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受尽折磨的陈寅恪
编纂者卞僧慧先生是当年亲炙谱主教诲的清华毕业生，今年已经九十九岁高龄。蒋天枢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自己也曾拜读。友人寄赠这部《年谱长编》后，粗读一过。本谱作为长编，篇幅较另外的一些年谱长编要短（丁文江、赵丰田编梁谱长编在北京家中，不及对比，感觉要两倍于本谱；胡颂平胡谱长编更是煌煌十大卷，四千多页），不过，在内容上，本谱吸收了蒋天枢《事辑》及其后新出版物揭示的一些史料以及一些书信，自然是愈加丰富了。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几件事。赵俪生自传中记录1949年中共进城前讨论接管北平各大学与文化机构，某日论及各校教师到军管会下设文管会报到并登记事。 “有人主张，不管年龄老少，全要亲自来报到。于是有人说，譬如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赵俪生当时就认为，这时一种征服者对于被征服者的姿态，他引用列宁对巴甫洛夫的态度为例，说这值得我们学习，并提高嗓门说：“特别值得成校长学习！”让成仿吾十分难堪。当然，事后赵俪生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复。
还有陆键东在书中已经揭露过的史料，1954年起担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龙潜，组织领导一起又一起运动。在“肃反运动”中，龙潜作惊人之语：“有人企图使岭南大学复辟，如有风吹草动，我在国民党回来之前，先把你们杀光还来得及”。肃杀之气，跃然纸上。
至于文革期间，谱主受尽折磨的种种，吴宓、陈序经、翦伯赞、向达等被凌辱残害的情况，谱中都有叙述，也是那些还在为文革招魂的人士应该阅读的。书中记，1968年12月18日，翦伯赞夫妇服用安眠药自杀身亡。“刘少奇专案组”逼迫翦伯赞证明刘少奇1935年有变节行为，翦拒绝作证。专案组副组长情急之下，拔出手枪，怒吼：“翦伯赞！今天你要不老实交代，老子就枪毙了你！”可怜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就只能以死抗争了。
1949后，谱主多以诗言志，以诗讽世，卞先生虽然也辑录了不少诗，但是对诗的含义，若能将余英时先生著作中的相关考证引入其中，就多些相互发明的阅读效果了。这些最相关的材料书中很少采用，而一些不大相关的时政消息却屡见不鲜。例如1960年5月28日条，全部就是当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内容，虽然可以作为谱主生活困难的背景材料，但是毕竟不是最关联材料。
1950年11月条，记《元白诗笺证稿》由岭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出版线装本事。卞先生称“原书未见，兹据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云云。我很幸运，承蒙中山大学法学教授李启欣先生寄赠一部，成为我的珍藏。封面上当年红卫兵涂鸦的“打到陈寅恪”字样触目惊心。我收到这珍贵的馈赠后曾在博唠阁上写文简要介绍。（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66320010006sq.html）
在编纂技术上，本谱的一个很大缺陷是没有附加索引，对于检索利用相当不便。未知再版时能否改进？
《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卞僧慧纂，中华书局 2010年4月版，X+413pp，精装本，50元。
又及：承蒙“老面”网友指示，附上张求会先生发表在《东方早报》（2010年6月27日）上的文章链接，这是一篇很全面和公允的评论。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31/node2433/userobject1ai227859.shtml
附：我写于1998年的“香港访书记”中对余英时先生著作《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的简介
余英时著《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
在近年来大陆上的“陈寅恪热”的各种文字里，余英时先生的有关观点若隐若现，尤其是涉及到陈寅恪晚年诗文的释义方面，或许是因为余先生的观点不合时宜的缘故，我们往往只能从国内学者的引文里了解一二。冯衣北的《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一书正是与余先生论战的产物。尽管冯著以附录的形式收入了余先生的一些文章，多少弥补了人们只能读到一面之词的缺憾，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家大陆的出版社将余先生这方面的全部文章结集出版，读者毕竟难以得见全豹，仿佛两造争辩于法庭之上，一方口若悬河，全无遮拦，而另一方却受到种种限制，法官以及旁听的人们只能听到他的片言只语，毕竟是很不公平的事情。
也是在都市田园，我买到了余先生的这本书。书的出版者是台湾东大出版公司，列为“沧海丛刊”之一，出版时间在1998年1月，是这次我所买各书里最晚近的一种。实际上，这是作者对于陈寅恪诗文以及思想作出的阐释文章的第三次结集了。在这个增订新版里，除了增订版序外，作者还专门写了一篇“书成自述”，对过去的四十年间由偶然的机缘涉足陈寅恪研究的来龙去脉作了一番介绍。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对大陆某些“新论说家”力图淡化陈寅恪的政治倾向，而以所谓文化的苦恋以及爱国主义来抵御和掩饰某种更深层次追究的做法所给予的犀利评论。另外，在本书里，作者力图重构陈寅恪晚年的精神世界以及价值系统与史学思想，与此同时，我们亦可从中理解作者本人的治史态度。