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公年纪大的时候都说《戊戌政变记》多有不实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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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是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梁任公在其《戊戌政变记》中评价到“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这场以清朝的惨败而告终的战争，有太多的细节值得后人审视和借鉴。
进入6月以来，围绕着从朝鲜撤兵的问题，总理衙门与日本驻北京临时公使小村寿太郎之间，开始了近一个半月的频繁交涉。总理衙门坚持双方须先同时撤军、再开相关谈判的立场；而日本方面则是早就打定主意，要借机挑起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战争。因此旷日持久的交涉，注定是只能使日本赢得动员和部署兵力的时间，而不会有丝毫实质性的进展。
和商的同时，清廷对列强的“调停”抱以了相当的期望。然而，各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各打各的“小算盘”。到7月 14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发出“第二次绝交书”，清政府“始则假俄人为钳制，继则恃英人为调停”的设想，也终告落空。
在此关乎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非常时刻，坐镇天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集外交和军事重责于一身的李鸿章，会有怎样的举动，来消弭中日之间很可能一触即发的战争呢？他的这些措施，又有何惊人之处呢？
早在7月12日，李鸿章就秘密通过幕僚伍廷芳拜访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己次，传达他处理朝鲜问题的态度，使日本人明显感到李和总理衙门的立场间有不一致。15日，荒川报告陆奥，李鸿章好像倾向于同意陆奥的某些原则。伍廷芳告诉他“李鸿章能解决朝鲜问题而无需考虑北京的态度。”16日，陆奥回电荒川，尽管李鸿章真的希望解决朝鲜问题，但除非以最明确具体的形式，并通过适当的公认渠道传达给日方外，日本政府将不予考虑。当天，荒川再次报告陆奥，他已将陆奥的意见告诉了伍廷芳，李鸿章倾向于和平解决，但为如何才能展开谈判感到焦虑。“他已非常果断地拒绝了你的建议。”
7月22日，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总办北洋水师营务处道员罗丰禄到日领事馆，极秘密地通知日方，李鸿章决定派他做秘密特使，到东京面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李鸿章“忠诚希望和睦解决，并安排如何就朝鲜问题开展谈判”。李鸿章要求日本政府保证在秘密特使到达东京前，在朝鲜的日本军队不要采取敌对行动，并要求日方对此倡议立即答复。同日，荒川还在伍廷芳的安排下，到天津海关道衙门同盛宣怀密谈。盛告知荒川，中国派军队赴朝是作做样子而不是为了打仗。
这天罗、盛二人的“双簧”，毫无疑问是李鸿章的精心安排。一边是绕开皇帝和朝廷，提出罗丰禄直接访问东京的要求；一边是借盛宣怀之口，表示中国对日的战争准备只是摆样子。在李鸿章看来，这一重大提议必然会在第一时间传达给日本政府。但蹊跷在于，荒川直到23日晚间才将电报拍发，日本外务省24日中午收到。陆奥宗光倒没有耽搁，当天回电表示日本政府“不特别反对罗来日本”，也不能保证在朝日军“放弃敌对行动”。果然，23日，日军攻占朝鲜王宫，诛闵妃（明成皇后）、拘韩王李熙（高宗）；24日晨，日本联合舰队三舰在丰岛海面袭击北洋水师军舰“济远”和“广乙”、击沉运送清兵的“高升”轮。李鸿章苦心孤诣的求和行动，由于日本方面没有做出想象当中的积极配合而作罢。
但话又说回来，李鸿章安排罗丰禄的这次外交试探，绝对是中国外交史上一次极为惊人的非常事件。当时，清政府内部主战的空气趋于高涨。6月25日和7月1日，光绪帝两次谕李鸿章加强备战。7月16日，光绪帝再次对军机大臣宣示主战之意，并传慈禧太后“懿旨亦主战”。当天，军机处电谕李鸿章“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光绪帝、军机处、总理衙门等发给李鸿章的一切指令，都是要他作好开仗准备。那么，另一种解释就显得合乎情理：是李鸿章自行决定，绕开皇帝和朝廷、独辟对日外交的和商途径！而这种做法在甲午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到底是谁授予了他这么大的权利呢？
李鸿章之所以要在甲午7月，如此不惜一切代价地寻求和平，显然是断定慈禧太后决不愿意在六十大寿之年爆发战争；而他所掌握的北洋陆海军，也没有对日军的必胜把握。李鸿章认为此时“陆军无将，海军诸将无才。殊可虑！”而一旦手里淮军和北洋海军两张“王牌”打光，他在清廷官场上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但是对一点，李鸿章似乎信心满满：只要他能消退密布的战争乌云，就一定能找到办法说服朝廷。只是历史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日军在汉城围宫拘王并挑起丰岛海战，李鸿章的秘密和商再也无法进行，从此湮没于浩瀚的历史文档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