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这个文章并不是说《国朝柔远记》这本书不好，而是书你看有用的地方就好，别老看着没用的地方较真。
这本书不错，值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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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犁清历史真相，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中西近代关系史虽逝去不久，然有许多史实存在盲区或误区，须进行上下求索、中外比照论证。只有真实的历史，才有真实的意义。拙文仅就《清朝柔远记》有关鸦片战争清军战果的“统计”情况作一些简单的对照分析，以求正方家。
关键词：鸦片战争；《清朝柔远记》；清军战绩；比照考订
一、《清朝柔远记》及其作者简介
十五世纪末，时值明朝中叶，随着葡萄牙人的首次来到中国澳门，东西方的海道大通。西方国家为了寻求商品市场和殖民地，纷纷踏海而至，中西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清代，道光年间爆发的鸦片战争，对中国国家生活的影响，远非历朝历代的战争所能比拟。对此，有关中外关系的记述和论著空前增多。其中王之春的《清朝柔远记》[1]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部。
王之春，字爵棠，湖南清泉人。他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的后裔，曾追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镇压农民起义，以文人兼武事的才干受到湘淮大吏的赏识任用。因此在他的书中，他所持的立场基本都是站在清政府一边的。但也不乏对琦善、奕山等“奸臣”的批评及地主乡绅中义勇人士的褒扬。
《清朝柔远记》共分二十卷，其中十八卷为整篇，以编年体的形式撰写，条目清晰，文字精炼。本书初稿的编成当为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年）前后。书中比较全面地记述了光绪以前清代的中外关系，特别是欧洲列强的侵华活动。该书对鸦片战争的过程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记录。书中有关鸦片战争史料，综合自《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等早期的著作以及清朝官方的文档记录、名臣撰述和各类私家笔记见闻等。相比以前更为真确。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及总结性的。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清朝官方及士人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以及对其战败经验的总结。
遗憾的是，该书对有关鸦片战争的记述存在太多的错漏，以及甚多不实之处。特别对清军战绩的夸大非常严重。造成这样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由于王之春所能掌握的材料多来自官方记录，其中有太多虚夸战绩的记载，而得诸见闻的记录不乏哗众之浮词；另一方面由于作者没有对照西文材料，且有意偏向于采信清军的武勇。
《清朝柔远记》以及《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这些著作对中国人如何看待鸦片战争造成了长期的影响，也引起了长达百余年的误解。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不实的记载被引用或因为某些政治目的而被歪曲地解读。这就使得国人始终没能正视鸦片战争的败因以及正确地总结经验，而是把失败归结为一些肤浅的原因，或将全部罪责简单地推到一些本不应该受责的个人身上。
二、鸦片战争中清军战绩考订
《清朝柔远记》对鸦片战争的记叙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进行的。战争首先爆发在广东地区。
1. 广东防御战[2]
《清朝柔远记》记录的第一场中英冲突是1839年9曰3日（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爆发的九龙之战，即所谓“赖恩爵败英人于九龙山”。战果是“参将赖恩爵挥兵发炮，沉其双桅船一”。但英方的资料记载的却只是受伤数人而已[3]。此战清军损失也不大，因此可谓胜负难分。
接下来记叙的是穿鼻海战。在这里《清朝柔远记》沿用了林则徐的奏报的说法：“断其（‘窝拉疑号’）船头鼻，又坏其柁楼。英兵多落海死”，对己方的损失则避过不谈。然而按照义律的报告，英船在这一战中击沉了3艘清水师战船，重创多艘。
接下来的两场战斗发生在1840年2月29日（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七日）和6月8日（五月九日）。前一场战斗声称广东游击马辰在长沙湾焚烧“英匪船二十余…焚溺无数”，后一场磨刀洋之战“焚英杉板船二，毙英弁目数人…延烧大小匪船十余”。关于这两场战斗，前一场英军记载的是没有损失，而后一场则未能找到相应英方材料对照。可见这两场战斗只是骚扰性质，战果也绝无所称之大，不然何以两场歼灭敌船都在十艘以上的激烈战斗英军的记录或是无损失，或是难获相关记载？
以上几场战斗都是发生在广东，不久英军主力到齐，并决定北上去更直接地打击清王朝的中心地带[4]。只留下“都鲁懿号”、“拉恩号”、“海阿新号”、“哥伦拜恩号”四舰封锁珠江口，余舰北上[5]。英军的这一行动结果被国人解读成了 “英人见粤防严密，徘徊旬月无隙可乘，遂启碇乘风东北去”。有关鸦片战争的三部史著《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皆用此说，《清朝柔远记》自然也沿袭了这种说法。
2. 厦门“大捷”[6]
英军北上后，在厦门试图向中方递交一份检讨两国关系的书信，当地守军因为看不懂英方来使所挂的休战白旗，发炮轰击，发生了冲突，结果是中国方面遭到了相当损害[7]。《清朝柔远记》却将厦门的冲突，记成了邓廷桢厦门击败英军的战绩：先是乘夜偷袭，“歼敌数十，焚其帆桅二艘”；其后固守炮台，“轰破其兵舰一”。
我们看看其焚毁英船的方法：“驶近英舰，以火罐喷筒攻其柁尾”。事实上，这种方法根本不可能得手。当时英军战舰多采用取自波罗的海的高级橡木作外壳，舰体非常牢固，不少战舰还外包铁皮，对于这样一艘排水量2、3000吨的巨舰来说[8]，清军的火炮即使击中也难以对其构成损伤[9]，而火罐喷筒更是难伤其皮毛了。特别是投掷火罐，英军大型战船一般都有5、6层甲板，且《清朝柔远记》记载的攻击部位还是船身最高的柁尾，火罐是绝难投掷其上的。因此这类一而再击沉英军战舰的战绩只会出现在虚报战果的奏折上。
3. 第一次定海之战[10]
厦门大捷两天后，即7月5日（六月七日），定海便失陷了。《清朝柔远记》对定海之战的叙述不可谓不悲壮。描写了知县姚怀祥等人如何大义拒降，苦战不屈，最终力战殉国的英勇场面。然而在这份悲壮后面却有作者不愿去书写的窝囊：整场战斗不到一天便结束了（事实上鸦片战争中面对英军的攻坚，清军几乎没有能撑过一天的），英军毫无伤亡。清军陆军在英军第一轮齐射后便行溃逃，英国海军军医爱德华·H·克里在他的游记中这样描述当时清军溃逃的情景：“在（舰炮的）烟尘中，中国陆军竭尽所能地向各个方向拼命逃窜，消失在山后…刀枪箭簇旗帜丢得满山都是。”水师也只是稍微放了几炮便遭覆没[11]。
8月6日，钦差大臣伊里布到任。由于他不用为定海的失败负责，因此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反而没有为这场一边倒的失败进行什么粉状修饰，反较后来《清朝柔远记》更如实描绘了战败的惨况[12]。
4. 沙角、大角炮台之战[13]
定海之战数月后，战场又回到了广东。《清朝柔远记》记述了七月广东副将陈连升、游击马辰击败英军的事迹：“炮沉其数小舟，伤英兵数十”，又“炮破英帅船头鼻…英军多溺”。但在英方的资料中却依然看不到有关这些损失的任何记载。
这些战斗论其规模只能算是一些小的冲突，但清军将领却多喜欢将之夸大以报功。而面对真正的大败时，则以夸大敌方的实力作为开脱或将责任推到汉奸的头上，再对己方的英勇加以渲染，歼敌数目加以夸张。于是一场场一边倒的失败便成为了虽败犹荣的悲歌。这样自欺欺人的做法一再上演，而对于战败的原因却因此得不到正确的总结。
陈连升的胜利没能持续多久。1841年1月7日（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英军大举进攻沙角、大角炮台，虎门大战爆发。沙角、大角两炮台同样只抵抗了不到一天就告陷落。
《清朝柔远记》记述的战况可谓悲壮异常：“陈连升兵六百，英船炮轰其前，而汉奸二千余梯山攻其背。连升以地雷、扛炮击毙英兵四百余，而火药已竭，援兵不至，英人并力攻炮台，陷之。连升及子举鹏、千总张清鹤皆力战而死。”
的确，沙角、大角一战清军打得异常英勇，而且死伤很大，有近三百人英勇牺牲。他们战前也做过非常充分的准备。但是他们的战果真如文中所言毙英兵四百余吗？
据英方的记载，他们仅有38受伤。战死：无[14]。
而且“二千余汉奸”并非真的是汉奸，而是登陆从路上对炮台进行迂回攻击的英国海军陆战队。
对于清朝的文臣武将来说，他们很难接受这样一个战果，于是只有通过将这场失败修饰成为一幕英勇抗战的悲剧方能为自己的失败开脱。而清代的文人同样无法相信一个这样一边倒的失败，无法接受一个败得如此之惨的英雄。于是无论是《清朝柔远记》，还是之前的《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都接受了清朝官员的说法。
5. 虎 门 大 战[15]
2月26日（二月六日），虎门失陷，提督关天培战死。关于这一场鸦片战争中最激烈的炮战，《清朝柔远记》却没有太详细的记述，只说是输在“众寡不敌”，也没有采用琦善“接仗四时之久”，“共计绞杀夷逆汉奸六百余名”之类的说法[16]。事实上这场战斗清军共投入了8500多人的兵力，在人数以及火炮数目上是要超过英军的[17]。清军的损失约为500人，另有1300人被俘。相比之下，英方的损失仅仅是受伤数人[18]。这样的战绩，恐怕是再难让人相信吹嘘杀敌600名之类的虚话。是故《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均未采信。
5. 广 州 之 战[19]
虎门失陷后，英军乘胜进攻广州城，沿途运用少量兵力摧毁大量清军炮台和舟船。这些都为《清朝柔远记》略去了不谈。该书随后记载的一场战斗是5月21日（四月一日）清军对英军的夜袭。书中对这场战斗的记载不可谓不激烈：集兵数万，驾船夜袭，携火筒喷筒分路伏击，用大量火筏进攻敌舰，“焚其二桅船二、杉板小船五，英兵焚溺死者数百…英船入碇十三洋行前，河南兵御之，杀伤相当…”。
而事实上，英方尽管也有许多关于遭到火筏攻击的记载，但均不见有人员大量伤亡或战船被毁的记载。其实当时英军已经找到了有效对付火筏的方法：将船锚用缆绳挂在三角帆上，将其丢在火筏上，然后将火筏拖到一边去[20]。火筏被认为是在海战中唯一能摧毁大型战舰的小艇。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70年代的俄国人、19世纪30年代的缅甸人都使用过火筏进行水面作战[21]。而作为没有大型水面舰只的清军水师，火筏攻击是唯一赖以寻机给敌人造成损失的战法。而现在火筏也失去了效用，清军水师事实上已经再没有能够有效杀伤英军舰只的方法了。
清军对英军的反击没有达到任何效果，相反，英军随之而来的进攻却将广州的外围给攻了下来。从5月21日清军发起进攻到25日英军反击结束，英方记载的损失仅仅为死亡9人，负伤68人[22]。这与《清朝柔远记》中所记载的毙敌数百显然相去太远。
7. 三元里抗英[23]
一直以来，鸦片战争中有关三元里抗英的事迹被捧为一个英勇抗英的神话。有关该场战斗歼灭英军的数目史书的记载也从百余名到200、300名不等。而《清朝柔远记》显然采取了最夸大的说法。按照该书的记载，三元里民众围困英军截战，“英军终日冲突不能出，死者二百余，歼其渠帅伯卖、月霞毕，获其兵符、黄金剑、双头手炮…三山村民亦击杀英兵百余…佛山义勇三百亦围攻英兵于龙冈炮台…歼英兵数十，又击破应援之杉板船… 新安县武举庾体群，于初四日以火舟三队…攻其后…毁其大兵船一…大船有胶浅者，乡民复将截而火之…”
《清朝柔远记》记述的广东民众这一系列的战果，共歼英军三百多人，还火烧英军舰两艘，真可谓辉煌。而事实上有关三元里抗英英军方面真实的死亡人数，通过参看外国资料可知道，实为不足十人[24]。而美国学者魏斐德在他的专著《大门口的陌生人》一书中所载的损失人数不过16人，其中仅一人死亡[25]。
和许多清朝的史家们一样，王之春对三元里抗英战果的夸大显然是希望能够从鸦片战争的屈辱军事失败中，找出一个士绅和民众的伟大胜利来，让人们相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不是清朝打不赢，而是个别贪生怕死、欺上瞒下的官员的暗中破坏，以此来为实际应该负主要责任的清廷开脱。
8. 厦 门 之 战[26]
《清朝柔远记》中类似的乡绅带领民众奋勇杀敌的记载还出现在接下来的厦门之战中：“乡民陈姓以五百人抗英五千众，英用车炮，民用抬枪，英兵死者百、伤者千，陈姓死者三人、伤者十三人耳。英人遂不敢久驻，大帮驶赴浙江，惟留数艘驻鼓浪屿。”
鸦片战争中英军远征军一共只有两万余众，而陈姓乡民五百人既已抗击来犯英军的四分之一，且毙伤过千。这样的记载可说是近乎神话了。
而书中所记载的两次厦门之战共击毁英军轮船五艘、大船一艘的战绩在英方史料中亦找不到任何记载。
9. 第二次定海之战[27]
英军在两次攻陷厦门之后，随即展开了对定海的第二次进攻。《清朝柔远记》中描绘了定海三总兵以四千残师当二万巨寇，鏖战六个昼夜，屡却强敌，最终不敌失城的英勇情景。
可事实上英军参战的兵力不过四五千人，而当时定海守军实际应该有5600人。所谓血战六昼夜，实际上：前五天只是英军进行一些战前侦查部署时与清军发生的一些偶然交火。而真正的战斗只是在最后一天。至于英军的战死人数也只有区区的2人[28]。《清朝柔远记》中所描绘的葛云飞孤军巷战，临死仍手刃数敌的情景显然只是文人对英雄大无畏气概的艺术化想象罢了。
同样的英雄主义想象在书中还有多次出现，如在慈溪之战中，副将朱贵“卓竖所执大旗于垒，怒马驰赴，斩数十级，身受重伤，马踣复跃起，夺敌矛左右冲荡，复中火枪乃踣，子昭南以身障之，格杀数人，被创无完肤…”[29]；又如乍浦之战中佐领隆福“御贼于天尊庙…掣佩刀奋杀数人，力竭自刎…[30]”。
10. 江南沿海的败局[31]
定海之战后，英军又连下镇海、慈溪、乍浦、宝山、上海、镇江等地。
镇海之战“击杀英兵数百”。然因主帅刚愎自用，“以三镇敢死之将，而置于必不可守之城，以庸碌无能之人，而授以险要必争之地”，因而失败。
浙东之战失败的原因则被归于“师期泄，英人知之，反令汉奸勾结乡勇倒戈相向”，后朱贵部清军在慈溪死命抵挡，“英兵伤亡三四百”，但“战方酣，乡勇乱窜，或反拒官兵”，导致英军乘机抄袭而失败。
乍浦之战的失败也被归因于“汉奸纵火内应，城遂陷”。
宝山之战，陈化成率军力战，“沉其二艘，又折其二艘之桅，毙英兵三百余人”，而失败的原因，则是由于主帅牛鉴“为一飞炮惊退，滁州兵在后者走，河南、徐州兵皆溃，总兵王志元亦走”，导致陈化成前后受敌，中炮身死而败。
总结这些败因，不是归于汉奸出卖就是主帅贪生，似乎只要没有这些令人切齿痛恨之徒，战事就能转败为胜。
且不说汉奸之事多为虚有之言，事实上主帅即使不贪生，战事也绝难持久：镇海之战，清兵阵亡数以百计，而英军仅亡3人，伤16人；浙东之战，清兵据报战死540人，英军仅亡3人（一说16人）；乍浦之战清军战死230人，另有无数军属平民身死，而英军仅9人死亡，55人受伤；宝山之战，陈化成及手下88人殉国，英军仅亡2人，伤25人[32]。这样的战局，已经不是靠主帅舍身、部卒用命就可以挽回的。
三、鸦片战争失败原因分析
战争是体系的对抗。就当时大清帝国的军队而言，与大不列颠军队在组织、训练、装备、兵员素质、作战思想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代差，而整合起来的军队体系的实力则差之更远。作战思想背后是制度文化，由此就注定了大清帝国这个拥兵百万的陆上封闭帝国必然会败于英国远征军的区区二万之众。
长期的海上贸易经济制度，使英军是一支海上劲旅，一贯信奉着夺取海上霸权的理念。其主力战列舰队的总吨位在1840年已经达到了257000吨，比法国(84000吨)、美国（29000吨）、荷兰（16000吨）、西班牙（5000吨）、丹麦（16000吨）、瑞典（19000吨）几个海上强国的海军战列舰总吨位加起来都要多[33]。
海军最为一个天然进攻性的军种，具有能够时刻把握战场主动权的优势。它可以随时集结起大量的兵力，用以攻击陆上的薄弱环节，也可以用舰炮火力为陆战部队提供对岸火力支援；另对海洋及河流航路的控制更具有优势。如鸦片战争中英军舰队对京杭大运河入口的封锁，导致南北漕运不济，从而给清政府在经济上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其效果不亚于英军一场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正如后来的美国学者马汉在总结海军的优点时所说：“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掌握了世界”[34]。
海军所拥有的优势都体现在英军其对清军的作战上。
清军空有百万之众，却始终只能分散驻守在漫长海岸线的各个炮台上，彼此不能兼顾，只能任英军一个一个地敲打。就拿沙角、大角炮台的失陷来说，关天培的虎门守军近在咫尺，却不能过去支援，只能看着其在英军的轰击下陷落，毫无办法。
英军在对清军的进攻中动用了两栖作战，海路配合的模式，即用强大的海上炮火对清军进行火力压制，掩护陆上进攻。这种新式的近代战法是清军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因此极不习惯，逢战必输。
英军攻城作战比较例外的一战发生在最后的一场对镇江的作战中。英军在这一战中并没有为陆战部队提供海军舰炮的支援。结果强攻的陆战队遭受了较大的伤亡，共计有39人阵亡，130人受伤[35]。镇江的守将海龄在这一战中打得十分英勇，守军死伤也很大。但由于海龄在战前多有劣行，名声不好，因此《清朝柔远记》中并没有像对其他将领那样给予歌颂，对其不屈战死只以“为（英军）所杀”一笔带过。较以前诸战，镇江之战非常具有对比性，从中可以总结一些对英军作战的经验，但在《清》书中被王之春一笔带过了。
关于鸦片战争，在军事上最应该总结的有两点：首先是武器装备和战术思想的落后。这是双方外在的最明显的差距。
19世纪初的西方兵圣约米尼在其《战争艺术》一书中便这样阐述武器的作用：“武器的优越…是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最近20年的新发明已使军队的组织、装备、战术都有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可能…不可固步自封，不求长进…对于军事科技的研发应给予奖励…科学人才应受到尊重。”[36]西方各国对武器装备的更新都很看重。然而清政府却始终不曾关心武器的进步。数百年来清军的装备始终不曾换代。
武器的进步同时也会导致新战法的出现和旧战法的改进。而清军武器装备的落后也导致其在战术的运用上存在极大错误。如清军在战前准备中居然一再地希望拒英军的炮火于土墙和石壁之下，而清军制定的在广州和浙东的两次对英军反击计划更是不切实际，白白葬送了大批兵勇的生命。
除去在武器装备和战术思想上的差距，另外更大的差距却是体现在战略层面上。在战略思想的演进上，东西方战略思想的兴衰趋势恰好完全相反。在中国为先盛后衰，而在西方则为先衰后盛。中国的战略思想在先秦进入黄金时代后，其后便陷入停滞，再少有所突破。而西方的战略思想则在16世纪开始复兴，此后进步日益迅速，远非中国所能及。
19世纪初始西方战略思想进入了全盛期。自拿破仑战争后，诞生了约米尼、克劳塞维茨、沙恩霍斯特等战略思想家，以及以《战争艺术》和《战争论》两部巨著为代表的近代战略学著作。对比西方，此时中国军政系统的官员可谓无知。[37]
中西战略思想最大的差距还体现在决定这场鸦片战争成败的海权思想上。
约米尼在《战争艺术》中指出：“海洋的控制十分重要，假使一个国家拥有较长的海岸线，而又享有制海权，或能与享有海权的国家缔结同盟，则其抵抗力可以增加数倍以上。因为一方面，海洋可使补给来源永不匮竭；另一方面，利用制海权的弹性，可以到处袭击敌人”[38]。这本1838年出版的战略思想著作极有预见性地总结了几年后在遥远东方的清军对抗英军失败的原因。
中国数千年的农耕文化与闭关自守政策，只在陆上称霸，对海洋缺乏关注。即使是明代强大的郑和舰队，出海也只是为了伸张一下国威而已，丝毫没有海权控制思想，发展海外商业和贸易的机制；反作用于国内，也就未能在社会经济体制上有所进步影响。
大清帝国的“海权思想”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无论是《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还是《中西纪事》，对于海军在进攻战中的重要作用均无着重提及。
王之春在《清朝柔远记》卷十九“修船政”一篇中提出了他的一些“海防思想”。他总结中国诸多战争失利的原因为“（洋人）恃有兵船，谓彼能来而我不能往耳”，因此他认为“方今要务，全在战守，兵船为急”，他在文中提倡多造军舰，并主张选派人员出国学习操舰之法，可见他对军舰作用的重视。他还注意到美国南北战争中所使用的铁甲舰，主张加以修造，可见他对新的海战利器还是有一定的重视的。但是在战略上，他只主张将军舰分置沿岸各口以作守备，只作单纯被动的海上防御，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海权思想。
海军作为进攻性的军种，正如19世纪的英国军官菲利普·柯隆布在他的著作《海军战争》中所阐述的，其唯一的目的是用来争夺制海权，即要将海洋作为其国家的领土，海上交通线作为其国内道路，而敌国的海岸作为两国的边界[39]。清朝的军政人士有海防无海权的思想状况一直延续到了北洋水师时都没有得到改变。因此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被错误地作为一只防御性的力量来使用，将黄海、渤海的制海权拱手相让。这样即使坐拥着强大的镇远、定远铁甲舰又有什么用呢？这只舰队最终在日军海陆两军的共同夹击中全军覆没，成为了陈腐战争观念无情的陪葬品。
《清朝柔远记》中对英军损失的数十倍夸大，让人们看不到中英军队之间存在的真正差距。近代以来的战争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打赢一场战争不再是单纯凭借着勇敢顽强就可以办到的。需要科学的战备，精良的武装，以及更为重要的先进的战略思想。这三者在当时那些包括《清朝柔远记》在内的有关鸦片战争的书籍中都没能够得到很好的总结，反而导致了许多误解，直到现在这种误解依然存在。（本文承蒙章文钦教授悉心指导，在此深表谢意）。
2008.7.3.于中山大学隅园
The Error of Historical Records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Qing Army’s Millitay Successes in Opium War which record by QingChaoRouYuanJi
Yang Xinghe
(Sun Yat-sen University History Department Guangdong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Historical research to a large extent is the re-plow-truth of history. Even in the research of the modern history of sino-west relations there exist many blind spots and errors. We should put sufficient courage and perseverance into the textual research, return the truth to the history. Only the true history can bring the true meaning. This paper does some preliminary textual research on Qing Army’s millitay successes in Opium War which record by QingChaoRouYuanJi in order to corrected some views of this war.
Key Words: the Opium War; QingChaoRouYuanJi; Millitay Successes of Qing Army;Textual Research on Compa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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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幸何（1984-）男，湖北人。中山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关系史。联系电话：020-31872457 15989116568 E-mail:yangxinhe6617@tom.com
家庭通讯地址；510405 广东省广州市广园中路麓景路427-302 信箱
[1]原名《国朝柔远记》，又名《国朝通商始末记》或《中外通商始末记》
[2]参看[清] 王之春 著 赵春晨 点校《清朝柔远记》（以下简称《清》）第188-19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3]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四期，第8-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4]严中平《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行动》，选自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四期 ，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5] E.C.Bridgman and S.Wells Williams，Chinese Repository， Vols.9，P.107 。
[6]《清朝柔远记》，第191页。
[7] [美] 马士 著，张汇文 等 合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292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8] [英] 安德鲁·兰伯特 著，郑振清 译 《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第30-3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9]鸦片战争中没有一艘英舰被清军火炮击沉。
[10]《清朝柔远记》，第191-193页
[11] Edited by Michael Levien， The CREE JOURNALS The Voyages of Edward H Gree,Surgeon R.N.,as Related in His Private Journals, 1837-1856，ppP56-56.1981年。
[12]见《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110-113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13]《清朝柔远记》，第197-198页。
[14]奥塞隆尼著、 译，《对华战争记》，第97页。北京：中华书局，※※ ※※年。
[15]《清朝柔远记》，第203-204页。
[1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 第二册， 第8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473页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8]茅海建 著《近代的尺度》，第286页。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19]《清朝柔远记》，第205-207页。
[20] Edited by Michael Levien The CREE JOURNALS The Voyages of Edward H Gree,Surgeon R.N.,as Related in His Private Journals, 1837-1856 ，P.83.
[21] [英] 安德鲁·兰伯特 著、 郑振清 译 《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第3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22]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346页 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
[23]《清》第207-208页
[24]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330、333、346、405页。
[25] [美] 魏斐德 著，王小荷 译 《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第1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26]《清朝柔远记》，第208-209页。
[27]《清朝柔远记》，第209-211页。
[28]关于第二次定海之战的研究，请参看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五章第三节《定海的土城》。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29]《清朝柔远记》，第220页。
[30]《清朝柔远记》，第226页。
[31]《清朝柔远记》，第211-233页。
[32]资料参考自 炎明主编《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上）第二章第三节、 （下）第三章 第四章，宁波：宁波出版社，1997年；姚宏敏《浙江三城反击战》，乐承耀《论清军浙东反攻失败的原因》，徐萍《乍浦之战》，选自 炎明 主编《浙江与鸦片战争新论》，宁波：宁波出版社，2000年；《吴淞之战新探》选自 茅海建 著《近代的尺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33] [英] 安德鲁·兰伯特 著、 郑振清 译 《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第2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34] Captain A.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London,1889.
[35]Chinese Repository Vols.12 ,P.352.另有说法是约有200人死亡，见The CREE JOURNALS The Voyages of Edward H Gree,Surgeon R.N.,as Related in His Private Journals, 1837-1856, P.106。
[36]参看[瑞士]约米尼 著 钮先钟 译 《战争艺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37]参看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38]参看[瑞士]约米尼 著 钮先钟 译 《战争艺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39]Philip Colomb Naval Warfare,Its Rul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Historically Treated, ，London,1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