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柏拉图那个洞喻不完整。那些猫啊，狗啊也是假的。只有人挣脱绳索，到了洞外看到了真正的人，真正的狗啊，猫啊。又看到了太阳。
当然我说的不重要哈，他说的已经够了。
_____________
讲故事、灵活运用比喻，一直是人类哲学史上常用的一种论理手段。有时候，用直接的语言去讲述一个概念、一个道理、一个论点，不容易让人接受，因为哲学毕竟是抽象的东西，对许多人来说是很高深、很奥妙。太复杂的论述，读者、观众往往不容易理解。因此，哲学家们喜爱用生动有趣的故事（也就是寓言）或者比喻，来说明他们的道理，这些故事和比喻，往往和现实生活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通过理解它们，我们便可理解到其中蕴涵的道理，然后把它运用到实际中。并非所有的哲学家都会说故事、都会巧用比喻，而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对传达自己的思想、说服读者，就有极大的帮助了。
西方哲学史上大概最有名的一个哲学比喻，就是柏拉图的“洞”。柏拉图是个古希腊的大哲学家，他的一个著名的主张，就是“相论”。这个听起来很深奥。那么柏拉图主张的是什么呢？他认为人通过感官，只能看到一个物体的表相，但看不到永恒的、实在的“相”。什么意思呢？你看到一个白猫，一个黑猫，一个三角猫，一个大猫，一个小猫，都是猫，虽然每个猫都不一样，但你知道它们都是猫。柏拉图说，你脑子里有一个完美的猫的概念，这个完美的猫，才是真正的“猫”。但对于这个猫，你是不能用感官来了解到的。任何一个具体的猫和这个完美的猫都有所出入。而完美的猫是永恒的、不变的，它是一个猫的“相”。柏拉图说，猫啊，狗啊，兔啊，正义啊，善啊，美啊，丑啊，世界万物，都有它们的“相”。这些“相”，就好比存在一个“相”的世界，它和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是不一样的。
因此，柏拉图实际上是把世界分成了两元，一个是完美的“相”的世界，另一个是我们的感官世界。而两个世界又是互相不可逾越的。单凭我们的感官，我们无法了解那个相的世界，也就是无法了解世界的真相。而相的世界是永恒的、完美的，真正的智者，要去认识世界，要拥有智慧，应该去了解相。
柏拉图的这种两分法，代表着一种唯心主义，也代表着一种对完美的、超越的世界的理想主义。他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感官世界的一种怀疑，也催动我们去探索那所谓“相”的世界。
这个“相论”在西方哲学史上影响很大，但因为很抽象，自然是很不好理解的，很多人看了之后，并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不知道柏拉图在说什么。于是，柏拉图就使用了这么一个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叫柏拉图的“洞”。
柏拉图说，我们想象大家一起坐在一个洞里面，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什么都看不见。我们每个人都被要求坐好，不许动，不许回头。在我们的正前方是一堵墙。这时候，我们身后点起了一团火，这样我们眼前的墙就被照亮了，火光映在上面。这个墙上的投影，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这时候，柏拉图说，想象各种形象在我们身后的火光前出现：猫啊，狗啊，兔啊，都纷纷从我们身后的火光前走过，它们的影像就会随之被投射在墙上。我们在墙上也就能看到猫的影子、狗的影子、兔的影子。但是，柏拉图说，我们被禁止回头，所以我们永远不准转身去看看，到底这些影子的主人是长得什么样子的。柏拉图说，这些影子的主人就好比是“相”，墙上的影子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换言之，我们通过感官，只能看到这些影子。
这个比喻就生动地将柏拉图的相论反映出来了。通过它，我们似乎能够体会到坐在洞中的人们面临的那种处境，想象出他们和影子的主人的那种隔阂感。这样，我们也就形象地理解到了柏拉图所描述的感官世界和真实世界、完美世界之间的那种难以逾越的差距。柏拉图说，我们不能认为自己眼前的，就是世界的真相。柏拉图说，掌握知识，掌握智慧，就需要我们去认识相的存在，去了解了解这些“相”，了解这些猫啊，狗啊影子的主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讲故事和运用比喻在表述哲学思想中的作用。姑且不去论柏拉图的这种理论究竟是不是对我们所处的世界的准确描述，但是可以肯定，他给我们讲的小故事，能够非常生动的帮助我们去理解他所要讲的道理。
回到现代，也有一些善于使用比喻的哲学家，譬如说顶尖的政治哲学家诺齐克(Nozick)。他的著作行文生动平实，让人读起来赏心悦目，爱不释手，从来不晦涩和枯燥。这个Nozick也很善于使用比喻。譬如说他在批判功利主义时，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功利主义认为，我们的哲学就应该考虑人们的幸福。一个好的政策应该最大化大多数人的幸福。换言之，能使越多的人高兴的政策和决策，越好。功利主义在定义什么是“幸福”的时候，遇到了不少麻烦，长久以来都有很多分歧。其中一支，就讲幸福定义为感官上的愉悦：你觉得感官和心理上快乐(enjoy pleasure)了，就是幸福了。我们的哲学应该去让更多人的幸福，换言之，应该让更多人的快乐。这个理论听起来不错，但是显然有点问题，难道快乐真的是那么重要么？如何驳斥它呢？
Nozick马上举了一个比喻。他说，我们假设有一天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情感体验机”，你坐到这个机器上，连好电线，它能通过电流或其他感应装置，为你制造出各种你需要的任何感官享受和刺激。如果你是一个讨不到老婆的男人，每天被老板骂，你回家以后坐到机器上，它就能给你制造出和美女结婚、行房的感官刺激；能帮你制造出你当上大老板、全球首富的感官刺激。换言之，你想要什么有什么。Nozick问，这个情感体验机这下该满足我们对幸福的需求了吧？不是要让人快乐么？有多少个人愿意一辈子都坐到这个机器上的，举个手。
结果恐怕是没几个人会举手。
为什么呢？Nozick马上跟着说，这是因为我们希望“做”某的事情，我们是为了做这些事情而去做它；我们欣赏做这些事情的本来意义和价值，并不是为了感官体验。所以说，我去种一颗树，不是为了种的过程我有快乐的体验，而是因为我想在地球上留下这么一棵可爱的植物。或者说我希望它能为净化空气做一分微薄的贡献。此外，我们想成为“某种人”，切切实实地。我想成为有成就的人，我想成为科学家，这些都是因为我希望成为这样的人，而不是希望获得感官刺激而已。这不是通过模拟情感所能达到的。一辈子坐到情感制造机上，等于是自杀。
可见，快乐并非全部。我们赋予我们的行为许多内在的价值(intrinsic values)；感官享受不是一切，因此也没有理由对它赋予最高的重要性。
Nozick的比喻就十分生动。
作为政治哲学家，Nozick的主要一套主张就是人们对自己应得的(entitled)东西
享有权利，这些权利不该被剥夺。人们应该互相尊重对方的产业、对方的劳动成果。换言之，有的国家要求缴很高的税，搞福利国家、收入再分配，Nozick说这不好，这和每个人应有的主张、应有的权利相违。这是一种剥削。譬如说，如果你收入100元，但是国家要你交税20元，那么你工作中五分之一的时间是为了别人工作，而自己无权占有自己的劳动收入。Nozick说，这时候的人就和奴隶一样被剥削！国家搞再分配可以，但是应该是个人志愿的：我愿意拿出多少多少钱来扶贫：这是我的选择。但是国家不应该去强迫我组这样的事情。我对我的劳动成果，难道没有拥有的权利么？Nozick还说，一个人的收入，往往和他的天赋和努力有关。天赋高、努力投入大的人，收入也高。国家搞再分配，是不尊重个人，否决他们对天赋的拥有权利、忽视他们的努力。总而言之，Nozick认为人们对自己应有的东西享有权利，不应被剥夺。它们的剥夺实际上是一种不正义。这时候，他举出了著名的蓝球运动员张伯伦的比喻。
Nozick说，先假想我们有一套分配方案A，假设这个方案是人人平等，也假设从最一开始，大家财富相当。然后，我们有张伯伦——美国史上伟大的蓝球运动员。张伯伦一出来比赛，很多人就要来看。但是张伯伦说：你们要来看我，可以，但是每个人都要给我25美分。最后，有一百万个人观看了张伯伦比赛，张伯伦收入二十五万美元。显而易见，原来的分配状况被打乱了：张成了首富。这时候，为了维持原来的分配方案，国家必须干预，让张伯伦把所有的钱都还给观众，以维持最初状况。只要张伯伦不断比赛，观众不断给他钱，这个再分配就要不断进行。Nozick问，这样的再分配到底正义不正义？张伯伦有天赋，难道他不该凭借天赋赚得这些钱么？观众愿意去看比赛，并且心甘情愿地掏钱，有什么问题呢？观众和张伯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两相情愿的财产转移，国家为什么要干预呢？好了，我们说，有了这个方案，张伯伦以后也懒得比赛了，对于那些愿意出钱的观众，这个结果如何呢？这种再分配到底是不是正义呢？也许许多人会说它是不正义的。通过这个比喻，Nozick说明了他的想法。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位大政治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一个有趣比喻。Singer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认为道德判断应该超越所有的偏见和局限性，从一个最高的最广泛的角度来进行；人们总应该考虑到旁人的利益，从大家的角度上看问题，不能光考虑自己的。不是说正常人在实际生活中就不能为自己着想，而是说，一个好的伦理，应该具备这种普适性、无偏见性，具备这样的高度。显而易见，Singer是不赞同民族主义之类的带有偏私性的主义的，他赞同世界主义，提倡在世界范围进行再分配，搞世界范围的社会正义，提高大多人的福利。为了证明他的例子，他发明了一个比喻。
想象这是几十年以后的某地。人们为了避免核战争，在地底下建立了许多防核村庄。每个村庄可以容纳几万人，有自带水电系统，存有可供二十年使用的粮食物资。这时候，核战争打起来了，怎么办？躲到这些地下防核村庄去。但是什么人能够进去呢？Singer假设这些地下村庄是由个人自己建筑的：大家往里面投钱，占一小股，拥有一点产权，所以将来你才有资格住进去。核爆炸发生了，这些做过投资的人才被容许进入他们自己的防核村庄。
然而，还有许多人没有投资建立任何防核村，他们在地上受煎熬。核爆炸发生后，他们受辐射影响，面临死亡的威胁。此外，我们了解到，核爆炸的生化影响要持续8年，换言之，八年后地下村庄的人就可以出来了，不用呆上二十年。这时候，地上的人们期望进入其中一个核村庄，以躲避死亡。我们假设这个村庄为A村庄。如果要村庄内的人放弃一些食物和奢侈生活、设备，A村庄可以再容入一万人。这时候怎么办呢？村庄里的人该如何反映呢？让不让地上的人进来呢？
我们假设村庄是以民主制度统治的，通过公民投票决定政策。这时候，村庄里的人分成了三派，第一派叫作“心软派”，他们说，我们让这些人进来吧。我们只要牺牲一些食物和奢侈生活罢了。大家挤挤，对付对付，活过去是没问题的，可以救一万人的生命啊！
第二派，是强硬派。他们认为在外面的人一开始就没有投资，所以没有资格进来。“早干什么去了？”他们认为地上的这些人短视，咎由自取，活该倒霉。他们认为，自己投了钱，做了牺牲，没有理由让那些不投钱的人得好。此外，这些人进来以后，会大大影响村内的生活。如果你让你一万人进来，会使村内容纳的人翻上一翻还多，村内的生活水平会会大大下降。所以，强硬派说，一个人也不让放进来。
第三派是中间派。他们说：我们还是不要让一万人都进来，这样会大大影响村内的生活。我们应该让一批人进来，但是数目要小到不足以显著影响村内的人的生活。我们可以牺牲掉一些地下网球场、游泳池，然后让五百人进来，住在里面，不多不少。
这样，民主决议时。强硬派拒绝让一个人进来；中间派愿意接收500人；心软派愿意接收10，000人。Peter Singer问道：如果是你，你会是哪一派？
估计绝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做心软派，这也是Singer自己的推断：仅仅牺牲一些食物、奢侈设施，便可以拯救整整一万个人的生命，难道不好么？强硬派和中间派不愿意放人进来，可是问问你的良心，你牺牲的只是一些奢侈设施、娱乐设施，你牺牲的只是更舒适的生活环境，但是地上的人牺牲的是生命。用政治哲学家的话说，你的牺牲和地上人的牺牲是不具备伦理可比性的。你牺牲一小点，别人得到的是多得多的东西。
对于那些指责地上面短视的人，心软派的回应是：是的，他们是短视了，但是他们应该仅仅因为短视而遭到死亡的惩罚么？因果之间亦没有伦理可比性，并不合理。有的人没有投资，更是因为他们本来条件不允许：也许他们是穷人呢？这样就更使这些人值得同情。心软派还指出，难道你不会因为拯救几个人的性命感到快慰么？难道你不会因为自己之是要打打网球，或者每天吃得更丰富一点，而牺牲第上的性命，而感到内疚么？心软派还指出，我们被告知只需要在地下呆上八年，就已经是幸运了。对于这种偶然性的幸运我们是没有伦理主张的。对外面的人的人权、我们应当尊重。他们的短视和其他迫使他们不能投资建造村庄的事实并不减弱他们作为一个人对人权的主张
心软派可以找到诸如此类的许多理由，来证明应该放一万个人进来。也许绝大多数理性而富有良心的人，都会选择在这种时候做心软派。
Singer举这个比喻，乃是将它映射现实世界：在发达国家中的人们就好比是地下村庄的人们；在第三世界极不发达国家、面临贫困和死亡威胁的人们，就如地上受核爆炸威胁的人们。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打开自己国门，让穷人移民进来呢？或者我们把更多的资源投到这些贫穷国家，帮助那里的人们。也许我只要每个月少买几件衣服，就可以帮助不发达国家的儿童上学、治病，甚至拯救那些人们的性命。伦理学上看，我们的牺牲和他们的所得并无可比性：牺牲要小，所得要大得多。
因此， Singer的主张是世界主义的，而非民族主义的，国家中心的。他看到的是不分国界的人们；他的道德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逾越了地方性和偏私性的局限性。Singer认为如果你同意了他的这个比喻，原则上你也应该同意他的世界主义主张。
然而，和所有的比喻一般，这个地下村庄的比喻也和现实有巨大的差异。其一，地下村庄的人之间并没有那么多的共性，他们和地上人的差异很小，无非是他们在地下，受保护，而地上的人在地面上，无受保护。换言之，村庄里面的人之间的联系是相对薄弱的。他们也很难有一个共同的认同(identity)，不会将自己的一切与自己的村民联系起来。
相反，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和我们的国民就有很多联系了：我们有语言的、种族的、文化的、习俗的、传统的共性；我们属于一个群体，我们对这个群体拥有忠诚，拥有偏私。我们对这个群体是有感情的，和对外国人不一样。因此，我们对待一个中国人的态度，往往和对待一个索马里人不一样，因为中国人是我们的同胞。这就是伦理学上说的偏私性(partiality)和伦理特殊性(ethical particularism)。相比地下村庄村民之间的感情，我们对自己国家社会的感情要深得多，有太多的利益和感情牵扯在里面。因此，要打开自己国门，让更穷的人移民近来，或者把自己的生活素质降低，投资到国外去，是大多人不愿意做的。
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地下村庄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更多的运用理性来分析问题：牺牲和收益是相对简单的；地下人和地上人的差异无非是有没有投钱的差异。因此，缺乏感情因素可以使我们冷静的思考问题。当理性占上上风时，我们就会选择开门政策。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自己社会、国家、同胞的感情更多，因此感性而非理性占了上风，使我们不能完全冷静地考虑问题；此外，利益纠缠更复杂，牺牲和收益往往难以计算。
我举个例子，譬如说德国。德国人是不是应该让更多第三世界人移民进来呢？这样可以使更多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不是么？可是一个普通的德国人会想：这么多异邦人进来了，我们的文化会不会受到冲击、破坏？你看看，街上全是外族人了，连德语都不会说。德国的文化传统都会受到负面影响。此外，犯罪会不会上升呢？社会是否会安定呢？异邦人进来带来社会矛盾和冲突怎么办？我们国家国民的福利也下降了：我的奶奶的退休年金减少了二成，她过得不如以前了。为什么我们要让这些人进来呢？德国付出的代价是难以计算的！
可见，感情纠缠是我们难以用理性来思考问题；复杂的利益纠缠使我们很难对代价和收益做出计算，这些都是我们难以做出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大多的人会转向民族主义和本国中心主义，而不接受世界主义的开门政策。Singer的例子只告诉我们，在感情牵扯较少的时候，理性占上风的时候，你的选择会是如何。
然而，感情、偏私性、对本群体的忠诚，这些都是我们人格和认同的一部分，是难以剥夺的。
大家还可以轻易地想到Singer的例子和现实不相符的地方。譬如说，地下的人八年后还要回到地上，和存货的地上人在一起生活：他们要面临如何重新一起组织社会的问题。而现实生活中，关闭国门就是关闭了，你永远不用在未来和一个索马里人或阿富汉人一起生活，不存在一起组织社会生活的问题；再有，地下村庄的人是主动投钱建立村庄的，他们的这种主动性，他们的这种选择，使他们对他们的主张看上去更强、更合理：我拥有这一切是因为我当初做了选择。而作为哪一国的国民则纯粹出于偶然。你刚好是美国人、瑞士人，富裕得很；他刚好是黎巴嫩人、埃塞俄比亚人，都不是他们的选择，都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外。作为一个瑞士人，他拥有的一切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刚好生在了瑞士，而非他的选择。从伦理角度上看，作为一个国民，我们对自己国家的主张，相比地下村民对他们的村庄，就显得更弱。这些都是Singer的例子和现实的差异。
政治哲学中的比喻总是不能够完全和现实一致，但是他们总能教导我们不少有益的道理，通过简化问题，帮助我们进入一个更清晰的角度和立场看待一些事情
References:
Nozick, Robert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Basic Books, 1971
Singer, Peter Practical Eth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