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戴上“红顶子”
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从大清国军队中“退伍”了，有点郁闷，却留下了一个后人无法超越的高度：他是在大清军队中职位最高的外籍军官，空前绝后。身为北洋舰队副提督，汉纳根的级别相当于大清国的海军副总司令，而后来奉旨建立新军，如果一切顺利，则相当于大清国的总参谋长。
作为德意志帝国的贵族军官，汉纳根在他的北洋生涯中，充分展现了其耿介、率直、认真、敬业、忠诚、勇敢等个性，如果不是他的金发碧眼以及过硬的军事技能，在那个连曾国藩都要夹起尾巴做人的大清官场，他早就被打入冷宫了。
如今，激流勇退，在对大清官场灰心失望之余，汉纳根并未选择离华回国。毕竟，他已经在中国安家落户，而且，岳父大人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还在大清官场呼风唤雨、炙手可热。
更为重要的是，在为大清帝国贡献多年后，汉纳根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而“关系”正是大清国的“第一生产力”。即使身为军人的汉纳根不懂这些，他的老丈人德璀琳却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德璀琳生于1842年，仅比汉纳根年长13岁。与汉纳根一样，他的家族也是德意志贵族。太平天国动乱时，大清海关逐渐聘用洋员管理，德璀琳就是首批应聘来华的。他从基层起步，升迁很快。大清海关多由英国人控制，其他国家的人士很难得到提拔，德璀琳则是个例外。他很能懂得见风使舵，毫无日耳曼贵族的傲慢，与英国人相处十分融洽，他后来甚至还加入了英国国籍，前后在海关工作近30年，成为海关中资格最老的非英籍“老干部”。
机灵的德璀琳还成为李鸿章的好朋友，有这层关系帮助加上他的干练，他在大清国的官场中顺风顺水，熬到了头品顶戴，并且还获赏罕见的“花翎”，是个“又红又专”的人才。
他和李鸿章的初次相识，是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谈判时。当时，德璀琳担任烟台海关税务司，成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在谈判中，德璀琳协助李鸿章解决了马嘉理（Margary）事件，深得李中堂的赏识。次年，德璀琳调任天津海关税务司，与李鸿章同城办公，两人成了忘年交。在内政外交各方面，尤其一些重大国际事件中，如中俄伊犁交涉（1878年）、中法谈判（1884年中法战争）、中日谈判（1894年甲午战争战争）等，德璀琳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曾经有英国人略带夸张地评论说，德璀琳简直成了中国实际意义上的外交部长。
德璀琳受重用，固然与其能力、性格有关，但也与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平衡术有关。当时，大清国的洋干部队伍庞大，表面看似乎来自五湖四海，其实，还是以英国人为主。尤其在海关中，几乎是英国人的天下。英国人的行政才干，的确将海关建设成为大清国最有效率和最为廉洁的机构，成为最主要和最稳定的税赋来源，但大清政府、至少其中的实力派们，对英国人掌握了如此巨大的权力并不放心、亦不甘心。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就在写给朋友的书信中感慨：“李鸿章一向认为我是他的批评者而不愿我的势力太大，他利用我的属员（即德璀琳）来抵制我。” 1885年，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r）去世后，英国政府想任命赫德为新的驻华公使，李鸿章对此大力支持，他的如意算盘是用德璀琳接替赫德腾出的总税务司职位，但英国方面经过再三权衡，还是放弃了由赫德出任公使的机会，仍然牢牢把住总税务司的位置。
一贯强势的赫德，在德璀琳身上毫无办法。当时海关为了反腐败，规定一人在一地不得连续担任2年以上税务司，但德璀琳却在李鸿章的撑腰下，在天津总税务司任上前后呆了22年。一次，赫德在天津视察时，很为自己那些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下属得意，英工部局董事长却说：“可是，您最好的税务司却是一个过分刚强而又不服从您的命令的人。”这个“最好的税务司”指的就是德璀琳。
业务能力方面，德璀琳的确十分出色。1878年，总理衙门委托海关创办邮政，赫德即指定德璀琳负责，在天津英租界设立邮政总办事处，创办了大清邮政。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枚邮票蟠龙邮票，就是由德璀琳亲自选定的颜色。从1878年到1893年，德璀琳先后10次被推举为天津英租界董事长，在他的管理下，天津英租界大力“经营城市”，大马路、赛马场、市政大厦等先后建成，市政建设日新月异，俨然成为远东的模范城市之一。
德璀琳和美国人毕德格（William N. Pethick），同为李鸿章最重要的外籍幕僚。这两位精通汉语的外国“师爷”，几乎天天能和李鸿章见面，成为李鸿章对外联络的主要渠道。他们两人有并不严格的分工：涉外事务方面，德璀琳侧重工商企业，毕德格则侧重北洋海军；洋干部的管理和联络方面，德璀琳侧重分管欧洲籍洋干部，而毕德格则侧重分管英美籍的洋干部。
德璀琳的卓越表现和深厚人脉，为他赢得了大清政府的广泛赞誉，多次获授勋章，1894年慈禧太后60大寿时，他被赐头品顶戴花翎。
德璀琳一边拼命做官，一边也拼命搂钱。在西方人有关他的报道中，都坚信他是在华外籍人士中的首富、或至少是首富之一。他那富比王侯的起居生活，尤其他女儿出嫁时的奢华婚典，都成为西方报纸和私人笔记中津津乐道的八卦题材。
德璀琳的滚滚财源，主要来自其能充分借用大清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的东风，利用自己丰富的人脉和巨大的权力，无论房地产业、矿业还是服务业，都能抢喝“头口水”，争当“弄潮儿”，跻身大清改革开放中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笔杆子里出黄金？
在德璀琳5个女婿中，长婿汉纳根无疑是最令他得意的，不仅是日耳曼乡亲（他的其他女婿都不是德国人），而且还当到了大清国的海军副总司令，仕途上并不逊色于岳父大人，唯一缺乏的，就是“厚黑学”— 要在大清国混下去，并将官场上的关系转化为经济效益，汉纳根显然还要历练一番。
放下枪杆子后，汉纳根并没有立即下海经商，而是握起了笔杆子，成了媒体老板。汉纳根创办了一张中英文双语报纸《直报》，“直隶之报”的意思。《直报》是继德璀琳的《中国时报》（Chinese Times）之后，天津乃至全中国最重要的报纸之一。
不知道是汉纳根因官场蹉跎而对大清国先进的社会制度怀恨在心，还是德国人与生俱来的思辩天性，汉纳根的《直报》中文版一创刊，就成为反省甲午战争、探讨强国之路的重要论坛。著名思想家严复连续在该报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论诀》、《原强》、《原强续篇》、《辟韩》等五篇论文，猛烈批判君主专制，甚至认为：“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这种对大清国先进而伟大的政治制度进行“恶毒攻击”的言论，就在汉纳根的庇护下，一再地在大清国引发一轮又一轮的舆论地震。吊诡的是，没有任何历史证据显示，向以文字狱和思想钳制为能事的大清，对这样“一小撮”报刊和作者进行了任何形式的整肃或封杀。3年后，在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甚至要将这位攻击君主制的严复请到北京，亲自听取他的变法主张。大清皇帝的政治度量，远远超出了后世读史者的想象，难怪爱新觉罗家能坐了200多年的天下。
严复此人，是汉纳根在北洋时的同事。1880年，当汉纳根开始大建炮台时，严复出任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相信两人在当时应有不少交往。汉纳根放下枪杆子办报，严复这个笔杆子正好有了用武之地。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我们很难了解为什么汉纳根会在退伍后先选择办报，而且还是这种锋芒毕露的政论型报纸。我们同样也很难了解，此前德璀琳与怡和洋行大班笳臣（Alexander Michie，著有《维多利亚时代在华英国人》The Englishman in China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一书，是西方研究中国的重要参考书籍）合资创办的双语报纸《中国时报》，为什么会在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停办。在德璀琳办报期间，汉纳根曾帮助他开办天津印刷公司，印刷《中国时报》，积累了相当的办报经验。
或许，在精明的德璀琳策划下，汉纳根办报本身可能就是一场巨大的炒作：一方面继续推高汉纳根的知名度，另一方面，或许也是另类推销术，向大清国当权者进行文字示威，拉抬自己的身价，为今后获取更大的寻租空间打下伏笔。
可以肯定的是，从此征战于商场的汉纳根，再也没有展现过他在北洋时的雄鹰风采，而在在显露出一个惟利是图、兼以手眼通天的商人本性。
要想富、就挖矿
办报纸这种既“烧钱”、而且总要看领导脸色的勾当，当然不是一门好生意，最多是个跳板。要想富，还是要找别的门道。就在汉纳根彷徨之际，老丈人德璀琳提醒他：凭咱家和中国政府这么铁的关系，搞个批文，弄个煤矿当当煤老板，一准儿就玩成了富豪。
汉纳根依计行事，向朝廷打了个报告，希望能为大清的煤矿事业做点贡献。慈禧太后对于这样的大清功臣，自然要给面子，照准。汉纳根便带着采矿师及中国向导，驮着器械，扛着武器，一头扎进了直隶与山西交界的太行山区，上山下乡，进行实地考察，最后在井陉县东北横西村一带发现了优质煤矿。这期间，汉纳根还牵头成立了“德中工矿协会”（Deutsch- Chinesischen Gesellschaft für Industrie und Bergbau），预备整合各种政经资源。
井陉煤田，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就开始开采煤炭了，到了明代，此地更是小煤窑遍地开花。鸦片战争之后，各路神仙也纷纷利用关系，挤到井陉投资煤矿。汉纳根看中的煤矿，本是当地文生张凤起经营的。1898年，张凤起一路打通了从太原到北京的关系，获得了开矿资格，得到了18亩地的“矿区”开始打井。但这张秀才除了政府公关是强项外，一无资金，二无技术，弄来弄去把个煤矿折腾成了个“烂尾矿”。无奈之下，他只好到天津去找资金和设备，不知怎么的，就找到了汉纳根头上，想引进外资。两人一拍即合，1899年10月，签订了合资开发井陉煤矿的合同，由汉纳根出银5万两，张风起出地18亩，分别报送给德国驻华公使及大清政府审批。
但冗长的审批程序刚启动，就被大动乱所中断。1900年春夏之交，大清的首都北京发生了义和团动乱，中央机关全部瘫痪。汉纳根闲不住，扛起枪杆子，骑马从天津赶奔北京，参加了解救德国使馆的战斗。随后，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但京津之间的电报线都被义和团破坏，修复时缺少绝缘子，又是汉纳根想出了一个绝活：用啤酒瓶代替。他带领奥地利海军分队恢复了电报线，又一次成为有勇有谋的英雄。
德璀琳“空手套白狼”
女婿的煤矿难产，岳父却演绎了一场“空手套白狼”的精彩戏码，不费分文地夺得了开平煤矿的股权。
开平煤矿是大清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其总经理（“总办”）张翼如同其它国有企业的老总们一样，都在租界内安家，不用飘洋过海就享受了外国旗帜的保护。张翼的家就安在天津的英租界内。义和团动乱，京津地区的高官们纷纷躲进租界，张家就收留了好几百人。这张总企业办得不怎么样，却是一位养鸽能手，家底又殷实，鸽子养了不少，每天飞进飞出的。结果，守卫租界的英国军队派大队人马，荷枪实弹地把张家搜了个底朝天，罪名是“疑与拳匪相通”，证据就是“人口众多，迹近埋伏”，外加“信鸽传递消息”。张总平日再横，见了洋人也没奈何，当即被捕，关在英军驻地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 Co）的一个旧厨房里。英国人威胁说要处决他，这令他惊恐万分。
这时，德璀琳很够“哥们”，在张翼被捕次日就赶去“探监”。在他的“多方奔走”下，张翼居然马上被释放了。和死神擦身而过的张翼，自然对德璀琳感恩戴德。作为回报，张翼在牢中写下字据，任命德璀琳“为开平煤矿公司经纪产业、综理事宜之总办，并予以便宜行事之权。听凭用其所筹最善之法，以保全矿产股东利益”。同时被任命为总办的，还有开平煤矿的美国籍技术顾问兼英国墨林公司(Bewick, Moreing & Co）的驻华代表胡华（Herbert Clark Hoover）。此胡华并非他人，乃是日后堂堂的美利坚合众国第31任总统，我们更为熟悉的是他的另一中文译名“胡佛”。
在张翼看来，德璀琳劝说他将矿山挂靠到英国名下，只是避免矿山被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侵占或破坏的一次“护矿行动”。其实，这正是英国人精心导演的一出双簧，军方唱红脸，德璀琳和胡佛唱白脸，目的就是谋夺矿山。
张翼出狱后，又给德璀琳正式下了两份札书，提出广招洋股，要把开平矿务局与墨林公司联办，由德璀琳全权处理。
一周之后，德璀琳代表开平矿务局，胡佛代表英商墨林公司，在汉纳根和一位英国律师的见证下，在塘沽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墨林公司其实也是家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拿到股权后，又转手卖给了国际投资公司“东方辛迪加”，于1900年底组成了“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并且在英国进行了注册，承接了开平矿务局的全部产权。至此，大清国的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走向世界的跨国公司”，而北京的衮衮诸公们还蒙在鼓里。德璀琳在这次交易中，收获很大，成了新的合资公司的顾问，年薪1000英镑，还得到了 5000股股票，每股1英镑。
但合约上毕竟只有德璀琳的签名，英国律师担心这个法律上的瑕疵有可能演变为大问题，因此，建议“东方辛迪加”及墨林公司要拿到张翼的直接签名。为补这个漏洞，英国方面又起草了“移交约”，照旧由德璀琳去逼请张翼签字画押。英国方面将价值110多万英镑的矿山净资产（根据胡佛的考察报告）折合为16.5万英镑，再折合为37.5万英镑的股票，而新公司设定的股本金为 100万英镑，这样，英方便取得了62.5%的控股权，而其并未投入任何实际资本。
张翼一看，大惊失色，才醒悟过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挂靠到英国名下的“护矿行动”，而是巧取豪夺，要把巨大的国有资产拱手让给外人，其中，光是地皮就有10多万亩，还包括大量的已经建成的铁路。张翼既担心上面要追查责任，不如隐瞒下去，又看到英国人给他提供了“终身为华部督办”的个人好处，架不住德璀琳和英国人的威胁利诱，半推半就地在“移交约”上签了字。英国人终于如愿拿到了开平煤矿。
这一“空手套白狼”，毕竟不是光彩的事情，连作为中间人的胡佛，也不敢声张，日后在竞选美国总统时，成为政敌们攻击他品德有问题的主要依据。
稀里糊涂丢失了巨额国有资产的张翼，只好欺上瞒下，打报告说是为保矿，才将开平煤矿置于英国旗帜保护之下，已经加招外国商股，实行中英合办，中外职员都享有平等权利，一切成规和租税都没改变，矿区还悬挂中英两国旗帜。总之，是要朝廷放心，国有资产很安全。
英国人拿到控股权后，立即派兵进入矿山，站稳脚跟后，却将大清的黄龙旗扯下，只升英国旗，中方员工也相帮着隐瞒朝廷。但1902年11月16日，滦州地方官带兵前往开平煤矿缉私，才吃惊地发现龙旗已不在井架上飘扬，立即上报，并与开平煤矿的顾问德璀琳交涉。次日，清军专门护送龙旗，赶往煤矿举行了升旗仪式。另外，根据美国的文献记载，则说是为了庆贺慈禧太后生日，开平煤矿的中国管理人员自发要升龙旗，和英方发生冲突。总之，中国人在开平煤矿上升起了龙旗，引发了英国领事的抗议，闹到直隶总督袁世凯那里。老袁对英国人的行为自然大不以为然，及至看到英国人拿出完整的合同，才发现这家国有企业早就被当家人私下送给了英国人，成了不折不扣的外资企业。
被震怒的清政府，将张翼革职留用，并命他追讨流失的国有资产。张翼无奈，只好打起了洋官司，甚至越洋赶到英国去。有意思的是，当初将他推入陷阱的德璀琳，此时又成了他追讨股份的顾问，继续收取顾问费，两边通吃，而这时，开平煤矿的总办，正是其四女婿、英国人纳森。洋官司在伦敦打到最后，不了了之，清政府见收回矿山无望，便只好在边上再开一个滦州煤矿，“以滦制开”。而德璀琳在开平煤矿的秘密收入被赫德发现后，成了逼他离开海关的最好借口，此时，李鸿章已经去世，德璀琳失去了靠山，加上开平煤矿的勾当也的确有点丢人，只好卷铺盖开路。
汉纳根大发黑金财
德璀琳在忙着设“仙人跳”忽悠大清国有企业时，他的女婿汉纳根也终于盼来了好消息。
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带来的混乱平息后，1902年，大清路矿总局终于批示，要求张凤起、汉纳根10个月内将勘探矿藏详细情况上报。汉纳根组织人马探明，矿区内煤蕴藏量居然高达3亿吨。1903年，路矿总局批准张凤起和汉纳根的开矿申请，“井陉县煤矿局”便正式成立了，当年11月举行了开工典礼，随即开凿南井。
其实，汉纳根也想玩回“空手套白狼”，自己没有资金，钱都是德华银行出的。两年半后，1905年的6月，井陉煤矿正式出煤，8月又开始开凿北井。就在这黑金滚滚而出时，张凤起的股份便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 “收归国有”，张秀才关系再硬，也不敢对老袁使横，只好认栽。汉纳根的合作伙伴就成了大清政府，1908年挂出了新牌子“直隶井陉矿务局”。
早先张秀才拿下井陉矿开采权时，边上也有一帮当地猛人开办了华丰矿，两家紧挨着，天天闹。官司后来进了衙门，领导们一看，井陉矿这边有个外商参乎着呀，而且汉纳根的关系直通中南海，腰杆粗多了，两相权衡，华丰矿便被限定了开采范围，因地下渗水严重，一直很不景气。
汉纳根的煤矿经营没多久，大清国便没了，一帮大清的权贵们铰掉辫子、穿起西装粉墨登场，成了新造民国的元勋。那都是汉纳根的老关系，而此时的汉纳根早被中国特色的官场文化和商场文化和平演变，把政治经济学玩得如火纯青。为打通关节，汉纳根起用大总统徐世昌之弟徐世纲为售煤处买办。尽管徐世纲业务能力很弱，但却为汉纳根铺平了不少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汉纳根当年的学生黎元洪，一不小心混上了民国副总统乃至大总统，对这位德国老师十分关照。当时，汉纳根在娘子关附近开设了许多小煤矿，但由于交通运输问题，原煤不能及时外运，导致资金周转不灵，亏累严重。就在汉纳根谒见黎元洪两月后，一条以娘子关为起点的轻便铁路就宣告竣工了，井陉煤得以源源运出。
徐世纲有关系而不会经营，这其实不难，汉纳根便到人才市场挖掘。后来的天津卫闻人、天津劝业场的老板高星桥，就在这个时候脱颖而出。高星桥家世代铁匠，祖籍江苏南京，祖父一代迁来天津，其父兄技艺精湛，据说曾为太平军打造刀剑，也为端王府仿造过左轮手枪，黑白通吃的。父兄死后，高星桥一开始很落魄，靠在天津河东新货场偷煤度日。后来他在铁路上当了司炉工，进了工人阶级，再后来又应聘进入井陉煤矿，当了一名司磅员。小高人聪明，又勤奋，不久就掌握了德语，被老板汉纳根看中，任命为保定售煤处经理，负责井陉煤炭的销售。在高星桥的经营下，井陉煤销路大增，汉纳根的煤矿此时才真正变成了“黑金矿”，财富滚滚而来，富甲一方。
红楼一梦都成空
井陉煤矿令汉纳根成为中国的富豪之一，人们都尊称他为“韩大人”。他雇佣了大量仆役，生活的奢华堪比王侯。他的北戴河别墅，至今都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现北戴河保四路 7号），占地1100多平方米，距海滩不到百米，有20个房间，从南面和西面看为二层，从东面和北面看是三层，底层是宽敞的地下室，向东的一面有一排颇有气势的拱形门洞。该楼的框架四边都是经过精细加工的花岗岩石块，有的石块上还雕有特殊的标记。
在八国联军的德军队伍中，有个二等兵威廉•起士林（William Kiessling），是个著名的糕点师，据说在蛋糕上用奶油画图案就是他发明的，他因此成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御厨。1896年李鸿章访问德国时，他就曾经献艺，遗憾的是，当时已过古稀的李鸿章为了养身，出访只吃私厨提供的食物。估计年轻的起士林厨师，就是在那时引起了作为李鸿章全陪的汉纳根的关注。
汉纳根得知了起士林随军在华的消息，立即资助他开了一家西餐馆，这就是日后成为中华老字号的“起士林西餐馆”。在汉纳根和高星桥的介绍下，起士林还承包了津浦铁路线上的面包供应，名声也传遍中国各地。
每当汉纳根来起士林就餐时，只要汽车喇叭一响，起士林就会立即带领全体员工到店外站队迎接，亲自侍候。
德璀琳与汉纳根在中国享受了很多年的荣华富贵，1913年1 月，德璀琳在天津去世，当时《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发表评论：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他在华北占有如此优越而又如此有威力的地位，以致我们不可能在想到天津时而不想到他。
德璀琳比汉纳根幸运，他死得正是其时，没有看到其家族随后的迅速衰落。德璀琳死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汉纳根受到了致命的冲击。作为德国贵族，汉纳根是爱国的，他在天津为德军购买了大量军用物资，并召集德侨为战争捐款。据说，他曾用木牌制作成德军形象，分黑、白、黄三种颜色，请德侨们将铜钉钉在不同的牌上，黑牌上每一钉代表捐款10马克；白黑牌上每一钉代表捐款100马克；黄黑牌上每一钉代表捐款1000马克。很快，黑、白牌上布满了铜钉，而黄牌上则寥寥无几。汉纳根十分生气，自己拿起铜钉，将黄牌钉满，结果令自己的财产丧失殆尽。这当然是无稽野史。
汉纳根的真正败落，是源于国际政治。中国政府宣布参加协约国，对德国宣战，汉纳根则成了敌侨。他虽动用了所有关系，想保留自己和德璀琳家族在中国的所有财产，但最后均被没收，井陉煤矿也被“收归国有”，汉纳根则于1918年被遣送回国。
这时，在清政府手中被汉纳根打败的竞争对手华丰矿，则开始复活。该矿老板们将段祺瑞弟弟段祺勋拉进来当大股东兼总经理，华丰矿也改名为正丰矿。等到汉纳根成了敌侨后，正丰矿便强行越过了当年的边界线，大肆扩张，开凿新井，从此兴盛起来。五四运动中被当做卖国贼的交通总长曹汝霖，下台后就到正丰矿担任董事长。
回到德国的汉纳根十分消沉，靠回忆中国故事度日。风头过后，1920年汉纳根回到中国，经黎元洪总统的关系，于1922年10月重新获得井陉煤矿四分之一股权，预备着“二次创业”。但半年后，黎元洪再度下台，汉纳根没有了靠山，而曹锟为了贿选总统需要巨款，采纳了直隶省长王承斌的意见，将井陉煤矿“收回国有”，采出的煤炭全部折价出售，筹措贿选经费200万元。
汉纳根成了“无产者”，生活来源无着，又不愿回到他其实并不熟悉的德国，只好变卖德璀琳的遗产。这时，他当年所帮助的高星桥和起士林，都给予了他很大的支持。高星桥因为听取了汉纳根的建议，在北戴河作了大量地产投资，在石家庄也有日产四十吨的焦炭厂，并涉足百货零售业，兴建了当时北方最大的劝业商场，成为华北的大富豪。他慷慨地给予汉纳根经济支持。已经打造了中国最佳西餐品牌的起士林，也同样给了老朋友送钱送物。因此，汉纳根依靠救济和变卖，依然过着奢华的生活。据说，黎元洪下野后，就在天津与汉纳根比邻而居，两人经常在德租界海滨街（今台儿庄路）身着华衣、并肩骑马，路人纷纷侧目。
1925年初，汉纳根因患食道癌而去世。仗义的高星桥根据他的遗愿，购买了一口水晶棺材，将他送回德国安葬，并送给他的遗孀10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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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纳根死后，德璀琳-汉纳根家族在中国的财产彻底灰飞烟灭，“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他们的财富故事，成为津门茶馆中的谈资；
德璀琳一手参与的开平煤矿，一直被国有企业滦州煤矿“死磕”，大打价格战，两败俱伤，到了民国手中两矿合并，继续“中英合资”；
汉纳根的遗孀带着孩子们回到了德国，三年后（1928年），他的长子达第再度来华，在德商礼和洋行进口部任职，却因到大西北探宝而失踪；
井陉和正丰两个煤矿，在汉纳根死后15年，被汉纳根痛恨的日本人合并，从此不断在新主人手中交替着，至今仍是十分重要的煤矿；
汉纳根死后73年，德国出版了他的书信集《中国书简：1879 – 1886》（Briefe aus China. 1879-1886），收录了他第一次来华期间所写的124封书信，其中大量的是与他的将军父亲探讨如何加强中国的国防；
至今，德璀琳-汉纳根家族留在北戴河的别墅，还立在大海边上，继续听着潮起潮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