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访美时闹出了一个笑话：他和戴鸿慈被邀请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主持人请他们上台讲演，二位互相谦让，都不愿讲。后来一位讲几句，怕出毛病，赶紧问对方： “这样讲行吗？”两个人一起讲。美国人疑惑不解，第二天问中国留学生：世界各国讲演，均为一个人，为何贵国是两个人一块讲？留学生反应快，现编了一个理由：“在我国一般也是一个人讲，但在最庄重的场合，则是两个人讲，这是我国最古老、最殷勤之大礼，是对加州大学的尊重。”听到这话的人把把话传到了校长那里，校长感动，特地修书一封致谢。
清末两江总督端方，是一位传奇式人物。他的许多故事早被历史的烟云淹没了，只留下慈禧 太后葬礼上的那一幕———他跑去东陵为慈禧送葬的队伍拍照片，触怒了监国摄政王载沣，认为不合章法，遂落了个免职的下场。1911年四川保路风潮渐起，他 在这个多事之秋，被任命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并由湖北率新军一标前去镇压已经如火如荼的保路风潮，在资州（今资中）被起义新军所杀。
现在真正使人们想起他的，倒是他的收 藏，他是本世纪初最负盛名的收藏家之一。
端方（1861—1911）满族正白旗 人，托忒克氏，字午桥，号斋。1882年壬午科举人，捐员外郎，迁郎中，历官陕西按察使、布政使、护理陕西巡抚。1900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到西安避 庚子之乱时，他拱卫周围，鞍前马后，奔忙不迭，遂深得宠信，出入左右，不久就升为湖北巡抚、湖广总督、江苏巡抚，继而又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通商事务 大臣，成为权倾朝野的一员封疆大吏。
北京琉璃厂的老人们传说他原先并不懂得 收藏，在一次非正式的官僚们聚会的场合，人们谈论古董时他也凑热闹，被人讥为“你懂什么！”奇耻大辱，不雪不足以为人生，于是他发愤研究汉民族传统文化， 尤其在陕西任上，大肆收集古董，终于嗜古成癖，一发而不可收，不数年，海内果真刮目相看。
端方聪颖，悟性极高，加上有权、有势、 有钱，又处在陕西，这个号称“一镢头下去，准能刨出件文物来”的地方，天时地利占尽，藏品很快蔚为大观。他收藏的面很广，中国传统士大夫收藏的各种门类， 诸如青铜器、碑刻、古印、古砖、泉范，甚至井栏、田券、坟券，只要有文字、饰纹、有考订价值者，皆兼收并蓄。
《斋吉金录》是他收藏青铜器的著录，共 计448器。其最负盛名的青铜藏品，是一组于1901年从陕西凤翔府出土的商代酒器，共19件（后来也有人考证，其并非全属一组）。这19件宝贝经考证确 定为：父甲觯，父乙（有盖），鼎卣（有盖），青铜禁，妣巳觯，祖癸角，铜勺（6柄，每柄近尺长，勺头为橄榄形，柄上有精美图案），妣巳觚，觯，子执拂，鼎 尊，鼎卣（有盖，高2尺许，方底圆身，有提梁，纹饰极精），父巳尊和牺形爵（有立柱，纹饰极精美）。其中最为稀罕的是那只足有三四尺长的长方形青铜禁。 禁，形制和作用极似一张长方形的茶几，古人在上面再置放其他各式青铜酒器。这套酒器中的青铜禁出土，为有史以来首次发现之禁，举世为之轰动，被端方捷足先 登，收为己有，著录于其《斋吉金录》首卷。出土地点为宝鸡县的三十里斗鸡台。斗鸡台这个地方，历朝历代不知出土了多少文物，是华夏祖先曾经集中居住过的一 方宝地。
可惜这组宝贝在端方死后流入美国，入藏 纽约中央博物馆，这是端方的好朋友、拜把子兄弟、美国传教士福开森干的“好事”。福开森在《斋旧藏古酒器考》中说：“1911年秋革命军起，端方死于四 川，遗产皆在北京，其后人以贫故，不能守，稍稍货其古器物以自给。近年贫益甚，遂以此二十器（后又加入一件觯，计为20件），归于我国纽约中央博物馆，此 1924年春事也。端方所著《斋吉金录》于器之形制、尺寸记之特详，而于其名物，未有详确之记载，犹不免有遗憾……”在运往美国之前，福开森将这组器件逐 一摹拓打印，据器之大小而定纸之长短，一套15幅图，辑成《斋旧藏古禁全器》，郑孝胥题签，影印出版。于是国内大家能见到的，仅此影印纸本而已。后来有人 传出，此套古禁器物，卖了20余万美元，无论在当时或是当今，都不能不算一笔巨额。
端方藏石达643件之巨。年代自汉至 元，范围广于全国各地，形式不仅有古碑、造像、石经、墓志铭，还有泉范、塔记、井栏、田券、造像记等等，并且逐一请人录其碑文、刻记，他本人亲撰考释文 字，编为《斋藏石记》16册。帮他从事这一工程的，是当时知名学者况周颐、李明经和龚锡龄等人。“所录碑文一点半画悉依原字摹拟”，“良宵雅坐，时亦商 榷，是非稽合同异，凡二三月辄自为一跋令录文后，或易旧稿，或出新制，走亻平授简，喘汗相属，盖公政事之余，勤勤著述概如此尔”，当事人龚锡龄如实道出了 当时的合作情景。
据其考证，古之著录金石者，始于欧阳 修，继而有洪适，“爰及近代作者益众矣，然据原石者，仅志郡邑，限于方隅，私家收藏，则皆仅据通行拓本，人间习见，复出盖多，其以一人藏石，都录成书者， 实自公是编始”。于是端方被推为以私家藏石著录碑文的第一人。其所收之古碑、残经，大都为前人所未见，未曾著录者，其史料意义尤为重大。当时端方曾感叹前 人所著录之古碑石刻，今已不为多见，而现时审视端方所集石刻六七百件，今亦不知存者几何，百年风云，是可惧也。
端方自称：“余少稽此业，自为京朝官， 及杖节方州，盖尝物色求，自诡以实验为准，因此，金石之新出者，争以购归余。其旧者藏于世家右族，余亦次第罗。”可见其意气奋发，大有不可一日不言石之意 味。
端方藏石中，有汉代按照日影来测定时间 的测景日晷、延熹土圭，井栏如天监井、涌金井，墓志如皇甫粼、司马景和，古碑如《曹真碑》、《郛休碑》……洋洋洒洒，如山海巨观。
还有《斋藏印》，集历代古印1896 方，大者盈寸，小者如豆，或篆或隶，阴阳交错，亦令人目不暇接。
端方尚有两卷藏砖记，收入的皆为汉代罪 人墓地的砖铭。端氏据此考证，墓志铭在汉代就有了，从而否定了那种认为墓志起源于颜延之之说，批驳了顾亭林源于南朝之说。他认为，汉代连罪人都有了墓志， 况无罪之人乎？
这批汉代罪人墓志，均刻于砖上，如“汉 萧延死砖，章和二年”。端氏著录了该砖的高、宽、厚度，字体大小；又如“汉左章死砖，和元□年九月二十七日，京兆长安左章钳口死在此下”，等等，共计 117砖。每砖均附有考释文字。端氏还从砖文的刻写法，论证了古文字的演变，可见其用功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