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

说起最初的留学生，说到清末开始的留学史，就不能不说到容闳，因为他是“中国留学第一人”。说到容闳，就不能不说到他的事业，因为他为此付出了长达27年的艰辛努力，终于促成了120名少年被官派赴美留学，开创了中国官费留学的先河，所以，他被称作“中国留学生之父”，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容闳（1828-1912），字达萌，号纯甫，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镇（今属珠海市）。幼年家境贫寒无钱读书，只得到澳门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夫的夫人办的教会学堂就读，受到这位洋夫人的特别照顾。1841年入美国人勃朗（Rev.S.R.Brown）主持的玛礼逊学校（Morrison School）。1842年该校迁往香港，容闳又跟随学校到了香港。正是这样的经历，容闳接受的教育与中国传统教育大不相同，而且有机会最先走上了留学之路。

1846年冬，布朗(Ｂrown)因健康原因要归国休假。临行之前，他向学生宣布：愿意带3-5名学生赴美留学。与此同时，他已经与香港基督教会的几名教友谈妥，由他们为学生提供两年的留学经费，并为学生的父母提供赡养费。让布朗没有想到的是，宣布这个消息之后，40多名中国学生竟然全都默然无声,最后只有容闳、黄胜和黄宽3人表示愿意跟随校长到美国留学。容闳的父母也是在容闳的说服之下才同意的。之所以如此，其实并不奇怪。当时国人对海外几乎茫然无知，民间广泛流传的是有关外国人的种种骇人传说,比如，中国小孩到了海外,要被剥皮,换上狗皮或者猴皮,然后拿去展览，或者训练了到街头表演。大清帝国对西方的妖魔化是卓有成效的。容闳等人之所以有勇气，主要是因为他们已经在洋人的学校里学习多年，知道民间关于洋人虐待孩子或拿孩子做实验的说法实属荒诞不经。容闳后来回忆说：“予等留美期内，不独经费有着，即父母等亦至少得二年之养赡。既惠我身，又及我族，仁人君子之用心，可谓至矣。”[1]直到晚年，容闳仍然牢牢记着那些资助他留学的外国人的名字。

1847年1月4日，容闳他们乘坐的轮船从黄浦江起航，经过三个多月的航行，于4月12日到达纽约。容闳、黄胜、黄宽，他们成了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

一年后,黄胜因病回国，只剩了容闳黄宽两人。又一年过去，他们学完了美国中学的全部课程。黄宽接受香港教会的资助，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去了。

容闳拒绝了香港以必须学医为条件的资助, 拒绝了孟松学校以毕业后做传教士为条件的资助。他的想法是：“予虽贫,自由所固有。假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若限于一业，则范围甚狭，有用之身，必致无用。且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2]最后，容闳得到了美国一个妇女团体的资助，进入著名的耶鲁大学。这是1850年。

1854年,容闳毕业了,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此时的容闳已经立下了一个志愿：把西方现代学术文明引入中国。他后来回忆说：

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之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故予尝谓知识益高者，痛苦亦多，而快乐益少。反之，愈无知识，则痛苦愈少，而快乐乃愈多。快乐与知识，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也。

虽然，持此观念以论人生之苦乐，则其所见亦甚卑，惟怯懦者为之耳。此其人必不足以成伟大之事业，而趋于高尚之境域也。在予个人而论，尤不应存此悲观。何也？予既远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苦，幸遂予求学之志，虽未能事事如愿以偿，然律以普通教育之资格，予固大可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矣。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此种观念，予无时不耿耿于心。盖当第四学年尚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划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3]

这是第一个因为接受西方教育而发现中国人所受的痛苦与压制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因为受了西方教育而决心以教育的方式改变中国人生存现状的中国人。他来自一个饱受痛苦与压制的人群，而置身于现代文明之中，故国同胞的可悲处境时时折磨着他，使他努力要有所作为。当他意志消沉的时候，虽然也抱怨自己不该接受文明教育，因为只要不受文明教育，对千年固有的生存处境就不会有没有刻骨的痛感，但他知道，这种消极的人生观是卑微的，一个真男儿，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一个受过文明教育的人，不能为了那种昏睡中的所谓幸福而放弃求知，更不应该放弃改造生存环境的努力。容闳没有选择政治、经济或军事，而是选择了更为基础的层面 ——教育。

为了这个志愿，容闳谢绝了美国老师、同学和朋友们的挽留，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那时候，从美国到中国，旅途非常漫长。容闳自1854年11月12日启程之后，经过5个多月154天的航行，才于1855年的4月16日回到香港。他首先回家探望母亲，母亲问他：受了如此高等的教育，回来能挣多少钱？容闳回答说，对我来说，受教育的目的不是金钱，但请母亲放心，我自信能够挣到很多钱。

为了适应祖国的环境,“洋进士”容闳不得不重新留起大清国的辫子,脱掉西装穿起长袍马褂,并且重新补习汉语，练习用骈四骊六的文言写信。但是，在大清王朝的官僚体制中,这个世界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却得不到承认，更不会受到重用。他的志向是推动中国的留学事业，选派学生到美国去接受与他同样的教育。可是，如何操作呢？他只能先在香港谋生，盼着有朝一日能遇到某位高官，通过他们来实现梦想。在中国，一切权力归于官府，而最终归于皇帝。容闳的理想显然需要大臣的支持和皇帝的恩准。可是，他怎么走近那些权力拥有者呢？容闳只能等待。

回故乡不久，祖国就送给他一件让他想起来心惊肉跳的见面礼。1855年6月至8月，容闳目睹了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因为有民众暴乱，官府对百姓大开杀戒，一举杀掉了75000多人，造成一幅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景象。这在中国算不了什么，历朝历代屡见不鲜，但从美国归来的容闳无法接受这一切。他的感受异常强烈：“似此不分良莠之屠戮，不独今世纪中无事可与比拟，即古昔尼禄（Nero）王之残暴，及法国革命时代之惨剧，杀人亦不如是之多。”[4]他回忆当时的感受说：从刑场回家，感到浑身一点气力也没有了，心胸烦闷，食欲全无，夜不能寐。白天所见景象，总是挥之不去。他甚至因此而想投入太平军的行列，去反抗这种残暴的统治，但转念一想，他放弃了以屠杀反抗屠杀的道路，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原定计划，以灌输新知改变这个国家，改变这个人群的命运。[5]

1856年8月，容闳来到上海。他在上海做过许多工作：当过翻译，译过书，经过商，办过茶叶公司……面对朋友的不解，容闳说：“也许我这个人太富于幻想，不切实际，或是太高傲难以发迹。但是在紧张的生活中，一个人必须有幻想，才可以使可能的事情成为现实。人到世界上来，不单单是为活着而劳碌。我曾为求学而不得不努力工作，因而就觉得应该使所学到的微薄知识发挥其最大作用，造福全民，而不是仅为自身利益着想。”在一般中国人看来，他的确有点不实际。中国的成功人士都是善于适应环境的，而容闳不是，他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都的确“美国化”了。

容闳相信：“总有一天，教育会启发中国人，使他们明白什么是他们的权利，无论在任何时候，只要公权和个人权利受到侵犯，他们都将会有勇气来维护。”

1860年11月，容闳与两位传教士一起考察了太平天国，见到了洪仁玕。洪仁玕邀请他“共举大业”，容闳的态度却极不热情。为了拉拢容闳，洪仁玕为容闳加官晋爵，容闳却没有接受太平天国颁赠的印绶。在回上海的途中，容闳根据所见所闻，对太平军的起源、性质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在他看来，“革命之在中国，固数见不鲜。闻者疑吾言乎，则试一翻中国历史，其所谓二十四朝，非即二十四次革命写真耶？顾虽如此，战国而外，中国之所谓革命，类不过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以故中国二千年历史，如其文化，常陈陈相因，乏新颖趣味。亦无英雄豪杰，创立不世伟业，以增历史精神。太平军战争之起，则视中国前此鼎革，有特异之点，非谓彼果英雄豪杰，以含有宗教性质耳。”容闳认为，正是这种宗教性质，使得太平军能够迅速壮大，并成燎原之势。但是，他同时看到，洪秀全在兴事之前，曾“醉心科举之虚荣”，是因为屡试不第，才有了聚众革命的念头。而他的所谓拜上帝会，又是“以拜上帝之事，蹈狐鸣篝火之嫌”，而在革命兴起之后，“由其所招抚，皆无业游民，为社会中最无知识之人”，“盖此等无赖之尤，既无军人纪律，复无宗教信仰，即使齐之以刑，不足禁其抢掠杀人之过恶。”[6]所以，这样的革命，即使胜利，也只是政权的更迭，文明仍是旧的文明，社会仍是旧的社会，人的命运也依然如故。南京的实际状况却告诉容闳，即使它胜利了，中国也不会受益。

幸运的是，经过七八年的闯荡，容闳已经颇有名气。

1863年，也就是容闳回国的第9个年头，机会终于来了。这年2月，容闳的朋友、曾国藩的幕僚张斯佳写信给容闳，转达曾国藩很想见他的意思，请他到安庆去。因为容闳曾到太平天国考察过，与其首领有来往，所以对曾国藩的邀请心存疑虑，所以没有动身。两个月后，容闳又连续接到了张氏和著名数学家李善兰的信，说明了邀请他去安庆的目的，催促他立即动身去见曾国藩。

容闳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实现自己教育计划的良机。于是在这年9月容闳来到安庆。此时的曾国藩正计划在中国建立一座西洋机械厂，需要容闳办洋务。容闳关心的是派留学生，但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必需先做别的事。容闳答应到美国采购机器，这年10月从上海出发，次年春天到了纽约。虽然他直到1865年才完成任务回国，但还是被认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不仅成了正五品的候补官员，而且赢得了曾国藩的信任。正是后一点，为他实现自己的计划创造了条件。

直到1870年，天津发生教案，曾国藩奉调直隶总督，与丁日昌等人负责处理教案。容闳才借机提出了他的教育计划。因为深思熟虑，因为恰逢其时，他的计划立即得到了曾国藩、丁日昌等人的一致赞同。他们与李鸿章联名上奏，并且迅速得到了批准。

朝廷决定：招收10-16岁幼童120名,从1872年开始,每年30名，分4批派往美国学习，时间15年。为了做好这件事，朝廷在上海专门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在美国成立留学生事务所。陈兰彬任留美事务所监督,容闳被任命为副监督。

用今天的目光看，官费留学，应是极好的机会。但让容闳没有想到的是，情况竟与他当年跟随布郎博士出国时同学们报名的情况一样，很少有人报名。原因很简单：美国是个非常遥远的地方，而且野蛮而不开化，让人望而生畏。在当时的中国，对于海外，对于洋人，有种种传说。鲁迅曾写到他的故乡当年的情形：

我幼小时候，在Ｓ城……常常旁听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谈论洋鬼子挖眼睛。曾有一个女人，原在洋鬼子家里佣工，后来出来了，据说她所以出来的原因，就因为亲见一坛盐渍的眼睛，小鲫鱼似的一层一层积叠着，快要和坛沿齐平了。她为远避危险起见，所以赶紧走。

Ｓ城有一种习惯，就是凡是小康之家，到冬天一定用盐来腌一缸白菜，以供一年之需，其用意是否和四川的榨菜相同，我不知道。但洋鬼子之腌眼睛，则用意当然别有所在，惟独方法却大受了Ｓ城腌白菜法的影响，相传中国对外富于同化力，这也就是一个证据罢。然而状如小鲫鱼者何？答曰：此确为Ｓ城人之眼睛也。Ｓ城庙宇中常有一种菩萨，号曰眼光娘娘。……所挂的眼睛，则正是两头尖尖，如小鲫鱼，要寻一对和洋鬼子生理图上所画似的圆球形者，决不可得……

然而洋鬼子是吃腌眼睛来代腌菜的么？是不然，据说是应用的。一，用于电线，这是根据别一个乡下人的话，如何用法，他没有谈，但云用于电线罢了；至于电线的用意，他却说过，就是每年加添铁丝，将来鬼兵到时，使中国人无处逃走。二，用于照相，则道理分明，不必多赘，因为我们只要和别人对立，他的瞳子里一定有我的一个小照相的。

而且洋鬼子又挖心肝，那用意，也是应用。我曾旁听过一位念佛的老太太说明理由：他们挖了去，熬成油，点了灯，向地下各处去照去。人心总是贪财的，所以照到埋着宝贝的地方，火头便弯下去了。他们当即掘开来，取了宝贝去，所以洋鬼子都这样的有钱……[7]

更让百姓难以接受的是，把十来岁的儿童送出国，一别就是15年，家长还要签字画押，“生死各安天命”。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国官府做事的传统。

所以，容闳使出全身解数，还是招不到这30名幼童。最后，他不得不返回离租界很近的老家，去动员乡亲们报名，最后才凑够了30名。

1872年8月11日，首批留美幼童詹天佑等30人由上海启程赴美,中国公派留学由此开始。

容闳的梦想似乎终于实现了，至此，他已为他的梦想奋斗了18年！

然而，容闳的梦并未完全实现，因为这30名少年和此后三年中陆续赴美的90名少年只有詹天佑1人完成了学业，其余的人全都半途而废，朝廷一声令下，他们就被撤回，清国的留学事业也由此而中断多年。

令人欣慰的是，在今天的耶鲁大学校园里，我们还能看到一尊容闳的铜像。
1872年8月11日，一艘客轮从上海启航驶往美国。在船上，有30名中国少年。他们被称作“留美幼童”，是大清帝国派出的第一批留美学生。随着这艘轮船的启航，中国的官派留学正式开始。

到达美国之后，孩子们的学习任务非常繁重,因为他们不仅要学英文,还要学中文。当时美国学制是小学8年,中学4年,大学4年。他们需要用15年的时间完成美国的大学学业。这或许不难，但他们同时不能远离了中国教化，因而不能荒废了传统的学习。他们必须读经，背诵“子曰学而时习之”和“天命之谓性”，而且每周要写一篇汉语作文，如果写不出，就要打屁股。虽然是在美国，但他们仍在清国官员的管理之下，所以要守传统规矩。每次学汉文，首先必须面向中国方向整齐地跪也了，给皇帝叩头。然后转过身，给孔子叩头，给师长叩头。只要稍不听话，就会受体罚。这种管理直到他们结束了补习的阶段而进入美国的学校，朝廷官员才因为美国学校不“不懂礼法”而无奈作罢。

幼童们学习刻苦认真，大多进步很快。

问题是难以避免的。中国幼童被三五人一组分到美国人家里，与美国人一起生活。这对他们学习美国语言和了解美国生活是非常有益的，但与之俱来的也有一些问题。比如，热情的美国女主人出于爱怜，常常见面就抱起他们亲吻，中国孩子没有这样的习惯，一个个羞得满脸通红，不知所措。再比如，同样是出于关心和爱护，主人礼拜天去教堂，也带他们一起去，他们不好意思开口拒绝，有人却偷偷从教堂溜走，这就常常伤害到房东对他们的友好感情。对孩子们来说，本是愿意跟随房东外出过礼拜天的，但朝廷对他们有明确规定，不许他们信洋教。这是必需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

刚到美国时，幼童们一身中国打扮，瓜皮帽，蓝色缎褂，崭新的白底黑布鞋，油亮乌黑的大辫子。这使美国人感到好奇，所以幼童们一上街，就会招来一群美国孩子围观，有的还把他们称作“中国女孩”。这让幼童们非常难堪，但辫子和服饰都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尤其是辫子，那是是否爱国——爱大清的标志。如果剪掉辫子，早意味着叛国——成为大清国的叛逆。

可是，孩子们置身于美国社会，受影响是必然的，一些对比也必然要在孩子们的内心发生。比如，幼童们很快感觉到，学中文的课堂与学英文的课堂不一样；教汉文的先生与教英文的先生对学生的态度也不一样。在中文课堂上，先生很严厉，动不动就要体罚学生；在英文课堂上，孩子们可以随便说话，作业做不出也不必担心打屁股。美国人也尊敬他们的总统，但不用给总统叩头，而且可以批评总统；中国人对于皇帝，却必须叩头，只能恭维而不能说他的坏话。这一切，都使孩子们意识到他们真是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经过一段时间的英文补习，他们可以进美国的学校了。在学校里，他们不仅受到全新的教育，而且开始接受全新的文化。新的生活使他们享受到一种国内学校所没有的自由和舒展，但一旦进入两种社会、两种生活的比较，也会使他们黯然神伤，为自己的祖国而叹息。这一点，他们的大多数与他们的导师容闳当年的感觉并无两样。

尽管他们也有先入为主的见解，但他们毕竟年轻，容易接受新事物，所以能够很快适应美国学校，并且融入了美国社会。不仅是一些美国学生，而且包括一些美国同学的家长，都喜欢和他们交朋友。他们是“可爱的中国男孩儿”。让美国人惊奇的是，这些来自遥远国度的孩子几乎一个个都聪明好学、刻苦认真，因而学习成绩优良。

当时的《纽约时报》评论说,中国幼童聪明、好学、充满智慧,他们学习的刻苦和取得的成就都是美国孩子所难以达到的。当时的美国社会对来自清国的这些孩子评价甚高，态度也非常友好。1876年,全体幼童应邀出席在费城举办的美国开国100周年世界博览会,他们的作业在博览会上展览,美国总统格兰特亲切接见了这些黄皮肤黑眼睛的孩子,并与每一位亲切握手。

到1881年，他们大多已经完成了中学学业，一些人已经进入大学。其中一些年龄稍大的，进程自然比较快，比如詹天佑，这年已经大学毕业。詹天佑从高中到大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进入耶鲁大学后多次获得奖学金。他从到达美国至大学毕业,总共用了9年时间。除此之外，唐绍仪、梁敦彦、蔡绍基、欧阳庚等60多人已考入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名校。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朝廷一道命令，他们的学业就被迫中断了。朝廷派幼童到美国留学，目的是把美国先进的技术学到手，回来为大清帝国服务。因此，他们必然要对幼童有严格要求，必然要通过种种努力以使他们在政治和思想上坚持中国传统，与专制统治的要求保持一致。为了保证这一点，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 “读经明理”，包括在遥远的美国给皇帝叩头、给孔子叩头、给派去管理他们的官员叩头，等等。他们原以为，只要有圣贤的经书在，只要坚持礼制秩序，孩子们就会成为既掌握现代科学技术而又对皇上忠心耿耿的人才，传统纲常是不会被丢掉了。然而，事实证明，让孩子们置身于美国社会，又要让他们坚持中国政治与伦理传统，让他们亲眼目睹自由和民主的社会，而又让他们对大清帝国的制度和文化不生二心，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幼童们在美国接受的是西方现代教育，过的是美国式的生活，对十来岁的孩子来说，“美国化”几乎是无法防止的。很快，这些幼童不愿再穿中式服装，不愿再拖着那条辫子，而是经常一身美式打扮出现在学校和街头。尤其是那根招人围观的辫子，既没用，又要梳理费时间，一些幼童索性把它剪掉了。到见朝廷官员时，就弄一条假的临时装上。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前夕的留日学生就是这样，他们回国后在国内也是这样，但这种做法的发明权却是比他们早了30年的留美幼童。他们不愿让一条辫子影响他们走向世界，更不愿让服饰阻碍他们融入美国的社会生活。然而，作为在清帝国的子民，辫子却不只是装束问题，而是汉人对大清帝国的统治是否表示臣服的标志。当朝廷官吏发现幼童对辫子、叩拜、传统纲常的叛逆态度时，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考察当时的具体情况，让大清帝国和它的官员们不能容忍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一些幼童对传统信仰失掉了兴趣，对皇上和孔子的崇拜大打折扣，甚至开始信奉基督教，成了虔诚的基督徒。二、一些幼章对大清帝国和皇帝的效忠和献身精神已经淡化，开始像美国人一样重视自由、民主和个人权利，甚至羡慕美国公民，产生了明显的“崇洋媚外”的倾向。三、一些幼童的道德品行出现了问题，有人竟然不顾礼义廉耻，和美国的女孩子暗中约会，像美国青年一样自由恋爱了。从现存的几位留美幼童所写的情书看，那种缠绵悱恻和炽热情感，本是少年应该有的美好情感和青春见证，但遗憾的是，它是大清这个东方帝国所不能容许的。

在容闳眼里，孩子们的变化都是自然的，但在陈兰彬等官员眼里，事情却完全不同。对此，容闳后来写道：

陈之为人，当未至美国以前，足迹不出国门一步。故揣度物情，评衡事理，心中所依据为标准者，仍完全为中国人之见解。即其毕生所见所闻，亦以久处专制压力之下，习于服从性质，故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而此多数青年之学生，既至新英格兰，日受新英格兰教育之陶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况彼等既离去故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此皆必然之势，何足深怪。但在陈兰彬辈眼光观之，则又目为不当矣。[1]

与容闳一起管理留美幼童的官员，从开始的陈兰彬，到后来的吴子登，都视幼童的这种新变化为大逆不道，如临洪水猛兽，一定要加强对幼童进行思想和道德教育，彻底扭转他们的西化倾向。于是，一场围绕留美幼童所发生的变化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尤其是在1876年吴子登接任留学生监督之后，事情变得更为复杂。他对容闳管理之下形成的规则和习惯处处吹毛求疵，但并不与容闳正面冲突，而是采用了不断向北京打小报告的方式，说容闳不尽职责，“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并授学生以种种不应得之权利”。他认为：“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2]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应该承认，吴子登是敏感的，看法也相当准确，这些学生注定要成材，却不一定是维护帝国制度和陈规陋习的人材。

既然不能培养出大清帝国所需要的人材，何必花费钱物让他们出国留学？于是，朝廷最后做出决定：撤回留美幼童。

此时，曾国藩已死，李鸿章态度暧昧，奕也不再坚持。这一切都不难理解，因为清廷支持留学的根本目的,乃是实现富国强兵之梦,以保证大清江山千秋万代不要落到别人手中。他们对西方文化、资本主义和西方现代政治文明，本来就视若仇敌。当他们怀疑派出的留学生已经西化的时候，自然要采取措施。一些论著写到类似的事件，常常要说清廷闭关锁国、愚昧透顶，其实，清廷是聪明的，他们的一切打算，只能是从他们的江山社稷着想。

对于官员中出现的冲突，容闳似乎早有预料，他知道，因为他的这个教育计划的原则和宗旨与中国原有的教育理论是相抵触的，在美国教育出来的孩子也不可能像传统教育的结果一模一样。所以，一旦有人提出反对，他的教育计划就很容易破灭。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很容易看到，吴子登并非守旧派。他支持洋务运动，而且有一定的英语水平，但对派学生到外国学习，却持反对态度。主要原因就是担心把人送到外国，思想上可能要受影响，难保对皇上一片忠心。所以，他一上任，就把幼童们召来严加训斥，教导他们恪守纲常礼教。他对一些幼童信奉基督教不满，下令开除了两名信教的留学生，并勒令二人回国。这两名幼童知道自己回国后的命运，所以都没有回国，而是宁愿终生流落异国他乡，转往别的地方求学去了。当然，他们后来的成就足以为华人增光。为了对留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吴子登增加了幼童们的中文课程，突出了道德教育和礼仪教育，以极大的力度重振纲常，甚至对剪辫子者实施杖责。客观地说，他真是大清帝国的忠臣，而且这一切与他的支持洋务运动并不矛盾。因为洋务运动的宗旨正是富国强兵，无论发展经济还是引进科学技术，目的都是维护帝国的统治秩序。只要明白这一点，也就不难明白在撤回留美幼童时李鸿章和奕诉的暧昧态度。因为事情已经涉及基本原则问题，他们也无法说话。

吴子登爱国，爱他的大清国，所以要加强留美幼童的教育，在他们心中重振传统纲常。其结果，却是幼童们无不恨他。因为容闳的开放与宽容态度，孩子们对他非常爱戴，更加密切地围绕在他的周围。这种情况更加激怒了吴子登，结果是把容闳视为仇敌。他频频向北京奏报，给李鸿章写信，讲留美幼童如何不遵礼法，容闳如何放纵幼童。最后的结果，就是朝廷决定从1881年8月21日起，分三批撤回全部幼童。

留美幼童被撤回，无论对容闳，还是对这些孩子，都是一件不幸的事。辛辛苦苦学习那么多年，再过几年就要大学毕业了，中断他们的学业，真是非常可惜。对于美国的学校和老师们，也是一件让他们目瞪口呆的事。

耶鲁大学校长朴德(President Porter)曾经联合一批美国友人致信清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理有据地指明了撤回留学生的错误，并要求改正。容闳的回忆录中保留了这份由耶鲁大学校长执笔写成的文件：

总理衙门（即外务部）鉴：

予等与贵国留美学生之关系，或师或友，或则为其保人。今闻其将被召回国，且闻贵国政府即欲解散留学事务所，予等咸规规自失，且为贵国忧之。今请以某等观察所及，及得之外界评论者，为贵衙门一陈之。

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间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内肆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凡此诸生言行之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能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与祖国国家之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学生既有此良好之行为，遂亦收良好之效果。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于贵国人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而美国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于欢洽之地位。今乃忽有召令回国之举，不亦重可惜耶。夫在学生方面，今日正为最关重要时期，曩之所受者，犹不过为预备教育，今则将进而求学问之精华矣。譬之于物，学生犹树也，教育学生之人为犹农也。农人之辛勤灌溉，胼手胝足，固将以求后日之收获。今学生如树木之久受灌溉培养，发芽滋长，行将开花结果矣，顾于摧残于一旦而尽弃前功耶？

至某等授于贵国学生之学问，与授予敝国学生者不少异，绝无歧视之心。某等因身为师保，故常请贵国所派之监督或其代表来校参观，使恍然于某等教授中国学生之方法。惜贵国所派之监督轻视其事，每遇此种邀请，或不亲临，或竟无代表派来也。贵衙门须知此等学生，乃当日由贵政府请求美国国务卿，特别咨送至予等校中，欲其学习美国之语言、文字、学术、技艺，以及善良之礼俗，以冀将来有益于祖国。今学生于科学、文艺等，皆未受有完全教育，是所学未成。予等对于贵国之责任，犹未尽也。乃贵政府不加详细调查，亦无正式照会，遽由予等校中召之返国，此等举动，于贵国国体，无乃有污乎？

某等对于贵国深望其日跻富强。即美国国人平日待遇贵国学生，亦未尝失礼。贵政府乃出此种态度以为酬报，揆之情理，亦当有所不安。至于他人之造谣污蔑，谓中国学生在校肆肆业，未得其益反受其损等言，此则某等绝对不能承认。何也？苟所谓无益有损者，指其荒芜中学而言，则某等固不任咎。以某等对于此事，从未负丝毫职务也。况贵政府当日送学生来美时，原期其得受美国教育，岂欲其缘木求鱼，至美国习中学？今某等所希望之教育虽未告成，然已大有机会可竟全功。当此事业未竟、功过未定之日，乃预作种种谣言以为诬蔑，是亦某等所不乐闻也。某等因对于素所敬爱之贵国学生，见其忽受此极大之损失，既不能不代为戚戚；且敝国无端蒙受此教育不良恶名，遂使美利坚大国之名誉亦受莫大之影响，此某等所以不能安缄默也。愿贵衙门三复此言，于未解散留学事务所之前，简派诚实可靠、声望素著之人，将此关于学生智育德育上诬蔑之言，更从实地调查，以期水落石出，则幸甚幸甚。[3]

当时的美国总统是格兰特，他也曾专为此事致书李鸿章,请他为了这些年轻人而劝说朝廷收回成命。

但是，帝国自有自己的主张，从政治着眼，他们还是坚决地把幼童撤回来了。除了病故的和设法留美不归的，94名幼童全部奉命回国。

他们回国了，迎接他们的没有祖国的温暖，没有笑脸和鲜花。这些孩子被送上海关道台衙门雇来的独轮车,被一队水兵押往道台后面的“求知学院”,像犯人一样关在里面，连中秋节都不许外出。数天之后，有长官来训话，然后是审查和随意分派工作。梁普照的孙子回忆说：

我的祖父梁普照(时年13岁)和二叔祖父梁普时(11岁)于1873年旧历5月18日在第二批离开上海,经横滨、旧金山到麻州斯普林菲尔德,祖父学习矿冶,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矿业学院,二叔祖父学习电信,留美8年,也在这时同全体“幼童”一起,于1881年秋回到上海。

他们被冠以“洋化”的罪名,回国后备受歧视和冷遇,还饱受舆论的冷嘲热讽。船到黄埔码头,亲人不能去接;中秋节日不能与家人团聚。住所“求知书院”是个关闭了十年的院落,门窗腐烂,霉气熏人,青苔满阶,到处是蜘蛛网。可以想见,出国时的豪情与回国后的境遇相对比,不能不使人感到神伤和沮丧。[4]

值得提及的是，这些少年留美学生，虽然学业被中断，回国后仍然高人一筹。有人统计过，到20世纪初年，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各行各业现代化的中坚。尤其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他们中有人当过总理，有人当过部长，充分显示了他们在现代化建设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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