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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翻译，想看《读通鉴论》原文点链接。
卷二
一.汉高帝（续）
12.只争朝夕
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 刘邦称帝，朝见过程去除了秦朝礼仪中繁文缛节的那套形式，尽量追求俭朴。结果在皇帝和群臣宴会的时候，诸将喝酒争功，甚至有醉汉大喊大叫，并且拔剑砍大殿 的柱子，柱子上的刀痕让刘邦感觉很不舒服。这时一位叫叔孙通的人向皇帝建议：儒生虽然没法帮着取天下，但可以帮着坐天下。我想请求皇帝让我征集鲁（孔子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儒生，和我一起商量朝见的礼仪。刘邦说，会不会很麻烦？叔孙通说，三皇五帝时的礼仪各不相同，我们现在搞的这一套，一定会参考当今的风俗人情来。刘邦说，那试一下吧，尽量简单点，保证我可以学会。
于是叔孙通到鲁这儿招聘了三十多名儒生。但有俩人决绝前往，他们一是看不起叔孙 通，因为儒家强调忠心，但叔孙通曾服侍过十多个主人，都是靠阿谀吹捧来得到重用。另外这俩人认为现在还不是振兴儒学的时机，天下刚刚平定，死者未葬，伤者 还没恢复，而礼乐是需要积德百年而后兴。叔孙通被人鄙视，很没趣，只好骂这俩呆子，不通时变。带着那三十个人回长安，研究上朝礼仪，过了一个月，守着刘邦 彩排了一遍，刘邦说好，这套礼仪我没问题，于是让群臣都跟着学。
到了下一年，长乐宫修成，正式举行了一遍仪式，群臣之中凡是记不住该干嘛的，都被御史叫到一边挨训去。喝酒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敢喧哗失礼，刘邦很高兴：我到今天才知道了皇帝的贵重。叔孙通，朕封你太常（九卿之一，主祭祀，属于中两千石，今天的部长级待遇，根据百官公卿表，也许这儿应该为奉常）。另外还有奖金：黄金五百斤（这是一笔很大的财产，汉文帝时，有人建议在宫中修建一座台子，预算百金，汉文帝一听报价，说算了，这相当于10个中产家庭的资产）。
鲁国这俩儒生迂腐，难道他们也认同“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套管仲的歪理邪说吗？礼仪是信义的具体形式，晏子都说“只有 礼乐才是止乱的最有效手段”，休养生息只是枝叶末节，礼乐才是根本，你能等树叶茂盛了再去栽培树根吗？这样做能保证树叶有一天茂盛吗？所以周武王灭掉商朝 之后，刚下马车，马上出台了一系列礼仪方面的规范，武王没整完就去世了，周公又继续完善，而不是先等一百年之后再说。
秦朝法制苛刻，汉朝崇尚简单，这样大的变化下天下风俗一定会产生剧烈震荡，所以必须要通过提纲挈领来挽救世风。否则 老百姓的道德就会逐渐滑坡，但你跟叔孙通这种经常跳槽的人没法说清楚，他鼓捣的那一套，只是一些皮毛，鲁国这俩儒生，既然鄙薄叔孙通的为人，那么为什么不 一起去长安，将真正的礼乐精神传达给高帝刘邦呢？如果他不听你再告辞也不晚啊。你不这样做，真要等一百年之后，那时民俗恐怕早已不可救药，谁还听得进去 呢？
卫辄自立为君这件事，伦理已经乱到了极致。孔子说，如果没有礼乐作为标准，刑罚不会准确，那老百姓们就会手足无措， 圣人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刘邦当然不是卫辄那种人，连卫辄都支持兴起礼乐，那干嘛还要怀疑刘邦呢？难道这俩儒生不是圣人弟子吗？为什么和孔子的做法相反呢？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俩人，其实只是理解了儒家表面的一些东西，而不是内在。这俩呆子，不是不知道分析和权衡，而是根本不知道礼仪的本质是啥。
13.皇宫
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 因为上一年被皇帝刘邦安排到太原附近的韩王信造反，刘邦自己率领军队去平叛，没想到中了匈奴的埋伏，好容易解脱。回到长安后，刘邦看到萧何监工的未央宫非 常华丽，骂萧何说，现在仗打了好几年，国家很贫困，这会儿为什么把皇宫建的这么好？萧何说，皇帝以四海为家，不把皇宫修的这么壮丽，就没法显示自己的威 风，而且现在修的这么好，就省了后代再增增补补了。这叫一次投资，永远受益。
萧何说，皇帝四海为家，不把皇宫修的这么好就没法显示自己的威风。这种话很低级，但也未尝不是人情。你看像道家和佛 教的寺庙，装饰的金碧辉煌，并且专人烧香奏乐，信仰者都趴在地上祈祷好运气，这帮信徒你觉得他们真正能理解其中的教义吗？只不过是因为环境的富丽堂皇触动 了他们罢了。释家和老子的这一套，和上古帝王用来争取民心，避免百姓造反的心思是一样的。
上古的帝王，有专门的礼仪和建筑设施来配合，聪明人得到了精髓，而蠢笨的人只能得到外观皮毛。皇帝不去指责萧何没有 修礼乐来崇高帝王的德威，而是责备他不俭朴。只有俭朴有什么用？像萧道成那样吝啬的帝王，能和大禹相提并论吗？（萧道成提倡俭朴，说给我十年时间，我要让 黄金和土同价，但大话不能帮助政权持久，萧齐只存在了短短23年）
14.抑制消费
高帝八年（公元前199年），三月，刘邦来到洛阳，下令商人不能穿丝绸等好衣服，也不准带刀，也不能骑马或乘马车。
富人你不可能限制他的富，但你可以让他有钱没处花。刘邦的这条法令，可以算是很知道政治的根本了。商人，就是暴君和 贪官污吏们的最爱，暴君如果没有商人，就没有东西来供他声色犬马的玩乐；贪官污吏们没有商人，就没玩意儿用来行贿。如果国家不限制他们，让他们随便排场， 他们还有什么顾虑？商人之所以富，是剥削了穷人们的剩余价值得来的。赚钱容易，他们花钱也大方，没什么志向所以自己不懂约束，没头脑就不知道如何才能安 稳，通过欺压穷苦的人来搞排场，国家能不穷吗？老百姓能不苦吗？刘邦在民间生长，知道这里面的利害关系，所以才对商人进行限制，以缓解老百姓的压力，培养 好的风气。
15.损招
高帝八年（公元前199年）,这一年刘邦很苦恼，因为匈奴老是骚扰北方边境，问刘敬该怎么办。刘敬说，刚平定了天下，士兵们都很疲劳，不能靠武力（要靠我们知识分子），冒顿杀了自己的老爹，娶了老爹的所有老婆（其实这是人家匈奴的风俗，到了西晋刘聪，距离冒顿五百年，距离匈奴内迁也有两三百年历史，都在中国汉化了这么久了，还改不了这毛病），用武力来耍威风，这种人你没法跟他讲仁义道德（知识分子的常规武器办不了），要想放眼未来，让匈奴子子孙孙都称臣，我这儿倒有条妙计，就怕你不听我的。刘邦说，怎么办？刘敬说，如果您能把自己的亲闺女嫁给单于，并且准备一大笔嫁妆，他们必定会对公主高看一眼，封她为阏氏，这样生下儿子，就是太子。您再经常把我们吃剩玩够的东西而匈奴又没有的，时常捡两样给匈奴，并让口才好的人教给他们礼节。冒顿活着固然是你女婿，死了，那就是你外孙做单于，没听说过外孙敢和姥爷作对的。就这样可以逐渐让匈奴称臣。刘邦说好。下一年，选了一个皇室少女，就说这是刘邦的亲闺女，派刘敬去和亲。
那刘敬本来是姓娄的，为啥又姓刘了呢？这是因为，在三年前，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在为定都的事情拿不定主意，因为手下多为关东人，很多人建议定都在洛阳，东周不就在洛阳嘛，娄敬跑去跟刘邦建议，定都长安。刘邦又咨询了一下张良，张良也说长安好，秦这块地方地形好，又富（司马迁的货殖列传认为，秦国的富裕，可以占到全国总资产的60%），于是刘邦就定都长安，为了感谢娄敬的建议，赐他姓刘。
管完了定都和和亲的事情，娄敬也没闲着，马上又想起第三条建议：我们在西边定都，如果东方有人闹事怎么办？不如把关东的豪杰富户都迁到长安来，这样有了人手，既可以防备匈奴；如果万一东方造反，我们也可以率这帮人杀回去。刘邦说好，于是迁徙了东方著名大姓，豪杰十万多人来长安附近居住。
娄敬的小聪明足以打动皇帝，也足够把天下祸害的够呛！把豪杰名家迁到关中来，认为 这是强本弱枝的计策，听上去好像是。把公主嫁给匈奴，生了儿子就是太子，教育一下就不敢和汉朝作对，用这个办法来逐渐臣服匈奴，听上去也不错。那种只顾眼 前利益的人，都会被这两条建议所吸引。先不说是不是违背人性，就事论事，娄敬这些办法哪里能得逞？
富豪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姓田的人如果不靠着渤海的鱼盐之利； 楚国那帮富豪如果不是靠着云梦大泽里的土产，那是不可能变富的。世家贵族如果不是依靠了婚姻亲戚和众多朋友，不足以富强。让他们丢掉自己的产业和部属，剥 夺他们习惯的职业，寄居在关中土著之间，用不了十年他们就衰败下来了。魏文帝曹丕说过：客居者常常畏惧地方上的人。真是理解他们啊。畏惧别人的人，你能够 指望他们通过自强来强国吗？所以穷人你可以迁来迁去，舍弃他们贫瘠的土地和不良风俗，来到一个新地方，这倒有可能促进他们富强。而对豪杰大族而言，这是一 种摧残。你聚集了一帮心怀不满的人到皇城根这儿，孱弱的会倒下而凶悍的会对政府产生怨恨，不会有更好的结果。当时这种移民纯粹是一项虐政。
匈奴猛悍有余，但智能不足，你把公主嫁给单于，臣民们都不以为耻，蛮夷们会借此来 往内地，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内地女子嫁给他们。生下来的孩子通过母亲的教习，既能习惯于汉族的语言；又能像他父亲一样暴虐凶猛，相当于补强了他们的弱点。所 以像刘渊、石勒、高欢、宇文泰等人，他们的狡猾更在曹操和司马懿之上。礼节只是他们掩饰狡猾的工具而已，这帮人征服中国绰绰有余，你还能指望他们臣服？
这两条都说明了娄敬的奸佞，用上面的观点来反驳他，哪还有他还嘴的份？迁徙的不仁，和亲的无耻，这两项更是不用争辩就很清晰的事情了。
16.特赦
高帝十年（公元前197年），代国的国相陈豨谋反，自立为代王，攻击赵国和代国。把常山郡这个地方原有的25座城，打下了20座。常山郡现在属于赵国的地盘，因此赵国的国相周昌上奏刘邦，要杀掉相关太守和都尉（一郡之内，太守掌管行政，都尉掌管军事），刘邦问：这些人也参与谋反了吗？周昌说这倒没有，刘邦说，他们是无力反抗，他们无罪。
太守和都尉眼看着自己负责的城被叛军攻下但却没有死在这场上，周昌说该杀，有道理。但是，还是要有个说法的。如果叛军是从赵国内部发动的，是被管理者逼迫造反的，而造反之后管理者又没有觉察，或者说觉察了但没有上报，没做准备，也不立即请求援军，那么判他们死罪是毫无异议的。但如果叛军是从别处发动的，并非他们自己逼出来的，等他们发现，叛军已经兵临城下，准备不足，援军来的又不及时，那就应该宽恕他们。有时法律不宜拘泥一定的成规，需要斟酌情理，既无损于国家，也不让个人遗憾（陈豨造反，根本不是常山郡一郡可以制止得了的）。陈豨造反，不是区区一个常山郡就可以预先发觉，并制止得了的，所以周昌依照法律办事，不如刘邦按情理具体分析。
虽说不用杀头，但这些人已经不能再用了。所谓“几乎死过一回的人，内心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了”
17.忠臣
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 刘邦病的很厉害。要说刘邦现在才六十出头，年龄也不算大，再说有全国最好的医生伺候着，为啥就病成这样呢？因为上一年，刘邦其实已经病了，但是这时候不巧 淮南王英布造反了。本来刘邦想让太子替自己去，但是太子手下的谋士认为太子办不了这事，刘邦没办法只好带病出征，结果去征英布的时候又不知道被谁射了一 箭，这下连累带伤，眼看就不行了。这时候刘邦打算换太子，张良劝也不听，这时候叔孙通上来了（因为他这时候的官是太傅，保护太子是他的分内事，成功也可以捞取很多政治资本），说了一套不能换太子的理论，最后表示，如果皇帝您换太子，我就一头撞死在地上。刘邦只好说你别当真，我说着玩。
叔孙通在劝谏刘邦换太子这件事上，说，我宁愿一头撞死在这儿。多壮烈啊！但这也是有原因的：刘邦的英明，可以跟他讲 道理；吕后的权利可以凭借；留侯和商山四皓（太子的谋士）可以依靠。看不清形势的人可能会因为担心刘邦生气而不敢直言。而叔孙通知道自己肯定死不了，就算 死也有功，干嘛不去争？唉，连跳槽十多次的叔孙通都敢这么犯颜直谏。我们就知道，如果上有明君，下有贤臣，就算是最会拍马屁的人也可以让他们忠诚，软蛋也 可以变强，还担心天下出不了人才吗？除非是最聪明和最笨的人，没有不因鼓励而成功的。
二.惠帝（刘盈）
1.萧规曹随
高帝下二年（公元前193年，其实这时候刘邦已经死了一年多了，但资治通鉴还是用高帝纪元，可能是觉得惠帝说了也不算，而惠帝又没死，也不能用吕太后纪元，先拿高帝来顶缸，反正惠帝也活不了几年了） 这年春天，萧何病了。于是惠帝跑到萧何那儿问，谁来接你这个活儿比较合适？萧何说，您一定知道我的心思。惠帝说，曹参？萧何一边磕头一边说，您答对了，我 可以放心死了。果然秋天萧何就死了。本来曹参在齐国给刘邦的大儿子刘肥当相国，听说萧何死了，让手下人准备行李，不久果然京城来人召曹参去接任汉朝丞相。
曹参当了相国之后，只是遵守萧何立下的制度，照章办事。白天晚上都喝酒，上到各部 门部长下到小办事员没见过这种，如果有人想说事，曹参都让他们喝酒，如果想趁中间休息的空还想说，曹参还只是让喝酒，直到喝醉了才算完，总之是不给机会让 你说话。惠帝也没见过这种当相国的，于是和曹参的儿子嘀咕了一阵，曹参的儿子回家问老爹想干嘛？曹参拿鞭子抽了儿子二百下，说你该干么干么去，政治大事你 懂个啥。曹参的儿子一道烟走了，回去报告惠帝，上朝的时候惠帝趁着曹参明白，说，是我让问的。曹参道歉说，您觉得和您父亲比谁强？惠帝说，我哪比得过我老 爹？曹参又问，那您觉得我和萧何呢？惠帝说，萧何好像强些。曹参说，您说的对，高帝和萧何我们这些人比不上，所以人家确定下来的制度，我们遵守就行了。惠 帝说，也是。
在曹参担任相国的三年，老百姓都歌唱，萧规曹随，老百姓得到了安宁。
曹参遵循萧何的制度，并非因为那些制度最好。而是因为当时那个阶段，不因袭已有制度不行。高帝刚死，母后掌权，惠帝自己又很弱不能振作，你不因袭旧法还想干什么？（就跟戊戌变法的情况差不多，皇帝本身如果没有实权，就成功不了）。虽说周公那会儿就制作礼仪制度，也是在主少国疑之时，但周公是没办法，以致当时就有很多流言蜚语了，那时东方诸侯还都不服，你不发明出一套完善的制度来是不行的。曹参又不具备周公的德行（周公孔子，是儒家中两大圣人，后世没法超越），如果想改良萧何的制度，自己弄一套法规出来，恐怕马上就会导致人心惶惶，甚至会发生政治动乱。
汉高帝那会儿，礼乐制度必须振兴，鲁国那俩儒生说法不对，你不保证根本，后世想学都没地儿学去，要想不通过儒家礼仪 就去规整风俗，百年之后民俗就会越来越颓败，到时候你想推行礼仪都推行不了，到了汉武帝时，只有董仲舒这个二把刀，还缺这漏那；再剩下的就是公孙弘这种歪 曲儒学来迎合当世的人了。已经不能再有所作为了，这是刘邦和鲁国那俩小子的过错。
而汉惠帝和曹参这会儿，你不能不因袭旧法。虽然有周礼和六国遗老来帮助修改萧何的法规和叔孙通的礼仪，但此时吕后凶 悍，诸吕也都气焰嚣张，不知道啥时候就爆发内乱，还没等你修改完，可能灾难就爆发了。这样大家就把你办的这件正事当做穷折腾，以后会引以为戒再也不敢了。 因循旧法的害处是：人心渐渐趋向不良，这也是必然的。
唉，本朝方孝孺一死，天下就再也没有读书人了。而汉代却还有贾谊，董仲舒等人能够保存住学问，这难道不是曹参的功劳 吗？所以只有曹参可以因循守旧，这就是当时的形势。之前的高帝刘邦，应当定下大纲，比曹参晚的文景二帝，应该规范其细节，这都是时机。可惜鲁国那俩儒生不 出，而文景又比较谦逊（《中庸》上说，虽有其位，无其德，也不准规范礼乐，英明的皇帝都不敢公开称自己有德，所以把最重要的正事儿给耽误了），这都违反了 形势和道理
2.南北军
（如图所示，长乐未央两宫，位于长安城的南部，驻扎在这儿的这支部队称为南军，负责保护皇上及皇宫内外一切产业；而分管其他区域，主要是城北地带的部队则相应地称之为北军）
南北军是西汉初年的军制，资治通鉴没有提及何时由何人创建。查阅其他方面的资料可知，南北军是西汉初设置在长安城内的禁卫军。南军分别驻扎在未央、长乐两宫之内的城垣下，属卫尉统领。北军归中尉管理。
京城驻扎这么两支几万人的军队，除了麻烦附近的郡县提供粮草外，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就像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时，有人献上一根手杖，可以发射暗器防身，赵匡胤说我不用这玩意儿，等我用到这玩意儿早完蛋了，这也同是一个道理。
论语上说：圣明的君主措置得当，防御力量放在国家周边。这才是保家卫国之道。百姓居住的地方，不能驻扎军队。汉朝把 精锐部队集中在南北军，放在皇帝身边用于防备叛乱。但是皇帝不可能自己带兵，只能把兵权交给别人，但别人又很难获得信任，那就交给外戚或宦官。于是吕禄掌 管北军，而吕产掌管南军。吕后临死让他俩掌握好兵权，保卫皇宫以便趁机得逞其不可告人的行为，刘家的天下差点姓了吕。后来窦宪，梁冀，何进和太监们先后掌 握这两支军队，经常拿这两支部队来诛杀异己，胁迫天子，造成多起流血事件。皇帝的废立和国家大事安排，都听命于大将军，丞相就像他的跟班。如果不是有这支 武装，那么三公九卿就会在朝廷上畅所欲言，谁敢任性胡来？本来士兵是用于保护国家免受侵略的，现在你把他们放到身边只能为其所制。因为这支兵，周勃幸运地 成功，窦武倒霉地失败，皇帝多余地立在上面，却操纵不了，多危险啊。
唐朝在天宝之前，皇城根下没有人掌握兵权，所以逮捕张易之兄弟和武则天的亲戚们就像捆绑小鸡一样容易。就算是有缺 点，但安史之乱虽然威胁到京师但很快就平定了（安史之乱前后不过历时7年）。而真元年间之后，鱼超恩、吐突承璀、王守澄、刘季述等太监先后挟持京城卫戍部 队作乱，废立皇帝易如反掌，所凭借的不正是皇帝想自己统领的这支部队吗？到了五代时期，郭威篡位于前，赵匡胤夺位于后，人不出京城而天下已改姓。而真正防 备盗贼和夷狄入侵的，又没有靠京城禁军。所以皇帝自己不能有兵，有了兵只是给别人作乱用的。
把士兵聚集到京城只会耗费地方上的精力来向京城输送粮食，并且招来叛乱，却不能用于救亡。这难道不该被有天下者引以为戒吗？
三.文帝（刘恒）
1.小人
高皇后元年（公元前179年）， 这一年，袁盎向汉文帝打周勃的小报告。原来，在汉惠帝刘盈死后，吕后执政了几年，也死了，汉朝大臣周勃、陈平等拥立了刘邦的儿子代王刘恒为帝，这就是汉文 帝。因功大，周勃被封为丞相。想周勃当初只是一个办丧事时吹唢呐的角色，能混到今天这个地位，不免心中得意；而汉文帝对周勃礼数很周到，甚至常常目送周勃 离去。袁盎是这么说的：丞相有得意的神色，而您，作为皇帝却对他恭敬，这样是君主和大臣都做得不对。汉文帝从此不再轻易给周勃好脸，周勃虽然纳闷，但心里 也挺害怕。过了一阵，就有人就弹劾周勃要造反，周勃被投进监狱，用光了所有的路子，总算脱困，这下周勃真正老实了。
用真诚来保全皇帝称之为忠；用正直来规正朋友称之为信，忠信这两种美德会促进一致。君子看法一致那么上下就会和睦， 这世界就清静了。周勃平定了诸吕之乱，迎立汉文帝，因此脸上有骄傲的表情，但他并没有欺君罔上，以权谋私。只是不学无术而忘记了掩饰自己的骄傲情绪。袁盎 和周勃一起侍奉君主，尊卑虽不同，但有同事的情分，规劝他改正，周勃岂能坚持不改呢？就算他坚持不改，你可以在朝廷之上反对他的行为，周勃的过错不会被掩 盖而汉文帝的心理变化也会随之释放了。但他并不规劝周勃，而是告诉汉文帝：丞相骄傲了，陛下却谦让，你们都失德了。这句话一说则君臣之间起了矛盾，这就隐 埋下了周勃后来的入狱之祸，真阴险啊。
皇帝谦逊不是失德，尊重有功的大臣，为什么就不可以是商朝第二个皇帝太甲，或周朝第二个皇帝周成王那样的心思呢？ （他俩分别尊重伊尹和周公）而引导皇帝猜疑苛刻，这就叫不忠。他的心思很简单，就是背后使绊子，这就叫不信。袁盎的阴险，陷害杀掉晁错来夺取权力，在周勃 的身上已经体现了，小人就是如此的可怕。
还有一种人，奸诈不如袁盎，但肤浅而浮躁，不懂大局为重，眼中看到不经过分析，嘴里就说出来，给君主和臣民带来祸 患，自己又追悔不及，虽然这种人和袁盎不同，但造成的危害却和袁盎一样。所以君主应该远离这种浮躁的人，就像远离奸诈的人一样。这样才可以保证团结亲友， 尊重贤良。
2.谦让
高皇后元年（公元前179年），文帝刘恒登基第二年，相关部门建议刘恒早早定下太子人选，刘恒说，我德行还不够，早早定下继承人，是加重我德行的不足。该部门说，预做准备是必须的手续。刘恒说，楚王是我的叔父，吴王是我的兄长，淮南王是我弟弟，怎么能说这叫没有准备呢？（意思说这些人谁来继承都合法），该部门又说，古往今来，必须以自己的儿子作为继承人才行。（您真麻烦，还是我来吧…），您的长子刘启很适合，请立为太子。刘恒这才同意。
周易上说，如果你获得了谦这一卦，对于君子来说，就会有所成就。谦虚可以帮助君子有所成就，但如果你不是君子，那么就不会成功。所以撝也好，鸣也好，劳也好，一直到侵伐（这些都是谦卦里面的几种情况），虽然都很吉利，但这些都不是以君子之道来获得成就了。君子的谦虚是真诚的。帝王不能通过和小民比谦虚来保存国家社稷，圣人不能和杂役比谦虚来让自己更完美。看到可以谦虚了，而不是一味追求谦虚，这样才可以成功。所以谦让或者自任都属于谦虚。尧把帝位让给舜而不是自己的儿子丹朱，这和禹传位给启，汤传位给太甲，武王传授给成王，都是真诚的表现。这和泰伯为逃位去吴国，伯夷叔齐离开孤竹国，一样，都是真诚的表现。如果把谦虚作为把柄，那种行为只是在说，我第二，谁敢称第一？这样就埋藏下了祸患。像黄帝老子之类的方法，就是舍弃诚恳而去伪装（比如以柔克刚，姑欲取之必先予之等），所以如果不是君子，不会将谦虚保持到底。
相关部门建议宣布太子，文帝说：楚王是我的叔叔，吴王是我的长兄，淮南王是我的弟弟。意思是说，即使我不宣布太子， 我有什么意外，汉朝也会有诸侯来接替我。但是对于自己的亲戚，不该施加这种虚伪。看看后来，吴王刘濞，楚王刘戊，淮南王刘长，没有一个能得保善终的。最终 汉文帝被天下的童谣所讥讽，虽然很内疚但却没法挽回。由此可以看出，文帝说的话，是欲擒故纵的办法。表面自身谦虚，实际内心残忍，这种方式真是阴险啊。吴 楚和淮南王听到文帝这么说，内心都不禁跃跃欲试，你想不让他们对帝位产生觊觎都不可能，最终闹成这样，文帝又得到了什么好处呢？
3.劝事
高皇后元年（公元前179年），文帝刘恒听说河南郡太守吴公的政绩天下第一，就将其提拔为廷尉（由市长提拔为最高检察长），吴公向文帝推荐洛阳人贾谊，文帝让他做博士，这时候贾谊才20多岁，刘恒很喜欢他华丽的文章，很快将其提升为太中大夫。贾谊请改正朔（历法），改变朝服的颜色，修改官名，振兴礼乐，建立汉朝的制度，取代秦朝的法律，刘恒谦让不敢（公认只有功勋卓著的皇帝才去干这些事情）
贾谊不是在劝学，而是在劝事。像贾谊的那些建议，汉武帝，唐玄宗，拓跋宏，宇文泰和蔡京都想这么干，以上五个人明显不符合振兴礼乐的要求，汉文帝之所以谦让，大概也是担心只流于形式吧。
4.将相兼任
文帝中前三年（公元前177年），皇帝刘恒对于一些重要职务和人事进行了调整，罢免丞相周勃，让他回到自己的封地（绛：县名，位于今山西省运城市内）。然后又让太尉灌婴做丞相，而免去他的太尉官职，并把太尉这个原来和丞相平起平坐的职位，改为归丞相下属管理。
文帝刘恒取消卫将军的军权，是不想让军队过多地集中在京师地面上。而把太尉归为丞相下属，是不想让军权轻易地就归属 了个人。把将相合二为一，所以匈奴入侵上郡时派灌婴以丞相身份出征。再仔细讨论下，取消卫将军军权，取消太尉，未尝不可。皇帝不能靠手中握着军权来显示自 己的威风。夏商周的旧有制度，不能沿用后世的有两项，一个是将相兼任；另一个是兵农合一。
春秋战国时，楚国的令尹和晋国的中军，这两个官职实际上兼任了将相职责，但那会儿宰相没有那么多职能，所以还可以勉强应付；作为将领，春秋时的作战又极富骑士精神，让文官来挂帅也足以应付，而到了后世，将领要面临生死挑战，更不可能让善于政事的人来兼职了。
所以宰相可以管理将帅，但自己不能担当；将帅可以和宰相并列，但不可像宰相下的九卿那样被使唤。宋朝让枢密使来掌管 兵马，听命于宰相，这种机制可以算是接近完美了。让枢密使负责天下的军事，部队有专人负责；用宰相来监督枢密使的得失，但又不让宰相具体负责军事细节。这 种安排可以说是得到了三代的精髓，而且结合了时代的损益和需求，是最佳方案。到了明朝，让内阁大臣去担任“督师”（比如史可法，以东阁大学士申请督师，对 军事了解有限，空有一腔爱国心却用不上劲）来统领兵马，导致天下迅速崩溃。唉，死挺了。
5.廷尉失职
文帝中三年（公元前177年），淮南王刘长犯法。刘长的母亲是赵王张敖送给刘邦的美人，但赵王张敖曾因涉嫌谋杀刘邦而吃了官司，连带刘长的母亲也被关起来，刘长的母亲就派人向辟阳侯審食其求救， 说自己已经怀了刘邦的孩子。辟阳侯告诉了吕后，吕后嫉妒的不行，不管；辟阳侯也不争这件事，结果刘长的母亲在生了他之后，就自杀了。后来刘邦知道了这事， 就让吕后抚养刘长长大。刘长对辟阳侯在搭救他母亲这件事上的不作为一直怀恨在心。长大之后，刘长变得力大无比，亲自用铁锤锤死了辟阳侯，皇帝刘恒同情刘长 的遭遇，也没非难刘长。皇帝不说，可大臣们也都缄口不言，包括当时的廷尉，以犯言直谏而著名的张释之。西汉著名的廷尉有俩人，一个是文帝时的张释之，另一 个是宣帝时的于定国，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无独有偶，于定国的口碑也是杠杠地：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为不冤。洪迈曾在容斋随笔《张于二廷尉》中分析，这俩人经常搞些小破事来维护自己的名誉，真到了该站出来争取的事上，就都一个个不吭声了。
皇帝不去非难刘长，但是对于这种明知故犯的杀人案，朝廷中竟没有一个大臣站出来说 话，可谓汉庭无人。作为最高检察长的廷尉，应该提请公诉。当时的廷尉是张释之，此人办案很有声誉，以铁面无私著称。有一次梁王和太子驾车进宫，规则是进宫 需要在司马门下车，梁王和太子玩的高兴，想直接开过去，张释之不干了，援引条文制止，并且跑去告诉了俩孩子的奶奶薄太后，这事闹的！文帝连忙让俩孩子给张 叔叔赔罪，从此文帝认为张释之不一般。但在淮南王这件事上，他却一句话都没说。从这上面可以看出，张释之也不过是找个机会就故意来显示自己正直的官员罢 了。
6.季布忮人
文帝中四年（公元前176年），皇帝刘恒想把河东太守季布（此人原来是项羽手下的勇将）招到中央来担任御史大夫（三公之一，主监察，地位相当于副丞相，这次调动如果成功相当于从市长升官为副总理），有人就打小报告说，季布这个人勇猛，喜欢喝酒，难以接近。刘恒把季布叫到长安，观察了一个月，然后决定不做变动，还是让季布回去做他的河东太守。季布肯定心里窝火，对皇帝说，我这人没啥功劳却蒙您赏识（这是官场下级对上级的套话），在河东这儿等待您的怪罪，您没啥原因就把我找了来，这肯定是有人（说我的好话） 蒙骗了您。现在我来了，什么事也没有，又原样返回了，这肯定是又有人说我的坏话。您看您因为一个人说好话就招了我来，又因为一个人说坏话赶走我，我担心天 下有见识的人听说后，能通过这件事来衡量您的见识深浅。刘恒半天没说话，有点惭愧，过了好一阵才说：河东郡我很看重，所以才找你来了解了解情况。
听了一个人的赞扬召来季布，接着又听了一个人的批评让他回去，这样会被天下的人看出皇帝的深浅。就算是吧，又怎么样 呢？皇帝的权威，又不是不让天下测其深浅。季布对于自己没能升职很恼火，所以才抢白皇帝让自己心里舒服点，就这点来看，就能看出他不称御史大夫这个职位。 喜欢喝酒难以接近的真相，就不打自招了。汉文帝的过失，在于冒失地就把季布招了来，但并不在不用他。对于大臣的任命上应该谨慎，所以不怕自己看错了人，听 到一类传言，所以才观察一个月，确信传言不假，沉默良久才说，河东郡对我很重要，所以招你来问询。这其实是文帝替臣子保存颜面，并不是惭愧。即使是惭愧， 那也是对招季布来这件事感觉冒失，惭愧自己对季布的了解不多。（而不是罢免季布）
7.贾谊
文帝中四年（公元前176年），皇帝刘恒总算是把狗脾气的季布打发走了，然后他想起贾谊来，贾谊的文章写的超棒，《过秦论》气势雄浑， 《论积贮疏》和《陈政事疏》也都见解不凡，刘恒很喜欢他。准备提拔他做公卿（副总理或部长级的官员），但正应了一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大臣们纷纷说 贾谊的坏话，他不过是洛阳的一个小青年，不过刚看了几年书，就想抢班夺权，搅乱政局。这种话听得多了，刘恒后来就渐渐疏远了贾谊，也不再听他的建议了。让 贾谊去做长沙王太傅。长沙王是现在仅存的一个异姓王，位置大约最南方，经济不发达，更没啥文化，就相当于给“刺配远恶州军”了。这下几乎等于结束了贾谊的 政治生命，他年轻气盛，哪受得了这个，每天都很伤心，把自己比作屈原，写了一篇《鵩鸟赋》感叹世事。后来总算把他从长沙国调回来了，让他担任梁怀王太傅， 但梁怀王却不小心自己骑马跌死了，贾谊感觉自己辜负了汉文帝的信任，终于在33岁那年，悲伤过度去世了。
（从图中看，贾谊被贬到的长沙国，位于汉朝领土的最南端（南越只是藩属，并不算汉朝领土）在汉初属于经济文化极不发达地区）
贾 谊、陆贽（唐德宗时期的大臣，为人刚直，极富才干，屡屡被奸臣卢杞等谗言陷害）、苏轼（北宋人，政治上既不认同王安石的变法，也不偏向司马光的保守派，结 果被双方所攻击陷害，被贬到海南岛去吃荔枝，比贾谊整的还远）这三个人，表面上看上去差不多（都被政敌陷害过来，陷害过去）。陆贽和苏轼，都自以为自己是 贾谊那样的人，旁人说起来，也认为差不离。陆贽应该是希望自己成为贾谊，但他却不是贾谊，不过他有超出贾谊的地方。苏轼也期望自己成为陆贽，但他办不到， 更别说他想成为贾谊了。
为 什么这样说呢？贾谊说，提早规正太子的品德，鼓励清廉，以正风俗；这些陆贽都做不到。不光这些，贾谊担任梁怀王的太傅，怀王骑马跌死了，贾谊感觉自己没保 护好怀王，于是绝食而死，陆贽也办不到。为什么说他办不到，是从他在处理和窦参的私人恩怨这件事上，要胜过忧国的程度。看贾谊的学问，和陆贽倒是差不多。 但是在遏制匈奴，削弱诸侯等事情上出的那几个主意来看，就太幼稚了。比如他说要用削减的吴楚的领土去增加齐国，是显示文帝的自私却不考虑日后会带来更大灾 祸（齐国是文帝的儿子，吴楚是文帝的叔伯兄弟；文帝死后，齐国又成了景帝的兄弟，还是麻烦），这是粗人们的小聪明，而陆贽肯定不会有那些粗浅想法。所以辅 佐少主，固守孤城，坚持原则，宁死不屈这方面，陆贽不如贾谊，但要说面临复杂情况，进行妥善安排，斟酌损益，摆脱困境为将来奠定基础，这些方面贾谊又不如 陆贽。为什么呢？因为贾谊年轻，只靠了一股正气，但却未经历过苦难，坚贞不屈的人往往不够精明，“梅须逊雪三分白，雪须输梅一段香”，这俩人来比较是各有 优缺点
再 说苏轼，他哪能配和这俩人比呢？除了酒肉就是游玩，任性而为太长时间了。高官厚禄，祸福成败，为了利益可以不要性命的想法影响他太深了。被雕虫小技（指写 诗词文章书画一类）所奴役，用来向天下显示自己的小聪明。学问无非是自己那些瞎琢磨，用于忽悠天下来印证自己的才能。熟练地掌握了老爹苏洵那些不顾信义只 图眼前利益的纵横术邪说（张仪苏秦商鞅李斯的邪说），就想把天下大事都抓在自己手里，在清平世界中无事生非。文章用经学来点缀，就说自己是贾谊；瞎琢磨出 一些利害关系，就说我是陆贽。因为糊里糊涂所以才接受和自己一丘之貉的那帮人的拥戴，甚至说我是孟子。时不时也从儒学的异端里面搜取一段，就说我是老子， 我是佛祖。像这类的事，都是贾谊所不屑的，也是陆贽所不屑的。绛侯和灌侯等人说贾谊，想夺权后瞎胡乱，说到贾谊身上是诬告，但作为对苏轼的评价却是准确 的。如果真把小皇帝和危难时的国家大权交给这种人，你都不知道他最终能干出什么事来。他却自赞自夸，想把自己和贾谊，陆贽相提并论，这就是宋玉所说的“相 马的人只看肥瘦（而不看马的内在特质）”
再说王安石，和贾谊比较的话，也很像，但是贾谊正直。贾谊和方孝孺比较，很像，但方孝孺更醇正。方孝孺要比贾谊高明，但仍不能制止祸乱（方孝孺辅佐建文帝 削藩，结果建文帝最终被燕王朱棣消灭），还差点成了罪魁祸首。那么如果社会不需要自己，而自己又不打算做改变，只是靠想象就想经营四海，没有能成功的。以 贾谊的志向，处在方孝孺那个时代，如果抒发出他的内涵，并且去施行，那么就可以和齐泰和黄子澄并驾齐驱了（这俩人是帮助建文帝策划削藩的重臣，失败后都被 朱棣处死）陆贽做不到，更别说像苏轼那种淫邪的人了。所以上来就说天下该怎么着的人，皇帝就是不用也不可惜。只有陆贽，能够根据情势发挥自己的能力，这种 人是明君所真正需要的。
8.自铸之弊
文帝中五年（公元前175年），这一年的四月，汉文帝刘恒开始发行四铢钱，最早的国家统一货币是秦朝颁布的半两钱（古制：一两为二十四铢）， 高祖刘邦嫌这种钱太重，不好用，于是就铸造了一些很轻快的钱，因为掂在手中像榆荚一样，所以民间也叫“荚钱”。这种钱造成了通货膨胀，一度一石米要一万 钱。刘恒感觉这样也不是办法，于是发行四铢钱，并且解除了禁止民间铸钱的禁令，让老百姓自己铸造铜钱。贾谊和贾山都上书阻止这一政策，汉文帝不听。
汉 文帝解除禁止铸钱的禁令，让老百姓自己铸钱，以为是这样老百姓就得了实惠了。其实具备铸钱相关设备和工艺的那些人，并不是贫苦老百姓，穷光蛋没法自己铸 钱，这是肯定的了。所以刘恒这条政策一经宣布，肯定是富的越富，穷的越穷。让富人凭空多了很多钱去聚敛布帛，粮食，鱼盐，瓜果等生活用品，囤积居奇，等待 穷人有什么缓急的时候再卖出去，穷人们又怎么不会越来越穷呢？穷人辛辛苦苦生产出上述产品，但自己却享用不了多少。富人只需要多雇几个人，就从中获取了一 多半的利益，但这还是不如富人能自己铸钱来得快。即使他们用穷人来帮着铸，雇人也花不了几个钱，所以这条政策就是驱赶穷人为富人服务的。
所以先王设专门机构来管辖山野特产，进行节制，不敢让人无穷无尽地取用，并非是吝啬，而是制约人们利用聪明谋取私利。天地间的利益应该由国家来管理而并非富人，这才叫“公正”，否则，盐和茶叶都让老百姓自己造，皇帝不管。真要这样干的话绝对是一种弊政。
盐和茶的解禁，已经是属于政府不作为了；而如果像铸钱这样高利润的手段，也放开的话，只能增长富豪和狡猾之人的气焰，而让穷人们为其奔走效劳，这种政策纯粹是国家的蛀虫。
金、银、铅、锡这些矿产，进行开采的话利润又比铸钱还要高，也是老百姓争夺斗殴的原因。如果有人说，让老百姓自己采，这是利民政策。其实这相当于给百姓刀子让其互相伤害，那老百姓还要你皇帝有什么用？
9.铸钱之利
铜 钱铸的重一点还是轻一点，哪种做法利润更大？其实，这儿的好处，不能用利润衡量，真正的利益在铸钱这件事之外。如果要说利润，当然是榆荚钱那种轻小的钱 币，或者混杂了铅锡的铜钱最好了。但这种低成本低质量的钱出来之后用不了多久就会损坏，没法长期使用。所以这种铸钱时节省的利润，没法说就是赚了。
生 活必需品可以用于投机，这是因为人们的生活依赖于它们；金银珠宝对天地来说并不重要，但先王拿来作为一般等价物来衡量天地间物质的价值。而铜则是天地间保 有量很高的金属，人们从不把它当回事；自从拿它来铸钱起，它们的价格就和金银珠宝差不多了。但是如果你发行的钱币不精致也很轻，那就容易迅速损坏，招致天 下的轻贱，所以钱币需要一定的质量保证，这样的钱币会长久的保值。
所以说当权者应该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而不应该为一时之利所诱惑。铜钱的成本最好是接近盗铸成本，这样让偷偷铸钱的人无利可图。发行钱币是国君用于控制全国金融秩序的重要手段，用于调剂老百姓的生活，这才是钱币的作用。
10.奸人
文帝中六年（公元前174年），这年冬天，桃树和李树反常开花了，属于灾异事件。皇帝刘恒唯一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淮南王刘长犯事了。这个刘长很小就死了母亲，一向骄横不法，今年特别过分，竟然想勾结闽越王和匈奴谋反（也许是栽赃），结果被汉政府察觉，相关部门判决该处死刑，但刘恒宽大处理，只是将刘长废为老百姓，用辎车装着，迁徙到蜀这个地方。袁盎进谏说，您一向娇惯这个弟弟，才造成这种后果，淮南王一向刚强，现在又这么侮辱他，我担心他路上受不了死掉，您就有杀害弟弟的恶名。刘恒说，我不过是磨练他一下，马上就叫他回来。
淮南王对给予自己的这种处分很愤怒，绝食而死。刘恒哭的很伤心，对袁盎说，我不听你的话，果然失去了刘长，现在怎么办？袁盎说，只有杀死丞相和御史来向天下人谢罪。皇帝虽然没照办，但却让丞相和御史把沿途护送淮南王的那帮地方官吏都杀了。
淮南王刘长反迹已露， 丞相和御史上报朝廷，申请判决他死刑，这是臣子的职责所在。《公羊传》中所谓“臣子不能造反，造反者必须被处死”说的就是这种事。汉文帝特赦并只是将其废 为老百姓，和周公把造反的蔡叔囚禁在郭邻，是一样的处置（暗含，圣人的处置肯定是没有问题，你刘长还想怎么样？）这样大臣们也尽到了自己的职责，而皇帝特 赦降恩也显得自己并非冷酷之人。但刘长非要愤怒到绝食去死，这就是怙恶不悛的表现了，不去追究他就不错了。
袁盎却提出要杀掉丞相 和御史，阴险小人的心思让人没法想象，就像袁盎的建议一样。也许他是想胳膊肘向外拐，向诸侯卖乖，就像后来的庄助和淮南王刘安那样，有一些不可告人的打 算，我们没法知道；也许是憎恨大臣曾倾轧过自己，想借某件事来打击政敌，在朝廷中立威扬名，然后夺取别人的职位，我们也没法知道。汉文帝为了避免落下一个 杀弟的恶名，参考了袁盎的建议。这样袁盎得逞了他的阴谋，这对后来他敢当面蒙蔽汉景帝，迫害晁错起了很大的鼓励作用。并且袁盎在七国之乱时一直脚踩两只 船，说话言不由衷已经很明显了。袁盎原来就是一大侠，大侠的心思是没法让人分析的。有天下的人去听大侠的建议，很少没有不导致混乱的。
11.君当无逸
文帝中六年（公元前174年）， 贾谊上书陈述当今得失，其中有句话说“如果说国家政策需要皇帝您殚精竭虑，身体疲劳，连音乐都没空听，那就放弃它，听我的吧。我设想的政策，可以让您和现 在一样快乐，然后将诸侯纳入正常轨道，不用打仗匈奴就服气，老百姓都很质朴，让您活着是明君，死了成神仙等等一切你能想得到的好处我这儿都有了。
唉， 自从汉朝以来，国家政策不遵照三代的圣典是有原因的。太甲（商汤的儿子），高宗（商朝时的王，叫武丁，是个明君），周成王（周武王的儿子），以他们的资 质，不见得比汉文帝更强，但是伊尹，傅说和周公（这三个人分别是头三个人最重要的大臣）的劝诫，分别是“要想安稳就只有谨慎”，“不去享乐，享乐只能祸害 民众”，“不要安逸”，这些话里面都没有用贬低“道”的方法来诱使君主来接纳自己的意见。哪能像贾谊说的那么天花乱坠？听他的那些话，跟李斯所说的话也没 什么太大区别了。用法术来治理天下，自己却有空去玩耍，虽然这儿所说的法术和秦朝的苛法有区别，但不去栽培根本，去在细枝末节上耍威风，劳动天下，自己去 玩，这样能有一天安稳日子吗？如果天下只用法术就可以治理好，规定好细节就可以让风俗醇正，写好文章就能使人知道羞耻，削夺诸侯就能让政令统一，那么为什 么夏商的制度还存在，而桀纣却亡国了呢？
虽 说汉文帝不是个爱玩的主，但也常借打猎和听奏鼓乐来自娱自乐，没见他有什么改变的想法。如果他能够得到真正的儒家思想浸润内心，辅助以道义，建成儒家系统 中的理想社会制度，诸侯怎么会不服他，风俗怎么会不纯正，天下怎么会不知廉耻？但贾谊非要用玩乐做诱惑，希望文帝能听他那一套。幸好文帝不是胡亥，如果文 帝是胡亥的话，贾谊就算想不成为李斯都不可能。后世看到贾谊的文章，居然会说：贾谊善于引导皇帝治理天下。就这件事来讲，当时已经君不君，臣不臣了。
12.论教太子
文帝中六年（公元前174年），贾谊上书陈述当今得失，其中说到教导太子的重要性，分析为什么秦朝灭的那么快，而商周却传承了那么多代。贾谊认为关键提早选拔优秀人才对太子进行教育，为将来统治天下打好基础。
贾谊教导太子的说法， 很基础。但是，还有更基础的。普通老百姓的儿子，喜欢喝小酒赌博，如果你想禁止他这些不良爱好，他还会说“老爹你也是不良行为的副产品”，何况皇帝的儿 子，面前有那么多诱惑。而且皇帝老爹自己有时也去听音乐打打猎，就算你给太子设严师去规范他的行为，估计也白搭。就算他听从，也不过是一个木偶罢了。汉成 帝外表威严，内在却很淫乱。何况那些见到玩乐就迷失志向的孩子，只会让他憎恨老师夺走自己的快乐，老想着怎么好好玩一把。
周成王很小的时候父亲 周武王就死了，无从学习父王的风采，那么周公就写了《豳风》来描述皇帝这份职业的不容易；写《无逸》来记载先王的勤奋；为周成王树立了文王和武王两个榜 样。当然文武二王并非是周公编造出来让成王模仿的。如果把安逸当做好事，用法术来管理，把说笑当成正事，把老师叮咛嘱咐当做教导，这都是笨蛋俗儒拿来折腾 人的。如果父子之间互相虚伪，还不如汉文帝用的黄帝老子那一套，至少能得到儿子的信任。所以贾谊的说法并非基础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