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喀什噶尔英、俄势力间的斗争及与清政府的关系
马继业1890年来到喀什噶尔，表明在经历了阿古柏叛乱后，英国为恢复双方间的关系而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也表明除了与新疆的经济关系外，英国正试图在政治上对新疆有所企图。而这种企图所立足的基础应该说是针对俄国在帕米尔和新疆尤其是南疆的扩张所作出的，其目的显然是为英俄在中亚的“大角逐”服务。因此，当马继业来到喀什噶尔以后，英、俄的关系就成为了喀什噶尔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方面，其具体表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马继业与彼得罗夫斯基及其继任者之间关系的演变；另一方面，中英、中俄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英俄间关系的发展。下面我们就以英俄间的关系为主线，辅之以中英、中俄间的关系来对其进行分析。
在1908年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建立前，我们可以把英俄在喀什噶尔的关系分为两个阶段来分析，第一阶段为1890–1903年，即到彼得罗夫斯基的退休，此阶段双方的关系以矛盾与斗争为主；第二阶段为1904–1908年，此阶段双方由于种种原因，在喀什噶尔的关系表现出了一定的缓和，联合的趋势有所加强。
1、马继业与彼得罗夫斯基间的斗争
从阿古柏叛乱被平定直到马继业来到喀什噶尔前，英国在新疆一直没有自己的正式外交机构和代表，1890年后，这种空白由于马继业的到来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填补，这标志着英国对南疆政治渗透的正式开始。显然，马继业来喀什噶尔的政治意义应该才是最主要的。而俄国在南疆的霸权则对英国势力的进入是个极大的阻碍。马继业的到来预示着英国对俄国独霸南疆局面的不满和挑战，也标志俄国独霸南疆局面的即将结束，同时这也意味着马继业与彼得罗夫斯基矛盾和斗争的开始。
尽管在荣赫鹏与马继业初来喀什噶尔时彼得罗夫斯基曾对他们的行动给予了诽谤，试图达到陷害他们并将他们驱逐出喀什噶尔的目的，但矛盾的公开化却是双方在喀什噶尔共度一个漫长的冬季后才发生的。1891年7 月，当荣赫鹏和戴维森返回印度前对彼得罗夫斯基进行一次礼节性的拜访时，却遭到了彼得罗夫斯基粗暴的拒绝，理由是在喀什噶尔，他只习惯于在上午接受拜访，荣赫鹏与戴维森按欧洲的习惯在下午对他的拜访是对他的侮辱。表面上这是由于一次礼仪的失误所导致，但实质上它是英俄在这里利益冲突的一种表现；而荣赫鹏和马继业于1890年到帕米尔的“旅行”并对帕米尔边界进行的划分也直接激起了彼得罗夫斯基的不满。此外，英国势力对喀什噶尔的介入也使彼得罗夫斯基感受到了某种潜在的威胁，因此，对英国人的行动他总是采取一种敌对的态度。他总愿把来南疆的英国人当做间谍来看，最终，当荣赫鹏与戴维森经帕米尔准备返回印度时，被约诺夫驱逐出了帕米尔地区。
在马继业与彼得罗夫斯基的交往中，虽说马继业时常也发现他有讨人喜欢的地方，如在1890年12月荣赫鹏与马继业同彼得罗夫斯基共度在喀什噶尔的第一个寒冬时，彼得罗夫斯基就毫不掩饰地向他们谈及了他的内心思想和当地的一些情况；而在1898年马继业携他的新婚妻子凯瑟琳. 鲍兰德(Catherine borland)返回喀什噶尔时，彼得罗夫斯基也曾派人和一辆舒适的马车前往迎接，使马继业夫妇得以能风光地回到喀什噶尔。但从他们交往的大部分时间看，矛盾和冲突才是二人关系的主流。而这种矛盾和冲突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具体的表现，下面就试从两个角度去分析一下他们的这种关系。
马继业与彼得罗夫斯基矛盾的一个焦点是荷兰传教士亨得里克斯(P.Hendricks)神父。亨得里克斯神父是一个天主教牧师，在马继业来到喀什噶尔前的几年已定居在了喀什噶尔。马继业初到喀什噶尔时，与亨得里克斯神父的交往伴他度过了最初的寂寞时光，并且二人成为了很好的朋友。马继业不仅常邀请他一起进餐，而且在他被彼得罗夫斯基恶意地驱逐出他的住所时，马继业又邀请他住进了“奇尼巴格（意为中国花园，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的住所）”。在1898年凯瑟琳成为“奇尼巴格”新主人后，亨得里克斯神父拒绝再打扰他们的生活，坚持搬出了这里，马继业遂努力说服当地官员给他安排了一间住所，但由于彼得罗夫斯基向当地官员施加了压力，又收回了亨得里克斯神父的房子。此后，在马继业以及众多喜爱亨得里克斯神父的当地群众的抗议示威下，道台黄光达迫于压力给神父安排了一间破烂不堪的房子，亨得里克斯神父在这里一直生活到1906年因患食道癌死去。可以说，亨得里克斯神父是马继业和彼得罗夫斯基间的矛盾和斗争乃至英俄在南疆角逐的一个牺牲品。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亨得里克斯死后，彼得罗夫斯基的继任者科洛科洛夫(Kolokoloff)却为他举行了一个极为隆重的葬礼，并把他安排在喀什噶尔的俄国公墓中（这是喀什噶尔唯一的欧洲公墓）。
亨得里克斯神父之所以能够成为马继业与彼得罗夫斯基斗争的一个焦点，实质还是源于英俄的斗争。在喀什噶尔，俄国所建立的霸权使彼得罗夫斯基企图将一切进入喀什噶尔的第三种势力驱逐出去，因此当以马继业为代表的英国势力开始向喀什噶尔扩张时，就遭到了彼得罗夫斯基的坚决抵制和疯狂排挤。彼得罗夫斯基不仅散布谣言攻击马继业走私军火，是个英国间谍，还向喀什噶尔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企图将马继业驱逐出去，只是由于在喀什噶尔地方官员和中国驻伦敦公使的关照下，遭到当地政府的反对才未能得逞。对以马继业为代表的英国势力的排挤也表现在排挤那些象亨得里克斯神父这样的亲英份子，彼得罗夫斯基企图以此来警告，在喀什噶尔，如果一个人想要过一种平静的生活，那么与马继业保持友好显然是不明智的。彼得罗夫斯基将一切不与俄国友好的人都当成了自己的敌人，而亨得里克斯神父只是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1899年4 月当一伙人攻击了一个瑞典传教团在喀什噶尔的住所时，瑞典传教团向马继业和彼得罗夫斯基请求帮助，但他们发现彼得罗夫斯基不仅没有帮他们，反而利用对中国人的影响来压制传教团体，只因这个瑞典传教团曾请马继业作他们的领事。彼得罗夫斯基甚至将一个叫哈吉. 塞义德. 郁西夫的维族流浪者当做为英国服务的可疑人物送进了俄国领事馆的监狱。科洛科洛夫还与道台的一个幕僚创办了一份自由流通的主要是反英宣传的报纸。这一切都显示出彼得罗夫斯基有意要中止与马继业的关系。事实上，从1899 年11 月直到1902年6 月，这两个人就没有交流过一个字，这在欧洲人少得可怜的喀什噶尔自然是极为不寻常的。两人间的矛盾有时也会出现一些有趣的插曲，如在1898年马继业夫妇刚到喀什噶尔时，彼得罗夫斯基为表示友谊，曾借给了马继业一块在喀什噶尔并不多见的玻璃，但在马继业与彼得罗夫斯基之间发生了一次争吵之后，这块漂亮的玻璃便不得不又还给了彼得罗夫斯基。这可以说也是马继业与彼得罗夫斯基在喀什噶尔矛盾和斗争的一个见证。
马继业与彼得罗夫斯基斗争的另一焦点可以说表现在了双方与喀什噶尔地方政府的关系上。从中国政府的角度考虑，英属印度向新疆渗透的实质决定了双方的关系必将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与斗争，如在阿克萨卡尔的任命及英籍商人同当地穆斯林商人间的纠纷中，马继业与莎车知州就发生了不小的冲突，莎车知州的态度及措施使马继业认为是对英国利益和威信的毁灭性的打击；1896年，马继业以及一个兴都库什商人与当地人发生了一场小小的冲突，围绕审判问题马继业同当地官员又发生了一些摩擦，这两件事最后均以中国政府的妥协而告终；1902年，喀什噶尔当地政府实施新的税收条例，重新恢复自1893年后停止的向英国商民征税的条例，而俄国人则依然免税，引起了英国人的极度不满，马继业援引“公法利益均沾”即最惠国待遇原则与当地政府交涉，英籍商民又恢复免税权。但也应注意到，由于马继业来华的一个目的便是重建与新疆地方政府的关系，利用清与俄国的矛盾煽动当地政府的反俄情绪，因此，在马继业与当地官员的关系中，其主流应该说并非矛盾和斗争。而俄国同样也希望借助当地政府的力量来达到驱逐英国势力的目的，对此，彼得罗夫斯基可谓是竭尽所能，力图压制当地官员阻止以马继业为代表的英国势力向南疆的推进。他还借马继业的身份问题向新疆政府和俄国驻北京公使发电报提出抗议，以至新疆巡抚陶模曾写信给黄光达，询问为什么马继业无权处理任何事务但却称自己居住在喀什噶尔是“为了印度官方事务的解决”。彼得罗夫斯基还通过干涉当地中国官员的任命来达到控制中国政府，打击英国利益的目的，并压制中国官员反对英国在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馆。更可怕的是，彼得罗夫斯基曾向马继业谈起俄国在必要时可能通过支持东干人的叛乱占领新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对英国在南疆的利益必将是一次严重的打击。1901年6 月印度总督寇松(G.Curzon)在给英国政府印度事务部大臣的信中甚至悲观地说，“喀什噶尔和新疆将落入俄国之手，我们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和贸易届时将会消失，我们肯定会看到俄国的边界与我们连接。”彼得罗夫斯基不仅在政治上企图达到驱逐英国的目的，在经济上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打击英属印度在南疆的利益，以确保俄国在南疆的经济霸权。他曾利用英属印度爆发瘟疫之机，迫使清政府关闭了印度与喀什噶尔间的商路，禁止英国人入境，只是在马继业的努力和交涉下，他的企图才未能完全得逞。可以说，在双方对待中国政府的问题上，都存在有利用中国政府打击对方的意图，但所选择的方式是不同的，俄国通常以其强权来压制中国政府，而且常能达到它的目的；英国则主要选择了拉拢的方式，但马继业却经常抱怨中国官员的懦弱使他并不能达到所期待的目的。而这两种不同的方式也造成了两种不同的后果，俄国的强权常使喀什噶尔的中俄关系处于紧张之中，中英间的关系则要显得缓和许多。当然，这和马继业的特殊家庭背景以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了解与尊重是分不开的，而这则是彼得罗夫斯基的强权所无法比拟的。
马继业与彼得罗夫斯基的矛盾和斗争是多方面的，这种斗争也是对当时英俄角逐的一种反应。如同英国在这次角逐中的地位，马继业发现在他与彼得罗夫斯基间的斗争中，他也常处于下风。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地位问题。马继业初来喀什噶尔时只不过是英属印度政府中缅甸委员会的一员，虽在1892年被任命为英属印度政府克什米尔驻扎官中国事务特别助理，但这种并非英国官方正式代表的身份使他远不能同他的竞争对手彼得罗夫斯基相比。彼得罗夫斯基在1882年成为俄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领事后，凭其出色的工作及俄国在南疆利益的扩大，1895年又升格为总领事，享有着极大的外交特权。因此，尽管马继业经过几年的努力使得喀什噶尔地方政府实际上已默认了他所谓的官方代表的身份，并行使着如同领事般的权利，但却遭致了彼得罗夫斯基的强烈抗议，甚至引起了新疆巡抚对此的关注。这一切都使马继业感到地位问题给他带来了众多的不便和困难甚至尴尬。马继业不得不承认，在喀什噶尔，除了可说是清政府的客人外，他是毫无地位可言的。
其次，后援。相比拥有俄国疯狂扩张政策及俄国驻京公使和哥萨克卫队支持的彼得罗夫斯基，马继业则显得孤立无援，这从以下的一段对话便可看出：英属印度政府外交部向英国助理外交国务大臣询问，“喀什噶尔有个英国领事或代表，可以给他发电报吗？”答：“喀什噶尔没有英国领事，只有克什米尔驻扎官的中国事务特别助理马继业先生在那里。如有急事与他联系，可以通过北京花上三、四天给他打个电报。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把电报打给大英女王陛下驻北京的公使，由他通过中国的电报线转递。这种情况很少发生，而且也不安全。一般情况下，应通过克什米尔驻扎官把指示转给马继业。他会把指示电告吉尔吉特，然后由信使将信送到喀什噶尔，大概两个星期可以到达。”而马继业有什么情况也只能通过克什米尔驻扎官来完成，从英国驻北京公使那里几乎得不到任何有效的帮助，以至有人将马继业从驻京公使那里得到的帮助称为奇迹。马继业也曾请求给他派一支护卫队，但遭到拒绝。这就注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只能依靠自身去争取目标的实现了。
第三，清政府的态度。满清政府的腐朽给予了帝国主义瓜分和破坏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机会。俄国将新疆视为它的势力范围，在这里建立了它的霸权地位。在许多问题上，沙俄政府强烈影响着当地政府的态度。因此，当马继业来到喀什噶尔后，他发现俄国人给予当地官员的强大压力足以将他驱逐出中国的领土。俄国的霸权以及彼得罗夫斯基的可怕使得喀什噶尔的地方官员对他们充满了畏惧，以至在彼得罗夫斯基的压力下，尽管马继业曾多次拜访过道台，但喀什噶尔道台竟不敢前去对马继业进行一次礼节性的拜访，而按照中国的礼节，这显然是极不正常的。清政府缺乏足够的独立自主权无疑对马继业的工作制造了极大的阻碍。此外，英国在阿古柏叛乱中的立场也使清政府在对待英国时抱以了一种不欢迎甚至敌视的态度。
第四，马继业政策实行的不彻底性。在马继业的使命中，改善与当地政府的关系，联合中国共同抵御俄国的推进应该说是最为核心的政策。但在这种政策的实行中，马继业却不得不经常对它作出一定的修正。这主要是他发现清政府已不能抵御俄国的侵入，如果过分刺激俄国，马继业担心会引起俄国对南疆采取更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进而直接威胁到英属印度的安全利益。如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境内蔓延时，马继业听说喀什噶尔的中国人会出于对彼得罗夫斯基的仇恨而采取报复措施，甚至说喀什噶尔提督张宗本将率军攻打俄领事馆，马继业于是立即前去拜访黄光达，向他提出了三点他认为应被立即执行的建议，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官员必须保持与俄国领事馆表面上的友好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在马继业的内心中有一种自相矛盾的地方，既想达到驱俄的目的，但同时又对俄国的霸权与野心存在担忧，害怕激起俄国更大的胃口，影响到英国在南疆的已得利益及他在喀什噶尔的存在。马继业的这种矛盾心理应该说也是对当时本国政府与中国政府面对俄国的咄咄逼人之势时表现出的软弱的一种无奈与忧虑的反映，这同样可以看作是英国对俄国霸权事实上的妥协与承认。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由于势力对比上的不同，已经注定马继业在与彼得罗夫斯基的斗争中将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继业所表现出的不同寻常的老练、坚定和谨慎给予了他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对此深有感触的荣赫鹏在返回印度后曾向英属印度政府外交部长杜兰德爵士报告说：“他在那里所作的一切对我甚有帮助，我不得不承认有几次正是他的更为冷静的性情才让我在处理与中国有关的事情时能保持适当的理智。当他拥有了为他的目的利益打算且自行负责的经验后，我确信您会发现他在那里是一个有用的人。”而且，马继业也有自己的有利条件：马继业的中国家庭背景；父亲马格里在中国政府中的影响；对汉语和中国传统习俗礼仪的熟悉；马继业与中国官员的友谊等都是彼得罗夫斯基不能比拟的。正是这种优势在马继业与彼得罗夫斯基的较量中发挥着微妙的作用，使马继业尽管处于下风，但却不至于一败涂地，也未让彼得罗夫斯基达到将以马继业为代表的英国势力驱逐出喀什噶尔的目的。而英国在南疆的利益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的存在才得以维持并得到逐步发展的。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在马继业与彼得罗夫斯基的较量中，也曾出现过短暂的联合，这主要是英俄关系的不断调整所导致的结果。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两国共同瓜分帕米尔形势的影响下，马继业与彼得罗夫斯基之间关系也出现了暂时的好转。另外，存在的对东干人再次起义的忧虑也使得马继业和彼得罗夫斯基能够走到一起，尤其是彼得罗夫斯基，担心中国境内的东干人起义会影响到俄境内的东干人，对俄属中亚的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也急于与英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通过两国共同的力量维持社会现状，以达到维护各自在新疆利益的目的。但这毕竟是在特殊条件下所产生的短暂现象，矛盾与冲突依然是其主流。马继业与彼得罗夫斯基间的控制与反控制、排斥与反排斥的斗争一直伴随到了1903年彼得罗夫斯基的退休。
2、彼得罗夫斯基退休后英俄关系的暂时缓和
这一阶段英俄在喀什噶尔的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和缓和。出现这种改变，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国际形势尤其是欧洲形势的变化促使英俄两国出现了联合的趋势。在欧洲，英德矛盾已成为了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英国在与德国的竞争中被迫放弃了光辉孤立政策，在远东与日本结盟，在欧洲与法国结盟。而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以及国内革命活动的打击，使得英国由此认为俄国已不再是它的主要威胁，英俄间联合的趋势也日益加强。俄国此时由于亲德派外交部长拉姆斯多夫(V.Lamsdorf)下台，亲英派外交部长伊兹沃尔斯基(A.Izvolsky)上台，也促成了英俄关系的改善，因此双方在 1907年8 月31日签署了英俄协定，协定划分了英俄在伊朗的势力范围；俄国承认阿富汗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允许不改变阿富汗的政治现状，不在阿富汗采取威胁俄国的任何措施；英国还取得了在西藏的一定权利。协定使英国成为了最大的赢家，消除了从阿富汗和西藏来自俄国的威胁。俄国则通过承认英国对西藏的某些权益换取了英国在新疆的一些让步。这也宣告英俄法三国协约集团的正式成立。对此，列宁评论道：“瓜分波斯、阿富汗、西藏（准备同德国作战）。”英俄间的这种联合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喀什噶尔英俄势力的关系。
其次，日俄战争的影响。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遭到了极为惨重的失败，这在喀什噶尔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启示俄国人并非不可战胜，其影响大为下降，在喀什噶尔的霸权地位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中国人的民族情绪逐步高涨，俄国人被迫暂时改变了他们在喀什噶尔的飞扬跋扈的态度，与英国和中国在这里的关系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第三，彼得罗夫斯基的退休可以说是喀什噶尔英俄关系改善的一个转折点。作为马继业的主要竞争对手，彼得罗夫斯基在喀什噶尔长达二十一年的压制政策直接造成了英俄在喀什噶尔关系的僵硬局面。他的退休标志着与马继业十多年来的冷战的结束，喀什噶尔的僵硬氛围从而得到了改善的机会。其继任者科洛科洛夫在马继业看来是个谨慎的具有一派绅士风度，但缺乏创造力的人，马继业认为他并不是保持彼得罗夫斯基所取得的“政治优势”的那种人。在马继业看来，科洛科洛夫的上任必将是一个改变喀什噶尔英俄关系的一大契机。
事实上，科洛科洛夫上任之初，就向马继业表示了他的友好姿态。他不仅向马继业表示了对俄国远东政策的谴责，还告诉他俄国驻喀什噶尔情报员拉斯托奇金上校在英俄之间策划的阴谋。而且，科洛科洛夫正在改变以前彼得罗夫斯基坚决反对英国在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馆的政策，表示出了对马继业取得领事地位的微妙支持。在有关南疆英俄间商民所发生的债务纠纷的案子中，科洛科洛夫也第一次表示了俄国的合作态度。
不过，在这一阶段，双方仍存有一些争端，主要表现在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上。如在最普遍的英俄商民间的经济纠纷中，马继业与科洛科洛夫就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双方均请中国人作为调解人，对此，马继业评论道，“两个欧洲官员不能面对面的商谈，而不得不在中国人的前后互相迥避，这必然是以前者为代价给后者以无限乐趣的悲惨景象。”但总的说来， 这一阶段英俄在喀什噶尔的关系呈现出了一种彼得罗夫斯基时代所未有过的较为平静的气氛。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清政府的衰落已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但从二十世纪开始，中国国内逐步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却让各帝国主义国家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马继业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族情绪的高涨使得在许多问题上已经不象以前可以得到当地官员的友好合作，中国官员甚至表现出了傲慢的姿态，而这或许正是日后喀什噶尔发生与外国人严重冲突的一个前兆。
（四）马继业取得的成果
尽管存在着众多的不利因素阻碍着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的发展，但他还是充分利用了本身特有的优势，以及当时在中国普遍存在的一种对西方列强的惧怕心理，并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取得了较为引人注目的成果。而这种成果的取得是表现在多方面的：
1、促进了印度与南疆商贸的发展
这主要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第一，贸易额的增加。1895 年，英属印度与南疆的贸易额已达到了600万卢比，而从1906–1908年间，英属印度输入南疆的货物增长了一倍多。
第二，商路的开放。1897年，印度爆发了瘟疫，俄国驻喀什噶尔的代理领事科洛科洛夫趁机向当地政府施压，关闭了叶尔羌与列城间的边界，英属印度与南疆的贸易通道几乎瘫痪，给英属印度发展同南疆的贸易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而且，由于商路经常遭到罕萨的袭击，喀什噶尔地方政府又关闭了桑珠路和古吉阿尔路，仅开放基兰路一条通道。对此，马继业向喀什噶尔地方当局表示了他的强烈不满。1897年3 月，马继业向黄光达提出重新开放叶尔羌与列城间可选择的商业路线。10月，古吉阿尔路得到重新开放，这自然是马继业为发展英属印度经济利益所取得的一个重要胜利。
2、取得了阿克萨卡尔的任命权
从十九世纪中叶后，清朝南疆居住了大批的外国商人，其中以阿富汗人、印度人、安集延人、克什米尔人为最多。在英俄对新疆的争夺中，争夺侨民使之成为自己的政治势力是其中的主要一种表现。当时安集延已为俄国所占领，南疆的安集延人自然投靠俄国驻喀什噶尔的领事馆。而由于印度和克什米尔是英国的殖民地或是属地，印度人和克什米尔人就成为英侨的一部分。鉴于1879年签订的《英国–阿富汗甘达马克条约》曾规定阿富汗为英国保护国，除英国外阿富汗不和其他国家发生外交关系等条款，最终新疆的阿富汗人也成为了英侨的一部分。 而这些侨民一般都有自己的头领，即阿克萨卡尔或是商约，负责管理外国侨民和商人以及协调侨民与当地政府的关系。由于在南疆的阿富汗人和克什米尔人除了经商外就是放高利贷，因债务而引发的英俄、中英的民间纠纷时有发生，因此， 阿克萨卡尔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最初，在南疆的代表俄侨利益的阿克萨卡尔一般由俄商与侨民选举产生，英国的阿克萨卡尔则由当地政府任命，这就使英侨产生不满情绪，认为这些阿克萨卡尔并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马继业遂向当地政府请求给予英侨选举阿克萨卡尔的自由，但遭到拒绝，于是便向英国驻京公使窦讷乐(C.Macdonald，1896-1900年任驻华公使)爵士请求支持。在窦讷乐的帮助下，马继业向黄光达提出了一个他认为必须被接受的计划，主要内容包括：英侨有选举阿克萨卡尔的自由；马继业应被允许与莎车知州共同处理和修改尚未解决或未公平处理的有关英侨的案子；将来英侨与中国人间的所有民事诉讼应由马继业和莎车知州共同解决等。这虽然曾在马继业与莎车知州间引起不小的争论，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及马继业与当地官员的协商努力，马继业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在各主要城镇均指定了向他负责的阿克萨卡尔，并赋于了阿克萨卡尔以新的使命，在维护当地英侨利益的基础上，充分搜集当地的情报。此外还要为那些在新疆旅游和考察的英国人提供各种便利。 当1893年后英属印度官方下达“文物搜集令”，开始搜集新疆文物时，阿克萨卡尔又扮演了一个文物搜集者的角色。而阿富汗商人巴德鲁丁汗便是当时最主要的一位英侨的阿克萨卡尔，为英国在南疆的利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3、与喀什噶尔地方当局的冷冻关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马继业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改善与新疆当局的关系。他的家庭背景使得他在进行此项使命时处在了一个相当有利的条件下，给予了他发展与中国官员友好关系以极大的帮助，也使中国官员和百姓容易对他产生一种信任感和亲切感。而马继业对汉语、中国习俗等的熟悉了解则给马继业提供了彼得罗夫斯基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这一切都使马继业在与中国官员的交往中并不怎么吃力，非常有助于他的使命的完成。而且反俄目的的一致也使当地官员经常觉得马继业是站在他们一边的，马继业甚至给他们提供俄国人在中国边界活动的情报，并建议中国官员如何抵御俄国对中国领土的进军， 这无疑使他很快就与喀什噶尔的中国官员建立起了较为友好的关系。
此外，马继业还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去争取当地人的友好。初到喀什噶尔时，他与荣赫鹏在“奇尼巴格”建立了一所小型的医院（或许只是个药店），利用他拥有的医学知识为当地人进行着免费服务。马继业引起中国人好感的另一点是他对中国传统礼仪和习俗的尊重，对此他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地方官员对礼节的重视程度超出了对实质性问题的重视，面子在他们那里往往胜过一切。我尽量适应他们的礼节，并不是我认为我们的礼节有什么不妥，而是要在他们那里讨论一切实质性的问题，这些看来繁琐的中国礼仪有着神奇的作用。”因此，在与中国官员会见时，马继业按中国的习俗作揖打千，互致问候，手拉手共同行进表示亲热，在西方人看来是绝对不可理解的事，马继业却做的极为郑重和认真。在特殊的场合中，如果必须的话，他甚至向中国官员行磕头礼，这对于长期遭受俄国领事欺凌的中国人来说自然是极不寻常的。当黄光达去世时，马继业也曾在他的葬礼上行礼磕头，并加入到送殡的队伍中以示对他的怀念与尊敬。为拉近与中国人的感情，马继业还在“奇尼巴格”经常举办一些中国风味的宴会来招待中国客人。这些行为在改善与中国人的关系，获取当地人的同情与信任，缩小双方间的距离等方面无疑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与彼得罗夫斯基相比时，就更显出了他的可贵。
马继业的努力得到了一些他意想不到的回报。首先在他的身份问题上，初到喀什噶尔时，马继业没有正式的官方身份，但当荣赫鹏与马继业向向邦倬提出马继业是“英属印度政府驻喀什噶尔的中国事务政治代表”时，向邦倬对此表示同意。 在另一件涉及到英属印度利益的问题上，马继业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协作，这就是南疆存在的英裔奴隶的问题。长期以来，中亚的许多商人经常从乾竺特（即坎具提）、吉尔吉特和奇特拉尔等地贩运奴隶到叶尔羌出卖， 马继业在1892年也发现由于以前罕萨的不断袭击，致使有数百名英国属民被俘并被卖到南疆为奴，于是便开始了释放遣返他们的艰苦努力。在与当地政府的交涉后，尽管双方存在着分歧与争端，但还是表现出了合作解决此事的愿望。1893年陶模为此专门签署命令，凡具有外国血统的奴隶，应被给予自由的机会。这表明在奴隶的释放问题上马继业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合作与支持，可以说是一个实质性的进展。1894年，在莎车知州的帮助下，首批124 名英裔奴隶得到释放，此外还有58名在色勒库尔被给予了自由。1897年1 月，当地政府签署一项声明，谴责对奴隶的拥有违法，要求奴隶的拥有者释放所有的奴隶。在奴隶的释放问题上，马继业可以说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完全合作。与当地政府的友好关系还使马继业免除了被驱逐出喀什噶尔的命运。从来到喀什噶尔后，彼得罗夫斯基就企图将以马继业为代表的英国势力驱逐出去，但无论是通过俄驻华公使，还是直接对当地地方政府施压，目的始终未能得逞，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在新疆中英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4、情报的搜集
马继业来到喀什噶尔后，很快便建立起了他的情报网，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英国在这方面存在的缺陷。
马继业的情报来源是比较丰富的。首先来自于南疆亲英的西方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利用在各地传教的机会，充当着英国在这里的间谍，然后将搜集到的情报提供给马继业。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马继业的老朋友亨得里克斯神父，在与亨得里克斯的交往中，马继业很快便发现了他是一个极其难得的情报来源，他甚至被斯坦因称为“当地的活报纸”。亨得里克斯神父的主要兴趣除了传教外，就是游荡在喀什噶尔的大街与巴扎上，搜集和区分着他能发现的所有消息，这对于马继业的工作无疑有着很大的帮助。而这可以说正是他之所以遭到彼得罗夫斯基疯狂迫害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
其次是他在各地任命的阿克萨卡尔。在马继业建立的阿克萨卡尔制度中，为英国驻喀什噶尔政治代表提供当地的情报是其主要任务之一，他们与当地的英籍侨民组成的情报网在马继业的情报工作中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其情报工作涉及到了南疆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凡是可能对英国利益产生影响的事情，尤其是外国人在这里的活动，都处于他们的监视范围之内。如1908年日本游客橘瑞超来到和阗后，当地的英国阿克萨卡尔巴德鲁丁汗迅速向喀什噶尔的英国代理领事萨特尔沃斯(A.Shuttleworth)报告了此事：“一个日本人在一位中国人和一个库车翻译的陪同下已经到达了于阗，……他已经参观了斯坦因博士考察过的所有遗址，也探察了许多古城废墟。于阗知县派一个曾跟随斯坦因博士的依不拉西姆伯克为他效劳。知县告诉我，让我准备我的房屋迎接。如果他来这里，我将向您报告他的行踪，并告诉您他在城中的所作所为。” 由此便不难看出马继业建立的阿克萨卡尔制度在他的情报工作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第三个来源是当地官员，这主要得益于马继业与他们建立起的较为友好的关系。多年在喀什噶尔的生活使马继业赢得了当地许多官员的私人友谊，而且由于对以彼得罗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强权的防范，使得他们更原意与马继业进行交往，也就是在这种过程中，马继业得到了许多俄国人所梦寐以求的最新情报。尤其考虑到这些情报的提供者的身份时，其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个来源是马继业在喀什噶尔自己发展的一些为他服务的情报员，这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前文中曾提到的穆罕默德. 阿齐姆. 波依。他本是彼得罗夫斯基发展的一个情报人员，但后来却投靠了马继业。马继业在确信这并非是彼得罗夫斯基企图将他驱逐出喀什噶尔的阴谋后，开始从他的政治花费中专门给予波依每月100卢比作为报酬。波依提供的俄国领事馆的许多情报对马继业处理与当地政府以及俄国领事馆的关系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在英国对罕萨的占领中作用尤为明显。
此外，马继业还经常与各地的商人交谈来获取所需信息，或是从彼此的信件中找到一些有用的情报。而当时到南疆旅游的众多的外国尤其是英国游客同样也是马继业获取情报的一个来源。可以说，任何可能的获取情报的来源，马继业都是不会轻易将它放过的。仅从1911年11月30日到1912年5 月31日，马继业就给他的上级机关发出了二十九次情报，报告新疆地区的形势和俄国领事及中国当局的动态。 马继业除将搜集到的情报源源不断向英属印度政府报告外，还利用自己的观察提供着自己的见解，由于他处在英俄争霸的最前沿，因此这些见解相对来说就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正是这种兢兢业业的为英国利益负责的态度，使马继业出色地完成了他的情报使命。
5、文物的搜集
随着十九世纪以后英俄向中亚的推进与渗透，它们的目光也逐渐瞄向了这里丰富的文物资源，这同样也是英俄竞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对文物的争夺更是进入了一个疯狂无序的时期。
1862年，穆罕默德. 哈米德进入新疆进行秘密的测量和侦探活动，他的报告中提及南疆的沙漠中埋藏了古物。1865年，约翰逊在和阗活动期间听说在北部沙漠中发现了古城并出土了古茶砖和金币，为发展印度与新疆的茶叶贸易，约翰逊还买走了半块从沙埋古城（乌兰喀什）中出土的古茶砖。阿古柏叛乱期间，英属印度曾多次派人到南疆，如福赛斯使团以及罗伯特. 肖等，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进行访古活动，其中福赛斯使团更是于1874年进行了新疆建省以前最大的一次访古活动，新疆文物开始向境外流失。
但总的说来，九十年代前，对新疆文物的搜集活动尚处于初级阶段，其影响和规模同以后都是不能相比的。真正对新疆文物展开大规模的搜集发掘活动，以及新疆文物开始引起国外的广泛关注是在1890年随着“鲍尔写本”或是“库车文书”的发现而开始的。
1890年“鲍尔写本”的发现顿时使南疆成为了众多欧洲的印度学家和东方学家关注的焦点。正如英国著名的梵学家霍尔宁(R.Hornle)所说：“鲍尔写本的发现及其在加尔各答的公布，开创了东突厥斯坦（即南疆）考古学探险的全新运动。”鲍尔写本发现的消息轰动欧洲后，彼得罗夫斯基首先加入到了搜寻南疆古物的活动中。霍尔宁得知俄国正在展开对南疆文物的搜集活动后，便急切地向英属印度政府内务部长李敖（C.Lyall）提出英属印度政府应加紧对中亚尤其是南疆文物的搜寻，以展开与俄国的竞争。建议得到了李敖及杜兰德爵士的同意。1893年8 月，英属印度政府向当时的代理克什米尔驻扎官巴尔(Barr)中校和其它一些地方的政治代表发出指示，要求他们为霍尔宁搜寻中亚文物，巴尔中校随即又给属下驻吉尔吉特、 奇特拉尔、列城以及喀什噶尔的英国代表发布了同样的命令，这便是著名的“文物搜集令”。作为当时英国在新疆的唯一代表，马继业直接导致了新疆文物的大量外流。
从文物搜集令发布以后，马继业便开始为霍尔宁搜集文物。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霍尔宁共收到了来自中亚的二十二批文物，其中的十一批来自于马继业，包括一些写本、钱币、陶器、头骨、书、印玺、板画、雕刻品、塑像等，这些文物送到印度后，构成了“霍尔宁搜集品”的一部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马继业与彼得罗夫斯基在南疆展开的这场对文物的竞争，以及一些外国游客对文物的喜好、购买，导致出现了严重的赝品问题。当时在和阗有两个最重要的觅宝人，即吐尔迪与伊斯拉姆. 阿可亨，他们主要向巴德鲁丁汗提供文物，巴德鲁丁汗曾告诉他们外国人对古书尤感兴趣，要他们设法搜寻，阿可亨便想到了模仿真写本来伪造文物。从1895年开始，他伪造了大量的雕版印刷书籍，通过巴德鲁丁汗以及许多外国人之手流落到了伦敦、加尔各答、圣彼得堡、巴黎等地。马继业所获文物及霍尔宁搜集品中所有的书都是经由阿可亨伪造的假古书。而此后围绕赝品问题又展开了一场争论，为了最终解决此事，斯坦因于1900年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中亚考察，经过实地调查了解后，揭开了阿可亨伪造古书的秘密，阿可亨被和阗知州潘震逮捕，赝品问题到此告一段落。今天，英国所收藏的这些假古书（九十部）经编目后，藏在了英国图书馆东方写本与印度部的一个角落之中， 这也可以说是当时历史的一段真实写照。
到了二十世纪，由于探险活动的兴起，传统觅宝业一落千丈，不过倒卖文物的活动仍未结束，马继业依然搜集到了一部分文物。但此时马继业在文物方面的活动已不仅仅只是局限于对文物的搜集，而是利用他的便利条件为英国人以及其他一些来南疆进行探险和考古的外国人提供具体的帮助，斯坦因能够将文物运出中国，马继业在其中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尤其在斯坦因第三次考察时，他的护照并未经中国政府外务部签发，而是由马继业办理，喀什噶尔观察使张应选认可的。此外，马继业对来南疆进行有关考古活动的外国人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以维护英国在这里的地位与利益，如前文中提到的日本人橘瑞超就受到了南疆英国势力的严密监视，而这种手段和途径自然是其它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当然，马继业所取得的最大成果应该说是1908年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设立，它不仅在英国对新疆长期的渗透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标志英国对新疆的渗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也可以说是近代中、英关系发展中一件较为重要同时也是极具代表性的事件，它完全是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侵略扩张的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产物，给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以及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将另文叙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白，马继业是在清王朝日益走向衰落，而英、俄在中亚的竞争又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来到喀什噶尔的，他的动机与活动显然是以英国的利益为根本的。我们可以将他的行为分为政府行为和个人行为来对其加以分析。
从马继业来华的背景、肩负的历史使命和他的所做所为来看，其政府行为应该才是支配他行动的基础，也是对他的心理产生影响最大的因素。作为英国驻新疆的外交官，马继业为了英国利益在新疆的发展可谓是竭尽全力。首先，他促成了英国货物在新疆的倾销，为英国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给新疆新兴的民族工业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其次，他利用了当时中国政府对西方列强的畏惧心理，在许多问题上压迫当地政府作出让步，不仅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也给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如在阿克萨卡尔的任命上，他就通过英国驻华公使馆向清政府施压而获得了本不属英国的任命权；在对涉及英籍侨民的案子中，他也通过同样的途径获得了与当地官员共同审理的权力。而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最终能得以建立应该说也有这种因素的存在。第三，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身份，搜集了大量有关的当地情报，为英国利益进一步向新疆的渗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四，他成功地重建了阿古柏叛乱后英国与清政府在新疆的关系，这不仅在英、俄围绕新疆的争夺中起到了微妙的作用，而且对英国势力在新疆的顺利发展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也正是由于他对英国利益在新疆的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使得他得到了本国政府的认可，成为了首任驻喀什噶尔的总领事，并为他获得了爵士的头衔。
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由于马继业来华时正值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作为英国的外交代表，马继业自然在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以说，他在喀什噶尔的所做所为也是英国对华侵略的一个部分，马继业本人也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一个侵略者的形象，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并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
但是我们也不应忽略，在马继业的政府行为之后，他的一些个人行为所起的作用。马继业的家庭背景以及他的经历决定了他对中国并非是完全看作一个被侵略对象的，他心里所存在的一种中国情结对他的行为也在产生着某种微妙的影响，从这种角度考虑，我们就不难理解他能够与当地官员建立起俄国人所不能的友好关系，以及当地官员在抵御俄国时能得到来自于马继业的帮助了。
当然，在英、俄竞争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瓜分的大背景下，马继业的个人行为相对其政府行为来看是微不足道的，在很大程度上，其个人行为也是服从于政府行为并为政府行为而服务的。从很多事情上我们都可看出，当英、俄拥有了利益上的一致或是中国可能形成对两国的威胁时，马继业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联合俄国来共同对付中国，这就充分暴露出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与实质。
因此，对马继业我们尽管不能完全否定，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马继业来华无疑是英国对华侵略政策的一种延续与具体表现，当英国人将许许多多的誉美之词献给他时，我们却不应忘记他给新疆人民乃至中国人民所造成的精神与物质上的巨大伤害，以及当年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那层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