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系组成时之条件与环境依据前表所具的实质，于李鸿章组军的策略，更较容易了解。李鸿章的编练淮军，本承曾国藩编湘勇的成法，以就本乡本土招募为主。但为时势环境所限，并不能从容将事。仓猝之中借湘勇，改防军，收降众，用洋兵。其所谓“千手千眼，十摩十荡”者，一以上海四面受敌，待援方殷，需兵正急，无暇稍缓时日；二以蓦越敌区，返乡增募，诸多阻难；三以即令能招募若干，亦不易筹措巨款，雇轮运载。因此不得已而就当地取材，量为任使。虽然如此，在兼收并蓄的过程中，李鸿章仍巧妙地把握住一项重要原则，即尽量地拣选两淮健儿，尤其降众分子的收编，最足以显示他的用心。
淮系中之防军上海原有防军，水陆号称四万之众，水师多为广勇，陆师则多为川黔军，均与以前江南大营有关。惟在咸同之交，薛焕又招募一些湘淮兵勇，此则为李鸿章首先吸收的对象。如郑国魁的水师，大部为皖北盐枭，且为郑氏一手组成，附属于江南提督曾秉忠，鸿章则用为亲军水师。而以曾部为附庸，并一再裁减，最后留曾敏行一支，亦于平吴后遣回原防，不再留用。
淮系中之降众关于降众的收编，李鸿章尤注意两淮分子，如其所收南汇降将吴建瀛部，编成诚勇六营，多为皖北籍。《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３４，同治元年六月初三日函曾国藩：“吴建瀛守南汇，简汰部众，编成六营，中多皖北人，当可得力。”常熟降将骆国忠父子为凤阳人，董正勤、董正明为合肥人。太仓降众周寿昌为桐城人，其下部众亦俱为皖北人。同上书，卷一，页４５，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十日函曾国藩：“常昭踞逆钱桂仁、骆国忠屡求人转恳投诚。四江口大捷后，求催益力，鸿章但令与该酋素识之游击周兴隆由福山间道入其城，微察虚实。周兴隆至彼，见该城多系皖楚人，万众欢跃，愿即纳款。”此外平湖降将钱玉兴为寿州人，城降将吴秉权为合肥人，嘉善降将余嘉鳌为怀宁人，以及乍浦海盐的降众，均以皖人为多。同上书，卷四，页２９，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五日致曾国藩函：“平湖、乍浦、海盐、嘉善四城，先后纳降，皖人为多。”历观李鸿章所收编各地降众，几无不考虑皖北的乡土关系。其所以采取这种措施，其一因太平军在皖北盘踞颇久，裹胁极众，后多进占江南各地。湘军克复安庆之后，太平军益为不振，此时震于淮军的声势，随之相继乞降。同上书，卷一，页４２，同治元年七月初八日致曾国荃：“敝乡人陷在忠党（指李秀成部）最多，来归者相望于路，谓贼情人人欲散，忠逆亦不自持。”
又： 同书卷二，页４８，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五日致曾国荃：“常州之伪护王陈坤书，系粤西老酋，与忠逆积怨甚深，终必投诚。希留意。至其胁众，半系皖人，闻鸿章之来，皆愿就抚，但解散安插殊不易言。”其二在于程学启以皖籍降人，而受大用，对太平军颇具引诱之力。程学启对于皖籍太平军的投降，影响极大，亦构成平吴成功的重大关键。《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页９，上曾相函：“常昭踞逆钱百顺，桐城人，密托程学启乞降，所部二三万，存饷二十万，可支数月，俟嘉定克复，我军进昆山，便以城来归，鸿章不绝其求，然力鉴李世忠之骄横，童容海部下之反复。当与程学启慎图之，不敢稍涉大意。闻因桐城亲族，惧其株累，怂恿而出。苏州吴江各小股，亦有求抚者。忠贼（指李秀成）西上，留守者遂多携贰。”其三因上海淮军，人数本不多，而降众俘虏则与日俱增，遣散不易，且地居江海之间，尤难远送。乃挑选壮者以为兵勇，一以减遣散之劳费，一以增淮军之兵力，一以便控制将遣之降众。《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四，页２４，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函曾国藩：“平乍嘉兴之贼，纷纷说降，惟降人太多，遣散殊难，地居江海之偏，尤难远送。”其四说降之时，双方均先谈定条件，太平军允献城献财剃发，李鸿章则允酌量收编，授以官职。由此种种，鸿章于收降之际，特别把握地方色彩，权衡任使，量加重用，并不加以歧视，而降将亦无反侧。
非两淮分子之重要领袖淮军中一部分非安徽籍的部众，有湘楚勇，有贵州勇、川勇，及江苏地方兵勇。其独当一面的统将，有湖南的郭松林、刘士奇、滕嗣武、唐仁廉、胡良作、段、罗荣光，四川的杨鼎勋、徐邦道，江苏的王永胜、陈振邦、吴凤柱、吴元凯，贵州的聂桂林，湖北的孙显寅、宋德鸿，李鸿章均加重用依信，并无歧视。诸将出身，虽来路不同，但投入淮军之后，均愿为淮系将领，亦不再存别志。最值得注意的，诸将领中如郭松林、罗荣光、胡良作、滕嗣武系出身湘军，杨鼎勋、唐仁廉系出身霆军，徐邦道为防军傅振邦旧部，陈振邦为陈国瑞之义子。刘士奇、王永胜、聂桂林本为防军，除刘、王、聂之外，诸人均可回复原军，但实际上并无此事发生。其中因素虽多，而略可推知者，一为诸将之在淮军中均能充分发展其才力。如郭松林于同治五年在湖北臼口覆军，势难再起，而鸿章仍重用如昔，复令其统领武毅全军。刘体智： 《异辞录》，卷一，页４６：“臼口之败，郭武壮（松林）为贼擒，全军覆没，陷俘虏中，贼不知其为统将也。有降卒纵之出，乃得免，旋乞病归。次岁（同治六年）再出，招集旧部，声势复振，克以功名终。综其生平战绩，皆与李文忠俱也。”
作者：王尔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