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黄河是一条特别能折腾的河。看看下边的图就知道多能折腾了，花在黄河身上的钱，那是数亿两白银。
被称为总河的江南河道总督部院，自雍正七年（1730年）正式挂牌，到咸丰十年（1860年）被清文宗奕詝一道谕旨裁汰，在清江浦整整130年。
江南河道总督从设立的第一天起，就是以治理清口，确保漕粮北上为主要职责。
黄河夺泗以后，在淮安与淮河相遇，相互争夺下游的入海通道。本来淮河是一条天然河流，下游河槽深广，正常情况下，容泄自身的洪水基本没有问题，自黄河鸠占鹊巢，不仅挤占下游河床的容泄空间，还沉积了大量泥沙，使清口上下经常泛滥成灾。特别是在黄淮交汇处，因河槽狭窄，黄河泥沙壅塞淮河出口及其航道，影响漕船航行。
自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陈瑄开新庄口通漕，这里的沙淤之患，便注定是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所以潘季驯主张束水攻沙，蓄清刷黄，并被历代河臣奉为经典。但水无常势，有时黄弱淮强，清水畅出，泥沙一刷无余；有时黄强淮弱，清水不仅无力敌黄，反遭黄水倒灌，淤及淮、运。
纵观清口400余年治理历史，实际上是治沙史。蓄清刷黄400年，花费的白银以亿计，收效甚微，洪泽湖水位愈蓄愈高，而清口航道却愈治愈坏。到清道光五年（1825年），清口无法行船，漕粮不得不用盘坝短驳，不仅费用增加，而且在盘驳中徒增不应发生的损耗，无可奈何曾一度用灌塘济运，以解决漕粮北上。由于花费成本太高，于是乎漕运转海呼声鹊起。
咸丰元年（1851年），洪泽湖水位太高，开礼坝泄水，无法堵复，一下子冲成今天的三河，洪泽湖从此失去控制，再也无法拦蓄清水，黄水独自占据淮河下游河道。由于没有清水刷沙，黄河沙淤加速，淮河旧道难以承接黄水，最终在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夺山东大清河入海。自此，既无清水可蓄，也无需刷黄，漕粮改为招商船海运，南河总督实在是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为什么又拖了五年到 1860年才正式裁撤？
黄河在铜瓦厢改道前，同时在徐州丰县北决口，咸丰帝责令南河总督杨以增抓紧抢堵，但又拿不出现银，要他按《河工赔修条例》，“即在该道将等应行补还项下设法筹办”，不足银两要他采用“劝捐接济”。就是国家拿不出钱，由管河的人按赔四销六的比例赔钱，不够的向地方“劝捐”。“一俟捐项、赔项集有成数，即将据实奏闻。”按咸丰的旨意，缺口猴年马月才能堵塞？
这时大清帝国刚经过鸦片战争，大量白银流入英国人腰包，国库捉襟见肘，丰北缺口尚且如此，而铜瓦厢决口呢？要数十倍于丰北。咸丰帝束手无策，召开御前会议，“议者有谓因势利导，使河流徙归北趋，由大清河入海……”而咸丰则妄想堵塞决口，恢复旧道，以保持这条漕运的“黄金水道”。因此反驳“若欲从此徙河北流，事关大局，尚须特派大员详加履勘，非可草率从事。”又没有现银可供调拨，仍然想用捐、赔的方法集资堵筑，遭到大多数臣工的反对，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至于特派大员，他看中了南河总督杨以增，认为他 “熟谙河务，于古今治河源流，谅能通晓”。于是九月用五百里驿马送去谕旨，著他履勘。谁知杨以增接旨时间不长，便于第二年正月初四死于任上。
杨以增一死，河督由直隶布政使庚长接任。庚长本不善于治河，咸丰举棋不定，继续物色人选。咸丰十年（1860年）初，河南一股捻军袭击清江，庚长身为河帅，拥有河兵近万，不加抵抗，弃城逃往淮安，衙署被捻军付之一炬，庚长被革职，江宁布政使王梦麟接任河督。
在处理庚长渎职时，黄河改道山东已成定局，御史薛书堂、侍郎宋晋等奏请裁汰南河。最后一任河督王梦麟被裁，在位仅1个月11天。
咸丰十年六月，《裁汰诏》中开列的裁撤理由是： “原以防河险而利漕行，自河流改道，旧黄河一带本无应办之工……所有江南河道总督一缺，着即裁汰。”一语道破明、清两代治理河道的动机：治河仅仅是手段而已，通漕才是目的。
江南河道总督裁撤了，未尽事宜，如防汛抢险，交由地方州县，由于捻逆之乱，地方不靖，江南督抚难以兼顾，江北镇道以下各员，均归漕运总督节制。漕督又同时管理河道。
虽然漕运转海，中里运河尚不失为江苏境内的重要航道，这时清口附近，已成陆地，吴棠接任漕督后，从马头张福河起沿旧河槽，开了一条顺清河，沟通马头三闸与中运河的航运，一直维持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潘俊青）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国难与河患同作。1855年黄河改道经由山东入渤海，这是黄河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从此，原由豫皖苏鲁四省共同承担的黄河下游水患几乎全都落到了山东头上……
1855年(清咸丰五年)8月1日，黄河决口于河南兰阳(今兰考)铜瓦厢，汹涌黄河水分为三股：“一股由赵王河走山东曹州府以南下注，两股由直 隶东明县南北二门分注，经山东濮州、范县(今属河南)，至张秋镇，汇流穿运(运河)，总归大清河入海。”这是黄河历史上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当时，濮范 以下，寿张以上尽遭淹没，其他如东平、汶上、平阴等州县，凡系运河及大清河所经之地均被波及，山东全省有五府二十余州县受灾，鲁西南、西北广大地区黄水横 流。
灾难性的黄河改道
在黄河此次改道之前，黄河下游流经路线，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大体上经过河南的荥阳、郑州、原阳、延津、封丘、中牟、开封、兰考，后经山东的曹 县、单县，再经安徽的砀山、萧县，最后经江苏的丰县、沛县、徐州、邳县、睢宁、宿迁、泗阳、淮阴、涟水、阜宁、滨海入黄海。铜瓦厢决口后，黄河冲破原有河 道，改向北行，在山东境内夺大清河入渤海。
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向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无论是决口，还是改道， 其造成的灾难都不可言状。在1855年黄河改道之前，黄河连续发生了几次大的溃决，而且溃决后“久不合龙”，到1853年，苏北、鲁南的情形为“饿殍载道 ”、“尸骸遍野”，甚至出现“倒毙之尸，半被饥民割肉而食”的惨状。由于黄河的屡次溃决和清政府的治理不力，当时的豫东、皖北、苏北、鲁南已经成了惨绝人 寰的人间地狱。因而，在黄河改道之后，深受黄水之害的苏、皖民众如庆再生，而山东人民却几乎要承担此后全部的黄河灾难。
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 技术条件下，黄河无论从山东还是从江苏入海都会带来灾难。山东、江苏民众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黄河从对方境内入海，正所谓：“东民身被其灾，痛心疾首，日 盼河之南徙，犹之江南之民万口一声，日冀河之北流。”两省地方官也难以摆脱“异地之官竞护其境”的考虑，为保全当地民众，不得不“以邻为壑”。因此，苏皖 民众庆幸再生之日也就是山东民众流离失所之时。
人祸加剧天灾
1855年8月1日黄河决口之初，清政府曾设想堵口。8月19日，东河河道总督李钧派人在决口处作了一次实地勘察，测得决口东西坝相距实有一百 七八十丈之宽，这么大的决口要想筑堵成功，实在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用工几万至几十万，用银几百万至上千万。而1855年对清政府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年 份，太平天国不仅在南京建立了政权，控制了长江流域的大片地区，而且它的北伐军一度打到北京附近，清政府面临被推翻的危险。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清政府必 然把农民起义当作心头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对黄河的泛滥只能“深堪悯恻”，在“因势利导”、“设法疏消”的幌子下任凭黄水漫流。清廷在9月6日的上谕中 特别强调堵口的困难：“惟历届大工堵合，必须帑项数百万两之多，现值军务未平，饷糈不继，一时断难兴筑。”
清政府在黄河改道前后的无为表现， 使得这次黄河改道的危害极为惨烈。决口当年，山东巡抚崇恩统计，成灾十分(即颗粒无收)的有1821个村庄，灾情九分者有1388个村庄，灾情八分者有 2177个村庄，灾情七分者有1001个村庄，灾情六分者有774个村庄，六分以下者不记。也就是说，灾情在六分以上的村庄就达7161个。咸丰年间，山 东是我国人口密度最高的省份之一，如果每个村庄按200户人家、每户5口人统计，山东受灾六分以上的重灾区难民就逾700万人。当时的情景是，黄水源源不 绝，前涨未消，续涨骤至，村落被冲，瞬成泽国，极目所至浩淼无涯；灾民皆散处山麓高原，搭盖窝棚，暂为栖止；“济南、武定两府如历城、章丘等州县多陷巨浸 之中，人口死者不可胜计。”
相伴而来的苛政兵灾
黄河改道与一般的自然灾害有所不同，一般的自然灾害大多是一过性或间断性的，受灾民众尚有喘息机会，而黄河改道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从 1855年决口到1884年山东黄河两岸堤防修整完成，这30年间山东几乎年年黄水泛滥，即使1884年后，也“无岁不决，无岁不数决”。
适 当其时，太平军与英法联军均向清王朝杀来，清政府一方面在上谕中屡屡表示“念及小民荡析离居，难安寝馈”，一方面却又催促山东为战事调拨饷粮和向京师解 款。1856年11月20日上谕“拨山东司库银五万两解往江南徐州军营，以济要需”。1857年11月16日上谕令山东巡抚崇恩“于山东藩运二库迅速筹拨 银五六万两，分起解赴胜保军营以资接济，毋稍迟延”。为应付英法索要赔款，又于1860年10月31日谕令“直隶、山东、河南各解银二十万两……无论何 款，赶紧著拨委员星速兼程进京，赴库交纳，银两一日不到，即英法一日不能退兵”。山东灾民的救命粮、活命款就这样被剥夺挪用。
黄河改道造成的 灾害时间长、范围广、程度深，且逐年加重，清政府枝枝节节的治理和杯水车薪的赈济还赶不上过度的盘剥搜刮，山东沿黄数百万民众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居无 一椽之覆，食无一宿之储”，“毙于饥犹毙于水”。灾民们为了生存或流离他乡，或沦为“盗贼”，由此酿成了咸丰同治年间屡扑屡起的山东民变。而一旦民变发 生，清政府即派重兵镇压，所派兵勇更在灾荒、苛政之后，再一次对民众进行蹂躏。这点连当时拥兵来到山东的僧格林沁都看不下去，他在致军机大臣的信函中写 道：“先闻东省所派兵勇降众，追剿窜匪，该匪只因官兵追尾，到处不敢停留，乡民受灾尚轻，百姓方庆贼之过境，不意兵勇赶至，其奸淫焚掳，十室九空，民之恨 兵，甚于恨贼。”
遂成“糜烂之地”
改道之前，黄河是阻止太平军和捻军北进的一道天险，山东南部诸县“时皆在黄河以北，兵民晏如，逍遥河上，恃以为固。”而黄河自兰阳漫口之后，“ 下游自下北缺口以至曹县，旧河数百里无涓滴之水，俨然平陆，可以万众驰骋。”由于黄河天险尽失，捻军北进再也没有不可逾越的屏障，山东遂成捻军活动的主要区域，“东省捻氛甚炽，曹州、兖州、沂州、泰安、济宁等属二十六州县，均有匪踪出没，济宁、兖州、泗水均各被围。”
为镇压北伐军和捻军，僧格林沁、李鸿章都采取过“以水代兵”的战术，乱挖乱决河堤，平添了许多灾难。1855年，北伐军退守茌平冯官屯，僧格林沁“密决运河之水倒灌贼巢，土墟之中，泥深没髁，官军逼近土捻，烧贼窟数处，生擒捻首李开芳。”后来，李鸿章用“兜围”之法，把西捻军困在黄运之间，他日盼黄河水涨，借此消灭捻军。当阴谋得逞后，竟吹嘘说：“神至之日，黄水复暴涨，自运河以泊马颊诸河无不盈堤拍岸，横溢四出，流潦纵横，于是运河一线，遂为金城巨防，而四面沮洳，贼虽健马如 云，不得不束手就死。”
在无情天灾面前，山东民众还要面对更为惨烈的人为的灭顶之灾。人们意想不到的是，此前为黄河所限不能北驱的捻军趁机进入鲁西南后，遍地的灾民迅速集结为各种类型的反清武装力量，把山东搅得“糜烂无遗”。清政府为了平息民变，屡派重兵赴鲁围剿，这样，黄患、民变、苛政、兵扰叠加而至，终于把黄河改道带来的灾难发展到了极致。
黄河改道
图片出处：歷史文化學習網
中国古代的制河工程
Copyright © 2004 by 歷史文化學習網
隋唐五代以前的「築堤防洪」
黃河下游的堤防工程，在春秋時應已著手興建，到了戰國以後，黃河下游兩岸，漸漸有了區域性的系統堤防，堤防成為防洪的主要方式。但當時仍以限制洪水氾 濫為主，所以黃河兩岸的堤防距離，達五十里之寬。日後人們為了開墾肥沃的河灘地，於堤防臨水ㄧ面增築雙重或多重堤防，使得堤防距離日漸縮小，堤防性質轉 變，成為控制洪水與開墾河灘地之主要手段。
到了兩漢時期，黃河下游已出現石堤，並同時存在堤防寬狹、堤內有堤等現象。漢代有幾次重要的治河工程，如瓠子堵口、東郡金堤堵口與王景治河等等。其中 以王景治河為影響後世最大的防洪工程。東漢明帝永平十二年（69 A.D.），王景主持治河工程。王景與王吳率領軍士數十萬人，修築黃河千里長堤，上起滎 陽（今河南鄭州西北）下至千乘海口（今山東利津縣）。另外，又挖除河道中的石灘，截彎取直，疏浚淤積。此次治河成效卓越，嗣後黃河改行新道，歷經九百多年 沒有重大改道，決溢明顯減少。
隋唐期間的黃河河道，大致上無重大的改變，即走王景治河之故道，但河床的淤高卻日益嚴重。此時期的治河重心，在於重建黃河下游的堤防系統。唐代前期大 修堤防、渠道，初步重建黃河之系統堤防，但後期河患則明顯增多，除自然的環境因素外，更有人為決堤的紀錄，如《太平寰宇記》記載：乾元二年 （759 A.D.），為防止史思明的叛軍南侵，唐守將李銑曾決黃河於長清(今山東長清縣)。此外《新唐書‧五行志》也有：乾寧三年（896 A.D.） 四月，朱全忠決河堤於滑州（今河南滑縣）的事蹟。這些人為的決口，不僅破壞了後期的河防系統，更加重洪水的災情。
宋元時期的「人工改道」
北宋治河的特色在於「人工改道」。歷來黃河改道，多因自然決溢無法堵口，後漸成新河道並加修堤防，但北宋則進行三次堵新復舊的人工改道工程。第一次在嘉祐 元年（1056 A.D.），嘗試堵塞於現今天津附近入海的河道，使之由北流轉為東流，但失敗未成；第二次在熙寧二年（1069 A.D.），再堵北流河 道，使黃河東流，由樂陵、無棣入海，但只維持十二年，又決口向北流入海；第三次在紹聖元年（1094 A.D.），又展開改北流復東流的治河工程，但只維 持五年，又決向北流入海。
南宋建炎二年（1128 A.D.），東京守將杜充，為防禦金兵入侵，決黃河於滑州（今河南滑縣），造成黃河改道，向東南分南、北清河（泗水、濟水）入 海。當金人據有黃河下游後，百餘年間，僅有三、四十年有局部修堤，大部分時間均放任漫流，較不重視水利。
元代治河也多屬於局部修堤，以保護城鎮為主。八、九十年間，黃河下游河道，南北搖擺不定，南入潁水、渦水，北入昭陽等湖。而此時期最著名的治河工程，為賈魯 挽河南流。至元三年（1343 A.D.），黃河決於白茅口（今山東曹縣），氾濫數年無法堵口，當時宰相脫脫採納賈魯之建議，於至正十一年 （1351 A.D.）四月，任命賈魯為工部尚書兼總治河防使，主持堵口工程。
其主要措施有三：首先疏浚舊河道，接著整修堤防，最後進行堵口。賈魯發民夫十五萬人，軍卒二萬人，進行堵口工程，七月即疏浚河道二百八十餘里，八月引 水進入故道，九月開始堵口，他以二十七艘大船，裝石做「石船堤」，並排橫於河道，左右與兩岸相接，前後互相固定，同時鑿沉於河底作堵口之基礎，至十一月完 成堵口工程，挽河走徐州循泗水河道入海，但維持不到十年。
明清時期的「束水攻沙」
明初河患仍頻，永樂年間京杭運河重開，維持運河通暢即成為明代治河措施中最重要的原則。此時期的治河方針，採行南分北堵之策。南分，就是使黃河分道南下， 沿賈魯舊道、渦水及潁水等，循淮河入黃海，藉以分流洪水較不易潰堤。北堵，則是在黃河下游的北岸，修建堅固的長堤，防止黃河於北方決口，造成運河航道受 損。但這個方法短期有利，長期卻有嚴重的問題，由於黃河河水含沙量高，分流容易使泥沙淤積速度加快，造成晚明更嚴重的洪水災害。
明代後期，黃河下游決口、洪水頻繁，當時總理河道潘季馴等人提出以「束水攻沙」為核心的治河辦法，運用縷堤束水攻沙，以遙堤防禦洪水，再設置減水壩保護大 堤，並改洪澤湖為水庫，調蓄淮河洪水，增加河水流速，藉以沖刷黃河泥沙，減少淤積的現象。此方法雖然效果不明顯，但變傳統治水為水沙兼治，具有劃時代的意 義，為明清治河方法的主流。
明 清之際，河堤失修，洪水災害頻繁。從順治元年（1644 A.D.）到康熙十五年（1676 A.D.年），三十三年之間，竟有二十三年發生決口災害。為 此，康熙十六年（1677 A.D.）時，任命靳輔為治河總督，主持治河工程，他採用幕僚陳潢的建議，繼承並發展明代潘季馴「束水攻沙」的辦法。
靳輔在治水的過程中，不僅延續「束水攻沙」的方式，更以人力浚挖補強，他認為「新淤」比較疏鬆，可束水沖刷，而「舊淤」則非靠人力疏浚不可，故能獲得 數十年的小康局面。乾隆以後，雖重視黃河防洪工程，但河政日漸腐敗，平均每兩年就發生一次決口，堵口工程費用常高達一千萬兩白銀，成為清政府嚴重的財務負 擔。咸豐五年（1855A.D.）黃河改道入大清河，形成現在的河道。
相關書籍
《中華水利史》：作者: 沈百先、章光彩 出版社:臺灣商務印書館
《中國古代著名水利工程》：ISBN:9570507772 作者:朱學西 出版社:臺灣商務印書館
{ 1 trackback }
{ 2 comments… read them below or add one }
呵呵，蒋委员长也干过决黄河堤的事。 历史就是很多重复。
为剿灭北伐军和捻军，僧格林沁、李鸿章都采取过“以水代兵”的战术，乱挖乱决河堤，平添了许多灾难。1855年，北伐军退守茌平冯官屯，僧格林沁“密决运河之水倒灌贼巢，土墟之中，泥深没髁，官军逼近土捻，烧贼窟数处，生擒捻首李开芳。”后来，李鸿章用“兜围”之法，把西捻军困在黄运之间，他日盼黄河水涨，借此消灭捻军。当阴谋得逞后，竟吹嘘说：“神至之日，黄水复暴涨，自运河以泊马颊诸河无不盈堤拍岸，横溢四出，流潦纵横，于是运河一线，遂为金城巨防，而四面沮洳，贼虽健马如 云，不得不束手就死。”
这个我在Google Earth上研究过，黄河比长江厉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