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个人的研究兴趣而言，一直倾向于政治史与思想文化史。这次读书会委托我来做副报告，大概考虑到我是做晚清史，历史背景相对熟悉的缘故吧！我个人也欣然 接受，目的是想督促自己读点书。读完这本《中国厘金史》，的确使我受益良多。这里谈一点我的读后感：
1、放在当时的学术史脉络来讲，《中国厘金史》无疑是一部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的力作。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上发表了《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文，开头有这样一段话：“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 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以此观之，罗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选择《中国厘金史》这样一个题目来做，的 确是做到了用新材料研究问题。所谓新材料，即是20世纪20年代大内档案的发现。它的利用使得一个长时段的厘金史研究成为可能。而且当罗先生着手研究之 时，厘金废除不久。从罗先生书中的分析，可见前人关于此一问题的研究非常有限。正是因为运用新材料研究了新问题，所以此书才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可以说这 种以新材料研究问题的做法，我们大家都心向往之，但是由于新材料、新问题不易发现，因此我们常常不能坚守之。于是今天的学术界充斥太多地经不住时间考验的 东西！重读这一经典著作，对我今后的研究无疑是一种鞭策。
2、罗先生对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考辨让我很受启发，其数据考证的严密令我叹为观止。在罗先生之前，关于厘金问题，虽没有整体的、全方 位的研究，但有些问题是有人做过的。比如关于全国厘金收入的统计，就有外国的哲美森、派克、赫德等和国人所作的光绪会计表与会计录等研究。罗先生根据自己 所占有的材料，对中外已有统计数字逐一核定，并从所用材料、统计方法、数据单位、归类方法等方面分析了这些成果的得失，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统计数据。比 如他在分析光绪会计表的统计数据时，就指出，就材料而言，会计表使用的材料与他本人所整理的材料为同一来源，惟因归类与折合方法与其不同，故统计结果多不 相符。所谓归类不一，就是在会计表的统计中有的省份统计数字既包括货厘也包括洋药厘，而有的则只包括货厘。所谓的折合方法不一就是会计表所统计的数字银两 单位并不统一。有的是库平银，有的省份则为洋银、湘银、荆沙银，这种单位不统一的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此中罗先生不仅指出其数据的不可靠，而且尽最大的 限度去寻找每一个数据出现错误的原因。而且，在罗先生的整个书中，这种严密的考证比比皆是，让我叹为观止！这让我深刻感受到学问的严谨与扎实。然而罗先生 精密的考证不仅限于于数据，即使在人物考证上也可见及。其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其对厘金制度的创议人钱江的考辨。尽管大部分的正史与官书都认为厘金制度的创 议人为雷以缄，但罗先生依据私家记载及雷在奏开厘金制度的奏折中所说的“厘捐仿林则徐一文愿之法”一语，考证了钱江与雷、钱与林则徐的关系，认为钱曾因事 遣戍新疆，并佐遣戍新疆的林则徐办理流屯。一文愿之法大约是林则徐在此时采取的筹款方法。由于林则徐的这一方法时人知之甚少，雷必定是从钱那里得知的。因 而断定创议者为钱而不是雷。罗先生的分析，真的是很精彩，抓住蛛丝马迹就自成一说。事实上，我曾经看到雷氏的奏折中有“厘捐仿林则徐一文愿之法”的话，也 很纳闷，不知道雷与林为何种关系，“一文愿之法”又为何？存疑至今，当看到罗先生的考证时，真的是兴奋不已。
3、作为经典之作，该书不仅在数据统计方面让人叹服，而且在微观研究、数据统计基础上的分析，同样令人信服。比如，作者在对同治八年至 光绪三十年的厘金收入数字作了完整的统计后，分析了历年全国厘金收入的增减情形。我在看到，这些数据后，产生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导致光绪初年至二十年间各 省厘金收入减低呢？果然，罗先生接下来即做了深入的分析。他通过当时人的言论将厘金减收的原因分为两种，一种是各省当局，认为是由于子口税单盛行的结果； 一种是中央政府，认为是中饱的结果。但罗先生的分析没有到此为止，而是更深入一步，通过分析历年子口税收入增加的情形（子口税此间的确增加了一倍，但同时 入口洋货也增加了一倍），这说明各省当局的观点是错误的。相反中央政府的观点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4、由于专业的关系，我更关注书中所涉及的政治史问题。尽管作为一部经济制度史，该书无法就与之相关联的政治问题展开讨论，但它为我们 提出了很多可以继续研究的课题。这大概是经典与普通著作的一个区别。比如，关于透过厘金制度看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这一直是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重要问 题，厘金也一直被认为是中央与地方争夺财政权的重要方面。罗先生的书虽没有专章讨论，但在很多地方都有所关涉。通过阅读《中国厘金史》，我认识到，厘金制 度的产生与久久不能废止，关键在于当时的财政困难。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是在无法找到替代政策的情况下才使得这一制度延续不止的。而且，在很多地方，当厘金 制度创建之初，地方督抚是不积极的。就各省厘金收入的支出情况而言，到了光绪二十四年以后，由于赔款压力严重，厘金的很大比例用于赔款。。我觉得这一问题 有待更为深入的研究。究竟中央与地方在厘金问题上有怎样的摩擦或冲突。
再比如书中提到但没有展开的一个问题是作者在谈到湖南厘金制度的弊端最小的原因时，他说“当时中外人的评论，皆归之于兼用绅士”，用绅 士来监督吏胥。而罗先生自己也认为这是造成湖南办理厘金弊端最小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作者没有深入分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论题。绅士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作 用是很大的，对于维护民间社会秩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很想知道的是湖南在厘金办理中，用了那些绅士，他们是如何与吏胥相互制约的，又是如何在官民之间进 行沟通的？而且在各省厘金的创办中，究竟是督抚的作用大，还是绅士的作用大？我觉得如果能把这些问题作出来，是很有价值的。
还用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厘金制度演变过程中 ，商人的态度、作为及其对策。因为商人是厘金制度的受体，他们与执行厘金制度的主体政府之间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尽管作为弱势的商人，在强势的政府面前有 无奈服从的一面，但商人毕竟是活生生的人，他不可能时时处处服从政府、被动接受，也有主动或被动对抗的一面，于是就有了二者之间的互动。对此一问题能有深 入的研究，我认为同样是有价值的。
以上论题是我受《中国厘金史》的启发萌生的，不知道现在是否已经有这样的研究成果？特此向各位同仁请教。
5、当然，在当时，罗先生无疑是使用了新材料研究问题。但在经过了如此长的时段后，在今天有更多的材料可以使用的条件下，再来看其中的 某些结论，肯定会存在需要修正的东西。缘此，2008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发表了周育民先生的《清末<各省厘金创办年月及人名表>的 订正与评议》，对罗先生所列各省厘金创办年月及创办人做出修正，同时做出分析评议，这无疑是一种学术进步。
总之，这是一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佳作。与我们经常阅读的政治史的宏大叙事及思想文化史的观念阐发相比，这俨然是另外一种境界。
感谢读书会安排我来报告。因为没有这一方式的督促，我可能就不会如此仔细地读这样一本经济史的经典著作。也要感谢任智勇的慷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