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雍正上谕吕留良怎么得罪了圣祖皇帝在天之灵，而落致戮尸枭首的下场
上谕：我朝肇造区夏，天锡人归，列圣相承，中外景从。逮我圣祖仁皇帝，继天立极，福庇兆民，文治武功，恩施德教，超越百王，亘古罕有。此普天率土，心悦诚服。虽深山穷谷，庸夫孺子，以及凡有血气之伦，亦莫不尊亲者。讵意逆贼吕留良者，悍戾凶顽，好乱乐祸，自附明代王府仪宾之孙，追思旧国，愤懑诋讥。夫仪宾之后裔，于戚属至为疏贱，何足比数。且生于明之末季，当流寇陷北京时，吕留良年方孩童。本朝定鼎之后，伊亲被教泽，始获读书成立，于顺治年间，应试得为诸生。嗣经岁科屡试，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盗窃虚名，夸荣乡里。是吕留良于明毫无痛痒之关，其本心何曾有高尚之节也。乃于康熙六年，因考校失利，妄为大言，弃去青衿，忽追思明代，深怨本朝，后以博学宏词荐，则诡云必死；以山林隐逸为荐，则剃发为僧。按其岁月，吕留良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矣，乃始幡然易虑，忽号为明之遗民，千古悖逆反复之人，有如是怪诞无耻，可嗤可鄙者乎？自是著邪书，立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其实不过卖文鬻书，营求声利，而遂敢于圣祖仁皇帝任意指斥，公然骂诅，以毫无影响之事，凭空撰造。所著诗文以及日记等类，或镌板流传，或珍藏秘密，皆人世耳目所未经，意想所未到者。朕翻阅之余，不胜惶骇震悼。盖其悖逆狂噬之词，非惟不可枚举，抑且凡为臣子者，所不忍寓之于目，不忍出之于口，不忍述之于纸笔者也。今姑就其中数条，略为宣示内外诸臣，庶天下后世共知其张，感愤之荒唐，犬吠狼嗥之忿戾。自生民以来乱臣贼子，罪恶滔天，奸诈凶顽，匪类盗名理学大儒者，未有如吕留良之可恨人也。
【译文】
皇上谕旨：我朝建国统一中华以来，秉受天命，人民归心。几代皇上继承大统，受到中外景仰拥护。到了我圣祖仁皇帝（康熙）的时候，继承天命而登上皇位，为亿兆人民降下了福泽，无论在文治或武功方面都取得巨大的成绩，给百姓带来恩惠和用礼义道德教化百姓，都超过了历史上所有君王，实在是自古以来罕有的圣明君主。所以整个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不心悦诚服的人。即使在穷乡僻壤的深山中，普通百姓以至小孩，以及有点血气的人，都没有不敬服皇上的。却不料逆贼吕留良这人，性情隐暴顽固，嗜好制造祸乱。自称是明代王府仪宾的族孙，怀念过去的明朝，而满怀怨恨的诋毁我朝。这仪宾的后代，从与明朝皇族的亲戚关系上来说，是非常远的，算不得什么。况且吕留良出生于明末，当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吕留良还不过是个小孩子。我朝建国以后，他受到我朝的哺育恩典，才得以读书成人，顺治年间参加考试，获得了秀才身份。
以后经过多次的岁考、科考，他仗着自己小有文才，常常考得优等，才借此获得了一些虚名，以此为资本来夸耀于本乡地方。以此看来，吕留良和明朝的关系，实在毫无痛痒，而他本身的经历，也说不上有什么保持明朝遗民的高尚气节。只是到康熙六年，他因为考试失利，才狂妄地口出大言，抛弃秀才身份，忽然思念起明朝，而埋怨我朝起来。后来地方官又用“博学宏词”来推荐他到京师，他用寻死来吓人；把他作山林隐逸来推荐，他便削发去当和尚。如果按他生平岁月来算，吕留良身为本朝秀才达十几年之久，却以忽然转变思想，自称起明末遗民起来，真是自古以来悖逆反复的人，也没有他这样怪诞无耻的说法，实在是可鄙可笑之极！自此以后，他便著作荒谬的书籍，宣扬忤逆的言论，达到丧心病狂、肆无忌惮的程度。
其实他不过是卖文卖书，追求名利罢了，而竟敢以此来对圣祖仁皇帝任意攻击，公然谩骂诅咒，用根本没有的事，凭空捏造。他所著作的诗文以及日记等，有的刻版印成书四下流传，有的则秘密保存手稿，他记述的都是世人所没听到过没见到过的，是人们所意想不到的。朕翻看他这些著作，不胜惶恐震惊。因为他这些著作当中，悖逆狂噬的言论，不但不胜枚举，而且凡是作为臣子的人，都不忍看在眼里，不忍说出口去，不忍用笔写到纸上的。现在姑且把其中几条，略略摘出来宣示给京师和各地方的各位臣子，以便天下和后世都能知道他嚣张的程度，愤慨他的荒唐，认识他犬吠狼嗥的暴戾。自从有人类以来的乱臣贼子当中，罪恶滔天，奸诈隐顽的坏人，而假冒理学大儒的，从来没有像吕留良这样可恨的人！
【原文】
其文集有云：“德以后，天地一变，亘古所未经”。又其行状云：“有故人死于西湖，为位以哭，坏墙裂竹，拟于西台之恸。”
又云：“将以小庄为桃花源，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人。”
又云：“遂削发为僧，苟延性命。”
又辞山林隐逸之荐，答友人书云：“有人行于途，卖饧者唱曰：破帽换糖。其人急除匿，已而唱曰：破网子换糖。复匿之。又唱曰：乱头发换糖。乃惶遽无措曰：何太相逼！留良之剃顶，亦正怕换糖者相逼耳。”
又示诸子戒庆生辰云：“如其有重于生也，则偷息一日，一日之耻也。世有君子曰：夫，夫也，何为至今不死也。则其谬严于斧钺，又何庆之有？使以辱身苟活者为庆，将置夫年不满三十，义不顾门户，断飞首，以遂其志义者于何地也。”
又日记内诗句云：“若论五百年间事，紫色蛙声总正传。”
又云：“麻喇吉出城，送者填塞，饥渴易为饮食如此，观我民狼狈不知所归，可怜可痛也。”
又云：“李雯，华亭人，甲申后入北幕，《与史道邻书》及《下江南诏》皆其笔也。中有‘六合一而泰阶平，礼乐兴而干戈息’之句，人传嗤之。”
又云：“沈天彝为其妹求旌贞节，且云其尊公弃车先生遗命，不请有司之旌。予曰：‘尊公之识高，其命正当尊也。’弃车先生遭变后十余年，闭门不见宾客，颠毛全好，天彝忽以酒灌醉，尽髡之。醒为号痛而已。所著述将及栋，天彝尽取焚之，恐其有刺触累己也。嘻，亦异矣！”
又祭友人云：“斯文将丧，逆天者亡，顾我逆天，死反得后。”等语。此即其梗化不臣，明目张胆，指我朝为闰统，托吠尧以自文者，皆此类也。夫吕留良食本朝之粟，履本朝之土，且身列胶庠，深被本朝之恩，何得视如仇敌，而毫无顾忌，普蜂蚁之不若乎？又文集有云：“人心恶薄日甚，即杀运所开，聊避睹闻，窃恐不免。”
又日记云：吴三桂乞撤之语，甚有愤懑不平之气。三桂老不足虑，其下恐未必安。”
又云：“滇中于甲寅元日寅时即王位，取四寅也。今按其时正彼中日食云。”
又云：“董允出其新作，乃《平平凉颂》也，予不看，曰：先须改题目，去首字改颂作叹。”
又云：“闻吴三桂死，有吴国贵者立，清遣人往讲，割云贵罢兵。”
又云：“闻闽乱为范承谟激成，承谟亦死于闽。”
又其行状内云：“夙兴夜寐，终日乾乾”等语。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平日之谓我朝皆任意指名，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至于与逆藩吴三桂连书之处，亦曰“清”，曰“往讲”，若本朝于逆藩为邻敌者然，何其悖乱之甚乎！且吴三桂、耿精忠乃叛逆之贼奴，人人得而诛之，吕留良于其称兵犯顺，则欣然有喜，惟恐其不成；于本朝疆域之恢复，则怅然若失，转形于嗟叹。于忠臣之殉难，则污其过失，且闻其死而快意；不顾纲常之倒置，惟以助虐迎寇为心；不顾生民之涂炭，惟以兵连祸结为幸。何吕留良处心积虑，残忍凶暴之至，此极也。且乾乾夕惕，《易经》传注，皆以为人君之事，而其子孙公然以加吕留良之身，不更肆且妄乎？
【译文】
他的文集里说：“自南宋恭帝德年以后，天地就来了一个变化，是自古以来没有的。”
另外，他在一篇记述他一生事迹的行状里说：“有个故旧朋友死在西湖，他便设下这朋友的牌位，祭奠哭泣，手中拿竹酌敲打干墙壁，以至墙坏竹裂，他把这比作元朝谢翱在西台痛哭文天祥一样。”
又说：“要把自己住的小庄园作为桃花源，作不知道有汉朝，更谈不上知道魏、晋的人。”
又说：“遂剃去头发当了和尚，以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命。”
他又推辞掉地方官把他当作山林隐向朝廷的荐举。他在回答友人的书信里说：“有一个人走在路上，遇见一个卖麦芽糖的吆喝：‘破帽子换糖！’那人急忙把帽子藏了起来，不一会，卖糖的又吆喝：‘破网子换糖！’他又急忙把发网去掉藏起来。一会卖糖的又吆喝：‘乱头发换糖！’那人手脚失措地说：“为什么这样逼我呀！”
留良所以把头发剃光当和尚，正是怕换糖的逼迫我呀！”又告诉几个孩子制止他们给自己庆贺生日说：“如果有比活着更重要的事，那么苟安偷生一天，就增加一天的耻辱。世上有道德君子，称之为丈夫，为什么他不去死呢？那么他受到的侮辱比受刀斧砍杀更难受，又有什么值得庆贺？如果为受着侮辱而苟安偷生的人去庆贺生日，那么又把年龄不到三十岁，为了大义不顾家庭，不怕砍断脖子杀掉头颅，以遂自己志愿和道义的人放到什么地位去呢？”
又在日记里写的诗句说：“如果要评论五百年以来的时事，披着紫袍的青蛙也鸣叫着自己是正统了。”
又说：“麻喇吉（清初抚蛮荡寇将军兼广西巡抚，今译为麻勒吉）出城的时候，为他欢送饯行的人把道路填满了。转眼间，饥渴变成了饮食，百姓的态度变得竟如此之快。看他们惶惶不知何去何从的样子，真是令人可怜可痛呵！”
又说：“李雯是华亭（今上海松江）人，甲申年（公元年）后到北军中作幕僚，《与史道邻（即史可法）书》和《下江南诏》都是他写的，其中有‘天地四方融合而天下太平，礼乐兴盛而战争平息’的句子，人们传看后都嗤之以鼻。”
又说：“沈天彝打算向官府申报他妹子的贞节，想请求立牌坊表彰。但又说他父亲弃车先生有遗嘱不让向官府申请旌表，而犹豫不决。”
我说：“您父亲的见识是很高的，他的遗命是应当遵守的。”弃车先生自朝代变更以后十几年，关着大门不见客，头发生长得很好。有一次天彝把他灌醉，趁机把他的头发剃去，弃车先生醒来以后，只好痛哭流涕而已。弃车先生的著作手稿堆积得快要碰着屋梁了，天彝尽数把它烧光，恐怕其中有讳碍的语言连累自己。哈哈，也是件怪事！”
又祭吊朋友的文章里说：“读书人将要丧亡，违背天意的就得死去，而我就是违背天意的，反而死在后边”等等的话。这都是他顽固不化，不肯臣服我朝，明目张胆地攻击我朝不是正统而是闰统”依赖桀犬吠尧来作文章，都是这类东西。这个吕留良吃的本朝给的饭，生活在本朝的土地上，而且身为学校的秀才，深深受到本朝养育的恩德，为什么却把本朝看成仇故，而毫无顾忌地攻击，连蜜蜂、蚂蚁都不如呢？他的文章里又说：“人心险恶轻薄一天比一天厉害，这就开启了杀运，虽然有意躲避视听，我认为恐怕也难以避免的。”
又说：“吴三桂曾要求清兵撤退到关外等话，很有些气愤不平的样子。虽然吴三桂已年老不足忧虑，但他的部下恐怕未必能安心。”
又说：“吴三桂在云南，于甲寅年元旦寅时登基称帝，是取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四寅交会的吉利。今考查这时正是出现日蚀的凶象。”
又说：“董允拿他的新作文章来请我指教，题目是《平平凉颂》我根本不看，说：应先把题目改一下，去掉第一个字，把颂字改成叹字。”
又说：听说吴三桂死后，有个吴国贵族继承他的王位，清朝派去给他讲，把云南、贵州一带地域割给他，双方停战。”
又说：“听说福建耿精忠反清暴乱，是福建总督范承谟激起来的，后来范承谟也死在福建。”
他的一生行述里还说：“早起晚睡地勤劳，终日自强不息”等话。凡是普天下的土地，没有一块不是属于君王的，凡是生活在中境内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是君王的臣下。吕留良靠我朝恩惠和土地生活，才建立起他的家园，养育他的子孙有好几十年，可是却不懂得中华大统一的道理，平常称呼我朝任意指名，或叫“清”，或叫 “北”，或叫“燕”，或叫“那边”。至于遇到本朝和叛逆的藩王吴三桂连写的地方，也称作“清”称“往讲”，好像本朝和逆藩是相邻的敌国一样，真是违背道理到极点了！况且吴三桂、耿精忠乃是叛逆的贼臣，人人都想捉而杀之，而吕留良对他们兴兵叛乱则十分高兴，惟恐他们失败；对于本朝收复了疆土，便惆怅得好像失去了什么，愁眉苦脸地叹息。对于殉难的忠臣，便去污蔑他们的过失，并且因听到他们死亡而心中高兴；不顾纲常伦理的颠倒，惟以助纣为虐，迎合叛贼为心愿；不顾天下百姓生灵涂炭，只希望天下大乱打起仗来就好。怎么这个吕留良存心思虑，残忍凶暴到了这种地步。况且表示日夜勤劳的“乾乾夕惕”这句成语，在《易经》的注解中，都解释为指君王治理天下的勤劳，而吕留良的子孙，却把这句话公然用到吕留良身上，这不更是放肆和狂妄吗？
【原文】
又云：“永历帝被执时，满汉皆倾心，东宫勒马前行，以鞭梢东指，则东边满汉兵皆跪，西指则西跪。弑之日，天地晦霾，日月失光，百里之内，凡关壮缪庙皆被雷击”等语。
查伪永历朱由榔本窍立于流寇之中，在云贵广西等处，其众自相攻剽劫夺，贻害民生，后兵败逃窜缅甸。顺治十八年，定西将军爱星阿领兵追至缅城，先遣人传谕缅酋，令执送朱由榔，否则军临城下，后悔无及。大军随至城下，缅人震惧，遂执朱由榔献军前，杀伪侯王维恭等一百余人，于是全获朱由榔眷属以归。此永历之实迹，乃中外人所共知者。朱由榔穷蹙无归，为我朝满汉大兵所共擒，岂有擒寇贼之人，转于其马前行跪之理乎？其时之汉人兵丁，亦耻而不为之事，况于满人乎！此等瞽说，荒唐鄙谬，无中生有，不知何自而来也。至云关壮缪庙皆被雷击，尤为荒诞之甚。朱由榔之死，实系上天诛殛，而人力岂能强为耶！关圣帝君与雷神皆为奉天司命之正神，何以有凡关庙皆被雷击之事？于理亦甚为不顺。
且本朝用兵以来，事事皆仰荷上天眷佑之恩，百神呵护之德。即如我兵之守永兴也，士卒不过千人，贼以重兵相攻，势甚危急，蒙真武之神，显化神兵，布满岩谷，狂寇寒心褫魄，众遂溃逃而散。此有御制碑文，详纪其事者。其克复云南城也，则有金马飞腾之兆，而逆寇即日荡平。此皆见之志乘，万目共睹之事，天下所共知者，然此不过举一二事而言，其它不可枚举，吕留良独闻之乎？总之，逆贼吕留良，于本朝应有征应之事迹，则概为隐匿而不书，而专以造作妖诬，欲快其私愤。伊之妄诞伎俩，能逆天乎？
【译文】又说：“南明的永历帝被擒获的时候，满汉官兵都对他十分景仰，东宫太子骑在马上前行，用鞭梢往东一指，东边的满汉兵都跪下去，往西一指，西边的满汉兵也都跪下去。杀朱由榔那天，天地阴暗，日月无光，一百里以内，凡是关帝庙都遭受雷击”等话。考查朱由榔经历，他是在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在南方乘机自立为王的，盘踞于云南、贵州、广西等地，他们那一伙人内部，互相攻打抢夺，为害百姓，后来兵败逃窜到缅甸。顺治十八年（公元）时，定西将军爱星阿领兵追到缅甸，先派人传告缅甸国王，命令他把朱由榔擒送到兵营，否则就要兵临城下，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我朝大兵随着便到了缅京城下。缅甸人大为惊惧，便把朱由榔缚住，献到大营，又杀了朱由榔部下的侯爵王维恭等一百多人。于是我军便把朱由榔和他的家属全部擒获班师回国，这是南明永历王朝结局的事实，是中外人士都知道的。朱由榔急迫到无地可去的地步，而被我朝满汉大兵擒获，岂有擒贼的人，反而在贼人马前跪下的道理呢？当时的汉人兵丁也不会干这种羞耻的事，何况潢洲兵丁！这种瞎话，实在是荒唐浅鄙，无中生有，真不知是从哪里传来的。至于说关帝庙都被雷击，尤其荒唐得很。
朱由榔之死，实际上是上天注定了他必然要被杀，这不是人力所能强行去做的。关圣大帝和雷神，都是奉天帝命令掌管职责的正神，怎么能有凡是关帝庙都被雷击的事，这在道理上也讲不通。况且本朝自从兴兵来，事事都得到上天的保佑的恩惠，一切神灵都对我朝有袒护的恩德。比如我兵保卫永兴县城时，只有守兵不过一千人，而贼兵有重兵来攻，形势十分危急，这时受到真武大帝的显灵，点化出了无数神兵，布满山谷，使贼寇心寒魄散，遂即纷纷溃逃。有皇上亲自写的御制碑文，详细地记述了这事。又有克复云南省城时，则有金马飞腾的吉兆。而贼寇当天就被荡平了，这事都记载在志书里面，是万人亲眼所见，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实。但这也不过是略举出一二件事作例子来说，其它的事多得无法枚举，难道只有吕留良一个人没有听到过吗？
总之逆贼吕留良，对于本朝的一切祥瑞征兆的事，一概隐藏而不记，而专门在书上传播那些谣言和攻击的话，打算发泄他的私愤。他这种荒诞和狂妄的伎俩，难道能逆转天运吗？
【原文】
又文集内云：“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等语。夫明末之时，朝廷失败，贪虐公行，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至于流寇肆毒，疆场日蹙，每发糜饷数百万，悉皆出于民力，乃斯民极穷之时也。我朝扫靖寇氛，与民休养，于是明代之穷民，咸有更生之庆。吕留良岂毫无耳目，乃丧心昧理，颠倒其说，转言今日之民穷乎？况逮我圣祖皇帝爱育黎元，海内殷庶，黄童白叟，不见兵革，蠲租减赋之政，史不胜书。民何由而穷，至为羲皇以来仅见之穷乎？试问之吕留良，如我圣祖皇帝六十余年，久道化成，休养生息，物阜民安，内外升平，兆民乐业，即自羲后以来，史册所纪屈指而数。蒙上天之眷佑，可以比并我朝之盛者，果可多得乎？而乃云：“羲皇以来未有之穷”，不太甚乎？即如吕留良怀不逞之心，动云万金结客，而其刊刻我朝时文，货卖牟利，富仍不赀。观其日记所载米盐琐碎，算及粪壤，营营求财之心，惟日不足，尚得谓之穷乎？又日记内云：“四月末京中起怪风三日，其色大红，著人面皆红。”
又云：“石门镇堰桥水忽立二丈许，舟中芦席，有飞至南高桥，复还原舟者。”
又云：“有大星如碗，后有细星随之，如彗。”
又云：“十二月二十九日夜雨甚大，然大电，随发震雷，甚响而长，不知明年作何运数耳。”
又云：“初五日午后，日光磨荡，有黑日如斗状。”
又云：“日有三枚，日旁有一差小者，色白不甚动；白日旁又一小者，色赤而动甚。”
又云：“河南郏县有凤至，百鸟朝会数日。有二赤鸟，长丈许，以身蔽凤，凤身五色陆离，鸣如箫韶。邑人怪之，驱牛厌胜，牛俱股栗不前。路上死鸟甚众。又有死金色鲤，狼藉地上。时予作《凤砚铭》云：‘德未尝衰，尔或不来，善以道鸣，必圣人生。’而忽闻此，又一异也”等语。凡此毫无影响，妄捏怪诞之记载甚多。总由其逆意中幸灾乐祸，但以捏造妄幻，惑心观听为事。其荒诞不经，皆不顾也。夫灾亦古所时有，上天垂象，原以儆戒人君，令其修省进德，未有事不实而可以为鉴者也。若如吕留良之记载，一一皆虚，天地间未有之事，何以示儆于将来？假使传诸后世，以捏影捕风之语，或信为实有之事，必以从前太平盛世，尚有如此非常奇怪灾异，倘遇日月星辰水旱之变，必轻忽为无关于治乱，而漫不经心，其所以启后世人君之怠玩者，其罪不可胜数矣。
【译文】
又如他的文集里说：“今天百姓的穷困，是自上古羲皇以来所仅能见到的”等话。自明末的时候，朝廷政治腐败，贪污枉法公开盛行，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以致引起流寇猖狂，战场形势日益紧迫。每年都要花费军饷几百万两银子，这都是从百姓手中搜刮得来，这时才是百姓极其穷困的时候。我朝扫清了流寇，使百姓得到休养生息。于是明代的穷苦百姓，才都得到更生的喜庆。吕留良怎么没有一点眼见耳闻，以至于这样丧心昧理，颠倒黑白，反说今天的百姓穷苦呢？况且到我朝圣祖康熙皇帝，十分爱护黎民百姓，国内殷实富庶，从黄毛小童到白发老翁，一辈子没遇到战乱，又有减免租税的政策，史书都记载不下了，百姓又能因为什么而穷困，甚至被说成自上古羲皇以来绝无仅有的穷困时代！试问吕留良，像我朝圣祖在位六十多年，成功地用道德教化百姓，使他们得以休养生息，物产丰收人民安乐，国内外一派太平景象，万民安居乐业，这种情况就是自上古以来，记载在史册上的，也是屈指可数。受到上天的关怀保佑，能够和我朝这样兴盛的时代，难道能有很多吗？而他却说成是自上古以来从没有过的穷困时代”
这不是太过分吗？即使像吕留良这样心怀叛逆的人，动不动的可拿出万金来交给客人，而且他刻印我朝时文，贩卖牟利，赚了不少钱还不满足。看他日记里记的柴米油盐的生活琐事，连粪肥都计算了，营营追求财物的心，一天也没有满足，这还能说得上穷吗？他的日记里又说：“四月末，京师里起怪风三天，其颜色大红，吹到人脸上，脸都变红了。”
又说：“石门镇的堰桥，河水忽然涌起二丈多高，船里的芦席，有被风吹刮到南高桥，又吹回原来的船上的。”
又说：“有个大星像碗一样大，后边又有一些小星跟随着，好似彗星一样。”
又说：“十二月二十九日，夜里下了大雨，巨大的电火闪耀，随之响起雷霆，声音响得很大而且很长，不知道明年又有什么气运出现。”
又说：“初五日午后，太阳光摇荡不定，有一个黑色太阳，像斗一样大小。”
又说：“出现了三枚太阳，太阳旁边有一个略小的太阳，颜色白而不怎么动，白日旁边又有一个更小的太阳，颜色红而动荡得很。”
又说：“河南郏县有凤凰出现，百鸟都来朝见凤凰，一连聚会好几天，有二个红赤色的鸟，身长一丈多，用身体遮蔽着凤凰，凤凰羽毛五彩陆离，叫声和箫管的乐曲一样。当地人十分奇怪，赶了牛群去驱邪，牛都战栗不敢前行。路上死鸟很多。又有死金色鲤鱼，散乱的躺在地上。当时我正在作一首《凤砚铭》说：‘道德并没衰败，你可能不会来，在道路上鸣叫，一定有圣人降生。’这时忽然听说这件事，又是一件奇异的事”等等。凡是这种毫无根据，胡乱捏造怪异荒诞的记载很多。总是因为他叛逆的心里藏着很多幸灾乐祸的想法，所以专门去捏造一些荒唐古怪的事，去蛊惑人们的视听。而从来不管它如何荒诞不经。至于灾异的出现，古时候也就有，这是上天降下的一些迹象，来警告劝戒人间的君主，让他反省过错增强道德，但还没有过事情不确实而可以作借鉴的先例。
比如吕留良的记载，都是虚假不实，天地间根本没这件事，又怎能让人警戒将来呢？假如把这些虚假的记载流传给后世，把捕风捉影的话，当成实有的事，一定会使人觉得以前太平盛世的时候，也会有这些奇怪的灾异。如果遇上日月星辰、水灾、旱灾的变化，必然会不重视，以为与国家的治乱没有什么关系，因而漫不经心，这样便引致以后的君王对灾异不重视，那他的罪行真是数也数不清的了。
【原文】
又日记云：“康熙甚吝，吴中顾云者，写真甚精，供奉内廷，不许其遍游公侯之门。一日入朝，仓遽用旧服。康熙曰：‘此要银子也。’荐之一王子，王子送元宝二百两及缎，康熙收之。临行辞，康熙只予二十四两而已”等语。不但岂有此事，而怪诞悖乱，何至于此极也。吕留良以此诬诋圣德。夫韩昭侯藏蔽裤曰：“欲待有功者。”
史册相传，以为美谈。今一写真之人，即圣祖仁皇帝不轻加厚赐，亦圣主慎重赏赉之盛德耳。而吕留良捏此浮言，讥为吝惜财物乎？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一年，除水旱赈恤外，特恩蠲免钱粮，不下数百万万，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岂吝主所能为者？吕留良独无耳目乎！忍心害理，可谓极矣。且吕留良谊属臣民，而慢称康熙，其悖逆无状，何太甚矣。即此数条，猖狂悖乱，已极放言横逆之罪，况其它太甚之词，尤足令人痛心疾首，不共戴天。
夫吕留良生于浙省人文之乡，读书学问，初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且曾静只讥及于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况曾静谬执中国夷狄之见，胸中妄起疑团，若不读吕留良之书，不见吕留良之议论蜂起，快心满意，亦必有所顾忌。而不敢见之文辞。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诚有较曾静更为倍甚者也。朕向来谓浙省风俗浇漓，人怀不逞，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皆以谤讪悖逆，自伏其辜，皆吕留良之遗害也。
甚至民间氓庶，亦喜造言生事。如雍正四年内，有海宁、平湖阖城屠戮之谣。此时惊疑相煽，逃避流离者有之。此皆吕留良一人为之倡导于前，是以举乡从风而靡也。盖浙江士人等，习见吕留良之恣为狂吠，坐致盛名，兼拥厚赀，曾无纤芥之患得婴其身。是以转相推服，转相慕效，多被愚迷而不知也。甚至地方官吏，怵其声热之嚣凌，党徒之众盛，皆须加意周旋，优礼矜式，以沽重儒之誉。如近日总督李卫，为大臣中公正刚直之人，亦于到任之时，循沿往例，不得不为之赠送祠堂匾额，况他人乎？此其陷溺人心，浊乱世俗，害已不可胜言矣。数年以来，朕因浙省人心风俗之害，可忧者甚大，早夜筹划，仁育义正，备极化导整顿之苦心，近始渐为转移，日归于正。若使少为悠忽，不亟加整顿，则吕留良之邪说诬民者，必致充塞胶固于人心而不可解，而天经地义之大闲，泯灭沦弃，几使人人为无父无君之人矣。吕留良之为祸浙省者，不知何所底止耶！今日天道昭然，逆贼恶贯时至，令其奸诈阴险尽情败露，则不容不明正其罪，以维持世教，彰明国法者也。且吕留良动以理学自居，谓已身上续周、程、张、朱之道统。夫周、程、张、朱世之大儒，岂有以无父无君为其道，以乱臣贼子为其学者乎？此其狎侮圣儒之教，败坏士人之心，真名教中大罪魁也。而庸流下愚，不能灼知其心迹行藏，乃以一不解天经地义之匪类，犹且群我以道学推之，则斯文扫地矣。即吕留良自撰之文亦云：“逆天者亡。”
又曰：“顾我逆天，死反得后。”明知逆天之罪大，而必欲悍然蹈之，死而不悔，不知古今以来，天地间乖戾悍暴之气，何独钟于吕留良也。
【译文】
他的日记里又说：“康熙十分吝啬，苏州有个顾云，为人画像十分精美，在皇宫充当绘画供奉的职务，不许他随便到公侯贵族家中给人画画。有一天他去朝见皇帝，匆忙之间穿的是旧衣服。康熙说：‘这是想要银钱的。’便介绍他去一位王子家画像，这王子送来元宝二百两和一些绸缎，康熙收了这些东西。后来顾云辞别康熙回家，康熙只给了顾二十四两银子而已”等话。这事纯属子虚乌有，而且编造十分荒诞悖理，可以说是达到了极点了。吕留良是用这来故意诽谤圣祖皇帝。战国时的韩昭侯收藏一条旧裤子，说：“打算用这奖赏立功的人。”
史书上记载下来，以为是一件美谈。现在不过是一个画像的画师，即使圣祖仁皇帝不轻易给他丰厚的赏赐，也表现出圣祖对奖赏抱着十分慎重的态度，也是一种道德修养的表现。而吕留良捏造这种谣言，讥讽为圣祖吝惜财物！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一年，除了对水旱灾进行赈恤以外，特别降恩豁免百姓交税的钱粮，不下数百万万两银子。这是天下臣民都知道的事，岂是吝啬的主子所能办到的吗？难道只有吕留良没有长眼睛、耳朵吗？他忍心歪曲事理，真是达到极点了。况且吕留良从伦理上说是我朝的臣民，却傲慢得直呼皇上为康熙，他这种狂悖忤逆的形状，也太过分了吧！就拿以上几条来说，他的猖狂悖逆已达到胡言攻击的罪行的极点，何况还有其他很多过头的言词，尤其令人痛心疾首不忍说出，我们与他的仇恨真是不共戴天了！
这个吕留良，生在浙江人文荟萃的地方，读书学问，不像曾静生长在深山穷乡的地方，愚昧无知难以相比。而且曾静只讥讽到朕一个人，而吕留良则更进一步诬蔑到圣祖仁皇帝的盛大道德；曾静的诽谤，是由于错误相信了流言诽语；而吕留良的攻击，则完全出自他心中，造作妖言迷惑视听。况且曾静错误地固执着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偏见，心中妄起疑问，如果不读吕留良的书，不见吕留良的一连串的议论，虽觉得快心畅意，也必然会有所顾忌，不敢公然写成文词。所以吕留良的罪大恶极，实是比曾静要大上好多倍的了。
朕向来认为浙江省的风俗不够敦厚，人心难测，比如汪景祺、查嗣庭等人，都是因为诽谤悖逆，自是罪有应得，也都是吕留良遗毒所害的例子。至于民间百姓，也喜欢造谣生事，比如雍正四年时，有海宁、平湖要全城屠杀的谣言，那时百姓便相信谣言，互相煽动，引起百姓逃亡流离的事。这都是吕留良一个人倡导在前，才造成地方人士纷纷盲从的。因为浙江的读书人，见到吕留良在文章中恣意狂吠攻击，反而享受盛名，并且十分富有，却没有受到一点损害降临到他身上。所以辗转推崇他，互相仿效他，而大都被他迷惑愚弄而还不知道。甚至地方官吏也害怕他的声势嚣张，忌惮他的党徒众多，都得对他们留意应酬，加以优厚礼节，以博得一个尊重儒士的好名声。
比如最近上任的总督李卫，是大臣里公正刚直的一个，他在到任以后，也不得不根据过去惯例，向吕留良的祠堂赠送匾额，何况其他的人呢？由此可见吕留良影响人心，扰乱人间风俗，其毒害已经说不胜说了。几年以来，朕因为浙江人心风俗十分有害，给以很大的担忧，朝夕思考筹划，设法教导他们懂得仁义，用尽了开导整顿的苦心，最近几年才略略有点起色，一天比一天正常起来。如果稍微有点疏忽，不尽力整顿，那么吕留良的异端邪说蛊惑人心，必然如胶漆一样充塞到人心中，牢固粘结便没法解救了。从而使天经地义的大道理，也泯灭废弃，差不多会使人沦落到无父无君的地步上去了。这样吕留良给浙江省带来的祸害，真不知要到什么程度才能停止呀！
今天天道昭然，贼人已经到了恶贯满盈的时候，使他的奸诈阴险面貌尽情败露出来，那么就不能不依法制裁他的罪行，以维持世上风俗教化，申明国法了。而且吕留良以理学大家自居，说自己是继承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哲学正统。周、程、张、朱，是历史上的大儒，岂能用以无父无君来作为他们的主张，用推崇乱臣贼子来作为他们的学说呢？吕留良这种狎弄侮慢圣人的儒教，败坏读书人的心术，真可谓名教中的罪魁祸首了。而一些平庸愚昧的人，看不透他包藏的祸心，便把一个不懂得天经地义道理的匪人，一哄而起地推誉他为道学大家，真把读书人的脸面都丢失尽了。就是吕留良本人的著作中也说过：“逆天者亡。”
又说：“我虽然逆天，死反得在后。”明知违反天道的罪行是很大的，而却不顾一切地去走这条路，死不悔改，真不知从古到今以来，天地间一切乖戾凶暴之气，为什么都集中到吕留良的身上了。
【原文】
朕即位以来，实不知吕留良有何著述之事，而其恶贯满盈，人神共愤，天地不容，致有曾静上书总督岳钟琪之举，曲折发露，以著吕留良之凶顽。而吕留良之子如吕葆中者，曾应举成名，蒙恩拔置鼎甲，仕列清华。其余子孙多游庠序，乃不即毁板焚书，以灭其迹。且吕葆中既已身叨仕籍，而犹世恶相承，并未洗心涤虑，前此一念和尚谋叛之案，党羽连及吕葆中，其时逆迹早已彰著，蒙圣祖皇帝如天之仁，免其究问，而吕葆中遂忧惧以死。
就常情而论，吕葆中之兄弟子孙，遇如此之惊危险祸，且荷蒙圣祖皇帝如此之高厚洪恩，自当感激悔悟，共思掩覆前非，以为幸逃诛殛之计。岂料冥顽悍鸷，习与性成，仍复抱守遗编，深藏笥箧。此固吕留良以逆乱为其家传，故吕葆中等逆竖昏愚，罔知警惕；而实乃天道昭然，不容少昧，如有鬼神驱遣，使逆贼之阴谋彻底呈现于今日。逆贼之遗毒，不致漏网于天诛也。前此曾静逆书，朕所以一一剖白者。缘朕即位以来，深知外间逆党甚众，自然散布讹言，惑乱人心志。其所以诋惟朕之一身者，朕可以己意自为判定归结。若如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获罪于圣祖在天之灵者，至深至重，即凡天下庸夫孺子，少有一线良心之人知此，亦无不切齿而竖发，不欲与之戴履天地，此亦朕为臣子者情理之所必然。兹特降谕旨，将诸条略为宣示，其逆贼吕留良及其子孙嫡亲弟兄子侄，应照何定律治罪之处？著九卿翰詹科道会议，直省督抚、提督、两司，秉公各抒己见，详核定议具奏。
【译文】
朕自登上皇位以后，实在不知道吕留良都著作了些什么。而由于他恶贯满盈，人神共愤，天地也不容他存在，所以才有曾静上书总督岳钟琪这件事的发生，才被曲折地揭露出来，现出了吕留良的凶顽面目。而吕留良的儿子，比如吕葆中这人，曾经应科举中进士，又蒙皇恩名列鼎甲，授给翰林院官职。其余的子孙也有很多进学当秀才的，就这样还不立即把吕留良的著作和印书的木版烧掉，以灭去遗迹。而且吕葆中既然已经做官，还要继承他父亲的罪恶思想，并没有洗心革面从新做人。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一念和尚造反案件，其党羽便牵连到吕葆中，那时他的逆迹就已经揭露出来了，蒙圣祖皇帝心怀上天的仁德，免去对他的拿问治罪，但吕葆中却因此恐惧而死。
如果按一般常情来说，吕葆中的兄弟子孙，遇到这次惊扰危险的灾祸，并蒙圣祖皇帝高恩厚泽不加治罪以后，自然应当感激皇恩，幡然悔悟，大家应设法改正前辈的过错，以求逃避后代被诛戮的危险才是。谁知他们顽固凶悍，已经成性，仍然死抱着吕留良的著述不放，把这些逆书深藏在箱柜里面。这就是吕留良将逆乱作为传家宝，所以吕葆中等叛逆后代，愚昧昏庸，不知道一点警惕；其实这是上天的英明洞察，不允许有一点隐藏，好像有神鬼驱使的一样，终久使逆贼的阴谋彻底灏暴露于今天，使逆贼吕留良的遗毒，不致于漏网而逃脱上天对他的惩罚。
以前对于曾静逆书一案，朕所以对他一一剖白清楚的原因，是因为自朕即位以来，深知外边逆贼党羽还很不少，自然还要散布流言蜚语，蛊惑扰乱人的思想。他所诋毁的只是朕一个人的，朕可以用我自己的主意来判定案件的处理。如果像吕留良这样罪大恶极，得罪了圣祖皇帝在天之灵，其罪就实在至深至重。即使是普天下的平民百姓和孩童，稍有一点良心的人知道这事，也会无不切齿痛恨，怒发冲冠，不愿和他共同生活在一个天地。朕若为臣子，也必然会有同样的心理。现在特降下旨意，把各条叛逆言论略加宣示。至于逆贼吕留良和他的嫡系子孙，亲兄弟子侄，应当按照哪一条法律定罪？命令九卿和翰林院、詹事府、有关科、道人员开会商议，直隶省总督，巡抚、提督、两司的官员，也要秉公议论，各抒己见，详细核定他们的罪行，奏报上来。
曾静供词二条
【原文】
一、我是怎样受吕留良思想毒害，而成为弥天重犯的？
曾静供：弥天重犯生于楚边，身未到过大都，目未接见文人，见闻固陋，胸次尤狭，只有一点迂腐好古好义之心，时存于中而不可泯。加以吕留良之文评，盛行于世，文章举子家，多以伊所论之文为程法，所说之义为定义，而其所讥诋本朝处，又假托《春秋》之义，以寄其说于孔子口中，所以不得不令愚人信其实。弥天重犯心下虽不知本朝得统来历，与列圣相承功德，然生圣祖皇帝之朝，赖圣祖皇帝之恩，自祖父以来，无干戈之扰，无苛政之苦，休养生息，以乐以利，大是安业顺化，胸中原无此说。无奈吕留良将此义发得惊异，且以为说出于孔子。弥天重犯虽不识吕留良如何人，焉有不信孔子？且浅陋无知，胸中实别寻个义理解脱不出，因妄自揣量，以为士人读书，无事不当以孔子为法，岂有当前一个这样大的名义全不照管，竟将孔子一部《春秋》囫囵吞下去，如何使得。所以抱此疑团，陷身大逆而莫救。
直到今日想来，当时之所以别寻个义理解脱不出者，只为心中不知本朝龙兴之原，与列圣递承之绩，所以为一部《春秋》缚束。若晓得这两个缘故，本朝名正言顺，大义亭亭，关《春秋》所摈甚事，与管仲所攘何涉，又何至为彼说所拘局。弥天重犯今日之所以切齿痛恨于吕留良者，为伊生于明末之季，身处江浙人文之区。于本朝功绩岂有不知，以伊之聪明才性，本朝如此亭亭大义，岂看不出，即托身于儒林，合该早将斯义表白于天下，使天下读书士子，晓然知本朝大功大德，名正言顺，尊之亲之，而勿致疑于孔子《春秋》之说。此方是吕留良当身之正义，如何反将此正大义理隐蔽，不见宣发，竟支吾旁引《春秋》之义，以抵当本朝。
既背经文之旨，复乖当身之义，且流说于士林，遗累于国家。今日士子之从事举业文字，晓得他的说话者，胸中未尝不染其恶。但所知有浅深，是以受病有轻重，求其能卓然自信，知吕留良之说为非，而复解脱得一部春秋之义，与本朝丝毫无碍者实少。盖人纵晓得本朝功德之隆，治业之盛，远驾汉唐，而直接三代，与圣人之生，原无分于东西；然终不能去吕留良之说。而紧抱一部《春秋》义旨，在言下不是说坏本朝不是圣人，定会诽谤孔子错作《春秋》，此弥天重犯前在长沙两次亲供，解说此义。
【译文】
曾静供词：弥天重罪的犯人曾静，生长在湖南的偏辟边地，从没有到过大城市，眼睛没有接触过什么有学问的文人。所以见闻固然十分浅陋，肚里的知识更为狭小，只有一点陈腐的好古好义的心，时常存在心中去不掉。再加上吕留良批评编选的文章，盛行于世上，凡打算举科举的读书人，大都把他评论的文章当成样板，把他所说的道理当成定义。而他讽刺诋毁本朝的地方，又假托是《春秋》中的大道理，把他自己的学说借孔子的嘴里讲出来，所以不能不让一些愚昧无知的人相信了他的话。犯下弥天大罪的我，虽然不知道本朝创业的历史，和以前几代圣主相承袭下来的功德，然而我生在圣祖皇帝在位年间，受到圣祖皇帝的恩惠，从祖父那一代以来，没有遇到战争的扰乱，没有残酷压迫的苛政，休养生息，生活快乐富足，确实老老实实安居乐业，心中原本没有裁垂忠斓南敕āＴ跄温懒袅及选笆ト恕钡牡览斫驳檬止忠欤⑶医馐统墒强鬃拥墓鄣恪?BR> 犯了弥天大罪的我，虽然不知道吕留良是什么人，但怎能不相信孔子呢？况且我浅陋无知，心里又想不出别的道理，从吕留良的观点里解脱出来。因此便胡乱揣摸，以为作为一个读书人，无论什么事都应当按孔子讲的作为标准，怎能有对当前这么大的一个名义，完全不去联系，竟把一部《春秋》囫囵吞枣一样吞下去，这怎么可以呢？所以我心中抱有这么疑团，以致于相信了吕留良的话，陷入叛逆思想的泥坑而难以自拔。直到今天仔细想起来，所以当时想不出别的道理来解释，从吕留良的观点中解脱出来，原因在于不知道本朝创业的根源，和列圣继承开拓事业的功绩，所以被一部《春秋》缚束了思想。
如果晓得了这两个缘故，便懂得本朝统一天下是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合乎义理，又和《春秋》所弃的事有什么关系，又和管仲所排斥的事有什么牵涉，又怎么能受他的说法所局限呢？我这个犯了弥天大罪的人，今天所以对吕留良切齿痛恨的原因，是因为他出生在明末的时候，居住在江浙文化发达的地区，对本朝创立的业绩岂能一点也不知？拿他的聪明的文才来说，本朝堂堂正正的大义，岂能看不出来？他既然身列儒士之中，就应该尽早把这些道理向世人讲解明白，使天下的读书人，都晓得本朝的大功大德，建国的名正言顺，而对本朝尊敬之亲近之，而不致怀疑孔子关于《春秋》主旨的说法。这才是吕留良本人应做的正经事，为什么他反而把这个义理隐蔽起来，不见他讲解，竟然支支吾吾曲解一些《春秋》里的话的，用来攻击本朝。既违背了《春秋》经文的原意，又违背了作为一个读书人应有的道义，并且流毒士林，遗害国家。
现在的读书人做着应科举学写八股文的事业，晓得他的说法的人，心中没有不受他错误说法所影响的。但是认识有深有浅，所以受其毒害也有轻重。而自己能做到卓然有主见，知道吕留良说法错误，并能真正理解《春秋》的主旨意义的，对本朝没有一点违碍的人，确实是非常少的。因为人们即使晓得本朝功绩的巨大，事业的兴盛，远较汉唐为高，而且直可以和三代比美，以及圣人的降生，是不限于地域西东的；但终究也不能完全摆脱吕留良的影响。而紧抱着一部《春秋》的义旨不放，在讲解时，若不贬损本朝不是圣人，就一定会诽谤孔子错作了《春秋》。这是我这个犯了弥天大罪的人，在长沙时两次亲自口供时解说的道理。
【原文】
到今日思来，实是皇天眷佑我朝，知得我朝正义正名，久为逆说掩蔽于士庶人之胸，所以假弥天重犯之口，曲折阐发此义，使天下万世共尊共亲，无毫发遗玷于我朝之圣德神功，故必如弥天重犯之身亲经历，方晓得此义。
从前错误，实由于无知，而过信吕留良之说所致，今得圣谕开示，复就伊荒唐鄙谬，无中生有的说话思之，并考吕留良的时地与其学问心术，知得彼非不知而看错，实出于有意以诋诬也。所以于本朝一切实有征应之事迹，则概为隐匿而不书，而专以捏造妄幻惑人观听为事，全不知食本朝之粟，履本朝之土，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皇恩之当报，而竟无顾忌，相视如仇敌。今观其说话，全是以张佞利之口，逞其忿戾凶顽之习，而复七为藏奸隐诈，假托圣贤之说，盗名理学大儒，以欺世而惑人。自古以来乱臣贼子，包藏祸心，诱变士子，陷害良民者，未有如吕留良可痛可恨之甚也。然在重犯因过信吕留良逆说，与误听谣言，而身陷极恶大罪以来，每清夜自思，心虽无恶，罪实难解。
即令自家判断，亦寻出路不著，况圣天子一日万机焉，能烛照心肝，洞悉民隐，知得无知误听，本心无恶而钦恤之？足以屡蒙皇上如天之仁，颁旨宽宥，自家心正觉得皇恩虽然好生，当身罪过重大，恐难得其生路解脱也。今蒙圣谕剖判吕留良罪案，复取弥天重犯罪案比较，此时在弥天重犯只有惶恐战粟，死生待命之下而已。又焉敢摇唇张口，指他人所犯之大小，诉自己罪恶之轻重！特以尧舜在上，无不达之民隐，圣谕所颁，原得许直供陈奏，而今日所供者，又皆在谕旨包涵遍覆之内，是以敢于冒死直供。且以弥天重犯如此极恶重罪，尚得容许自供自解，可以知我皇上宸衷虚明广大，直同天体，不惟为亘古首出之圣君，然即此一事，亦属亘古未有之奇典。弥天重犯当此盛会，又何敢隐忍回曲，而不直供其所以然。
【译文】
到今天我仔细想来，实在是上天保佑我朝，知道我朝立国名正言顺，却被歪曲为谬说而长期地藏匿在读书人的心中，所以借我这个犯了弥天大罪的人的嘴，曲折地说明了这个义理，而使天下百姓万代共尊共亲本朝，没有一丝一毫来玷污我朝的圣德神功。所以必须像我这个弥天大罪的犯人亲身经历，才能晓得这个义理。从前所犯错误，实在是由于无知，错误相信吕留良的说法所致。如今得到皇上圣谕加以开导，又对照吕留良那些荒唐鄙谬、无中生有的说法仔细思考，并考察吕留良身处的时间、地点和他的心术，才认识到吕留良不是因为糊涂而把事情看错，实是由于他有目的地进行诋毁和攻击。
所以他对本朝一切受到上天垂降祥瑞的事迹，则一概隐藏不加记载，而专门捏造一些蛊惑人心的事；完全不知道吃本朝的粮食，脚踏本朝的土地，受本朝养育的恩德，才有他的家庭和身体，并繁育他的子孙达几十年之久。皇上的恩惠，他是应报答的，然而他却毫无顾忌，把本朝看成仇敌。现在看他所说的话，全是用欺骗诡辩的口吻，来发泄他凶暴顽固的本性，而又巧藏狡诈，假托是圣贤的话，假冒理学大儒的名声，以欺骗诱惑世上的人。自古以来的乱臣贼子，肚里包藏祸心，引诱读书人，陷害良民百姓的，没有比吕留良更令人痛恨的了。
然而犯下弥天大罪的我，因为过分相信吕留良的悖逆邪说，误听谣言，而使我身陷入极大的罪恶深渊以来，每到深夜人静时自己反复思考，虽然我心中没有恶念，但所犯的罪实在不可推卸。即使让我自己去判断这个案件，也觉得自己毫无出路可走。何况皇上日理万机，岂有时间去看透一个小民的心肝，洞察其内情，知道是由于无知而误听误信，而其本心无意为恶，而加以下旨宽赦呢？所以屡次蒙受皇上像上天一样仁爱百姓，降旨宽大处理，自己心中觉得皇恩虽然有好生之德，但本身罪过重大，恐怕是很难有生路而解脱出来的。如今又蒙皇上圣旨分析吕留良罪行一案，和犯弥天大罪的我所犯的罪行加以比较，此时在我这个弥天大罪的犯人心中，只有惶恐战栗，生死只有等待命运罢了。又怎敢摇唇鼓舌，议论别人所犯罪行的大小，诉说自己罪行的轻重呢！
现在特因上有尧舜一样的圣明君主，没有不洞察民间隐私的地方，圣上的旨意发下，又允许如实地陈奏；况且今天想供出的事，又都在皇上圣旨包涵的范围以内，所以敢斗胆冒死如实招供。而且以犯人我犯下了如此重大的罪行，皇上还容许我自己招供自己辩解，由此可见我皇上心胸虚怀广大，真和天地一样高大，不仅是自古以来第一圣明的君主，仅就这一案件来说，也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奇特恩典。所以犯了弥天大罪的我遇到这样美好的机会，又怎敢隐忍逃避，而不直接了当的招供出犯罪的始末呢？
【原文】
因是思得吕留良之著说纪载，是有心为恶，而假托于善，以掩其恶。弥天重犯之狂举上书，本不知是恶，乃用意为善，而自陷于恶。盖吕留良生明末之季，处江浙之省，读书学问，何事不晓，何义不讲，本朝功德，宜耳闻目见而身被熟矣。岂若弥天重犯之生晚而居处穷僻，心暗质鲁，不惟别事不知，即流贼李自成名姓亦不晓。若使早似吕留良之有知，不但不肯为此狂悖之举，且久已将我朝功德阐发，见之于言，论传之于士林，使天下共晓君亲之义矣。又何至有弥天重犯狂悖之举。盖生本朝而搜纪本朝之功绩，阐明本朝之道德仁义，正学士分内事，自古儒者所必先之举。吕留良何计不出此，而反以讥诋为事？今蒙圣谕开示：“吕留良生于浙处人文之乡，读书学问初非曾静山野穷僻冥顽无知者比。”
此诚德同天地，明并日月，至公至明之至论也。且吕留良本心，不欲圣祖之圣，而伪捏不圣之说，以诬其圣。弥天重犯本心不知皇上之圣，忽听不圣之说，遂误信以为果是不圣。其实谤诬圣祖，罪固不容于死，而讥诋皇上，法又岂容独生乎？所不同者，只为山野愚民，不知圣德高厚，遂为奸党布散流言，惑乱民间听闻。岂若圣祖皇帝在位六十余年，深仁厚泽，沦肌浃髓，虽黄童白叟，皆所深知，况身列胶庠十余年之吕留良乎？皇上天视圣祖，浑忘己德。今蒙圣谕开示：“曾静诋讥及于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此又不惟德同天地，明并日月，至公至明，而并且流露我皇上平昔至仁至孝之深衷矣。
【译文】
因此，我想吕留良著作里所记述的话，是有心去做坏事，却又假托出于好心而掩盖他的恶念。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狂妄地上书，本来不知道这是一件坏事，用意还是从好处着想，而自己将自己推入犯罪地步。吕留良出生在明朝末年，居处在江苏浙江一带，自幼读书求学，什么事不知，什么道理不懂？本朝的功德，当然能耳听眼见而都十分熟悉的了。怎能比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居住在穷辟山乡，见闻少而心暗身愚，不光别的事不知，就连流寇李自成的名字都不晓得。如果我能像吕留良那样有知识，不仅不会作出这件狂妄悖逆的事来，而且早就会把我朝的功德加以宣扬，挂在口上，传播到读书人中间，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君臣之义了，又怎么会出现犯下弥天大罪的狂悖举动呢？因为生在本朝，而搜集记载本朝的功绩，讲明本朝的道德仁义，这正是渎书人的分内事，是自古以来儒生所必须先做的事。吕留良为什么不这样办，反而用讥讽诋毁去对待呢？如今蒙皇上圣谕指出：“吕留良出生于浙江人文汇萃的地方，读书学问，不像曾静生长在深山穷乡的地方，愚昧无知难以相比。”
这确实是仁德同于天地，英明相并日月，至公至明的论说。况且吕留良的本心，是不想歌颂圣祖皇帝的圣德，而故意捏造出边疆不会出圣人的说法，来影射圣祖不是圣人。犯了弥天大罪的我，本心是不知道皇上的英明神圣，忽然听到不算圣人的说法，遂误信果然不能称为圣人。其实诽谤诬蔑圣祖皇帝，其罪恶固然是死有余辜；而讥讽诋毁当今皇上，从法律上讲，又岂能允许他活命呢？所不同的地方，是我这个山里的愚民，不知道皇上道德的高厚，遂替奸党散布流言诽语，扰乱民间的视听。怎能比得上圣祖皇帝在位六十多年，给百姓带来深厚仁惠和恩德，真是深入肌肤和骨髓，虽是黄毛小童和白发老翁，也都深入人心，何况身为秀才，读书于学校十几年的吕留良呢？皇上如同敬上天一样恭敬圣祖，而忘掉了自身。如今蒙受皇上圣谕指出：“曾静诋毁的只是朕一个人，而吕留良则上诬及祖先皇的盛德。”
这不仅表示了当今皇上道德和天地一样高厚，英明和日月一样，至公至明，而且体现出我皇上平日至仁至孝的内心了。
【原文】
又弥天重犯之狂举，心中本无成见，因闻吕留良逆说，复闻谣言，而弥天重犯附近之地，又偶尔歉收，且平昔并未晓得我皇上圣德万分之—。此时觉得当身道义既催，目前时势又迫，俨若有个鬼神在此驱逐之使动，容人安息不得。所以不计利害，不审成败，妄萌此狂悖逆乱之举，若吕留良，则明知有道，而若不知其道；明闻有德，而若不闻其德。观其立说，多幸灾乐祸之心，毫无忧民爱国之念。是吕留良之诋诬，独出己意，而弥天重犯之狂悖，全凭人使。今蒙圣谕开示：“曾静之讪谤，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
此诚德同天地，明并日月，至公至明之至论也。至若中外之分，弥天重犯虽曾闻其说，其实亦心知其不然，苦奈学浅无知，见闻未广，思想义理不出，分解不来，无可如何。且一面反覆细观吕留良议论，直指此为今日等一大义，读书人所必守。岂知本朝得统之正，列圣救济之功，皆千古所罕见，与春秋之所摈管仲之所攘义例，不惟不同；且以今较古，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今蒙圣谕开示：“曾静胶执中国夷狄之见，胸中妄起疑团，若不读吕留良之书，不见吕留良之议论蜂起，快心满意，亦必有所顾忌，而不敢见之文辞。”
此诚洞见肺肝，民情丝毫不能隐处。凡此乾断，固非具大舜之智，不能明察到此。抑非裕帝尧之仁，不能钦恤如是。仁智交融，圣神并至，焉得不令闻者拍案惊倒，以为千古圣明之君所不到。弥天重犯到此生固有荣，死亦何恨？况昨又蒙降旨，九分不杀，是即感明睿之德，照烛隐情；复荷高厚之恩，宽宥重典，恭逢这样神圣天子在上，竟无说可以颂扬比拟得，只有尊之敬之如天地，亲之如父母而已，更有什么话说得。
【译文】
犯了弥天重罪的我，所作的猖狂举动，心中本来并没有什么成见，只因听了吕留良悖逆的言论，又听到一些谣言，而犯了弥天重罪的我所居住的一带，又偶而粮食歉收；而且平日并不晓得皇上德行的万分之一。这时便觉得身上压有一种道义感，同时目前形势又较为紧迫，真如同有个鬼神在暗中驱使自己去行动一样，使人安定不下来，所以便不顾利害，也不关事情成败，狂妄地产生鼓动叛变的行为。至于吕留良，明知我朝应乎天道，而故意伪装不知天道；明明听闻我皇上的仁德，而故意当作没听到过皇上仁德。看他的书中的观点，大都是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情，没有丝毫忧国爱民的念头。以此可见吕留良对我朝的诋诬，完全出于他的内心，而犯下弥天大罪的我所作的悖逆行为，全被别人利用了。现在蒙皇上圣谕揭示：“曾静的毁谤，是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由于他本人的内心，而制造出妖妄的言论。”
这真是仁德同于天地一样高大，英明和日明一样明亮，至公至明的说法啊。至于讲到中外的区分，犯了弥天重罪的我，虽然曾经听到过这类说法，其实心里也不以为然，苦恨我自己学识浅薄无知，见闻不广，想来想去理不出个头绪，解答不出道理，实在没有法子可想。而且一面反复地琢磨吕留良的议论，明确指出华夷之分是今天第一要紧的义理，读书人必须遵守。岂知本朝建国继承大统是十分纯正的，列位先皇拯救中国所建树的功勋，都是自古以来罕有的。这和《春秋》排斥夷狄和管仲抨击的例子，不仅不同；而且用今天状况来套用古代事情，就像用寒与暑、昼与夜相比一样，恰恰相反。现在蒙皇上圣谕开导：“曾静顽固地抱着中国和夷狄的见解，心理乱起疑团，如果没有读吕留良的书，没看到吕留良的众多议论，虽心中畅快。也一定会心存顾忌，而不敢乱写成文字的。”
这真是洞察人的肺肝，百姓的情况是丝毫隐藏不住的。凡这些英明伟大的论断，除非具有大舜那样圣人的智慧，是不能够有这样明察的；如果没有像帝尧那样仁厚的心怀，也不能体恤百姓到这种程度。仁德和睿知交融在一起，神和圣集中到一起，怎能不让听到这事而拍案惊服呢！这是千古以来所有圣明的君主都难做到的。犯了弥天大罪的我，遇到这样圣明的皇上，生在世上固然十分荣幸，就是死去也不会有什么遗恨。况且昨日又蒙皇上开恩降旨，说九分不杀，于是犯人马上感激皇上英明睿智的恩德，能洞照一切隐情；又受到高厚深恩，从宽赦免了重刑。能恭逢这样神圣的天子在位，是没有任何恰当的话可以颂扬和比拟皇上的伟大的，只有敬之如天地，爱之如父母而已，还有什么话可说。
【原文】
二、乱臣贼子吕留良是怎样把我们引入歧途的？
刘之珩、车鼎丰、车鼎贲、谯中翼、孙用克即孙学颜、陈立安、曹珏、廖易即景叔、张孝先、张勘即实安、张新华、张照、张熙同供：伏惟本朝圣圣相承，积厚流光，太祖高皇帝神武奋兴，肇基东北。太宗文皇帝举义师以除寇乱，为亡明雪耻，救生灵于水火，天下筐篚争迎，同登衽席。世祖章皇帝应天顺人，入登大宝，大一统之盛，虽殷周有未及者。迨我圣祖仁皇帝继统承乾，化神德盛。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乃不意浙省有吕留良者，恃彼小才，欺世盗名，假评选以驰声，藉刊刻而射利。适值昭代右文之隆会，得以风行宇内，一时传习举业者，悉为其所惑，遂多奉为八股之金科，讲章之宗匠。之珩等庸陋迂愚，素未谙其为人底里，但见其现行选刻本头，论文说书，笔尖舌快，因随众而推服者有之。
今得见留良和抄藏残稿，种种悖谬，率皆大逆不道之语，甚至轻肆诋讥，上及圣祖，诚有臣子所不敢入于目，不忍述诸口者。乃始惊其平日凶悍性成，乖戾无比，逞臆妄言，私心梗化，正是乱臣贼子之尤，罪大恶极，为王法所断不容。夫以留良身为圣代之诸生，谬附前朝之余烬，践土食毛者业经数十年，直视如蔑有，顾以绝我影响之事，毫无顾忌之谈，公然形诸笔墨。观其言殆桀犬以自居，其实曾蜂蚁之不若，一何其悖逆之至于斯极也。且其身后，长子葆中即成进士，缀清班，其余子孙，亦复多列胶序，则由今日而论，国家之恩泽，涵濡煦育于吕氏者甚深且厚，而回思留良之狂肆背负，愈觉可恨，而其罪益彰明较著，历劫难逃矣。此在忠臣义士固欲请上方以正显戮；而庸夫孺子，稍一线之良者，亦莫不痛恨而发指。即彼诗文中，亦尝自谓逆天，宜乎其享年不永，而旋已早伏冥诛也。窃思留良既死，凡秘笥所留，其子若孙即当速为毁弃，而乃应毁不毁，片纸只字，卒致莫能遁匿者，岂非上天之笃爱圣祖，而又欲有以显佑我皇上之纯孝，所以默使之败露，而表暴其罪状哉！从此宇内士民，幸得悟其背伦逆天，以共晓然于邪正之判，如大寐之忽醒焉。昭昭天理，盖非狂悖者之所能久诬，恢恢天网，亦非叛逆者之所能终漏也。之珩待共沐皇仁，粗知大义，睹此奸回，不胜不共戴天之愤。谨供。
【译文】
刘之珩、车鼎丰、车鼎贲、谯中翼、孙用克即孙学颜、孙立安、曹珏、廖易即景叔、张孝先、张勘即实安、张新华、张照、张熙同供：本朝创业以来圣圣相承袭，深厚的功德光辉四耀，太祖高皇帝神武兴国，开创基业于东北，太宗文皇帝率领义兵扫除寇乱，为亡去的明朝雪耻，救生灵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天下百姓提着装食物的篮子争迎王师，一同参加庆贺的宴席。世祖章皇帝上应天心下承民意，进入北京登上皇位，统一了全中国，虽古代的商、周两朝，也没有这种盛况。到我祖仁皇帝继承皇位大统，教化人民盛德赫赫。凡是有血性的人，没有不尊敬爱戴的。却不料浙江省有个叫吕留良的人，仗着他有些小聪明，欺世盗名，借着评选时文而获得声名，借着刻印图书而获利。
恰逢圣朝崇尚文风的机会，他的书才得以风行于国内，一时应科举的读书人，都受到他的迷惑，把他的图书当成学作八股文的金科玉律，把他本人当作评选八股文的权威大家，一代宗师。之珩等人平庸愚昧，平常并不知道这个人的底细，只见到他刻印了不少八股文的选本，他对每篇文章的评语，笔尖舌快，便随着大流对他推崇而信服。现在见到了他抄写的藏在家里的残稿，有种种荒谬错误，大都是些大逆不道的话，甚至放肆攻击讥讽，一直到圣祖皇上，实在是作为臣下的人不敢看在眼里，不忍说出口来的。这才震惊他平日的凶悍性成，暴戾到无可比拟的地步，任意捏造狂言，其黑心已到不可救药的地步，真是乱臣贼子中突出的一个典型。他罪大恶极，是王法决不能宽容的。
这个吕留良身为本朝的秀才，荒谬地附和明朝的残余势力，无视在本朝内安享数十年生活的事实，便把绝无影响的事，毫无顾忌的攻击，公然写到纸上。看他以向唐尧狂吠的夏桀走狗自居，其实他连蜂蚁这些小昆虫都比不上，为什么狂妄悖逆到这种地步呀！并且在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吕葆中便考中了进士，在翰林院担任要职；其余的子孙，也有很多在校读书，身为秀才。这从今天来讲，国家的恩泽，如同雨露阳光，降给吕氏家族是很深而且厚的。而再反思吕留良的狂妄，背负朝廷，越觉得他的可恨，而他的罪行也更加彰明昭著，在劫难逃了。这一点在忠臣义士的心中，固然想请求皇上赐下上方宝剑，把他处以极刑；即使是普通百姓和孩童，凡稍有一点良心的人，也没有不痛恨而怒发冲冠。就是他的诗文里，也曾自称他是逆天行事，这也正说明他不得长寿，上天早已在冥冥中判其死刑了。
窃想留良既然已死，他个人留下文稿书籍，他的子孙们就应该迅速地加以销毁，而却应毁不毁，片纸只字，最后也终于没有逃掉，这岂不是上天厚爱圣祖皇帝，又打算显示当今皇上的纯孝，所以才使他的逆迹彻底败露，而把他的这些罪证彻底暴露出来的吗！从此以后，国内的士人百姓，才有幸领悟到吕留良的违背伦常逆天行事，使大家都能晓得正邪的区别，真好像大梦忽然醒来。天理昭昭，是狂悖的人诬蔑不倒的；天网恢恢，是叛逆的人不能逃脱的。之珩等人共同受到皇上的仁德，略略知道君臣大义，看到吕留良这种奸人，对他产生不共戴天的愤恨。谨此招供。
【原文】
雍正上谕
一、本朝子民严鸿逵追随吕留良效颦狂吠，谩骂诽谤朝廷，是何居心？
上谕：浙江逆贼吕留良，凶顽梗化，肆为诬谤，极尽悖逆，乃其逆徒严鸿逵者，狂暴狠戾，气类相同。意见吻合，实为吕留良之羽翼，推尊诵法，备述其遗言绪论，又从而恢张扬厉，以附益之，其词有较吕留良为尤甚者。夫吕留良以本朝之诸生，追附前明仪宾之末裔，无端反噬，愤懑猖狂，已属从古乱臣贼子中所罕见；至若严鸿逵，则生今之世，为今之人，自其祖父，已为本朝之编氓，践土食毛，戴高履厚。严鸿逵之于明代，岂有故君旧国之思，而于我朝实被遂生乐育之泽，何所庸其感忿，何所庸其追忆，而亦敢效颦狂吠乎？兹择其悖逆之语、彰明较著者，一并宣示，庶使中外臣民知严鸿逵背理逆天，无父无君之罪，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其日记有云：“索伦地方，正月初三地裂，横五里，纵三里，初飞起石块，后出火，迫三十里内，居人悉迁避。”
旨云：此等异事，古来甚多，况在口外，何足为奇。又云：“徐姓在燕，有仆妇发狂，一夕见贵者三人坐堂上，忽报朱三太子来，三人下阶迎之。见一人浑身血痕，怒向三人索黑水三道，三人初不允，固索，乃允。约以某日发水始去。醒而言之。后几日，热河水大发，淹死满洲人二万余。计其日，则此妇所梦之日也。”
又云：“江都邵穆布将死，如有所见，口呼‘惕斋先生，与我无预’者，月余而死。盖当时此事发于此人，有人在彼署中，见其死时如此。”
又云：“十六夜月食，其时见众星摇动，星星如欲坠状，又或飞或走，群向东行。”
又云：“旧年七月初四日星变，一钦天监云：此星出天沛垣，入天市垣，分野属吴越，应在数年内吴越有兵起于市井之中。其色白，应主国丧，在本年内其后说已验。”
又云：“予所戴六合一统帽，以拟四方平定巾，今士人仿效渐多，因阅《日知录》，乃知先朝已有是名，亦太祖所制，若曰‘六合一统’云尔。”
又云：“燕中人家门首悉土朱画圈，方圆点叉不一，或圈中有字。”
又云：“徐孝先终身衣直领，戴孝头巾，言与先皇帝戴孝。”
又云：“近日有雄鸡生卵，雌化为雄；又有犬产蛇鳖，胎生。”
又云：“练市有沈开生名伦，不去发，白衣冠终其身。”
又云：“河南有虾蟆食人异。奇哉！”
【译文】皇上谕旨：浙江逆贼吕留良，凶恶顽固，竭力诬谤，悖逆已到极点。至于他的徒弟严鸿逵这人，性情狂暴狠戾，和他气类相同，意见完全一致，确实是吕留良的死党，他推尊吕留良的学说观点，全面讲述其遗著的主旨，并且进一步夸张发扬，作为吕留良论著的补充，他所说的话，有些甚至比吕留良说过的更加凶狠。这个吕留良身为本朝的秀才，却去攀附明朝的仪宾，自称是其后代，毫无理由地对我朝反咬一口，愤恨猖狂，已属于自古以来乱臣贼子中所罕见；至于严鸿逵这人，则是生在今天的世界，是今天存在的人，自他的祖父起，已属本朝的百姓，吃的住的都是本朝恩赐，对他恩泽真是如天地一样高厚了。严鸿逵和明朝的关系，怎能扯上一点故君旧国的想法，而他在本朝，则实际上受到养育的恩德，又有什么可使他愤慨，又有什么可使他追忆，因而也敢学着吕留良一样狂吠呢？现在择录他悖逆的言论，说得比较露骨的话，一并揭示出来，以使中外臣民，都知道严鸿逵违背天理，无父无君的罪行，是无法逃匿于天地间的。他的日记里说：“在索伦（今属内蒙古自治区）这地方，正月初三日发生地裂，横五里长，纵三里长，起初飞起石块，后来又喷出火来，附近三十里内，居民悉数迁移逃避。”
圣旨评说：“这种异常的事，古来发生很多，况且在关外边区，有什么值得奇怪？”
他又记载说：“有个姓徐的，住在燕山一带，他家有个仆妇得了疯病。有一天晚上梦见三个贵官模样的人坐在大厅上。忽然有人来报告说朱三太子来了。三个人便走下台阶去迎接。只见一个人浑身血迹，愤怒地向这三个人要黑水三道，这三个人起初不应允，朱三太子坚决索要，三人才同意了，约定于某天把水发去。这仆妇醒来以后，把这梦告诉了别人。又停了几天，热河发生大洪水，淹死了满洲人两万多名。计算发水的日期，正是那仆妇梦见三个人答应发水的日期。”
又说：“江都的邵穆布快要死的时候，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嘴里连声呼叫惕斋先生，这事和我关’，经一个多月才死去。当时这个案件就是发生在这个人身上。有人在邵穆布的衙门里，看见他死时就是这样。”
又说：“十六日夜里月蚀，那时看见天上很多星星都动摇不定，好像要掉下来的样子，又有一些星星或飞或走，都朝东边去了。”
又说：“往年七月初四日星星有变异，有一位钦天监的官员说：这个星星出在天沛垣，又走入天市垣；和它相应的地域是江南一带，预兆在几年以内，江浙一带会有兵灾起于民间。这星色白，预兆国家要发生大丧事，在本年内，这后一个说法已经应验（指太后去世）。”
又说：“我所戴的‘六合一统帽’，可用它比‘四方平定巾’。今天的百姓仿效这种帽子的人逐渐多起来。因而查了一下《日知录》，才知道明朝时已有这个名称，亦是太祖皇帝制定的，就像在说‘六合一统’这样的话。”
又说：“燕地（今北京一带）的人，家门头上都用红土画个圈，画的方圆点叉都不一样，有的则在圈里写上一个字。”
又说：“徐孝先一辈子穿直领衣衫，头上戴着孝巾，说是给先皇帝戴孝。”
又说：“近来有雄鸡生蛋，母鸡变成雄鸡的事；又有狗生下蛇和鳖，都是胎生。”
又说：“练市有个沈伦字开生的人，不去头发，穿白衣戴白帽终身。”
又说：“河南发生有虾蟆吃人的异事。真可怪呀！”
【原文】
凡此荒唐叛逆之语，自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六年内所记载者，已不胜枚举，其中惟索伦地方，拥石出火，实有之事，此盖彼地气脉使然，前此已经屡见，现今有相同九山为证。本地相传，皆言自土中拥出者，历年已久，无从考索。是以其地名九墩，与新出之石，凡十矣。其傍远迫山顶，亦有烈焰者，此圣祖皇帝深知之事，是以有“从前甚多”之谕旨。而严鸿逵以此为讥讪乎。至热河水发一事，口外重山叠嶂，五六月间大雨时行，凡涧溪悉成巨浸，行旅时为阻滞，然雨止，则一二时即退。热河山回峦抱，中惟一道河流，每雨水稍大，众山之水皆从此出，是以往往有冲决堤岸之事。
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大雨连昼夜，其时附近行宫一带，地处高阜，惟隔岸山根之下为水所漫溢。本地久居之民，实所习见，不以为异。而扈从之官兵，亦皆知雨止水即减退，皆安重不迁。惟寄居之匠人等，以生平所未见，惊惶迷惑。或有愚人编木为筏，谓可以乘流而渡，遂有木筏触石而解，以至沉溺者数人。又圣祖仁皇帝御用水井，在隔河山麓，有守水官兵，凛尊法度，水至不敢移徙跬步，亦至沉溺二三人。是时，朕以轮班，恭请圣安，随从官兵二三百人驻扎即在水发之地，因约束严整，无一妄动之人。及至水退，皆安然无恙，无一人被水者。乃严鸿逵谓淹死满人二万余，何其妄诞至于此极！江浙等处时有山水骤发，及起蛟之事。动辄冲没村落数百家，严鸿逵岂不闻之乎？何独以热河水发为异也。且热河之地，五方贸易之人毕集，而佣工力作者，多系山东山西之民。而严鸿逵谓独淹死满人，有此理乎？乃托之梦幻，造为朱三太子索黑水等语，不知严鸿逵是何肺肠也。
【译文】
凡是这些荒唐叛逆的话，自康熙五十五年到雍正六年（公元一）这段时间所记载的，已经不胜枚举，其中只有索伦地方地下喷出石头和火是实有的事。这是因为当地气脉的原因致成这样，过去已经屡次发生，现在还存在着九座石堆为证。本地人传说，都说这九堆石头，都从地底涌出来的，经历年代已经很久，无法考证出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所以地名就叫九墩，加上新出的石堆，已经有十个了。这些石堆旁边的山顶，也能喷出火焰。这事圣祖皇帝很清楚，所以才有“这事以前很多”的谕旨。而严鸿逵却拿这些来当成讽刺的讥笑我朝出现灾异的材料。
至于热河发生洪水这事，是因为长城外群山层叠。五六月间下大雨时，凡是溪涧，都成为大湖，旅行的人常常受到阻滞。但雨停后，不过一二个时辰，水就可退走。热河地方群山环抱，中间只有一道河流，每当雨水稍大的时候，群山的河流都是从这河流出，所以往往会产生决堤的事件。康熙四十八年（公元）六月，大雨下了一天一夜，当时附近的行宫一带，地处高冈，只有隔岸山脚下有些地方被水淹没。本地居民住得久了，常常见到这种情况，并不以为奇。而护卫皇上的官兵，也都知道雨停后水势便会减退，所以都安稳不动。惟有那此临时来做工的工匠等，因为生平没见过这种情况，以致惊慌失措，个别愚蠢的人便编造了木筏，以为可以顺流逃走，遂发生有木筏触碰山石而解体的事，以致落水溺死数人。
此外，圣祖仁皇帝御用的水井，在隔河的山脚，有看守水井的官兵，严格遵守法度，洪水到来时，也不敢移动半步，因而也落水淹死二三个人。这时诸皇子中，正轮到朕去恭问圣祖安康，随从的官兵有二三百人，就驻扎在洪水暴发的地方，因为军令约束很严，没有一个人随便走避；等到水退以后，都安然无恙，也没有一个人落水。可是严鸿逵却说淹死二万余人，为什么要荒唐捏造到这种地步！江苏、浙江等地，时常有山洪暴发，和发蛟的事情，动不动地会冲没村庄几百户人，严鸿逵难道没听说过吗？为什么独独把热河的发水当成上天降罚的异事。况且热河这地方，各地来做生意的人密集，而来打工出卖劳力的人，大都是山东山西的百姓，而严鸿逵却说只淹死满族人，能有这道理吗？至于假托梦境，捏造朱三太子索要黑水等话，更不知严鸿逵肚里生的是什么肺肠。
【原文】
夫从来讪骂诽怨之词，多言桀犬吠尧，吠非其主，以自卸其罪。然以严鸿逵生之今世，为今之民，明代沦亡已久，而我朝定鼎，经百年有余，按之天时，稽之人事，则明之太祖与崇祯帝，以及伪朱三太子，非严鸿逵之主也，明矣。若之何托心于遥遥不相关涉之非其主，而转吠及于神尧之主乎？且臆造讹言，好乱乐祸，于升平宁谧之时，作干戈扰攘之望；以圣祖之德盛化神，而公然诬蔑；以今日之民安物阜，而朝夕咒诅。种种丧心病狂，皆拾吕留良之唾余，而尤加幻妄，岂非凶虐性成，万死有余之逆贼乎！且伊既私自著述，造为妖罔嵘，而又貌作迂腐曲谨之态，以掩其奸顽。浙俗浮薄之士，簧鼓其虚誉，致有廷臣以纂修《明史》荐举及伊者，伊乃自鸣得意，抗慢诡激，其日记有云：“传之得炳仪字，仍嘱劝驾。有‘尧舜在上，不可徒事高隐’之语。予笑谓尧舜在上，独不可下放巢由耶。”
又云：“总宪又有面奏，语嘱易斋令惟怀驰信劝驾，势不得辞云云。然予意自定，当以死拒之耳。”
其大言藐抗，即已若此。乃日记又云：“有衡州人张熙，字敬卿来见，言其师曾静，永兴县人，在彼中讲学，学者称蒲潭先生。从前因读讲义，始弃诸生。”
又云：“敬卿欲往江宁，作致双亭字，又寄冬之字。”
夫以朕特旨诏修《明史》，旁求山林隐逸之士，而廷臣荐举及伊，则妄附巢由之洗耳，至欲以死力拒、视朝廷如儿戏，待征召于弁髦。而于逆贼曾静等叛乱悖恶之徒，尺书驰问，一介相通，则数千里之外，呼吸相应，亲如同气，辗转游扬，招纳党类，天地间，显图不轨，恣意横行，扰乱纲常，震世骇俗，未有凶狡至于此极者也。似此悖逆叛乱之人，煽惑民心，贻祸后世，王法所不容，神人所共嫉，且获罪于圣祖皇帝，与吕留良党恶共济，其罪不容于死。严鸿逵应作何治罪之处？著九卿翰詹科道会同速议，具奏。
【译文】
自古以来谩骂诽谤朝廷的，大都用桀犬吠尧，各为其主这个典故，来推卸自己的罪责。然而严鸿逵生在今天的世上，是当今的百姓，明朝灭亡已经很久了，而我朝建国有一百多年了，从天时上，人间关系上来说，从明太祖到崇祯皇帝，以及伪朱三太子，都不能说是严鸿逵的主人。如果这样，为什么他要托心给遥远的并不是他主人的人，反转过来狂咬自己的像神尧一样的主人呢？而且他遂意捏造谎言，好乱乐祸，在全国升平宁静的时候，他却盼望动乱打起仗来；像圣祖这样给百姓带来的盛大恩泽和天神一样，他却要肆意污蔑；对于今天的百姓安乐，物产丰隆，他却要朝夕咒诅。他这种种丧心病狂的攻击，都是拾吕留良的唾余，而且更加上一些无影捏造，这难道不是凶残成性，万死也有余辜的逆贼吗？而且他既然私自著述了不少攻击我朝圣祖的文字，捏造不少妖妄言论；而又在表面上装成迂腐安分的态度，用以掩盖他的奸险顽固。浙江一带轻浮的读书人，为他摇唇鼓舌吹捧，使他得到一些虚名，以至朝廷内有的官员竟然要举荐他参加编修《明史》。他也因此而自鸣得意，用激烈傲慢的手段来拒绝征召。他在日记里说：“传之得到炳仪的来信，仍是托传之劝我应召参加修《明史》，信中有‘现在有尧舜般的君王在上，不可老是做高人隐士’等话。我笑着说，既然有尧舜般的君王在上，难道不可以放过巢父和许由吗。”
又说：“总督又面奏，并嘱咐易斋，让惟怀写信给我，劝我去就职，这种形势下是辞不掉的’等话。但我的主意已定。宁死也要拒绝去干这事。”
他口出大言，藐视和拒抗朝廷，既然已到这种地步，而其在日记中又说：“有衡州人张熙，字敬卿来见，说其师曾静，永兴县人，在他那里讲学，学者都称他为蒲潭先生。以前因为读了吕留良著的《四书讲义》，才抛弃秀才不做。”
又说：“敬卿打算去江宁（今南京），给双亭写了封信，又给冬之写了封信。”
由于朕下旨要求纂修《明史》，并寻找一些有学问而隐居未仕的学者参加，因而有官员举荐了他。他却狂妄地自比作巢父，许由的洗耳，甚至要以死来力拒，把朝廷看成儿戏，把征召的文书看成无用废物。而对于逆贼曾静等叛乱悖逆的人，却不断书信往来，同类相聚，虽则远在数千里以外，也呼吸相应，亲密如同兄弟，辗转交纳，招纳同党于国内，显然是打算图谋不轨，恣意横行。其扰乱纲常伦理的作为真是惊世骇俗，真是从来没有人凶狠狡猾到这种极点的。像这样悖逆叛乱的人，煽动蛊惑民心，把祸害带给后世，是王法所不能容许的，神鬼和人民都对他们憎恨的。而且他罪行涉及攻击圣祖皇帝，和吕留良一伙党恶共济，他的罪行真是死有余辜。严鸿逵应当怎样治罪处理，命令九卿、翰林院、詹事府有关科道，开会迅速议定，奏报上来。
【原文】
二、曾静痛心疾首地说：“我这过去的禽兽，如今是怎样脱胎成人的？”
上谕：曾静悖乱凶顽，张为幻，从束狡恶狂肆之徒，未有其比。宜若性与人殊，不可化诲。乃今悔悟，从前为邪说流言所蛊惑，痛心疾首，历历吐供，自称“向为禽兽，今转人胎”等语。可见天地之大，无所不有，亦无物不可化诲。圣人有言，“信及豚鱼”。今以曾静豚鱼不如之物，亦能悔罪悛改如此。伊著《归仁说》一篇，奏云：“此身若在，愿现身说法，化导愚顽。倘不能生，则留此一篇，或使凶恶之徒，亦可消其悖逆之念。”
可见人无智愚贤不肖，无不可感格之人。是以将曾静《归仁说》附于各供词之后，非以其称功颂德、谄谀而存之也。
【译文】
皇上谕旨：曾静违反天道，凶恶顽固，编造谣言扰乱人心，自古以来狡猾狂妄的人，没有像他这样狠的。这种性情奸诈不同一般的人，看来是无法教育改悔的。可是如今却幡然悔悟，认识了以前是被异端邪说所蛊惑，现在能极端痛恨过去，清清楚楚作了招供，自称“过去是个禽兽，如今才脱胎成人”等话。由此可见天地十分广大，无所不包，也没有不可感化的东西。过去圣人说过：“诚信可以达到猪和鱼的身上。”
如今曾静这个连猪鱼都不如的东西，也能悔罪自新到这种程度。他写了一篇《归仁说》，并且奏告称：“如果能不死，愿意现身说法，去教育开导那些同样思想愚昧顽固的人；如果按刑法被处死，那么留下这一篇文章，也许能使同样凶恶的人，消除他悖逆的念头。”
由此可见，不论聪明、愚笨或贤明和不肖的人，没有不可以感化教育的。所以把曾静所作的《归仁说》附在各个供词的后边，这不是因为他在这篇文章中竭力称功颂德，阿谀奉承才保存下来的。
【原文】
曾静著述 归仁说
圣人之出也非常，故其生也无常地，亦无常格。而其德业光辉之周于上下四方，心思运量之通于四海万世也。乃一皆超于前古，而并非数百年数千年之所尝有。昔人云：“非常者，常人之所异。”
窃以为非独常人，即世俗所震聪明绝世，才智出群，竭其私智，足以压服众论；逞其著述，且可流及远境。而不足以知圣人之生，与对人之德业光辉，心思运量之迥出前古，则亦至愚之常人，不安分之常人而已矣。盖天之生圣人也，其积气也极厚，故其备德也极盛。以宇宙而言，必天地中和，积之之久，蕴蓄至数百年，而始生一圣人。又数千年，而始生一大圣人，不常有也。以一家而言，祖宗功德积之之久，至数十年，又至数百年，而始生圣子圣孙，并为大圣之子，大圣之孙。此则又圣祖、圣宗分所宜有。而自下而仰观，亦世所不常有者也。
譬之未耕种之土，生气郁积既久，而一加耕种，收必数倍，嘉谷岂择地而生，天地于嘉谷亦岂择地而使之生者，而迥异他夫植。麒麟、凤凰不必尽出中土，奇珍大贝何尝不产海滨。同在此天地之中，一大胚胎，或左或右，孰分疆界，安得岐而二之，然则中国之生圣人，固已气竭力倦，而循环以出于远地也，抑何疑哉。况道之在天下无穷尽，无方体。今日与明日不同，此地与彼地各别，本极活脱变易，不容人以成格定式执持捉摸。所贵乎读书知道者，因时制宜，随地取中，即其活变之妙，以竭吾权度裁制之精，取吾与古人之同处勘出异，复使吾所处之异者归乎同，而后与古人五经垂训之旨合，而后人穷经明理，以定义之大用，斯无穷矣。然而斯义也，昔日扣盘扪龠，以瞽语瞽；桃源醉乡，由妄踵妄。若不经风霆鼓动，大冶熔铸，亦无由转头开盲，拨云雾而观天瞻日。盖生人之大迷，而至今乃得大觉也，抑厚幸矣。
【译文】圣人的出生是不寻常的，所以他的出生地也是没有固定的地域，也没有固定的标准。但是他道德功勋的光辉却照耀着上下四方，他的思想却影响到四海和万代。他的一切作为都超过古人，而且圣人并不是在数百年内或数千年内经常能出现的。过去有人说过：“非常的人，就是和普通人迥异的人。”
我以为不仅是普通的人，即使某些聪明绝世，使世人震惊的人，他们才智出众，拿他们的智慧，足以压倒一切舆论而使人感服；显示他们的著作，也能够流传到很远的后世。但这样的人也不能说是出现了圣人，能够与圣人的光辉德业相比，思想影响超过了古人。那么这种人也属于凡庸的普通人之列，只不过是个不安分的普通人罢了。所以上天降下圣人到世上来，他积累的天地灵气是十分深厚的，所以他具备的德行也必然非常盛旺。拿宇宙来说，天地阴阳之气和谐，积累很久，蕴蓄至几百年，才能诞生一个圣人，又经过几千年，才能诞生一个大圣人，这是不常能够出现的。拿一个家族来说，必须是祖宗积下很多功德，经过很久，或几十年，又到几百年，才能产生圣人的子孙，并且还可能是大圣人的儿子，大圣人的孙子。这都圣明的祖宗应该得到的。
从下边仰看这圣人的家族，也是世上所不常有的。这好比一片没有开垦的荒地，它的生气郁结了很久，如果一旦开垦出来加以耕种，它的收获一定比种久了的地多出数倍。茁壮的稻谷难道是只能选地点生长吗？天地对于茁壮的稻谷亦岂能限制到所选择的那块地里生长，而和别的土地上所生的不同吗？麒麟、凤凰这些灵禽珍兽，不必都产生在中原，奇珍和大贝岂不常产生在边远的海滨吗？万物同在一个天地中间，好比一个大的胚胎，或在左边或在右边，怎么能划分疆界，把它切成二半呢？这样，在中国出生圣人很多，已到气脉衰竭的地步，因而循环到边远的地方降生，这又有什么可惊疑的呢？
况且天下的事理是无穷无尽的，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今天和明天不一样，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又有区别。这本是极为灵活易变的道理，是不能让人用固定不变的模式去认识和套用的。所以真正读书懂得事理的人，都是因时制宜，随地按照事物的特点办事，掌握住事物变化的规律，而顺乎规律制订精当的策略行事。拿我们和古人相同的地方，而从中找出不同的差异；再拿我们所处的不同的情况，引导到相同的地方。然后使自己的认识和古人经书所讲的道理相合，这样才能真正弄明白经书中所讲的道理，达到能够运用经书中的定义，这样享受到的好处便无穷尽了。然而对待这种定义，不能片面理解，过去有个传说瞎子没见过太阳，仅听说太阳是圆形，后来摸到一个盘子和竹筒，便以为是太阳了。瞎子把这认识又传给另一个瞎子。桃源、醉乡本是神话传说里的地方，以妄传妄，有人便以为是实有其地了。
这种人如不让他亲身感受一下天空中风雷鼓动，不让他靠近巨大的炼铁炉体验一下铁水的热力，是没法解决瞎子的错误认识的。只有拨开他心中的迷雾，才能使他懂得太阳的高远、巨大和炎热。这好比一个人思想陷入迷途，至今才得以觉悟清醒，这岂不是一件很大的幸运吗？
【原文】
恭惟我朝，当明末之乱，明位之移，由东土而来，扫除寇乱，抚临诸夏，一统无外。至德深仁，沦洽四海，鸿功骏烈，耀两仪。自有生民以为，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自夫世人智不足以知对人之生。与天地之生圣人，往往非常。误以东土为非中华文明之会，并不知列祖相承之德，皆为圣人。于是妄引《春秋》之义，与孔子所许管仲之仁诸说，以比例自矢，甚有惑于近世吕留良之逆说悖论，忘其当前衣被仁育之深恩，敢肆然讥诋诬谤，私形于论说文词者，亦或有之。其名欲正大义，而不知实反拂乎生人之大义；谓以明道，而不知竟大昧乎当然之常道。既昏迷错乱，枉误乎当身，复陷身悖逆，以取罪于当时，而贻讥于后世。此曾经身历者，不得不为天下之有志于学，而不知亦变易之道，徒为吕说所陷溺者，变色告之也。夫天地间二气，五行之精英，由聚而散，日流日广，且变动不拘，循环无常。唐、虞、三代之世，中土本狭、五服之地，荆、楚、吴、越已算要荒蛮服，其余粤、闽、古滇、巴蜀，封疆所建，贡赋所通，尚未属于中国。然计世运之升降，必以治统为转移。而稽治统之转移，又必以道统为依归。唐、虞、三代之盛，承帝治者首推大舜，颂至德者终惟文王。孟子曰：“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歧周，西夷之人也。”
是唐、虞、三代时之圣人，已有不尽生于中土者矣。自秦以及五季，千五百余年，二帝三王，周、孔之道，晦盲否塞，不明不行。至宋而天运始旋，其道虽仍不行于上，而实明于下。然开其统者，始于濂溪周子，集其成者盛于紫阳朱子。周子生于湖南永州，而迁于江西；朱子生于江南徽州，而学于福建。今考湖南乃楚地，而永州竟居两广之界，江南即吴江，而徽州实于东闽相接。江西则古三苗之地，福建原属八闽之区。由是观之，则知圣人之生，其不以地限也，昭昭矣。且《春秋》之摈吴楚为夷狄者，因时审地。按其事迹，与今日不惟如方圆体度之不相合，竟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盖风气之开，由渐而著，自有天地以来，文运到周为极盛，而文、武、周公，以世德笃生之圣，制作礼乐，又鉴古为极精。故一时明备灿然，声名文物之隆，不惟非后代汉、唐所能及，实非前代唐、虞所得并。所以圣人赞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译文】
敬想我们大清，当明末天下大乱时，明朝的皇位移动，我朝从东方来到，扫除了寇乱，安定了中华，一统了国家。用至高的道德和至深的仁义，博得了四海融洽和睦，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照耀着整个宇宙。自有人类以来，还没有过这种兴盛的时代。由于世人的智慧不能认识到天地之间孕育出圣人，往往不同一般。因此错误地认为东北边远的地方，不是中华民族文明汇集的地方，又不知道我朝列位先皇互相承袭积累了深厚的德行，都是一代圣人。于是便错误地引用《春秋》讲的道理，以及孔子称许管仲“尊王攘夷”的仁德等观点，并发誓要按照这种观点去做。便为近年吕留良所说的一些悖逆言论所迷惑，忘掉当前自己身受本朝仁德养育的深恩，竟敢任意诋诬诽谤，私自写成论说文词，也偶然有这种事。其目的是想说明人生伦常大义，而不知道实际上反而违背了人类的伦常大义；本想说明天道的规律，而不知道竟然完全弄错了天道运行的道理。既达到思想昏迷错乱，毁害了自己一生；又陷入叛逆的行列，触犯了当前的王法，给后世留下了笑柄。这是我所亲身经历的教训，不得不对天下有志于求学，又不懂得事物变化的道理，而被吕留良的邪说蛊惑的人，郑重地讲述这番道理。
天地间的阴阳二气，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精华，都是从聚到散，天天流动天天扩大，并且变动不受拘束，循环没有常规。上古唐尧、虞舜和三代的时候，中国已开化的本土还非常狭小，京师以外，五百里为一服，五服以外的地方，像荆、楚、吴、越这些地方，就已经算是荒蛮夷狄的地方了，其余如广东、福建、云南、四川等地，还没有在那建起地方政权，收缴贡赋，还没有属于中国。考察社会的发展，要以政权为变化依据；而考察政权的变化，又必须以思想道德的统一为根本，唐、虞、三代的兴盛，第一个继承帝位的是大舜，论道德仁义则推文王为最。孟子说过：“舜出生于诸冯（今山东菏泽东南），是东夷的人；文王出生于西歧（今陕西宝鸡东北），是西夷的人。”
据此，早在上古唐、虞、三代时的圣人，已经有不完全是生在中原的了。自秦朝到五代，一千五百多年，唐、虞二帝，夏、商、周三王，以及周公、孔子的主张，没受到重视和提倡，道理不明，影响不广。到了宋朝以后，天道才有了变化，上古圣人的道统，虽然还没受到帝王的重视，而实际上在百姓中已经明白了圣人的道理。而开始真正讲述圣贤道理的人，开始于周敦颐；进一步加以发展，集其大成而使之成为系统理论的，是曾讲学于紫阳书院的朱熹。周敦颐出生于湖南永州（今零陵），后来迁居江西；朱熹出生于江南的徽州（今安徽歙县），而读书求学于福建。今天考证起来，湖南是古代的楚地，而徽州实际与东闽相接壤。江西是古代的三苗地方，福建原来属于八闽地区。由此可见，圣人的出生，并不受地区的限制，这就十分明白了。况且《春秋》把吴、楚排斥出中国，称之为夷狄地区，这是根据那时的状况来讲的，考察当时中国的状况，和今天的状况相比，不惟像方形和圆形形状不一样，而且简直好像寒和暑、昼与夜一样，完全相反。社会风气的开通，总是从逐渐变化发展到盛行的。自从有天地以来，文运在周朝时达到极盛的时代，而文王、武王、周公，由世德深厚而诞生出来的圣人，制定了反映文明进化的礼、乐制度，十分尊重古代文化遗产。所以一时之间，各种礼仪制度都十分齐备明确，声名的影响和文化的发达，不仅后来的汉朝、唐朝无法达到，即使以前的唐、虞盛世，也是比不上的。所以孔圣人称赞说：“文采兴盛，是周文王时代，我推崇周朝。”
【原文】
《春秋》之书，虽因平王迁以后，政教不行，王者之迹熄而作，然当时鲁、卫、齐、晋诸国，去文武之世未远，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蔼然是成周之旧。而吴、楚、山戎以侏不通诗书，不知礼义之习，逞其僭王猾夏之恶，冒于中华文明之治，此圣人所以深恶而摈斥之。其实圣人之心，即天心，因其当绝者而绝之，初未尝有意以吴、楚为处地，亦未尝立念以高置诸夏，而重内轻外也。使诸夏而不谨其常度，则其贬而抑之，也又甚于吴、楚矣。故先儒撮其旨曰：“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是《春秋》之书，分华夷者，在礼义之有无，不在地之远近。心实至公至平，原视乎人之自处何如耳。况今日则更有事不同，而大相反者，何也？古来治统道统之合一，而从天定者，自暴秦变乱以后，虽历汉、唐、宋之盛，犹不免架阁漏空，无当于对人之万一。
明末之世，尤君怠臣侈，百度废弛。内则宦官专权，把持国政；则藩封放恣，暴殄天物。官吏贪污，横征暴敛，所在皆然。荒淫骄奢，世家大族，习为高致。加以文德尽废，远人不服，各处蒙古外藩，皆为劲敌，边警时闻，应接不暇，元气尽丧。即极之前后五代之衰，亦不过是。座之流贼四起，惨杀屠掠，毒逾汤火。凡贼所经过府郡州县，以及市井村落，类皆片瓦不保，目惨心伤，自有生以来，其离乱未有如是之甚者也。论者不思此境，妄引三代、春秋之盛以此例，何其悖谬甚乎？况本朝太祖创业东海，以德行仁本，尤取明天下之心。至太宗皇帝，政举教修，仁声仁闻，四讫海内。当是时，曾勒兵入关，徇地直至山东临清，周视京城，纵猎南苑，以期为明解仇释怨，熄兵安民。而明之君臣，竟置之不问，由是振旅东归，明不能以一矢加遗。当时若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取明直如反掌之易，又何待贼陷京城，愍帝身殉国难，明祚已绝，明位已移，请除寇乱而后兴卿命将乎？即此一举，较之武王大会孟津，观政于商，以冀纣恶之悛悔，心事更光明正大，表里无憾。况入关一战而胜李自成二十万之众，如摧枯拉朽，望风逃窜，席卷长驱，廓清海宇，救亿万生灵于水火之中。当时天下之众之依我朝也，如出深渊，如睹父母。由是世祖章皇帝发政施仁，抚临天下。而天下之感戴者，不惟明之君臣雪耻复仇，衔结莫报；且大者为我亿万生灵拔死育生，大德深恩，直与天地同流。
【译文】
《春秋》这部书，虽然是因为周平王东迁以后，政治教化难以推行，对过去王室的威望消失而感慨所作。然而当时的鲁、卫、齐、晋等国，离文王、武王的时代还不远，所以他们还遗留着过去的习惯，其风俗和好的政策，还差不多都是成周时候的老样子。而吴、楚、山戎等地，因边远方言不同，而不懂诗书，不知道学习礼义，仗着他们自立为王的身份而与中国内地各诸侯并列，冒充中华文明礼义之邦，这是圣人所深为讨厌而排斥他们的原因。其实，圣人的心就是天心的表现，看他应该排斥的就排斥，起初并没有产生把吴、楚当成外地的意思，也没有把中原文化发达的诸侯抬高一等的想法，重视内地而轻视边远地方的。假如中原各诸侯国不谨慎地遵守传统礼义，那么对他们的贬低和指责，也会比排斥吴、楚更厉害。所以过去的儒家归纳出这种观点的主旨说：“夷狄地方的人如能实行中华的文明礼义，就应看成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地处中原的诸侯国，而不实行仁义和边远地方一样，就应该把他们看成未开化的夷狄。”
所以《春秋》这部书，把中国划分为华夏和夷狄二大部分，是根据其有没有文明礼义，而不是依据他的地方远近。这种看法实在是非常公正的，关键是看你本身的实际言行是什么。况且今天中国境内的形势和春秋时不同了，而且又恰好相反，为什么呢？上古时候政权的传统和道德的传统是一致的，而顺从天道运行的规律。自秦始皇变乱以后，虽然经历了汉、唐、宋这些朝代，也曾一时兴盛，但仍免不在制度上存在很多漏洞，比不上圣人时代的万分之一。明朝末期时，尤其表现得君主懒惰，臣子奢侈，各种制度废弛。在内来说，则是宦官专权，把持国政；在外来说，则是藩王放恣胡为，暴殄天物。官吏们纷纷贪污，横征暴敛，到处是一样；荒淫骄奢在世家大族中，已成习惯达到极点。更加上文明道德的荒废，边远地方的人民便不服从了。以前的藩属相继都变成强敌，边境的警报不断传来，应接不暇，国家元气丧失殆尽。即使和以前五代王朝覆灭时情况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终于导致流寇四起，到处惨杀掠抢，狠毒胜于沸汤烈火。凡流寇经过的府郡州县，以及集镇乡村，差不多都是片瓦不存，眼看已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自从有人类以来，所受离乱之苦，没有比这时更甚的了。
议论的人却不想想这种情况，错误地引用三代和春秋盛世的情况来相比，为什么会这样荒谬无理呢？况且本朝太祖，创业于东海，以道德仁义之心为根本，并没有夺取明朝天下的想法。到太宗皇帝即位后，政治、教化都走上正规，仁德的声名，传播于四海。这时候，曾经领兵进入关内，巡视地方直到山东临清，并且在明朝京师周围巡视一圈，还在南苑打猎，希望能和明朝化解怨恨，罢兵安民。而明朝的君臣，对此事竟然不闻不问，于是太宗只好率兵回转东北，那时明朝已弱到不能放出一箭的地步。
当时如果存有一毫取天下的心思，夺取明朝的江山真是易如反掌，又何必等流寇攻陷京师，崇祯皇帝以身殉国，明朝国祚已绝，明朝皇位已换主，应请求去除流寇的动乱，才兴兵点将入关吗？就拿这个例子来说，比较起周武王大会诸侯于孟津，率兵观政于商朝，希望用压力使纣王悔罪恶的做法，心事更加光明正大，表里没有一点可指责的地方。况且入关后，只一仗便击败了李自成二十万兵马，如同摧枯拉朽一样，使他望风逃窜，我军席卷长驱，扫清了海内，拯救了亿万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普天下百姓依赖我朝，如像跳出深渊，见到父母一样。由于这种情况，世祖章皇帝才决定建立政权广施仁爱，而登上统一中国的皇帝之位。而普天下感恩戴德的，不仅是明朝的君臣因我朝为他们雪耻复仇，感到结草衔环也无法报答；而更大的是为我国亿万生灵救死育生，其大德深恩，直可说是天高地厚一样了。
【原文】
由此观之，在昔汤、武为夏、商诸侯，虽以仁兴，而君臣一伦犹不能脱然无憾。所以当时成汤不免有惭德，武庚不免以殷叛。岂若我朝之有天下也，得于流贼李自成之手，视商、周之得统更名正而言顺。
明臣、汉人，当时皆乐为效力致死乎。是春秋之吴、楚以夷狄之心，肆夷锹之行，蔑视诸夏礼乐文明之治，而来僭乱之。我朝以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不忍中国之生灵涂炭，而来抚绥之。一是为乱于至治之世，一是敷治于极乱之时，所谓不惟如方圆体度之不相合，竟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者此也。使圣人而在今日，其作《春秋》也所以大褒予于我朝者，当如何深切著明可知矣。盖圣人与天合德，天大无外，圣人之心亦无外，稍有一毫有外之心，即不能合天心，又何又为圣人。所以圣人判事，至虚至平，胸无一毫成见定义。原视天视民以定义。而天之于民，实无常亲，惟德是亲。今我朝不折一矢，不伤一众，不待年而成帝业。到今幅员之广，与天同大，享年之永，与天同久。承承继继，笃生圣人，愈远愈大，弥久弥光，四海升平，万国咸宁，此岂人力所能与？乃民之食德者厚，以至皇天亡眷顾者深，所以至是。圣人又何事违天拂民，而有彼此之间哉！故谓《春秋》大旨在谨华夷之辩则可。若概引《春秋》之例，以抵当我朝之盛，则罔诬圣人作经之旨，为大不可。谓圣人许管仲之仁，其功在于摈吴、楚则可，若妄以吴、楚例今日，则是非颠倒，害道害义，为大不可。是《春秋》不惟无碍于我朝，而我朝竟深有契于圣人之心，大有光于《春秋》之义旨也。审矣。
【译文】
从这来看，过去汤王、武王是夏、商两朝的诸侯，虽然靠着仁德而建立了国家，而不能摆脱以臣子夺去君主王位这一事实，因而有违伦常而感到遗憾。所以成汤不免有惭于德行，武庚不免以是殷纣王的儿子而叛乱周朝。这岂能像我朝得天下于流寇李自成之手，用商、周来相比，我朝得天下更为名正言顺，所以明朝的臣子和汉族人，都乐意为我朝尽力效死。至于春秋时代的吴、楚两国，是怀着夷狄之心，逞着夷狄的不讲道德行为，蔑视中原的礼乐文明的统治，僭号称王，兴兵扰乱中原；而我朝以仁义的心胸，实行仁义的政治，不忍中国百姓生命涂炭，才来救援抚育他们。
吴、楚是作乱于太平盛世，我朝则是为了创造太平于天下大乱之时。这两种不同情况，不仅像方和圆一样体形完全不同，而竟然和寒与暑、昼与夜恰好相反一样。假使孔圣人活在今天，他所作的《春秋》，一定会大大地表彰我朝，应当如何来深切说明，看看以上对比便很清楚了。因为圣人的心和上天的道德是一致的，上天是公正得没有一点私心偏见的，圣人的心也是没有一点私心偏见的，稍有一点私心偏见，便不能合乎天心，也怎么能算得上圣人呢？所以圣人对事物的看法，是非常虚心和公平的，心中不存在一点成见定义，是根据天意民情而才能答出定义。
而上天对于人民，也不是永远亲爱一个地方，只有依据德行来相亲。如今我朝不费一弓一箭，不伤一个人，不到一年便建成帝业；到现在国家疆域之广，与天同大；享受皇位之长，与天同久。一代代继承，连续出生圣人，传得愈远愈伟大，愈久愈加光辉，四海升平，万国安宁，这岂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乃是我国百姓受到恩德特厚，以至上天眷顾爱护得也就特深，所以才能够达到这样地步。又有什么事可以上背天意下违民情，而硬要划分彼此呀！
所以说《春秋》的主旨，在于谨慎辨别华夷的区别则可以；如果一概引用《春秋》中的例子，用以来诋毁我朝的盛世，那么实在是诬蔑圣人作经书的原意，是大不可的事。如果说圣人赞许管仲的仁德，他的功劳在于排斥吴、越则可以说；如果错误地把吴、楚来比今天，则是非就完全颠倒，伤害了道义，则是大不可的事。据此，《春秋》不但对我朝没有什么妨碍，而是我朝的立国竟然深符于圣人的心，并发扬光大了《春秋》的主旨，这是可以肯定的。
【原文】
盖我朝自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开创帝基；太宗文皇帝弘继体之业，统一诸国；世祖章皇帝建极绥猷，抚临中外；圣祖仁皇帝圣德神功，遍及薄海内外，久道化成，沦肌浃髓，更为超越前古，业隆万世。可见皇天笃爱之至，非三代以下所及，即极之虞、夏、商、周，天运初开，太和极隆之会，亦罕有此圣圣相承，绵绵无间之盛。况我当今皇帝，尤圣神文武，时中变化，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恢弘前烈，更有光于圣祖仁皇帝者哉。故其治效化功之显烁于两间者，已极礼明乐备之盛，而其验实亦已至于海晏而河清，特以治德渊微，圣学深，山陬海之间，间有不能与闻其大者，实因初潜藩邸，韬尧养晦，无求无欲，研经味道，以尽己性分之固有，职分之当，为未尝稍露一声光于人间，所以龙德中正，不惟非天下所得知，并非在廷诸臣所能识。
惟我圣祖仁皇帝，聪明天纵，本父子之亲，以圣知圣，早知人品贵重，蕴蓄美富，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然亦以是存亡于心，而不肯扬之于众。直至圣躬不豫而大渐，委以南郊大礼，从方知我皇上至德天全，圣学性安，久为圣祖皇帝所深契。而于此尤可以见圣祖皇帝之揆道精义，传子即以传贤，并二帝，兼三王，而适于中者，迈百王而首出矣。所以当我皇上御极之初，一切政治，天下皆莫能仰测高厚之所由出。加以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奸谋，散布流言于外，以致盛德至善，不能骤得遍闻于穷乡远鄙者，斯亦事理之所必有。
岂知我皇上渊衷至仁，天性至孝，发虑至诚，修已至敬；而造德之纯熟，学问之渊深，历练之缜密，处事之精详，则又一理浑然，泛应由当。举凡之于政刑，见之于德礼者，既无一处不知之极其精，复无一事不处之极其当。神明尽智，化裁尽变，推行尽通，深仁大德，际天蟠地。究其归，皆因物付物，初未尝稍存一毫成见于未事之先。是以身虽至劳至苦，无一时一刻不以爱养天下苍生为事。凡可以利济斯民者，思无不到，到无不行，行无不实。自朝至暮，一日万机，目不停视，手不停批，不遑宁处，而心实至安至逸。常如明鉴、如止水，万物之过其前者，妍媸自然必露，而不容掩。今试于荡荡难名中，而以管窥及者略举其万一。如明王奉若天道，大义本于天经，自二帝三王唱和而后，后世人主皆以国家行政出治，生杀予夺，权由己制，竟不知大君之上，更有天焉，不可违也。
【译文】
我朝自从太祖高皇帝以神圣的武功，开创了基业；太宗文皇帝继续发扬光大，统一了中国全境；世祖章皇帝建立治国大政，安定了中外；圣祖仁皇帝仁德、武功，遍及全国内外，普施仁德教化百姓，恩惠深厚深入肌髓，更是超过了上古前朝，帝业的兴隆光耀万世。可见上天对我朝的厚爱已极，是三代以下各朝难以比得上的，即使追溯到虞、夏、商、周，秉承天运建立最早的几个朝代，帝业极隆的太平盛世，也罕有我朝这样连续出现英明圣主继承帝业、绵绵不绝的盛况。何况我朝当今皇上，尤其圣神文武，这时的变化，比之天地化育一切也不为过；恩德泽及万物而无一遗漏，弘扬先皇的政教，使圣祖仁皇帝的未竟事业更加光辉。所以其治理国家教化百姓的功勋显耀于二者之间，已经达到礼乐文明极盛的顶点，而其治理的效验也由海清河晏来得到了证明。
至于当今皇上治理国家的才德深厚精妙，学识更是渊博高深。而远居山角海滨的人，或许有不知道皇上功绩之大者，这是因为皇上还是藩王的时候，才能深藏不愿显露，既不求名声也没有什么欲望，终日研读经书修养道德，以尽力符合自己的个性和藩王的身分，从未尝想显露一下自己于世间。所以圣人的道德十分纯正，不仅不是天下百姓所能晓得的，就是朝廷内的各位大臣也很难知道。只有圣祖仁皇帝，天赋予他聪明，又与当今皇上是父子关系，所以能以圣人的眼光认识圣人，早已知道当今皇上人品贵重，胸中蕴藏着雄才大略，能够用其聪明睿智做一个英明的君主，但是也只是默记于心而不肯传扬出去。
直到圣祖健康不佳处于病危之时，才委托当今皇上代替主持南郊祭天大典，于是众大臣才知当今皇上仁德天授，学识性情稳重，已久为圣祖所深深注意了。由此可见圣祖皇帝处理大事的深刻意义，传位于儿子就是要传给贤明的人，其英明识见可以说兼有尧、舜二帝，夏、商、周三王的美德于一身，而超过了后世的百王之上。所以当今皇上自登基之初，实行的一切政治，天下人都难懂得这些英明高深的做法是从哪里来的，加之阿其那和塞思黑等人，久已心怀夺位的奸谋，所以在外散布流言诽语，以至当今皇上的盛德和善政，不能很快地传遍于国内远僻山乡，这也是事理的必然。如何能知道我皇上宽厚的心胸非常仁德，天生的性格极为孝顺，考虑问题本着诚心，修养自身要求严格慎重；而对道德运用的纯熟，学问的渊深广博，遇事思考的缜密，处理问题的精详，则又浑然一体，各方面应付得都十分妥贴。
比如施行的政策和刑律，用道德礼义去观察，既没一个地方知道得不够精详，又没有一件事处理得不是极其妥当；智慧英明到极点，教化百姓使之道德一新，推行的善政通行全国；其深仁大德，真是顶天立地呀。追究其功绩的根源，在于根据不同的事物给以不同的办法去解决，并没有存在一点成见于处理事情之前。所以皇上虽然至劳至苦，也没有一时一刻不以爱护养育天下百姓为目的。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没有不想到的，想到的没有不实行的，实行没有不扎扎实实达到目的的。
自早到晚，日理万机，目不停看，手不停批，没有一刻闲暇安宁，而内心实际上才最安定最放心。经常心如明镜一样亮，如静止的水一样安定，万物从眼前经过的，美和丑都会自然显露，而不能有一点掩盖。现在试于浩荡无数难以一一说清的圣绩中，将看到一斑略举其万分之一的事例。比如英明的帝王都是尊奉天道规律的，道义是上天所树立的，自从上古二帝三王相继遵守以后，后来的帝王都是用国家政权来治理，生杀大权自己说了算，一切权力都归于自己，竟然不知道君王头上，还有上天，天意是不能违背的。
【原文】
我皇上念念从民设想，处处体天定趋。凡天所好者，体天之心好之；天所恶者，体天之心恶之；天所欲行欲止者，体天之心行之止之。由是体天之心以养民，知食为民天，农乃食本，务使各务本为，尽力南亩，不得贪利而废农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穑之艰。每岁躬耕藉田，以重农事。而老农之勤朴无过者，令各州县岁举一人，荣给品秩，以示鼓励。而先啬神农，亦开千古未开之典，设坛崇祀，以报其功。偶间一处旱涝，即悯念忧形，减膳之下，殚精竭诚，为民祈祷，专务修少人事，以格无心。
座至祷雨雨通，祈晴晴应。犹不以此为足蠲减赋之典，无年不颁，赈灾救患之泽，无地不遍。甚者如江南、江西、浙江，正供六十余万两，皆沛恩永免，深仁厚泽，与天罔极不朽。采运积贮，禁屠崇俭，以预防其不足。与夫疏浚河流，开导积淤，相地开垦，以奠民居。通民行而济民食者，可谓无处不到，无法不备参。推其极抚久绥尽六合之广，虽穷幽极僻之区，亦不至一夫失所，如西陲安插之众，不惜厚赐，使之衣食有赖。云贵等省，边塞土民，素受土司之害者，禁其鱼肉，革其科派，老有沿乡给发之养，孤贫有动用钱粮，务令得沾实惠之谕。存恤悯念，恻怛，恩膏直下及于行人气人之微贱，以期尽天子惠元元，包涵并育，大小高低遐迩，一体之本，量而后快也。
体天之心以爱民，则察吏不得不极其明，惩贪不得不用其法。谓贪赃犯法之官，蠹国殃民，罪大恶极，即立置重典。亦不足以蔽其辜。但不教而杀，有所不忍，故曲宥其死，偶行抄没其家资，以备公事赏赉之用，盖所以昭国法而惩贪污，并使后来居官者，知贪赃之物不能入己，无益有害，自不肯复蹈故辙，以罹法耳。更或即其所有之资，填补亏空之数，其得豁免其罪，此皆以罚恶之内，隐寓宽仁之意，原非过刻也。至于人之心术，隐微之中，疑似之间，最为难测。睿照则辨析精微，而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尤如丝过扣，毫发清楚。然犹不以此自用，必广行采访，以收好问好察之益，以为执两用中之资，抑兼欲得人擢用，为生民思久安长治之计，故一切政令所敷，治益求治，安愈图安，务求适中得当，立千百年不坏之良谟，以期移风易俗，潜移默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爱民者，又何无己也。
【译文】
我们皇上一心念念地为百姓设想，处处体会天意而后决定行动办法。凡上天所爱好的，体会天意而同样去爱好；上天所讨厌的，体会天意而同样去讨厌；上天所打算实行或制止的，体会天意去实行或制止。由此这而体会天意在于抚养百姓，知道“民以食为天”
这个古训，而农业则是吃饭的根本，所以力求农民能各就本业，尽力耕种田地，不允许贪图小利而荒废农业生产这个大事，不允许追求小事而忘记耕种的艰难。每年皇上都要亲自到御田里耕作，以提醒要重视农事。而对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老农，考察他们勤劳朴实没有过错的，让各州、县每年向朝廷推荐一个人，授给他相当官员的品级，以示鼓励。而对于从事农业的始祖神农氏，也开创千古没有过的盛典，设立了“先农坛”加以隆重祭祀，以报答神农氏的功劳。
偶然听说某一地方发生早涝，就产生怜悯挂念，忧愁形于颜色，除了减削御膳食物外，又尽精竭诚地为百姓祈祷上天，反省所办的各种事情有没有过错，并加以改正，以希望感动上天。最后终于达到求雨雨降，求晴晴至，仍然不以此为满足，减免赋税的恩典，没有一年不颁发的，赈济灾民的恩德，没有一个地方不到。特别是像江南、江西、浙江等省，规定每年田赋银六十余万两，都获得皇恩永远免除，这种深仁厚德，真和上天一样永远不朽。采运粮食积储于国家粮仓，禁止屠宰牲畜崇尚俭朴，以防止百姓粮食的不足。以及疏浚河流，开导淤塞，根据各地情况鼓励开垦荒地，以打下百姓生活基础。便利百姓交通和接济百姓粮食的事，可以说是无处不到，各种办法没有没用过的。
推算一下恩德所到的地方已遍及全国，即使是穷困和极偏僻的地方，也不让一个人流离失所。比如在西部边疆安顿百姓生活，不吝惜巨大的费用，而使他们衣食有赖。云南、贵州等省，边境的少数民族，长期受到土司的压迫，于是便下谕旨禁止土司鱼肉百姓，免除了各种不合理的摊派，老年的由其乡村发给生活费用，孤贫的可用专款救济，一定要让百姓受到实惠。心里所存的悯恤念头，病痛忧伤，恩泽惠及路上的乞丐等微贱的人，以希望将天子的恩惠遍施于平民，所有的人都要受到抚爱养育，不论大小高低远近，都是国家的一个根本分子，都能受到恩泽而后才会感到快乐。
要体会天意而爱护百姓，则考察官吏不能不严明，惩办贪官不能不动用法律。贪赃犯法的官员，祸国殃民，罪大恶极，即使立即把他们处以重刑，也不足抵偿他们的罪行。但是不加教育而杀掉，心中实有所不忍，所以婉转宽恕他们的死罪，偶尔有抄没他们的家财，以备公事奖赏的费用。所以要这样申明国法而惩治贪污，并使后来做官的人，知道贪赃得来的东西不能归己，是无益而有害的，自然不敢再走翻过车的老路，而自陷法网。此外还有把他所有的资产，填补亏空公款的数额，然后得免去他的罪，这都是在惩罚罪恶之内，暗隐有宽大仁德的意思，并不是对他们过分苛刻的。
至于人的心术，在隐暗之中，真假是非，最难看得出来，皇上以聪明睿智的目光明辨精微，而在公中有私，私中有公的情况下，看得如同丝线过扣眼，毫发都能清楚。但是仍不以此自信，必广泛进行调查，以取得更清楚地考察之益，作为因地制宜，不偏不倚地处理政事的参考；同时也打算借此发现和提拔有才干的官吏使用，为百姓设想长治久安的方法。所以一切政令的施设，在治中更求治，安中更求安，务必求得合理适中，树立起千百年不坏的良好楷模，以希望达到移风易俗，潜移默化，使百姓一天比一天善良。而不知道皇上这样爱护百姓，可是没有一点想到自己啊。
【原文】
体天之心以钦恤民命，谓明刑原以弼教君德，期于好生，法虽一定，心本宽仁。《书》云：“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所以斟酌权衡，广好生之德也，有不得已用刑者，不过欲国法申行，刑期无刑耳。故每有改定条例，必期三令五申，惟恐小民无知陷罪，不教而杀。时深恻隐之念，承审官司，滥刑有夹讯之戒；秋审应决，具奏有三复之谕。稍有一线可生，因事原情，宁过乎仁，毋过乎义。不惜反复批阅，至再至三，每年沛岁多格外生全之恩。其实皆准乎天理之至公，即乎人情之至安，宽而得中，非废法也，然亦间有应严者，则又用严，以顺适夫至正至平之则。
如阿其那、塞思黑蓄奸树党，贪图不轨，已经圣祖皇帝贬而绝之，乃不知仰体君父之心，痛自改悔，竟怙终不悛，按其罪过实同周之管蔡。我皇上本大公无我之心，揆道执中，以事关国社生民之重，不惜数其罪，以大义灭之。此亦如四凶之在尧世，必有可容者，而后尧容之；其在舜世，必有不可留者，而后舜去之。尧舜何容心哉？皆因其人之自取何如耳。故皇上今日之义，即圣祖皇帝当年之仁，皇上今日之仁即圣皇帝当年之义，道无二致，同归一中，因时制宜便得其平而已。天语煌煌，反复剖析此理，已到至处尽处，而心事亦直与日月并明于千古矣。盖虚明应物之天，本无一毫成见、己意稍杂于其中，所以用宽用严，无往而非道之至当，不易有如此也。
体天之心以为民，取士则于三年科举之外，有举贤良方正之恩诏，有令各省州县延访孝友端方，才可办事，而文亦可观者，每岁各举一人之谕。有选拔贡生，不拘考试名次，务取经明行修者之谕。有令满汉、内外、文武诸臣，将有猷有为有守者，各举一人之谕。有令中外诸臣，在京主事以上，在外知县以上，各举所知，或举贡生员，或山林隐逸，送部引见之谕。而于各省州县，文明极盛之学，又有升改增额，录取之谕。乡试中式各数，亦随着加增。广求博访，惟日孜孜，冀获贤才以为莅政临民之选。
而犹忧人才难得，务在矜全器使，幽隐必录，所以于湖南等省，又特降分闱之旨，悯念士子之贫寒有志者。嗣后不为远险所隔，皆得以遂其观光之愿焉。体天之心以为民，尊师重道，则至圣先师追封一代。敬圣人如君亲，易讳为“邱”，重临雍之大典，改“幸”为“诣”，而诞降之期，斋戒禁屠，著为定例。且旌有节义，崇建祠守，奖劝善行，虚公核实，军民一体，直及于匹夫匹妇之贫且贱焉，风声之树更远也。体天之心以为民，优礼大臣，则赐坐赐茶；体恤群臣，有赏有赉。上下虽分，君臣一体，极至饮食之轻微，情至亦所必赐；器用、服物之小者，虽远亦所常颁。君臣之际，相期以诚，臣下隐微，无不洞烛，训诫开导。隆恩同于天地之钧陶万物，胜于父母之教育婴孺。至中至正，总以吏治戎政，物情民隐，各得其所为念。体天之心以为民，存亡修废，则合天下为一家，视异代而无外，大廓成例，封明祖之后以侯爵。考古仁恕之君，隆名之主，从未有如此之洪施公普者也。
【译文】要体会天意而爱惜百姓的生命，认为严明刑法原因是辅助君王道德教化的一种方式，立足于好生，法虽然有明文规定，执法则从存心宽仁出发。《书经》上说：“宽恕没有大的，刑罚没有小的。”
所以要慎重考虑，以求推广上天好生之德，有不得已必须用刑的，不过是打算申明国法，处以刑罚是期望减少直至消灭犯法和刑罚罢了。所以每逢有改定刑法条律，必然要进行三令五申，惟恐百姓不知法而陷入犯罪，成了不教而杀。时常对百姓深怀恻隐之心，为了防止滥刑，有严禁拷打逼供的规定；每年秋天审判死刑案件，有必须经三次复审的圣谕。稍有一线生机的，因事论事寻找可原谅的情节，宁肯过分宽仁，不可有一毫失去道义。不惜反复批阅公文，达到两三遍，每年遇到丰年时，往往都要格外加恩减少死刑。其实都是以天理至公为标准，亦就是合理人情而至安，宽大而又适中，这不等于不要法律；但是其中也间有应该从严的，那么要从严，以顺乎至正至平的原则。比如阿其那、塞思黑私蓄奸党，企图不轨，已经由圣祖皇帝贬去王爵废为庶人，可是他们不知道仰望君父的苦心，痛改前非，竟然坚持作恶而死不悔改，按他们的罪行实际上与周朝的管叔、蔡叔相同。我皇上本着大公无私的心情，根据道理公平执法，以为这叛逆大事有关国家和百姓是极重要的，不惜责数他们的罪行，而大义灭亲。这也同于“四凶”
在唐尧的时代，有可以容留的原因，所以尧才容许他们活着；到了虞舜的时候，一定有不能容许再留下的理由，所以舜才把他们杀掉。尧舜能有什么存心呢？都是四凶他们咎由自取来决定的。所以皇上今天实行的大义，也就是圣祖皇帝当年实行的仁德，真理是没有二样的，只能同归于一个公正，不同的是因时制宜，处理合乎当时的公平罢了。皇上金口玉言光辉万丈，已反复剖析了这个道理，可以说透彻已到尽处，而皇上的心迹，也直同日月一样明亮于千古了。上天的心怀是随着事物变化而生，原本没有一毫成见和私意掺杂在其中，所以用刑的宽与严，自古以来，非道德至当至公，是很难做到这样程度的。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录取士人则除了每隔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以外，还有要求各州县每年荐举“贤良方正”的特恩诏书，还有下令各州县访求孝顺父母、品行端正，才能胜任做官，文章也有一定水平的人，每年各推荐一人给朝廷的谕旨。还有选拔贡生，不拘于他在考试中的名次高低，务必要求选拔通解经书、修养端正的人的谕旨。
还有让满汉、内外、文武各种官员，把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读书人，各自推荐一人的谕旨。有命令朝廷内外各官员，在京的主事以上，在外的知县以上，各自推荐所知道的人才，或举人、贡生、秀才，或山林隐逸，保送到礼部，安排由皇帝接见量才录用的谕旨。
而对于各省、州、县，文风极盛的学校，有晋升级别和增加秀才名额，扩大录取的谕旨。各省乡试录取举人的名额，也随之增加。广泛地搜求人才，每天孜孜不倦，希望获得贤才以作为做官治民的后备。而仍然时常担忧人才难得，务必爱惜保全人才并发挥其作用，即使偏僻地方，也要做到有才必录。所以对湖南等省，又特别降旨，采用分区乡试的办法，照顾那些贫穷而有志气的读书秀才，不必爬山越险集中省城，就能够就近参加举人考试了。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就认真尊重师道，对至圣先师孔子，加以追封其五代祖先为王爵。敬奉圣人如同先皇和亲人一样，下谕遇到孔圣人的名讳，都要改写成“邱”字以示敬避；重视皇帝拜祭文庙的典礼，把皇帝巡幸文庙的“幸”字，改为“诣”字，以示对孔圣的尊敬；并在孔圣诞辰之日，都要进行戒斋沐浴，禁止百姓屠宰牲畜，用制度固定下来。并且大力旌表节烈孝义的人，建立祠堂和牌坊，奖励善行，秉着一心为公的精神核实事迹，不论军民，一视同仁，连极为贫贱的男女百姓也不例外
良好的风气树立是非常广泛的。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对大臣能优礼相待，接见他们时赐茶待如宾客；关心爱护群臣，常有赏赐和馈送。地位虽有上下之分，君臣的关系亲如一体。小到饮食这种微小东西，感情到时也必然要赏赐臣下；器用、衣服等小物件，虽然臣下远在边疆，也要常常颁赐。君臣的关系，相待在一个诚字，臣下的隐微私事，皇上没有不洞若观火，加以训诫开导。隆厚的恩德同于天地的薰陶万物，胜过父母的教育婴儿。处理事情非常中肯而正确，总是把吏治、军政和社会状况、民间真情，都处理妥贴挂在心上。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对国家的存亡兴废，则看成天下一家，对覆亡的朝代不存在一毫见外，扩大修改历朝的成例，封明代皇帝的后代为侯爵。考查古时著名仁恕的君主、声望极隆的帝王，也没有过这种宽洪而公正的做法的。
【原文】
体天之心以为民，励精图治，则天德之刚，纯乎一敬，乾乾终日。法天行健，无时不极其精，无处不尽其详，广览博访，随机应变，无一不中节合宜，神聚到至处，心细到极处，即至群臣奏章，偶有一义未安，一字错落，几经廷臣历阅不到者，一经睿照，必为摘出。反复告诫，不以为倦。自朝至暮，凝坐殿室，扩然大公，物来顺应，非帝尧之钦明，大舜之恭己。殆未易臻此笃恭之境矣。体天之心以为民，垂训立教，则皇极之敷言，尤长江大河，浑浑灏灏，盘折自如，愈析愈精，实无一不行所无事，与天理之大中至正者相准。诚以宸衷虚明广大，昭融洞彻，海涵天覆，内外无间，浑乎天理之公，无一毫人欲之私，故发于文辞，理实气足，巍然经天纬地之作，与《二典》、《三谟》并垂不朽。
自古圣明之君见之典谟，载之史册，所传诏诰，其精思神力，未有在纵之深厚目极如是也。极而至于体天之心，为民之深，直至作述之间，心融神契，道统、治统、心法、圣学，一气相承。诚以圣祖皇帝德合乾坤，功弘位育，开生民未开之大业，深仁厚泽，迈百王而独隆，为皇天笃爱之肖子。是圣祖皇帝之心即天心，圣祖皇帝之德即天德，故一切政治，祖述宪章，多以圣祖皇帝为准。然亦只学其道，而不拘泥其法，其中有时地异宜，损益殊方，所当更定者，则又未尝不推对祖之心，以承天之心，为民而更定之。其实继志述事，适与圣祖无违也。所以大孝纯笃，无处不到。当圣祖皇帝宾天，哀号恸慕，尽礼尽制，历三年如一日；继以孝恭仁皇后升遐，兼服不懈，悲思历久弥深。当斋居永慕之中，孝思所及，孝治所颁，徽号之议，协万世之人心；配天之典冠，百王之隆会。晨昏瞻拜，朔望祭享，望山陵而致敬，瞻庙寝以告虔。无一时不思哀思敬，无一事不尽制尽心。此虽一时怪于至情，由于至性，为所当为，不知其然而然。本无意于民，不求鉴于天，然天人一理，家园相通，此感而彼自应，上行而下自效，实无往而非继天立极，为民作则之大者。岂但区区致我仁孝诚敬之至于圣祖而已哉。
【译文】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励精图治，皇上仁德的核心在于敬慎做事的一个敬”字，终日兢兢业业，警惕自身。顺从天道而自强不息，没有什么时候不用尽精力，没有一件事不考虑详尽，广览博采，随机应变，没有一件事处理得不适中合宜。精力集中到一处，心思细致到极点，即使是群臣的奏章，偶然有一点意思不妥，一个字用得欠当，几次经过朝内大臣审阅都没有发现的，一经皇上阅看，一定会给指出来。并反复告诫臣子，不觉得疲倦。从早到晚，一动不动地坐在殿内，心中想的全是国家公事，每件事都会很快批复解决。这如没有帝尧那样的聪明睿智，大舜那样的严格要求自身，是很难达到这样敬慎认真的地步。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对臣民百姓教育示范，皇上所说的话，好像长江大河，浩浩荡荡，曲折自然，愈分析愈为精辟，实在是没有一件事没有说到，其指示都是恰如其分，没有不和天道相符合的。这实在是由于皇上胸中心怀广大，明察一切，度量宽宏如大海苍天包容一切，对内外一视同仁，统一在公天理之下，没有一丝一毫私心杂念，所以思想发挥到文辞当中，理实气足，文笔磅礴雄伟，真是经天纬地的杰作，直可与《尚书》里的“二典”、“三谟”一样共垂不朽了。
自古圣明的君王的著作见于经典，载入史册的，所流传下来诏书和圣旨，它的精深思想和神圣的气魄，没有一个比得上我皇上，上天赋予其圣智英明已达到了极点。由于达到这极点，而在体会天意，为百姓着想，也达到极深地步，反映到著述中间，便能心神融合，下笔如神，道德、政治、修养和孔孟之道，融合一体，一气相承。这实由于圣祖皇帝的仁德广及乾坤，功绩弘大地位崇高，开创了亘古没有过的伟大事业，超过了历史上上百个帝王而独盛，是上天所笃爱的肖子。所以圣祖心就等于天心，圣祖的仁德就等于天德，所以当今皇上实行的一切政治，承袭的典章制度，大都以圣祖皇帝时实行的为准。
然而也只是学其精神实质，而不拘泥于具体做法。其中有因为时代地点情况变化不同，也作了增删改动，其应当更改的，则又没有一处不合乎圣祖的思想，秉承上天的心意，为百姓着想而加以改定。实际就是继承了圣祖的遗志办事，与圣祖原意没一点违反的。这正是皇上大孝纯正的表现，没有一处不显露出孝心。当圣祖皇帝驾崩之时，皇上哀号恸哭，尽了一切礼仪制度，守孝三年如同一日；接着又遇上孝恭仁皇后去世，皇上兼为守孝，没有一毫松懈，悲伤怀念，时间越久越深。当在戒斋守孝居住的时候，凡是能想到的孝思，治丧所颁发的圣旨上谕，以及谥号的商定，都符合万代的人心；祭天的同时配享圣祖的典礼，其隆重超过了历史上一切皇帝。朝夕在先皇神像前观瞻拜谒，初一、十五都要前往祭祀行礼，遥望皇陵而致敬，观看寝宫而虔诚祝福，没有一时一刻失去哀思和敬意，没有一件事不尽心恪守丧礼。这虽然是一时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是由于父子天性所至，应当做的就做，没想到的也会不知不觉地做了出来。
本来这种孝道，并不要求百姓也仿效着去做，也不求上天看见这样守孝而感动，但是天理人情总是一致的，家庭与国家也是息息相通的，这里有感那边就响应而互相影响，上边实行的下边就会仿效。所以皇上没有一件事不是代表上天树立榜样，为百姓作出示范准则的行动，其意义岂只是对圣祖皇帝表示敬孝的虔诚而已。
【原文】
凡此皆亲被德化之后，身近天日之光，管见所及，百千万分中之一耳。至于广大精神，浩浩肫肫，可以意想而不可以言尽者，不惟今日浅陋不得而知，抑人所不得而传。盖圣本不可知，而至德尤未易名言故也。此所以天人交孚。
数年以来，休征并著，嘉瑞屡见，太和翔洽，民康物阜，四海同登乐利之域，万姓共享升平之福者，诚以我皇上道德既早与二帝三王合辙，而治效自当与虞、夏、商、周并隆无疑也。静生长楚边，山野穷僻，足迹未到通都大邑，生平未接见一名人达士，加以稍长失怙，身处露孤，形单影只，胸次极狭，见闻极陋。不惟列祖相承之圣德神功，有所不知，并我朝得统之大者，亦所未闻，徒以迂固执方之见，而痼其好古不化之癖。早年从事举业，翻阅八股时文，读吕留良文评，妄喜其议论之爽快，而不察其气象之粗暴；贪其意见之间与己合，而不知其发言立论之甚者，实多与道义大相悖也。且平昔徒知其刊刻之多为有功，而不知其实欲多刻以为阴图射利之计。知其立言之高为有德，而不知其故为高论，以逞其欺世盗名之术。由不知而错好，由错好而误信。日甚一日，不觉为其说所浸淫者实深。至近年以来，兼读其杂文残诗，甚有谓《春秋》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义。而今日有人实若无人，有世实若无世。以此为《纲目》凡例未发之蕴。始闻未尝不疑，迨久而不得不信。
盖以其意借口于孔子之《春秋》，而例又窃附于朱子之《纲目》故也。因妄思君臣为人伦之首，本于天降，由于性生。人之思君如子之思父，天下未闻有父既失处，而于能晏然独安者。读书以明理为大，身忝士林，所干何事？又焉敢重计一己之死生利害，而委弃当身大义于不顾乎！加以我皇上圣德高远，初年洋溢未遍海内，即早为奸党布散流言，传闻满耳。此时不觉狂悖蛊心，顿忘天地之大，恍若当身道义之迫，甚于水火。乃敢定志，遍导域中，冀得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以为生民之依。遂即其谣传诋谤之词，大肆悖妄，冒昧上书于陕西总督岳公。直至事发之会，执讯庭阶，犹坚持吕留良悖论在心，以为道理当然，死何足惜。且妄谓纲常名教，而得其正，尤读书为士者之所乐，就而不避者也。
殊意承问大人仰遵谕旨，早知穷陋无知，为谣言邪说所蛊惑，乃将逐条所诬一一剖示；及我朝得统事迹，反复详告；并宣皇上文德之大，励精图治，孜孜为民，忧勤不倦之苦心。伏听之下，恍然自失，如梦初醒。本若可信而无疑，然反覆细玩，所宣扬处实无往而非三王之极诣、二帝之盛德。数千年梦想不到之境，岂意今日而恭逢有此盛会，似又可疑而难信。未几，蒙恩特发圣谕一章，颁到长沙，剖析宣示，极尽详明，觉大德粹行，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而不容掩。较前所闻于大人者，蓄德蕴道，深弘广备，玩味更无穷尽焉。
复自湖南以抵京城，一路所见，风清景和，文明灿烂，民康物阜，雍睦熙，不觉心醉神移，穆然远思三代，而旷怀唐虞矣。直至抵京，更伏读近年以来所颁示内外臣工圣谕若干卷，广大深渊，纯粹至精，盖自殷盘周诰以后，久矣未闻有此盛德至善，发挥透辟到此极处也。由是回思我皇上德量同天，以蝼蚁之微，冒犯九五之尊，自料万死不足以蔽辜。而我皇上竟埋然于衷，丝毫不怒。到京即超禁释囚，被以广厦，给以丰食，叠赐厚衣，暑悯其热，寒恤其冻。沛几多殊恩厚泽于千古仁惠之主，常法所不到之处。及至谳狱讯供，则又刑措不用，纯以至诚至德，感孚默化，使民不期格而格，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译文】
以上这几条，都是我亲受皇上仁德教化以后，身近皇上如同受到天日的光辉照耀，得到一些微小认识，这只是皇上伟大仁德中的百千万分之一罢了。至于皇上广大深奥的精神，浩大诚恳，只能意会而不能用话表现出来的，不但以我今天浅陋的认识不能完全领会，即使所有的人也难地说得详尽。这是由于圣人的思想高深是一般难以知道的，而至高至尚的道德尤其是不易用话形容的原因。由于这样才达到天意与人事交融结合的盛世。
几年以来吉祥的征兆十分显著，祥瑞事物不断出现，阴阳调和，物阜民康，四海之内共登欢乐世界，万姓人民共享天下太平之福，这实是由于我皇上在道德上早已和二帝三王一样伟大，而治理国家和效果，自然也和虞、夏、商、周一样隆盛，这是毫无疑问的。曾静生长在湖南的边境，处于荒僻贫穷的山区，足迹从来没到过一个较大城市，生平没见过一个知名人士，加以童年时身稍长大一点时，便失去父亲，成为浪浪孤儿，形单影只，养成胸怀狭隘，见闻极少。不但对我朝列圣代代相承的圣德和神功，一点也不晓得，并且对我朝建立是光明正大的正统，也没有听说过，所以迂腐而执有偏见，顽固地坚持食古不化的毛病。早年时读书走应科举的道路，在翻阅学习八股文的时候，看到了吕留良的一些评语，错误地喜爱他议论的直爽，而不注意他性情语气的粗暴；贪图他的意见有些和自己想法一致，而不知道他论说的要害，实际上大都和道义相悖逆。
而且平常只知道他出版了很多书而名气很大，对读书人有功，而不知道他实际上是为了读书牟利。只知道他能著书立说是有高尚的道德学问，而不知道他是故作惊人，以作为他欺世盗名的手段。由不知道其实质而错误地爱好，由错误的爱好而错误地信服其谬论，一天比一天加深，不知不觉便被他的邪说影响到很深的地步。到近年来，又读了他的一些杂文和部分诗作，很多地方常提到《春秋》上说的中国有华夷的区分，从道义上讲比君臣之义更为重大。而今天中国虽有人，而被他族统治，等于无人；虽有朝代政权，实际也等于没有。并把这作为《通鉴纲目》凡例中没有揭露的要旨。开始时也曾经怀疑这种说法，时间久了，也就不能不相信。
因为他把他的意思借口出于孔子《春秋》的主旨，而凡例又偷附于朱熹的《通鉴纲目》的原因。因而我便错误地认为君臣关系是人伦的第一项，本是上天所固定，由于人的本性所产生的。人的想念君主好比儿子思念父亲，天下没有听说过父亲流离失所，而儿子能够独自安逸的。读书的首要目的在于明理，我身在读书人之列，所做的是什么呢？又怎能计较个人的生死利害，而抛弃了读书人的切身大义而不顾吗！加之我皇上虽道德高远，但刚刚登基时，其英明的德政还没有在国内传颂开来，而自己的双耳又早已被奸党散布的流言诽语灌满了。这时我不觉受到蛊惑而狂悖充满心中，顿时忘记了天地间以君臣之义为第一大义，恍惚觉得自身受道义的压迫，更甚于如救水火。这才决定志向，要遍寻全国，希望找到一个聪明睿智能尽担起君王道德的人，作为百姓的依托。遂即用这些谣传诽谤的话，大肆狂悖编写成文，冒昧地写了书信上呈陕西总督岳公。直到上书事发以后，被捕审讯于官厅，还坚持吕留良所说的“华夷”之分的悖逆论点于心中，以为这是当然的道理，虽死也不算可惜。
且错误的认为能坚持纲常名教，而坚持正确观点，尤其是读书人所引为快乐的事，应当坚持而不能逃避。不料负责审问的大臣，遵照皇上的谕旨，早已知道我的浅陋无知，被谣言邪说所蛊惑，便把我的认识一条条地作了剖析；并把我朝统一中国的事迹，反复详尽地告诉了我；并说明了皇上用礼乐教化百姓，励精图治，孜孜不倦为百姓办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苦心。我跪听教训之下，才恍然领悟自己的错误，如梦初醒。
本来就觉得可信而不必怀疑，但细细玩味之后，又觉得其所宣扬的没有一处不合乎“三王”的最高境界和“二帝”的完美盛德。几千年来梦想不到的境界，不料今天竟能遇到这样的盛世，因而好像又有点怀疑，恐怕不可能吧。不久，又蒙皇恩发下圣谕一道，颁发到长沙来，对我迷惑的问题进了剖析和讲解，极尽详明，使我觉得皇上盛大精纯的德行，真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是不能掩盖的。比较以前几位审问我的大人们所说，更加蕴藏了高厚仁德和深邃的道理，精深弘大，无所不包，仔细玩味，更觉道理无穷无尽。以后又从湖南到京城来，一路上所见，到处一片风清景和的太平景象，文明灿烂，百姓安乐，物产丰隆，到处一片和睦快乐气氛，不觉心醉神怡，肃然地使人想到三代的光景，和想到唐、虞盛世了。直到抵达京师以后，又跪读了近年来皇上颁发给内外臣下的圣谕若干卷，内容博大渊深，论说纯正精粹，实在是自从殷商的盘庚到周朝的诏书圣谕以后，几千年来，久已没见到过这样的盛德极善，发挥透彻精辟的极好诏书了。
由此回想到我皇上仁德齐天，我曾静不过和一个蚂蚁一样微小，而冒犯了皇上，自料虽死上一万次也难弥补自己的罪行。不料我皇上竟然心怀坦荡，没有丝毫震怒。我一被押解到京，就解除监禁，安排住入很大的屋子，供给丰厚的饮食，不断颁赐衣服，夏天怕我受热，冬天又怕我受冻，给我很多特殊的恩泽，是千古仁惠的帝王和通常法律都没有达到过的。后来定案审讯，又不用一点刑罚，纯粹用真诚的道德来感化我，使我没想到被感动而不知不觉地被感动，竟使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在不知不觉中懂得了道理。
【原文】
于是实信圣德光明浑全，毫无瑕累遗漏，前谣传所闻，不惟无其事，无其影，且不啻如天渊之悬隔，南北之反向也。加以一面翻阅吕留良家藏日记诸篇，其所以讥诋我朝者，皆是无端妄捏，立意毁诋，实非虚心论道理，见之言词也。乃知其立心既险，为术复巧，平日所说《春秋》诸义，关通于我朝者，不过借圣贤言语，以为题目，肆逞其无忌惮之私见耳。
况《春秋》正义与今日不相干涉者，有寒暑昼夜三反哉。静思量到此，如坠渊深，觉天壤虽大，无处可容，抢地号呼，痛悔何及。自咎数十年读书辛苦，修身砥行，无非欲敦伦笃义，俾或出或处，随在有以尽己性分之常，期无忝于名教，以仰副朝廷作养之意，并得有以报我父母鞠育之恩耳。今一旦身陷巨恶，罪犯弥天，生圣人之世，竟不得为圣人顺则之民，何颜立于世，何面见乎人？此种罪孽，从何处造作，从何处收赎填补？以是不得不切齿忍恨于奸党之造谤，与逆说悖论之陷害生民者，非小小事也。于是回审当身之义，前之所以孟浪上书者，为心中无知，惑于流言悖论，为当世求君起见。
今我朝既如此得统之正，溯其功德，揆之道义，驾过商、周、汉、唐有不屑道。而我皇上又如此道全德备，超越千古。虽以孔孟之圣，处春秋战国之时，其所以汲汲皇皇，奔走不暇，欲引君当道，致之尧舜者，亦只为不忍生民之苦，求明圣之君以主治耳。而今日现有尧舜之主在上，实亘古未有之隆会，生民无疆之福庆。当其时者，即草木无知，犹被荣而向化，况身带血气者乎。所虑在静者，罪大恶极，虽有自悔自咎之诚，自怨自艾之行，剖心沥肝，亦惟恐后时不足补既往之阙，而仰希对鉴于万一。斯为可痛可悲耳，岂尚有旁说剩义，可以假借乎。是今日之心悦诚服者，正如赤子无知，被人欺隐其父；而寻父，寻父未几，而适遇父，遇父而相喜以从父。虽缘幸出于意外，梦想所不到，实乃当身之正义。与从前误听误信，冒昧遍寻域中，冀德聪明睿智，能尽其性之圣人，以为生民主之心，名违而实相合，原出一辙。特先迷而后得，昨非而今是耳。天经地义，本不容泯。而德盛物化，尤不期然而然，至性至情所发，夫岂有所为而为之哉。
【译文】
于是才真正相信皇上的仁德和光明完美，没有丝毫的缺点和遗漏，以前听到的谣言，不但是没有其事，没有影子，而且与事实有如天渊之别，南北的方向相反一样。加之又翻阅了吕留良家中收藏他的日记多篇，才知他所以诋毁我朝的，全是无根据的捏造，蓄意攻击，并不是真心在讲道理，而写成文词的。这时才知道他不但用心险恶，又巧施诈术，平常他讲《春秋》的各种义理，关连到我朝的，不过是他借圣贤的语言，作为幌子，而肆意无惮地发挥他个人的私意罢了。
何况《春秋》真实的义理和今天情况毫不相同，有如寒与暑、昼与夜一样恰恰是相反的呢。我想到这里，真感到好比坠入深渊一样，觉得天地虽大，我实在无可容身之地了，伏地呼号痛哭，后悔忏罪也来不及了。自恨我几十年来辛苦读书，修养自身言行，无非是打算作一个遵守伦常道德、忠实于礼义的人，以使将来或者出仕为官或者在家终身，都能够经常保持本性的善良，不辱没于名教，不辜负朝廷养育之恩，并且得以报答父母抚养的恩德罢了。
如今一旦身犯大罪，罪恶弥天，我生长在圣人的时代，竟不得做一个圣人治理的恭顺百姓，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世上，还有什么脸见人呢！我犯下的这种罪孽，是从什么地方引起的，又该从什么地方去赎罪和弥补呢？所以不得不痛恨奸党的造谣诽谤和吕留良的逆说悖论，它对百姓的祸害，真不是一件小事呀。于是回顾自己的思想，以前所以冒失地上书给岳总督，是心中无知，被流言迷惑，而产生为当代寻求君王的想法。如今知道我朝创业是如此正统，追究其功德，估量其道义，实在超过了商、周、汉、唐则不在话下。而我皇上又是这样的道全德备，超越千古。虽然像孔子、孟子那样的圣人，处于春秋、战国的时代。他们所以急急忙忙，奔走于各国不停，是打算引导各国君主，使他们走上尧舜之治，也是因为不忍百姓受苦，才寻求英明圣贤的君主来治的。
而我们今天，现有尧舜一般的君主在位，实是自古以来没有的好时期，是百姓无边的幸福。当这种时代，即使是无知的草木，也会被感化得欣欣向荣，何况是自身带血气的人类呢？所考虑的像我曾静这样的人，罪大恶极，虽然有自悔自责的诚心，自怨自艾的行动，但即使剖心沥肝，也惟恐不够弥补以前的罪过，而仰面希望皇上明察于万一。这真是可痛可悲的事，难道还能用别的说法理论，来借口为自己辩护吗？所以今天我能够心悦诚服，正好比孩子被人欺骗不知道自己的父亲，而去寻找父亲；寻找父亲不久，而恰和父亲相遇，遇见父亲而高兴地随从父亲。虽然这事是出于意外，梦想所不到的，但实是一个人当身的正义。和从前误听谣言，冒昧的遍寻国内，希望能得到一个英明睿智能尽其能力的圣人，作为百姓之主的想法相比，从外表看是不同的，实际这两种想法恰恰相合，如出一辙。只是先前迷失了方向而后来才走上正路，昨天想的不对而今天才真正达到愿望。天经地义的道理，是不能够泯灭去的，而道德隆盛万物都要被感化，更是不以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至性至情所爆发出来的，这样岂是想做就能做到的吗！
【原文】
盖以我皇上道如此之全，德如此之备，不惟居中定治，处一统无外之下者所当服，即龙潜东海，未飞未跃，闻其声教，亦所当归当服。不惟今日宽仁不杀所当服；即按律治罪，置罪于极刑重典，亦所当悦当服。盖生死事轻，道义事重，若审之于义有所不可，静虽极愚不肖，又岂敢前既无知而犯莫大之罪，后复隐忍苟活以坏生民之大义，罪上加罪乎！故今日之倾心顺服，非是贪生，当身本无可据之义；皇上之宽仁不杀，实非废法，按罪实有可原之情。特以德非尧舜，则不能明照得情及此，即能明照得情及此，亦必不能大公无我至是。明照得情，圣也；大公无我，仁也。一举而仁圣并尽，此汉唐以后之贤君英主所万不能到，而必独让于唐虞三代之圣君哲后者也。
况尚有几多盛世未开之令典，生民未有之殊恩，令民感戴无穷者乎！此静今日所以不徒于语言传闻间，信我皇上之大德同天，乃于当身经历中，亲见我皇上之圣，与尧与舜并参也。夫为国以正名为先，名不正其弊至于礼乐不兴；为学以定义为大，义不定其弊至于进退无据。今我朝得统如此堂堂正正，历三千余年而莫有能媲，而列祖列圣之功德，并非汉唐以来之贤君所能拟。而读书向道之士，未闻有能出分毫气力，阐发其正大之名义，申明其广远之功德，使天下后世共见共闻，以报食德被功之大，而尽己当身之职分，斯己不能无愧于衷矣。而反含愤嫉忌，诋德若仇，造为悖论，张妄说，奴号以掩盖其实，而又甚焉。徒使穷乡晚进之士，胸无定见，但喜其议论之高险，而不审夫神圣之生，总无常域，遂将身为其说所眩迷而不知返。而山林清谨之士，无从考其底里，尤见道不真，择义不精，不知道之变易无方，义例所值，各有不同，一闻当前有此名义，则恐得罪地当时，进又虑见恶于圣贤，徘徊歧路，进退两碍；久之不得不托为高蹈远引之行，以自放其轻世肆志之习，其害理悖义而得罪于天也，可胜道乎。
夫人同此耳目心思，非甚无良，断无有食德而不见为德，被功而竟忘其功，生于圣世而不愿为圣人之氓者。今种种悖谬若此，盖为名主莫明天心，趋向莫知所定之所致，推其极皆由吕留良之悖论在前，错认题目，有以起之也。静至愚不肖，信其说最深，受其祸极大，以是犯罪弥天。幸蒙天子仁圣，体恤民隐曲，谅无知，得留残喘，以苟延岁月。然惟其信之深，是以于此中曲折知之甚悉；抑惟其受祸大，故于此中利害，言之稍切。乃敢忘其固陋，详述夫本朝得统之正，直迈商、周；当今皇帝之德，上参尧、舜者，以遍告焉。
【译文】
因为我皇上的道德如此地全，仁爱如此地完备，不仅居于天下的中心而治理国家，使处于一统中华内的一切臣民都应当悦服，即使是龙潜东海，未登皇位之时，听到其声音教化的，亦应当归心悦服。不仅今天对我宽仁不杀，应当悦服；即使按律治罪，处以极刑重典，亦应当诚心悦服的。因为生死事轻，道义事重，如认为有违于道义的，我曾静虽极愚昧不肖，又岂敢因以前无知而犯下大罪，后又苟生偷活破坏人生的大义，罪上加罪吗？所以今天倾心顺服，不是为了贪生，因为我本身根本没有什么可以依据的道义可言；皇上仁爱宽大而不杀我，实质上也并不是违背法律，按罪行来论，确实也有可原凉的情况。如果其仁德不像尧舜那样，则不可能洞察这种情况，即使能洞察一切情况，也未必能大公无私到这种地步。洞察情况，是圣明的表现；大公无私，是仁德的表现。一下做到仁德圣明兼尽，这是汉、唐以后历代贤明的君主所万万达不到的，而必定是唐、虞、三代的圣哲贤君才能做到的。
何况还有很多过去盛世所未见过的政令、制度，使百姓享受到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特殊恩惠，而让百姓感恩戴德无穷的呀！这就是我曾静今天所以不仅只是靠语言传闻，信服我皇上的大德同天，乃是在自己亲身经历当中，亲眼见到我皇上的伟大圣明，真是和尧舜一样的。一个国家的建立，以正名为先，名如不正，其弊病会陷入礼乐不兴；读书做学问，以立定义理为最要，义理不稳定，其弊病会使人进退没有依据。当今我朝取得统治是这么堂堂正正，是历三千年来没有一个朝代可以与之媲美的；而我朝几位先王先帝的功德，也是汉、唐以来的贤明君主所难以比得上的。
而现在的读书做学问的人，也没有听说过有一个人能用出分毫的气力，阐述我朝名义的正大，讲解我朝历史广远的功德，而使天下和后世都能知道，以报答我朝养育的大恩，以尽自己本身的责任，这已经不能无愧于心了。反而含着怨恨嫉忌，诋毁仁德像仇人一样，制造一些悖逆的言论，胡说骗人，喋喋不休地来掩盖事实真相，这就更加恶毒了。这只能让住在穷乡僻壤的后来读书人，心中失去了主见，只喜欢其议论新奇惊人，而没细想神圣人物的降生，总是没有固定地点的，遂使自身受他的邪说迷惑而不能回头猛省。而居住于山林中的清白谨慎的读书人，因为没法得知他的底细，尤其对天道认识不清，对义理体会不精，不懂得天道是不停变化没有一定规律，对义理事例所持的观点，各有不同，一听说当前有华夷之分的说法，则害怕得罪了当今的政府；进一步又忧虑违反华夷的说法又违反了圣贤理论，所以徘徊不定，进退两难；只好假托于清高，远远地隐居，以遂其不问世事纵情自乐的习性，这是有损于伦理和道义又得罪于天的事，这种人现在真多得不可胜数。人都同样生长着耳目和心思，不是非常没有良心的人，决不会做出受到国家养活而看不到国家的恩惠，受到国家功德的荫庇而忘掉国家的功德，生在太平盛世而不愿做圣人的百姓这种事。
现在种种荒谬错误如上说的事，都是由于心中不明白我朝得统之正，而走向不知如何是好，追究其根源都是因为吕留良的谬论在前，而错认了由头，便盲目跟着走了。我曾静是个愚昧不肖的人，相信他的说法最深，受他的毒害极大，因此而犯下了弥天大罪。幸好遇上了仁圣的天子，体恤到小民的隐情，而原谅了我的无知，得以留下性命，以暂度岁月。但是正由于对吕留良的谬论信得最深，所以对其中的曲折知道得也就更详细；亦由于受其祸害最大，所以对其谬论的利害关系，讲得也比较切实。因此才敢忘掉自己的浅陋，详细地讲述了本朝得统之正，直比美商、周；当今皇帝的仁德，直可与尧、舜并列，用以遍告一切人。
【原文】
伏望沉潜向学之士，去井蛙习见，相观于昭旷之途。知覆载之大，原无畛域，神圣之钟，气流愈远。天亲民怀，亦只以其德其仁，而初无额定九州之例，则中外之谘释然矣。放勋重华，绍庥尚分二代；文谟武烈，盛德仅推二君。
而我朝极帝王之隆，兼积累作述之全，则治统道统之归，晓然矣。尧舜生安而在上，孔子以生安而益加好古敏求于下，功在一世，万世不相兼也。而皇上以尧舜之君道，复备孔子之师道，而天纵神奇，丝纶直匹之典，则心悦诚服之戴，沛然矣。猗欤盛哉！麒鳞凤凰，犹欲先观为快，奇珍大贝，尚冀一见为荣。今圣仁天子在上，应非常之运，具非常之才德，成非常之勋华。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而犹以中外为疑，是天地本至大无外，而人自以为有外。正如尧舜之治，不过九州，则人遂以为九州之外，不复有九州，而并疑邹衍所论为荒唐也，岂不悖哉。昔益之赞尧也，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
说者以为惟其广运，是以变化莫测，而形容之不尽。窃尝谓皇上之圣神文武，由于仁孝诚敬之至，而仁与孝敬之至，又本于一诚之至，是以克合天地之量，克符天地之运，而无有远迩内外之间，为一无以内，对神文武之极谊也。孟子曰：“至诚不动者，末之有。”
《书》曰：“百兽率舞”。《易》曰“信及豚鱼。”今上有至诚，而下不以诚应，是殆鸟兽昆虫之不若也。乌乎忍，乌处敢！今而后凡为臣民者，益悟覆载之无有限隔，对人之诞生，无有中外。君臣之大伦，必不可逃，毛土之深恩，决不可背。《春秋》义例，因时审地，天悬地隔。而吕留良之逆说，必当芟除。今日之正义，永有攸归矣。人人悦服爱戴之忱，在在守孝子忠臣之分，各有重夫人伦，以全其天理之大公，复多所性之固有。常以静之至愚不肖，误听误惑为戒。四海同化，九州一德，各安有道之天，长享无疆之福，斯不枉为圣世之民，而为生人之大幸耳。是为说。
【译文】我希望一切民间家居读书做学问的人，都要去掉坐井观天的成见，放眼于光明远大的世界。要知道天地之大，原不分界限，神圣所钟爱的灵气，越大流动得越远。上天眷爱百姓怀念的圣人，也只是由于他崇高的仁德，而起初并没有规定只能产生于中原九州的成例，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就不会被把中国分为中外、华夷的说法蛊惑了。唐尧和虞舜，继承帝位还分为二代；文王的谋略武王的武功，隆盛的功德首推这二个君王。而我朝则达到帝王功业的极点，并兼有积累著述的齐全，那么在政治和道德的继承上的正统地位，便可一目了然了。尧舜为了百姓的安乐而身居帝位，孔子为了百姓的安乐而更加好古和勤学于下层，二者都功在一世，是万代也不能兼有的。
而当今皇上具有尧舜的君道，又具备孔子的师道，上天赋予其圣明睿智，治国功勋可直与尧舜匹敌，那么心悦诚服，拥戴这样圣明的君王，理由还不充沛吗。啊，真是盛大啊！麒麟凤凰，都想先看到为快，奇珍异宝，都希望能一见为荣。当今有仁圣的天子在上，顺应非常的好运，且有非常的才德，成就非常的功勋。日月所照的地方，霜露所降的地方，凡是有血气的人，没有不对皇上尊之亲之，而还有人以地分中外来怀疑，其实是天地本来极广大的并不存在什么外，而是人心中产生了中外的想法才有外。正如尧舜时的统治，不过仅有九州地方，而人遂以为九州以外，就不再有九州中华之地，并且怀疑战国时邹衍的说法是荒唐的，这是十分错误的呀！上古时伯益称赞帝尧，说尧“乃圣乃神，乃文乃武。”
评论这话的人认为尧因帝运广大，所以变化莫测，圣德是形容不尽的。我认为皇上的圣神文武，根本在于仁孝诚敬之极，而仁和孝敬达到极点，根本又在于一个诚”
字达到了极点，所以能够符合天地之量，能够符合天地之运，所以不分远近内外之间统一在一元之内，达到了圣神文武的极点。孟子说过：“不能被至诚感动的，是没有的。”
《书经》上说：“百兽也跳舞歌颂太平。”
《易经》上说：“猪鱼也懂得诚信。”
当今皇上有至诚的心，而下面臣民不用诚信来响应，这样真是连鸟兽昆虫都不如了。这能容忍吗，哪里敢！从今以后，凡作为臣民的，都应该更加明白天地之大是没有界限的，圣人的诞生，不分中外。君臣的大伦，是绝对不能逃避；食毛践土的深恩，绝对不可忘掉。《春秋》中所讲的义理和例子，是由于当时人状况决定，和今天的情况已是天地悬殊大不相同。而吕留良的逆说，必须铲除。今天的正义，才能永远深入人心。人人要献出悦服爱戴的热忱，处处守孝子忠臣的本分。各自尊重人伦的道德，以保全天理的大公，恢复我所固有的人性。常常用我曾静的愚昧不肖，误听误信为戒。四海同化，九州一德，各自安居于有道的盛世，长享无边的幸福，这才不枉作为一个圣人时代的百姓，而是人生的一大幸运。本文就说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