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静供词五条
一、皇上嗣位以来，是五谷丰登，人民乐业？还是四时易序，五谷少成？
【原文】
问曾静：你书内云“五六年之内，四时寒暑易序，五谷耕作少成，恒雨恒，荆、襄、岳、常等郡，连年洪水，吴、楚、蜀、粤，到处旱涝时闻”等语。皇上嗣位以来，阴阳和顺，风雨时调，五谷丰收，人民乐业。各省之内，间有数州县旱涝不齐，即动帑赈济，民获全安。今你所说四时易序，五谷少成，确是何年、何月、何地呢？吴、楚、蜀、粤到处旱涝，确有何见呢？至于荆、襄、岳、常之地，有你这样狂背逆乱之人，伏藏匿处其间，秉幽险乖戾之气，致阴阳愆伏之干，以肆扰天常为心，以更弃人理为志，自然江水泛涨，示儆一方。灾祸之来，实因你一人所致。你知道么？有何说处？
曾静供：这是弥天重犯僻处山谷，正如坐井议天模样，不知天壤内如许广大，见偶尔一处旱涝，遂谓旱涝时闻，不知时序调和，丰收乐业，不旱不涝者，此外遍地皆是。此正不得事体之实，而其根实由眼孔小，不通世事之故也。且当时实不知皇上深居九重，视民间疾苦直如赤子，一遇偶尔旱涝，即动帑赈救，且免其赋供。弥天重犯今日始知圣恩高厚，虽尧舜不过如此，则愚顽无知之罪，实所甘受。一民狂背，皆足致灾，此则非精通天人之故者不能知，弥天重犯闻之，豁然如大寐初醒，虽朝闻夕死，亦实幸矣。
【译文】
问曾静：你在书里写的所谓 “五六年之内，四时天气寒冷变化异常，五谷耕作少成，不是经常阴雨连绵，就是经常干旱不断；荆、襄、岳、常等郡县，连年暴发洪水；吴、楚、蜀、粤等地区，到处可见旱涝灾害”等语，是什么道理？当今皇上即位以来，阴阳和顺，风雨得时，五谷丰登，人民乐业，各省之内，即使有少数州县，有点旱涝不均，朝廷立即给以赈济，使问题及时得到了解决，人民生活获得安定。而你所说四时易序，五谷少成，到底是何年、何月、何时、何地？关、楚、蜀、粤到处有旱涝灾害，有什么证据呢？至于荆、襄、岳、常之地，我看有你这样反叛朝廷、狂背逆乱之人隐藏其间，心里常常怀着不满，阴谋违法作乱，致使天常被扰乱，人理被灭弃，而导致阴阳失调，四时易序，所以才有江水泛涨之类的灾害发生。这是天常人理在警告你这种人。这些灾祸的出现，完全是因为你一人所致，你知罪么，你有何辨解？
曾静供：这是弥天重犯住在偏辟的山谷野村，好像青蛙坐井观天一样，不知天高地厚，偶尔见一处旱涝就说成是旱涝经常可见，而不知道到处是时序调和，五谷丰登，百姓乐业的情况。这都是因为小民不通事理，看问题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缘故。况且当时确实不知道皇上虽深居皇宫深院，也能体恤民情，一遇偶尔的旱涝灾害，便立即动用府库的钱粮，对灾区给以救济，并及时减免赋税劳役的真实情况。弥天重犯今天才知道皇恩浩荡，虽尧舜再世也不过如此。小民的愚顽无知之罪实在不小。一个小民狂妄背叛朝廷，足以导致当地的灾害发生，这个道理若不是精通天人感应的玄奥之人，是不会理解的，弥天重犯今日才豁然开朗，如大梦初醒，虽然像孔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也是万分幸运的。
二、雍正皇帝是励精图治，爱抚百姓，还是谣言所传的虐待百姓呢？
【原文】
问曾静：你书内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等语。我皇上夙夜孜孜，勤求治理，爱养百姓之心，无时不切于寤寐，无事不备其周详。屡年来大沛恩泽，薄海黎庶，莫不均沾。旧欠钱粮，蠲免几及千万，江浙等处浮粮，每年减免六十余万；至于赈恤蠲除，以及豁免之处，其数至多；南北黄、运河工、堤工，兴修水利，开种稻田，察吏安民，弭盗除奸，一切实心实政，日昃不遑。其所以抚天下之百姓者，洵乃养育诚求，如保赤子，所以抚之者至矣。海宇内外，无不深元后之戴。今你不以为抚，而以为虐；不以为后，而以为仇。此是何肺肠？且虐民者何事？你将所见实说。
曾静供：皇上至德深仁，遍及薄海内外，其用意于民，固可谓亘古少媲。弥天重犯住在远方，不晓世事，不知天高地厚之恩，但见承平岁久，生齿繁多，远方之民，富者田多，而贫者或至无田。皇上屡年大沛恩泽，蠲免旧欠，减免浮粮，动计几百万，扶养非不极其至，然只有田业者，饱饫其惠，而无田业的，多致憾于雨露之不均。直至旧年到省，今年来京，方知皇上有几多爱养善所，有几多扶绥经画，端拱深宫，忧勤惕厉，无事不周，无微不到，且无时无刻不以天下苍生为念。功德昭然在目，传颂哄然满耳。自古圣帝贤君，用意加惠于民，称元后，颂父母，载之史册，垂之经典。以今准古，实所罕闻。此今日海宇内外，所以共深元后之戴。以弥天重犯如此狂诋，如此触冒，尚有几多钦恤，几多宽仁，恩惠频施，被服愧悔，直不啻如天如地之感。则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广，无一发一物不在涵育生成之内，尤不等言矣。弥天重犯前之所以不以为抚，而以为虐者，总为谣言所掩隔，遂使帝德难名，食其力者忘其力，王道同天，蒙其化者自不知其化耳。
【译文】
问曾静：你在书里所谓“抚育我的就是我的君主，虐待我的就是我的仇敌”等话是何道理？当今皇上即位以来，勤于治理，常常是夜不能寐，批阅奏章，每每是呕心沥血，爱养百姓之心，处处都可以体现出来。这些年来，四海百姓无不承受圣上的恩德惠泽。对于过去欠纳的钱粮，减免几乎一千万两银子，仅江浙等处浮粮，就每年减免六十余万两。至于赈济抚恤，减少取消，以及豁免之处，更是不计其数。浚筑河堤，兴修水利，开种稻田，察吏安民，缉盗除奸，一切政务之事，都实心实意，一天到晚繁忙不停。皇上对天下百姓的抚慰、保护是备至的，所以普天之下，无不颂扬为父母，爱戴称为天子。今你不以抚慰为恩德，反而认为是虐。不以皇上为父母，反而认为是仇人。这是何种心肺，何样肝肠？你认为朝廷虐民，都有何事可作凭据，你把你的所见如实说出来。
曾静供：皇上的恩德、仁义，遍及海内外，他对天下百姓的体恤之意，可以说自古以来少有。弥天重犯住在偏辟的远方，不晓事理，不知天高地厚之恩，只是片面地看到远方之民，贫富悬殊，富者田多，贫者无田，而皇上历年来普降恩泽，蠲免旧欠，减免浮粮，动不动就是几百万，抚养爱恤百姓，真是备至周详，然而只有那些有田产的人家，饱受其惠，而没有田产的人家，多感到雨露不均。直到去年到省城，今年来京城后，才得知皇上有这么多爱养善政，这么多抚慰计划，才知道皇上虽深居皇宫，但对天下百姓的事却关怀得无微不至，无时无刻不以天下苍生为念，真是功德昭然在目，传颂哄然满耳。自古以来，圣帝贤君恩泽于民，百姓把他们称为天子，颂扬为父母，记在史册之上，载在经典之中。拿今日同过去相比，实在是非常少见，今日四海之内，就已经可以看到百姓爱戴皇上，已经颂扬的真命天子。就说以弥天重犯我这样狂妄地诋毁、冒犯，还受到皇上这样宽大对待，真是非常惭愧和后悔，总感到皇上的恩德比天大，比地厚。其实，四海九州，天下生灵，没有一民一物不时刻在皇上的恩德涵育之中，这是不用说的。弥天重犯我过去之所以不以为抚，反以为虐，主要是听信了谣传，没有看见皇上的恩德，所以恩将仇报。现在想来，这真是王道如天一样，高深莫测，蒙受它的感化而自己却不知道罢了。
三、皇上调拨粮食是平抑物价，还是倒卖粮食做生意？
【原文】
问曾静：据你在湖南供称，有“皇帝使人从四川贩米至江南苏州发卖”，又云“广东、广西发卖水银”等语。这卖米事情，乃外省督抚条奏：江浙地方人多米贵，请动帑项于产米省份，采运平粜以济民食。此是古人移粟之道，且此项运到米石，皆减价粜卖于民，于正项钱粮尚有亏折。如何说贩米石争小民之利呢？至水银之事，乃因原任贵州巡抚金世扬亏空库帑，不能完交。署巡抚石礼哈奏称：金世扬有动帑收贮水银，可以变价完公。皇上允其所请，令于广东发卖，乃系保全金世扬身家性命，实出宽大之特恩。你如何说为争民之利呢？但此二事皆有其因，你在何处听来？须将传说之人供出。
曾静供：弥天重犯于这些事，当时都不晓得皇上神奇作为，经纬妙用。从四川贩米至江南苏州发卖的事，这等谣传，是这些往来搬家去四川的百姓回来说；广东发卖水银，是因走广东往永兴县过，弥天重犯是永兴县人，虽住居离县城百数十里，而乡间常有人在县来往，传得此说，并非远方人说。岂知卖米是移此就彼，乃酌盈济虚，圣人裁成辅相之能事，而平粜与减价尤一视同仁，万物各得其所之献谋。至变卖水银完公，则又体恤群臣，使法无犯而事得济，且有以见天地含弘之量，物各因物，而无伤于其中也。此皆帝王之运量，小民不知皇上苦心，遂至妄传，以为卖米、卖水银。而弥天重犯彼时莫知圣虑高深，遂误信以为争民之利，不知此乃利民之大者也。诬上之罪何逃！
【译文】
问曾静：据你在湖南的供词中有“皇帝使人从四川贩米到江南苏州发卖”、“广东、广西发卖水银”等言语。这卖米事情，是外省督抚上奏皇上时向皇上建议：江浙一带人多米贵，请求动用国库里的银钱，向产米的省分购进之后，再运到江浙，平价卖给百姓，以解决其吃饭问题。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办法，况且，又减价卖给百姓，朝廷还亏着本哩，你为什么说贩卖米石争夺小民之利了呢？至于水银之事，是因为原任贵州巡抚金世扬在任时，因各种原因，落得府库亏空，不能完满交接，所以新任巡抚石礼哈向皇上报告了此事：建议让金世扬原来动用府库的银两收贮的水银，可以再变卖后充公平账。皇上允许他的请求，令他在广东发卖，这不但解决了问题，而且也保全了金世扬的身家性命，这是特别宽大的恩惠。你为什么说这是与民争利呢？不过，这两件事既然流传，必有原因，你是在什么地方听到的？你要供出传说之人。
曾静供：弥天重犯对于这此事，当时都不知道这是皇上的经纬谋划和恩赦安排。从四川贩米到江南苏州发卖这件事，产生的那些谣言，是往来搬家去四川的百姓回来说的；广东发卖水银的话，是因为那些行走广东的人路过永兴县时说的。弥天重犯是永兴县人，虽然居住这地离县一百多里，但是乡里常有人在县城来往，所以听得此说，不是直接听远方人说的。那里知道这是移此就彼、酌盈济虚的办法，况且平粜与减价一模一样。变卖水银完公，确实又是体恤臣下，这是皇上办法得当，气量宽宏，小民不知皇上苦心，妄加指责。弥天重犯当时确实不知圣虑高远，错误地相信人言，以为朝廷与民争利，今日才知道完全相反，而是利民益民的大事，诬蔑皇上之罪，真是难以逃脱。
四、雍正皇帝是有好生之德，还是草菅人命，滥杀无辜？
【原文】
问曾静：你在湖南供内有“极好杀人，京城凛凛”等语。我皇上如天好生，自元年以来，凡矜恤民命之案，不可枚举。即今四月十一日以后，现有督抚及刑部拟定之案，如云南之黑夜杀人八十二岁老妇何氏一案；广东之殴伤服叔谢伯达一案；江西之不知情奸妇刘氏一案；安庆之误伤兄命郭国正一案；浙江之误伤妻命曹道生一案；山西之父为代首之劫盗查声闻一案。凡有一线可生者，皆令九卿详议，从宽减等。又逃纵之窃盗赵玉等一案，私铸钱文之张仙等一案。或以愚人未知定例，或情罪稍轻，俱从宽减。至同殴庶母之曹一案，以情罪尚轻，不忍处以极典，命确查定议。其廷臣所议，如定捕役治罪之例，符咒作奸之例，皆以未曾议及通行晓谕，及与以遵奉之期，敕部另行详议。此数日之内，成谳具在，可逐件与你详看。难道曾静未到之先，皇上预知你来，特为此详刑之事，以示宽大之恩么！这传说纷纷，“极好杀人”之说，确有何人枉杀？确于何年何月日滥杀一人？并传说何人？你须一一据实说来。
【译文】
问曾静：你在湖南时的供词里承认说过“极好杀人，整个京城都感到寒气逼人”的话。我皇上像天地一样，有好生之德，自元年以来，怜悯体恤民命的案件，不可枚举。就说今年四月十一日以后，督抚及刑部已经拟定的现有案件，如云南的黑夜杀人的八十二岁老妇何氏一案；广东的殴伤服叔谢伯达一案；江西的不知情奸妇刘氏一案；山西的父为代首之劫盗查声闻一案；安庆的误伤兄命郭国正一案；浙江的误伤妻命曹道生一案等等。凡有一线可生的希望，皇上都是又令九卿大臣详细再议，从宽减罪。又有逃纵的窃盗赵玉等人一案，私自造钱的张仙等人一案。有的因其愚鲁，不知道国家规定的条例，有的是因情节稍轻，一律从宽处理。至于共同殴打庶母的曹一案，因他的情节尚轻，不忍处以极刑，命臣下查定确实之后最后议定。根据廷臣所讨论决定的，例如规定捕役治罪之条例，利用符咒诈骗的处罪条例，都因为过去未曾向天下讲明，让有关部门另行详议。这几天以内，现成的文案材料具在，可以逐件给你详看。难道说你曾静没有到来之前，皇上预知你来，故意作假给你看的吗？这传说纷纷“极好杀人”之说，到底有哪个人被枉杀？何年、何月、何日滥杀过一人？传说杀了什么人？你必须一一据实说来。
【原文】
曾静供：弥天重犯始以不知人情世事，误听谣言，发狂作悖，而身陷极恶大罪。自事发到长沙，及今大半年，旁听市井传颂，历睹当世休嘉，乃知圣德渊深，光被四表，原无丝毫瑕类，久为普天所共仰。到京以来，无一时一刻不痛悔感泣，惶愧悚栗，不惟无面见人，抑且无地自容，加以皇恩屡颁，更觉受恩愈重，罪过愈深。古今来有这样圣天子抚绥万方，直及于禽兽不如之重罪者乎！复蒙谕旨下问，于本月十一日，大人仰承旨意，恭捧皇上御批九卿所奏民间重案，国典条例，弥天重犯跪伏阶前，敬读感服，不觉慌恐汗背。虽圣虑高深，不能仰测毫末，而一种体天好生之德，焦劳爱养之念，盎然见于御批之下，实足令人感泣无穷。
如云南所奏之黑夜杀人，以主谋造意，归于八十二岁之老妇，拟斩。复将其子何汪、何世逵、何永杰为同谋加功拟绞。盖妇人夫死，义当从子，何汪何故不谏止其母，而轻从八十余岁之老母以杀人，且开场下手打伤，何汪已有明供，似难更扯别人拟抵罪，而黑夜抱草烧尸，尤非八十余岁之妇人所能，今以何氏拟斩，复以三子拟绞，似伤民命太多。
又广东之殴伤服叔，此因争祭田，县断银田，两未交清，谢日习亦不合持棍至谢伯逵门首詈骂，与平昔越分无礼，强悍而殴尊属致死者，必竟不同。
又江西之不知情奸妇，此通奸在前，谋杀在后，两事不相涉。光离居又已多年，刘氏夫妻之义未绝，且有子八岁，岂肯弃夫以从奸！律之所谓“奸夫自杀其夫，奸妇虽不知情，绞而监候”者，此正就通奸时看，非若刘氏之别居有年，此时并无奸意萌发也。此三条圣虑通微，照及民隐，所以不肯依拟，而敕九卿议奏也。
【译文】
曾静供：弥天重犯开始不知人情世事，误听谣传，发狂作乱，使自身陷入罪大恶极之境地。自从小民的案发到长沙至今大半年之间，旁听市井传颂，历睹当世美好，才知道圣德渊深，光被四表，原没有一点过错，久为普天之下所敬仰。自从到京城以来，没有一时一刻不感到痛悔，不但觉得无脸见人，而且也感到无地自容。加上皇上一次又一次宽大处理，更觉得受恩愈重，罪过愈深。古往今来，哪有这样的圣明天子，不但抚慰万方，而且对一个禽兽不如的重罪之人，这样恩赦有加。现蒙谕旨下问，于本月十一日，大人曾仰承旨意，恭捧皇上亲手批示的九卿所奏民间的那些重要案件及国家条例，典章制度，让弥天重犯跪伏阶前，直接目睹敬阅，真是万分感服，惶恐汗背。虽说圣虑高深，不能仰测毫末，但是皇上的体天好生之德，操劳爱民之念，明明白白地见于御批之下，真是令人感慨，激动得让人流泪。
就说云南所奏的黑夜杀人一案，把主谋定为八十二岁的老妇判以死刑，又把她的儿子何汪、何世逵、何永杰也当作同谋判以绞刑。其原因是妇人的丈夫已死，按三纲五常之义，老妇应当听从儿子的，这样何汪为什么不谏阻他的母亲，而轻率地顺从他的八十余岁老母去杀人，而且当场下手打伤，何汪已有清楚的供词，好像难以再拉扯另人抵罪，然而黑夜抱草烧尸，尤其不可能是八十余岁老妇所干得了的。这个案件把何氏判以死刑，又把她的三个儿子处以绞刑，好像的确伤民命太多。又有广东的殴伤服叔一案，因为祭田引起争执，县衙已经断了银田，两未交清，但是谢日习也不该手持棍棒至谢伯逵门前大骂，这与平时那种越分无礼，恃强凌弱殴打长辈致死人命的情况不同。
又有江西的不知情奸妇一案，通奸之事发生在前，谋杀之事发生在后，两者没有牵扯。况奸妇与其夫离居已有多年，刘氏夫妻的情义未绝，而且还有八岁的孩子，哪肯背弃丈夫而去从奸杀人。法律中有关于“奸夫自杀其夫，奸妇虽不知情，绞而监候”的条文，这正按通奸来看，不因为刘氏别居多年，此时不可能萌发奸意。这三个案子，皇上考虑的真是细致，明察秋毫，着意关照民间的隐情，所以不肯依照原来的判决，而令九卿再行复议，尽量处理得当。
【原文】
又江西之误伤兄命，此郭国正、郭国宾兄弟相好，素无嫌隙，因催丁钱小事，拂意生怨，且先是郭国宾以酒壶掷国正不中，而郭国正拾原壶反击郭国宾，以致殒命。初非立意杀兄，执凶向前殴击致死，是以改应斩监候。又曹道生之妻汪氏不循妇道，夫索茶不与，嗔责不受，反拾石还击，以头撞夫。道生气忿，乃用柴片连殴，以致殒命。此是汪氏自失三纲大义，非本无犯而道生有意欲杀，律当拟绞也。皇上从宽枷责完结，不惟使夫妇之义正，而钦恤之恩，益觉有加而无已矣。又查声闻虽盗首，实非本意行劫，乃误听李瞎子之言，志在焚毁契券，以图复占。此愚民无知，情有可原，所以一经伊父代首，圣心之念切，意许原例从宽免死，此皆一线可生，我皇上不忍置之死地也。
又如赵玉、田群、刘五以犯盗监禁逃纵，例当加倍治罪。圣虑谓此本系行窍愚人，未必知有逃纵加倍治罪之例，其所犯罪，仍照旧拟。且敕部颁饬天下衙门，将新例张示禁门，使犯罪囚人，入监即知。又私铸钱文，律斩立决。张仙等私铸，睿照分出张仙以造卖铜器为业，因禁止黄铜器皿，遂将所存之铜私铸钱文，其罪与公行私铸者有间，着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是不惟钦恤民命到至处尽处，并分出小民犯科到公私之极处，所谓茧丝牛毛辨析精微，竟至如此。
【译文】又有江西的误伤兄命一案，因郭国正、郭国宾兄弟相处很好，本来平时没有一点隔阂，只因为催要丁钱小事，发生了怨恨。开始是因郭国宾拿酒壶砸郭国正，没有打中，而郭国正拾起对方砸过来的酒壶反击郭国宾，以致殒命。最初并不是故意杀害其兄，一时上前反击致死，所以改为应斩监候。又如曹道生的妻子汪氏不循妇道一案，丈夫要茶喝，她不给端，丈夫责怪她，她不但不接受改正，反而用石头还击，并且用头撞她丈夫。曹道生气愤之下，用柴片连连殴打汪氏，以致殒命。这是汪氏自己有失三从四德，而导致的命案，并不是本来道生有意杀害，按法律判的是绞刑。皇上让从宽枷责结案，不但使天下夫妇义正，各循其道而且体察抚恤民情的恩德，真是太大了。
又有查声闻的盗窃一案，他虽为盗首，其实并不是有意去行劫，因误听了一个叫李瞎子的话，目的在于烧毁之文契证券，以图复占。这种情况是愚民无知所致，情有可原，所以一经他的父亲代为自首，皇上关怀百姓疾苦如圣心真是殷切，准许从宽处理，免去死刑。这些事例都说明了，百姓的案件中，只要有一线生的希望，皇上都不忍心对其置之死地。
又如一些案件如赵玉、田群、刘五因犯盗窃罪而被监禁后又逃跑，按理当加倍治罪，圣上考虑他们是无知愚民，未必知道监禁后逃跑还要罪上加罪，所以仅仅按盗窃罪维护原判。并且把犯罪监禁后逃跑要加罪的条例明文颁发给天下衙门，公开张贴在监牢门口，使那些犯罪的囚徒，入监的时候就使他们知道这些规定。又有私铸钱文，律斩立决一案，张仙等人私铸钱币，由于他以前以造卖铜器为业，因公家禁止用黄铜器皿，所以就把他所存下的铜私自铸成了钱币，其罪与公家造钱部门私铸有些区别，所以也改为死缓，等到秋后处决。这不仅说明圣上钦恤民命到至处尽处，而且对小民犯罪与公家犯罪也区别得这样细致，这真如茧丝同牛毛混在一起，也能辨别出来一样，竟是细致入微到这样程度。
【原文】
又如曹同殴庶母，照律拟凌迟，似亦当罪。御批乃谓当孙氏挑唆曹霍柽，共殴狄氏之时，曹先不在旁，孙氏差使女小春唤至。曹听从父母之命，助殴狄氏，而狄氏至九日殒命，是曹虽行殴击，原无致死之心。曹著改应斩监候，秋后处决。盖因案呈有“孙氏差使女小春往唤曹”
句，从此一句，遂推原曲谅，恰当其情，恰合其事。我皇上神明照烛，无微不到，又至如此。又如周元伯与周见南比屋而居，因舂米争碓，彼此詈骂，而周见南遂为周元伯殴伤。部议应斩立决，而旨下九卿议奏，不忍遽尔依议。看来皇上抚育天下苍生，纯是以道，并无一点用法之迹。盖道无定体，随时随地，变易无常，非大圣人之智虑精微，明聪天纵者不能用；法虽从道出，然一落乎法，就拘泥执滞，不能活变了。所以先儒谓三代以道治世，后世以法把持天下。如后世贤君算汉文、景，然文、景得黄老之术，全是以法，故谓黄老清静，流于惨刻。如犯死者，依法即以死抵，并不肯留心于其中推原曲谅其致死犯罪之由，任天下事来，皆以成法成例断之，所以得以清静无为。岂若皇上仁心恳至，全副精神尽用在民身上，宵衣旰食，至劳至勤，有几多斟酌裁制，权度时中，大用在其中，卓然与尧舜、禹汤同归一致。
又如御批捕役治罪之例，符咒作奸之例，必须通行晓喻与以遵奉之期。凡有改定科条，俱宽其期限，悉令家喻户晓，如此而犹有不率教者，加以严惩，始为不枉。今法司更定律例，而不示以遵行之期，则彼无知之人，冒昧而犯重辟，是谓不教而杀，于心忍乎！看到此处，觉得一种念切生民之隐，此文王之视民如伤，更切更笃，惟恐民之无知，而自陷于法，这就是个天了。盖皇上宸宫，浑同天体，天之元气流行，直贯四时，故当秋肃，未尝不寓春生之机于其间，所以皇上用刑，亦有几多宽仁慈惠的苦心流贯于其中。故未事之先，既有许多善政善教，以移民恶而迁于善；万一偶入于刑，所以体恤而原谅之者，又无所不极其至。即今四月十一以后，数日之内，略举数端，莫非“肫肫其仁”之发。况前乎此者，不知几万千；所经纶裁制神运无方，常情不可得知者，又不知几万千。由是看来，皇上之好生德洽，施及薄海，固难以数计矣。
【译文】
又如曹同殴庶母一案，按照法律处以凌迟，也没有什么说的。皇上的批示中根据情况分析了孙氏挑唆曹霍柽，共同殴打狄氏之时，而曹起先并不在旁边，是孙氏指使使女小春去把曹叫过来的。曹听从父母之命，帮助欧打狄氏，致使狄氏伤势严重，到第九日就死了，此案中曹虽行殴打，但原本没有要把狄氏致死之心。因此把曹改为死缓。秋后处决。这个案呈中只因有“孙氏差使女小春往唤曹”一句，就引起了皇上的高度重视，马上推究原由，恰当定案，改判从轻。以此看来，我皇真是神明照烛，无微不到，用心良苦也只有这样了。
又如周元伯一案，周元伯与周见南是邻居，两家房屋紧邻，因为舂米争碓，两人互相谩骂起来，后又打起来，周见南遂被周元伯打伤。刑部议案判为应斩立决，而皇上下旨又让九卿再议，不忍因一次打架致伤而判为死刑。看来皇上抚育天下苍生，纯粹是以道德教化，并没有一点用法的迹象。大概“道”这个理十分玄妙、深奥。没有一定的形体，混然于天地之间，随时随地变化无常，不是大圣贤、大智慧之人是掌握不了，也不能运用灵活的。法律虽然依据道来制定，但是一落到具体法规，就有些死板，局限，不再灵活了。
所以先儒已经讲过，三代以道治世，而后来则以法把持天下了。如后世贤君要算是汉文帝、汉景帝，然而文、景得黄老之术，全是以法，所以说黄老清静，但法无惨刻。他们也没有把道用活，没有真正领会其精神，如果碰到犯死罪之人，依现成的法让他抵命，并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管其中有什么原因，都是按现成的死板条文、死板条例去断，就可以清静、无为、省事。哪有像当今皇上这样仁心恳切，全副精神、全副精力都用在百姓身上，日理万机、废寝忘食，凡事斟酌权衡，处处体谅下情，真是与古代圣君尧舜、禹汤没有两样。
再比如说御批捕役治罪之例，符咒作奸之例，事先没有告诉百姓的条文，百姓犯了这方面的罪，也给以宽宥，不予治罪，等颁布了条文规定，公布给百姓之后，再有犯者，才加以严惩，才不使百姓怨枉，决不忍心于不教而杀，不教而惩。看到这里，直觉得皇上那种爱护百姓之情。此文王对待百姓的心情更切更笃。唯恐百姓无知，而犯了法度遭受苦痛，这就是个天了。大概皇上的宫殿，如天体一样，大自然的元气周流四时，无所不包，即使当秋天处于肃杀寒冷季节时，也无不包含着、孕育着春天的生机，所以许多事情发生之前，就已经有了许多善政善教，使许多人改恶从善，如果是万一犯了刑科，也仍然根据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查根追由，有的得到体恤，有的得到原谅，有的得到从轻发落。这真是仁至义尽了。就说近期从四月一日以来，短短几天，略举几例，没有一件不体现皇上的仁德，何况这以前呢，更不知有几千几万。还有那些常情不可得知者，又不知有几千几万。由此看来，皇上的好生之德，普及四海的仁政，确实是难以用数字来表示的。
【原文】
况皇上勤民之下，敬天之念，尤无一时少懈，一时放过。如御批衍圣公孔传铎之奏贺卿云本章，江南学院李凤翥之奏贺瑞芝本章，一字未安，一义未当，亦所不受，皆不肯以臣工颂扬之词略过。而圣谕所颁，谓“朕之事天，亦犹臣之事君也。臣之视君也，以为九重之尊；而以人君视天，其相越之分，又不啻九重而已也。设以属员颂其上官，而称为‘上所崇奉’，或称为‘福与君齐’，彼为上官者，能安受而不战栗乎！今以‘效灵齐天’等语见诸奏章，其背理慢神，何以异是？”
细玩此段，虽皇上德隆心下，谦光自贲，其实理正义大，至精至当，至实至透，为自古圣君哲后所少到，自当永为万世之法程。况皇上敬德之至，心细之极，一字之讹落，皆为睿鉴所洞照。如李凤翥贺本内，讹“赉”字的 “赍”字，总督示其倬题参蔡国骏本，案呈内有“勒索官兵饷银二三两”句，落“两”字，经历多少衙门对过，多少大臣用心看过而不及，到今皆为皇上摘出、指出。自古帝王一日万机，多听内阁分理，即所阅览臣工本章，亦只看贴黄，贴黄尚虑不能周，何暇及于案呈！况案呈已经许多官员查照不出，而能知之乎！即此不惟见皇上留心国政，至周至密，抚育苍生，至劳至苦，而且见圣学主敬之纯。盖所谓敬者，无一毫苟且，无一事轻忽，神聚到极处，心细到至处，无一不极其精，无一不尽其详而已矣。故帝尧称圣以钦德为先，孔圣修己以持敬为本，而《中庸》归宿学问到尽头处，亦曰“笃恭而天下平。”
今我皇上细密如此，正所谓“先圣后圣，同揆合符”者也。
【译文】
皇上不但勤于民事，而且敬天之念也没有一时一刻懈怠，没有一时一事放过。如御批衍圣公孔传铎之奏贺卿云本章，江南学院李凤翥之奏贺瑞芝本章，都是一个字不准确，一个意思不确切，都不随便接受。而且都不肯有大臣的颂扬之词而忽略不问。如皇上在圣谕里批道“朕的事奉上天，就如臣下事君那样，臣把君看作九重之尊，而人君看待上天，也同样看作九重之尊。假如各级官员称颂他的上司，说成是‘上所崇奉’，或者称成是‘福与君齐’，那么那个上司能心安理得地接受而不感到害怕吗？今在奏章中把皇上赞扬为‘效灵齐天’其不是违背理义、轻慢神灵‘陷朕于不义吗？’细细地体会这些话，真是非常实际而且也十分透彻，可以说是自古圣君贤后所达不到的见地，自然应该永远当作后世的法规程式。皇上敬仰道德到了极点，心细也到了极点，臣下呈上来的奏章，即使出现一字之误，也能发现并及时地指出来，例如李凤翥的贺本之内，误把“赉”写作“赍”字；总督高其倬题参蔡国骏本，案呈内有“勒索官兵银有在二三两”的句子，句子落掉“两”字，这已经经过了多少衙门校对过，多少大臣用心看过，也没有发现，结果皇上一看就指了出来。
自古以来，作帝王的政务繁忙，日理万机，大多是听听内阁大臣的现成意见和结论，即使阅览一些臣下的奏章，也只是仅仅看看贴黄，有的时候恐怕连贴黄也顾及不到，哪有时间去细看案呈文件。况且案呈文件已经有许多官员层层把关都发现不了问题，一般情况下皇上怎么能够知道呢？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皇上留心国政，太周密太细致入微了。关心天下苍生，真是劳累，真是辛苦，同时也可以看到皇上的学问渊博精深，敬业负责。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一点马虎，一点轻视，都是聚精会神地处理问题，没有一件不尽到心思，没有一件不做得周详。所以帝尧称圣人是以钦佩德政为先，孔圣人修养自身是以坚持敬天为根本。而《中庸》一书的主旨也是笃恭而天下平”。今天我皇上处理政务如此地细致和周密，真可以说是先圣后圣，同揆合符”了，同过去的圣君没有两样了。
【原文】
弥天重犯山野庸鄙，毫无知识，岂能仰测天地之大！但今日蒙旨下问，直据所见而心悦诚服如此，其实皇上经纬大用，参赞弘谟，弥天重犯何人何物？从何得知？况从前僻处深山，全未识睹天日，即有意见，亦属蝼蚁度天，何处测其高深？所以谣言一入于耳，即信以为实。今承大人捧出本章，有说马廷锡讹传说：皇上因钦天监启奏，紫微星落在福建地方，为此特差大人赴闽，凡三岁以上，九岁以下男子，尽行诛灭。现有巴兰泰一同听见可据。若使弥天重犯当日听闻，一定以为实事而笔之于书矣，小民无知，大率多同，况弥天重犯尤处深山穷谷中，为小民无知中之无知者！必到今日，一路所听闻如此，所目见如此，身亲被皇恩如此，今日又亲目看见皇上用意于民如此，焦劳于治政如此，方实实信得皇上德同天地，明并日月。
从前在长沙，蒙三位大人屡将圣德宣传，心下虽亦信服，而犹未脱夫旧惑之深也，至今方拨云雾而睹青天，朗然日月之当心，自是知之明、见之切矣。但憾身陷法网，不能旋归故里，宣传皇上大德遍覆，如天如地；圣哲精明，如日如月；洪慈爱养，如父如母。使亲戚故旧，邻里乡党以及沿途所过市井都邑，共传圣神文武，共庆有道天子，共歌太平盛世。且使山陬海，共愤共恶造言流谤者之奸，而憾不共食其肉而寝处其皮，未免死难瞑目，深痛无以报皇上之万一耳。
【译文】
弥天重犯是山野之间的庸俗卑鄙之辈，没有一点知识，怎么能仰测天地之大呢！但是今日既蒙旨下问，根据自己的一点所见就心悦诚服，其实皇上有经纬策略，远大规划，弥天重犯算什么人，怎么能够了解呢？况且从前僻处深山好像未曾见到天日一样，就是有点意见，也不过是像蝼蚁那样，揣度广大的天地，怎么能够知道他的高深呢？所以一听到谣传，就信以为真。
就比如说近来的一件事，承蒙大人捧出本章，上面讲到马廷锡讹传消息说：皇上因听信管天文的官员钦天监启奏，说紫微星落在东南福建那个地方，会有帝王出现，危及本朝，所以特派大人赴福建一带，把凡是三岁以上，九岁以下的男童，全部处死。现有巴兰泰一同听见可以为证。这个事，若让弥天重犯当时听到，一定以为是真事，并且写到书里去的。小民无知，大概都是差不多一样，况且弥天重犯尤其处于深山穷谷之中，可以说是无知小民中最无知的。不到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一路上所见所闻，而且亲身受到皇帝的如此恩惠宽宥，并亲眼看到皇上对百姓这样悉心爱护，对政务这样操劳。才实实在在地信服皇上德同天地一样广大，同日月一样光明。从前在长沙时候，蒙三位大人多次对小民宣传皇上圣德，虽说也信服，但是还总有些疑惑，并不全信。到今天为止，才真正是拨开云雾见了青天，心里才豁然开朗，这一切都是这样地明明白白，真真切切！但遗憾的是，自己陷入法网，不能回到老家，去宣传皇上如天地一样的恩德，像古代圣君那样的明哲，人的父母一样慈爱百姓，以便使亲戚故旧，邻里乡党以及沿途所过之地，共庆圣神文武，共庆有道天子，共歌太平盛世。同时使山角海边，都痛恨和反对那些造谣诽谤的奸人，恨不得吃其肉，剥其皮。虽死难瞑目，即使如此，也痛感不能报答皇上恩德的万分之一啊。
五、雍正皇帝是霸嫂为妃，还是按照惯例让她们居在别宫呢？
【原文】
问曾静：你在湖南供内，有“将二爷的妃嫔收了”等语。当日密亲王之妃，于康熙五十七年内已经病故。其余宫人等，密亲王病故之后，皇上念理郡王难以养赡多人，或至少有失所，于密亲王甚有关系。是以特降谕旨，令理郡王之生母分别区处，并传旨询问诸人，若有仍愿居宫中者，悉如圣祖皇帝之老妃居守寿宫之例。于时宫人有愿居宫中者，皇上令其另居别宫，厚加廪给以赡养之。此是皇上加恩密亲王宫人之盛德，凡宫中之人及廷臣所共知者。今你这话从何处来？又你以密亲王为三爷，语虽讹传，必有乱说的人，你可据实供出。
曾静供：收妃嫔的话，是雍正五年五六月内，往来路上人传说，衡州路上押解一个犯官过，他如此说。弥天重犯听得此话不察，妄以为此话自犯官说出，毕竟是实事。其实到今日，万万记想个传说的人不出，亦不知是个什么犯官，查朝中那年那时月，有什么犯官往衡州过就晓得。直至旧年到长沙，所得舆论，方知皇上清心寡欲，励精图治，至勤至劳，非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者，那得如此精明为国，如此焦劳为民！后复闻钦差大人宣传圣德无瑕，又伏读圣谕，表里无憾，恰与在长沙舆论符合。弥天重犯到此，益信得从前传闻，全无影响，况加恩宫人，厚赐赡养，乃圣主仁民爱物，发政施仁，必自亲亲托始之意，而谣言竟传以为收宫妃，岂不深可痛憾！凡此十余供，非弥天重犯畏死幸生，故为此语，实因奉拿出谷，见闻渐广，实见得皇上道德政教，从来未有，感戴奋兴，自愧不得为圣世之良民，故痛憾至此。其实自供自吐处，内多理屈词穷，义失气馁，所以语言无序，不成说话，且山野愚夫，从未知拜奏陈词，体式不免乖讹错谬之失。而自到京以来，又愧悔切心，感泣耗神，四肢整顿不起，惶恐战栗，手指颤震，点画并不成字，千万叩首，仰请圣照。
【译文】
问曾静：你在湖南时的供词之内，有“将二爷的妃嫔收了”等话，这是从何说起？当时密亲王的妃子，于康熙五十七年内已经病故，其余的宫人，因密亲王病故之后，皇上念理郡王无力养活那么多人，同时与密亲王关系密切的也感到不得其所，所以特降谕旨，让理郡王的生母，将这些宫人分别做出安排。并且皇上传旨对每个人逐个进行询问，若有人旧想仍留在宫中，那就按圣祖皇帝的老妃可以居住宁寿宫为例子办。这时候有人愿意仍居住宫中，所以皇上就让她另住别宫，并且给丰厚的待遇。这件事是皇上对密亲王宫人的恩德，凡是宫中之人和朝臣都是知道的。今你这话是从什么地方听到的？你又把密亲王叫做三爷，消息虽为误传，但必定有乱说之人，你可据实供出来。
曾静供：收妃嫔的话，是雍正五年的五六月间，往来路上人传说，衡州路上押解一个犯罪的官员，是他这样说的。弥天重犯听到此话后，没有仔细分析，辨明真伪，意为既是从犯罪的官员口里说出，一定是实事。到现在一点也记不得传说谣言的是个什么人，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犯官，但只要朝廷上查一查那年那月，有什么犯官从衡州过就清楚了。直到去年到长沙，听到正道舆论，才知道皇主清心寡欲，励精图治，至勤至劳，不是完完全全地合乎天理，而没有一点人欲的圣君，哪能这样精明为国，哪会如此焦劳为民！后又听到钦差大人宣传圣德毫无瑕疵，并且又使小民伏读圣谕，真是表里无憾，完全与在长沙听得的正道舆论符合。弥天重犯到此，更加相信，从前那些谣传全然是假。况且皇上加恩于宫人，对她们给以优厚待遇，是圣主的仁慈善政，而谣言却传为是皇上把那些妃嫔纳为己有，岂不是使人痛感遗憾！这十多份的供词，不是弥天重犯怕死贪生故意这样讲，实是因为朝廷把小民缉拿出深山穷谷后，见闻渐渐地开阔，认识渐渐地提高，实实在在地看到皇上道德政教，从来未有，感戴兴奋，自愧自悔为什么不做一个盛世良民，所以痛心遗憾到这种程度。其实自己所供出和谈吐的很多地方，都是理屈词穷，语言无序，不成词句。而且山野愚夫，从来不知道上奏陈词的规矩，言词文体的格式不免有许多错误。加上自从到京城以来，惭愧后悔的心情很重，感慨涕泣消耗了精神，四肢疲惫难以抬起，惶恐战栗，手指也打颤震动，一点一画不像个字，千万叩首，仰请圣上明鉴光照。
雍正上谕忠诚报国、公正无私的岳钟琪与叛逆曾静有鲜明的对照
【原文】
雍正七年六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朕从前所批岳钟琪奏折，偶检几件，发与曾静看。朕与岳钟琪，君臣之际，一德一心。在岳钟琪之忠诚报国，公正无私，实自古大臣中所罕见；而朕以至诚御下，恩眷大臣，亦极倚任之优崇。洵为上下交孚，明良盛事。且朕所批岳钟琪奏折甚多，此不过百分中之一分，而折内加恩岳钟琪之处，亦不过百分中之一分，而曾静乃欲上书劝之谋反，岂非醉生梦死，冥顽无知之人乎！此乃天道不容，令其自行败露也。查曾静逆书内，有传闻岳钟琪两次进京陛见，俱不允行，岳钟琪深自危疑，因而上书等语。曾静平昔夷狄之见，横介于胸中，又闻此无根之语，不觉其逆心之愈炽，遂为此孟浪之举。但此传闻之说，必有所自来，著曾静确实供出。以曾静之所犯如此大罪，今尚蒙朕之宽宥，则传说浮言者，若能悔改，亦必从宽贷，况传说者未必即为造言之人，若由曾静供出之人，转究造言之缘起，则此事可得归结。着杭奕禄、海兰详悉宣示曾静。钦此。
【译文】
雍正七年六月初二日，内阁大臣接到皇上的谕旨。谕旨道：朕从前所批示的岳钟琪奏折，随便检出几件，发给曾静看看。朕和岳钟琪的君臣关系，可以说间不容发，一德一心。在岳钟琪方面，忠诚报国，公正无私，实在是自古以来，大臣中所罕见；而朕这方面，也完全以至诚对待下属，恩眷大臣，同样是非常信任和依重。这确实是上下互相信赖，非常明显的盛事。朕批示岳钟琪的奏折很多，这不过是十分之一，而折内加恩于岳钟琪的地方也很多，仅仅是其中的百分之一，曾静却派人送书信劝他谋反，怎能不说真是个醉生梦死，冥顽无知之人呢！这也说明天道不容，让他自行败露罢了。查阅曾静的逆书之中，有传闻岳钟琪曾两次进京见朕，都没有允许，岳钟琪深感自危，所以就向他上书，期望他能谋反等话。曾静平时深怀夷狄成见，耿耿于怀，加上又听到这些无根无据的话，就禁不住产生叛逆之心，遂作出狂妄之举动。不过既有这些传闻，必有来历，务必令曾静如实供出。按曾静所犯这样大的罪行，今还受到朕的宽大处理，而那些传说浮言的人，如果能够悔过自新，也必然给予从宽处理。况且传说的人不一定就是造谣的人，若能够根据曾静供出的人，转而顺藤摸瓜，追究到造谣的人及其原因，那么此案才会有个圆满结果。着杭奕禄、海兰详悉宣示曾静。钦此。
曾静、张熙供词二条
【原文】
一、我曾静这个文弱书生是怎样成为弥天重犯的？
曾静供：弥天重犯幼承父训读书，粗知仰体朝廷作养人材之意，不肯虚度岁月，自了其生。平常有志于圣贤《大学》之道，期勉强躬行实践，以副朝廷之望。无奈身处幽僻山谷，名人文士足迹不到，而慈父弃世又早，且家贫力单，势不能出外远游，就正有道。直到中年，得知吕留良为文人所宗，而其议论，亦间有几处与本心相合者，遂不觉好之，妄引为修身之助。其中有论《论语》上问管仲两章，以为此乃论圣贤出处节义之大，且有说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义等语。遂妄听其说，以为士子立身，必先从出处起脚。初不知本朝列圣相承，备极礼乐文明之盛，亘千古所未有，与《论语》当时所指，何啻天悬地隔。因先错看此文在胸，适值雍正四、五两年，湖广、广东等处百姓搬家到四川，往还间有从弥天重犯门前过者，传说西边有个岳公，甚爱百姓，得民心，西边人最肯服他。
那传说的百姓也不知道岳公是什么名字，是甚官职。后到雍正五年冬，弥天重犯前次所供何立忠，传说陕西有个总督，其肯尽忠爱民，当今皇帝每每过疑他，防他权重，屡次召他进京，要削夺他的兵权，杀戮他。那总督畏惧，连召几次不敢进京，皇上见得他守死不肯进京，转疑得深了。继而因这总督原是朝中大臣朱轼保举的人，皇上随遣大臣朱轼亲到陕西召那总督，那总督不得已，同朱轼一齐进京陛见，奏说皇上用人莫疑、疑人莫用等语。皇上听说如此，也就如此轻带过，又见他亲身来了，前疑稍释，乃复遣他回陕西去。
那总督不肯去，要人保他方肯去。皇上问朱轼，朱轼不肯保，又问九卿大臣，九卿大臣亦不敢保，皇上乃亲自保他去了。出京门方四日，又有个大臣奏本，说那总督与大臣朱轼，内外阴结党援，观皇上屡次召那总督进京，那总督不肯进京，则他目中无君命可知。
乃朱轼到他任上，他又不疑，而欣然进京，则他与朱轼为心腹又可知。今日回归陕西，朱轼是原保举的人，理应保他，乃又不保，此是朱轼脱身之法，明晓得那总督将来必有变志，所以不保他，期后日皇上责备他不得。于是皇上翻悔无及，前疑愈坚，乃差姓吴名荆山的朝官去赶追那总督，那总督不肯转身，这朝官吴荆山就在路上自刎了。于是这总督到任，随上本章，说皇上有如许不是处。此是何立忠在永兴县十九都石枧村，低声独自告诉弥天重犯的话。在何立忠当日，竟记不得那总督的姓名，他也只听说有此事。弥天重犯闻得此话，以为那上本的总督，毕竟晓得宫中事情的确，方敢如此直言。后又闻得弥天重犯前次所供陈象侯说，茶陵州有个陈帝锡，传说有个本章，其上本的臣子，姓岳名钟琪。弥天重犯到此方知前所传甚爱百姓之岳公者，即岳钟琪也，岳钟琪即何立忠所传之陕西总督也。其实当时发狂作悖，因先吃紧吕留良华夷之谬论在胸，复闻得何立忠、陈象侯传说陈帝锡所说有个本章如此，又适值四、五两年收成不好，遂孟浪有是举。谁知事事与所闻如寒暑昼夜之相反，而身徒犯一个极恶莫大的罪过。
【译文】
曾静供：弥天重犯自小听从父亲的训戒用功读书，也粗略地知道朝廷重视人才，所以不肯荒废岁月，虚度人生。平时立志学好四书五经，打算将来躬身实行，报效朝廷。但没奈何身处幽僻山谷，名人文士足迹不到，而慈父去世又早，况且家里贫困，力量单薄，没有办法和机会出外远游，开阔视野，增长见识，走上正道。直到中年，才得知吕留良被文人所尊崇，对他的那些议论之中，也深得有一些与本心相合，就不自觉地爱好上它，荒谬地把它当作修身的旁助了。
他的言论中有论《论语》上问管仲两章，以为这是讲圣贤出在何处具有重要意义的正确论述，其中还有说重华人鄙夷人的民族意识大于君臣之义等话。所以就不加思索，妄信其说教，以为名士君子立身处世，必先重民族意识。原先不知道本朝列圣相传而继承，已经是文明盛世，千古未有。与孔子在《论语》里讲的，何至是天地悬殊，不相符合。由于有这种错误认识，又加上当时正值雍正四、五年间，湖广、广东等处有百姓搬家到四川，往还间有从弥天重犯门口过的人们。传说西边有个姓岳的大人，很爱百姓，很得民心，西边的人都很尊敬佩服他。那些传说的百姓也不知道岳公是什么名字，是什么官职。后来到了雍正五年冬天，还是弥天重犯前面几次所供的何立忠，
又传说陕西有个总督，非常尽忠爱民，当今皇帝常常怀疑他，怕他威重权高，对朝廷形成威胁，所以屡次召他进京，要削夺他的兵权，并想杀掉他。那位总督非常害怕，连召几次，都不敢进京。皇上见他死守任上，不肯进京，反而对他疑忌更深了，后来又听说这位总督是朝中大臣朱轼保举推荐的人，皇上就派遣大臣朱轼亲自到陕西召那总督，那总督不得已，只有同朱轼一同进陛见，并向皇上奏说用人莫疑，疑人莫用等语？
皇上听到这个谏议，也就从轻带过疑虑顿释，又见他亲自来了，也就不忌前嫌，仍派他回陕西继续任职。但是这时候那总督不肯去，要求有人保他他才肯去。皇上问朱轼，朱轼不肯保了，又问九卿大臣，九卿大臣也不敢保，皇上就亲自保他去了。
出京门才四天，朝中有个大臣向皇上奏了一本，说那总督与大臣朱轼，暗结私党，里应外合，纵观皇上屡次召那总督进京，那总督不肯进京，说明他目中无君。等到朱轼到他任上，他才消除疑虑，欣然进京，这又可知他同朱轼的确是心腹了。今日回归陕西，本来朱轼是原保举之人，照理还应保他，可是却不保了，这是朱轼脱身之法。他深知那总督将来必有反志，所以不再保他，以防备皇上日后对他责备。于是皇上十分后悔，对那总督疑忌更深，马上派遣一位叫吴荆山的朝廷官员前去追赶那总督，但是那总督不肯转身回京，这朝官吴荆山没有办法，就在路上自刎了。于是这总督到任之后，随即上了一道本章，说皇上有很多不是之处。
这些话是何立忠在永兴县十九都石枧村，低声独自告诉弥天重犯的话。在何立忠当天说这些话时，竟然没有想起来那总督的姓名，他也不过是听说有此事。弥天重犯听到这些谣言之后，就以为那上本的总督，必然了解朝廷中的情况，所以才敢大胆直言。后来又听到弥天重犯前几次供出的陈象侯说，茶陵州有个陈帝锡，传说有个本章，其上本的臣子叫岳钟琪。经过这多方传言，弥天重犯到此时才知道所传的很爱百姓的岳公，就是岳钟琪，岳钟琪就是何立忠所传的陕西总督。
其实当时发狂作乱，因先受了吕留良华夷尊鄙谬论的影响，又听到何立忠、陈象侯传说陈帝锡所说有个本章，又适值四、五两年收成不好，就做出了这个鲁莽的举动。谁知事实与所传完全相反，使自己白白地陷入罪恶的泥潭。
【原文】
到今日弥天重犯伏读皇上朱批岳钟琪奏折，方知皇上之至诚御下，并无一点疑贰之心，而大德感人，恩礼又复两极其至。
而岳钟琪之仰体圣心，委身报国，亦无一点避嫌之迹，而其赤忠血诚，一片敬事之念，到此也无以复加。即此处张熙一事而论，夫论道义到至精至当，不可毫发移易，而其谨慎周密，小心精详，不动声色，不露形迹，而自然使人献诚抒悃于其前。此非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不能到，况其聪明睿智，更多神武而不杀者乎！
此所谓君圣臣贤，元首股肱，同称一体；而上下交孚，一德一心，不啻如父之视子，子之事父之切。且于此有以见得我皇知人之明，用人之当，委人之专，任人之诚，渊衷至虚至明，处事至中至正，亘千古而罕觏。此天下之贤良才俊，抱道蓄德之儒，焉得不共聚一朝而乐为之用，各致其力，各致其身哉。弥天重犯到此，翻思从前以犯悖之举，献议于岳钟琪，实为醉生梦死，冥顽无知，更有何说！但当时虽是弥天重犯罪大恶极，天道不容，所以自行败露至此；其实弥天重犯此举，莫之为而为，觉得有个人在身后催促之使动一样，此不是今日方敢如此说，当时《知几录》上亦略言及此意，难逃圣明洞鉴。所不解者，弥天重犯自反，当身虽为禽兽，其实平日并无半点过恶得罪于天，而祖父以来，历世积善，常言三代行善人家，在弥天重犯的祖父，可称得一句十代积善人家，不知如何流到弥天重犯的身上，竟犯一个赤族磔尸的大罪。且事发奉拿之会，弥天重犯闻得此信，自料当身固不免于寸磔万剐，而且遗祸于家门，忧愤填心，决计自尽。此时思欲望火投火，望水投水，以求速死，以免诛连，然竟不能得死，彼时解此缘故不得。
【译文】
时至今日，弥天重犯伏读皇上批复的岳钟琪那些奏折，才知道皇上驾御臣下，以至诚的态度处事，一点也不疑心，真是大德感人。而岳钟琪也十分体谅皇上的心情，以献身的精神报效国家其忠心赤诚的态度，也是没有一点可以怀疑的。就拿处理张熙一事来说，不说道义上多么正确，单讲其处理办法，就可以知道忠心为事的程度，每一步都谨慎周密，小心精详，不露声色，不显形迹，而自然赚取人向他吐露真情。这不是那种临事而害怕，好算计而不能成事者所能做到的，况且也体现了他的聪明智慧、神武英贤。这就叫做君明臣贤，元首股肱，同为一体。上下互相信服，君臣同德同心，好像父亲对待儿子，儿子孝顺父亲那样。从此处，也可以看到我皇上知人之明，用人之当，委人之专，任人之诚。心地光明，处事中正，真是千古少有。这样，天底下那些有德有才的人，怎么会不被朝廷所用呢？怎么会不尽忠效命呢？
弥天重犯到这时，反思从前的狂妄之举，竟向岳钟琪献议谋反，真是到了醉生梦死、冥顽无知的程度，实在是没有任何可说的！但当时弥天重犯的举动，今日想来，倒是无为而为，坏事变成了利国利民的好事，成为反面教员而昭示于天下。当时就隐隐觉得，好像有个人在冥冥当中促使自己那样去做。这个感觉今天清醒过来后，才敢这样说。当时《知几录》上也大略有这种意思，结果到底难逃圣明洞鉴。自己所以想不开的只有一点，弥天重犯自身反叛朝廷，本身虽为禽兽，可是平日并没有半点过错、半点罪恶得罪老天爷。
自我祖父以来，累世积善，可以称为三代行善之家。而在弥天重犯的祖父那一代，可以称得上十代积善之家，不知落到弥天重犯身上，竟不知不觉犯下了一个诛灭九族的大罪。而且事情败露的时候，弥天重犯一听到凶信，自己预料会被千刀万剐，而且祸及全家，当时忧愤填胸，决计自尽。真是达到了看到火就想投火，看到水就想投水的地步，只求马上死掉，以免诛连他人，可是想死却死不了，实在无法解释其中原因。
【原文】
到今日想来，若使弥天重犯当时即死，不惟皇上不得洞鉴弥天重犯致罪之由，且皇上深居九重，又何由知得外面许多奸回造谤，有许多悖义兴讥？且事到今日，以弥天重犯如是之罪，蒙皇恩如是之宽宥，今又传旨释放弥天重犯之老母幼子，并悯念弥天重犯等炎暑过伤，命医调和，惟恐不得其所。
然若弥天重犯生民未有之大罪，亦无以显皇上生民未有之大德。由是看来，弥天重犯无为而为，当年有此狂悖之举，求死不死，今日得蒙宽宥之典。皆因皇上道隆德盛，以天理言之，不当妄诋；本朝名正言顺，以天道方之，不可轻议。所以皇天笃佑，故默使弥天重犯之山鄙无知，冒昧上书于皇上一德同心之大臣，以显皇上之大德如天于山陬海，表本朝得统之正于地久天长。不然，湖山万里之外，奸党之流谤，何由得知？穷乡陋儒之胸，吕留良之逆说，何由得解？岂不全是个天在此主持默使！至若谓传言之人，弥天重犯以如是之罪，尚蒙皇上宽赦之典，则传说浮言者，若能悔改，亦必从宽贷。况传说者未必即是造言者，谕旨煌煌，早已体恤及隐，弥天重犯何所顾虑？而敢于隐匿，忍于隐匿，以负我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乎！除前此所供外，实实别未有人传说。
【译文】到今天想来，也可能是天意，如果弥天重犯当时就死去，不但皇上不能知道原因，而且更不会了解皇宫之外竟有那么多奸人造谣诽谤朝廷，散发反叛悖论。而且事情发展到今天，像弥天重犯这样的大罪，还能得到皇上如此宽大。近来又传旨释放弥天重犯的老母幼子，还怜念弥天重犯怕炎暑过伤，命医调和，惟恐得不到妥善的照顾。假如没有弥天重犯这样未有的大罪，也无以显皇上爱护百姓未有的大德。由此看来，坏事变成了好事，弥天重犯无为而为，当年有此狂妄之举，求死不死，今日又受到皇上宽宥之恩典。这全部是因为皇上道德圣明，按天理来讲，就是不得妄自诋毁的缘故。
本朝名正言顺，从天道这个角度讲，不可随便地毁誉。所以上天护佑，暗中使弥天重犯这山鄙无知之人，去冒昧上书给皇上同心同德的大臣，来显示皇上大德恩泽于四海之内，天命所归于地久天长。不然，湖山万里之外，那些奸党流言诽谤，怎么能够知道。像穷乡陋儒吕留良那些叛逆之说，又怎么能够公开？这不完完全全是老天爷在这里暗中指使吗？至于所谓传言之人，像弥天重犯这样的罪，还受皇上的宽赦恩典，何况他们呢，如果能悔改，也必然从宽处理。况且那些传言的人，未必就是造言之人，皇上的圣旨就如光照四方的旭日一样，早已对这方面体恤备至，弥天重犯会有什么顾虑呢？怎么能再隐瞒，忍心隐瞒，而辜负皇上的天高地厚之恩呢？除了前几次所供出的人外，确实再没有听到别人传说。
【原文】
二、我张熙久居僻壤穷乡，怎么会误入歧途，随师造反呢？
张熙供：重犯愚暗浅陋，生长山隈，如蛙囿井。但身处光天化日之下，少小颇知以读书从学为大，然竟不知读书之错，从学之误，其害一至于此也。盖因重犯家世寒微，人文科第，寂寞无闻；僻外穷乡，无缘得见贤士大夫，以正其趣而发其蒙。迨后年二十五，始见有郴州永兴县曾静入学文字，原评为湖南第一卷，心窃慕之，遂欲负芨从游几席之下。在重犯只知学问是务，并不知有所谓人间事；彼时犯师曾静亦闭门扫轨，甘穷守寂，惟日以前言往行及近世文章道德指授。后因乡穷无书可读，于前岁承犯师曾静命，以四书五经之大全，以及朱子语类文集，隔于河山之险阻，要重犯往各省购求。因至浙江吕留良家买书，偶见其家有诗稿一本，重犯素闻犯师曾静说，吕留良评选时文论头批语，说理据章句集注，为近世名儒。因此即以其诗为必高，遂求取以归。
犯师曾静看见其中有《钱墓松歌》及《题如此江山图》，始而怪，即而疑，继而信。以为吕留良生长江浙大地，其议论文章为天下人宗，夫岂有差？又限于素来不识本朝得统之正远迈商、周之盛，因此华夷之见横介于中心，加之当今皇帝之龙德贤于尧舜者，无由得知于云山万里之僻壤。而犯师曾静，初以错会华夷之分，而误听谣言蛊惑，既以误听谣言蛊惑，而大昧夫君臣之大伦。是以于去岁戊申之秋，忽有犯师书，命上陕西总督岳钟琪。重犯无知，属在弟子，遂误听师命，冒然前往。及到投递后，岳公始而严审。重犯以受犯师曾静“只去献议，不必告以姓名里居”之命，且彼时无知之见，误信师说，尚固执为事关天经地义之所在，舍生可以取义，所以宁受三木之重刑，至晕绝不变。
岳钟琪知重犯死不肯供，不能改移，旋即放夹，许重犯为好汉子，且慰之谢之，以宾客礼待之。于逆书所言事理，无不盛称以为实，复告以其家亦有《屈温山集》，议论无不与逆书相合。既见重犯坚不告犯师姓名，乃呼天以示之信，乃言当身所处之危险，甚至垂泪以示其诚；且具书具仪时，告以必欲聘请曾静以辅己。命侄整装，即欲与重犯同行，更以长安县李知县扮作亲信之家人王大爷时刻相陪伴。无一不极其机密而浑然无迹。以重犯当时之固执师说，虽死不肯摇夺者，卒乃使重犯实情毕露，然后具折奏闻。
【译文】
张熙供：重犯愚昧无知，生长在偏僻山区，如井中之蛙。但毕竟身处光天化日之下，少小时也知道以读书从学为立身大事，可是竟然不知读书之错，从学之误，这害处以致于这样大！主要因重犯家世寒微，人文科第方面见识太少；处在穷乡僻壤，没有机会得见贤能之士，而得到应有的正确启发或引导。一直到二十五岁那年，才知道郴州永兴县曾静的考秀才试卷，曾被评为湖南第一，心里非常仰慕，也就产生了拜他为师的念头。对重犯来讲，只知道研究学问，并不过问人事，当时犯师曾静也闭门谢客，甘守穷困，只是每天以古人的文章和故事以及近代的一些文章道德教授弟子。后因地僻乡穷，没有多少书可读，于前年遵照犯师曾静的指派，要重犯到外省去求购五经四书大全以及朱子语录等文集。因为来到浙江吕留良家买书，偶然看到其家的书里有诗稿一本。重犯平时常听犯师曾静说，吕留良的评选时局文章论头批语，道理根据朱熹章句集注，很有名气，堪称近代名儒。因此就认为他的诗也必然很好，遂就向其家人求购带了回来。
犯师曾静看到其中有两首题目叫《钱墓松歌》和《题如此江山图》，开始觉得怪，后来感到有些疑团，最后就完全相信其说了。认为吕留良生长在江浙大地，他的议论文章为天下人所推崇，哪会有什么差错？又因为认识局限于平时不了解本朝的盛世甚至超过商朝、周朝，因这尊华鄙夷的偏见耿介于胸，加上当今皇上的龙德虽超过尧舜，但因是处在偏山僻壤，了解太少。而犯师曾静，一开始错误地理解华夷的区别，而且又误听谣言扇动。由于听了谣言的煽动，所以就昧了良心，无视了君臣的大义。因此去年戊申年秋天，犯师决然修书一封，命投书给陕西总督岳钟琪。重犯无知，因为身为弟子，应遵师命，所以就误听了师命，没有仔细考虑，就冒然前去。结果到那里，投递了书信之后，岳公开始严厉审讯，重犯因为受犯师曾静“只去献议，不必讲出姓名和住址”的嘱咐，加上那时抱着无知偏见，误信师说，固执地认为所办之事关系重大，宁可承受重刑，舍生取义，以致昏厥过去也不改变初衷。
后来岳钟琪见重犯死不肯说出实情，随即不再用刑，称赞重犯是英雄好汉，并且给予礼遇和安慰。对重犯所投之书里的言论事理，十分赞成，并且告诉重犯，他家也有一本《屈温山集》，当中的议论也同重犯所投之书相合。因见重犯坚持不肯告诉犯师姓名，便对天发誓使重犯确信无疑，还谈到他的危险处境以及作难处，甚至垂泪以示其诚意，并举行立下字具的仪式；后来还告诉重犯决定聘请曾静作导师以辅助自己克成大业。特别是还有一些实际的举措，命令他的侄子整装，准备与重犯同行，又以长安县李知县扮作家人王大爷相陪伴。这每一步安排都极其周密而且不露一点痕迹。最终使重犯实情毕露，报告给了朝廷。
【原文】
由今看来，事固属上天笃爱皇上，故冥漠中默使此逆举败露于重犯之手，然使岳钟琪不备极其智虑之周密，则重犯之冥顽，只知拼一死以全义信于犯师曾静，则逆情亦未轻易得显著。凡此，皆岳钟琪之忠赤贯日，精诚动天，出其素蕴经济弘猷，为国家攘除奸凶，是以顽钝者莫逃其鉴，奸宄者自献其诚。然岳钟琪之尽心为国，而能至于此极者，实由我皇上知人之明，用人之当，虚公下应，至诚感孚之所致也。重犯从前毫不解其故，直至今日得蒙皇上之高厚洪恩，深被德化，又见旨意发出所批岳钟琪奏折数十通，重犯跪读越日，仰见皇上惟以至诚恩眷大臣，备极礼际之隆盛，恩意之周密不啻如父之视子，诚为亘古之所未有；而岳钟琪赤忠图报，不避嫌怨，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不啻如子之事父，亦为自古名臣所罕见。以此回想，重犯前此之妄承犯师使令，冒昧上书者，实实醉生梦死，冥顽无知之极也。当此益觉愧死无地，痛恨追悔之莫及，敢不剖析隐曲，输情服罪，哀恳皇上之矜恤于万一乎！重犯之背逆心肝，实尽于此。至于传说浮言之人，俱在犯师曾静所供内，重犯实另无见闻。若稍有传闻，重犯当此时深沐皇上千古未有之殊恩，虽粉身碎骨，亦不足以仰报，何敢忍心昧理，为他人讳罪，以负我皇上天高地厚之恩哉！
【译文】由此看来，固然是上天爱护皇上，冥冥中使事情败露于重犯之手，然而这也说明，若不是岳钟琪知虑周密，就重犯只知保全同犯师曾静的信义而宁拼一死的顽固程度，这件事也不可能轻易暴露出来。这都是由于岳钟琪的忠心赤胆感动了天地，出自他平时就具备济世经邦的谋略，为国除奸的才干，所以顽冥愚昧者不会逃过他的眼睛，奸诈的坏人自己前去暴露。然而岳钟琪之所以能尽力为国，而达到这个境界的原因，实在是由于我皇上有知人之明，而且用人之当，至诚感化所致。
重犯从前一点不理解其中缘故，直到今天得到皇上的高厚洪恩，也深深地被感化了；又见旨意发出所批岳钟琪的数十篇奏折，重犯成日跪读深思，从中看到，皇上以至诚对待大臣，以至礼对待大臣，恩德情意十分周密，就如父亲对待儿子那样关心，为千古少有。而且从岳钟琪这方面讲，他的忠诚报国，不避嫌疑，只知有国，不知有身的态度，不仅如儿子对待父亲那样效忠皇上，而且在名臣中也千古罕见。因此回想起来，重犯狂妄地按照师命，冒昧上书之事，实在是醉生梦死，冥顽无知到了极点。越想越觉得痛悔莫及，愧死无葬身之地。哪里还敢不彻底坦白，哀求皇上宽恕万一呢？重犯违心行事，确实就这个情况。至于传说浮言的人，都在犯师曾静的供词之内了，重犯实在别无其他所闻。确实没有一点隐瞒，重犯这样受皇上的恩德，就是粉身碎骨也不足报答，哪还敢忍心隐瞒，为他人掩盖，以辜负我皇上天高厚之恩呢？
曾静供词二条
【原文】
一、皇上不是有意遵循守孝三年的古制，不过是为了尽心尽孝才安心罢了
曾静供：经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
又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是古之帝王治天下，其大本大根，必在于孝。诚以孝为百行之源，万化所从出之地，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必根盛而后望得叶茂，源深而后可得流长，必亲亲无亏，而后德足以仁民，仁民量满，而后功足以覆物。是德教加于百姓，乐利普遍环区者，皆由一孝所致，即《论语》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是也。然理虽一定而不易，其实躬行实践者少。至于三年之丧，虽曰“自天子达于庶人，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然新主当万机综理之下，苟非仁孝诚敬之至，实有难行。此不唯三代以下罕见，即三代以上之圣君哲后，从头算来，亦未闻历历有几。古称大孝，首推虞帝，然当上世浑噩，风气未开，礼制未备，三年之丧，未经记载，其详不可得知。继算武王为达孝，礼制略述于《中庸》。其中丧葬之制，春秋祖庙之修，继志述事之绩，与夫追王之礼，享帝之仪，可谓千古郁郁之盛。然在当时，武王亦不能独成其美备，大事多资周公之力，定于周公之手。其余只有高宗，书载谅阴三年，所以卒推商朝中兴贤圣之首君。然在当时，孔门高弟亦疑其势有难行，后儒注疏亦多疑谅阴之制为心丧，未必能实居庐被素也。后世以日易月，虽自汉文帝，然战国时，滕文公欲行三年之丧，访于孟子，父兄百官，皆不欲，谓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则是短丧之制，自春秋战国时，已视为泛常矣，岂独自汉始乎！即在诸侯素称秉礼之国，亦不能行，况无子乎！自是以来，历代帝王固无有能行者，即向有一二好礼之君，仁孝之主，则有欲行而势不能行者，有勉强行之者，而不终者；有徒循其名，而不能尽其实者，求其实能尽礼尽制，出于至情，发于本心，表里无间，始终如一日者，则绝无焉。
【译文】曾静供：经文上讲：“先王有至上的道德礼义，以顺应治理天下。”又说：“谨慎地处理先人的临终之事，百姓的归顺之心就会淳厚。”
所以古代帝王治理天下，其最根本的一条，就在于孝。确实应该把孝作为人的根本。所以说有：“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必根盛而后才可希望枝叶的繁茂，水的源头深广而后才可以使流水悠长。必亲亲无亏，而后才算德足，才能仁爱百姓；仁爱百姓的器识满盈，然后功足才能包容事物。凡是百姓得到教化，天下得到治理者，都是由孝所致，也就是《论语》讲的“孝悌，是仁义的根本”。一点不错。然而道理虽是这样，真正身体力行的也真是太少。至于三年之丧的制度，虽说从天子到百姓，在这个事情上不分贵贱，然而新的皇上正当日理万机的时候，如果不是特别的仁孝，十分的诚敬，实难实行。这不单是三代以来罕见，即使三代以上的圣君哲后，甚至从开天辟地以来，也没有听说有几个。
古代称孝顺的，第一就算是虞帝，可是那时间没有文字记载，其详情人们不知，无可考证。周朝的武王可以说达到了至孝的程度，但《中庸》记述的也不多。不过其中丧葬之制，春秋祖庙的修建，记述功绩，追尊帝王的仪式，可以说超过千古的盛况。然而在当时，武王虽然功业显赫，但也不能独享全部誉美之词，他也是在很多方面得力于周公的帮助和打基础的结果。
另外商朝还有位高宗，也可以称为中兴的圣贤之君，史书记载他守孝三年。然而在当时，孔夫子的重要弟子也怀疑他难以真正实行。后来的儒士在注述古史的时候，也怀疑搭个简陋的棚子，住里边守丧的办法是心情过悲而形容出来的情况，并不真的会那样做。后世有些变通，例如战国时，滕文公想实行三年之丧办法，去问了孟子，并向父兄辈及百官也征求看法，都认为不必要，都说本国宗主国鲁先君没有那样实行，我国的先君亦不必那样实行。因此那种短时间守灵的制度，从春秋战国时，已经看作非常正常了，并不是后来的汉朝才开始的，即使在非常讲究礼仪的诸侯之国，也无法实行，何况后来的天子呢？可以说历代帝王并没有真正身体力行的人。其中即使有一两个好礼的君王，仁孝的诸侯，虽亦想实行而不能实行；中间受阻者是一种情况；还有勉强去实行，都没有坚持到底的情况；另外还有的真正形式上实行了，但徒有虚名。
真正是尽礼尽制，出于至情，发于本心，表里如一，始终不移者则绝无仅有。
【原文】
我皇上至孝至仁，至诚至敬，超越万古帝王。自圣祖仁皇帝升遐之后，继以孝恭仁皇后宾天，共历三十五个月，悲哀极至，感慕之诚，久而弥笃。抚时生悲，触绪增伤，见忾闻，追思永慕，无时或释于怀。每朝夕共奠，朔望殷祭，哀痛迫切。至扶送梓宫，赡拜山陵，惨怛号呼，一时万众感泣，不能仰视。即听政临朝，总理万机之下，偶有感触，辄欷流涕，哀情所发，忘不自胜。群臣日侍左右，仰瞻天颜，无不吞声哽咽。因诸王大臣援引古典，再三奏请，于天地宗庙之大祀，恭行典礼。皇上虽勉从所请，仍于养心殿斋居素服，以尽思哀思慕之诚，三年谅阴，恪遵古制。乃圣德谦让，却而不居，屡下谕旨，谓情不容以自禁，心不能自觉，遑论其合于古制否乎！细恩旨意，正得制礼之意，适合礼制之至，非精通性命之微者不能到。且当圣祖仁皇帝服阙之时，将近孝恭仁皇后大祥之侯，群臣奏请释哀即吉，我皇上谕以“臣民固有不同，朕于所生，何有二视！朕非有意遵循古制，但行其心之所安而已。”
逮后诸王大臣屡疏恳慰，而明旨屡颁，反复晓谕，不允所请。仍素服斋居，触物生悲，感念孝恭仁皇后，即复追思圣祖仁皇帝，怙恃交慕，历久弥深。
【译文】
我皇上可以说至孝至仁，至诚至敬，超越古帝王。自从圣祖仁皇帝升天之后，接着孝仁皇后去逝，共历三十五个月，在这期间，皇上表现得极其悲哀，极其孝敬，守灵哀悼，扶棺安葬，悲哀痛哭，一时间万众感泣，不能仰视。即使听政临朝，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有时想起先皇也是失声流涕，哀不自胜。群臣整天侍立左右，看着皇上那样伤心，也不免感伤落泪。所以诸王大臣就引经据典，再三奏请，已于宗庙恭行典礼，不必太过伤心。皇上虽勉强听从意见，但是仍然整天在养心殿斋居素服，以尽哀思追慕之诚，按照守孝三年的古制实行。并且屡下谕旨，向臣下表明守孝的心情。细想皇上的旨意，非常复合古代的制度，不是精通性命的微妙的人是做不到的。等到圣祖仁皇帝孝服期满和孝恭仁皇后去世三周年之时，群臣上奏请结束守孝换上吉服，而我皇上却说：“皇帝和百姓虽说不同，但人之父母所生，没有两样。朕不是有意遵循守孝三年的古制，不过是为了尽心尽孝才能安心罢了。”
此后，诸王大臣多次奏请皇上节哀，而皇上却屡次晓谕，不允所请。仍是素服斋居，看到他们的遗物都感到悲伤，时刻在追思感念圣祖仁皇帝和孝恭仁皇后，历久不变。
【原文】
夫丧服本以期断，三年为加隆，所出古人制礼仪节以渐而减，诚以历时既久，人子之孝思，有所易匮故也。至若前丧未除而遭后丧，三年有加，为日益长，非仁孝诚敬之至，安能持久而不懈！况兼服行之母后，历三年始终如一日者，尤为仅见之事。此无论自古帝王所未有，即史册所载，士大夫中，秉礼之家，笃行之士，亦未闻有尽哀尽礼，初终不逾如是者也。
况自古帝王，当丧则多废政之累，而临政又不免忘哀之咎。而我皇上于斋居永慕之中，孝思所及，无一事不体圣祖之心以为心。是以敬天法祖，大孝至诚，旰食宵衣，勤求民隐，扬清激浊，整饬官员，蠲数百万惟正之输将，开亿万年无疆之乐利；推继志述事之孝思，行存亡兴废之盛典；事事默契天心，念念感通圣祖。岂但徽号之议，协万世之人心；配天之典，冠百王之隆会。与夫晨昏之瞻拜，朔望之祭享，守陵之致敬，庙寝之告虔，无一时不思哀思敬，无一事不尽礼尽诚而已。此所以至诚至孝，感通天地。当圣祖仁皇帝袷祭之时，合璧联珠，即悬象于苍昊；迨孝恭仁皇后祥之候，一茎九穗，复呈瑞于郊圻。域中河清四省，孝陵蓍草丛生。非仁孝诚敬之至，与天无间，曷克臻此！此岂三代以下之贤君，所得仿佛其万一！进而上之，虽极虞帝之大孝，武王之达孝，其精详亦未闻是过也。
弥天重犯从前僻居山谷，以谣言惑乱，何知圣德万分之一！今伏读《大礼记注》，不唯信从前之听闻出于诽谤，如坠深谷，而且信得我皇上之至孝纯仁，亘万古之圣帝明天子所不到。是以数日以来，不觉痛心割肝，刻刻泣流湿襟。一面感圣德之纯诚，思得法以宣传于穷乡海隅，并及故乡间里；一面痛老母之衰独远离，期遂志复亲音容，得详告圣天子如是之大恩大德，俾临年得以欢喜瞑目。夫以弥天重犯冥顽无知之极，今闻见圣主之至仁圣孝，至诚至敬，如此极至弗加，尚有以感动其天良，触发其至性，泣流湿襟，不觉欣欣戚戚，有归厚之思。况天下闻之，焉有不大昭于变之休，咸登比户可封之域乎！
【译文】
丧服本来以时间来决定，三年就是最隆重了。所以古人制礼仪，具体的礼节渐渐减少，确实因为时间太长，做人子的虽有孝心，但也容易淡泊了。如果说前面的丧事还没有结束，又遭到丧事，就必然要增长守孝时间，不是非常孝敬的人，哪能坚持下去呢？今皇上历三年如一日，真为仅有之事，像这样，是自古帝王所没有的，即使史书上所记载如士大夫中，秉礼之家，笃行之士，也没有这样尽哀尽礼，始终不渝的。
况且自古以来，帝王服丧则不得不废弛政事，而临政又有忘记哀孝的问题。而皇上在斋居之中，没有一事不体现了孝敬之心，真是敬天法祖，大孝至诚，废寝忘食，勤政爱民。给后世作出了典范。事事与天心相会，念余同圣祖感通。徽号和礼制，必然影响万代。特别是早晚瞻拜，定时享祭，虔诚守陵，没有一事不思哀思敬，没有一事不尽礼尽诚。这至诚至孝，感通天地。圣祖仁皇帝三周年大祭时，天空吉星高照，孝恭仁皇后孝满时，一棵稻子出现九个稻穗的征兆，中土四个省的河水澄清，孝陵上的蓍草繁茂丛生。不是仁孝诚敬之至，与天地没有分别，哪会这样。这哪是三代以来的圣君，所能做到万一的！
再往上说，虽说虞帝武王都十分仁孝，其细致周到，也没有听说有这完备。弥天重犯从前僻居山谷，以谣言惑乱，哪里知道圣德万分之一。今伏读《大礼记注》，不但相信以前的传闻出于诽谤，而且深信我皇上的仁孝程度，自古以来少有。所以几天以来，不觉痛心裂肝，常常流泪。一面有感于圣德的纯真赤诚，能够有机会向故里乡亲宣传宣传，一面痛感家有老母，希望能够再见到母亲，向她老人家详细告诉皇上的大恩大德，到百年后也能使她欢喜瞑目。像弥天重犯这样冥顽无知之极，今天看到皇上为至仁至孝，至诚至敬，达到了极点，感动了自己的天良，触发了本来的人性，痛悔流泪，又高兴悲戚，产生了回家敬母的念头。而天下百姓听到皇上大孝之事，怎能不大大影响风气的变化，共同达到户户仁孝的境界呀！
二、雍正皇帝勤政爱民，与天理浑然一体，神功伟德实在是顶天立地
【原文】
曾静供：弥天重犯读书浅少，如何晓得天地高厚？况属山鄙狭陋，负罪弥天。一旦身近圣天子之光，忽睹广大精深，胆寒心裂，愈觉窍口难开。只有圣德神化，感通于变，其效甚速。是以弥天重犯昔虽冥顽，同于禽曾，今得被化，幸转人胎。以此心下犹具蚁知蚊见，稍得窥于高深于万一。窃闻天以好生为德，而好生中有无限因时制宜，至当不易之法。在天不能运量裁制以成其能，尽举而畀之于聪明睿智，能尽其性，合其德者为之。是君之心即天之心，君之德即天之德。凡天所欲为者，君体天之心为之；天所欲行者，君体天之德行之。君未尝参一毫己意于其中，事事仰承天命而已。所以大君之号曰天子，言善继善述，与天不分两体，实一气贯注，如子之承父也。但天隐而难见，其本体之流露者，惟理而已。故先儒曰：“天即理也。”
人君政刑德礼，浑然从一，理运量发，露于两间，斯方称得是天践形合德的肖子，而为大君当身之职分。以是粤稽历代帝王，虽代不乏英伟贤智，而求其运量裁制，浑乎天理之公，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得天之有子者，历数千载而罕见。今伏读圣谕，而知我皇上浑然一理，泛应曲当，其施之于政刑，见之于德礼者，无一处不知之极其精，无一事不处之极其当。神明尽化，化裁尽变，推行尽通，圣德神功，蟠际天地。而究其归，皆因物付物，初未尝稍存一毫成见，介于虚明应物之天也。只见得念念从民设想，处处体天定趋，所以无事无时不以圣祖皇帝为怀。盖圣祖皇帝乃天笃爱之肖子，圣祖皇帝之心即天心，圣祖皇帝之德即天德，一而二，二而一，怀想圣祖皇帝即是体天地。况敬天之至，至诚肫恳，本于性生，而儆戒乾惕之切，尤天一时或释于怀。所以天人交孚，呼吸相通，而感应之理，不惟见之最深最切，抑且屡试屡验，捷如影响。自是以敬天之念勤民，深宫几多经纬天地的筹画，神运无方的猷谋，无一时一刻，不以爱养天下苍生为念，为斯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即安。是以忧勤惕厉不遑宁处，凡可以利生民之安，除生民之若者，思无不到，到无不行，行无不实。知民之艰难在食，蠲租减赋之典，无年不颁；赈灾救患之泽，无处不遍。
偶闻一处旱涝，即悯念忧形，不惟减膳，甚或饮膳不御，弹竭精诚，为民祈祷，多修人事，以格天心。率至祷雨雨通，祈晴晴应。复以食乃民天，农为食本，每岁躬耕藉田，以重农事。而老农之勤劳俭朴者，亦岁举给以品秩荣其身。思明刑原以弼教，而群德期于好生。法虽一定，心本宽仁，稍有一线可生，则因事原情，时生恻隐之念。诚以民命至重，宁过乎仁，毋过乎义也。知察吏所以安民，而惩贪兼得以养廉，宵旰忧勤，无非为国计民生，思久安长治之策，所以隐微之中，疑似之间，辨晰精详，秋毫不爽。如谕公私二字，关系甚重，不可不辨。而公中有私，私中有公者，尤不可不时时警戒。与夫论因循苟且，一味求悦于人，称赞之者甚多，即如阿大夫之誉言日至也；杜绝私情，不肯取悦于众，谤议之者甚多，即如即墨大夫之毁言日至也。又如辨武断乡曲者非是武断，揽权者实非揽权，此毫厘千里之间，帝尧亦以为难，今皆剖决明晰，如丝过扣，毫发不混。此所以用赏用罚，忽用忽舍，无往而不得其公正之至者，为渊衷虚而权度精明也。
【译文】
曾静供：弥天重犯读书太少，缺乏知识，怎么能知道天高地厚呢？况且属于山野村夫，犯了弥天大罪，一旦接近皇上，受到光明的照射，忽然看到广大精深，胆寒心裂，越发感到难以表达心中的感慨。感到圣德对人的感化是特别快的，所以弥天重犯虽然冥顽无知，如同禽兽，今天得了感化，幸投人胎。所以还有点良知，如蚂蚊或蚊虫的见解，仅仅能够窥见这博大世界的千万分之一。听说上天有好生之德，然而好生的道理中，有无限因时制宜，至当不易的法则。在天来说不能运用他的能量进行裁制以成其所能，完全发挥他的聪明才智；而人呢也能尽其天性，合其道德者才有作为。所以君王之心就是天的心，君王之德就是天的德。凡上天所要施行的，那么君王就体会到并去施行。君王没有掺一点个人的意志在其中，不过是事事按上天的旨意办罢了。所以了不起的君王，人们称为天子。同天为一体，天为一气，就像父子的关系那样。但上天的意志是难以知道的，它怎样体现出来呢？只有以道理来体现罢了。所以，先贤讲过：“天就是理也。”
人间的君王，在政治、法律、道德、礼仪等方面，浑然为一气，称得上天子和大君的身份。所以查看历代帝王，虽然也有不少英伟贤明之君，而其中真正在治理天下过程中同天理合一，而毫无个人私欲的可以说千载罕见。今日拜读了皇上的圣谕，明白了我皇上与天理浑然为一体，无论是制订政策，处理政务，都合乎道德礼法，没有一个方面不精，没有一处不当，如神明一样，变化顺通。神功圣德顶天立地，而究其原因，都是按照事物的规律而办事，没有一点偏见，处处顺应天理，为百姓着想，并且时时事事都遵循圣祖皇帝的遗训。因为圣祖皇帝是上天十分喜爱之子，圣祖皇帝之心就是天心，圣祖皇帝之德即是天德，怀念圣祖皇帝就是怀敬天地，况敬天诚意没有一时一刻放松，所以天与人互相感应，互相影响。以敬天的心情来勤于民事，不管朝廷有多少经天纬地的筹划，都以爱养天下苍生为念。同时也使万物各得其所。特别是表现了皇上对天下百姓的关怀，凡是对百姓有利的，解决百姓痛若的事情，无不考虑的很周到，无不行动得很及时，无不办得很实在。知道百姓最艰难的问题就是食物，所以减租减税的恩典，年年颁发；赈灾救患的恩泽，遍及各处。偶然听说有一处旱涝，即十分同情，不但减少自己的膳食，而且为民祈祷，务修人事，以合天心。遂出现求雨下雨、求晴天晴的情形。
由于民以食为天，所以朝廷就以农为本，发展农业。对农民勤劳俭朴的户主，也像每年选举人那样，给以品位，使其光荣显耀。由于君德好生，所以在明确刑法的同时以德化进行辅助治理天下，法律虽有一定之规，然而人心本来宽大仁厚，稍微有一线可生，就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谅解同情。因为把民命看得至关重要，宁可过于仁慈，而不过泥现成的规定。皇上深知治理好官吏才能安民，惩治贪酷才能保持廉政。那样地勤劳政事，无非是为了国计民生，图长治久安，所以每件事都办得十分周详，如圣谕讲公私两字，关系很重要，不可不辨，而公中有私，私中有公，这样公私混淆的情况，应时时警戒堤防。如果是在公私方面不够严格，只知取悦他人，就会有很多人人赞誉皇上。
正因为皇上杜绝私情，不肯轻易取悦于众，所以毁谤的人就多。又如辨别武断乡曲之事上，并不是武断，揽权者也不是揽权。此是差毫厘失之千里之间，所以帝尧也以为很难。今天都剖析决断得很明白，如丝丝入扣，毫无混淆。所以就皇上赏罚分明，用舍得当。没有不公正的事情。没有不精明的安排。
【原文】
盖皇上渊衷为止水，如明鉴，万物之过其前者，妍自然毕露而不容掩。原非鉴与水留恋于当前之物，而后得照见，若稍留一毫意见去照物，则鉴与水虚明之本体，反为此意见所掩蔽，而照物不见了。必浑乎天理之公，而不杂一毫人欲之私，方有此种境界。故举凡用人理财，养老恤幼，崇师训士，以及揆文奋武，皆开千古所未开之盛典，而实极千古所未到之至善。且诏诫所颁，反复丁宁，区画详密。
内自大臣群僚，外及军民童叟，务期天下群登乐利之域，共享升平之福。其中旨意周切，理熟义精，一言一字，皆可与二典三谟并垂天地而不朽。是不惟仁天下之心，安天下之学，超越天下之才识，亘万古之圣君哲后莫与媲。而即比自朝至暮，一日万机，件件御览，字字御批。一应上任官员，无论内外大小，每日必逐一引见，谆谆告诫以爱民扶绥之至意，事至物来，随到随应，不留一毫不周不密、不精不当之憾。直至二三更，方得览批各省督扶奏折，竟不用一人代笔，其焦劳如此。此种历练天下之精神，亦亘古励精图治的至君哲后所不到。尚犹圣不自圣，每以为君难为虑，并以不及圣祖之圣德神功为忧。是以德合天地，至诚感孚。数年以来，诸瑞齐见，万福骈臻，而且道不拾遗，蔼然成周太和之盛，唐虞熙之隆，亘千古而再觏者。
弥天重犯身犯寸磔之典，自痛生圣人之世，竟生不得为圣人之氓，庶几死为圣世之鬼。岂料圣德同天，生民未有之殊恩，既超禁处厦，复给食赐衣，今蒙恩旨，又复开锁，皇德皇恩已极荡荡难名。弥天重犯抢地呼号，痛心挖髓，此时即置之极刑，亦王法人情所当然，死亦知思感德，甘心瞑目。况蝼蚁百姓，当此皇恩无涯，何敢言报？只愿插翅遍飞宇内，凡人力所能到、足迹所可及，逢人逢地，宣扬圣德同天之大，无间内外，申明本朝得统之正，直近商周，一洗从前谣言之谤，共知吕留良为圣世之逆贼，共歌太平之世，共祝有道天子，万寿无疆，以赎补当身万死蒙赦之罪，斯幸耳。深情结胸，重义透髓，一字一泣。谨供。
【译文】
由于皇上的心像潭水一样深邃，明镜一样光亮，对任何事情都看得清楚，这是如天理那样的公正，才会有这种境界。皇上在用人理财方面、养老恤幼方面、崇师训士方面、掌文用武方面，都是千古少有的完善。况且每一次诏书的颁布，都反复交待，筹划详尽。从内部的大臣群僚，到外部的军民童叟，都务求能符合大家的利益，共享天下太平之福。旨意中字字句句意准词切，可谓不朽之作。不但具备仁慈之心，而且超越天下之学识，是万古以来圣君哲后所不能比的。皇上一天到晚，日理万机，件件都要过问，奏文字字都要批示；一切上任官员，不管大小，每天都要接见，谆谆告诉大家，要爱民，要尽职。任何事情，随有随时解决，都十分周密十分精当。有时直到二三更，还要批阅各省督抚奏折，竟不用一人代笔，真是操心到这种程度。这种对待天下治理天下的精神，也是千古以来圣哲君主所做不到的。但是仍十分自谦，常常感叹做皇上的艰难，并且以赶不上圣祖的神功为忧虑。这种德行真可以说同天地相合。
几年来，到处呈现吉祥的征兆，而且道不拾遗，这真是比古代最好的盛世还盛。弥天重犯自犯重罪，自己痛感生在圣人之世，竟然不能成为圣人的一个普通百姓，也许可以做个盛世之鬼吧。没想到圣德同天，给重犯特别的恩遇，不但不囚禁，给以宽敞的住处、衣物。今蒙恩旨又被释放。皇恩皇德真是达到了极点，难以表达。弥天重犯抢地呼号，十分痛心，此时即使受到极刑，也是理所当然，死也感德，甘心瞑目。况且做为蝼蚁一样的百姓，对这样大的恩德、真是无法言极，只希望插翅飞遍天下，凡人力所到处，足迹所至，逢人便大力宣传圣德，一洗过去的谣言诽谤，使大家都知道吕留良为圣世逆贼，同时使天下都传颂圣人之德，共喜为盛世的百姓，共歌太平之世，共祝有道天子，万寿无疆，以赎补当身万死却蒙受宽赦之罪。
如此，则十分幸运也。激动的心情难以表达，是在一字一泣中写出的这篇供词。
【原文】
内阁九卿奏本曾静等即使是一失足铸千古恨，也应该殃及九族入牢狱刑部等衙门奏为遵旨复加讯问事。上谕：“曾静一案，前命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详加审讯。据曾静逐款回供，俱是悔过感恩之语，此等奸险之徒，语言诈伪，或畏惧诛戮，故勉强作此认罪之词；抑伊自知罪大恶极，愧耻悔恨，出于本心。著大学士、九卿詹事、翰林、科道，将从前诘问各款，逐一再加讯问，确取口供具奏。钦此。”
臣等将杭奕禄等遵旨审讯曾静口供，逐款复讯，据曾静供出，与从前口供俱各相符，俯首认罪，甘服上刑。又据供：“弥天重犯罪案，今日蒙知大人逐款勘讯，自知万死万剐，更有何法可解！所痛恨者，实因住在深山穷谷，愚昧无知，是以吕留良之逆说情论，得以迷心。惟其有吕留良之悖论在心，所以阿其那、塞思黑、允之党羽匪类，并发遣广西人等之奸谋流谤，得以惑听。抑惟其有阿其那等之流谤在心惑听，而吕留良之邪说悖论，愈得以固志。二者交乘，相因为害，遂致酿成亘古未有之极恶而不自知。直到后来，实见得我皇上之至德同天，与我朝得统之正，直迈商周，方知从前之错谬，自悔自愧，自咎莫及。
“盖我皇上之大德，弥天重犯自旧岁到今，饱饫已周年矣。不惟目睹耳闻，深仁厚泽之在天下，为自古所未有，即弥天重犯以蝼蚁之微，冒犯九五之尊，万死不足蔽辜，而当亲皇恩，尚容留苟延残生以到今日。虽尧舜之对，亦未见有此出格殊恩至于如此，又岂汉高之宽，唐太之明，所能拟似于万一！况我朝得统之正，治化之隆，并非泛说‘远迈商周’。一语所能尽。盖我朝龙兴，不由中土而起于满州，由满州而至中国，地之相去数千余里，而德化之盛，及于中土，薄海内外，无不倾心爱戴。由是天与人归，使大统一朝而成，不劳而得，并非汤武之居中渐化，而后民心乐从，始有天下者可比。其规模更大更远，所以为亘古莫及。
“凡此皆是弥天重犯旧岁一路来，亲被我皇上的德化，亲见熙景象，颂德歌功，欢声载道，不觉倾心悦服至此。则前之狂悖，由于无知，后之爱戴，出于有见。前后虽异，其实皆发于本心。此固不是巧说以偷生，亦非旁人所能代为指拨开导而有是说话，实字字句句皆从一片良心发出。且弥天重犯从头一路细思，实由列祖列圣之功德，在天地间极其大，我皇上之圣仁，迈古今而极其至。故皇天默使弥天重犯传其害道悖义之论，露其奸党谤毁之行，以显圣德于深山穷谷，申名义于千秋万世，使天下之大，万世之远，人人悦服，处处倾心耳。“所以弥天重犯到今日感德被化之余，愿置身极典，以求其心之所安。且使天下万世，共知我皇上至德深仁，透民骨髓，即在无知悖逆之民，犹切被化改过，自愿伏罪以至如此。所以弥天重犯到今日，惟有仰恳众大人转奏，将弥天重犯速正刑典而已，更有何说！”等语。
【译文】
关于邢部等衙门对曾静一案又遵照皇上旨意复加讯问的记载。皇上的谕旨道：“曾静一案，前几次命令侍郎杭奕禄和副都统海兰等详加审讯。据曾静的逐条回答和供词，都是些悔过感恩的语言。这种奸险之徒，语言欺诈虚伪。或是因为他怕死，所勉强作出的认罪之词；或是他自知罪大恶权，愧耻悔恨，真的发自内心。请大学士、九卿詹事、翰林、科道，把从前诘问他的各条各款，逐个再加讯问，取得确实的口供再报上来。钦此。”
臣等将杭奕禄等遵旨审讯曾静口供，又逐条复讯，据曾静供出，与从前口供相符，俯首认罪，甘服死刑。又据曾静供道：“弥天重犯的案件，今天蒙众位大人逐条再审，自知应该万死万剐，还有什么可以说的！所痛恨的是，实在是因过去住在穷山深谷，愚昧无知，也因为看了吕留良的逆说悖论，迷了心窍。首先是因为有了吕留良的谬论在心，所以阿其那、塞思黑、允之党羽匪类，以及朝廷发配遣送去广西的奸谋之人流传诽谤，才能够迷惑视听。因为有邪论和流谤的有害影响，才酿成了千古未有的极恶和无知。
直到后来，确实见到我皇上为仁德像天一样大，我朝应天顺民，超过商、周那样的盛世，才领悟到从前的错谬，愧悔莫及。“弥天重犯感受到皇上的恩德已有一年了，不但耳闻目睹，皇上的厚泽及于天下，千古少有，就从自身说起，一个小民如蝼蚁之微，冒犯了九五之尊，还能受到这样的宽大。就是尧舜，也不会施以这样的殊恩；就是汉高祖的宽容、唐太宗的圣明也不能比的。况且我朝是天命所归，并不是用‘超越商、周’这样一句话所能概括的。
再说我朝的兴起，并非源于中原而是由满州普及中国的，从满州到中原几千里之遥远，但德化恩义早已遍及中原，甚至天涯海角，人民无不倾心爱戴；不像汤武那样居于中原，而渐渐教化民众，使民心慢慢归向，才有天下的。而是天人同归，不劳而得。其规模也更大更远，所以为千古所莫及。“这都是弥天重犯旧岁一路而来，被我皇上的德政感化，亲眼看到盛世景象，到处歌功颂德，欢声载道，不觉受了感化所心悦诚服讲出的心里话。相比来说，以前的狂悖，出于无知，这后来的爱戴，出于有了真知灼见。前后虽异，都发自本心。这不是为了偷生怕死才巧言花语，也不是旁人经过开导后才觉悟的言词，确实字字句句都从一片良心发出。况且弥天重犯从头细想，感悟到是列圣之功德神灵，在天地间极大，而且我皇上的圣仁，超过古今达到了极点。所以皇天默使弥天重犯传播那套害道悖义的谬论，暴露奸党谤毁的行迹，以显示出皇上圣德，申名义于千秋万世，使天下人人悦服，处处倾心。
“所以弥天重犯到今日感德被化之余，愿受极典，以求心安。而且使天下万世，共知我皇上至德至仁，甚至透民骨髓，即使无知顽民，也能被感化改过，自愿伏罪到这样程度。所以弥天重犯到今日，唯一的就是仰恳众大人转奏，将弥天重犯速速正法，再没有任何说的”等话。
【原文】
该臣等看得曾静狂逆凶狡，罪大恶极，妄信逆贱之悖论及奸党之流言，胆肆凶逆，辄敢诋毁本朝，诬蔑君上，编造逆书。从湖南至陕西，劝封疆大臣以反叛，欲构乱于升平之世。核其情罪，法无可宽。且曾静以一山野细民，戴高履厚五十余年，忽谋为叛逆之事，从古以来，乱臣贼子中无有其比。臣等审讯之下，无不切齿恨愤，咸愿食肉寝皮，虽寸磔族诛，不足以蔽其辜。
查律内谋反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正犯之祖父、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男十五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正犯财产入官；若女许嫁已定，归其夫；正犯子孙过房与人，及正犯聘娶未成者，俱不追坐等语，曾静应照此律，即凌迟处死。行文湖南巡抚，查明曾静之祖父、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照律皆斩立决；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解部，照律付功臣之家为奴。所有财产，查明入官，伏乞皇上允臣等所请，将曾静立正典刑，以彰国法，以快人心。至张熙与曾静共谋不轨，听从曾静指使，赴陕投送逆书，思欲构乱。亦应照“共谋者皆凌迟处死”律，即凌迟处死。为此，合词谨奏。请旨。
【译文】
我们几位大臣，看到了曾静狂逆凶狡，罪大恶极，妄信逆贼为反叛谬论及奸党的诽谤谣言，肆无忌惮，诋毁本朝，诬蔑君上，编造反叛的书信；从湖南远至陕西，劝封疆大臣反叛朝廷，想在太平之世制造混乱。反复核实其罪行，是法律所不能宽容的。且曾静以一山野小民，受我朝之恩有五十余年，竟然反叛朝廷，自古以来，乱臣贼子也没有这么严重。臣等在审讯当中，已十分痛恨，真愿食其肉寝其皮，虽诛其九族，碎尸万断，都不能赎其罪过。法律规定，“凡谋反大逆案件，不论首从，都要处以死刑，主犯的祖父、父、子、孙、兄弟，以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的十六岁以上，不论患病或有残疾，都处死刑；男的十五岁以下，主犯的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都送到功臣的府上当奴隶；主犯的财产没收归公；如果女的许嫁了别人，归其夫不论；主犯的子孙有过房给别人的，以及主犯聘娶没有实现的，都不追究”等条文。曾静应按此条款，凌迟处死。行文湖南巡抚，查明曾静的祖父、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应照法律判以死刑，立即执行；男的十五以下，以及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押解刑部，按照法律送到功臣之家当奴隶使用。所有财产，查明归公。伏乞皇上恩准臣等的请示，将曾静立即正法，以快人心。至于张熙与曾静共谋不轨，听从曾静指使，到陕西投送逆书，阴谋制造反叛。也应按“共谋者皆凌迟处死”
为条款，当即正法。特此共同谨奏。请皇上谕旨。
雍正上谕
【原文】
一、我雍正是将遗诏的“十”改成“于”字而谋取皇位的吗？
奉上谕：自古凶顽之徒，心怀悖逆，语涉诋诬者，史册所载，不可枚举。然如今日曾静此事之怪诞离奇，张为幻，实以古所未见，为人心之所共忿，国法之所断不可宽者。然朕往复思之，若伊讪谤之语，有一事之实，在朕有几微不可问心之处，则不但曾静当蓄不臣之心，即天下臣民，也应共怀离异之志；若所言字字皆虚，与朕躬毫不干涉，此不过如荒山穷谷之中，偶闻犬吠鸣而已，又安得谓之讪谤乎！上年此事初发之时，朕即坦然于怀，实无丝毫仇怒之意，笑而览之。此左右大臣皆深知之。嗣令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前往湖南拘曾静到案，明白晓谕，逐事开导，动以天良，祛其迷惑。而伊始豁然醒悟，悔过感恩。其亲笔口供，不下数万言，皆本于良心之发见，而深恨从前之误听浮言，遂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诛也。盖其分别华夷中外之见，则蔽锢陷溺于吕留良不臣之邪说；而其谤及朕躬者，则阿其那、塞思黑、允、允等之逆党奸徒，造作蜚语，布散传播，而伊误给以为实之所致。自上年至今，已将一载。朕留心体察，并令内外大臣各处根究，今日案内著邪书、造谤言之首恶俱已败露，确有证据，并不始于曾静者，尽明白矣。与朕初意毫无差谬。则曾静之误听，尚有可原之情，而无必不可宽之罪也。
据曾静供称，伊在湖南，有人传说：先帝欲将大统传于允，圣躬不豫时，降旨召允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宾天之日，允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其他诬谤之语，得之于从京发遣广西人犯之口者居多等语。又据曾静供出，传言之陈帝锡、陈象侯、何立忠之人，昨从湖南解送来京。朕令杭奕禄等讯问，此等诬谤之语，得自何人？陈帝锡等供称：路遇四人，似旗员举动，憩息邮亭，实为此语。其行装衣履是远行之客，有跟随担负行李之人，言中京师王府中来，往广东公干等语。查数年以来，从京发遣广西人犯，多系阿其那、塞思黑、允、允门下之太监等匪类，此辈听伊主之指使，到处捏造，肆行流布。
【译文】奉皇上旨意：自古以来，那些凶顽之人，心怀反叛之意，以言论诋毁朝廷，这种情况，史册上可以说很多。但是像今天曾静这件事的古怪离奇程度，是自古以来所罕见的。为人心之所共仇，国法也万万不能宽容的。但是我经过反复考虑，如果他所说的诽谤之言，有一件属实，那么对我个人来讲也值得有扪心自问之处，而曾静则不但应当有反叛之心，而且天下百姓也应该共怀离异之志，大家反对我，我无话可说；如果他的诬谤之词都不是事实，与我毫不相干，这样的话，那就不过是荒山穷谷之中，偶然听到几声兽叫禽鸣罢了，又怎么能说是讪谤呢？去年这个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我的心情就十分坦然，没有一点忿怒之意，含笑而审阅这个案情。这是左右大臣都知道的。
后来令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前往湖南把曾静缉拿归案，对他讲明道理，进行开导，以天良感动他，使他解除了迷惑。而他也开始豁然醒悟，痛悔过错。他的亲笔口供，不下数万言，看来都是出自他的良心发现，深恨自己从前误听谣言，而做出反叛的举动，因此他甘心受到严刑处置。大概他鄙视少数民族的观点，都是因为受了吕留良邪说的影响。他对我个人的诽谤诬蔑，完全是因阿其那、塞思黑、允、允等逆党奸徒作谣言到处传布后，他误信所致。
自从去年至今，已将近有一年时间，我留心体察，并且命令内外大臣到各处调查，追究原因。那种暗著邪书，造遥诽谤的首恶，都已经败露，确有证据，并不是从曾静开始的，这已经很明白了。与我一开始的判断一样。那么曾静的误听，还是有情可原的，而没有必要非治他的罪不可。根据曾静的供词中所言，他在湖南听有人传说：先帝本想将大位传给允，然而皇上生命垂危时，降旨通知允从边关回京，圣旨被隆科多所隐藏。先帝去逝之日，允不到，隆科多传旨就立了当今皇上。其它诬蔑诽谤的话，是从一些自京城发遣到广西的犯人口中得知的等等。又根据曾静的供词中讲到的传言之人陈帝锡、陈象侯、何立忠等，昨天从湖南把他们解送来京，我令杭奕禄等人讯问他们：这些诬谤谣言，从什么人那里听到的。
陈帝锡等供道：“在路上遇到四个人，好像是旗人的举动，在邮亭休息时说的话。他们的衣着打扮，是行远路的客人，另外还有几名跟随担行李的仆从，他们说从京师王府中来，往广东出差等等。经查，这几年以来，从京城发遣去广西的人犯，多属阿其那、塞思黑、允、允门下的太监等匪类。这些人听从他主子的指使，到处捏造，散布流言。
【原文】
现据广西巡抚金奏报，有造作逆语之凶犯数人，陆续解到。讯据逆贼耿精忠之孙耿六格供称，伊先充发在三姓地方时，于八宝家中，有太监于义、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又云：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调回囚禁。太后要见允，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皇上又把和妃及其他妃嫔，都留于宫中等语。又据达色供，有阿其那之太监马起云向伊说：皇上令塞思黑去见活佛，太后说：“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跑出来。太后甚怒，就撞死了。
塞思黑之母亲，亦即自缢而亡等语。又据佐领华赉供称，伊在三姓地方为协领时，曾听见太监关格说，皇上气愤母亲，陷害兄弟等语。八宝乃允管都统时用事之鹰犬，因抄抢苏克济家私一案，圣祖皇帝特行发遣之恶犯；何玉柱乃塞思黑之心腹；太监关格系允亲给之太监；马起云系阿其那之太监；其他如允之太监马守柱、允之太监王进朝、吴守义等，皆平日听受阿其那等之逆论，悉从伊等之指使。是以肆行诬捏，到处传播流言，欲摇惑人心，泄其私仇。昨据湖南巡抚赵弘恩等一一查出，奏称：查得逆犯耿六格、吴守义、达色、霍成等，经过各处，沿途称冤，逢人讪谤。解送之兵役，住宿之店家等，皆共闻之。凡遇村店城市，高声呼招：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又云：只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等语。是此等鬼蜮之伎俩，一无所施，蓄心设谋，惟以布散恶言为煽动之计，冀侥幸于万一而已。夫允平日，素为圣祖皇考所轻贱，从未有一嘉予之语。曾有向太后闲论之旨：“汝之小儿子，即与汝之大儿子当护卫使令，彼也不要。”
此太后宫内人所共知者，圣祖皇考之鄙贱允也如此。而逆党乃云，圣意欲传大位于允，独不思皇考春秋已高，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之理！虽天下至愚之人，亦知必无是事矣。只因西陲用兵，圣祖皇考之意，欲以皇子虚名坐镇，知允在京毫无用处，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驱远之意也。
【译文】
现在根据广西巡抚金报告，抓住了几个造谣的凶犯，陆续解到。经审讯，据逆贼耿精忠之孙耿六格供称，他原被发配到三姓地方的时候，在八宝家中，有两个太监于义和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道：“圣祖皇帝本来是把天下传给十四阿哥允，皇上把“十”字改为“于”字，又说：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了一碗人参汤，不知为什么，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后来马上将允调回来囚禁。太后要见允，皇上大怒，太后撞铁柱自杀。皇上又把和妃及其他妃嫔，都留到自己宫中享用等等。又根据达色供词说，有阿其那的太监马起云向他说：皇上令塞思黑去见活佛，太后说：“何苦这样用心！”
皇上不理，跑出来。太后十分忿怒，就撞死了。塞思黑的母亲，也即自缢身亡等等。又根据佐领华赉供道，他在三姓地方为协领时，曾听到太监关格说，皇上气死他的母亲，杀害了他的兄弟。八宝是允管都统时用的鹰犬走狗，因抢劫苏克济家私一案，圣祖皇帝时特行发遣边远的恶犯；何玉柱是塞思黑的心腹；太监关格是允亲信小太监；马起云是阿其那的太监；其他如允的太监马守柱、允的太监王进朝、吴守义等，都是平时吸取阿其那等叛逆论调，并且受他们的指使。所以肆意进行诬蔑捏造，到处传布流言，想迷惑人心，发泄私忿。不管是押送的兵士，或者沿途的客店，都听见过这些谣言。特别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每遇城市，村店人群多的场合，就高声招呼人们：“你们都来听呵，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已经蒙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希望你们向大家传说传说。又说什么，他们只能制造我们的莫须有罪名，他们是封不住我们口的”等等。像这种鬼蜮伎俩，是他们在没有办法情况下，想以散布谣言达到他们的目的的卑劣行径。圣祖皇考在世时，平时就对允十分轻贱，从没有说过他一句褒奖的话，并且曾在同太后闲话时说：“你的小儿子，就是给你那大儿子当护卫、当传令兵，他都不要。”
这是太后宫内的人都知道的。圣祖皇考对允这样鄙视，而其逆党却说，圣意想把皇帝之位传给允，他们却没有看到，皇考到了老年，哪有把他将要传位之人放在几千里之外的边远地区的道理呢？天下再傻的人，也知道不会有这种事哩！只因为西部边疆用兵打仗，圣祖皇考的本意，是想以皇子的名义在那里坐镇，其实知道允在京没一点用处，况且秉性粗鲁，从不安静，不过是找个借口，把他赶到远处罢了。
【原文】
朕自幼蒙皇考钟爱器重，在诸兄弟之上，宫中何人不知！及至传位于朕之遗诏，乃诸兄弟面承于御榻之前者，是以诸兄弟皆俯首臣伏于朕前，而不敢有异议。今乃云皇考欲传位于允，隆科多更改遗诏，传位于朕，是尊允而辱朕躬，并辱皇考之旨，焉有不遭上帝皇考之诛殛者乎！
朕即位之初，召允来京者，彼时朕垂涕向近侍大臣云：痛值皇考升遐大故，允不得在京，何以无福至此！应降旨宣召，俾得来京以尽子臣之心。此实朕之本意，并非防范疑忌而召之来也。以允之庸劣狂愚，无才无识，威不足以服众，德不是以感人，而陕西地方，复有总督年羹尧等在彼弹压，允所统者，不过兵丁数千人耳，又悉皆满州世受国恩之辈，而父母妻子俱在京师，岂肯听允之指使，而从为背逆之举乎！其以朕防范允，召之来京者，皆奸党高增允声价之论也。及允将到京之时，先行文礼部，询问见朕仪注，举朝无不骇异。
及到京见朕，其举动乖张，词气傲慢，狂悖之状不可殚述。朕皆隐忍宽容之。朕曾奏请皇太后召见允，太后谕云：我只知皇帝是我亲子，允不过与众阿哥一般耳。未有与我分外更亲处也。不允。朕又请：可令允同诸兄弟入见否？太后方谕允。诸兄弟同允进见时，皇太后并未向允分外一语也，此现在诸王阿哥所共知音者。后允于朕前肆其咆哮，种种不法，太后闻知，特降慈旨，命朕切责允，严加训诲之，此也宫中人所共知者。允之至陵上，相去太后晏驾之前三、四月，而云太后欲见允而不得，是何论也？且何玉柱等云，太后因闻囚禁允而崩；马起云向伊妹夫达色又云，太后因闻塞思黑去见活佛而崩。同一诬捏之语，彼此参差不一者如此。
且塞思黑去西大同，在雍正元年二月，朕将不得已之情，曾备悉奏闻太后，太后是而遣之者，并非未请慈旨太后不知不允之事也。即允之命往守陵，亦奏闻太后，欣喜嘉许而遣之者，亦非太后不知不允之事也。雍正元年五月，太后升遐之时，允来京，朕降旨封伊为郡王，切加教导，望其省改前愆，受朕恩眷。后伊仍回陵寝地方居住。其间阿其那在京，塞思黑在陕，悖乱之逆日益显著。是其逆心必不可折，邪党必不肯散。而雍正四年，又有奸民蔡怀玺投书允院中，劝其谋逆之事，朕始将允召回京师拘禁之。是允之拘禁，乃太后升遐三年以后之事，今乃云太后因允囚禁而崩，何其造作之舛错至此极耶！
【译文】
朕从小受皇考钟爱器重，在众兄弟之上，宫中哪个人不知道！至于说传位于朕的遗诏，是众兄弟当时在御榻都看到了的，当时众兄弟都臣服于朕的面前，没有任何人有异议的。而现在，他们却说皇考想传位于允，隆科多更改了遗诏后，传位于朕，这是尊敬允而污辱朕，并且也是对皇考圣旨的污辱。那有不遭皇考在天之灵的愤怒呢？朕刚刚即位时召允来京，当时朕垂泪向近侍大臣说道：“正值圣祖皇考升天大故之时，允却不在跟前，为什么他竟这样没有福气。应马上降旨宣召，让他赶紧回京以尽子臣的孝心。朕的本意就是这样，并不是为了防范疑忌他而召他来的。允庸劣狂愚，无才无识，威不足以服众，德不足以感人；而陕西那个地方，有总督年羹尧等人在那里弹压。允统兵不过几千人，这些人又都是满州族人的子弟，世世代代都受朝廷的恩惠，他们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城，那肯听允的指使而做叛逆之举呢？那种说朕为了防范允，才召他来京，都是允的奸党为了抬高允的声价罢了。允将到京时，先行文礼部，询问见朕仪注，满朝无不骇异。到了进京见到朕时，举动乖张，词气傲慢，狂悖之状不可细述，朕都隐忍宽容了他。朕曾奏请皇太后召见允，太后谕旨说：“我只知皇帝是我亲儿子，允不过与众阿哥一样罢了，没有同我有特别亲密的地方，所以没有允许。”
朕又请示：可令允同兄弟们一起进见吗？这时太后才允许了。诸兄弟同允进见时，皇太后并没有多跟允说一句话，这是现在诸王阿哥都知道的。后来允在朕的面前大肆咆哮，种种不法，太后听说后，特降下慈旨，命朕批评允，严加训诲。这也是宫中人都知道的。允去陵上之事，是太后晏驾之前三四个月的事，而有人说太后想见允而见不到他，这是什么议论呢？而且何玉柱等人说，太后因听到囚禁了允而驾崩的；马起云向他妹夫达色说，太后因听说塞思黑去见活佛而驾崩的。同一诬蔑之语，前后这样矛盾。况且塞思黑的去山西大同，是在雍正元年二月，朕把不得已的心情，曾详细地奏闻了太后，太后同意后而派他去的。并不是没有请示太后，也不是太后不知不允的事情。即使命允去守陵，也是先奏闻了太后，并且是太后对此事很高兴，而不是什么太后不知不允的事情。
雍正元年五月，太后升天之时，允来京，朕降旨封他为郡王，切加教导，希望他改正错误，接受朕的恩眷。后来他仍回陵寝地方居住。这期间阿其那在京，塞思黑在陕，谋反的迹象一天比一天明显。这是因为他们的逆心必不可以折服，奸邪之党必不肯散的缘故。雍正四年，又有奸民蔡怀玺向允投书，劝他谋反。这时朕才将允召回京师拘禁起来。这允被拘禁之事，是太后升天三年以后的事，今天他们却说太后是因允被朕囚禁而崩的。他们的谣言竟错到这种程度。
【原文】
又马起云云，塞思黑之母亲自缢而亡。现今宜妃母妃，朕遵皇考遗旨，著恒亲王奉养于伊府中，而逆贼等以为昔年自缢，真鬼魅罔谈也。前康熙四十七年，圣祖皇考圣躬违豫，朕与诸医同诚亲王等，昼夜检点医药，而阿其那置若罔闻。至圣体大安，朕与之互相庆幸，而阿其那攒眉向朕言；目前何尝不好，虽然如此，但将来之事奈何？是阿其那残忍不孝之心，不觉出诸口矣。朕曾将伊不是处，对众宣扬羞辱之，而伊深为愧恨。今乃以六十年之进奉汤药，加恶名于朕，可谓丧尽天理之报复，无怪乎遭神明之诛殛也。至于和妃母妃之言，尤为怪异莫测。朕于皇考之宫人，俱未曾有一见面者，况诸母妃辈乎！七年来，如当年皇考宫中之人，即使令女子辈，若曾有一人在朕左右，朕实不对天日以君临兆庶也。又曾静供称，伊在湖南时，传闻皇上令浙江开捐纳之例，欲将银六百万两修造西湖为游幸之地。彼时为其所惑，今乃知皆奸党造作，毫无影响之语，无所不至。夫西湖所有昔年地方官盖造之行宫，朕尚皆令改作佛宇矣，而奸党云，欲捐纳银两修造西湖为游幸之地，不知出自何论。又三姓地方，有人造播流言：皇上在芦沟桥盖造官房，收往来客商之饭钱等语。朕因应试士子来京者，桥上查检行李，不免风雨露处之苦，是以特发帑金，盖造房舍，俾其住歇。令管理税务之人，到店验看应试文凭，即令放行。在士子辈既有投足之地，又可免奸商冒充应试之人，致于漏税之咎。此朕之仁政，直省举子感恩颂德之事，而奸党以朕为欲收容商饭钱，作此等诬谤之语，实为可笑，亦可怪也。
【译文】
还有马起云说，塞思黑之母亲是自缢身亡。现在的宜妃母妃，朕遵照皇考的遗旨，让恒亲王把他们奉养在他的府里，而逆贼却造谣说，他们过去已经自缢，真是鬼话连篇呐。前康熙四十七年，圣祖皇考圣躬得病。朕与几位御医和诚亲王等人，昼夜检点医药，而阿其那却置若罔闻。到了圣体康复，朕与大家相互庆贺，然而阿其那却皱眉向朕说道：“虽说目前没有什么不好，但将来之事怎么办？”
这是阿其那残忍不孝之心，不觉说出来了。朕曾把他的不是处，对众人宣扬并羞辱之，而他深感愧恨。现在他们又以六十一年进奉汤药的话，给朕加一恶名，真可以说是丧尽天理良心的报复，无怪乎神明也不容哩。
至于和妃母妃之言，更是怪异莫测，朕对皇考的宫人，都没有见过一面，何况诸母妃之辈呢！七年来，如果当年皇考宫中之人有一个曾在朕的左右，就算朕对不起天日，也可以说不应该君临天下百姓。又根据曾静供称，他在湖南时，听说皇上令浙江百姓额外捐款纳税，把所得六百万两银子，用在为自己在西湖修造游幸之地。当时人们被他们所迷惑，今日都已澄清事实，知道是奸党的造谣。即使西湖过去地方官所盖造的那些行宫，朕还令其改作寺庙呢！而奸党却说欲捐纳银两修造西湖游幸之地，不知这出自什么论调。还有三姓地方，有人传布谣言说：皇上在芦沟桥盖造官房，收往来客商的饭钱等等。朕因应试士子来京的问题，桥上查检行李，不免有风雨露宿之苦，所以特发帑金，盖造房舍，让他们有地方住宿和休息，令管理税务的人，到店里验看应试文凭，即令放行。
对于士子们来讲，既有投宿之处，又可免奸商冒充应试之人，造成漏税的问题。这都是朕的仁政，受到举子们感恩戴德之好事，而奸党却造谣说，朕想收客商的饭钱，造这种诬蔑之言，真是可笑，也是怪诞和荒谬的。
【原文】
阿其那、允纵酒无忌，而加朕以酗酒之名。阿其那等蓄心阴险，存倾陷国家之念，怀与皇考为仇之心，而反一一加之于朕。总因阿其那等平日之逆谋不遂，畜养匪类者久矣。播散讹言，分门立户，各各收买党羽，欲以蛊惑人之耳目，俾素蓄逆念之蠢动而起，然后快心，祖宗之社稷所不顾也。夫加朕以凶暴恶名，其罪犹轻，独不念圣祖皇考六十余年之丰功懋烈，而作如此归结，岂为人子者所忍为乎！阿其那、塞思黑等之罪，实万死不足以赎矣。
伊等之奸谋若此，目今败露者，即不胜其数，其他匪类邪党之听其驱使者，奚止数千百人！造作种种诬谤之语，已流散于极边远塞，则宇宙之内，乡曲愚人，为其所惑者，岂止曾静数人而已哉！即如三姓之协领华赉，身在地方，有稽查之责，乃伊将所见所闻，俱行隐瞒，不以入告。朕在九重大内，何由而知之？何从而究之？又何自而剖晰开示，使天下臣民共晓之？今蒙上天皇考俯垂默佑，令神明驱使曾静自行投首于总督岳钟琪之前，俾造书造谤之奸人一一呈露，朕方得知若辈残忍之情形，明日张胆将平日之居心行事，遍谕荒陬僻壤之黎民，而不为浮言所惑于万一。亦可知阿其那、塞思黑等蓄心之惨毒，不忠不孝，为天祖之所不容，国法之所难宥处。天下后世，亦得谅朕不得已之苦衷矣。此朕不幸中之大幸，非人力之所能为者，即此则曾静不为无功，即此可宽其诛矣。
从来奸宄凶丑，造作妖言，欲以诬民惑众者，无时无之。即如从前妖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此语已流传三十余年矣。又如广西张淑荣等言：钦天监奏紫微星落于福建，今朝廷降旨，遣人至闽，将三岁以上九岁以下之男子，悉行诛戮。又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系前明后裔，遇星士推算伊有帝王之命，似此诞幻荒唐，有关世道人心之语，往往地方大臣官员希图省事，目为疯癫，苟且掩护于一时，而未念及其迷惑之害，日月渐远，传播渐多，遂不能究问其所自来，转令无辜之人，受其牵累。此皆庸碌无能，视国家利害于膜外之大臣等养痈之害也。
【译文】
阿其那、允纵酒无忌，而反给朕加上酗酒之名。阿其那等人心存阴险，企图反叛朝廷，怀着与皇考为仇之心，反而一一强加在朕的身上。总之是因为阿其那等平日的阴谋作乱没有实现，所以畜养匪类已经很久了。他们散布讹言，分门立户，各有收买党羽，想以蛊惑人心，让那些有逆念的人们蠢动而起反对朝廷，他们然后幸灾乐祸。他们那里为祖宗社稷着想。加到朕身上的恶名，还算是轻的；而不顾圣祖皇考积六十余年的丰功伟业将毁于一旦，这难道是为人子的忍心做的事吗？
阿其那、塞思黑等人的罪恶，实在是万死都不能赎其罪过。他们的奸谋涉及的败露人员今天已不胜其数，那么其他匪类邪党或听其驱使的人，何止千万人。所造种种诬谤之语，已经流传到极远的边塞，则普天之下，乡曲愚人，被他们迷惑的，岂只是曾静几个人而已。比如三姓那个地方的协领华赉，身在地方，有稽查之责，他还把所见所闻，尽行隐瞒，不进行报告。朕在九重大内，怎么能够得知呢？怎么能够追究呢？又怎么能够说明清楚，使天下臣民都明白呢？今蒙上天皇考的在天之灵暗中保佑，令神灵驱使曾静自行投首于总督岳钟琪的面前，使那些造谣诽谤的奸人一一暴露出来，朕才能知道他们残忍的情形。他们明目张胆地把平日的居心行事，告诉荒山僻壤的百姓，而不被浮言所蛊惑的则成为了少数人。从此，可知阿其那、塞思黑等存心不良，狠毒惨忍，不忠不孝，为天祖所不容，国法也难宽大处理。
天下后世，也得原谅朕不得已的苦衷啊。这是朕不幸中的大幸，不是人力所能为的。根据这个情况看来，曾静不能说没有功劳，就凭这就可以宽大处理，免其死罪。从来奸贼小丑，造作妖言，想以此诬陷人民迷惑众人，没有一个时期不存在。比如从前有句妖言说道：“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这句话已经流传三十多年了。又如广西张淑荣等说：钦天监奏有紫微星下落到福建一带，朝廷将降下圣旨，派人去那个地方，把三岁以上九岁以下的男童，尽行杀戮。又如山东人张玉，假称自己姓朱，是前明后裔，遇到星相人士推算，说他有帝王之命。
像这些荒唐言语，往往是那些地方大臣或官员为了省事，把其看成疯癫之人的疯话，总想掩盖过去了事，而没有想到它的害处，是迷惑人心，时间一长，传播渐渐多起来，便无法追问由来，使那些无辜之人，受到牵累。这也是那些无能之辈、对国家利害漠不关心的大臣等造成的养痈之患。‘
【原文】
又如村塾训蒙之人，本无知识，而又穷困无聊，心怀抑郁，往往造为俚鄙怪妄之歌词，授于村童传唱。而不知者遂误认以为童谣，转相传流布。此皆奸民之欲煽惑人心，紊乱国法者。地方大吏有司，视为泛常，不加稽察惩创，以防其渐。可乎？
前年，有人捏称侍郎舒楞额密奏八旗领米一事，欲以摇惑旗人之心。舒楞额闻之，据实入奏。此时朕随降旨根究，即得其造言之人，加以惩戒。凡属流言初起之时，若地方大臣能肯悉心穷究，必得其根由，使奸宄不至漏网，庸愚无知亦不至拖累，其有裨于人心世道者，良非浅鲜。今因曾静之事，而查出首先造谤之渠魁，盖以此案发觉尚早，易于追寻，故可递推而得其根源也。且朕之宽宥曾静，非矫情好名而为此举也。《虞书》曰：“宥过无大，刑故无小。”
曾静之过虽大，实有可原之情。若我皇考时时训诲子臣曰：“凡人孰能无过？若过而能改，即自新迁善之机，故人以改过为贵。但实能改过者，无论所犯之大小，皆不当罪之也。”
朕祗承圣训，日以改过望天下之人。盖过大而能改，胜于过小而不改者，若曾静可谓知改过者矣。朕赦曾静，正欲使天下臣民，知朕于改过之人，无不可赦之罪，相率而趋于自新之路也。且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曾静狂悖之言，止于谤及朕躬，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彼跳梁逆命之人，果能束身归命，畏罪投诚，尚且邀赦宥之典，岂曾静独不可贷其一死乎！
【译文】
再如，有些村中私塾先生，本来没有多少知识，而且加上穷困无聊，心中怀着抑闷压抑之情，往往造作一些俚俗怪妄的顺口溜，教给不懂事的村中儿童传唱。而不知道原因的，误以为是什么童谣，继而相传流传开去。这都是那些奸民想煽动人心，扰乱国法的行为。地方上的大吏有司，负责法制的官员或部门，不当回事，不加惩处，不防止它的蔓延。这是不行的。前年，有人捏造说侍郎舒楞额密奏八旗领米一事，想以此扰乱迷惑旗人之心。舒椤额听到后，马上向朝廷报告，此时朕随即降旨追究，立即找到了造谣之人，加以惩戒。
凡是流言初起之时，如果地方大臣能详细认真予以追究，必然能够找到根由，不致使奸人漏网，那些庸俗愚蠢的人不知道，也受不了拖累，这样对人心的净化，世道的治理，是非常有益的。今因曾静的事，而查出首先造谣的首恶，这是因为这个案件发觉的早，容易追查，所以顺藤摸瓜而找到了根源。朕的宽待曾静，不是因为他说了奉承的话而才这样的。《虞书》曰：“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曾静之过错虽大，实在是有情可原。过去我皇考时时教导子臣说：“凡是人，谁没有过错？有了错误而能改正，这是重新做人的机会，所以人以能改正错误为贵。凡是确实能改正错误者，不论他的错误大小，都不应当把他当成罪行去处理。”
朕坚信圣训，希望天下人犯了错误能够改正。所以错误大而能改正，比错误小而不改正要好。像曾静可以说是知道改正错误的人。朕赦曾静，正想让天下人都知道，朕对于能改错的人，都可以赦免其罪，使大家都能走上自新的道路。况且朕治理天下，不以个人的喜好行事，不因为喜欢某人而奖赏他，也不以个人的恼怒而惩罚他。曾静过去那些诽谤之言，仅仅对着朕个人本身。他并没有反叛整个朝廷的实事，也没有什么同谋众党或组织，属于不安分守己的跳梁小丑。他果能束身归命，畏罪投诚，而且想获得赦宥的恩典。那怎么不能免他一死呢？
【原文】
且曾静之前后各供，俱系他亲笔书写，并非有所勉强逼勒，亦并非有人隐受意指，实由于天良感动，是以其悛悔之心迫切诚恳，形于纸笔。此及可原之情，并非以其为谄媚颂扬之词，而欲宽其罪也。若今日喜其谄媚而曲宥之，则从前即当怒其诬谤而速诛之矣。况曾静今日颂扬之词，较之从前诬谤之语，其轻重悬殊，何止千百？论其情罪，岂足相抵！若有人议朕喜曾静之谄媚而免其罪者，则与曾静从前之犬吠鸣无以异矣。然朕亦不论。除造作布散流言之逆党，另行审明正法外，著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将伊之逆书及前后审讯诘问之语，与伊口供，一一刊刻颁布，使天下人共知之。
湖南省地方大小官员等，平日既不能宣布国恩，敷扬朕训，化诲百姓，尽去邪心，致有此等愚昧狂乱之人，实有阄忝于父母斯民之责，此则深当愧耻者。今若以羞忿怨恨之心，或将曾静，张熙有暗中贼害情形，朕必问以抵偿之罪。曾静等系朕持旨赦宥之人，彼本地之人，若以其贻羞桑梓有嫉恶暗伤者，其活罪亦然。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盖曾静之事，不与吕留良等。吕留良之罪，乃皇考当日所未知而未赦者，是以朕今日可以明正其罪。若曾蒙皇考赦免之旨，则朕亦自遵旨而曲宥其辜矣，特谕。
【译文】
并且曾静的前后供词，都是他亲笔书写，并不是逼他说出违心的话，也没有暗中授意指使他，确实是由于天理良心受了感动，所以他的悔罪之心迫切诚恳，形成了文字。这是他可原之情，更不是因为他说了些谄媚颂扬之词，才对他宽大处理的。如果说今日因喜其谄媚而宽宥他，那么从前何不因怒其诬蔑诽谤而马上杀掉呢？况今天曾静的颂扬之词，比以前的诬蔑诽谤之语，可以说轻重悬殊的程度，相差千百里。论他的情罪，是两者不能相抵消的。如果有人议论朕是因为喜欢曾静的谄媚而免其罪，那就与曾静从前的犬吠鸣没有区别了。即使这样，朕也不以罪论处。除了造谣布散谎言的逆党，另行审明正法外，还是要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并把他的逆书及前后审讯中答问之语、各种口供，一一刊刻印刷，颁布天下，使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件事情。
楚省地方的大小官员等，平日既然不能宣传朝廷恩德，公布朕训，教育百姓，尽去邪心，致使出现这种愚昧狂乱之人，实在有失职之责任，此时应该深深地感到有愧。现在如果在他们羞忿怨恨之心的驱使下，有人暗地里把曾静、张熙杀害之事，朕必然让其抵命。曾静等系朕特别下旨赦免罪行之人。当地之人，若因为丢了乡土人的面子而对他们进行暗伤者，其罪也要严肃处理。即使朕的子孙，将来也不得以其诋毁朕躬之名，而追究杀害他们。总之，曾静之事，与吕留良不同。吕留良之罪，是皇考当日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赦免的罪行，所以朕今天可以治其罪。若曾蒙皇考赦之旨，则朕也自然遵旨而对其宽大处理，特谕。
【原文】
二、朕诸兄弟不可以德化，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情感，不可以恩结，而其悖逆妄乱，的确是百折不回
又奉上谕：“从来善恶之报，纤毫不爽。凡罪大恶极之人，虽一时宽宥，免于诛戮，而伊辗转行回，仍复自投法网，若有驱逐之使然者。即如阿其那、塞思黑、允、允门下同恶共济之徒，潜蓄邪谋，阴怀逆志，实国家之巨贼，贻宗社之隐忧。朕既洞烛其奸，本应将伊等置之于法，以绝根株。只以一时不忍，思古人 “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之意，予以宽典，发遣边方，保其性命，以为此辈稍有人心，或能感发天良，悛改夙恶。岂料逆天造孽之人，不可化诲，毒忍之性，愈益猖狂，上干天地，皇考之怒。委曲婉转，假手于曾静辈，使奸党匪类之罪状一一呈露，不容漏网。天道昭著若此，能不令人毛骨悚然，倍加警惕乎。
朕即位之初，召诸兄弟于养心殿，朕以肝膈肺腑之言，痛哭向诸兄弟劝谕之曰：朕蒙皇考付托之重，于诸子之中，传朕以大位。不比前代继统之君，先后序立，父子之间，各成其是；非如禹汤之后而有桀纣，天下不得因其子孙之不善，而掩禹汤之功德。若朕之于皇考，则是非得失，实为一体。朕躬若是，则皇考之付托为是；朕躬若非，则皇考之付托为非。以皇考六十余年之圣德神功，超越千古，朕断不敢苟且怠荒，甘于自弃，使天下后世，共论皇考付托之误，致掩六十余年功德之崇隆。朕之此心，上天、皇考实鉴临之。
凡我兄弟，均受皇考生成顾复，数十年天高地厚之深恩，当仰体皇考之心，并思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之义，各抒忠荩，协赞朕躬。于朕所不能者，辅之助之；于朕所错误者，规之谏之；朕便有过失，亦当谅之隐之。同心匡弼，让朕一个是字，使朕为一代之令主，以成皇考之是，即诸兄弟所以报皇考罔极之鸿慈也。似此谆谆劝告，乃阿其那、塞思黑等置若罔闻，而悖逆妄乱之念，百折不回。不可以德化，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情感，不可以恩结。即如阿其那方封亲王时，伊即向人出怨望愤激之语，且向在廷大臣云：“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其目下施恩，皆不可信。”
又当大庭广众，咒诅朕躬，则其他可知矣。朕初即位时，塞思黑谓其左右人等曰：“不料事情竟至如此，我辈生不如死。”此伊太监王应隆亲口供出者。及令伊居住西宁时，伊则以多金邀买人心，以致奸民令狐士仪等人密投书札，劝其构逆。
【译文】皇上的谕旨又说：从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非常灵验的。凡罪大恶极之人，虽一时宽大了他，免了死罪，而他们都旧罪重犯，再投法网，好像有神明暗中驱使他们这样的。比如阿其那、塞思黑、允、允门下那些同他们一心一意作恶的奸徒，暗怀逆志，实在是国家的大奸贼，给国家留下了隐患。朕既洞察出他们的奸情，本来应该把他们绳之以法，斩草除根。只因一时不忍心这样做，考虑古人有道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对他们宽大处理，遣送到边远的地方，保全他们的生命；满以为他们只要有一点良心，就能改恶从善。哪想到逆天违命之人，不可教诲，恶毒之性，更加猖狂，招致了上天和皇考之灵的愤怒，以曲折的形式，借曾静等人的手和口，使他们那些奸党罪行一一暴露。天理报应这样灵验，能不令人毛骨悚然，小心谨慎吗？
朕即位的当初，把诸兄弟召到养心殿，以肺腑之言，哭着向众兄弟劝说道：“朕受皇考的重托，于诸子之中，传朕于大位。不比前代继统之君，按先后次序而立，像禹汤之后传给桀纣那样，天下不会因他的子孙不善，而掩盖禹汤的功德，而朕与皇考之间，所有是非得失，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朕如果对，那么说明皇考的传位也对；朕若不对，那么说明皇考的传位就是错误的。就凭皇考六十多年的圣德神功，超越千古的业绩，朕断不敢苟且偷安，自暴自弃，而使天下后世议论皇考传位为错误，以致磨灭六十多年的功德圣绩。朕的这番苦心，上天、皇考都是看着的。
凡是我的兄弟，都受过皇考几十年天高地厚的深恩，应当理解皇考的心情，并且知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道理，各自尽力，协助朕躬。对朕能力达不到的地方，进行弥补帮助；对朕的错误，进行谏阻；对朕的过失，进行谅解，同心同德，承认朕是应该承继之主，也就承认了皇考传位的正确，这也算是诸位兄弟报答父皇鸿恩的具体行动。”
像这样的谆谆劝告，可是阿其那、塞思黑却置若罔闻，而且反叛的思想，仍是百折不回。不能用德来感化他们，不能以理来使他们明白，不能以兄弟之情打动他们，不能以恩宠团结他们。比如阿其那刚开始封他亲王时，他反而向人发泄怨愤之言，并且向在朝的大臣说：“皇上今日加恩，谁知道他明日会不会加以诛戮！他目前施恩，都不可信。”
又当着大庭广众咒骂我，其他也就可想而知了。朕当初即位时，塞思黑对他左右的人说：“不料事情竟是这种结果，我辈生不如死。”这是他手下的太监王应隆亲口供出来的，到了叫他居住西宁时，他则用金钱收买人心，以致奸民令狐士仪等人密投书信，劝他谋反。
【原文】
又如允依傍景陵居住，尚有奸民蔡怀玺投书院中，称伊为帝，而伊藏匿之。是伊等之逆心，断不改除；伊等之逆党，断不解散。朕早夜筹思，总无可以料理措置，以全顽梗，以安宗社之良法。万不得已，将阿其那、塞思黑、允、允分别拘禁，而不料阿其那、塞思黑相继皆伏冥诛。
朕之办理此事，皆默告天地，虔对皇考，熟思审慎，量其轻重为宗社国家之大计，置此身于度外之举，此心可以对上天、皇考。至于众口之褒贬，后世之是非，朕不问也。从前储位未定时，朕之兄弟六、七人，各怀凯觎之心，彼此戕害，各树私人，以图侥幸。而大奸大恶之人，遂乘机结党，要结朝臣，收罗群小，内外连属，以成牢不可破之局。公然以建储一事，为操权于己，垂手可成，不能出其范围。此等关系宗社国家之大患，朕既亲见而深知之，若苟且姑容，不加以惩创儆戒，则凶恶之徒，竟以悖逆为寻常之事，其贻害于后世子孙者，将不可言矣。况古人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是君民、上下之间，有天冠地履之义，尚言施报之情，岂有臣下之分，作乱犯上，显然昭著，只因系出宗亲，遂可纵恶长奸，置宗社大计于不问乎！故以在下言之，则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而以在上言之，则曰：忠我则臣，背我则敌。此一定之情理，千古之通义也。且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夫与君与社稷相较君尚轻于社稷，则兄弟宗亲，更不待言矣。若但务敦睦九族之虚名，而不计宗社苍生之大患，岂不本末混淆，轻重倒置耶！今不必远引古昔之事，即以我朝与明代近事言之，我太祖、太宗刚毅明决，预烛机先，不以私情而存姑息之见，是以成大一统之规，贻世世子孙太平之福。明之建文优柔寡断，不知大义，不识极变，意欲保全骨肉而酿成永乐之祸，卒至国危身丧，为祖宗之罪人。永乐虽幸而事成，祖宗天下不至落他人之手，然俯对臣庶，能不赧颜乎？传之后世，能免讥议乎？
且扰乱海内，荼毒生灵，宗社之危，臣民之厄，未有甚于此时者。又如明宸濠之乱，亦由于姑息酿成，可为天下后世之鉴戒也。总之，人君不幸遇此等之事，若见之既真，知之既确，则当权其利害之轻重而毅然决断，勿存小不忍之见，顾己身之毁誉，以贻祸患于无穷。倘见之不真，知之不确，而冒昧行之，或更有所怨参乎其间，则为天地祖宗之罪人，亦不能逃于谴责也。朕于阿其那等结党构逆之情，知之真确，而其显然背叛之迹，又大庭广众之所共见共闻者。彼时诸王大臣等屡次合词陈奏，请将阿其那、塞思黑等即正典刑，朕召入面见堕泪，复切谕之曰：“阿其那、塞思黑、允、允乃圣祖皇帝之子，朕之亲弟，骨肉手足。尔等皆受圣祖皇帝及朕深恩之人，今所奏如此，若稍有情罪不符之处，陷朕于不义，或稍有心口相违之处，抱歉于隐微，则得罪于上天、皇考者，莫大乎是。其能逃于天谴乎！”
此时诸王大臣异口同声，无不以为阿其那、塞思黑等悖逆之情罪，断断不容宽宥。朕复逐一询问，人人皆言陈奏之处，实实出于公心。朕犹降旨询问各省督抚、提镇等，其所奏亦复佥同。只因尚有数处未曾奏到，朕未降旨，各令拘禁，仍欲详加斟酌而定之意。而二人乃相继而死，朕尚未将伊等明正典刑也。此京师亿万臣民所共知之事，不待朕之晓谕者。
【译文】
又如允去景陵居住，也有奸民蔡怀玺投书他的院中，称他为帝，而他把书信隐藏起来，这是他们反叛之心，断不改除；他们那些逆党，也断不会解散。朕早晚思虑，总觉得没有办法处理，找不到既能保全他们又能对社稷有利的办法。万不得已情况下，把阿其那、塞思黑、允、允分别拘禁起来，而不料阿其那、塞思黑都相继病死，朕办理此事时，都默默地祷告了天地和皇考。深思熟虑，量其轻重，此心可以对上天、皇考，至于众人如何说，后世如何论，朕不管他。从前太子之位没有确定时，朕的兄弟六七个人之间，各怀异心，彼此相害，各树自己的人，以图能得到皇位。而大奸大恶之人这时便乘机结党，邀结朝臣，收罗群小，内外连合，以造成牢不可破的局势。这种关系社稷国家的大隐患，朕既然发现了，若是苟且纵容，不加惩戒，那么凶恶之徒就会以反叛为家常便饭，随随便便，其贻害于后世子孙的严重性，将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况且古人说：“抚我则后，虐我则仇。”
君、民，上、下之间有区别，君上施恩，臣民报答。哪有以臣下的身份，犯上作乱，并且又明显昭著。仅仅由于出自宗亲，就可以胡为作恶，不顾国家社稷的方针大计吗！所以作为臣下来讲，他可以说：抚我则后，虐我则仇；那么作为君上来讲，他可以说：忠我则臣，背我则敌。这是正常的道理，千古的通义。况且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样拿君同社稷相比较，君还比社稷为轻，那兄弟、宗亲就更不用说了。如果是为了同族的和睦相处，而不顾国家利益，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今天不必远引古代的事例，就说我朝与明朝的近代事情相比，我太祖、太宗性格刚强决断，不以私情而迁就问题，所以才成就天下大事，给后代子孙创造了幸福。而明朝的建文优柔寡断，不知大义，不识权变，为保全骨肉而酿成了永乐之祸，成了丧身危国对不起祖宗的罪人。永乐虽说幸运成功，祖宗天下不致落入他人之手，然而下对臣民，有什么颜面呢？后世之人怎么能不讥笑呢？而且扰乱了天下，荼毒了生灵，宗社受到了危机，臣民遭到了祸殃，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又比如明朝的宸濠之乱，也是由于姑息迁就造成的，可成为天下后世应记取的教训。总的来说，人君不幸遇到了这类事情，如果当时已经发现问题则应当机立断，而不能有什么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想法，而且也不能为了顾及自身的名声的好坏，而留患于后世。假如说没有看清，没有发现，没有把握，就冒昧而行，或者把私怨参入其间，那就是天地祖宗的罪人，也不能逃过天下人的谴责。朕对于阿其那结党的情况十分了解，而且他们又有明显的背叛迹象，又是大庭广众许多人所亲眼目睹的事实。当时，诸王大臣都屡次上书，请求把阿其那、塞思黑等立即正法。朕把他们召进宫，见面后流泪谕之道：“阿其那、塞思黑、允、允乃圣祖皇帝之子，朕之亲弟，骨肉手足，尔等皆受圣祖皇帝及朕的深恩。今天大臣们所奏我也有考虑，如果稍有情罪不符的地方，就会陷朕于不义，或稍有口心相违的地方，也会隐隐感到抱撼；那么就会得罪上天，得罪皇考，这是多么重大的事情，恐怕会得罪上天的惩罚哩。”
这时候，诸王大臣都异口同声，不容一点宽宥。朕又一个一个地问大家，人人都说，所奏之处，完全是出于公心。为了慎重，朕又降旨询问各省督抚、提镇等官员，他们的意见也是一样。只因还有几个地方的意见没有报上来，所以朕没有马上降旨，先把他们拘禁起来，仍然想再详细考虑后再说。但是那两人却相继死去，朕还没有对他俩判刑呢！这是京师亿万臣民所都知道的事情，不需要朕来表明。
【原文】
若天下之人，必欲以朕诛戮二人为言，据伊等罪情、朝廷法律而论，朕也不以诛戮二人为讳。盖有此一番惩创，使天下后世宗亲不肖之辈，知大义之不可违越，国法之不可幸逃，循理安分，以受国家宠荣，则所以保全骨肉宗亲者大矣，多矣！此遵古帝王“刑以弼教”之意，实尽敦睦九族，端本之道者。观今日阿其那、塞思黑已死，而其逆党匪类等仍不肯歇心，更加摇唇鼓舌，到处诬捏布传，冀惑天下民人之听，为构衅报复之端。若非上天、皇考俯垂默佑，使之败露，则传之天下后世，倘贻疑似之端，不但朕抱不白之讥，可惜皇考六十余年际天蟠地之功勋，上天六十余年锡福凝禧之恩眷，俱付之流水矣。朕又自幸抚躬内省，实毫无几微瑕疵之可指摘，理直气壮，因曾静此案，得以明目张胆，向薄海内外亿万臣民剖析而畅言之。不然则口将言而嗫嚅，岂能免于瞻顾回护，又何颜以对廷臣左右近侍之人乎！朕蒙皇考俯鉴悃忱，于众弟兄中，惟许朕以“诚孝”二字。
朕时时自问，不但用人行政，起居出入之间，事事效法君父，即隐微之间，偶举一念，必思此一念果合于我君父，始敢存于胸臆，否则必屏去之。朕虽不敢自谓尽孝，然生平一片爱慕诚敬之心，实可对天地神明。是以仰蒙上天、皇考照察，保护提携，每显彰景象，而发奸摘伏之处，实非人力所能为者。朕惟有以手加额，感激项戴，刻骨铭心，益加黾勉而已。朕因匪类诬捏浮言，故明白剖析前后，降旨十数道，以示臣民。倘朕言有一字虚捏，是亦如若辈之居心，必遭上天之责罚也。特谕。
【译文】
如果天下之人，一定要对朕诛戮他二人有所非议，根据他们的罪行和朝廷的法律而论，朕也不以诛其二人为忌讳为过错。由于有这一番事故，会使天下后世宗亲中那些不省之辈，知大义之不可违背逾越。国法不可违犯，应安分守己，受国家宠荣，则可以保全骨肉宗亲的人，从中受益的就太多了！这就是遵照古帝王“刑以弼教”之意，以刑法来辅助教育臣民，使大家和睦生活的道理。如今阿其那、塞思黑已死，而他们的余党仍贼心不死，更加摇唇鼓舌，到处造谣，以图蛊惑天下百姓的视听，制造煽动人们造反叛乱的借口。如果不是上天皇考俯垂默佑，暗中使其败露，那么天下后世，就会抱着疑惑的态度，分不清事非，不但使朕本人蒙不白之冤，受人讥笑，而且皇考六十多年的功勋，上天六十多年的恩眷，都会付之东流。
朕又自己进行深思反省，确实感到没有一点错误可以指摘，而是理直气壮，名正言顺。由于曾静的案件，使我能够明明白白，大胆地向四海百姓进行剖析，畅所欲言。若不是这样，那就会使朕有口难言，这如何能够避免瞻前顾后地辨解，又有什么脸来面对大臣们和朕身边的人呢！朕蒙受皇考体察信任，在众多兄弟中，单单许朕“诚孝”两个字。朕时时自问，不但在用人、政务、起居等事上，是否都学着皇考的样子去做了。即使在一些小事上，偶尔有一个念头，我都想到，这个想法确实符合父亲的心愿，才敢拿定主意。否则，一定要打消这个念头。朕虽不敢自称孝顺，可是生平一片爱慕诚敬之心，可以说是天地神明看得见的，所以仰蒙上天和皇考的关照、保护和提携，每件事都不是朕个人所能做的。朕只有以手加额，感激项戴，刻骨铭心，越发努力勤政而已。朕因那些匪类捏造谣言，所以明白分析这件事的前后过程，降旨十几道，告诉天下臣民。如果朕的话有一字是虚假捏造的，那也会像那些叛逆一样，必然遭到上天的惩罚。特谕。
【原文】
三、朕之“屠弟”，正是为了不负皇考付托之重，顾及宗社之安危
又奉上谕：前曾静逆书，诬谤朕躬诸条，离奇荒唐，即梦寐中亦无此诞幻怪异之境，惟有加朕屠弟之名一切，朕不辩亦不受，已于前谕中述其梗概。但朕之苦衷，尚有未曾详析宣示者。当日阿其那阴险狡狯，实逆党之渠魁，塞思黑、允、允皆听其指挥，愿出死力，而不顾伦常之大义，其举动甚不可测，若阿其那果肯省愆悔过，革面革心，则其他断无有不效法悛改者。朕是以令塞思黑等分别居住，而留阿其那在京，所以加恩厚待，冀其感激醒悟者，无所不极其至。且披肝露胆，诚切劝告，至于泣下，所少者惟下跪恳求耳。岂知伊悖逆不臣之念，百折不回。前诸王大臣等所参恶迹数十条，皆举朝共见共闻之实事。及至拘禁之后，不但不知畏惧，转欢跃加餐，横肆之态，不堪枚举。是岂尚有悛改之日耶？塞思黑居住西宁，逆状种种，无丝毫畏惧之心。及令其来保定时，岂但无儆惕之意，一路谈笑自如。其解送人员，向伊称述朕即位以来所办政务，伊笑曰：“他从来伶俐”。全无臣弟之道，而其悖逆之念更炽，又何可望其悛改耶！允拘禁已四年有余，至今悍傲如昔。允在拘禁之地，尚为镇魇之术，被伊太监出首。朕遣大臣询问情由，并从前结党等事，伊云：“我若说出，只恐杀我，如果皇上免我从前重罪，则便一一实供。”
所遣大臣云：“皇上原有旨意，汝若据实供出，丝毫不隐，必宽宥汝罪”。于是伊将从前阿其那、塞思黑、允等朋比作奸，阴谋秘计，暨朕即位后所怀逆议，一一供吐，且自认镇魇不讳。是以诸王大臣立请正法，朕仍将伊宽宥。看伊近来似稍有感愧之意。
【译文】
皇上谕旨：以前曾静的背逆之书中诬蔑诽谤朕个人的那几条，离奇荒唐，就是做梦也没有那样的境地。唯有说朕杀弟这一条，朕不辩解，也不接受，已经在前面的几次话中讲过。但朕的苦衷，还有没曾详细告诉大家的地方。当日阿其那阴险狡狯，实为逆党的头目，塞思黑、允、允都听他的指挥，愿意为他卖力，而不顾伦理纲常的大义，他们的举动诡密。如果阿其那真的愿意改正错误，重新做人，那其他几个人是不会顽固到底的。朕所以令塞思黑等分别居住，而留阿其那一人在北京，是为了对他加恩厚待，希望他能感激并且觉悟的打算，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并且披肝沥胆，诚心劝告，以至于垂泪，只是没有向他下跪罢了。谁知他反叛不臣的思想一点也不改变。前诸王大臣等人向朕参他们恶迹有几十条，都是举朝都知道的事实。到他被拘禁之后，不但不知道害怕，反而欢乐跳跃，放肆之态，不堪枚举。这那有想改悔的迹象呢？塞思黑居住西宁，逆状种种，也没有一点畏惧之心。到了令他来保定时，不但没有悔改之意，反而一路上谈笑自如。解送他的人员，向他讲述朕即位以来所办的朝廷政务。他却笑道：“他从来都很伶俐。”全无臣弟应遵之道，而且他反叛的思想更激烈，又哪里能希望他改过从新呢？允拘禁已有四年多了，至今还是那样凶悍傲慢；允在拘禁之地，还干些镇魇的妖术，被他的手下人举报出来。朕遣大臣询问情由，并让他供出从前结党的罪行，他说：“我说出来，恐怕处死刑，如果皇上免我从前的罪行，我便都一一实供。”
所派遣去的大臣告诉他：“皇上原有旨意，你若据实供出，一点不再隐瞒，必然宽大处理”。于是他把从前同阿其那、塞思黑、允等朋比为奸，阴谋诡计，以及朕即位后他们的各种逆议，都一一供了出来。并且对镇魇之妖术也自认不讳。所以诸王大臣力请正法，但是朕仍然原谅他，看他近来好像稍有感愧之意。
【原文】
至于阿其那、塞思黑从来之恶迹，其彰明较著，为朕所知者，不可胜数；而其处心积虑，鬼蜮之行踪，为朕所不知者，不知凡几。伊等自意为朕必皆悉知，料无可幸免之理，是以残毒之念，日益加深，妄乱之行，愈无忌惮，拼一死以累朕，逆志坚定，不可拔矣。似此万无可姑容之罪情，而朕尚未忍即置之于法，仍令拘禁，以待天下督抚大臣公奏到日再行酌定。不料旬日之间，二人相继俱伏冥诛，实奇事也。此时朕垂涕谕全朝大臣曰：“朕原欲为十全之令主，以报答我君父之恩。今有二人之事，便黾勉十分之善，亦减去其半矣。此朕所遭之不幸，岂非朕父子前因夙劫之冤孽耶！”
总之，此等立心与国家君父为仇之人，暗结死党，潜蓄奸谋，不将国家至于扰乱倾危，其心不肯止息。朕既洞烛其逆情，若不先期防范，及彼谋成事就而后应之，则朕之力不能胜，彼时身死无名，为天下后世笑，不但负皇考付托之重，而宗社之安危，正不可必，天下生灵皆遭涂炭之厄矣。幸朕每事洞烛几先，伊等之伎俩，全无所施，惟力造作恶言，以为煽惑报复之计，由今日之事观之，虽渠魁数人被诛，而其同党胁从，至微至贱之人，仍复怀藏逆志，传布大逆之语。以此情形观之，然则朕之留心防范，早为经理者，岂非上天、皇考默启其心，使宗社苍生享太平之福耶！从来仇敌之人，造为谤议以泄其忿者，往往有之。朕从前未忍将逆党悉行正法，而充发边远时，亦料此辈奸邪匪类，必有怨望之词，想亦无人听信。但不料其诬蔑诋毁，怪诞奇特至于此极，亦并不料有曾静、张熙辈遂信以为实，而便生背叛之心也。所幸薄海之外，亿人兆人，受皇考圣祖六十余年深仁厚泽，浃髓沦肌，不为匪类流言摇惑于万一者，岂人力之所能哉！则皇考之留遗于朕者岂止天高地厚而已哉！今日不但雪朕不白之冤，而皇考又安宗社苍生之功德愈加彰著矣。挥泪书此，再示臣民，天下也可以知朕之心矣。
【译文】
至于阿其那、塞思黑过去的恶迹，其中明显的，为朕所知道的，不可胜数；然而他们暗中的诡秘行踪，为朕所不知道的就更多。他们以为朕对他们的罪恶已经全部知道，料到不会宽大处理，所以就更加残毒，妄图作乱，准备拼上一死来连累于朕，真是逆志坚定，不可改变呐。像这种严重的罪行，朕还不忍进行处置，只是仍令拘禁起来，以等到争求罢各地督抚大臣的意见后再行处理。不料，十几天之内，二人相继死去，真是奇事。此时朕流泪告诉全朝大臣说：“朕原想当一个十全十美的君主，以报答我君父的恩德，今天二人之事，使我再十倍努力，功德也大减了。这是朕遭到的不幸，岂不是朕父子过去留下的冤孽呢？”
总之，这种处心与国家君父作对的人，暗结死党，潜蓄奸谋，不把国家弄到大乱，他的心是不会甘的。朕既然已查明其奸情，若不进行防范，到了他们阴谋得逞时，朕的力量无法获胜，到那时死了也不明不白，被天下后世人所讥笑，不但辜负了皇考的重托，而且使天下生灵涂炭，社稷倾危了。幸亏朕每个事都事先明察，使他们的伎俩，无法施展，只有去造谣惑众，作为报复。
从今天这件事来看，虽然为首的罪犯被诛，但是他的同党胁从，那些下贱之人，仍然心怀逆志，到处传布谣言。从这种情况来看，朕留心防范，早做处理，岂不是上天、皇考对朕在暗中启发，使国家苍生享太平之福呢？从来心怀恶意的人，造谣诽谤以泄私忿，往往是不少的。朕从前不忍把逆党都进行正法，而是把他们发配边远地区。也料到这类奸邪匪类，必怀怨恨之心，会散布谣言，想来也不会有人听信。但是不料其诋毁到这种严重程度。并且有曾静、张熙等人还信以为实，而且生出背叛之心呢！
值得庆幸的是四海内，全国人民，受皇考圣祖六十余年深仁厚恩，大多数人不信流言，这是人力所达不到的效果。而皇考留给朕的恩德岂能用天高地厚来形容？今日不但雪了朕的不白之冤，而且又暗示了皇考对社稷苍生的功德更加显著了。挥泪写到这里，再次告诉臣民，使天下都知道朕的心情吧。诸王大臣奏请应将诽谤皇上的曾静按律处决，碎尸悬首，以昭国宪，以快人心
【原文】
和硕怡亲王等题为滔天之罪恶难宽，率土之同仇甚切，恳祈乾断，明正典刑，以昭国宪，以快人心事。臣等伏读上谕，宽宥曾静，仰见我皇上大度包涵，如天之无不覆，如地之无不载。虽恶兽毒蛇，魑魅魍魉，不忍以雷霆歼灭，欲使之改面回心。
自尧、舜、禹、汤以至于今，未闻此宽大之典也。但臣等伏思我朝创业垂统，列祖圣圣相承，圣祖仁皇帝御极六十余年，丰功骏烈，炳耀日星，厚泽深仁，浃洽宇宙。皇上嗣统建极，大孝大德，至圣至诚，宵旰勤民，仁育义正。躬行节俭，俾藏富闾阎；广沛恩膏，以普寒黎庶。蠲赈动盈亿万，教养溥遍遐荒。数年以来，年岁丰登，民气和乐，嘉祥骈集，风俗阜成。举凡含齿戴发之俦，靡不沐浴皇风，歌咏帝德，山陬海，僻壤穷乡，咸顺则怀恩，心悦诚服。乃有曾静者，性与人殊，张为幻，蛊惑于逆贼吕留良之反书悖论，复道听阿其那、塞思黑门下之奸徒匪类散布诬捏毫无影响之流言。辄敢编集蜚语，缮写谤书，令其徒张熙从湖南远至陕西，赴总督岳钟琪衙门投递。虽不能为反叛之事，实素蓄反叛之心。是以恶贯满盈，神明驱遣，令其自行败露，身服典刑，以消异类之邪说，以正天下之人心也。经年以来，中外臣民闻其嗥吠，皆切不共戴天之忿，思食其肉而寝其皮。
今皇上沛如天之仁，悯其始由误听，今已悔悟，情有可原，特加宽宥。臣等伏读圣谕，以改过望天下之人，过大而能改，胜于过小而不改，若实能改过，则无不可赦之罪。又念跳梁逆命者，畏罪投诚，尚邀赦宽之典。大哉皇言！宽仁好生之德，度越千古。但曾静枭獍性成，阴谋不轨，诬谤悖逆，罪恶弥天。查律例开载十恶，凡谋反叛逆及大不敬，皆常赦之所不原。是曾静之罪在十恶，乃三宥之所不及。而张熙与曾静共谋不轨，赴陕投递逆书，思欲构乱，亦所难宽。仰祈皇上俯允臣等所请，敕下法司，将曾静、张熙按律处决，碎尸悬首；查其亲属逆党，尽与歼除；以明朝廷之宪章，慰臣民之公愤。臣等无任恳笃激切之至。为此，谨题请旨。奉旨：宽宥曾静等一案，乃诸王大臣官员等所不可赞一词者，天下后世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皆朕身任之，于臣工无与也。但朕再四详慎，所降谕旨，俱已明晰，诸王大臣官员等不必再奏。倘各省督抚提镇有因朕宽宥曾静复行奏请者，著通政司将本发还。
【译文】
和硕怡亲王等人共奏，为滔天之罪恶难以宽容，全国人同仇愤慨之极；所以特此恳请皇上明断，以正典刑，以昭国法，以快人心事。臣等伏读上谕，对宽宥曾静一事，真感到我皇上大度包涵，如上天那样，无一样事物不在覆盖之内，如大地一样，无一件事物不受到它的承载。纵然是那些恶兽毒蛇，恶鬼恶魔，也不忍心用雷霆歼灭它们，还想让他们洗心改面，重新做人。自从尧、舜、禹、汤以至到今天，也没有听说有这么宽大的处理。但是，臣等回顾我朝创业艰难，列祖相承，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余年，丰功伟业，与日同辉，深泽厚仁，充满环宇。
皇上继承大位以来，又体现了仁孝大德，至圣至诚，勤政爱民，仁义正派，艰苦朴素，普济百姓。对百姓受灾，动不动就是赈济上亿上万的府库银钱，使几年以来，年岁丰登，人民安乐，祥瑞呈现，风俗淳和。凡是全国百姓，没有不受到皇上的好处的，天涯海角，僻壤穷乡，无不歌功颂德，心悦诚服。然而唯有曾静，性情与人不同，捕风捉影，深信逆贼吕留良的反论，道听阿其那、塞思黑门下奸徒匪类散布的流言，竟敢编写流言蜚语，制造叛逆书信，令其徒张熙从湖南运至陕西，到总督岳钟琪门下投书。虽没有形成反叛的事实，可以看出他平时已蓄谋反叛已久。所以恶贯满盈，遭神明驱使，让他自行败露，身服典刑，以消除那些异类的邪说，以正天下的人心。
一年来，中外臣民听到此事后，都同其有不共戴天的仇恨，甚至想吃他的肉，睡觉也盖他的皮。今天皇上的仁德如天大，可怜他本来误听人言，并且已经悔悟，情有可原，特给以宽大处理。臣等伏读圣谕，皇上以改过希望天下之人自新，指出过大而能改，比过小而不改要强，如果确实能改正错误，那么，再大的罪也可以赦免。并且又念他是小小的跳梁逆命之人，畏罪投诚，而且又要求宽赦，所以就予以宽大。伟大呀，皇上的言语！宽仁好生的品德，真是超过千古。但话说回来，曾静阴毒成性，阴谋不法，诬谤叛逆，罪恶滔天。根据法律所载对十恶的处理条款中，凡是谋反叛逆以及对圣上大不敬的，都是不能按照常规赦免的。所以曾静的罪行属于十恶不赦之列，即使三倍地惩处也不为过。同时张熙与曾静共谋不轨，亲赴陕西投递逆书，想制造叛乱，也不能予以宽大处理。仰请皇上同意臣等意见，下令司法部门，把曾静、张熙按照法律判以死刑，碎尸悬首；并查其亲属逆党，全部依法惩办；以昌明朝廷的法律，以平臣民的公愤。臣等恳切要求。为此，谨以此议题请皇上批示。
皇上的圣旨道：宽宥曾静一案的问题，诸王、大臣以及全体官员等都以为不能宽大处理。以朕想来，不管天下后世，说对也罢，说错也罢，都有朕一人承担，与大家没有关系的。即使如此，朕也再三再四地考虑，已降之旨，都很明白了，也是定了的，诸王大臣以及各省官员不必再讲了。如果下面各省的督抚、提镇等官员有对宽宥曾静有不同意见的奏折和请示，由通政司把他们的奏折仍旧发还本人。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