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先生之《张文襄幕府纪闻》，是他在张之洞（文襄）作古之后，“摭拾旧闻，随事纪录”的一册笔记体文集。虽然作者在《牟言》中宣称自己并不作“愤世之言”，但书中所记诸事，犹可以从中叫人发觉其以西方的华人眼光，对中国之文化性格及文化变革所作的独特观察。
I、儒臣、大臣及文化之远略
辜鸿铭既事张之洞，对后者的文化立场虽持批判之态度（《中国牛津运动之内情》中有详细评述），而仍坚持认为其为中国在遭遇西方文化撞击之际的“儒臣”。其实“儒臣”的说法，对张之洞而言，本身即意味着犹豫和痛苦：他既要以中国的传统德行和文化教养（即“儒”）保全个人品格，又因做了官，须照料全体人民的物质发展。他不愿“爱利恶德”，却也无法做到“贱货贵德”。而辜鸿铭则以为“儒臣”正是一种“大臣”所未能达到的境界，代表了一种文化上的远略：
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清流党》）
这等于说，儒臣于人类的关怀，是终极的，虽则因是精神层面的追求而失却了功利的好处。从中可以看出，辜鸿铭以为，教化是人类之第一要紧事。
张之洞后期退出清流党，而专心洋务事业，在辜鸿铭看来，亦是不得已的做法，“大醇而小疵”：
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清流党》）
而中国之后的社会实践，实质上却是在“效西法”和“保名教”中徘徊。效法西方，自是带来了物质的丰盛和人民的欢迎，但对西方文明的恶劣，亦失去了推拒的力量。清流党人对中国文化的守卫，无论当时或是现今，都因为它的不合时宜，而告失败。这中的原因，恐怕是中国人对文化上的短浅眼光而致。
II、对西方蝼蚁的晓谕
辜鸿铭自小接受西方教育，谙熟西方政体及文化发展，而犹以东方的文明自尊，举止、言谈、著书中，无不透露出对西蛮的鄙夷和对中国文化的自豪：
有一日辜鸿铭应邀到一位西方朋友家做客吃饭，席间只有他是华人，大家便请他居首座。之后主人问：“孔子之教有何好处？君试言之。”辜鸿铭便道：
顷间诸君推让不肯居首座，此即是行孔子之教。若行今日所谓竞争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俟优胜劣败决定后，然后举箸，恐今日此餐打击都不能到口。（《孔子教》）
这里，辜鸿铭对西方之强权哲学进行了一番讽刺，而以孔子之“君子之道”，即“礼让”晓谕这些西方的蝼蚁。事实上，即便在西方，对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已愈来愈有人表示怀疑了，而辜鸿铭却在其旺盛之时，即已对之一针见血的予以批判了。
III、学问及人生之道
《生子》中载袁枚述方望溪一事：方有弟子某，以无子为虑。方先生便说：“汝能学禽兽，则有子矣。”大家都不禁愕然。方先生于是解释道：
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此处有人欲而无天理。今人年过四十，便有为祖宗绵血气意，将天理搀入人欲中，不特欲心不炽，难以成胎，而且以人夺天，遂为造物所忌。子不见牛羊犬豸乎，其交也，如养由基之射，一发一中，百发百中，是何故哉？盖禽兽无生子之心，为阴阳所鼓荡，行乎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遂生乎其所不得不生。
方苞的这种生育理论，虽然另类，却也朴素。但其中的人生意蕴，犹可以叫人想象。果然辜鸿铭感言道：“吾人当求学之时，不可存有国家之念，犹如人欲生子不可存有祖宗之心。”我想起日常而正统的教育，却是要你读书之时，想着要为国家，为他人。这或许于构建宏伟的口号有些好处，但于读书之促进和学问之生成，并不见积极的影响。前些年有人提出“读书为自己”，之中并非全无道理。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其实为己者，并非私利，为人者，亦并非崇高美好。做学问时存有他念，其实是“媚人”而未必真是“为人”。因而无论学问或者做人，私心不可无，因为从此可以完美自身；私利不可有，因为从此会存有他念，而失却了宁静带来的收获。亚当·史密斯《国富论》的个人主义，大概也是这般道理。董仲舒说：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亦为如此。
IV、教育之苦
中国既受西方列强之侵辱，便立志要学西方的先进之处。洋务派习得的是西方的舰炮技术和物质工业，以及与之相配的政治体制。但西方的体制，是与其文明的传统和思维习惯相一致的，按样画葫芦的照搬进来，自然反会坏事。何况中国之观察西方体制，大多是走马观花，并无深入到实质。因此辜鸿铭讽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无非是“出洋看洋画”。制度的习得和建立，毕竟只是表面的文章，要想与中国的文化相合，到底需要照顾本国的文化性格。譬如法律，在中国，便不须在人情之上，否则无以施行。
夫立法远于人情，则必有所不行，而法故在，则必巧为相遁，掩覆之术愈工，交通之迹愈密，而议者且以为令行禁止、中外肃清也。（《政体》）
但教育之能事，便在于它的教化功能。中国并非不重视教育，只是其教育，到了现代，多为时务而累，专格致而轻精神，照搬西方教育之模式而不顾传统之习惯。因而便有了不伦不类的笑话，亦有了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苦楚。
今日大人有三待，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
……
今日官学堂学生之功课，与犯人所作苦功同得一苦字耳。（《大人有三待》）
此种情况，即便当今，亦有如此者。学生的苦，自“废科举，兴学堂”以来，一直是中国教育的尴尬。辜鸿铭坚信的是“精英教育”，一种由中国固有文化及其教育传统所进行的培育机制。他认为曾国藩和张之洞，正是这样的体制下培养出来的精英。教育是为“养士”，而士，按照袁枚说法，却为“尚志”。因此一国之中，士不可多。“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禄之易厚，而用之易当也。”（袁枚《原士论》）辜鸿铭认为在中国，“不患读书人之不多，而患无真读书人耳”。学问之士，大多开学堂、普及教育，结果，“人人欲施教育，而无人肯求学问，势必将来遍中国皆是教育之员，而无一有学问之人”（《读书人》）。我们的教育，大致是要“普及科学知识”，只是这种普及，并不能达到“教化”的目的，顶多是扫除了“知盲”（不能简单的说是“文盲”）。想以知识的灌输来提升国家实力，进而来获取人类生存的意义，到底是难事。这正如将辫子剪掉，以为就可以救国了那般愚蠢。《易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辜鸿铭所崇尚的，大概就是这里的“道”了。
道者，理之全体也；器者，势之总名也。小人重势不重理，君子重理不重势。小人重势，故常以势灭理。君子重理，而能以理制势。（《权》）
忠信、笃敬，是中国的德，亦是理之用；而科学的产品和思想，是西方所长的“势”，或曰“力”。舍理而言势，当然是小人之道了；但“欲以理制势，要必知所以用理”。因此，面对着西方，我们须做的，是“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故有公利私利之说”。
这大约是在张之洞的影响之下，辜鸿铭眼里的中西文化的折衷，也是他眼里的中国教育的方向和责任。(0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