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是个好人，不过人微言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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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跛者不忘履，眇者不忘视，一身且然，而况国乎？夫古今中外之人君，其发扬蹈厉，拨乱奠基，功著于当时，庆流于后嗣者，大抵处积弱难治之势，奋于存亡危急之秋，而大得志，不必承庥继明，席富强之余烈，而后可以有为也。中国者，大府之国，广土众民，有四五千年之教化，五洲诸部，方之蔑矣。顾今日大势岌岌，不治将亡，为有识所同忧，而泄沓宴豫，顾取延岁时，一隅有警，则君臣相顾失色，甚者罢朝痛哭，不知所图。举朝之人，无有能为陛下画一策、出一谋以御侮威敌者，徒容忍氵典氵忍，顺敌所求，如偿逋然，求遂责解，相对欢然，如克大敌者。见兔既不思顾犬，亡羊复不思补牢。臣伏处草野，仰观朝廷所为，私窃痛之。
臣闻古今有不为治之国，而天下无不可治之时。陛下果欲有为，则臣今所言，未必无可采择者，惟留神幸察。臣惟中国之积弱，至于今为已极矣。此其所以然之故，由于内治者十之七，由于外患者十之三耳。而天下汹汹，若专以外患为急者，此所谓为目论者也。且即外患而言，其势之至于今日者，不自今日始也。机动于明代国朝之间，而大著于道光咸丰之际。使当日者，见其已著矣，吾君臣上下，毅然闵然，为深究详察其所由来，而豫具所以待之之术，则所为外患者，一见不再见可也。不幸傲而弗图，使之再见三见屡见而终不为之所，在是乎有甲午东方之役。
不独挠败为辱也，其辱有余于挠败者焉。而吾国之权力，乃为天下所尽窥，虽欲为前之苟延岁月，有不可得者矣。然而彼各国犹未敢轻量中国也。彼以谓中国之所以不振者，坐不知外情、不求自奋已耳。使其一旦知外情、求自奋，则以其壤地之大，物产之闳，君权之重，其富强之效，孰能当之！今者以中国之大，而辱于日本，意者其将知外情而深以不振为忧，而力图其所谓自奋者乎？此所以东事以还，外人之于中国，观听之深，十倍于曩者。凡吾朝野上下举动之意向，莫不深讠而详论之。何则？望之深故察之审也。然而以彼谓有爱于中国者，则又非也。不爱则何为而深望之？曰惧中国之终于不振，致启戎心，破各国平权之局，兵事大起，而生民涂炭也。
盖今日各国之势，与古之战国异。古之战国务兼并，而今之各国谨平权。此所以宋、卫、中山，不存于七雄之世，而荷兰、瑞士、丹麦、尚瓦全于英、法、德、俄之间。且百年以降，船械日新，军兴日费，量长较短，其各谋于攻守之术也亦日精，两军交绥，虽至强之国，无万全之算也。胜负或异，死丧皆多，且难端既构，累世相仇，是以各国重之。使中国一旦自强，与各国有以比权量力，则彼将隐消其侮夺觊觎之心，而所求于我者，不过通商之利而已，不必利我之土地人民也。惟中国之终于不振而无以自立，则以此五洲上腴之壤，无论何国得之，皆可以鞭笞天下，而平权相制之局坏矣。虑此之故，其势不能不争，其争不能不力。然则必中国自主之权失，而后全球之杀机动也。虽然，彼各国岂乐于为是哉！争存自保之道，势不得不然也。臣故曰：各国望中国自强，望之深故察之审也。
今夫外患之乘，中国古有之矣。然彼皆利中国之弱且乱，而后可以得志。而今之各国，大约而言之，其用心初不若是。是故徒以外患而论，则今之为治，尚易于古叔季之时。夫易为而不能为，则其故由于内治之不修，积重而难反，而外患虽急，尚非吾国病本之所在也。臣故曰：今日之积弱，由于外患者十之三，由于内治者十之七也。其在内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变也。臣闻天下有万世不变之道，而无百年不变之治。盖道也者，有国有民所莫能外。自皇古以至今日，由中国以讫五洲，但使有群，则莫不有其相为生养、相为保持之事。既有相生养、相保持之事。则仁义忠信、公平廉耻之实，必行于其间。否则其群立衰、种亦浸灭。至于法则不然。盖古之圣贤人，相一时之宜，本不变之道，制为可变之法，以利其群之相生养、相保持而已。是以质文代变，自三代而已然。即有神圣祖宗，明谕切戒，所以期其子孙世守者，意亦曰，使内之民物，外之敌国，常无异于今，则吾之法制，固可以措天下于至安，而历久而无弊。必不曰情异事迁，世变方亟，所立之法，揆之事理，不可复通，犹责子孙令谨守其法以至危亡也明矣。
臣尝窃读中外各国史书矣，见彼外洋，一国既立，为之主者，率皆一姓相传，累千余年而不变。即中间更制民主，置其旧君，而他日复辟，必更求其裔为之，如法兰西前之庐夷是已。至于英、德、奥、日、比、义诸邦，则旧治未隳，为之君者，惟一家而已。独至中国，则曰一姓不再兴矣。三古以还，君此土者，不知几易，治乱兴废，如循环然。此故何哉？司马迁曰：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穷变通久，使民不倦。外国穷而知变，故能与世推移。而有以长存。中国倦不思通，故必新朝改物，而为之损益。果使倦而能通，取来者之所损益而豫为之，因世变化，与时俱新，则自夏禹至今，有革制而无易主，子孙蒙业千祀不坠可也，何必如汉臣刘向所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哉！
且夫王者之大事，莫大于法祖而敬天矣。敬天则当察天意之所趋，法祖则当体贻谋之所重。天之意于何察？察之于亿兆而可知。祖宗之贻谋于何体？体之于一己而可信。近岁以来，薄海嗷嗷，扼腕扣胸，知与不知，莫不争言变法。且谓中国若长此终古，不复改图，将土地有分裂之忧，臣民有奴虏之患。民情如此，则天意可知矣。且臣知陛下之所以谦让逡巡，终不忍言变法者，重以子孙轻改祖宗之道故也。此诚陛下孝治之隆，不可及之盛德也。然而臣愚窃以为过矣。臣请得就陛下一己之意明之。
设今者陛下愤因循之致弱，不得已审势顺时，制为一切之法以补救之，凡此亦陛下一时之计也。而千秋万岁之后，陛下之圣子神孙，其所遭之世，虽其所以待救者不存，然犹兢守陛下之法，至于不可复行。甚且坐法之故，使人才消乏，财赋困穷，内忧外患，纷至而不可复支，如是而犹不变，宁使宗社倾危，种姓降为皂隶，则陛下以为孝乎？且将恫其易辙改弦，以与天下更始乎？臣愚有以知陛下之必不然矣。然则皇天之意，莫急于利安元元，祖宗之贻谋，莫重于保世垂统。而既敝之法度，犹刍狗之不可重陈，惟天惟祖宗所日夜望陛下早为改革者也。此在常智犹能知之，而谓陛下至圣至明，庸有不知此理。今者陛下君九万里之中国，子四百兆之人民，其为荣业，可谓至矣。然而审而言之，则所承之重，实百倍于古之帝王，所遭之时，亦古无如是危急者。国之富强，民之智勇，臣愚不知忌讳，不敢徒以悦耳之言，欺陛下，窃以为无一事及外洋者。而其所以获全至今者，往者以外人不知虚实故耳。甲午以来，情见势屈矣，然而未即动者，以各国之互相牵制故耳。故中国今日之大患，在使外人决知我之不能有为，而阴相约纵，以不战而分吾国。使其约既定，虽有圣者，不能为陛下谋也。为陛下谋，务及此约未及之际，此臣所谓时至危急者也。况客岁德人之占夺胶州，则外人意之所欲为，愈明白而不待更察矣。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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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中国联俄非计之善，俄人之结交中国，恐不可恃。”呜呼！此在忧深虑远之士，悼内政之不修，惧外交之不固，因以危言悚论，自相警发，初非有所疾于俄人也。然揆之事势，按之情理，平心而论，今日中国之结纳俄国，与俄人之亲爱中国，皆出事势之必然，而又为情理之所当然者也。
夫泰西各国通道与吾华也，其贸易之商人，与传道之教士，唐宋以来，后先继至，至明季而始盛。然皆其人民之自为，而非奉有国王之命。其奉国王之命而遣使于中国者，实以俄国为最先。顺治十二年聘使一至，十七年聘使再至。其至也皆赍有国书，携有方物。至于康熙，其交益密，我亦遣使赴俄。如康熙二十七年，则有索额图、佟国纲之行，五十一年则有图理琛之行，是其交际往来之独先于中国也如此。泰西各国之互市于吾华也，康熙中叶荷兰首请，英人继至，以澳门为逆旅，而交易于粤之黄埔，往来于浙之舟山。然道光廿二年以前，各国皆未有约章。其特命大臣会议界约、市约者，亦以俄为最先。康熙二十八年，则有黑龙江之约，雍正五年、乾隆五十七年，则有恰克图之约。至嘉庆朝，又特设库伦办事大臣，掌蒙古与俄贸易之事，疆场之役，一彼一此，商贾往来，不绝于道，其立约互市之独先于诸国也又如此。夫所谓邻国者，必其壤地毗连，人民错处，若车有辅，彼此相依。泰西诸国，若英、若法、若德，其于吾华也，皆远隔重洋，如风马牛之不相及。近虽英人入缅，而云南接英，法人入越，而广西接法，然犹不过一隅之地，讲信修睦，尚易为功。至于俄，西自葱岭、帕米尔，东至黑龙江、吉林二省，绵亘万有余里，国界则经纬之线相厉，民居则鸡犬之声相闻，虽在陌路，有如兄弟。是其土地密迩，异于诸国也又如此。抑又闻之，国与国相交之道，必以信义相将，不谕盟约，即有交涉龃龉，亦复彼此婉商，敦相见，不称干戈，而后乃为和好之实据。然自道咸以来，英、法、美诸国，一则有广东之役，再则有江、浙之役，三则有天津、北京之役，四则有越南、闽海之役，或虏我疆臣，或夺我要隘，或逼我上京，或毁我藩服，虽以日本之同洲同种，犹忍以一朝之忿，反颜相加，以致覆我舟师，割我行剩独俄人自立约以来二百余年，未交一兵，未折一矢，虽于咸同之间，乘回匪之乱，入据伊犁，然崇厚已宿之诺，卒应曾侯之请，还吾故土，衣裳之会，匕鬯不惊。是其和好久长，异于诸国也又如此。夫交际既久，则情以相引而长；国土交互，则事以相习而狎；兵戎不见，则一切猜忌之心，备虞之事，又以相亲相昵而忘。故吾谓今日中国之结纳俄国，实出于事势之必然者此也。
然此犹第就往事而言也，试再论近事。乙未之夏，中日一罢战，《马关条约》既成，各国袖手旁观，一词莫赞，此固局外之理宜然，吾非以此为诸国咎也。然俄人约法、德二国，仗义执言，归我辽东数郡之地，日人饮恨在骨，每饭不忘。夫俄人岂不知市惠于中国，则必开罪于日本，而顾毅然行此而不顾者，倘真所谓代人受过者，是耶？非耶？即今海内士论，局外闲评，莫不以俄人索还辽东，谓其自私自利。其言曰：“日人既得辽东，势必极意经营，则俄人南下之谋，不能复遂。俄人之意，以为不如寄之中国，则将来俄之取东三省也，若拉朽摧枯，无烦合力，直不啻为外府之寄耳。”呜呼！为如是言者，其是非情伪，吾且不暇深求。然天下立言之公理，但当就事论事。必欲举未来之事，而为逆诈，亿不信，以自托于识微知几之列，则吾人足之所履，何往非危地，首之所戴，何处无险象，但能居安思危，居夷虑险，则固不必时时以不肖之心度人也。且即如向者之论，谓俄人用心果是如此，则必中国之决不能自强，而后其术可行。然俄亦安能预计中国之决不自强耶？如其果不能自强，则岂惟俄人，若英、若法、若德、若美、若日本，苟提一旅之师，即皆足以致吾之死命。又岂惟东三省？若闽粤、若江浙、若云贵、四川，苟有一方之警，即皆足以启外人之戎心，而独于还我辽东之俄人，窃窃然疑之，不以为德，反以为仇。就事论事，亦可谓不近人情者矣。上年李中堂之使俄也，觐其皇帝，谒其亲王宰相外部，无不以中国之变法自强相勖。俄使吴王答聘来华，礼仪之隆，情文之备，为向来外国使臣所未有。道出天津，以千二百金捐赠俄文馆，为学生膏伙之资，本年湖北告荒，驻津领事书思齐君，率其旅津官商，合捐五百金，以为赈济，其君民上下之间，与我仪文情意，有如胶漆。夫德之大者既如此，惠之小者又如彼，食荠必甘，谁谓荼苦，饮醇而醉，岂云鸩毒。故吾谓今日中国之结纳俄国，不特事势之必然，而又为情理之当然者此也。
然此犹第就我于俄人而言也，试再论俄人之于我。俄之建国也，西自波罗的海，东至库页岛，横跨二洲，其西土与欧洲诸国，若瑞典、若丹麦、若德、若奥、若土耳其，水络山联，犬牙相错，防御之计，节节不能疏，亦刻刻不能懈。环伺强邻，一举一言，易成媒孽。独吾中国，论安言计，动称圣人，载瞻户庭，不勤远略，故俄自中亚细亚以来，与吾万里连疆，得以经营之暇，积寸累铢，从容布置。建水师于海参崴，而争太平洋之利，筑铁路于悉毕利，而握大陆之权，实惟有中国之雅重，始足成俄人之壮志。假使图们之江，易以为君士但丁之峡；蒙回之界，易而为德奥之邻，则俄东顾之忧，其能晏然而已乎？此则论其事势，而不能不亲中国者，其故一也。康熙二十八年，中俄黑龙江之界约二：其一则以格尔必齐河为界，循河上流，由大兴安岭以至于海，凡岭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皆属于我，岭北一带之溪河，皆属于俄。一则以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中，河之北岸属俄。自康熙以迄道咸二百余年，未渝盟约，至咸丰八年而分界之议起，将军弈山与俄使木里斐兵福会勘定约，俄使以防英为辞，屯兵江左，而谓两国界址，自河北比奈岭东至额尔古纳河，入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至海，沿河各岸，一半可属中国，一半可属俄国。朝廷顾念邦交，不愿以疆场之役，轻开边衅。至咸丰十一年，中俄大臣会同定界立约，一如前请，由是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河以东，皆为俄土。是役也，俄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坐收数千里之地。东海水师之埠，由此而兴，伯利铁路之工，由此而创，金河林矿产之利，由是而饶。是中国之有德于俄，而俄之受于中国也如此。夫吾尝稽之西史矣，一千七百九十五年，俄人得波兰之九省，而布、奥分之。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俄人得土耳其之数城，而英、法争之。又皆劳师动众，糜饷旷时，或数世之经营，或频年之血战，幸而后得，犹且得不偿失。其视中国之彬彬礼让，孰德孰怨，俄人虽口不言恩，而心固知感。此又揆之情理，而不能不亲爱中国者，其故二也。
东西悉毕尔铁路者，环球各国所惊心而注目者也，然俄人原勘之基，自赤塔折而东北，经阿穆尔省循黑龙江北岸，跨外兴安顾以至伯利，其间河流间阻，山径崎岖，费既不资，而旷日久持，未能克期蒇事。自中国许其假道，然后由赤塔折而东南，经尼布楚入黑龙江省，经齐齐哈尔入吉林，以达于彼土。费省而功捷，成路既速，收效自先。将来与中国关外之路，轮轨相接，然后发轫欧西，击毂西东，汽车南下，得与英、德、美、日诸国争太平洋之利权。由是言之，今日因中国之通融而得铁道之捷径，将来又必藉中国之赞成，以为铁路之出路，其所得利益，岂浅鲜哉？即就今日造路而论，人工则出之三省之客民，粮食则取之松花之两岸，土地则购之八旗之田庄屯户，一有龃龉，动成冰炭，是不但与吾朝廷有互为维持联络之谊，即下至民间，一尺之土，一亩之粮，一夫一妇之手足，亦复随地随时，有息息相关之理。是俄人之于中国，不特与上交，又当与下交，此又考其事势情理，而不能不亲爱者，其故三也。由是言之，我以是施，人以是报，人以是求，我以是应；中俄交谊之亲之密，宜为朝野之所共见，豪杰之所默许矣。
然而悼时悯物之士，皇皇惴惴，若陟虎尾，履于春冰，抑若今日中国与俄联，明日中国即为俄有。或私居而窃叹，或大声而疾呼，佥谓国家外交之策，不宜如此。呜呼！俄人之处心积虑以待中国，未必果如时论之甚，而时论之不满于联俄，亦岂真与俄人有所仇恨。此其中有消息焉。谋国者盍一深求其故，而亟思所以善其后耶？善其后将奈何？曰，今日之中国，不但当联俄，且当法俄。夫取法于人者，必其政教风俗，与吾相近，而后因时利导，其事为可几。及今地球君权无限之国，独我与俄罗斯、土耳其三国耳。夫君权之重轻，与民智之浅深为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呼！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王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
然中俄同为君主之治，而一强一弱，一富一贫，悬绝如此，此其故安在哉？吾向者尝读西史矣，俄自唐咸通三年，其主鲁立克起兵波罗的海畔，抚有俄土，至于明季万历，此七百余年中，农桑矿产，制造工艺，水陆武备之事，一切未兴，或虽兴而犹未备未善也。其间一受希腊之创，而国王依国耳被戕；继受蒙古之逼，而王及诸藩臣役贡献于可汗者，四百余年，卒受波兰、瑞典之侵伐虏掠，而丧师失地，几至亡国。盖昔日之俄，艰难险阻，濒于乱亡，幸而后存者屡矣。以吾今日之中国较之，其存亡危急之情形，尚不至如元明间之俄之甚也。自大彼得起于孤孽之中，操心虏患，始以隐忧启圣，多难兴邦，而又得贤师苏格兰人美伊秀阿斯者，为之保傅。方彼得之幼也，其师延法国人累甫卜得者，教以武事为嬉戏。一日彼得读其所授书，泫然泣下曰：“凡兹文事武备，皆胜于我，何我国不早讲求，以至弱如此。”即选童稚五十人，练习武艺，已亦为兵号为戏队，而聘外国之谙习戎者为教师，其后卒以此胜土耳其，名震欧亚。然大彼得求治之心，方兴而未有艾也，慨然曰：“俄俗粗悍，不通文化，非与诸国往还，不足以长见闻易政俗，而其事又非朕亲往不为功。”其时俄之廷臣，相率伏阙上书，谓王宜端拱法宫，徐为化导，远适异域，恐蹈危机，且用外国法，则诸事均不便。此与吾今日中国朝贵之论，亦无以异也。然大彼得行志已决，不为浮论所惑，即寄其国事于累甫卜得等数人，于一千六百九十七年四月命使臣三人，前赴各国，而王即易服杂于随从之中，至荷兰、苏格兰、伦敦各处。学造船于赛戴买，学医于路依格，学格致于征得生，学算学天文于法格胜。又遣新兵三队，一往荷兰，以习制小船；一往意大利，以学造巨舰；一往日耳曼，以演练操兵。其后闻警回国，削平大难，卒践帝位。二十余年之间，益舆地六省，增海口二埠，造战船三百余艘，练陆兵二十万人，铸巨炮一万四千余尊，雄视欧洲，所向无敌。而复广招商贾，盛兴工艺，建海部于都城，设巡捕于郡邑，创格物之院，立印书之局。至其临薨遗命十四事，犹斤斤以富强诏其苗裔。盖俄国之盛兴以有今日也，实自大彼得始。
夫二百数十年以前之俄，其民之粗鄙，国之危弱，大小臣工之拘泥谫陋，犹甚于今日之中国。则吾今日既毅然决然以联俄之政策，又曷不以大彼得之心为心，大彼得之政为政，屈九重之驾，观列国之风，内兴文治，外修武备，求它人之所以文明，以去吾之粗鄙；求它人之所以强盛，以救吾之危弱；求它人之所以开化，以革吾之拘泥谫陋。果如是也，不特俄人之交可以历久而不渝，即泰东西各国亦将从容揖让，消弭兵戎之祸于无形无声之中，而不至以一国之危机，动全球之杀气。苟犹是以幸得与国偷安旦夕为心也，万一变起风云，事机交迫，人为我谋，必不如其自为谋也之切，尔时虽欲亲我爱我，而其势有所不能，则固不得以交之不终，为他人咎矣。
夫人不自立者无朋，国不自立者无与，此古今天下之公理也。今中国目前自救之策既出于联俄，则将来自强之策，即当法俄以全联俄之谊。然而俄人东海水师之船二十余艘，而我北海之水师何如？俄人黑龙江上下游之炮台兵库军队林立，而我江吉二省之兵防何如？俄人满洲之铁路，定议而后，即陆续兴工，而我关外已造未成之路，且虑完工之经费无出，而自奉达吉之铁路又何如？此第就与吾相交相接之一隅而论列比较之也。若其全国之规模，则更无论矣。其权力相去，大小悬绝，至于如此。虽俄之亲我爱我，不耻下交，吾独不自愧也哉！吾独不自愧也哉！知自愧则知所以自虑矣，知自虑则知所以自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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