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小兵们
俗话说得好，一将功成万骨枯，太平天国立国十四年，纵横十八省，最 终归于失败，那些大大小小的王、将，虽大多难免一死，却好歹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事迹、名姓，可数以百万计普普通通的太平天国士兵的命运，似乎一百多年来很 少有人关注。
圣兵 多么响亮的名字
在太平天国，小兵是不能叫“小兵”的，其正式法定名称是“圣兵”。
按照《太平军目》的规定，太平军一个军设中、前、后、右、左五个师，每师辖中、前、后、右、左五 旅，旅辖一、二、三、四、五共五个卒，卒辖东、南、西、北四两，两辖刚强、勇敢、雄猛、果毅、威武五个伍长，伍辖冲锋、破敌、制胜、奏捷四个伍卒。两的长 官“两司马”以上属于军官，伍长、伍卒属于士兵，士兵称为“圣兵”。
这个“圣”字 可了不得，太平天国是个盛行避讳的国度，很多词都是禁忌，如“大哥”不能说，因为只有耶稣才能叫“大哥”，就连洪秀全的哥哥洪仁发也只能叫“王长兄”； “提督军务”，因为用了和“基督”一样的“督”字，后来被改为“提掌军务”，甚至“师帅”也被改为“司帅”。照理说，这个“圣兵”也是得改的，因为按照洪 秀全的说法，只有“只有真圣主皇上帝”才能叫“圣”，别说小兵，就算是他跟他儿子洪天贵福，叫“圣”也有些不太合适。
但离奇的是，“圣兵”这个响亮的名字却一直未改，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的最后期，小兵们还骄傲地顶着 “圣兵”的崇高头衔，和他们的“天父”一起站在“圣字辈”的阵营内。
其实后期洪秀 全的“规矩”变化不少，在《钦定敬避字样》中，他和“代代幼主”都可以被称作“圣主”，他的荣光大殿可以叫“圣殿”，“圣恩”、“圣虑”、“圣裁”等曾被 斥为“歪例”的旧称呼复活，被专用于恭维洪家父子，而一度销声匿迹的“圣库”也重新出现，不过性质从原先的官方仓库，变成半官方仓库、半官员小金库的怪 胎。在此背景下，“圣兵”继续叫下去，也不算太出格的事。
不过从种种蛛丝马迹上 看，洪秀全似乎原本的确有意给“圣兵”降级。咸同年间有位浙江海宁的文人写了本《花溪日记》，里面将“圣兵”写作“胜兵”，考虑到“胜”并非贬义词，且这 位文人在另一处将“御林军”故意写成“绿林军”，可以相信“胜兵”是太平天国官方文件所规定的新名称，只不过军中早已习惯了老说法，且洪秀全又“从不出京 门”，天高皇帝远，自然管不着。
按照《李秀成供》和其它一些时人记载，辛酉十一年 之后，洪秀全将天京驻军的士兵改称为“御林兵”，其用意是避免被诸将分揽兵权，不过影响是更加有限的。
兵的待遇和地位
杨秀清、洪仁玕都曾在自己的著作中炫耀过太平军士兵的优厚待遇。
首先 是精神层面上的，跟着上帝走，上天堂快，“活着是坐小天堂，便是死了，也是升大天堂”；
其次是物质层面上的。李秀成在藤县大黎里当雇农时，碰上萧朝贵部太平军过境，他便是听到当太平军“人人有饭食”而入伍的。尽管太平军在后勤方 面缺陷不少，关键是没有建立完善的粮台制度，更没有下力气组织境内的生产，但就士兵的穿衣吃饭问题而言，他们还是相当重视的，尽管有时因敌人围困，他们也 常弄到断炊，但士兵仍然获得优先供应。天京城1854年被围时，城中一度只有4个月存粮，普通百姓和后勤人员只能每天获得“男三合、女二合（一合为三 两）”的有壳糙米煮粥充饥，但报名出城驻扎的圣兵却能每天吃到一顿干饭，“充先锋”（敢死队）的，还能吃到肉——要知道即使不缺粮的时候，太平军早期总制 （一个军的最高长官，比军帅高二级）以下军官，就没有肉食定量了。
早期当圣兵的有 个最大的抱怨，就是家庭问题。太平军为了保持战斗力，长期实行男女分离，表示要等打败清朝，方能家庭团聚。但那时除了洪、杨、萧、韦、石、秦（日纲）、胡 （以晄）7人可以夫妻同住，所有军官也和士兵一样“耍单”，连丞相也不例外，因此也说不上特别苛待小兵们。
甲寅四（1854）年八月二十四日，太平天国恢复家庭生活，允许未结婚的结婚，已结婚的同住，而且 不但军官，士兵也允许携眷行军，洪仁玕在劝清朝官兵投降的布告中曾经得意地对比太平军和清军围城士兵的待遇，其中一大“天国优势”，就是太平军士兵可以每 晚与妻子同住，尽享天伦之乐，而清兵则“形同鳏夫”。当然，这样拖家带口的部队，在后期出现很多问题，比如不耐野战，不愿长途调防，甚至因为顾恋家小安全 不肯力战，一触即降、即溃等。
然而太平军小兵的“地位高”是跟老百姓比，和官员比 那就没法比了。
按照《太平礼制》的规定，太平军小官遇见大官，要“跪伏道旁”，高 呼千岁、千福等等，如果不照办或称呼错了，轻则杖责枷号，重则杀头。小兵原本是最低级的军人，太平天国又是出了名的干部多，普通士兵出趟门，不知要跪上多 少次呢。
太平军的服装有明文规定，小兵按规定只需红巾裹头，身穿缝上前后号布的短 衣，不许穿红黄色衣服，不许穿绸缎和华美服装，也不许穿长衣服，如果有，就必须剪成两截才能穿。后来由于许多江浙籍士兵不满，这项规定有所放宽，如果士兵 自家带有绸缎或其它华美服装，或者红黄色衣服，可以当内衣穿，但必须盖上“天朝圣库”的大印。
最让太平军士兵无法忍受的歧视性政策，是“刺面”。
给兵士脸上刺字， 据说是五代早期河北军阀刘仁恭的发明创造，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乃至两宋和契丹都一直沿用。由于当时对于判徒刑的罪犯也刺面，甚至直接送去当兵，因此 兵士的地位被看作与囚犯无异，士气自然低落。南宋时为鼓励士气，朝廷开始招募“效用”（不刺面的高级士兵），到了元朝，给士兵刺面的制度逐渐废除。太平军 重拾这一落后、野蛮的政策，自然遭到士兵和时人的反感。
不过和宋朝只要当兵就刺字 不同，太平军是只给“不听话”的刺字。林凤祥、李开芳率领的扫北军因为在外线作战，所补充的兵源都是强抓来的，为恐逃走，就都在额头上刺字，但自愿加入的 就免刺，如一名后来被俘的固安县籍士兵金有，就因为是自愿参军，没被刺字。
在比较 巩固的地区，即使强拉来的兵，一开始也不刺字，而是只给逃兵刺，而且逃的次数越多，字刺的也越多，如第一次被抓回，会刺“圣兵”、“太平”，第二次则刺 “自愿投降”、“包打江山”，据说有人因为逃跑次数太多，脸上脖子上被刺成看板的。
据 说设计该刺字方案者的构思，是被刺字的人因为脸上有字，不敢逃跑，而刺了“自愿投降”的一旦逃走被清军发现，更是死路一条。谁知道清军也不傻，他们弄明白 底细后特别下令，刺字的一概不杀，结果有些明明没有刺字的逃兵也会想办法弄几个刺字，跑到清军关卡炫耀一番，不但能保命，还能得到丰厚的赏金，因为清军认 为，但凡刺了好多字的“贼兵”，那准是不甘心造反，与长毛作坚决斗争的大清良民。
其实小兵也没多少
其实太平军人数虽然不少，但真正的小兵却着实不算多。
早期太平军分为5个军，每个军辖5个“先锋”，每个先锋辖5个“百”，百辖4个“旗”，每旗25名 伍长、伍卒，按编制应有12500名“圣兵”；不久将军的编制改为前述的军-师-旅-卒-两-伍六级，一个军应有12500名圣兵，太平军在永安州时有 10个军，应有圣兵125000人；在武昌有25个军，应有圣兵312500人；在天京扩编为95个军，应有圣兵1187500人，实际上当然远没有这么 多，扫北军逃兵张维城称，扫北军共有9个军，都是主力军，但其中人数最多的前1、前2军加起来才1万人，而按照编制，一个军的总人数应该是13156人， 其余7个军加在一起共计1万人，则每个军的缺额就更多了。
主力军不过如此，其它军 就更糟，早期有个后二军，全军官兵只有170多人，而且其中大多数还是各级军官，真正的“小兵”恐怕连100人都不到，考虑到这个军的人数是军帅请求后勤 接济所打报告上披露的，只会夸大，不会缩小，应该是可以采信的资料。
由此可见，早 期太平军号称百万大军，真正的小兵并不会多。
小兵数量不多的另一大因素，是官实在 太多了。
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1年）十月十二日，洪秀全为了鼓舞士气，在永安 州下令全军官兵除有职务者按职务穿戴官服外，“封帽一概与两司马同”，前已述及，两司马是军中最低级别的军官，管5个伍共25人，全军官兵一概穿上两司马 的袍褂衣帽，这样一来，永安时期的太平军，就成为空前绝后、全部为军官所组成的奇怪军队。
这样的军队当然不容易指挥，因此第二年到达武昌后，这个制度作了修改，正式军官的提拔变得很难，没有空缺、或有空缺但无合适人选一概不提拔， 有功（或无功劳有苦劳）的士兵，会被封为“恩赏职务”，除了没有恩赏丞相，从太平天国第三级高管检点，直到最低级的两司马，都有“恩赏衔”，但“恩赏职 务”只是个荣誉称号，并不改变官兵的本来身份，一个挂着“恩赏指挥”的伍长，同样要受两司马的管辖，而如果是正式指挥，其职务将比一军的名义最高长官军帅 高4级，比一军的实际最高长官总制高两级。对于不够格加“恩赏衔”的资深士兵，则按入伍年份，给予“功勋加一等”、“功勋”、“平胡加一等”等荣誉称号， 这样算是暂时解决了官多兵少的问题。
到了天京事变之后，各地将领的割据意识增强， 不同的将领所带军队，编制各不相同，有的用旗-营-队三级编制，有的用军-营二级编制，而天京方面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则不断大封官爵，以分散地方将 领的权限，这样一来，军队里的官兵比例一下失调，而且这次不是“荣誉军衔”泛滥，而是实际职务泛滥。据史料记载，到了1860年前后，前期除王、侯外的最 高职官丞相，已经成为营一级的属官，按照时人说法，“营”的规模一般只有100人左右，但目前能见到的已有“某营右十丞相”的记载，到了1863年就更滥 了，保留下来、属于常州太平军的资料显示，后期常州守军护王陈坤书部下大将理天义陈士桂，部下侯爵以上的大员多至百人以上，丞相以下军官不计其数，而士兵 则数量寥寥，如“护殿左三十一承宣”陈正明部，是一个典型的作战单位，但总人数不过8人，其中包括陈正明本人、两名挑夫、1名看家的16岁少年，和一个 18岁的病号，注明为“矛子”即持兵器上阵打仗的士兵，仅有21岁的杨泉高、22岁的刘守成二人。陈坤书是太平军主力部队，陈士桂则是陈坤书麾下的“前一 队”，是嫡系中的嫡系，这样的王牌军，小兵尚且如此之少，其它部队可想而知。
早期 也有不少圣兵提拔为大将的范例，如守九江的林启荣，其坚韧善战，纪律严明，连曾国藩也很欣赏，日本人宫琦寅藏更将之比作唐代死守睢阳的张巡，他最初就是一 个圣兵，被萧朝贵看中，提拔为牌刀手，然后逐级提升到检点，战死时已封为贞天侯了；忠王李秀成从老家藤县大黎里一直跟着大军走到天京，都是个普通的小兵 （应该已经穿上了两司马的衣服），到达天京后，被春官正丞相胡以晄识拔，推荐给杨秀清，担任重新整编、基本由新兵组成的右四军军帅，后来一路升到王爵；英 王陈玉成最初甚至连小兵都不是（是“牌尾”，即未成年随军家属），因为攻打武昌时单刀飞越城墙，导致清军防线崩溃，被一下提拔为殿右十二检点，后来一度担 任过全军统帅。但在杨秀清的严格管理下，这些从士兵提拔出的将领大多确有将才，而且提拔也是循序渐进，除非紧急情况，很少让一个人如坐火箭般一升再升。
而后期则整个乱了套。陈玉成部下有一个潘子富，是1860年阴历闰三月十六日（阳历5月6 日）在句容县被“裹挟”为圣兵的，20天之后就升了“旗手”，4天后（5月30日）在无锡城外惠泉山被提拔为“七色大旗手”，阴历五月二十日（7月8日） 左右被清方逮捕时，已经做到“护将”，也就是说，这个谈不上有多大功绩的新兵，从普通一兵提拔为高级军官，竟只花了两个月零四天。
正如洪仁玕所言，作为一个造反王朝，升官太快并非什么好事，一旦失败，官越大死得越快。但这并不是 说，普通的圣兵打了败仗就没事，目前保留下的许多口供，供述者都是被俘的普通士兵，有的是被“裹挟”，有的还是自己逃出来的，但他们的结局，有记载的几乎 都是“讯明就地正法”。如有一名叫王义的太平军伙夫，1860年阴历四月二十一日被太平军在苏州抓去烧火，几个月后被俘时仍是伙夫，却也被清方审问者当即 处死。
也有些清方将领，喜欢“以毒攻毒”，如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在河北连镇围攻太 平军扫北军时，就把投降的太平军士兵安置在清军和太平军之间，这些降兵前有太平军营垒，后有清军壕沟，壕沟之后还有清军督战的枪炮，僧格林沁规定，杀死一 个“真长毛”，才能允许一个投降者剃头“自新”，这些本以为可以苟活的降兵，最终不得不继续拼命，据曾是降兵一员的陈思伯称，数千降兵在短短几个月内伤亡 过半，幸存下来的也面无人色。
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清方将领因兵源不足，喜欢 收编降兵，如李鸿章淮军的主力程学启部，甚至洋枪队，都有大量降兵成份，太平天国失败后，大量湘淮军被遣散，生活无着，他们中许多人和逃亡江湖的太平军溃 卒合作，加入了哥老会等秘密社团，同样出自农民、又为敌对阵营殊死拼杀的两群士兵，却在太平天国灭亡后，又部分地站在了同一条阵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