而实在是出自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默许和支持，许多地方的情形更能说明这一点。不少地方官对义和团本来是“始终严禁”的，但“百姓只知有天子，不知有疆吏”72，朝廷褒奖义和团的圣旨一下，一些地方团民便以“旨意’为依据，强迫地方长官到坛焚表，向其索取军械粮饷。中国的地方官一向是不怕百姓，只怕“圣旨’的。

义和团既然有中央最高当局支持，地方官吏也只好曲意顺从。时人认为，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才使“州县奉承，处处棘手”，“迨到六月半，势如燎原，几至不可扑灭”73。事实证明，这不仅是个别地方的情况，而且可以说是反映了义和团发展的一般情况。义和团在高潮时既然变成“奉旨”的群众运动，也就根本无法完成反帝任务。“圣旨”一改，这个运动就难以进行下去。

清廷本来是称义和团为“义民”的，“及北都沦陷，乘舆播迁，太后恨义和团刺骨，……于是指义民曰拳匪……禽斩略尽，不复能蠢动矣”74。随之，“上谕”也改换腔调，说“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75。义和团也就从“莫敢谁何”的高峰一下子跌入了被剿杀的深渊。中国农民在这场运动中先是被袁世凯之类血洗，继之又被利用来以血肉之躯去抵挡洋人枪炮，后来又在老佛的“懿旨”下被“禽斩略尽”。他们死于教，死于洋，死于官，不仅是被中外反动派的枪炮所杀害，而且是被封建蒙昧主义所杀害。

时人说，义和团“固良民也，彼以为官家用我矣，而不知乃驱诸必死之地”76。八十年后重读义和团的史料，他们的民族精神固然使人肃然起敬;他们的思想愚昧与命运之悲惨却又不禁使人扼腕叹惜!如果上述只是表明义和团无法认清封建统治者同人民大众的真实关系，那么，对这一重要历史时刻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与矛盾，宫墙外的愚民就更显得蒙昧无知了。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支持、利用义和团，完全是出自宫廷阴谋的需要，出自权力斗争的需要。

戊戌政变，慈禧重新训政，囚光绪于瀛台，杀“六君子”于菜市口，迫康梁窜海外，守旧顽固派全面得势。但是封建统治者内部的权力斗争并未结束。为防备慈禧死后光绪重新当政，顽固派在政治上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要将光绪连徒具虚名的帝位也一并废掉，同时全歼新党，于是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来解决这场斗争便成了顽固派的如意算盘。时论分析说，“旧党既胜，尚有余恐，乃举新党而殄灭之，又误以为新党皆外人所嗾使，乃并外人而殄灭之，积此思想，乃组织出义和团一事。77”

应当说，这种分析也不是全无道理的。慈禧当然是这场宫廷权力斗争的主谋。她在施展这场阴谋时，最感不便的却是“洋人”。本来在顽固派眼中，所谓“新政”都是“洋人”所嗾使;光绪被囚，对外称病以为废立之准备，“洋人”派医生探视后说：“血脉皆治，无病也。78”慈禧于是“不悦”;康梁出走为英、日所庇护，清廷先以重金购求不得，后又派人行刺不成，慈禧更是“大怒”。

但废光绪是既定决策，于是立端郡王载漪为大阿哥，准备随时取而代之，但此举的反应是“天下哗然”，对这一重要的夺权步骤显然不利。于是“载漪恐，遣人讽各公使入贺”，想让“洋人”撑腰，不料“各公使不听”，所以“太后及载漪内惭，日夜谋所以报”79。正在这时，有人以道听途说的消息报告荣禄，说“英人将以兵力胁归政，因尽揽利权80”。

自认为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已面临最后失败的慈禧，感到被“洋人”逼得走投无路了，认定要保权夺权，就得打跑“洋人”，因而就非用义和团不可。于是义和团的“扶清灭洋’与封建顽固派的“维旧排新”也就进入了同一轨道.清廷这才开始对“洋人”大张挞伐，以决雌雄了。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从来是不相信群众力量的，这时的慈禧居然也议论宏阔，居然在御前会议上大讲：“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81? 教导别人“总以顺民心为最要”82。必须支持义和团。但她实在是另有深意存焉——无非是要玩人民于股掌之上，用人民的生命鲜血为她火中取栗罢了。

支持赞扬义和团调子最高的另一个人是端郡王载漪。他所以如此，目的在于使其子尽快取光绪而代之，以夺得最高权力，所以他也最恨“洋人”。时人指出;“其时大阿哥已立，其父载漪，颇怙揽权势，正觊国家有变，可以挤摈德宗，而令其子速正大位，闻(义和拳)之(兴起)喜甚，极口嘉叹。83”不仅如此，漪父本来与慈禧关系密切，“有隐德于太后”84，其兄载濂弟载澜，政变时又以告密取信于慈禧，得掌虎神营，所以此辈尽皆慈禧的死党亲信。他们帷幄深谋，唯权是夺，所谓排外仇教绝非目的，“说者谓端邸之排斥外人，非公愤，盖私仇，甚笃论也”85。另一个极力支持义和团的是大学士徐桐。徐桐平日笃信理学，日诵太上感应篇，见“洋人”则以扇掩面，恶新学如仇。此人见义和团起即喜不自胜，他在赠义和团大师兄的对联中赞道：“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义，只此精神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86”

在守旧的顽固派中，徐桐表面上颇具理论家的变态，但实际上也是个宫廷阴谋家。“方太后议废帝，立端王载漪子溥携(改人旁)为‘大阿哥’，桐主之甚力”，因是“益亲载漪”87。他所以支持义和团，无非也是权欲所驱使，决非仅仅清谈理学而已。其他如荣禄、刚毅、崇绮、赵舒翘等无不如此。荣禄在政变中是慈禧的得力鹰犬，当然担心光绪当政，刚毅“其意反抗皇上，故太后因而用之”88，崇绮傅溥携(改人旁)，“与徐桐比而言废立，甚得太后宠”89。

且不说刚阿端旨，赵又阿刚，守旧顽固派中许多人都看准支持义和团是升官图富贵的好机会，“士大夫谄谀干进者，又以义和拳为奇货90”。御史徐道混(改火旁)居然上书说：“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龙背拱夷船，皆立沉”;御史陈嘉自称“从关壮缪得帛书，书言无畏夷，夷当自灭”，“当是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91，时人评论说：“推本言之，有守旧，而后有训政，有训政，而后有废立，有废立，而后有排外。92”“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93”

如仅就封建统治者来说，此论当属不谬。与此相应，义和团对封建顽固派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也是缺少本质认识的。义和团“奉旨灭洋”，但发这个“旨”的慈禧们是不会去灭洋的。用慈禧西逃路上的话来说：“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94”所谓“欺负太狠”，无非是认为“洋人”在废立问题上威胁到她在权力结构中的主宰地位。自鸦片之战、中法之战、甲午之战后，清廷除光绪等还希图变法图强以求振作外，守旧顽固派苟安求活，“欢笑漏舟之中，恬嬉危幕之上”，对“洋人”从来是以和为贵的。

所以就其所反映的本质来说，“当宣战之日，固逆计异时之必归于和，使馆朝夷，皇位夕易矣。大事既成，盲风怪雨不转瞬而月星明概，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恤”95。排外灭洋不过是一时之需，卖国固位则是不易之计。所以宣战后时战时和，时而命义和团与清军进攻使馆，时而又给使馆送冰和瓜果蔬菜;一面照会各国，以义和团是它的“肘腋之患”来表白，一面又许诺要相机镇压义和团。光绪在御前会议上曾质问顽固派“奈何以民命为儿戏”96? 是说到了他们的疼处。

在慈禧当时的政治赌博中义和团只是被当作了她内政外交的政治筹码。义和团运动中，慈禧等把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用来为宫廷权力斗争和维旧排新开历史倒车服务，应当说是封建统治者在近代中国的一大发明。戚本禹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中教训我们：“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派”?但他却偏偏不说应该“怎样对待封建顽固派?”这就从反面启发我们，反对封建主义余孽的斗争是具有多么重要的现实意义!林彪、“四人帮”一类骗子闭口不谈反对封建主义，正说明他们是有心病的。

本文较多触及了义和团运动的消极方面，但并不否认它的反帝性质，也不是故意标新立异。所以如此，不过是要摆脱新的蒙昧，是要清算自己与同时代青年十余年前因被林彪、“四人帮”一类骗子愚弄与蒙蔽所犯的时代性错误!

注释：

1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240页。

2 柴萼：《庚辛纪事》，载《义和团》第1册，第305页。

3 转引自陈独秀《克林德碑》，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第449-450页。

4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载《义和团》第3册，第387页。

5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载《义和团》第3册，第389页。

6 支碧湖：《续义和拳源流考》，载《义和团》第4册，第445页。

7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载《义和团》第l册，第149页。

8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载《义和团》第1册，第199页。

9《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第148页。

10《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第148页。

11《乱中日记残稿》，载《义和团》第1册，第346页。

12 柴萼：《庚辛纪事》，载《义和团》第1册，第307页。

13 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第149页。

14 1967年4月23日《解放日报》。

15 1967年428日《光明日报》。

16 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147页。

17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载《义和团》，第1册，第346页。

18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上，载《义和团》第2册，第36页。

19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上，载《义和团》第2册，第36页。

20 管鹤：《拳匪闻见录》，载《义和团》第l册，第470页。

21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载《义和团》第1册，第244页。

22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载《义和团》第l册，第18页。

23 《清史稿》卷四六五，第12756页。

24 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第153页。

25 汤殿三：《天津拳祸遗闻》，载《义和团》第2册，第69页。

26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卷上，载《义和团》第2册，第35页。

27 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第149页。

28 衰昶：《乱中日记残稿》，载《义和团》第1册，第348页。

29 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第153页。

30 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第152页。

31 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第156页。

32 胡思敬：《驴背集》，载《义和团》第2册，第503页。

33 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35页。

34 李东沅：《传教论》。

35 《义和团》第l册，第365页。

36 王照：《行脚山东记》，载《义和团》第1册，第410页。

37 1900年7月15日《中外日报》，载《义和团》第4册，第180页。

38 1900年7月15日《中外日报》，载《义和团》第4册，第18l页。

39 《清史稿》卷四六五，第12750页。

40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载《义和团》第1册，第112页。

41 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第146页。

42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载《义和团》第1册，第289页。

43 柴萼：《庚辛纪事》，载《义和团》第1册，第305页。

44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载《义和团》第l册，第114页。

45 柴萼：《庚辛纪事》，载《义和团》第l册，第308页。

46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载《义和团》第1册，第271页。

47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载《义和团》第l册，第192页。

48 《山西省庚子年教难前后记事》，载《义和团》第l册，第513-518页。

49 柴萼：《庚辛纪事》，载《义和团》第1册，第307页。

50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杜1972年版，第67页。

51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杜1972年版，第68页。

52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71页。

53 《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

54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页。

55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载《义和团》第1册，第347页。

56 《李大钊选集》，第298页。

57 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载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

58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载《义和团》第l册，第261页。

59 王照：《行脚山东记》，载《义和团》第1册，第409页。

60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载《义和团》第l册，第15-16页。

61 佐原笃介：《掌乱纪闻》，载《义和团》第1册，第137页。

62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

63 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见闻录》，载《义和团》第2册，第188页。

64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载《义和团》第1册，第1120页。

65 义和团《揭帖》，载《义和团》第4册，第151页。

66 柴萼：《庚辛纪事》，载《义和团》第1册，第305页。

67 刘孟扬：《天津拳臣变乱记事》卷上，载《义和团》第2册，第30页。

68 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第156页。

69 恽毓鼎：《祟陵传信录》，载《义和团》第1册，第50页。

70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载《义和团》第1册，第127页。

71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载《义和团》第1册，第50页。

72 柳堂：《宰惠纪略》，载《义和团》第1册，第399页。

73 柳堂：《宰惠纪略》，载《义和团》第1册，第399页。

74 胡思敬：《驴背集》，载《义和团》第2册，第520页。

75 1900年9月18日《中外日报》，载《义和团》第4册，第231页。

76 管鹤：《拳匪闻见录》，载《义和团》第1册，第467页。

77 1900年7月15日《中外日报》，载《义和团》第4册，第180页。

78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载《义和团》第1册，第11页。

79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载《义和团》第1册，第11页。

80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载《义和团》第1册，第11页。

81 恽毓鼎：《祟陵传信录》，载《义和团》第1册，第48页。

82 袁昶：《乱中日记残镐》，载《义和团》第1册，第337页。

83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载《义和团》第3册，第 375页。

84 1900年11月23、24日《中外日报》，载《义和团》第4册，第219页。

85 1900年11月23、24日《中外日报》，载《义和团》第4册，第219页。

86 柴萼：《庚辛纪事》，载《义和团》第1册，第314页。

87 《清史稿》卷四六五，第12750页。

88 1900年11月23日，24日《中外日报》，载《义和团》第4册，第220页。

89 《清史稿》卷四六八，第12776页。

90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载《义和团》第1册，第14页。

91 孪希圣：《庚子国变记》，载《义和团》第1册，第15页。

92 1900年12月8日《中外日报》，载《义和团》第4册，第228页。

93 1900年12月8日《中外日报》，载《义和团》第4册，181页。

94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载《义和团》第3册，第438页。

95 恽毓鼎：《祟陵传信录》，载《义和团》第1册，第50页。

96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载《义和团》第1册，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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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先生对曾国藩的天津教案有过很好的评价。

社会心理学所指的谣言不完全是贬词，它具有某种「策略手段」的含义，本文所言之反教谣言就是指制造近代教案的「策略手段」。

台湾学者吕实强将晚清士大夫的反教言论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拒斥教士入境与使其不能居留」；第二类是「禁止国人信奉」；第三类是「彻底驱除清除」。士大夫屡屡宣称对付基督教要 「以舌锋攻之，笔尖杀之」1，同时「设法激励乡绅，设法激励众民。贤者示以皇恩、愚者动以财货。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2； 对教民则将其下「油锅、捞其筋骨、剥其四肢、抽筋碎脑」3。在士大夫的激励下，晚清教案持续四十载，遍及全国。参加人数，少则数十人、数百人，多则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生命财产的损失，精神意志的挫耗，更不可以数计。率至不仅未能达成其预期的目标，反而教士、教堂与教民愈来愈多，且因反教而引发的内乱，招致的外患，使国家危及益趋深重。知识份子筹议策划的不当，自为主要因素」4。

吕实强所指的「筹议策划」应该是指反教策略使用不当，即寄托于一系列具有煽动性的谣言，引发众怒，以迫使传教士放弃传教。就手段与目的关系而言，选择制造谣言作为反教策略手段，应该说是成功之举。国家积弱不振，无力与强大的对手在战场上通过武力较量，采用「舌锋」与「笔尖」作为抗争工具不失为智取。正如士大夫所宣称的那样，「笔尖」、「舌锋」确实杀死了不少的传教士与洋人。几乎重大教案的发生，谣言作为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挖眼剖心」、「迷拐幼孩」、「诱奸妇女」永远是「激励民众」最好的引爆器。1868年的扬州教案、1870年的天津教案、1891年的芜湖教案、丹阳教案、无锡教案、武穴教案、宜昌教案和1895年的成都教案等，都是因谣言所致。

对反教谣言进行量度分析，在可操作性上有一定的难度。

一是样本的选择。

目前史学界对近代教案发生的总数众说纷纭，顾长声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中定为400余起5；廖一中、李运华认为有1639起6；台湾学者陈银昆以《教案教务档》为主要资料来源，辅之以中国官方文书如实录、私人记载、报纸等、以及西方之记录，如官方之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教士著作、教会出版品、报纸等总计为811案，这其中不包括义和团时期所发生的教案；编于1933年的《教案史料编目》为354起；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福建师范大学合编的《清末教案》一书，重点整理编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观所保存的清政府档案、翻译英国议会文件、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和法国外交文件及《传信年鉴》中有关教案的史料，也择译了一些外国私家著述及报刊资料中的有关内容，共计五册。前三册为中文档案，后两册为外文史料。7《清末教案》所辑史料的时间，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经历咸丰朝、同治朝、光绪朝至宣统朝止（1840-1911）。光绪二十五年──二十八年间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及善后处理时的教案史料，另编有专书，未收入此书。

为便于研究，本文统计样本确定为以中华书局版《清末教案》为主，另外，参考《教务档》、《清季教案史料》、《教案史料编目》三份史料。之所以确定以《清末教案》为主，是因为该书所选教案均为结案，得到交涉各方认可。在确定样本因素时，剔除了交涉时间在一年以下的教案。陈银昆的811案中包括未结案219起，占全部教案的27%，若以结案为准，应为592起。此外，在交涉时间上，《清末教案》结案所需时间以一年为最低线，一年以下结案的教案未选入此书，而根据陈银昆的研究，交涉时间在一年以下的教案有148起，大多数是因琐碎细故所致，交涉时间最短为10天以内，若减去这一部分，重要教案只有344起。本文量化研究的样本定为344案，应该说，以344案作为量化样本数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二是反教谣言的量化本身具有一定的难度。

陈银昆在《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一书中也认为「此等事实甚难加以量化」8只以文字略加说明。本文依据教案双方交涉文件中涉及谣言反教文字为准，包括反教谣言内容、谣言的制造者与传播者，凡是文件只有「谣言惑众」，或「借谣言闹教」等不明具体内容的归为「谣言内容不详」一栏。量化研究的目的，借用贝林的话，不是引用了数字或提高了数字的精确性，而是在引用数字以后，人们有可能对同时代人认识不充分、或认识很模糊、或根本没有认识的「潜在的事实」开展一系列新的研究9。

在344起教案中，因谣言引发的教案就达202起，占全部教案的58.7%，谣言的内容分为十二类。（见表一）

表一　反教谣言内容分类表

资料来源：《清末教案》《教务档》《教案史料编目》

表一是反教谣言内容分别所占的比例，统计数据显示：迷拐幼孩和诱奸妇女是引发教案最重要的原因。

1．采生折割

在因谣言引发的202起教案中，有48案是因谣传基督教传教士迷拐幼孩，采生折割所致，占23.76%。由于中国社会重男轻女，伴随着这种文化观念，由此而产生了一个与这一观念相呼应的奇特现象：溺杀女婴和拐卖男童。天主教多设有育婴堂，传教士主观上是想收养贫困家庭的孩子，尤其是女婴，客观上却助长了一个犯罪行当的兴旺，拐卖儿童案层出不穷。中国社会有一种人，专门以贩卖儿童为生，育婴堂的设置，为这些拐匪提供了一个合法的销赃场所。左宗棠曾就此事上书总署，说他在闽浙总督任上，「抓获一名拐匪，起出迷药似香灰而微带腥气，当将该匪处决，讹传亦息。大约此等匪徒内地向亦有之，不尽由西洋传教士而起」10。尽管有左宗棠这样的高级官员为传教士辩护，依然无济于事。御史恩溥一语中的：「百产之菁英不足供生民之日用，于是贫民始而溺女，继且溺男」，「户口藩昌，甲于万国，自生之而不能自养之，已足贻笑邻封，大伤国体」11。只要滋生拐卖儿童的社会土壤没有根除，有关拐卖儿童的谣言永远不会止息，也就不可能消弭由此引发的教案。

2．诱奸妇女

妇女参与教会活动，与中国妇女之不能拋头露面，并严于男女之大防的观念大相径庭，舆论常加以指责传教士与妇女之关系。湖南巡抚陈宝箴认为传道即是「每令妇女诵经侍坐密室」12。因妇女问题引发的教案在数量上仅次于迷拐幼孩，共有20起，占9.90%。

3．诬教民为匪、传教士藏匪

这类谣言有某些「真实」的因素，因为的确有相当一部分教民是以「匪」的身份加入基督教的，不否认其中有弃恶从善、改邪归正之人，也有一些人则纯粹是为了寻求保护，因此最易成为反教借口，且多系当地乡绅、局绅亲自领导打教。 同治八年（1869），江西南康县教民被局绅诬为斋匪，打毁教堂13。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川阿索拉巡检侯其昌，不愿法教士赴阿传教，辄捏造谣言，称该教士等统匪至阿，串通绅士罗玉廷等，藉词保卫地方，鸣锣调集汉夷民团，啸聚千人，将教民李银山擅押毙命14。此类案件共有16起，占7.92%。

4．迷药与神仙粉

此类谣言多系匪徒与和尚所为，目的是为敛财。「光绪四年，粤东省城内外及附近各处，哄传有匪徒施送药丸，名曰神仙粉，混称时疫将行，预服此药可免除疾病。又有匿名揭帖，声言此药系洋人雇人施放，欲图引诱入教，众口沸腾」15。这类教案有14起，占6.93%。

5．投毒

若遇时疫、或井中、河中有异物，则往往怀疑传教士所为，此类谣言多为匪徒或痞辊所造，目的是乘火打劫，收敛钱财。同治十年十月十五日晚，福建古田一农民渡河回家，见有一种小虫密浮水面，当地人纷纷传说有人下毒，「各怀惊疑，一时传播有疑教堂所致」16。光绪二十八年，湖南辰州匪徒雇一老妇，向井中投毒，抓获后，供称受教堂指使，民众盛怒之下，杀死两名英教士。这类教案共有12起，占5.94%。

6．冒充官员名义发布的反教告示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时谣传法国将攻打广东，钦差大臣彭玉麟号召人民共起抵制法人，声明每逮捕一个敌军或一艘敌船赏额五千。传单被报贩喊成「每杀一个外国人给一百，中国教徒给五十」17，教案遂一发不可收拾。该年广东毁抢教堂二十件、焚堂五十所、教民二千多家、十余人被杀18。

光绪二年（1876），四川士绅以时任四川学政张之洞之名张贴所谓《张之洞奏稿》，文章痛诋基督教「造淫词以惑众，持妖术以笼人」，「朝廷令各督抚各烧其教堂，率黎庶齐除其恶族。此诚兴败之关，不可失之机会也」19。在此文的煽动下，四川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教运动，杀毙教民二十余命，抢毁二百余家20。像这类以高级官员名义发布的反教檄文而引发的教案共有7起，占3.5%。

7．剪辫恐慌

光绪二年(1876)，湖南巡抚王文韶奏报衡州匪徒剪取民人发辫，与教堂为难21；同年，两江总督沈葆桢奏报在安徽巢县、庐州、池州、英山、霍山、建德等府县抓获多名剪辫匪徒。不久，波及扬州、镇江、常州等处渐至苏州，讹言四起，剪辫不已。一旦抓获，必供出自教堂，城乡彻夜不眠，打毁教堂多起22。同样在光绪二年，江西巡抚刘秉璋奏报在「江西都昌等县均有邪术、剪取人发、鸡毛」23。因剪辫之谣祸及教堂共计6起，占2.97%。

8．谣传教堂藏匿军火

光绪二十四年（1898），吉林长春土匪头目刘永聚众闹事，民间谣传莲花山屯教堂，有暗运枪炮接济情事，人们纷纷聚集教堂，兴师问罪24。光绪二年（1876），浙江温州谣传天主教私藏军火，企图造反，当地士绅率团民包围教堂。经查知是一个曾参加过太平军的人，「在温州双隔田地暗访侍王，又恐易于破案，故于上年投入天主教，可望地方不加查究，以作护符」25。此案共有5起，占2.48%，尤以中法战争广东，云南居多26。光绪二十四年（1899），贵州汉民与苗民发生冲突，当地士绅造谣「洋人助给苗贼枪炮」，杀死法教士二人27。光绪二十七年（1901），江西署建昌府事试用知府崔湘、代理南城县事试用通判翁宝仁，谣传教堂运藏炮火，并率即督属搜查，以至百姓借势焚抢教堂28。

9．因教堂大门紧闭起疑而传谣

此类谣言多与迷拐幼孩和诱奸妇女有关。同治元年，沉葆桢奏报南昌教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法国教士罗安当及通事方安之「自抵江（西）传教以来，扃闭大门，由屋后小门出入，时有他处收买幼女带进，堂内若非素习伊教，无许进内观看，是以如何传教外人不能深悉」29。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解释天津教案发生的原因时也提到「外国之堂终年扃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以至「津民积疑生愤」30。在诸多教案中，因教堂终年紧闭大门这一小节而引发的教案有4起，而且都是重大案件。撇开谣言制造者故意借此滋事不谈，这里还涉及到中国社会的一个独特习惯，即家家户户没有关门的习惯。正是这一习俗上的差异，使与此有关的谣言才有传播与相信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

关门与否是一件小之又小的事情，可是如果深寻这一习俗所隐含的社会学意义，就会发现它不但是文化形态的反映，更是与专制体制相适应的产物。初来乍到的西方传教士、记者、旅行家对中国家家门户大开这一习惯大惊小怪，深感不解，不少人纷纷在报纸、文章中对中国人没有关门的习惯加以探讨。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高温对此现象分析说：「中国人从来没被教导过要注重个人隐私，只有富人才想拥有一所完全归自己所有的房子，即使是这样，他也得和几个对房子有某些所有权的近亲一起合住。普通人根本承受不起独享一所房子的这份奢华。因此，房子在建造时就是为了能容纳更多的家庭的。在一所合住的大房子里，可能就住有六七户人家，看上去他们彼此之间并不隐瞒自家的隐私。有些事情我们要在仔细环顾左右、确认没人偷听时才能关起门来谈论，而他们却当作邻居的面大声谈论，让默默地站在一旁的邻居听得一字不漏。这样做的结果是在中国再也没有甚么秘密可言了。中国的家庭整天开着门，街上的每一点声响、隔壁邻居的声音都会传进屋来」。最后麦高温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中国人离开噪音就无法生存」31。

结论虽然荒谬，但是麦高温却发现了一个真实的事实，即中国人没有隐私的观念。人口众多，生活资源匮乏，需要互动才能获致必要的生存信息，农业形态的文明自然毫无隐私可言。另外，中国用伦理组织社会，提倡「孝悌」、「慈爱」、「友恭」等，在中国没有个人观念。缺乏隐私权观念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前提：个人不能自律自制地掌握他自己，也根本不承认个人人格独立的可能性。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控制的需要。统治集团为了长治久安，数千年一直延续采用保甲连坐法，这也导致中国不可能也不允许有隐私权。中国统治术的核心在于防乱，保甲连坐法是历朝统治者用以御民的治术，所谓「欲治府州，先治县；欲治县，先治族。盖族之为地近，近则耳目易周；族之为谊亲，亲则语言易入。父诏其子、兄勉其弟、长上训诫其卑幼，使之日改过迁善而族治矣。族治则县治、县治则府州治，此治国之所以必先齐其家也」32。同时，「无论城乡村庄，附近数里至十里者，每月朔望，各段落保正、牌长、甲长互相邀集，或在庙宇及宽绰处所彼此会晤一次，随意豫备茶点以供消法，久之乡人互相认识」33。儒家治术是以礼入法，以人情、人伦作为经纬织成外松内紧的网络，在这样的环境里，家家都要将门户洞开以示自己的清白。此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在人际接触密切的社会里，最怕的就是孤独、寂寞，被社会放逐的后果甚至会导致自杀。中国法律「流刑」的运用就是该理论最好的注脚，在中国，流刑是仅次于死刑的最严厉的刑罚。这一事实本身就反应了中国社会最为鲜明的特征：中国人安土重迁，不愿意远离自己的家乡，不能忍受与自己所属的共同体相分离。由此看出，中国社会无隐私权既有重视人情的心理因素，又有社会控制的因素。其负面的后果，会造成人与人之间产生多疑及不信任感，甚至会诱发告密现象。终日紧闭大门的教堂处在这样的环境里，招致中国人的怀疑，应属意料之中。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喜欢用事实解释事实，对西方的教堂本身就有一种好奇心理，看到教堂始终紧闭大门，中国人据此推理自然会得出教堂一定是藏垢纳污之地的结论，否则为甚么要关门？

10．诬传教士刨挖坟墓，家中藏有死尸

同治七年（1868），英教士在台湾置买住房传教，与百姓施药治病。当地官员默许绅民粘贴字帖，声称传教士专好杀人，刨挖坟墓，房中且藏有死尸等谣言，民众涌至教堂，哄抢财物34。此类谣言多数发生在台湾，共有2起，占0.99%。

11．以西方政府或驻华公使名义发布的激动众怒的假告示

同治十二年(1873)，四川黔江县在知县桂衢亨的授意下，该县十七名绅士冒法国公使之名，发布如下告示35：

大法国使臣示：照得天下，原属公器，并非一朝之私业也。兹以天下纷纷，英雄共兴义举，清朝薄德已失各省。我国奉天承命，分遣使臣承时图治。清朝再三讲和，请其先行传教，随后择吉禅位。我国王以仁义治天下，不肯受争夺之名，于是准所请。是以王畿重地，已让我国使臣驻守。矧在外各省，尚敢逆天行事，与我国争此土哉。不料黔邑绅民，愚顽已极，不识时务，敢与我国抗衡，召集廖廖乡团，竟欲驱逐我国在黔差员出境。是该孩童气习，若卵与石斗，自取灭亡耳，何其无知已极。如此孟浪，何不将上年酉阳一带设立教堂后，被白号打毁，殃及酉阳官绅偿命赔银一事。尔等不思之极，酉阳官绅与黔邑比较，勇敢智谋高出万倍，尚且贴耳降服。尔黔邑官民，木形土偶，何不安分守己？本欲调动洋兵，扫平顽梗，不忍不教是惩。尔官民其再三思可也。特示。

此告示张贴之后，黔江县民百余人来到法国司铎余克林、教士戴明卿寓所，将二人扭至河边殴毙36。这类谣言虽然不多，只有2起，可后果却比较严重，都导致外国传教士被杀。

12．最后一类谣言由于资料没有记载具体内容，均以「匿名揭帖」、「造谣煽动」、「藉谣言闹事」或「愚民无知传布谣言」等语出现，无法归类，统归之于「内容不详」，共计66起，占32.67%。

表二　反教谣言地区与时间分布表

资料来源：同表一

从表二可以看出，因谣言引发的教案主要集中于四川、江西、广东、福建、江苏、安徽等南方地区，其原因是这些地方教堂云集，既有新教区又有旧教区，像四川和江西虽是内陆省份，但是自明末清初，天主教势力就已渗透于此，广东、福建、江苏、安徽则是因不平等条约强制性地变成通商口岸，天主教的育婴堂多半集中于口岸城市。再者，这些省份不约而同的都与太平天国有这样或那样的瓜葛，宿怨加上新仇，上述省份成为教案多发地事属必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湖南揭帖的煽动作用，如果以湖南为中心，就可以发现，这些省份都是湖南的近邻，从湖南流出的反教揭帖沿着长江首先进入上述地区。

就教案发生的时间来看，教案多发时间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与反教宣传品有关，如1861年《湖南合省公檄》和1862年《辟邪纪实》引发了十九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大部分重大教案。二是与对外战争有关，1884年中法战争和1895年中日战争前后，相继发生了一系列袭击教堂和杀死传教士的案件。此类教案多是指控传教士和教民为匪或藏匿军火，由此引发的教案数量仅次于采生折割和诱奸妇女，占第三位，显然中国人认为基督教的存在已对自身和国家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表三　反教谣言内容与制造者之关系表

资料来源：同表一

从表三可以看出采生折割和诱奸妇女使用率最高，被社会各个阶层利用作为煽动反教、闹教的导火线，因为这两条谣言直指人们生命意识中最安全、最惧怕的部分，是儒家文化最直接的体现。在重视后嗣、香火的国度里，孩子是维系家族、宗族绵延最重要的手段，因迷拐幼孩诱发的教案中，几乎都是男孩，可知是精心策划之结果。妇女问题不仅涉及到男性的尊严，更与血统、种族是否纯正密切相关，因此，由妇女引发的教案也居高不下。

苏　萍 198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士学位；1996年获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法学硕士学位；2000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学位。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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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曾经和朋友聊这个问题。说当时的文官，太能迎合老佛爷了。  需要制度上合法，合乎祖制，符合老佛爷的利益，还不能让其他人有闲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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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嗣危机

1875年1月12日，同治病亡，其无子。有清一朝首次遇到需从皇帝子嗣外寻找继承人的严重情况。宗祧继承的原则是“有子立嫡，无子立后”，无子时，以人为方式弥补自然血缘的缺憾，以获得继承人，即为立嗣，以续承宗庙世系。帝嗣的选立，则不仅攸关皇脉延续，更与国家命运关系重大。翁同龢对选嗣过程有亲历记述：“戌正，摘缨青褂。太后召诸臣入，谕云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谕云，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则宣布曰某。维时醇郡王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1]。当晚，载湉从醇王府被迎入宫，成为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九代皇帝。与此同时，两宫也完成再次垂帘听政的“合法化”手续：“朕恭呈慈安……慈禧懿旨，览王大臣等所奏，更觉悲痛莫释，垂帘之举，本属一时权宜，惟念嗣皇帝此时尚在冲龄，且时事多艰，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禀承，不得已姑如所请”[2]。

一般认为，慈禧选帝主要基于以下考虑：载湉年幼，仅只4岁，便于慈禧垂帘听政，如果拥立长君，听政便不合法度。载湉与慈禧关系密切，他是咸丰弟奕譞和慈禧妹叶赫那拉氏所生，既是慈禧的侄子又是外甥。另层原因是，载湉与同治同属“载”字辈，这有违常理，原本继承同治帝位的应该在同治下一辈（“溥”字辈）中寻找，但那样一来，将使慈禧成为虽尊而疏的太皇太后，同治皇后将成为皇太后，慈禧的垂帘听政间隔一辈变得失去名义。所以慈禧只能在同治同辈中寻找。王国维尝言：“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制度）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故天子、诸侯之传世也，继统法之立子与立嫡也，······ 皆任天而不参以人，所以求定而息争也”[3]。同治无子，无法天定，本身就面临“任人者争”的风险和变数，慈禧立嗣顿使宫廷中的各种关系愈发复杂，潜伏下三大危机，也就是有三种关系必须调适。第一，先帝与后帝的关系，光绪继嗣咸丰，光绪之子却要继嗣同治，其间如何理顺？宗祧继承的根据就是血缘与辈份的关系，满人入关前，并无过继法条的规定，时有先兄弟后子侄袭职情况的发生。入关后，受汉族立继嗣子观念的影响，继嗣行为渐趋规范。康熙十年规定：“如无子嗣，准将近族之子，过继为子”[4]。明确选立继嗣对象是“子”而非兄弟，皇室自然不能例外。但慈禧却打破成例，实行兄终弟及，而非父位子继。因事情牵扯到两宫听政和三代皇帝（前朝皇帝咸丰、大行皇帝同治、当朝皇帝光绪），有些利益还互有冲突，有顾此失彼的情况，又使得臣僚的立言特别谨慎。第二，慈禧与同治皇后的关系，慈禧为了揽权，刻意防止在同治下辈中寻找继承人，将光绪的帝位得来不是同治，而是跳到上一辈，来自十三年前就已经去世的咸丰，这样，慈禧还是皇太后，同治后却成了“皇嫂”。这于情（放弃自己亲生儿子）于理（改变顺序继承）都不顺，也使同治皇后与光绪的关系，与两宫的关系，在宫廷中的地位，在在难堪。第三，光绪与醇亲王奕譞的关系，即要防止因其为皇帝生父而操控政权的可能。

在三种关系中，第三种关系最容易解决。各方都不愿此种局面出现，即便是当事人奕譞也没有这种能量和胆量。1875年1月15日，朝廷讨论“醇亲王辞免差事折”。翁同龢上密疏请求为奕譞保留“神机营差事”。未被慈禧采纳，密奏留中未发。第二种关系比较棘手，但同治后无拳无勇，随其很快去世部分得以解决，却也成为后来事发的引子。而以第一种关系最复杂，因其直接牵扯“储位密建”祖制的恪守和继嗣继统间的矛盾悖逆，涉及到三代皇帝乃至皇绪帝位的正统性。正统危机在选嗣当下即已发生，“诸臣承懿旨后，即下至军机处拟旨，潘伯寅意必宣明书为文宗嗣，余意必应书为嗣皇帝，庶不负大行托付，遂参用两人说定议”[5]。从记述看，太后只是提出人选，细节并无考虑，而由近臣来弥缝。翁同龢、潘祖荫的讨论一下子抓到了问题关键，就是如何处置同治、光绪两帝间的平衡，为光绪立嗣寻找入乎情理的解释，慈禧在立嗣时对此明显缺乏考量。

果不其然，光绪即位未几，风潮便起。1875年2月20日，内阁侍读学士广安首先将问题提出：“窃维立继之大权，操之君上，非臣下所得妄预也”。但因事情处置于“理”上仍待“变通”，“又非臣下所可缄默也”。广安为同治鸣不平：“惟是奴才尝读宋史，窃有感焉。昔太祖遵母后之命，传弟而不传子，厥后太宗偶因赵普一言，传子竟未传侄，是废母后成命。遂起无穷斥驳。”有鉴于史，广安建议将“我皇上将来生有皇子，自必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接承统绪”的安排“即请饬下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颁立铁券，用作奕世良模”。即用“颁立铁卷”这一封建王朝的最高立法方式将此固定下来，成为不容更替的铁定安排，以防日后有变。广安奏折并未深究继嗣中的各种矛盾，只是要求将既定安排用更稳固的方式定格。但这也触犯了慈禧的敏感神经，“广安奏请饬廷臣会议颁立铁券等语。冒昧渎陈，殊堪差异，广安著传旨申饬。”[6]

因事涉天子，非一己一姓的家务事，而是天下事。中国的士人们又有着视天下为己任的不绝如缕的传统，“言谈微中”的狂优和持“道”不屈的君子，即使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也没有绝迹。正因此等人物的前仆后继，保持着中国政统和道统的基本稳定。何况慈禧所行不道，要想堵塞天下悠悠众口是不可能的。1875年3 月27日，同治皇后死，“道路传闻，或称伤悲致疾，或云绝粒陨生”。御使潘敦俨又挺身发难：“默念穆宗嗣统未有定议，孝哲毅皇后又仰药殉，遂疏请表彰穆后潜德，更谥号。”此种暗指大犯忌讳，朝旨“斥其以无据之词率登奏牍，实属谬妄，交部严议。”结果是罢官免职。天下有道，君子出而扶持君主，天下无道，君子归当隐士。此后，潘敦俨“归隐于酒，阅二十余年卒”。[7]

严厉惩处之下，挺身赴义者仍续起不绝。君臣父子为中国传统理念的大纲，中国古代家、国不甚分的体制使君权渗透着父权，君臣关系某种程度上映透着父子关系， “天子”并非就是真正的天之子，而更多的是人之君，正如父母不会不犯错误一样，帝位的秉持者也非永远正确，因此就有接受规劝的必要。臣民的“子弟”身份使之只能安于被统治者的地位，但同时也使“子弟”们多少保有了一些规劝长辈的传统义务。虽因过问的是“天大的事”，说得不合适，会引来绝大麻烦。好在，士大夫自古即有“定臧否，穷是非，触万乘，陵卿相”，“自置于必死之地”而不辞的志气。因此，“规谏”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文化传统，士子是这种传统的中心承担者，以“帝位之师”自居。[8]晚清，士子的这一地位存在已经斑驳陆离，前几次谏言均被驳回或严谴，无奈中，只得行之以激切，其中真正有不得不的原因。

二、尸谏行动

于是乎，更严重的事件发生，有官员以最激烈的方式将问题不容回避地提出。1879年4月11日，同治帝后归葬惠陵，两宫太后、光绪皇帝及大批官员出京送葬，在蓟州举行迁奠礼，奉安典礼平静结束后，于20日返抵皇宫。不期想，却出现惊天大案，有人尸谏。

谏者是吏部主事吴可读，其未随归葬队伍同来，早在4月11日就已经住在蓟州马伸桥三义庙[9]，大队人马离开蓟州时，吴仍留该庙。而当地官府的死亡报告是几天后才呈上。4月29日，蓟州知州刘枝彦报，接到马伸桥乡保张利26日的禀告：有随差之人25日夜服毒身死[10]，尸检时发现死者属吏部，知州的报告按级报顺天府，转吏部，吏部尚书宝鋆等“接阅之下，不胜骇异。当即亲诣看验，知系吏部吴主政名可读在此服毒殒命，遗有封存密折一匣，遗书嘱为转呈吏部代递。”按规定，部署呈递的代奏折件，先由该部堂官共同开启查阅，如没有违悖字样，才能转奏皇上。但鉴于吴可读以死相求，且遗折密封。传统社会下，武死战文死谏是报国忠君者的至高境界，一个人到拿自己的性命相拚相酬的时候，是什么都豁出去了。吏部官员知道这一定牵扯到重大而敏感的事情，“既未便拆阅，又不敢壅于上闻”。所以违背规定，不拆视就径报朝廷。[11]

吴可读（1812－1879），道光三十年进士。自谓“家谱自前明始迁祖以来，三百载椒房之亲，二百年耕读之家，十八代忠厚之泽，七十岁清白之身”[12]。现存《吴御使可读手泽》，手录的多为历代忧国忧民之作，如陆游、杜甫的作品，陆贽的奏议，徐贤妃的《息兵罢役书》及林则徐的禁烟疏等[13]。可以看出吴氏的思想基点。其引起议论大哗的遗折表露之意甚多，御史安维峻有言：“一疏动天颜，所言者大；千秋论臣节，如公其难”[14]。

据吴可读自称，其尸谏很重要的原因是存有感恩之念。“罪臣前因言事忿激，自甘或斩或囚，经王大臣会议奏请传臣质讯，乃蒙我先皇帝曲赐矜全。既免臣于以斩而死，复免臣于以囚而死，又复免臣于以传讯而触忌触怒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则今日罪臣未尽之余年，皆我先皇帝数年前所赐也。”这是指弹劾乌鲁木齐提督成禄一事。成禄在西北军情紧急的情况下，逗留高台七年，不出玉门一步，苛索民间供银30万两，却“诬民为逆，围剿良民村庄，冤杀二百余人，反报胜仗”。可读系甘肃皋兰人，对西北情事多有关注，时任监察御史，又有职责所系。因此上对成禄“十可斩五不可缓”的轰动一时的奏疏，使成禄被查处，判刑死缓，但吴可读仍坚持成禄罪行重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继上《请诛已革提督成禄疏》，内有名言：“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汇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15]两疏稿“传诵萟林，卒以直道难容去官”[16]。清廷以“吴可读坐刺听朝政”为由对吴予以处分[17]。据了解内情的人称，弹劾成禄获罪，主要是因为成禄是醇亲王奕譞的人，吴氏不依不饶得罪了权贵。吴的尸谏，既有感恩因素，以为同治有恩于己；更有一股激愤之气，因遭贬斥，想一死以明心志。与吴气息相投惺惺相惜的左宗棠就认为尸谏“当由狷忿之念所激而成”[18]。吴遭贬黜后，表面上意趣闲然，赋诗言志：“圣朝无阙事，小臣愿作不鸣蝉；家无别况，只桂兰绕膝，桃李盈门。今年春胜昔，一堂和气抱孙来。”[19]一片闲适心态，想不问国事，内心却压抑不下愤懑，一心忠于朝廷，反被污判。卓寿山的挽诗恰当反映了吴的心境：“一腔忠愤但吟诗，满肚牢骚惟纵酒。遥知二宫还宫日，便是孤臣受命时。”[20]

故吴可读早有死意，其在同治死时，“即拟就一折，欲由都察院呈进。彼时已以此身置之度外。嗣因一契友见之，劝其不必以被罪之臣又复冒昧”。[21]后来遗折的稿底也是那时留存。吴可读侄子吴宗韶后来写《柳堂先生传》也确认：吴可读“临行辞其先莹……，吾年已六十余而圣朝不终弃之，敢不以死报哉！”[22]除给朝廷的遗折外，在三义庙居住的几天中，吴还给该庙主持周道士写了六封信，给儿子写了两封信，交待已选好葬所，自古忠孝难两全，不必归葬祖莹。并告诫其子待朝廷查案后，“总以速出京为要，”出京后可投靠左宗棠。[23]可说是从容安排好后事。吴还申明此事与主管的吏部堂官无关。实际上，吏部遴选随行官员时，吴可读最初并未被选，其“力谓于长官愿备员以往，人皆笑其迂（此乃一苦差，且礼节要周到，繁文褥礼极多，人多不愿往），而先生则喜甚。行之日，大雪载途，达官扈从者咸苦之。先，先生襆被卻仆役登车遂东，礼成后，诸臣归，先生独留于蓟，僦屋于马伸桥之三义庙。昼则扃户出观乡人之渔于河上，归则秉烛达旦，庙祝异而窥之，见其奋笔疾书”[24]。其寻死的毒药和绢绳均从北京携来，可见其必死的决心。

吴的“遗折”最具分量也最让时人传诵的是下面一段话：“罪臣涕泣跪诵，反复思维，窃以为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公然指责慈禧“一误再误”，责怪言词里是一腔忠诚，忠君乃至某种愚忠，是以极端方式建言的最主要缘由，吴对此也坦承：“等杜牧之罪言，虽逾职分，效史鳅之尸谏，只尽愚忠”。吴可读还直截了当地对朝命进行了驳斥：“懿旨内有承继为嗣一语，则大统之仍归继子，自不待言。罪臣窃以为未然。······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不得已于一误再误中而求一归于不误之策。惟有仰乞我两宫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正名定分，预绝纷纭。”[25]

吴可读也解释采取如此激越手段为不得已。“今逢我大行皇帝永远奉安山陵，恐遂渐久渐忘，则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则迫不及待矣”。其曾言说死前心状，“人曰：子惧乎！曰：惧。既惧矣，何不归？曰：惧，吾私也，死，吾公也。罪臣今日亦犹是”。并非不怕死，但在大公与一己间，选择了死，古之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26]即是此意。可读进而强调：“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罪臣岂敢比曾参之贤，即死，其言亦未必尽善。惟望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怜其哀鸣，勿以为无疾之呻吟，不祥之举动，则罪臣虽死无憾。······罪臣言毕于斯，愿毕于斯，命毕于斯” [27]。臣以死相谏，在传统中自有其风采境界在。中国的谏诤观源远流长，《诗·周南·关睢·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汉书·郅恽传》：“臣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废，子谏不可拒。”都是在讲说个中道理，遗折中正以曾参为效法。吴可读两任书院主持，曾主讲甘谷朱圉书院和兰州兰山书院，书院自古为士气聚集扬发之地。显见得，士的传统风范对其有深重影响。宝廷诗云：“圣朝纳谏优直言，伏阙抗疏争纷纭，以死建言公一人，吁嗟乎！直谏容易死殉难。”[28]末一句最是道出尸谏的沉重份量。

三、朝议纷纭

5月7日，吏部将吴可读遗疏入奏，当天，某些朝廷近臣已知遗折内容。军机大臣王文韶记：“本日吏部递主事吴可读死谏一疏，请特降懿旨预定大统之归等语”[29]。翁同龢也记：“是日奉两宫懿旨，吏部主事吴可读伏毒自尽，遗有密折一件，请议立穆宗毅皇帝承嗣大统”[30]。继统事过于重大，尸谏方式又过于激烈，案发后，朝野间已有传闻，慈禧等也无法隐瞒。接到吏部上奏后，慈禧的反应倒也快捷，当天就有批复，且言辞得当，不但为以后的说词定下了大的原则，而且进行了铺垫和留有了转圜余地，后来大臣的奏疏多以此立论。“皇太后懿旨：吏部奏主事吴可读服毒自尽，遗有密折，代为呈递，折内所称请明降懿旨，预定将来大统之归等语，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嗣后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此次吴可读所奏，前降旨时即是此意。著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31]

5月9日，遗疏先在小范围传阅，朝廷命臣属赴内阁“公同阅看”[32]。 15日，太后和光绪于东暖阁召见重臣，询问处理办法，翁同龢等在面对时扮演了重要角色，其首先“具以古今典礼，本朝不建储之说对”。这是毋庸言说的定规，并没有解决问题，慈禧等听后，“踌躇良久”。翁等又才和盘托出关键性的意见，“以大统所归即大宗所系，次第详陈”，这算是抓到了关键，“仰蒙（帝、后）首肯再三。”[33]这里，翁同龢等提出了一个重要思路，就是先解决大统（帝位），再解决嗣子，继承大统者即为大宗（帝嗣）。后来的处理即寻此思路。但继统事委实太大，又是一个道统干预政统，臣下建言立论的绝大题目，臣僚特别是此时活跃于朝中的“清流”激奋异常。

5月21日，清廷将议事范围扩大，召集更多官员在内阁集议[34]。部分臣僚特别是宗室的某些王公大臣认为继统牵扯建储，故而表态“不敢参议，不得擅请，不能预拟”，提出对遗折“以毋庸置议复奏”。[35]打算跟过去一样，把事情敷衍过去，引起部分与会者的不满，“激烈者盛气力争，巽畏者嗫（喏）不吐，或忠或谨”[36]。在这样的情况下，某些与会者认为统一会奏显然不能反映他们的意见，酝酿“别疏陈所见。”[37]

御使李端棻指责所谓的“不敢参议”是不负责任的态度，没有为皇上分忧。“此时两宫若不再申一命，群臣若不更赞一词，专待亲政之年，自行裁度，皇子即生而即宣承嗣之旨，廷臣必争之曰，此违建储祖训也。皇子既生而不闻承继之旨，廷臣又必争之曰，此违初次懿旨也。” 将陷皇上于左右为难，所以一定要对吴折有所交待，但怎样交待，李端棻也说不清楚。[38]编修黄体芳更对5月7日谕旨中的定调表示不满，“体芳略言：‘即是此意’一语，止有恪遵，更有何议？”他鼓动臣僚打消顾虑，“夫奉祖训，禀懿旨，体圣意，非僭。先帝今上皆无不宜，非悖。明其统而非其人，非擅。论统系，辨宗法，正足见国家亿万年无疆之庥，非干犯忌讳。”时论推许，黄的奏疏“皆人所难言，直声震中外”。[39]

有意思的是，事发后的建言者多为汉臣。少有例外，就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宝廷，其系宗室，郑献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以敢言称。他对王公大臣议论的会奏很不满，认为只是官样文章，不着痛痒，故而率先提出他本人“亦有说帖，不欲抄附，拟单递”。[40]宝廷奏折先为慈禧辨解：“将来即以皇上所生之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非言生皇子即时承继也，言嗣而统赅焉矣。引伸之，盖言将来即以皇上传统之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也。因皇上甫承大统，故浑涵其词，含意未伸，留待皇上亲政日自下明诏，此皇太后不忍歧视之慈心，欲以孝弟仁让之休归之皇上也。而惜乎天下臣民不能尽喻也。广安不能喻，故生争于前；吴可读不能喻，故死争于后”。以此解释遗折的疑问，不是“生皇子即时承继也”。所以，吴可读的担心多余。宝廷还提出一项重要建议：“并请将前后懿旨与广安、吴可读及此次与议诸臣奏议存之毓庆宫，俟皇上亲政日，由毓庆宫诸臣会同军机大臣恭呈御览，自必明降朱谕，宣示中外” [41]。宝廷单独上折的作法还为意见歧异者树立了榜样，徐桐、潘祖荫、翁同龢三位的奏折原准备附在王大臣会奏之后，因有宝廷单递，“因请余辈亦单递”。[42]

对尸谏事件，依其和皇室关系的亲近成反比，愈是和皇室关系密切的人反应愈是谨慎，他们对慈禧立嗣多有不满，但表示起来又多有顾虑。于此微妙内情，翁同龢等人有切身体认。5月15日，翁同龢与帝后言及继统事，得到鼓励，于是，根据所言与徐桐、潘祖荫联名起草了一份更正式的奏折，翁同龢对此折十分慎重，稿成后曾找多人商议，19日，“访荫轩未值，拟折稿送之”，第二天，又与同仁讨论，“绍彭、伯寅（潘祖荫）俱从余议，同事孙、张二君亦同。”21日，向更高级别征求意见，将“折底交恭邸（奕訢），恭邸意以为不然，而不加驳诘”，不讲其不以为然何在。转将底稿送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也只是“惟惟而已”。只有惇亲王反应强烈，“阅之坠泪”，但也没有具体意见。临入奏前翁又专访沈桂芬，“以所拟底交之，彼甚以为是也” [43]。沈桂芬此时为汉军机领衔，与翁同龢等南清流关系密切。有意致的是，相比起满人亲贵来说，汉臣的表现更大胆，其中原因可能是受儒家传统浸润更深，护持正统的意识更强烈；再是身份不一样，处在圈外，说话反而顾忌较少。但毕竟是神器所归，兹事体大。翁同龢等不敢掉以轻心，对奏折“往还颇费词矣，两至馆上斟酌折头”。30日方才奏上。徐桐时任礼部尚书，翁同龢任工部尚书，潘祖荫任刑部尚书，上奏诸人与同治、光绪有密切关系，又是清流领袖，会奏的分量自然不同。奏折认为吴可读要求“预定大统，此窒碍不可行者也”。因为不建储贰有明确的制度规定，“此万世当敬守者也”。那么，如何处理建储与立嗣的矛盾呢？他们提出 “绍膺大宝之元良，即为承继穆宗毅皇帝之圣子”[44]。此即包含有先建储后立嗣之意，先选继统，谁继统谁就是同治之嗣。后来，翁同龢为此感慨：“懿旨将来绍膺大统者，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之子。此语采取臣折中语也，感涕交集”[45]。

清流健将国子监司业张之洞的长篇奏疏尤其高妙。他除了力图为太后辨白，称吴可读虽然“至忠至烈，然谓其于不必虑者而过虑，于所当虑者而未及深虑也”。此外，张之洞明确设计了如何解决建储与立嗣矛盾的方案。清廷原先发布的上谕提出光绪生子即为同治继子，如此一来，此过继人便显然要成为光绪帝位的继承者，这有违反清朝不预立皇储的祖制之虞；而且光绪无子或多子怎么办？生子不贤又怎么办?面对诸多矛盾，张之洞提出了继嗣与继统合并解决的办法，并为此论证：“天子，公庙不设于私家，苟不承统，何以嗣为？”就是帝嗣的继承与寻常百姓不一样，从帝嗣来说，“继嗣，继统毫无分别”。张之洞的说法是在继承顺序上颠倒，不管光绪生有几子，都先不继嗣，直到继统决定才继嗣，继承光绪帝位之人也就是继嗣同治之人，两下里同时完成。[46]这与翁同龢、宝廷的见解不谋而合，只是张折说得更明白到位。无怪乎，军机大臣王文韶要称在有关吴可读案林林总总的上疏中，要说是“透达切当，以张之洞一疏为最”[47]。张折举重若轻，另辟蹊径，将先前争论不休复杂纠缠的问题一下子廓清云雾。

比较起来，王公大臣们遵旨拟议的奏稿颇四平八稳。奏稿于30日由世铎领衔发出。“吴可读以大统所归，请旨预定，似于我朝家法未能深知，而于皇太后前此所降之旨，亦尚未能细心仰体，臣等公同酌议，应请毋庸置议” [48]。以祖制家法为抵挡，拒绝臣下擅议。翌日，朝廷颁旨对此案了结：“皇帝受穆宗毅皇帝托付之重，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必能善体此意也。所有吴可读原奏及王大臣等会议折，徐桐、翁同龢、潘祖荫衔折，宝廷、张之洞各一折，并闰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谕旨，均著另录一份存毓庆宫。至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著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49]

先前懿旨下令吴可读事只交京官讨论，而将外省疆臣屏蔽，意图把影响局限在一定范围内。但事情重大，外间不可能没有议论。事件发生后，远在西北的左宗棠就在私信中说：“吴柳堂侍御尸谏一疏，都门传诵，想九重亦必洒然动容。疏中自称‘罪臣’，而山陵讫事犹称‘大行’，似其微意不以庙号为妥。盖先皇御极，削平大难，在本朝为中兴之主，‘穆’之与‘毅’，不足尽之，当时定议，固未及详审耳。又，大统之归，自是正义，非感恩图报之私所可托。柳堂为正义而以尸谏，却羼入此节，亦属不伦。此君骨鲠可风，意见微偏，在所不免。其绝命诗亦可诵” [50]。左、吴至交，先前，吴可读“谪官归里，恪靖优礼之，延主兰山书院，忌者或为谗言，家人颇闻其语，然先生还朝后，恪靖每有使者至，必问先生起居”[51]。吴可读返京后，左宗棠亦对其十分信任，托办要事，如光绪二年，左宗棠致函在北京的安维峻，要求转致赴京应试者以补贴，“明春陇士与试者，当不止百人。寄银三千两，请阁下按人裱给”，并告“可与柳堂先生商之”。左宗棠忆及“四十余年前，金尽裘敝，人困驴嘶景况，犹在目前也。”当吴在京城遇困难，左回复：“知长安居，大不易，拟回故里，又虑无枝可栖。实则乌皮几在兰山，弟子仍思重附门籍也。如归计已决，则明年信到，当预留讲席，以待高贤”[52]。并安排“兰山书院山长改订吴柳堂侍御，明春当得还兰。” 又具体布置，“柳堂近况，此间亦所深悉，拟俟其归，以兰山讲席借之。……柳堂前事，后此或犹有剖白者，此时负罪引慝，乃其所宜，不可急于自明也。如启程盘川无出，李莜轩处弟尚有寄存银一二百金，当可代为筹算。”[53]当吴可读未返，仍预留讲席，“兰山三月即须开课，而柳堂近无信到，讲席未可久悬，窃料元旦贺本差回，当可得其确耗，计早晚亦必到矣。如柳堂日期尚早，届开馆时，改定镜侯亦似未迟耳”。因左对吴的为人比较了解[54]，评价也很是到位，特别是对报帝恩一节批评得好，将尸谏局限在一己的私恩图报上，意境降低。左宗棠还预测遗书不可能起太大作用，“此事自由天定，非人所能为。本朝之不预建储贰，为历代所无，原有深意也。”[55] 以此看来，尸谏引出立嗣建储重作明确调整，却为左宗棠不曾料到。

吴可读事件影响从蓟州到北京，又到外省，从朝到野，逐波蔓延。遥在上海的《申报》也有详细报道，其中一篇题为《读吴柳堂先生遗书敬注》：“凶耗传闻，盈廷震骇，无论知与不知，咸相顾失色矣。于是有谓侍御之死为殊不可必者。······然而昨观其遗折所云与两宫懿旨，乃知侍御之所以倦倦于怀者正在毅皇帝大统之传也。”[56]而另日报道则将遗折中最激烈的言词摘录，寄托哀思[57]。民间人士东河谷有挽诗相酬：“一息不忘君垂尽，孤臣犹有封章陈”。王作枢也赠诗：“先帝无儿臣有主，世人皆知我独愚，忠魂常恋一杯土，蓟门烟树灪苍苍，马伸桥畔晚风香，地不可移时难失，此心皎皎日月光，故人千古垂青史” [58]。

吴可读死前，已明示其归葬处，“谓出蓟州一步即非死所，”[59]生为帝王臣，死为帝王守陵人，事君也算可以。此举很是感动了一些人，李鸿章感言：“西望惠陵，穿土而莹，扈从大行，呜呼先生”[60]。吴可读最后葬于马伸桥三义庙东一里许[61]，三河令捐出十余亩沃田作莹地，并立专祠[62]。时任蓟州知州刘枝彦亲自操持葬事[63]，赋挽词：“考生前立言立品立教，志节彰彰，知此事断非矫激；看身后遗疏遗书遗诗，情词落落，虽古人何以加兹”。吴可读还留下《绝命词》一首：“回头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杯土已成黄帝鼎，前星预祝紫微宫，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欲问孤臣恋恩所，五更风雨蓟门东” [64]。“一时都下徧传，和者甚多。童竖亦悲吴御使（妇人孺子言皆流泪）。市圜处处谱歌词（好事者作为歌词，传于都市人皆唱咏）”。[65]绝命词还引出诸多唱和，陈宝琛诗云：“乾坤双泪眼，铁石一儒冠”[66]。张之洞诗和：“直以小臣争大计，拼将一死博春秋”[67]。崇绮和韵挽诗：“尸谏追千古，哀鸣感两宫”。一时“挽联名作如林”[68]。 吴可读赴蓟州前曾在苏振记家拍摄小照，也引出故事，“最怜洛纸从今贵，争取先生玉照看”[69]。宝廷睹像后感叹：“生未识公面，死乃识公像……，他年地下如相逢，公不识我我识公”[70]。国子监祭酒盛昱特作“题柳堂小像”：“事经千变世何堪，情到万难天亦哭”[71]。张之洞阅吴可读《携雪堂全集》后亦有文记：“卷首为先生像，盖生存时用泰西法所照，神观逼真。”[72]

尸谏事续后甚至衍生成某种演义。“光绪己卯春三月下旬，予在京住潘家河沿。是日，天朗晴明，予正午饭，忽见空中有白片纷纷下。亟至庭中视之，六出雪花也，瞬息即化，炊许始止。不知烈日中何以忽然落雪，甚异之。数日即闻吴柳堂侍御尸谏事。······京师同官同年等为设祭于文昌馆，挽联无数，惟黄太史贻楫一联最洒脱，云：‘ 天意悯孤忠，三月长安忽飞雪；臣心完夙愿，五更萧寺尚吟诗。’”[73]。情殇之下，更反映出民间对忠臣的神化。

四、些许结语

清朝实行储位秘建，是中国帝位继承史上的一大变迁，自此，储位与储权分离，储权渐至消亡。咸丰之后四朝，因皇帝只有独子（咸丰）或无子（同、光），储位秘建无从实行，只能在皇帝临终前后选立储君，遂即帝位，更无从建立储权。所以，威胁所在，已不是帝王之尊，这有制度保障；晚清对最高统治权最大的威胁是来自母后垂帘听政，由此，帝位继承制遭到空前破坏。东汉刘陶说过一句后来人多引述的话：“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宁”[74]。晚清皇权因此一直处在非正常状态，皇嗣继承处在相对紊乱的情形。从这里生出诸多重大变故。由此思路以进，或能比较容易理解光绪朝帝后党争的由来，理解堂堂大清朝的皇帝载湉居然被囚，理解慈禧戊戌年的政变、己亥年的建储乃至戊申年光绪、慈禧前后日的死亡之谜所自何来。

继统之争的发生，恰好反映出清朝最高权力结构中的某些变态，说明在最高统治权的承接上，制度外的因素（垂帘听政）是如何破坏既成制度，固守定制者又是如何擎着“祖宗之法”的神圣旗号来力图维护制度；因为立嗣是一种拟制的亲子关系，人为的制度外的可操弄性太大；普通人的立嗣均有“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重要目的，遑论帝嗣，继绝存亡乃春秋大义，从国的存废到家的延续端赖于此。可谓封建王朝体制下的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在传统社会，道统与政统互为作用从而维系着正统，政统不畅时，道统便每每出来匡复使其回归正统，而道统的秉持者便是那些受儒家正统观深深浸染的官绅士子，他们以武死战文死谏的无畏气慨呵护着正统，以士大夫高贵而又脆弱的生命抗御着权势，以道抗势，高扬士气。吴可读以命相抗后，终以集思广益的形式基本解决了摇动朝局数年的大统问题，使此前不明不白的继统立嗣关系得以理顺，使前朝、当下、未来找到了平衡点，使政局得以稳定，意见得以统一，慈禧的垂帘听政和光绪的继位传绪有了“合理合法”的解释，也使朝野官绅的心结有所释怀。真可谓“此古之社稷臣，七尺能捐执简，终安天下计”[75]。

继统之争还张扬了同光之际风行当道的清流党人的气势，于立嗣建储疑难提出解决之道的翁同龢和张之洞本为清流要角，吴可读亦列名“北清流”的“十朋”，“以直言极谏，著声都下”[76]。清流们相信“与世为体”的儒家精神，但往往从“与世为敌”做起，坚持理义之真，秉持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可读之死，引出清流的巨大反响，给他们讽议时政提供了绝大题目，展现 “清流叹悼烟墨烂然”的情景[77]。陈宝琛诗云：“折汉廷槛，攀鼎湖弓，一疏千古，一死千古；湘垒哀吟，卫史尸谏，我悲先生，我愧先生”[78]。张之洞尽管与吴可读“无旧故，不相往来”，但“授命之际拳拳念及”，也唏嘘不已，推许吴“为平生第一知己”。黄体方则以吴可读弹劾成禄奏疏与遗疏共评：“先生以直言得重名者凡两疏，一疏而谪，再疏而死”[79]。清流健将张佩纶与吴可读比邻而居，但于殉节事并无及时必要的反应，时论很不以为然：“体芳、宝廷、佩纶与张之洞，时称翰林四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与同时好言事者，又号‘清流党’。然体芳、宝廷议承大统，惓惓忠爱，非佩纶等所能及也”[80]。居然将此事作为权衡性品裁量人物的标准，张佩纶不得不自我辩解：“居横街，与先生邻，己卯闰月，先生就义蓟州后一月，佩纶遭母毛太恭人丧，一墙之隔，两家哭泣相闻也。呜呼先生为忠臣，佩纶为不孝子，冥冥之中何以教我。悲夫！……先生之丧，有壮士图入吊，大哭留百金而去，问姓氏不答”。[81]吴可读将“人心之生死”置于“人身之生死”之上，因此能以生死为轻，甚而至于表现出强烈的道德偏执，形成狂狷人格。但时代毕竟已经演进到了清季，类似于吴可读这样愚忠以至不惜以死相搏舍生事君者已愈益少见，渐成末世绝响。清流们的“烟墨烂然”也不过是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时期的回光返照。

[1]《翁同龢日记》第二册，中华书局1989年点校本，第1086－1087页。

[2]《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第52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76页。

[3]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观堂集林》卷十。

[4]《乾隆版宗人府则例》卷3，第1页，台北傅斯年图书馆藏书，转引自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2页。

[5]《翁同龢日记》第二册，第1088，1087页。

[6]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一），中华书局1958年点校本，第22页。

[7]《清史稿》第41册，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卷445，第12463页；第30册，卷240，第8931页。另参《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1213页。

[8] 参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6页。

[9] 有吴可读本人记录可证实。参见吴可读著，郭岚、李崇洸编辑：《携雪堂全集》卷四，浙江书局光绪庚子刊本，第20－21页。

[10] 吴可读原本打算服毒与上吊同时进行，其死前给三义庙住持周老道信称：“知我因住屋与尔师徒逼近，恐其惊醒尔等解救，则吾事败矣。故用自己由京带来洋药服之，则缳首之时尔等救亦无济。”（见《携雪堂全集》卷四，第21页）。但自缢时，因房梁太高，无法系绳，只好服药。于此，张之洞有解释：“次白缯一方，上题懿德忠魂二语，乃先生上陵时携此缯数尺，书二语于首，用以自经。既见庙衰朽败不胜，更饮药以终。”《携雪堂全集》卷首。

[11]《光绪朝东华录》（一），第724－725页。另参梦源题签：《竹义斋杂录》，存鉴辑：《春梦阁丛录》。

[12]《携雪堂全集》卷四，第15页。

[13]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手抄本：《吴御使可读手泽》。

[14] 见傅严霖辑：《吴柳堂先生诔文》光绪六年刊本。

[15]《携雪堂全集》卷一，第17、22、30－32页。

[16] 孙雄辑：《道咸同光四朝诗史》，宣统二年刻本，第351－352页。

[17] 金武祥：《栗香随笔》栗香二笔卷一，光绪刻本，第106－107页。

[18]《左宗棠全集》第12册，岳簏书社1996年，第566页。亦有人评吴可读尸谏是因“感激知遇，及毅庙宾天遂以身殉。”《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第351－352页。

[19]《吴柳堂先生对联》，见存鉴辑：《春梦阁丛录》。

[20]《卓寿山作七古一章恭輓》，《吴柳堂先生诔文》。

[21]《携雪堂全集》卷四，第15页。

[22]《吴柳堂先生诔文》。

[23]《携雪堂全集》卷四，第15－18页。左宗棠对吴氏家人屡有接济，光绪五年：“以二百两为柳堂营葬”；光绪六年：“吴柳堂瞻家银千余两”；光绪七年：“吴柳堂世兄之桓处，弟曾划廉余千二百金畀之。”见《左宗棠全集》第12册，第554，576，658，687页。

[24] 宗韶：《柳堂先生传》，见《吴柳堂先生诔文》。

[25]《光绪朝东华录》（一），第725－726页。

[26]《论语·泰伯》。

[27]《光绪朝东华录》（一），第726－727页。

[28] 见《吴柳堂先生诔文》。

[29]《王文韶日记》上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470页。

[30]《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1417页。

[31]《光绪朝东华录》（一），第727页。另案，车允臧尝言：“孤忠邀圣鉴，即是两字，已足千秋。”（参见《吴柳堂先生诔文》）便以懿旨中的“即是”两字来作文章。张之洞也称： “此次懿旨中‘即是此意’一语，乃此议之紧要关键。”《张之洞全集》第一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32] 翁同龢记：光绪五年闰三月十九日（1879年5月9日），“始见吴御使密折”。可见，重要官员自此得见遗疏。《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1418页，

[33]《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1419页。

[34] 王文韶在四月初一日（5月21日）记：“赴内阁会议吴可读折”。参见《王文韶日记》上册，第472页，

[35]《光绪朝东华录》（一），第748页。

[36]《清史稿》第41册，卷444，第12449－12450页。

[37]《清史稿》第30册，卷240，第8927页。

[38]《光绪朝东华录》（一），第748－749页。

[39]《清史稿》第41册，卷444，第12449－12450页。

[40]《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1420页。

[41]《光绪朝东华录》（一），第742－743页。

[42]《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1420页。

[43]《翁同龢日记》第三册，页1419－1422。

[44]《光绪朝东华录》（一），第742页。

[45]《翁同龢日记》第三册，第1411－1422页。

[46]《张之洞全集》第一册，第9－13页。

[47]《王文韶日记》上册，第473页。

[48]《光绪朝东华录》（一），第741页。

[49]《光绪朝东华录》（一），第749页。

[50]《左宗棠全集》第12册，第486－487页。

[51]《携雪堂全集》卷四，第24页。

[52]《左宗棠全集》第12册，第290－291页。

[53]《左宗棠全集》第11册，第490，469页。

[54] 左吴交谊甚笃，吴可读对左宗棠十分推崇，言称“三百年来第一人，文章经济绝无伦，军中韩范名儒度，天下安危宰相身。”见《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第352页。

[55]《左宗棠全集》第12册，第564－565页，第486，493页。

[56]《申报》第2181号，光绪己卯初九日，1879年5月29日。

[57]《申报》第2178号，光绪已卯初六日，1879年5月26日。

[58]《吴柳堂先生诔文》。

[59]《清史稿》第41册，卷445，第12461页。

[60]《携雪堂全集》卷四，第22页。

[61] 张之洞撰：《顺天府志》卷二十六地理志八，光绪十二年刻十五年重印本，第763页。

[62] 缪荃孙：《艺风堂文集》卷一，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17页。

[63] 吴可读死后，“刘枝彦甚才，先生就义时衣行衣，刘自解端罩朝珠殓之。”《携雪堂全集》卷四，第24页。

[64] 吴可读绝命词各书记载在个别字句上有所不同。此处征引于《顺天府志》卷二十六地理志八，第763页。

[65] 均见《吴柳堂先生诔文》。

[66] 陈宝琛：《吴柳堂御使围炉话别图为仲昭题》，《沧趣楼诗集》卷七，第16页。

[67] 均见《吴柳堂先生诔文》。

[68]《栗香随笔》栗香二笔卷一，第107页。

[69] 见《吴柳堂先生诔文》。此一小情节亦可佐证摄影这一近代文明的产物在北京最早出现的历史。一般认为：光绪十八年（1892）由任景丰开设的“丰泰照相馆” 是北京最早的照相馆（参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1）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第14页）但苏振记照相馆的这段插曲却说明北京的照相馆史或可前溯。

[70]《携雪堂全集》卷四，第26页。

[71]《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第352页。

[72]《携雪堂全集》卷首。

[73] 坐观老人：《吴可读尸谏》，《清代野记》，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53页。

[74]《后汉书》卷五七《刘陶传》。

[75]《何金寿诗》，《吴柳堂先生诔文》。

[76]《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第351－352页。

[77]《携雪堂全集》卷四，第27页。

[78]《吴柳堂先生诔文》。

[79]《携雪堂全集》卷四，第23，25页。

[80]《清史稿》第41册，卷445，第12460页。

[81]《携雪堂全集》卷四，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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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个房契研究的博客，觉得很有意思。

正好看到前天我说的多难兴邦，伟大的那一年水灾。

六月甲戌，孙毓汶以疾免。丁丑，赈热河饥民。（又是赈灾。）乙酉，军机大臣徐用仪罢。以
麟书为武英殿大学士，昆冈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命钱应溥为军机大臣，翁同龢、
李鸿藻均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戊子，赈锺祥等处水灾。（水灾。）

在民国三年补了一下，当年水灾的被毁房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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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清史稿》本纪二十四 德宗本纪二 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多难兴邦。

从光绪二十一年开始。那年甲午中日战争。 后来李鸿章去日本跟伊藤博文谈判。

各地的灾害那么多，伟大的清政府竟然在赔款日本两万万两的情况下，还救济灾民， 我感动一塌糊涂。

简单注释一下伟大的清政府功德。

二十一年乙未春正月癸酉朔，停筵宴。乙亥，日兵寇威海。丁丑，我海军与战
于南岸，败绩。己卯，吴大澂始出关视师。辛巳，威海陷，守将戴宗骞死之。改命
聂士成统兵入关。丁亥，诏责李鸿章。庚寅，刘公岛陷，水师熸，丁汝昌及总兵刘
步蟾死之。谕张之洞、松椿防海、赣、清江水陆要冲，保清、淮通运。辛卯，授李
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使日本。壬辰，见各国使臣于文华殿。陶模言喀什噶尔、莎
车、和阗等属户民，英印度部收买为奴，应由公家赎放，从之。（为了我朝老百姓国家花钱赎回来，感动啊！）丙申，叶志超、龚
照兴俱论斩。己亥，日本陷文登、宁海，偪烟台。宋庆等及日人战于太平山，败
绩，走。

二月乙巳，宋庆、吴大澂败日人于亮甲山，参将刘云桂、守备赵云奇战死。赈
锦州、宁远灾民。（仗都打败了还顾及灾民。）丁未，命聂士成总统津、沽海口防军。乙酉，日兵薄辽阳，长顺、
唐仁廉击卻之。庚戌，日兵陷牛庄，吴大澂退走，日人遂袭营口。癸丑，马玉昆败
日人于田庄台。甲寅，复战，败绩。丙辰，日兵陷田庄台。吴大澂奔锦州，宋庆退
双台。丁巳，以吴大澂师徒挠败，切责之。戊午，恭亲王等奏撤海军署。免上元、
江宁等处，淮安等卫赋课。赈直隶水灾。庚申，分神机营兵驻喜峰口。癸亥，命吴
大澂解军务帮办来京，湘、鄂诸军以魏光焘领之。乙丑，拨库帑十万加赈蓟州等处
灾民。戊辰，知州徐庆璋集民团固守辽阳，命裕禄济饟械。己巳，赈玉田、灤州、
乐亭水灾。（拨国库的好多钱救灾哇。）日人狙击李鸿章，弹伤其颊。庚午，日人犯澎湖。

三月壬申朔，命吴大澂回湖南巡抚任。癸酉，济阳高家纸坊河决。乙亥，日兵
陷澎湖。戊子，褫提督蒋希夷职，逮问。癸巳，命郭宝昌随同刘坤一办防务。己亥，
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马关会议。和约成，定朝鲜为独立自主国，
割辽南地、台湾、澎湖各岛，偿军费二万万，增通商口岸，任日本商民从事工艺制
造，暂行驻兵威海。

夏四月戊申，拨京仓米石备顺天平粜。己酉，天津海溢，王文韶自请罢斥，不
许。谕曰：“非常灾异，我君臣惟当修省惕厉，以弭天灾。”甘肃撒回叛，陷循化
，雷正绾剿之。（又有灾，又有人造反。）庚戌，命道员联芳、伍廷芳赴烟台与日本换约。乙卯，谕曰：
“和约定议，廷臣交章谓地不可弃，费不可偿，当仍废约决战。其言固出忠愤，而
未悉朝廷苦衷。自仓卒开衅，战无一胜。近者情事益迫，北可逼辽、瀋，南可犯畿
疆。沈阳为陵寝重地，京师则宗社攸关。况慈闱颐养廿馀年，使徒御有惊，藐躬何
堪自问？加以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战守更难措手。一和一战，两害兼权，而后幡
然定计。其万难情事，言者所未及详，而天下臣民皆当共谅者也。兹将批准定约，
特宣示前后办理缘由。我君臣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戊午，谕军机大臣及诸
臣工，和局已成，勿再论奏。留山东运粮十万石备宁河等处赈。命裕禄接济宁、锦
等属赈需。（又是赈灾。）己未，赏前宿松县知县孙葆田五品卿衔。辛酉，达.赖喇嘛受戒毕，赉哈
达、念珠等物。癸亥，拨湖北漕米三万石，备宁、锦等属赈。（拨了山东拨湖北。）乙丑，京师平粜。命
李经方为台湾交地全权委员。丙寅，赐骆成骧等二百八十二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丁卯，召唐景崧来京。

五月辛未朔，赈临漳等县水灾。（又是水灾。）庚辰，蒋希夷论斩。乙酉，见俄使喀希尼、法
使施阿兰于文华殿。壬辰，日本归我辽南地。丁酉，免湖南新化，云南阿迷、保山、
昆明上年被灾田赋。赈长武等县水灾雹灾。（冰雹水灾的。）庚子，唐景崧休致。

闰五月辛丑朔，拨山东库帑二万助赈奉天。壬寅，抚恤江、浙运漕稽候船户万
馀人。甲辰，大学士福锟致仕。乙巳，命直隶提督聂士成总统淮军驻津、沽，江西
布政使魏光焘总统浙军驻山海关，四川提督宋庆总统毅军驻锦州，俱听北洋大臣调
度。癸丑，吴大澂罢。戊午，予惠潮嘉道裕庚四品京堂，充出使日本大臣。丁卯，
谕曰：“近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
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
本源，皆应及时兴举。至整顿釐金，严覈关税，稽察荒田，汰除冗员，皆于国计民
生多所裨补。直省疆吏应各就情势，筹酌办法以闻。”

六月甲戌，孙毓汶以疾免。丁丑，赈热河饥民。（又是赈灾。）乙酉，军机大臣徐用仪罢。以
麟书为武英殿大学士，昆冈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命钱应溥为军机大臣，翁同龢、
李鸿藻均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戊子，赈锺祥等处水灾。（水灾。）

秋七月甲辰，沁河决。乙巳，荥泽河决。（夏天河喜欢决口哈。）丁未，诏李鸿章入阁办事。授王文韶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戊申，赈商州、清涧等处水灾雹灾。（水灾冰雹的。）己酉，予宋儒吕大临从
祀文庙。寿张、齐东河决。丰升阿遣戍军台。戊午，赈镇安等县水灾。辛酉，江西
巡抚德馨有罪褫职。色勒库尔地震。壬戌，以回众猖獗，褫总兵汤彦和职，杨昌濬、
雷正绾并褫职留任。丁卯，已革提督黄仕林论斩。（地震，引发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不要人丢官。）

八月壬申，赈富川、容县水灾。丙子，赈阶、文、西宁等州县水灾。（又是水灾。）己卯，四
川总督刘秉璋以不能保护教堂褫职。丙戌，命工部郎中庆常以五品京堂充出使法国
大臣。癸巳，免云南威远被灾田赋。（免税）

九月庚子，赈梧州府属火灾。留山东新漕备濒河诸县灾赈。（水火两重天啊！留漕粮赈灾。）乙巳，留湖北冬漕
三万石备锺祥等县赈需。丁未，命魏光焘统军援甘肃。戊申，免望都差徭，及退出
圈地额赋五成，著为令。（免徭役）己酉，免陕西前岁民欠，暨华州开渠占地钱粮。壬子，见
英使欧格讷于文华殿。乙卯，赈甘肃被扰各地难民。戊午，赈临湘蛟灾。拨帑三万
购仓穀，备常德、衡州旱灾。壬戌，见和使克罗伯于文华殿。癸亥，命宗人府府丞
吴廷芬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丙寅，后藏班禅额尔德尼来京谒陵，进方物。揭
阳、潮阳、普宁等县地震。(又是地震。)

十月辛未，杨昌濬罢，以陶模署陕甘总督。辛巳，李鸿章与日使互换归辽条约。
甲申，长麟、汪鸣銮并以召对妄言褫职。己丑，初设新建陆军，命温处道袁世凯督
练。丙申，免江川被灾田赋二年。赈鹤庆等州县水旱灾。（又是水旱灾。）

十一月乙酉朔，山东赵家口合龙。丁未，免盛京被淹官庄额赋。戊申，留河南
漕折八万备内黄等县工赈。（又是赈灾。）己酉，以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充俄皇加冕贺使。庚戌，免
奉天被兵各属旗民两年田赋，并积年逋赋。癸丑，刘永福免。癸亥，甘肃提督李培
荣以赴援西宁逗留褫职。乙丑，调董福祥为甘肃提督，仍总统甘军，前敌诸将均归
节制。赈保山蛟灾。

十二月戊寅，寿张决口合龙。庚辰，拨库帑六万备湖北春赈。癸巳，改命李鸿
章使俄，邵友濂副之。是月，免陕西前岁逋赋、奉天上年苇税及官庄税粮。赈盛京、
萍乡灾。发帑各十万，赈湖南、云南、陕西各属灾。（又是免税又是赈灾的。）

二十二年丙申春正月丙申朔，停筵宴。（国家没钱宴席都不办了。）丁酉，以特遣李鸿章使俄，谕止邵友濂、
王之春毋往。己亥，赈长沙各府水旱灾。乙卯，见各国公使于文华殿。庚申，命冯
子材仍回广东，督办钦、廉防务。

二月庚午，移塔尔巴哈台额鲁特领队大臣驻布伦布拉克，伊犁察哈尔营领队大
臣驻博罗塔拉。壬申，始议邮政与各国联会。开龙州铁路。刘铭传卒。丁亥，户部
火。

三月戊戌，额勒和布致仕。癸卯，开杭州商埠。丁未，命王文韶、张之洞督办
芦汉铁路。辛酉，回匪窥珠勒都斯。癸亥，命董福祥驻西宁，专任剿抚，魏光焘还
驻河州，寻命回陕西巡抚任。

夏四月壬申，五台山菩萨顶灾。乙亥，免昆明、丘北被灾夏粮。（免税。）辛巳，命荣禄
往天津阅新建陆军。戊子，授昆冈体仁阁大学士，荣禄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五月丁酉，谕李秉衡查州县粮赋，浮收者覈减之。免恩安被灾额赋。辛丑，郑
州文庙灾。（又是灾。）是月，上数奉皇太后临醇王邸视福晋疾。癸卯，醇贤亲王福晋叶赫那拉
氏薨，辍朝十一日，上奉皇太后临邸视殓，越日复往奠祭。懿旨，醇贤亲王福晋薨
逝，应称曰“皇帝本生妣”。乙巳，上成服。壬子，免安徽历年逋赋。甲子，缓鄂
伦春牲丁进貂贡。

六月丙寅，谕奎顺抚恤青海蒙民。丁卯，河决利津。戊辰，免浙江历年各场积
欠灶课盐课。庚午，赈浙江风灾。（风灾水灾的。）壬申，醇贤亲王福晋金棺奉移，上躬诣临送。甲
戌，上奉皇太后如醇王园寓临奠福晋金棺。己卯，谕整顿长江水师。壬午，命裕禄
兼充船政大臣。丙戌，松潘番乱，官军剿平之。丁亥，允王大臣请，神机营练兵处
仿西制练兵。辛卯，永定河溢。是月，赈大东沟海溢灾，安徽、湖北蛟灾。

秋七月甲午朔，日有食之。丁酉，顺天东南各属水，命孙家鼐等速筹赈需。乙
巳，留南漕十万石于天津备赈。（漕粮经常赈灾。）

八月乙丑，以关内外回匪渐平，谕陶模、董福祥安辑降众，搜捕馀匪（又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己巳，
川军剿瞻对，叠克要隘，进逼中瞻。庚辰，谕鹿传霖：“瞻对用兵，乃暂时办法。
事定后仍设番官否，当再审详。不得因此苛责喇嘛，转生他衅，慎勿卤莽而行。”
己丑，谕刑部讯狱应速结，毋任延宕。壬辰，禁各省滥用非刑。（自古以来都是敏感问题啊。）

九月丙申，福锟卒。免陕西前岁逋赋。己亥，东陵蟲灾。（虫子终于登场了。）丙午，赏盛宣怀四品
京堂。先是，王文韶、张之洞请立招商轮船总公司，举盛宣怀督办。至是，旨下，
并准专奏。大学士张之万致仕。丁未，见德使海靖、比使费葛于文华殿。庚戌，命
李鸿章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癸丑，李秉衡言勘明黄河尾闾，拟由旧黄河东岸
挑濬新河，仍导归旧河入海。谕以大举兴办，务期一劳永逸，以副委任。

是秋，赈河南、奉天、湖北、安徽、山东、山西、吉林、黑龙江水灾，湖南蛟
灾，及陕、甘水灾雹灾，新疆蝗灾雹灾，广东洋面风灾。（天天赈灾会好累的。）

冬十月壬戌朔，赈湖北江、汉水灾。癸亥，办河州冬赈。甲子，增设苏州、杭
州、沙市、思茅四关。丙寅，谕陶模选廉明贤吏，和辑汉、回，偶有争执，专论是
非，准情理以剂其平，并分别抚恤被兵区域。论平回功，予董福祥骑都尉世职，授
陶模陕甘总督，饶应祺新疆巡抚，予奎顺、魏光焘优叙，其馀甄叙有差。甲戌，永
定河决口合龙。戊寅，定朝鲜设领事，不立条约，不遣使，不递国书，以总领事一
人驻其都城。庚辰，命左都御史杨儒充出使俄奥荷大臣，道员罗丰禄充出使英义比
大臣，黄遵宪充出使德国大臣，伍廷芳充出使美日祕大臣。癸未，免武清等州县秋
赋杂课。乙酉，赈华州等处水灾。己丑，以徐桐为体仁阁大学士，李鸿藻以礼部尚
书协办大学士。

十一月戊申，冬至，祀天于圜丘。己酉，免朝贺。辛亥，免河、洮等处被灾赋
课。丁巳，命工部侍郎许景澄充出使德国大臣。是月，赈山东、四川水灾。

十二月乙丑，初，鹿传霖屡奏瞻对宜剿，拟收回后改设汉官。上虑失达.赖心，
命鹿传霖、文海等详议。至是，疏陈瞻民向化，藏番震慑各情。因谕剀切劝导达.赖，
期于保藏、保川两无窒碍。赈四川东乡等属灾。丙子，免辽阳各村屯粮赋，绥德等
州县逋粮。（不好处理的问题哈。）

二十三年丁酉春正月辛卯朔，停筵宴。丁酉，免山东光绪初年逋赋。辛亥，留
湖北漕米充工赈。乙卯，见美、法、英、德、荷、比、俄、义、日本及日、奥诸国
公使于文华殿。

二月壬戌，命户部侍郎张廕桓使英。庚午，河决历城、章丘。己卯，命崇礼、
许应骙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三月癸巳，诏汰冗兵。甲辰，懿旨发内帑十万赈四川（英明的老佛爷花自己的钱，赈灾，感动的流泪。），五万赈湖北，并以库帑
十万加赈四川夔、绥、忠三属。辛亥，免铜仁、青谿被水田赋。丁巳，初设海参葳
委员。

夏四月乙亥，李秉衡奏减山东钱漕。（减漕）

五月丙申，诏棍噶札拉参胡图克图嘉穆巴图多普准转世为八音沟承化寺胡图克
图。甲辰，张之万卒，赠太保。丁未，上诣本生妣醇贤亲王福晋园寝，周年释服。
壬子，予吕海寰四品京堂，充出使德荷二国大臣。

六月己卯，赈崇阳等县水灾。

是夏，见奥使齐幹、俄使乌尔他木斯科、英使窦纳乐、日使矢野文雄于文华殿。

秋七月庚寅，李鸿藻卒。丙申，命廖寿恆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辛丑，复
故陕西固原提督雷正绾原官。甲辰，免岷州卫二十四寺进骡，并展缓马贡。甲寅，
平遥普洞村山陷入地中。

八月己巳，靖西地震。壬申，命翁同龢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癸未，弛科布
多札哈沁宝尔吉矿禁，许蒙、汉民人开采。乙酉，以鹿传霖于德尔格忒土司措理失
宜，罢改土归流议，释土司昂翁降白仁青暨其家属，仍回德尔格忒管土司事。

九月戊子，鹿传霖罢。己丑，命德尔格忒撤兵。戊戌，见挪威使柏固于文华殿。
甲辰，达.赖喇嘛请还瞻对地。谕恭寿等会商以闻。丙午，利津决口合龙。乙卯，复
故陕甘总督杨昌濬官。

是秋，赈陕西雹灾水灾，湖南北、江西、广东、安徽、云、贵水灾，新疆蝗灾。

十月戊午，广西巡抚史念祖坐事褫职。壬申，曹州匪戕害德国教士，命李秉衡
察勘之。戊寅，德以兵轮入胶澳。壬午，免乐亭等州县被灾额赋。是月，赈广东风
灾，陕西雹灾，湖南、江南水灾。（内忧外患啊。）

十一月辛卯，拨江北漕米三万石，备徐、海各属赈。甲午，诏罢三瞻改土归流
议，仍隶达.赖喇嘛。（改土归流一直都是个技术问题。 改土归流该留归途，这事不能细说！）辛丑，谕安抚江苏各属饥民。丁未，英使窦纳乐入见。癸丑，
冬至，祀天于圜丘。甲寅，免朝贺。昭乌达盟旗匪平。（外族经常不老实哈。）

十二月甲子，利津河决。己巳，免安州涝地租。乙亥，三岩野番就抚，改设土
千户，隶巴塘。罢硃窝、章谷两土司归流议。戊寅，诏各省保护教堂教士。免狄道、
巴燕戎格等处额赋。

二十四年戊戌春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元旦受礼改于乾清宫，停宗亲宴。戊
子，诏各省大吏定议筹饷练兵，速覆以闻。庚寅，定经济特科及岁举法。命中外保
荐堪与特科者。乙未，免建水被旱夏粮。己酉，见各国公使于文华殿。壬子，免石
屏、昆明夏粮。

二月甲子，命廖寿恆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丙寅，免清海阿里克番族马贡银。
乙巳，留江北漕米一万石赈徐州灾。丁丑，命神机营选练先锋队。庚辰，诏武科改
试枪砲，停默写武经。

三月丁亥，诏立义仓。戊子，俄使巴布罗福觐见。乙巳，除新化被水额赋。是
月，开直隶北戴河至秦王岛、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口岸。

闰三月乙卯，召张之洞来京。丙辰，麟书卒。庚申，以德人入即墨文庙，毁圣
贤像，下总署察问。乙丑，临恭亲王邸视疾。（伟大的恭亲王要挂了。）甲戌，上侍皇太后幸外火器营教场，
阅火器、健锐、神机三营及武胜新队操，凡三日。丁丑，以湖北沙市焚毁教堂，谕
张之洞回任。（这事还是要香帅才能处理好。）续赈徐、海灾。戊寅，见德亲王亨利于玉澜堂。己卯，还宫。免新兴
被旱额赋。庚辰，见法使毕胜于文华殿。壬午，安徽凤、颍、泗灾。

是春，以胶州湾租借于德意志，旅顺口、大连湾、辽东半岛租借于俄罗斯。（多难兴邦啊！）

夏四月壬辰，恭亲王奕䜣薨，辍朝五日，素服十五日，临邸赐奠。（恭亲王挂了，放假五天。）懿旨特谥曰
忠。守卫园寝增设丁户，每祭祀官经理之。孙贝勒溥伟袭。甲午，懿旨，恭忠亲王
功在社稷，应配飨太庙。诏中外臣工当法恭忠亲王，各摅忠悃，共济时艰。己亥，
授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刚毅为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乙巳，诏定国是，谕：“中
外大小诸臣，自王公至于士庶，各宜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兼博采
西学之切时势者，实力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行省倡，尤应首先
举办。军机大臣、王大臣妥速会议以闻。”丙午，诏各省立商务局。赐夏同龢等三
百四十二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己酉，翁同龢罢。选派宗室王公出洋游历。近支王、
贝勒等，上亲察之；公以下及閒散人员，由宗人府保荐。召王文韶来京。裁督办军
务处。庚戌，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命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辛亥，前藏达.赖
喇嘛贡方物。

五月癸丑朔，诏陆军改练洋操，令营弁学成者教练，于北由新建陆军，于南由
自强军派往。各疆臣限六阅月，举并饷练兵及分驻地，妥议以闻。其军械枪砲，各
省机器局酌定格式，精求制造。甲寅，赈栖霞火灾。丁巳，诏自下科始，乡、会、
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改试策论。命孙家鼐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王文韶
以户部尚书为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授荣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庚
申，趣盛宣怀芦汉铁路刻日兴工，并开办粤汉、宁沪各路。甲子，诏以经济岁举归
并正科，岁、科试悉改策论，毋待来年。丁卯，诏立京师大学堂，命孙家鼐管理。
赏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戊辰，诏兴农学。谕曰：“振兴庶务，首在鼓
励人材。各省士民著有新书，及创新法，成新器，堪资实用者，宜悬赏以劝。或试
之实职，或锡之章服。所制器给券，限年专利售卖。其有独力创建学堂，开辟地利，
兴造枪砲厂者，并照军功例赏励之。”辛未，免禄劝被水田粮。癸酉，诏八旗两翼
诸营，均以其半改习洋枪、抬枪。以奕劻等管理骁骑营，崇礼等管理护军营。甲戌，
诏改直省各属书院为兼习中西学校，以省书院为高等学，郡书院为中等学，州、县
书院为小学。其地方义学、社学亦如之。乙亥，命裕禄为军机大臣。丙子，谕各省
州县实力保护教堂。丁丑，命三品以上京堂及各省督抚、学政举堪与经济特科者。
颁士民著书，制器暨创兴新政奖励章程。命中外举制造、驾驶、声光化电人材。戊
寅，诏各省保护商务。免海康、遂谿上年被灾额赋。赈长安等州县水灾雹灾。

六月癸未朔，诏改定科举新章。丙戌，赈徐、海灾。己丑，诏颁张之洞著劝学
篇，令直省刊布。命康有为督办官报。壬辰，命荣禄会同张之洞督办芦汉铁路。郁
林、梧州土匪、会匪相结为乱，陷容、兴业、陆川三县，官军剿平之。（不明真相的群众越来越多。）丙申，饶应
祺进回部贡金。丁酉，命翰詹、科道轮班召对。部院司员条列时事，堂官代陈。士
民得上书言事。设矿务铁路总局于京师，王文韶、张廕桓专理之。庚子，湖南设制
造枪砲两厂。辛丑，赈宁羌火灾，洵阳等县水灾雹灾。癸卯，命伍廷芳赈古巴华民。
乙巳，谕曰：“时局艰难（谁都能感觉出来，时局的艰难啊！），亟须图自强之策。中外臣工墨守旧章，前经谕令讲求时
务，勿蹈宋、明积习，训诫谆谆。惟是更新要务，造端宏大，条目繁多，不得不广
集众长，折衷一是。诸臣于交议之事，当周谘博访，详细讨论。毋缘饰经术，附会
古义，毋胶执成见，隐便身图。倘面从心违，致失朝廷实事求是本旨，非朕所望也。
朕深惟穷变通久之义，创建一切，实具万不得已之苦衷。用申谕尔诸臣，其各精白
乃心，力除壅蔽，上下一诚相感，庶国是以定，而治道蒸蒸矣。”谕南北洋大臣筹
办水师及路矿学堂。谕各省广开通商口岸。命黄遵宪以三品京堂充驻朝鲜大臣。

是夏，广东九龙半岛、山东威海卫俱租借于英吉利。

秋七月甲寅，诏停新进士朝考，并罢试诗赋。赈奉天被贼各县灾。（教育改革。）丙辰，诏
于京师设农工商总局，以端方、徐建寅、吴懋鼎督理，并加三品卿衔。命出使大臣
设侨民学堂于英、美、日本各国。丁巳，河决山东上中游，济阳等六县同时并溢。
己未，诏定于九月十五日奉皇太后幸天津阅兵。移沙市关监督、荆宜施道、江陵县
并驻沙市镇。壬戌，赈南阳水灾。（南阳水灾哈哈。）乙丑，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禄、太仆、
鸿胪诸寺，归并其事于内阁、礼、兵、刑部兼理之。裁湖北、广东、云南巡抚，以
总督兼管之。河东河道总督并于河南巡抚。兼裁各省粮道、盐道。庚午，以抑格言
路，首违诏旨，夺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
职。赏上书主事王照四品京堂。辛未，颁曾国籓州县清讼事宜及功过章程于各省，
并增道府功过。谕疏导京师河道沟渠，平治道涂。谕各省实行团练。赏内阁侍读杨
锐、中书林旭、刑部主事刘光第、江苏知府谭嗣同并加四品卿衔，参预新政。赈建
水水灾。癸酉，罢李鸿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以裕禄为礼部尚书，在总理各国
事务衙门行走。乙亥，置三、四、五品卿，三、四、五、六品学士。丙子，赈泰和
水灾。丁丑，召袁世凯来京。谕曰：“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
中西所同，而西法可补我所未及。今士大夫昧于域外之观，辄谓彼中全无条教。不
知西政万端，大率主于为民开智慧，裕身家。其精者乃能淑性延寿。生人利益，推
扩无遗。朕夙夜孜孜，改图百度，岂为崇尚新奇。乃眷怀赤子，皆上天所畀，祖宗
所遗，非悉使之康乐和亲，未为尽职。加以各国环相陵逼，非取人之所长，不能全
我之所有。朕用心至苦，而黎庶犹有未知。职由不肖官吏与守旧士夫不能广宣朕意。
乃至胥动浮言，小民摇惑惊恐，山谷扶杖之民，有不获闻新政者，朕实为叹恨。今
将变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
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焉。”谕各省撤驿站，设邮政。严米粮出口禁。

八月壬午朔，命户部编定岁出入表颁行之。谕出使大臣徵送侨民归国备任使。
命袁世凯以侍郎候补，专任练兵事宜。丙戌，见日本侯爵伊藤博文、署使林权助于
勤政殿。赈射洪等县水灾，略阳等县水灾雹灾。丁亥，皇太后复垂帘于便殿训政。
诏以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褫其职，与其弟广仁皆逮下狱。有为走免。戊子，
诏捕康有为与梁启超。庚寅，户部侍郎张廕桓、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御史杨深
秀暨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并坐康有为党逮下狱。辛卯，上称疾，徵医天下。
召荣禄来京。命逮文廷式，捕孙文。壬辰，诏复设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禄、
太仆、鸿胪诸寺。禁官民擅递封章。罢时务官报。各省祠庙毋改学堂。命吏部侍郎
徐用仪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癸巳，拨江漕八万石改折，备徐、海赈。赈高州
水灾。甲午，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俱处斩。谪张廕桓新
疆。徐致靖禁锢。命荣禄为军机大臣。以裕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乙未，以康
有为大逆不道，构煽阴谋，颁硃谕宣示臣下。罢巡幸天津阅操。命荣禄管兵部事，
兼节制北洋诸军及宋庆军。丁酉，籍康有为、梁启超家。命赵舒翘会同王文韶督办
矿路总局。谕苏、浙新漕运京，罢改折议。留山东新漕米石备赈。戊戌，赏袁昶三
品京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庚子，李端棻以滥保褫职，戍新疆。褫王照职，
籍其家，逮捕。辛丑，赏前御史文悌知府。壬寅，黄遵宪以疾免，赏李盛铎四品京
堂充出使日本大臣。陈宝箴以滥保夺湖南巡抚任。癸卯，诏疆臣饬吏治，培人才，
开财源，修武备，举劾牧令，整齐营规。诏言责诸臣指陈国计得失，其淆乱是非事
攻讦者罪之。乙巳，懿旨复乡、会试及岁、科考旧制，罢经济特科，罢农工商局。
丙午，端方进所编劝善歌，诏颁行。懿旨命疆臣保卫民生，慎选循良，整饬保甲团
练。凡水利蚕桑，及制造贩运，资民间利赖者，以时教导之。申联名结会之禁。授
荣禄为钦差大臣。己酉，命裕禄会办芦汉等处铁路。设上海、汉口水利局。

九月辛亥朔，懿旨，一切政治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仍次第推行。建言诸
臣章奏务裨时局，毋妄意揣摩。癸丑，发内帑二十万赈山东水灾。(老佛爷又花自己的钱啊，谁说老佛爷拿国家的钱修园子，没看到老佛爷经常也拿自己的钱赈灾啊！！！！！！！)甘肃、新疆地震。（地震）
丁巳，广西匪平（又是粤匪，幸好不是长毛。）。己未，命军机大臣会大学士及部院议治河之策。辛酉，初，强劫
盗案，不分首从。至是，命枢臣暨法司详议区别。代州地震。壬戌，免陕西咸宁等
处逋课。戊辰，复武乡、会试及童试旧制，惟营用武进士及投标武举令习枪砲。复
置湖北、广东、云南巡抚，河东河道总督。免裁粮道等缺。己巳，命许景澄在总理
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甲戌，复刑名解勘旧制，除军务省分及情事重大者，仍就地正
法，馀不准行。丙子，命胡燏棻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己卯，权停福州船厂制
造。庚辰，命李鸿章往勘山东黄河。是月，赈直、陕、川、鄂、苏、滇、晋、新等
各省灾。（李中堂山东赈灾啊。）

冬十月辛巳朔，享太庙，礼亲王世铎摄行，是后郊庙祀典皆遣代，至辛丑冬自
西安还京，始亲诣。丙戌，命道员张翼督办直隶暨热河矿务，立公司。赈顺天各属
灾。丙申，赈韩城等县灾。己亥，命户部拨帑八万备安徽赈。辛丑，追夺翁同龢职。
前湖南巡抚吴大澂坐事褫职。济阳决口合龙。壬寅，悬赏购捕康有为、梁启超、王
照。甲辰，允荣禄请，以宋庆、聂士成、袁世凯、董福祥所部分立四军，别募万人
为中军。乙巳，见俄使格尔思于勤政殿。命胡燏棻督办津镇铁路，以张翼副之。丁
未，赈罗平水灾雹灾。

十一月癸丑，谕张汝梅办山东灾赈。赏桂春三品京堂，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行走。甲寅，命启秀为军机大臣，赵舒翘、联元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丁巳，
留河南漕折于滑县备赈。拨库帑二十万于江苏备赈。己巳，命溥良察山东赈。庚午，
命裕庚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辛未，命疆臣均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衔。壬申，
赈吐鲁番等处水灾蝗灾。丁丑，以称疾停年节升殿筵宴。戊寅，罢直隶练军。

十二月丙戌，湖北巡抚曾鉌坐事免。癸巳，命马玉昆往河南办理防剿。罢胡燏
棻津芦路督办，以许景澄代之。丁酉，免汉阳等州县被灾额赋。壬寅，改湖北汉口
同知为夏口抚民同知。戊申，发内帑五万于清、淮备赈。

二十五年己亥春正月庚戌，抚恤豫、皖被贼州县灾民。丙辰，诏清庶狱。庚申，
免涡阳等州县被贼税粮。辛酉，止各国驻京公使觐贺。壬戌，再拨部帑五万于安徽
备赈。丙寅，召李秉衡来京。（发现除了赈灾，还是赈灾，没有别的事情可干啊！）

二月甲申，申谕各省办积穀、清讼、团练、保甲。丁亥，命武胜新队名曰虎神
营。举行京师保甲。戊戌，胶州湾德兵藉词护教，入沂州境。命吕海寰告德国外部，
止其进兵。以新建陆军训练有效，予袁世凯优叙。庚子，命副都统寿山募练十六营，
为镇边新军。甲辰，德兵至兰山。丁未，陷日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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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伊藤博文引发戊戌变法失败，我觉得只是个导火线，只是个老佛爷出手的理由而已。 换个其他的事情，时间到了，老佛爷也是可以出手的。 老佛爷是对人不对事的。

读研究生时，撰写论文《清流与改革》，涉及戊戌变法甚多。在中国近代史上，戊戌变法研究很热，也比较混乱，特别是关于光绪被囚起因，说法纷杂，长期采用袁世凯告密说，近几年这件事基本弄清楚，从各种史实和时间上考察，袁世凯告密说引起可以否定。但是由于当时清廷内的复杂关系和背景，关于慈禧囚禁光绪皇帝再次垂帘听政的最具体原因还是没有解释很清楚。这个问题我一直关注，当年研究这段历史，始终存疑。随着阅历增多，和现代政治的案例，比如，魏京生案，和外国记者交谈是触怒上层的最直接原因，赵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也是其倒台的致命因素，类似情况多多，不一一烦举。我领悟到当初慈禧拿下光绪的最深层原因，应该是对光绪勾结外人的担忧，具体说，日本下野的首相伊藤博文的访华，慈禧怀疑维新派里通外国应是戊戌事变的直接原因。

我也不打算写一篇学术论文，只把一些思路和线索提出来，探讨一下戊戌变法慈禧重新训政，光绪软禁的历史。有个概念认为戊戌百日维新光绪下台是“戊戌政变”是个错误认识，大权始终在慈禧手里，虽然光绪名义亲政，但重大事情都是要经过慈禧，有现代中国政治经验的人都能感悟。如果光绪推翻慈禧，可以称政变，而慈禧拿掉光绪，实质应该算手续正常的免职。从某种意义上说，光绪百日维新采取的措施都是慈禧默许的，虽然秋后算账表示她不满。那什么是慈禧不能容忍，并采取囚禁皇帝措施呢？当然，如果谭嗣同说袁世凯围颐和园，是可以说得通。但袁世凯的告密发生在慈禧拘禁光绪之后，最多起了落井下石作用。

光绪如果采取什么慈禧不能容忍的新政，任用不能容忍的大臣，慈禧说句话即可。变法期间，翁同和这样的重臣，还不是一道旨就开缺了。导致慈禧一定要采取突然手段，免去光绪权力，一定是她不好控制的局面发生。在发生宫变前后，有几个线索值得注意，发生慈禧重新训政谕旨前一天。慈禧从颐和园赶回宫中，手中有御史杨崇伊呈请太后重新训政的上折，折中说“风闻东洋故相依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而慈禧赶到宫中，正是监督光绪第二天会见伊藤博文之事。注意逮捕党人上諭：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到部治罪。諸人被捕後於次日解送刑部。这里面楊深秀以抗疏為德宗不平而被捕，徐致靖因为保荐康有为获罪。四个章京自不必说。唯独张荫桓，不仅名列首位，而且罪责不清楚。虽然菜市口六君子没有张，但张其实也在被杀之列，逃过一命，因为外国人干涉。后其被判流放新疆，一年多后，仍被慈禧下令斩杀于新疆。

张荫桓到底犯了什么大罪，被列为首犯，而终被置于死地，从中可看出戊戌事变的一些真面目。 张荫桓(1837～1900年)，字樵野，广东南海县人。年轻时就很有才干，富有冒险精神。参加科考不顺，转去埋头学习外语，研究洋务，另寻作官途径。后捐钱买了官衔，。以识力过人、才大心细、究心世务、治事精密逐渐晋升。1884年(光绪十年)，张荫桓以通英语、知外务被赏识，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开始外交家生涯。陆续被任命为特派驻美国、秘鲁、西班牙三国使节，长期驻外，成为著名洋务专家和外交家。甲午后张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兼户部侍郎，从此一身兼负外交、财政两大重任，成为清廷重要大臣之一。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李鸿章权势大衰，张的名望大幅提升，由于与翁同和亲密关系，光绪急于学西方变法，依仗张荫桓颇多，人多把他列入帝党。另一方面，他和康有为同为广东南海同乡，康做上层变法宣传，主要联系张荫桓，两人关系密切，朝内皆知。1898年伊藤博文来北京，张是主要负责接待官员，而他在甲午年曾赴日本谈判和谈，与伊藤相识，张与皇帝，康有为，伊藤博文的这种亲密关系，构成一次谣传里通外国阴谋的主角，也成为张戊戌获罪的原因。

戊戌维新期间，伊藤博文辞去日本首相，到中国游历，在当时是个重大事情。中国变法正是看到日本维新十几年后，成为强国打败大清，举国形成共识，向日本学习维新，变法图强。伊藤博文是日本推行维新的最杰出人物，所以很多抱有维新思想的官员对伊藤博文来华，寄予极大希望。伊藤博文在清朝变法运动高潮抵达北京的消息，令维新派群情振奋，许多官员纷纷上书，奏请留伊藤在北京，待以客卿之礼。有人甚至提出封伊藤博文为相。戊戌获罪的宋伯鲁的奏折这样说道：“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舆论并非空穴来风。康有为正是这股风的源头。与康有为非常亲密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回忆录》有这样记录：戊戌年“夏天时，康有为曾经向我咨询改革的方式方法问题，并建议说，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博文担任皇帝的顾问。过了没多久，康有为邀请我进京，担任皇帝的另一位顾问。乘坐同一艘轮船的旅客中，有两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一位是袁昶；另一位叫容闳。”值得注意的是，袁昶正是慈禧在光绪会见伊藤博文前一天接见的官员。如果慈禧向袁求证康有为欲联合伊藤博文变法，应该能得到确认。

正是康援引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使日本和英国的势力渗入中国政坛，才会震动慈禧，采取非常手段。 伊藤博文抵达天津。报刊就有这样评论“伊藤到津，皆云系康有为勾引而来，将入军机矣。守旧者皆惶悚不安。”伊藤博文虽然不是康有为所邀来华，但李提摩太则是康邀来。李到达北京后，“和伊藤博文侯爵住在同一所旅馆里，并同他的首席秘书津田先生进行了长谈。”康有为拜访了李提摩太，并告诉他：我明日将南下“奉谕旨办上海官报”，皇上预定在9月20日、28日先后接见伊藤博文、李提摩太，并正式聘请为变法顾问官。”这说明，康和光绪已经沟通此事，做了安排。随后，康又拜访伊藤博文，进行长时间谈话，内容都是变法事宜。据记载，康和伊藤博文谈话有如下内容：

康有为：“我皇上锐意图变法，固因贵国与敝邦同洲、同种、同文、同俗，特见亲睦，欲据以为师法。草泽士民，亦同此志，愿侯爵幸进而教之！”
伊藤博文：“贵国欲变法，当先除自尊自大之陋习！盖世界中不论何种，皆享生天地之间，岂可贱彼而尊我，自称中华，而斥彼为夷狄之理哉！”

康有为：“敝国四五年前，多持此种议论。自甲午以后，数千年大梦，为贵国所警醒，已无复有此矣。”

伊藤博文：“上而学士，不可妄发议论，排斥外国，当知外国亦有好处。至于小民，尤不可轻易闹教，暴杀外人，是贵国紧要之务也。”

康有为：“侯爵轻蔑敝国甚矣！此种议论，在三年之前发之可也，向老耄各大臣言之可也。敝邦近年之士大夫，年齿在三十以下，无不深知斯义。各省学堂学会、新闻杂志，纷纷并起，民间智识大开，明斯义者，十之六七。”

伊藤博文：“然则贵国数月以来，着意变法，而未见推行之效者，何也？”

康有为于是声泪俱下地讲了一通守旧派阻挠他们变法维新的来龙去脉，恳请伊藤博文在觐见慈禧时努力劝说她回心转意， “侯爵能为皇太后一一言之，即一席话，亦足救我中国四百兆人。岂惟敝国之福，抑东方之局，地球之运，实系于侯爵矣！”

康有为的话并没打动伊藤，他敷衍回答，但是康梁在宫变后，则是在日本和英国保护下逃脱的，主要是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起得作用。充分说明先前互相联系的背景。

这时京城已经谣言四起，康有为会见伊藤博文被守旧派看做阴谋，甚至传出康有為與張荫桓已經跟日本沟通了，由巡弋在大沽囗外的日本军舰，派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劫制太后送上日舰艇。当天傍晚，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将《吁恳太后即日训政折》“转达颐和园”。送达时，奕劻还特意提醒：“伊藤博文已定于初五日（9月20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为太后有矣。”慈禧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晚上临时决定次日回皇宫一看究竟。而慈禧回宫观察到的，是致命的线索，一个是接见袁昶，了解了康勾结伊藤和李提摩太铁证。而第二天。慈禧监视光绪接见伊藤博文，亲眼看到种种嫌疑，这在张荫桓被流放的路上自己道出。押解张荫桓的官员写过一本《驛舍探幽錄》，书中提到张和押解他的官員問答。官員問：‘聞伊藤久已罷相，此次來華，係伊籐自來游歷乎?抑中朝召來議事乎?’他是如此回答：‘我之禍亦由於此。此次伊藤係自來遊歷。我因與彼有舊，至京時來見我，我遂款以酒筵。伊藤覲見，又係我帶領。時太后在簾內，到班時，我向伊藤拉（握）手，乃外國禮，兩太后不知。上殿時挽伊之袖;對答詞畢，又挽伊袖令出，就賜座，太后請見之，遂疑我與彼有私。及後有康結日本謀劫太后之說，太后愈疑我矣。’光绪召见伊藤博文后，立刻失去人身自由，而原拟定的慈禧召见也取消。

虚拟出的张荫桓，康有为，伊藤博文互相勾结阴谋，应该是慈禧下决断囚禁光绪的最重要原因。慈禧仇外情绪一直是很强烈的，在她当政几十年里，受外国人的屈辱最深，勾结外人，是她最不能容忍的事，从戊戌宫变发生后仅一年多的时间，她甚至怂恿义和团，发出向万国宣战诏书。可见康有为等维新派引洋变法，是她最痛恨，也是不惜废除光绪的主因。所以我们看到，抓维新党，首要案犯是张荫桓，而张因为外国人干涉，当时虽没被斩首，还在事后一年追刑处死。

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很多，新旧冲突，中西冲突，帝后冲突，宫廷斗争等都是重要因素，但是直接引爆皇帝下台，慈禧再次垂帘的，应该是伊藤博文的访华。伊藤博文可能自己也不清楚，他的一次访华，断送了戊戌维新。而发生宫变后，又发生袁世凯告密围颐和园事，康党勾结外人毕竟不能完全坐实，还要顾及洋人势力，所以这种罪行只是含糊其辞，而袁告密谭嗣同围园劫后则成为可以公开的理由。这种戊戌宫变主因的隐蔽，造成多年这段历史的迷惑，研究文章很多，但总说不清楚。里通外国，历来是被默认的最严重罪行，也是最难以澄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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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是十分牛b的一年。

前一年戊戌变法，后一年八国联军。

老佛爷要废了光绪丫的，怕洋人不愿意。最后，立了个大阿哥收场。

事件主要人物光绪、老佛爷、荣禄、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等。

光绪皇帝接任皇帝之位，事实上是因为表兄&堂兄同治皇帝过于的短命，在同治皇帝去世的时候，由于他没有留下子嗣，这给皇位继承问题带来极大的困扰。

按常例，同治是“载”字辈，应当从下一辈也就是“溥”字辈中挑选继承人为同治立嗣（同治名载淳，光绪名载湉，宣统名溥仪）。当时在“溥”字辈中，道光长子奕纬之孙溥伦最大，按理应当立他。但这个提议遭到很多皇族近支的反对，他们认为溥伦之父载治不是奕纬的亲生子，而是由旁支过继的，在血缘上差了很多。慈禧太后当时也反对由溥伦继位，因为一旦立了“溥”字辈，她就变成了太皇太后，按祖制就不得垂帘听政而必须退出政治舞台，这是她所不愿意看到的。

在慈禧太后的坚持下，醇亲王奕澴的长子载湉被立为皇帝，也就是后来的光绪。慈禧太后之所以要立光绪，主要原因是光绪的父亲是咸丰的亲弟弟、母亲又是自己的亲妹妹，而且皇帝年幼，便于操纵。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光绪承继的是咸丰皇帝的帝位，慈禧太后由此便可以继续以皇太后的名义垂帘听政。

但是，这样的解决办法打破了祖制并引发了“礼仪” 之争的问题。同治和光绪都是“载”字辈，同治死后无嗣，而光绪承继的是咸丰之位，那同治的位置就不好办了，因为等于到了他那里便“断了后”，而同治的皇后（状元崇绮之女）更是麻烦，她这个皇后按理本应该升为皇太后的，但如此一来没了名分，在宫中不明不白的，最后被迫在同治死后的次年吞金自殉。

在同治和皇后大葬之后，有个名叫吴可读的吏部主事在一座废庙中仰药自殉，以“尸谏”的形式抗议慈禧太后这种破坏祖制的做法，他还留下遗疏指责慈禧太后贪恋权位，不给同治皇帝立后，罔顾亲情。事件发生后，举朝震惊，自知理亏的慈禧太后只得拟定了另一个办法，那就是下诏称光绪承继咸丰帝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后，等生有皇子即承继同治帝为嗣。也就是说，等光绪到时生了儿子，将作为同治的子嗣继位，这样才算把名分问题摆平。

光绪进宫的时候只有四岁，便由既是姨妈又是伯母的慈禧太后照管并亲自过问小皇帝穿衣、吃饭、洗澡、睡觉等生活琐事。但慈禧太后在教育孩子方面并不是什么行家里手，她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案例。

据宫中的太监说，光绪对慈禧太后的称呼是“皇爸爸”，不知何解。由于其至高无上的威权，慈禧太后在对待光绪的教育方法上也是十分的粗暴性急，光绪稍微不合己意，便是讥讽、呵斥甚至责打，这对后来光绪的性格影响极大。小时候的光绪胆小怕事，听到打雷或者大点的声音往往都会颤抖哆嗦。慈禧太后过分的责罚，严重打击了光绪的自信心，以至于其性格既懦弱怕事，但在青少年的时候又会出现强烈的逆反，正如光绪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中的表现一样。

心理学理论认为，儿童每在被自己父母讥笑或者虐待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但在父母的威权下，这种逆反心理又诱发一种内疚感，从而否定自己的行为。长此以往，这种环境长大下的儿童往往患得患失，做事情犹豫不决，缺乏自信。与同治一样，慈禧对光绪造成了巨大的阴影，以至于影响到他的一生。在自卑的同时，光绪往往会不自觉地进行消极反抗，比如见慈禧太后时总是一脸死相，让慈禧太后十分扫兴。这两人的关系，就象是噩梦一样。
光绪亲政后逆反的表现，更是加重了慈禧太后对光绪的不信任，在她眼里，光绪始终是个懦弱自卑、犹豫不决、依赖性强、难以独当大任的孩子，她在光绪亲政后对朝政的不断干涉和把持，很大原因就是出于这种心态。但慈禧太后从不去想的是，光绪之所以成为一个人格心理存在严重缺陷的人，正是因为她的粗暴教育所造成的。

光绪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作为慈禧太后的傀儡而存在。就连在后宫生活中，慈禧太后也要对光绪加以控制，比如众所周知的光绪选妃事件，结果造成光绪和隆裕皇后（慈禧太后的侄女）长期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两人在一起经常是默坐无言。而光绪后来喜欢的珍妃，却一直为慈禧太后所厌恶。

甲午战败后，光绪愤而欲行变法，但维新不过百日，便遭到慈禧太后的扼杀。苏继武在《戊戌朝变纪闻》里描述了这次政变，说慈禧太后称“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而恽毓鼎也在《崇陵传信录》也提及此事，慈禧太后当时怒骂光绪说：“我抚养你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了半天，说：“我无此意”。慈禧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随后，光绪便被软禁在瀛台。

瀛台本为圆明园三海中的一小岛，三面临湖，只有一桥可以进出。不仅如此，慈禧太后又派来心腹侍卫对瀛台严密看防，光绪的任何举动，都会有人向慈禧太后报告。《金銮琐记》里说，光绪有一次逃到西苑门口，被多个太监强扭发辫拉了回去；还有人就亲眼看见光绪因要上朝而出灜台后，仰首向天而望，刚甩开身边的人走到乾清门，便有太监十余人阻拦去路。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怕民间舆论对她不利，于是又让太监们到酒肆茶坊里去传播谣言，诋毁光绪的种种昏庸不道，无端迷信西法，甚至谋杀太后（此事的有无，目前尚无定论）等等，这下反让人觉得都是光绪的不是，而慈禧太后训政便是理所当然。如此一来，光绪就更加孤立了。

但是，限于皇帝的名分，光绪虽然人被幽禁，但每日还得在慈禧太后的逼迫之下，像个木偶一样上朝召见臣工，这种苦处比禁锢独处恐怕更要痛苦百倍。每次临朝，光绪被置于大庭广厦之中，声音笑貌无一自然，如颠、如聋、如哑，而大臣们对光绪也是以颠聋哑视之，仿佛对待空气一般。

《崇陵传信录》里说：“至戊戌训政，则太后与上并坐，如二君焉。臣公奏对，上嘿不发言，有时太后肘上使言，不过一二语止矣。迁上于南海瀛台，三面皆水，隆冬冰坚结，传闻上常携小奄踏冰出，为门者所阻，于是有传匠凿冰之举。上常至一太监屋，几有书，取视之，《三国演义》也。阅数行掷去，长叹曰：‘朕不如汉献帝！’”

令慈禧太后不快的是，外国使馆常来打听光绪的境遇，颇有干涉之意。对此，慈禧太后深以为恨，便将光绪生病的消息公然诏告天下，并为之延请名医，以证明自己训政的合理性。在历史上，对天下子民公布皇帝病情的事情是极为罕见，因为这往往有皇帝将不久于人世的政治含义，而各省督抚或诧异，或觉得这是废帝的前兆，大都不敢从命。

事实上，早在戊戌年（1898年）坊间便盛传天津阅兵行废立阴谋之说，尽管那不过是空穴来风，但也未必就是无稽之谈。戊戌政变后，废立的传闻更是甚嚣尘上，京师即传出消息说“皇上病势沉重， 恐致不起”。公使们对此的反应，一方面是出于礼节，一方面也是担心有人要谋害光绪，当时“驻京各国使臣闻圣躬不豫，均诣总署问安，并叩致病之由”。
在当时北京的外国使馆人员中到处流传着这样的谣言：“皇上被毒死了”， “皇上病得很重很重”，“皇上被囚禁了”，“新的皇位继承人已经选定”等等，而坊间传闻慈禧太后在政变后不断的处死太监（确有其事），更是加剧了这种恐慌情绪。

在外国人中间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字林西报》不断发布消息，暗指光绪帝已经被谋害，并暗讽各国使节有权知道真相，“这些人都是被遣到中国皇帝的宫廷中充当代表的，而不是被派遣到一个窃居中国宫廷的僭篡摄政那里的。”

外国公使以之所以对废立传闻如此有兴趣，主要是他们大都对维新的光绪皇帝持同情态度而不愿意看到守旧的慈禧太后再度执政。在这些人中间，英国方面表现最为积极，他们的兵舰在戊戌政变之后便开到大沽口外，以示对事件的关注。在主管外务的庆亲王奕劻向英国公使窦纳乐辟谣并表示光绪帝情况良好时，窦纳乐则提出消除外界疑虑的有效办法，那就是“找一位外国医生为光绪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的健康证明书”。为了防住外国公使们的口，清廷最后只好邀请法国使馆医生德对福（）给光绪帝看病并证明病况，结论是“病势无大碍，惟患血虚之症”。

废立之说传开后，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表示反对，两江总督刘坤一约湖广总督张之洞一起争言不可，但后来张之洞突然后悔，途中将折子追回。刘坤一得知后笑道：“香涛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待后图，吾老朽，何惮。”遂复电荣禄，曰：“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荣禄以坤一电入奏，慈禧太后因惧而止。

不仅如此，国人对此也是一片哗然，上海的候补知府经元善在众人拥戴下，征得万人签名，上书反对废立之事。慈禧太后得知后大怒，命立刻捕杀经元善，幸好他及时的逃到了澳门才幸免于难。

在经历了这么多波折之后， “废立”之说也就偃旗息鼓，而突然改成了“建储”计划。事实上，在当时“皇权神圣”的情况下，废黩光绪皇帝并非易事，而慈禧太后改立“大阿哥”也是另有隐情，这往往是研究者所通常所忽略的。

隐情之一，由于光绪皇帝从小就身体较差，从后来的一些病症记录来看，他患有长期肾炎等疾病并导致经常性遗精甚至早泄，其有无生育能力本身就是很大的疑问。对于这一点，慈禧太后想必也是心知肚明，毕竟隆裕皇后是她的亲侄女。

隐情之二，由于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时可能存在谋逆慈禧太后的“围园之谋”，这让慈禧太后在感到伤心的同时，自然而然的想到自己早逝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在之前的许诺中，光绪皇帝生下儿子后将作为同治皇帝的嗣子继承皇位，但考虑到光绪皇帝的身体状况，慈禧太后只能通过立大阿哥的方式来为同治立嗣。

另外，由于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都是幼年继位，这种幼皇帝的朝政制度不仅隐患巨大，也令大臣们感到忧心忡忡，假如光绪皇帝无后，而慈禧太后已经年岁渐高，一旦两人发生意外，必然要再次立一幼年皇帝，这将对未来的朝政带来不可估量的危险。由此，以“立大阿哥”的建储方式作为备选，也有利于改进和完善候补皇帝的教育，为其将来的执政打下良好的基础。毕竟，一个合格的皇帝是需要多年培养的，并不是说上位就上位的。
对清宫内幕颇有所知的御史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里说，当时最热心己亥（1899年）建储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是同治皇后的父亲承恩公崇绮，他在同治及皇后死后便久废在家，郁郁不得志；第二位是同治原来的师傅大学士徐桐，他当时虽然已届80岁，却常常倚老卖老，贪好弄权；第三位礼部尚书启秀，他在戊戌政变后受徐桐举荐入了军机处，也就跟在徐桐的后面想“邀定策功”。

在恭亲王奕訢去世后，当时军机处以礼亲王世铎为首，但世铎是个保守中庸的老官僚，当时最受慈禧太后信任和重用的其实是大学士荣禄，可谓是言听计行，大权实归。徐桐几个人商议好后，便让启秀先去见荣禄，探听下他的意思。荣禄听后大惊，赶紧将启秀打发走，并令门房将访客全部拒之门外。启秀走后，徐桐和崇绮来到荣禄府上，不得其门而入。

不过，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却描述一个更加有趣的画面，说徐桐和崇绮将废立之奏稿密请慈禧太后阅后，慈禧太后说：“你两人须先同荣禄商定”。于是两人便去见荣禄，说奉太后懿旨，将此稿给荣禄看。荣禄接稿看后，突然以手捧腹大叫道：“啊呀，这肚子到底不容啊，适才我正在茅厕，泻痢未终。闻两公来有要事，提裤急出，今乃疼不可忍”。说完，荣禄丢下他们两个跄踉奔入，良久不出。这时天正严寒，徐桐二人纳稿于袖，移座围炉。再说荣禄，其实他哪里是什么肚子疼，其实是偷偷出去找幕僚樊增祥商议对策去了，却把徐桐和崇绮两老头撂那儿了。

等荣禄回来，他又说： “刚才还没看明何事，今请一看”，于是又接过奏稿看了数行，随后便突然将稿子往火炉里一塞，火焰腾起，荣禄还连声说：“我不敢看哪！”（好个奸猾的荣禄！）徐桐大怒，说：“此稿太后阅过，奉懿旨命尔阅看，何敢如此”。荣禄说：“我知太后不愿作此事”。徐桐两人争说实出太后之意。荣禄说：“我即入见，果系太后之意，我一人认罪。”于是荣禄便去见慈禧太后，痛哭碰头，说冒此大险，万万不值，一旦招起大变，恐怕祸及太后，慈禧太后这才惧而不敢作。

对于此事的结局，《崇陵传信录》作了一个稍微不同的描述，说荣禄去见慈禧太后说：“传闻说将有废立之事，是真的吗？”慈禧太后故作敷衍：“没有啊。这事行得通吗？”荣禄说：“太后要做的话，谁又敢说三道四呢？只不过皇上罪行不明，要是外国公使起而干涉的话，这不可不惧啊。”慈禧太后说：“事情已经泄露出去了，这可怎么办？”荣禄说：“倒也无妨，皇上春秋已盛，仍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弟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子，兼祧穆宗（同治），育之宫中，徐篡大统，这样就师出有名了。”慈禧太后沉吟良久后说：“你说得很对。”几天后，慈禧太后召集近支王公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上两书房、翰林部院尚书在仪鸾殿开会。当时人都以为要行废立之事了，内廷苏拉还说：“今日要换皇上了！”不过最后诏书下来，却是立溥儁为大阿哥之事，也就是历史上说的“乙亥建储”。

荣禄这个人，一向喜欢在幕后操作，对于废立之事，他也不敢轻举妄动。清人笔记上还记载了他寻访李鸿章意见的事情。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里说，荣禄将废立之事告知李鸿章后，李鸿章起而大声道：“此何等事，讵可行之今日。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东朝圣明，更事最久，母子天伦，岂无转圜之望。是在君造膝之际，委曲密陈成败利钝，言尽于此”。荣禄听后急忙回报慈禧太后，说以此事不可行。
《语林》中也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荣禄去见慈禧之前，先拜访了李鸿章。当时李鸿章因为甲午战败，声誉扫地，虽说是入阁办事，实际上无事可做（清代内阁大学士与军机大臣非同日可语也），每日只是闲居贤良寺，门可张罗。一日荣禄来访，两人深谈至晚餐，这时，荣禄屏退左右，说：“太后将行大事，天位当易，惟亡命者肆意鼓吹，恐友邦为所惑，夙知公娴习外情，烦一探其向背。”李鸿章说：“我办外交数十年，皆人先谒我，且此系内政，先询人，失国体。如必询，当授我以两广总督，我先于泰晤士报传其风说，届时外宾必来贺我，询我以国事，我可就而探之。”荣禄大喜，回报慈禧太后不久，李鸿章便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外国公使们听说李鸿章调任两广总督，纷纷来贺，于是李鸿章便转叩其意，外国公使称他们国书是致光绪帝的，今易帝位，是否继续承认，尚须请示本国云云。李鸿章后来便说外国公使不愿承认新帝，于是内禅之议暂止，最后只是立了大阿哥。

随后，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发布诏书：“朕冲龄入承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训政，殷勤教诲，巨细无遗。迨亲政后，正际时艰，亟思振奋图治，敬报慈恩。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惟念宗室至重，前已吁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庙诸大祀，不克亲行。值兹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干忧劳。不遑暇逸，抚躬循省，寝食难安。敬溯祖制缔造之艰难，深恐勿克负荷。且入继之初，曾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用再叩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畀。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钦承懿旨欣幸莫名。谨敬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为皇子。将此通谕知之。”

在皇亲近支中，慈禧太后最终选了端王载漪的次子溥儁为大阿哥人选。载漪为道光第五子奕誴次子，咸丰十年（1860 年）过继给瑞亲王绵忻为孙，袭贝勒爵位；1889年加郡王衔； 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被封“瑞郡王”，不巧诏书错写成了“端郡王”，后来便因错就错改称“端王”了。载漪的福晋，一说是慈禧太后弟弟桂祥之女（慈禧太后的内侄女），另一说是慈禧太后的养女，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载漪的福晋经常出入宫中，颇得慈禧太后的欢心。

由于名位和才干并不突出，载漪在戊戌政变之前少有建言，不为人所注意。但“废立”之说兴起后，载漪很快被推到了前台，而他也绝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机会，随后他几乎是不择手段、费尽心机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以图把儿子溥儁扶上皇帝的宝座。

按照慈禧太后的懿旨，溥儁是按当年吴可读之议而入继穆宗同治为嗣，名号为“大阿哥”。随之，15岁的溥儁被接到皇宫内弘德殿读书，由同治帝的岳父承恩公崇绮和原同治的帝师大学士徐桐为师傅。溥儁的太子地位，很快便在其本生父端王载漪周围形成“大阿哥党”，当时有军机大臣刚毅、大学士徐桐、礼部尚书启秀、户部尚书崇绮等人，此外还有庄亲王载勋、载漪的兄弟载濂、载澜等人。

这些人当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刚毅、徐桐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官僚，他们不通外务，一贯仇洋；另一类则是以载漪弟兄为首的满族亲贵，这些*从小便不学无术，却有着极强的权力欲望。当他们听说外国公使试图阻挠“废立”之后，更是群情激奋，恨得牙痒痒。

由此，这两类颟顸宵小之徒凑在一起，在庚子年胡搞一气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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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六点起床。我神经病了。从今天以后，我每天都会六点半起床。直到我死。

端方这个人，我一直都觉得是个非常奇怪的人，满人。 贪官不必说了。

我只是奇怪为什么，他支持戊戌变法，竟然没事。  人家香帅张之洞能见风使舵，折腾《劝学篇》这样的经典。人家有敏锐的洞察力。

端方有什么？可以被大佬荣禄和李莲英保护，难道就是送点礼，这么简单。还是身份，还是家族牛。

咸丰十一年生，广西八年举人，属于那种内部名额上去的。属于廕生。 就是祖辈有功，后代成绩一般也能当公务员，翰林院。

外放直隶， 光绪二十四年，折腾戊戌变法。 写篇牛文《劝善歌》老佛爷很高兴，不追究他支持戊戌变法的责任。

光绪庚子年八国联军，端方又被外放到陕西巡抚。 接驾有功。 老佛爷去陕西了嘛。 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到巡抚升的很快。

光绪二十六年，河南布政使。后湖北巡抚。

二十八年，湖广总督。

三十年，两江总督。

三十一年，闽浙总督。

宣统元年， 老佛爷挂掉，新人上台，李鸿章的孙子参了丫一本，说什么老佛爷出殡的时候。

丫竟然拿着美帝的照相机拍照。 这是对老佛爷的大不敬。 把丫撤职了。

宣统三年挂掉。还是因为保路运动。

清史稿 端方

端方，字午桥，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由廕生中举人，入赀为员外郎，迁郎中。光绪二十四年，出为直隶霸昌道。京师创设农工商局，徵还，筦局务，赏 三品卿衔。上劝善歌，称旨。除陕西按察使，晋布政使，护巡抚。两宫西幸，迎驾设行在。调河南布政使，擢湖北巡抚。二十八年，摄湖广总督。三十年，调江苏， 摄两江总督。寻调湖南。颛志兴学，资遣出洋学生甚众。逾岁，召入觐。擢闽浙总督，未之官，诏赴东西各国考政治。既还，成欧美政治要义，献上，议改立宪自此 始。三十二年，移督两江，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定长江巡缉章程，声闻益著。

宣统改元，调直隶。孝钦皇后梓宫奉安，端方舆从横冲神路，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劾之，坐违制免。既而御史胡思敬又弹其贪横凡十罪，事下张 人骏，覆奏入，以不治崖检被诃斥，因已罢官，贷勿问。

三年，命以侍郎督办川汉、粤汉铁路。时部议路归国有，而收路章条湘、川不一致，川人大譁。川、鄂为党人所萃，乘机窃发。端方行次汉口， 亟入川，并劾川督赵尔丰操切。命率师往按，寻诏代摄其事。所过州县，辄召父老宣喻威德。至资州，所部鄂军皆变，军官刘怡凤率众入室，语不逊，端方以不屈遇 害。

端方性通侻，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建节江、鄂，燕集无虚日，一时文采几上希毕、阮云。

弟端锦，字叔絅。河南知府。赴东西各国考路政，箸日本铁道纪要。从兄入川，变作，以身蔽其兄，极口詈军士无良，同被杀。事闻，赠端方太 子太保，谥忠敏；端锦谥忠惠。

其时转饷官刘燧，荆州驻防、举人、都司赫成额，并赴水死。

————————————

关于端方的死似乎有两个说法。

一个说事发前，端方都知道要哗变了，他觉得自己对部队有恩，他们不会杀他。我觉得吧，还有他想当四川总督。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把那个兵变化解掉。 这就是大功一件。 可以上位。 谁知道事与愿违。真把他杀了。

杀他的人还以民族大义为重，说，你对我们的恩是私恩，杀你是为了国恨，民族大义。

好一句冠冕堂皇呀。

出来另一个版本。  当兵的闹事，想赚钱。问端方要不给，或者他也没钱。 闹的厉害就把他杀了。 之后，拿着他的人头，去别的人那请赏，当自己上位或者发财的筹码。

当然，你是可以分析第一个中说法是，那些革命党人说。 第二种说法是满清余孽说的。

第一种说法为真，第二种说法是谎言。

我不这样认为 。某些人未必是那么的高尚。

某些人未必是那么的低贱。

最后，扯一下端方的牛b事业。

被称为 旗下三才子， 出使过美国。 王国维为他死写过悼词。 汪精卫当年刺杀他。后来换了 宣统他爹。 女儿嫁给了袁世凯的儿子。

后世还有人说，宣统元年，让他下台是清朝自毁长城。如果他还在位清朝就不会灭亡。

我个人认为，他对清朝，对美国的认识。远超的某些所谓的革命党，那些先进思想的人。

他的悲哀在于老佛爷的死。老佛爷如果还活着。 端方恐怕就不会死。

当年，李鸿章的孙子为什么要整他， 按说他跟袁世凯是亲家， 李鸿章和袁世凯家关系似乎还行。 有什么原因，我要去查查资料。有什么矛盾。

他的死可能还跟盛宣怀有关。因为盛宣怀折腾出来的四川保路运行。他非要铁路国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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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里最著名的井，当然要数敬事房东边的“珍妃井”了。一般的说法是，珍妃之所以触怒太后老佛爷，是因为她不遗余力的赞襄光绪帝施行变法，鼓励他乾纲独断，与太后分庭抗礼。庚子之乱，八国联军即将打进北京城，此时珍妃已在西二长街百子门内牢院中囚禁六年，就在慈禧仓皇“西狩”前夕，托宫女带信给姐姐瑾妃，让她无论如何想办法留住皇帝在京主持大局。言外之意是可借机摆脱太后控制，收回权柄。谁知所托非人，信件落入二总管崔玉贵之手，转呈慈禧。于是慈禧盛怒之下，令其自尽，珍妃不从，才由崔玉贵将她沉入井中。

著书与读史者对光绪帝和珍妃历来是持同情态度的，一边挞伐慈禧的霸道与残忍，一边为那对有情人欷歔叹惋。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即珍妃究竟因何被囚禁，是因为她“赞襄新政”吗？征诸正史野乘，可以得出结论，她之被囚，绝非因“赞襄新政”。从时间上来说，她之被囚，在光绪二十年，而戊戌变法迟至四年之后的光绪二十四年才发生，她虽生长在得风气之先的广州，并受教于文廷式，但思想也不会先进到康梁的程度吧？如果她在光绪二十年即因“赞襄新政”被囚，岂不成了康梁之前驱，吾国思想与革命之启蒙者？

《清史稿》后妃传中，对珍妃的记载虽只寥寥数语，却隐然有某种线索：“恪顺皇贵妃，他他拉氏，端康皇贵妃女弟。同选，为珍嫔。进珍妃。以忤太后，谕责其习尚奢华，屡有乞请，降贵人。逾年，仍封珍妃。二十六年，太后出巡，沉于井。”关键即在那“习尚奢华”，“屡有乞请”八字中。清制，皇后每年例银一千两，妃每年三百两，嫔二百两，分月例支。珍妃的祖父裕泰是陕甘总督，父亲长叙曾任户部右侍郎，伯父长善任广州将军达十二年之久，珍妃自幼即生长在伯父府中，享尽钟鸣鼎食之家的奢华。入宫之后每年区区二、三百两银子怎够她用度？亏空日巨，怎么办？解决之道是利用皇帝对她的宠幸，串通奏事处的太监，私卖官缺，而主谋则是其胞兄志锜。整个卖官的流程大体如此：由奏事处太监探知有何官缺，告知志锜等出面寻找买家，敲定之后通过太监转达珍妃；珍妃则在合适的时候，向皇帝进言，比如皇帝面现苦恼之色，珍妃便问：“皇上今儿个怎么了？”如果皇帝是因用人之事而苦恼，便中珍妃下怀，似无意的说一句“某某人听说人不错，才干也是有的。”皇帝对她宠幸无比，加之她在广州伯父府中见闻颇广，皇帝便深信不疑了，立时擢用某人，整个卖官鬻爵之过程大功告成。当然，卖官所得，大部归太监和志锜，珍妃不过是他们的摇钱树。

事情的败露，缘于光绪召见出于珍妃举荐，即将出任四川盐法道的玉铭，光绪问他此前在何衙门当差，玉铭对以“木厂。”光绪奇怪，命他写出履历，玉铭 “久久不能成字”，光绪恍然，谕令玉铭“以同知归部铨选”。由对玉铭的处置，可见光绪对珍妃的庇护，因为以玉铭“久久不能成字”的情状，便可治以欺君之罪了，可是光绪未事声张，仅仅将他“以同知归部铨选”，在玉铭也并非一无所获。

珍妃卖官鬻爵之事却不能就此掩盖过去，因为她的所作所为侵犯了另一个利益集团的即得利益，那就是以李莲英为中心的另一个卖官团伙。在珍妃“入行”之前，肥缺的鬻卖由李莲英一手垄断，珍妃的出现抢走了他的一大部分“客源”，使他和靠他发财之人财路受阻，甚至一度出现两方同争一缺，买家讨价还价之事：你要不愿意我找珍妃去。所以，趁玉铭事件，李莲英在慈禧面前煽风点火，终于使作为竞争对手的“珍主儿”成为阶下囚。这就是囚禁珍妃上谕中“习尚奢华”，“屡有乞请”八字的来历。李莲英如不落井下石，则无法保证买家对他的信任，亦无法保持他的权威。

至于珍妃为何得光绪之宠，据说是因光绪天生有疾，不能人道，新婚之夜受讥于皇后（慈禧的侄女），因此不但帝后失合，即后宫其她嫔妃，光绪也一向少近。唯珍妃入宫之时年仅十三，于男女之事不甚了了，与皇帝相处态度大方，十分活泼，常作男装，恍若一翩翩美少年，与光绪同食同饮同玩同乐，因此得光绪宠幸，也就毫不奇怪了。此乃野史，无处求证。

珍妃利用光绪卖官鬻爵是事实，但她对慈禧的揽权干政，使光绪不得一展抱负的不满，也是显然的。慈禧之杀珍妃，不是因她“习尚奢华”，“屡有乞请”，也不是因她“赞襄新政”，而是因为她策划使光绪留京。光绪若能留京主持大局，则慈禧“西狩”便成流放，永无回京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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